问大家个问题,车上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重读,怎么不让它重

小孩上了半期一年级可不可以消了学籍重读_百度宝宝知道来自雪球&#xe6关注 价值50亿美金的反思,关于小白创始人搏击万亿市场的正确姿势三来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胜与运气我有一个朋友要在某个领域创业。有人已经先做了,他觉得不错,于是也想做一个。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比那个创始人厉害吗?他摇摇头。他说那哥们的背景比我厉害多了。我说你的团队比他的团队厉害吗?他说差一点。我就问他,你现在看别人的一些数据,能读懂吗?他说在努力阶段。我说你觉得有没有人比你更懂。他说有,就是那个创始人,以及听完这个创始人讲故事的投资人。我问那你有没有想过跟他聊一下,他说没想过。我说你到他们公司楼下,中午的时候可能跟他们的员工偶遇一下,是不是可以搜集更多的信息?他说没有打算这样做。他说打算就自己想,从网上抓他们的数据,分析他们有多少用户增长。我说你觉得你能赢吗?他说有可能。(笑)他觉得这东西说不好,谁知道幸运女神会青睐谁呢?这意思是,他对这件事的认知不如别人,还要打赢别人。凭什么呢?他也做了很多功课,但这个心态就不是必胜的心态,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不是必胜。他其实在拿自己的很多不足去赌运气。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赌运气。什么是必胜?必胜是某种认知,某种信念。它的意思是,不要把你的结果压在任何的运气成分上,你要尽全力去锁定胜利。比如,不能接受你的团队比他差。为什么要接受团队比他差?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难道投资人就一定看不上我吗?他无非是觉得投资人有好多类型,有的人喜欢他,有的人喜欢我。如果你是必胜的心态,你不能接受有一个重要信息你不知道。不知道它,你也许仍然能打赢,也许你会打输,你不确定。我们要的是确定性,我们要的是必胜。再举一个例子,人人车早期的心态也不是一个必须去赢,必须去取得胜利的心态。人人车以前的认知是行啊大家一起来做二手车行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笑)我当初就觉得,哪个行业不是很多人在做啊,这又是一个低频的生意,市场还这么大,何必为了自己就要把别人置于死地?C轮融资我们也只是要了让人人车足够跑完下一程——差不多是月交易量从——的钱。打个比方。狮子要吃一头羊,草原上还有其他几头狮子。万一遇到了,它们就会跟你抢。当然我们可以说草原很大,你抢我这头羊干嘛?但它就是来抢,怎么办呢?为什么要让(有狮子来抢)这个可能性存在?有没有能力避免这个可能性发生?如果没有该怎么做?不能接受有一个人跟你平起平坐,不能接受有个人跟你说我们一起来做,市场再大也是我可以做你不要做。全力以赴消除一切可能性,这是必胜的思考方式。没有必胜的心态影响了我们非常多的决策。我们应该在瓜子出来之前把它干掉。如果知道瓜子会出现,我们当时应该想尽办法让58投我们。我们应该在C轮多拿一倍的钱。那一轮我们的融资额是8500万美元,拿多了一倍的钱确实会把大家的股份稀释的很厉害,但那也比公司落后了强(笑),对吧。必胜这个信念影响的是一切。人人车这4年的过程说不上惨痛,结果也还不错,比绝大多数创业者好多了。人们认为某一次的决策、某个时间段更关键,其实不是的。两家企业是动态往前发展的,竞争的态势也是动态变化的。我觉得不应该把企业的生死问题放在某一次决策上,实际上它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像浩涌每过一阵就觉得能把对手都置于死地,但实际上并没有。大家都活了下来。只不过对于人人车而言,对我自己而言,我深刻的意识到我们要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健升级我觉得人的提升有这么几类。我过去读过很多书,上过很多课,对创业也有很多的预设的思考。比如我们怀着一个美好的憧憬,觉得创业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应该重点抓什么。比如要找钱时该怎么跟投资人沟通?是激进一些还是温和一些?招人该怎么招?我们会有这样一些预设。也许我思考的略微多一些,另外一个人思考的略微少一点,反正创业者可能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当我开始做人人车之后,我就不断在实践原来的一些想法。它是一些技巧。实际上是创业者聚焦到事的层次和术的层面。这是比较初级的阶段。有一些技巧、预设的思考会奏效,也有一些没有奏效。渐渐的我们会发现这个原来的思考基本上用的差不多了,那些知识已经枯竭了。(笑)但企业仍在继续,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我们就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自己是被事情推着走。谁谁要离职了,为什么?谁谁谁那个事儿做的不好,为什么?换了一拨又一拨人,那个城市的业务就是做的不好,为什么?这个阶段的问题是,我们总是在跌倒之后再爬起来。老是先受损——或大或小——然后再去想怎么避免。打个比方,(笑)先被人打了一下,然后想我靠我没防住这一拳,没想到他这么打,我以前没想到他出拳速度这么快。我觉得90%以上的创业者都在被事推着走的阶段。当然,更大比例的创业者根本没有趟到这个阶段就挂了。如果你处于一个竞争不那么激烈的行业,只是做个小生意的话,创业者走到这个阶段可能就够了。但人人车所处的这个行业是竞争相对激烈、资本密集度比较高的,所以就要求创始人过渡到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重点在于突破自己。突破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突破自己看待这个环境的方式。人的生长过程有点像蛇的成长。蛇要经过蜕皮,如果不撕掉这层皮它无法成长。所以成长的前提是先打碎自己,再重新组装自己。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但是你能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了。在年人人车处于第一个阶段,在年人人车处于第二个阶段。我觉得我们现在处于第三个阶段。我跟你(重读记者和阳)说的很多思考——包括这个创业阶段的划分——都是我事后才总结出来的,当时我没意识到。当时我只是一直在做事。2017年六七月份,应该是我的思考比较集中爆发的一个时间段。过去我对很多问题有思考,但又有点乱、比较散,没有抓住根本,没有真正把思考体系梳理清楚。那段时间我终于把这个体系理清楚了。认知升级得有主线把它串起来。对我而言有几条主线,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决策。我要意识到我的工作是决策,我们要挖掘决策质量背后的核心原因。第二条线其实是我们过去经常听老人说的一句话:活明白了。什么意思?他对待他周边的世界,比如企业的环境、竞争环境、行业、人生、家庭、亲情,都看透了。看透的标准是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就像我刚刚问你(重读记者和阳)为什么战略重要?你只能说重要但是你说不出这个道理对吧?再比如你教育孩子怎么教育呢?打还是不打呢?再比如一个企业的员工为什么会被组织在一起?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才是更优秀的?类似这种问题不容易想明白,但我们需要想明白。我们需要想透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和你最相关的那一部分。想透了以后呢你就容易发现规律,容易看到机会,容易去组织某种资源。第三个视角是李善友(混沌大学创始人)教给我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是有些东西在驱使它产生更好的结果。他称这个脑袋里面的东西为套路。我把它理解为思维模型。你今晚几点回家?想回家早一点,因为老婆孩子都在家。那你的思维模型就是“家庭比工作重要。”类似这样的思维模型大量存在于我们的脑子里。就好像你自己是操作系统,处理某件事需要的思维模型就好像是应用软件。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你要意识到你之所以会跌那个跟头,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会说出你自己有点后悔的话,就是因为你背后的某一个思维模型在作怪。这个思维模型决定了你是谁,思维模型选的对还是错决定了你是不是比他人更优秀。做出错误决定最根本的原因是思维模型,客观条件只是它的催化剂。如果你的反思没有到思维模型这一层,就不算是反思。比较肤浅的反思就像是在那个不好用的软件里增加自己的技巧,也会有提升,但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你需要的是Photoshop,而不是要什么光影模式手。是套路错了,是思维模型错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态人人车2017年之前,我也思考过整个二手车行业的未来。但就是思考,并没有跟企业的战略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关联性不强。比如这个行业的模式,人人车选择了C2C,那我们的思考就是说我们要专注。创业要专注。这句话在那时的我心中的分量相对更重。它占据了某种程度上的主导,也使得我们对一些机会感到麻痹。我们看到了某个机会,但因为我们比较专注,就不容易朝那个方向深入思考。我们就觉得算了,让别人发财去吧,我们要专注,不要轻易换赛道。(笑)应该是该专注的时候专注,不该专注的时候不要专注。怎么区分这个时机就是最难的部分。这需要我们去综合评估公司在原有方向的积累。现在我们也没换赛道,但我们有了上面那些认知升级后会变得更开放。 当别人在思考什么C2B、C2C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二手车行业的未来会怎么样。当别人思考这个行业的未来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去思考汽车工业会怎么样。当别人思考汽车工业会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思考的是未来这个城市的交通会怎么样。当你思考问题的视角比他站得更高的时候,你就有可能发现他的那个视角里看不到的机会。这就可以让对手的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人人车现在每隔一个季度就迈上一个小台阶,这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理解要更进一步。要上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我们自己也要变得不一样,我们和行业相处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我们有很多提升。我现在更倾向于把人人车定义为一个生态的人人车。原来我们思考这个C2C的模式,现在我们思考问题的视角就变了。我们没有局限于模式本身,我们思考的是怎么去整合行业的资源来共同推进二手车交易这件事。2017年9月拿到滴滴的投资后,我们制定了一系列赢的计划,也升级了团队。我们一段时间集中精力攻克一个指标。我们越聚焦,对竞争对手形成的威胁就越大。那么我们希望取得的突破是什么呢?就是车源。车源是二手车行业的所有指标里最根基的指标,这行业是供给驱动嘛。我就打这一点,这一点必须打赢。人人车的车源量已经跟瓜子不分伯仲了。滴滴对此的贡献价值是多大,我们没说过。我们在滴滴上有好多入口,它的流量导入对我们的助力确实很大。我们跟瓜子的竞争原来是单引擎,我们现在多了第二引擎。第二引擎很强大,而且是它不具备的。打完车源之后我就打销量。现在我们正处于打销量的阶段。人人车的月销量已经接近瓜子了。人人车的业务重点会放在包卖上,我们把它当做 C2C模式的升级来看,同时又能更好地解决效率和体验的问题。这块业务的增速我相信会很快,因为它的核心能力——资金和技术,我们都花了很大力气去解决。技术也是能影响这个行业未来竞争的一个核心因素。过去几年,大家都集中力量连接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从业者。下个阶段技术就成了应该考虑的事情。我相信,当人的升级完成之后,技术就成为了革命性的生产力。收入是我们的第三步。金融对于我们非常重要,很多用户没有金融就不买车了。金融业务是可以快速增长的。2018年人人车正在从C2C平台升格为综合性汽车交易平台。目前我们还处于亏损状态。我们希望能在2018年底的时候赢利,或者能看到一个明确的赢利的时间表。也许我以前会闪现出一些画面:就你总相信世人都会犯错(笑)。但我现在不期待对手会犯错。如果对手自己犯错,我们会很高兴,那是老天爷送我们的一份礼物。但期待对手犯错是弱者的标签。那不是必胜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是对手不会犯错,也一直在做挺高质量的决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碾压它。我的认知要超过他。我们只考虑怎么能打赢,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的。19K2,075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86添加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633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tieba.baidu.com/p/3987129559赞同 178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转载]真正的出路:重读任正非2012实验室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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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看到这个对话中的这段话: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请注意这个讲话是以Q&A形式出现的,完全没有稿子,都是直接思路最真实的反应。&任总:首先,我不是专家,和专家沟通我本来就有压力,可能你们提到的很多敏感问题我都回答不清楚,那么我回答不清楚的就叫下面谁来替我回答。现在咱们开始开会,看看大家怎么说法,怎么开法,听听大家的。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Q:杨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我来自诺亚方舟实验室,之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您刚刚讲的一个主题是“创新”,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产生一个诺贝尔奖,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咱们华为怎么样来“创新”,想听听您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A:任总:香港,我认为是藏龙卧虎的地方,香港很多人从欧美留学回来主要就集中在教书了,所以香港的教育质量很好。我多次跟广东政府讲,要允许香港的学校来内地、广东腹地创办学校,把他们的师资能量释放一下。我先不讲诺贝尔奖的获得,重要的是怎么能创造对人类的价值。中国创造不了价值是因为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说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当年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的公司比我们还大,他抱着这个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像他一样的千百万人,有可能就这样为人类社会奋斗毕生,也有可能会挤压某一个人成功,那就是乔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说财产保护制度,让大家看到了 &“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没有产权保护,创新的冲动就会受抑制。第二个,中国缺少宽容,人家又没危害你,你干嘛这么关注人家。你们看,现在网上,有些人都往优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优秀的人敢优秀吗?我们没有清晰的产权保护制度,没有一个宽容的精神,所以中国在“创新”问题上是有障碍的。大家也知道Facebook这个东西,它能出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东西要是在中国出现的话,它有可能被拷贝抄袭多遍,不要说原创人会被抛弃,连最先的抄袭者也会家破人亡,被抛弃了。在美国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罚你几十亿美金。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谁都知道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实际上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用来打压我们的手段,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几十年、上百年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但是科技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一个理论的突破,构成社会价值贡献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时候是60年代,是我们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赚钱了,就感慨怎么我们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搞“文攻武卫”,文革那个时候,还觉得谁读书、谁愚蠢,所以我们今天把心平静下来,踏踏实实做点事,也可能四五十年以后我们就有希望了。但是我们现在平静不下来。为什么呢?幸好你是香港的大学教授而不是中国内地的大学教授,否则你要比论文数量,你又产不出这么多来,就只能去抄,你去抄论文还有什么诺贝尔奖呢?不可能嘛,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学术环境。要构成一个突破,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Q:李航(诺亚方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我来自诺亚方舟实验室,一个半月前加入公司,非常荣幸加入华为,在您和其他领导带领的这个伟大的公司工作。华为想在下一个台阶中有很大的作为,创新力是不可缺少的,请问您觉得怎样才能使华为更具创新力?A:任总:在我们公司的创新问题上,第一,一定要强调价值理论,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一定是为了创造价值。但未来的价值点还是个假设体系,现在是不清晰的。我们假设未来是什么,我们假设数据流量的管道会变粗,变得像太平洋一样粗,建个诺亚方舟把我们救一救,这个假设是否准确,我们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样粗,也许华为押对宝了。如果只有长江、黄河那么粗,那么华为公司是不是会完蛋呢?这个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电就是押宝押错了。中国的小网通也是押错宝了,押早了。小网通刚死,宽带就来了。它如果晚诞生几年,就生逢其时了。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时的。有一些人性格很刚烈,大家不认同,我说你就生错时代了,你如果生在抗战时代说不定就是英雄,说不定就能当将军。我们是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价值基础上,假设将来数据流量会越流越大,但这不一定符合社会规律。马克思理论假设的前提是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他说的物质极大丰富,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没有拿出标准的数学公式来,我们还以为有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的假设是要接受长期批判的,如果假设不对,那我们就要修正。首席科学家要带领我们往哪里突破。第二,在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更多的宽容失败。宽容失败也要有具体的评价机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允许大规模的宽容失败,因为你们是高端研究领域,我认为模糊区域更多。有一些区域并不是模糊的,就不允许他们乱来,比如说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数量化的,做不好就说明管理能力低。但你们进入的是模糊区域,我们不知道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会做成什么。因此,你们在思想上要放得更开,将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与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写出来,发到网上,引领一代新人思考。也许不止是华为看到你了,社会也看到你了,没关系,我们是要给社会做贡献的。当你的感慨可以去影响别人的时候,别人就顺着一路走下去,也许他就走成功了。所以在创新问题上,更多的是一种承前启后。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话,也许你们成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不能因为我不在人世,咱们讲话就一定要有局限性。你们科学家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有局限性。也许你对人类的预测,你最终也看不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一定错误。比方说飞机的涡轮发动机的理论是中国人吴仲华写的,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在50年代写了涡轮机械三元流动的方程,发表了论文。英国按照这个理论做了第一代斯贝发动机。粉碎四人帮后,访问英国时,问我们可不可以引进它的生产,英国说可以呀,小平很高兴,就站起来向英国科学家致敬。英国的所有科学家都站起来向中国致敬,为什么致敬,因为这个技术是中国发明的。*问是谁发明的,回到中国就查,查到是吴仲华写的三元理论。当时他在哪?正在湖北五七干校养猪,赶快把他接过来,到北京当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让他穿上西装再出国,这是一个例子。(注:飞豹的发动机就是这个斯贝发动机)第二个例子,今天汉语非常好使用,主要是因为有汉语拼音。这得感谢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民主氛围。以及汉语拼音伟大的贡献者周有光,复旦大学教授,现在已经100多岁了。他过去致力于工业救国,一直学经济。后来晚年才改研究语言的。到1979年,他认为要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去陈述中国对文字的观点,别人就邀请他去了。上飞机之前,单位告诉他,因为你是外方邀请的,中国不负责所有差旅费,所以他上飞机的时候连一个美金也没有。于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三年的努力,给国际标准化组织争取到中国要使用这个方法来拼音文字。不然,我们的汉字就无法溶入电脑时代,多伟大呀!我们的文字改革经历了几百年,今天汉字变得这么简单,年轻人学文化这么容易,都是靠这么奋斗来的。因此,要构成一个突破,需要几代人付出极大的努力,所以我们不能今天说明天能在哪里登陆,这不是诺曼底。华为公司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Q:RENZHE &ZHAO(首席材料专家):我来自材料实验室,刚刚您讲到的石墨烯就是材料的一种,现在我们主要是业界现有的材料评估引进,以及与供应商和高校合作开发,做一些科研课题。我想问一下任总,您希望华为公司在材料上的研究深度是怎样的,是希望我们和别人一起合作研究,还是想让我们华为的材料人才做自主研发?A:任总:前一段时间,我认为用物理方法来解决问题已趋近饱和,要重视数学方法的突起。那天与何庭波、李英涛交流时,他们说,石墨烯的出现,也许会打破人类预测。我曾在和能源业务讲话时提过,华为公司的优势在于数理逻辑,不在物理界面。华为公司一定要在优势方面集中发挥。所以在材料科学方面,我更多的倾向于材料应用上的研究,而不是在材料的创造发明上。比如日本正在从整机收缩到部件,从部件收缩到材料,这对我们公司是一个天大的好时机,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是怎么用这些东西,使产品比美国做得好,我们就用了巧力。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试验,把关我们产品的质量,好坏让日本员工、德国员工去定义。中国的宗教是玄学,玄学是模糊科学,对创造发明有好处,但对做可靠的产品不一定有好处。我们要花精力理解你做这个创造发明对我有什么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和世界达成互补性的经济关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达成主要的战略目标。所以在材料科学上我更多倾向于应用,即应用最新科技材料。我们的基站为什么还达不到更高的水平,因为还有一些日本的材料成本太高,目前我们还不敢用。材料实验室能不能研究怎么用日本的材料,研究明白了,材料价格降下来时,我们就用来武装自己,产品一下子就世界优秀了。我们不是要做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科学院,什么都做,最后一事无成。我给你四亿美金每年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Q:宾兵(芯片平台与关键技术开发部部长):任总,我叫宾兵,来自海思的平台与关键技术部。在您刚才所讲的芯片构筑战略竞争力,刚好我们部门承接了几项战略规划任务,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和一些国外公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们看到您在巴展的讲话,提出一个词叫作强攻,就是集中力量去在城墙上打一个缺口,今天就想请教任总,就这个强攻策略给我们一些指导,给我们海思这些参与强攻的年轻人一点冲劲,谢谢。A:任总:我今天不针对平台讲这个问题,我就随便讲讲芯片的设计问题,在几年以后,我们在硬件系统,特别是低流量的硬件系统,应该是有系统性的突破了。我们的末端产品的大量硬件会标准化、通用化、简单化,这些成果我们可以固化,这样,我们的研发队伍,至少有几千个设计电路的熟练工程师就挤压出来了,他们可以投入到芯片开发中去。我给何庭波说,你的芯片设计能不能发展到二万人,这些有电路设计成功经验的人把复杂的大电路变成微电路以后,经过一轮洗礼,就是芯片设计专家了。我们有两万人强攻这个未来的管道科学,我们从高端到低端这个垂直体系,难道不能整合吗?世界有两次整合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IBM,IBM在PC机上就是抄了苹果的后路。在PC个人机上,IBM有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新技术产业扩张的时候,IBM已经应对不过来了,IBM就发明了一个兼容机,这个兼容机谁都可以去造,你给我点钱就行了,就是他横向把这个个人电脑整合完成了,这个是对人类的贡献,IBM的横向整合是很成功的。纵向整合我们现在讲的是苹果,它是纵向整合的成功案例。华为应该怎么整合?我们认为应该沿着管道来整合,通讯网络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黄河、长江,企业网是城市自来水管网,终端是水龙头。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整合,都是管道,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怎么强攻,这个要靠你说了算,我只能给你人、给你钱。林彪攻城时,队伍是纵向布置的,攻城的部队,集中撕开一个口子,然后,两个主力就从口子进去,向两边扩展。进而又进去四个师,向纵深,向两侧扩大战果。我们在研发上,有没有平均使用兵力的情况呢?所以我对何庭波说,我给你四亿美金每年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何庭波一听吓坏了,但我还是要给,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Q:JASON(芯片专家):任总您好!我是网络芯片的JASON,我05年从美国回来加入海思,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了。今天我的问题是,刚任总也提到,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主要靠知识产权保护和风险投资。现在我们看到芯片的投资资金量越来越大,可是我们过去的芯片投资主要靠产品线,产品线当前盈利的压力特别大,所以在短期看不到明显收益的芯片投资越来越犹豫,请问任总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我们在没有风险投资的情况下,怎样来平衡这个长期投资和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谢谢!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A:任总:如果在短期投资和长期利益上没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实际上他就不是将军。将军就要有战略意识,没有战略意识怎么叫将军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又要讲到耗散结构,华为公司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整个社会都在衰退,经济可能会循环衰退,我们虽然跟自己过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边相比,活得很滋润,我们今年的纯利会到20-30亿美金。因此,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不敢用钱是我们缺少领袖,缺少将军,缺少对未来的战略。华为能从当年三十门四十门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没有将军的长远眼光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后继就产生不了将军呢?是文化机制问题,考核机制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在广州召开的组织结构改革会上吵了一下午。胡厚崑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利益机制要从“授予”改成“获取”,授予就是我们上面来评,该你多少钱该他多少钱,大家都希望多拿钱。以后我们改成“获取”、“分享”。就是我们整个考核机制要倒过来,以利益为中心。为什么我们机关这么庞大,是因为机关来分钱,机关先给自己留一块,自己发的好好的,工资也涨的好好的,剩下的让阿富汗的弟兄们分,结果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不能鼓励产生英雄的机制,不能产生战略的机制,所以我们现在要调整过来。在调整的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呼唤更多有战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岗位上来。我们看问题要长远,我们今天就是来赌博,赌博就是战略眼光。我们赌什么呢,赌管道会像太平洋一样粗。我们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体系,有没有可能做到?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空中客车和波音的的竞争,波音就假定了这个世界是个网络型的世界,点到点的飞行,这样就不需要枢纽中转就可以直达这个小城市,因此波音没有做大客机,波音在小的点对点上改进,点对点的飞行。而空中客车假定是“枢纽”型,到法兰克福先坐大飞机,再转小飞机,所以三百人的飞机就首先问世了。我们今天就要假设未来的架构是什么样的架构?如果我们假设都不清楚,我们对未来就是一个赌博,就是赌这个带宽是多少。我们没有先进武器,拿大刀长矛去砍飞毛腿是砍不掉的,我们需要有东西去对付他。我们不指望都有英明领袖,我们是共同来推动大家都有战略眼光。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Q:李金喜(终端OS开发部部长):我来自中央软件院欧拉实验室,负责面向消费者BG构建终端操作系统能力。当前在终端OS领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态圈,留给其他终端OS的机会窗已经很小,请问公司对终端操作系统有何期望和要求?A:任总:如果说这三个操作系统都给华为一个平等权利,那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不需要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别人的优势呢?微软的总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害怕华为站起来,举起世界的旗帜反垄断。我给他们说我才不反垄断,我左手打着微软的伞,右手打着CISCO的伞,你们卖高价,我只要卖低一点,也能赚大把的钱。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伞拿掉,让太阳晒在我脑袋上,脑袋上流着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润起来,小草用低价格和我竞争,打得我头破血流。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同样的,我们在做高端芯片的时候,我并没有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我认为你们要尽可能的用他们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们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东西稍微差一点,也要凑合能用上去。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我们的目的要简单一点Q:、Georgo(图灵开发部部长):我以前在国外做过三家CPU设计公司,目标都是挑战Intel,三家公司最终都没成功。我现在负责嵌入式处理器,想请任总谈一下对嵌入式处理器的期望和要求?A:任总:我希望海归不要狭隘,不要学了钱学森和邓稼先的故事,就激励你们走他们一样的政治道路。他们是在中国和整个世界处在政治孤立的情况下,毅然回到中国。但我认为你们回到香港也是中国,香港税收只是大陆税收的三分之一。我们最终还是要走向全球化的体系,遇到美国的障碍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看了《大漠英雄》,我们和当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年做原子弹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见过原子弹是什么样,他们用的方程是我们初中学过的平衡方程,他们在手摇计算机上摇出来了原子弹。而我们今天的创造发明不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向全世界开放,而且通过互联网获得巨大的能力,华为也获得巨大的基础。所以说我们要跳出狭隘的圈子看到未来的结果。我们今天是有能力,但不要把自己的能力设计得完全脱离我们实际。我们若要完全背负起人类的包袱,背负起社会的包袱,背负起中国民族振兴的包袱,就背得太重了……我那天给何庭波的批示上讲,你能不能伴着华盛顿的音乐,跳一支《春江花月夜》?背上了包袱,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五千年,为了更伟大的目标,你还能跳得动么?所以我认为我们的目的要简单一点,我们也担负不起重任来,我们能往前走一点就是胜利,不要以为一定要走多远。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Q:、胡波(无线网络芯片开发部部长):我叫胡波,是来自海思,做无线网络芯片的。过去几年我们在产品线做无线网络芯片做的还是不错的,后续的发展趋势是我们的一些主力产品都要使用自研的芯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会遇到竞合的压力……A:任总:何庭波翻译一下,我没听懂。何庭波:就是说如果用了我们的芯片,就不用供应商的芯片了,供应商就给我们施加供货压力。任总:我刚才已经讲,我们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还是要用供应商的芯片,主要还是和供应商合作,甚至优先使用它们的芯片。我们的高端芯片主要是容灾用。低端芯片哪个用哪个不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问题,我建议大家要好好商量研究。你刚才讲的我们不用供应商的系统,就可能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封闭系统必然要能量耗尽,要死亡的。我们刚讲人力资源封闭系统,能量耗尽,一定要死亡的,技术系统也不能做封闭系统。怎么科学合理地去平衡这个世界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我不能一句话给你讲明。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公共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平衡Q:楚庆(海思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听了任总战略攻关和创新号召后,我们都很兴奋。第一个问题是:现在我们其实差的很远,而且美国战略高地我们没有办法布局,那么在产业布局上,在地域选择上有没有一些指导性的原则?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做这些产业布局,按照我们传统的做法,都是去当地招几个很厉害的人,把他们放到我们的研发部,但这种做法对包括日本这些社会,可能会引起反感和激烈的反弹,那么在产业布局的深度上我们有没有新的考虑?A:任总:关于公共关系我们做了一个决议,估计你们很快就能看到了,我们是如何平衡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我这次去圣彼德堡发言。普京当选总统,当天我就发了贺电,通过友人转给他。我们也是想平衡俄罗斯的关系,我们也要平衡日本关系,包括加拿大的关系。我们要在加拿大建个大的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很高兴。当然,我们还要号召我们的员工到新西兰去旅游,10月份以后慧通公司会推出新西兰旅游计划,希望你们去旅游,你帮我,我帮你,这是公共关系进行战略性的平衡。实在不行,我们就要多从新西兰多买点奶粉,你既然给了我们国家宽带网,我总要给你们新西兰作点贡献,我也要为公司的生存平衡发展作贡献。战略布局,我们唯一觉得困难的是美国。别的国家没有困难,英国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我们大规模投资的。我们把加拿大的人才用尽了吗?英国人才用尽了吗?这个世界的人才除了美国就没有了吗?我不相信,比如Facebook扎克伯格是新加坡公民,不是美国公民,就可以招聘他,不受美国限制呀。我们不要狭隘的认为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你们让我到华盛顿白宫旁边的花园里建个办公室,我是没办法。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Q:柳春笙(芯片领域专家):任总您好,我叫柳春笙,来自海思后端设计部。我是去年10月底从美国回来加入海思的。首先就是海思的定位问题,我们做技术的都有一种自恋情节,认为做的都是关键技术,都是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是也有很多声音说,海思就是给公司降低成本的。我们下面的兄弟确实都很辛苦,产品线对成本的要求都非常高,经常为了一点点的成本大家加班加得很辛苦,我们挣的每一分都是辛苦钱。请问任总,公司对海思的定位是怎么样?A:公司运转是依靠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商业模式,一个轮子是技术创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创新的轮子。对海思的定位,它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体系,但是你的自恋情节不能取,我刚开始来就说闭合系统,如果海思有自恋,要求做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不光荣,那就是一个闭合系统。我们总有一天能量耗尽,就会死亡,所以我们要做开放系统。你的系统可能被放弃,但并不影响你个人的成就。这就是人力资源政策要跟上来的问题。我们先排除政治观念,讲一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国家的高铁。中国自己也生产高铁,株洲机车厂是当时最先进的国产厂。当时高铁投标的时候,株洲没中标,都是西方国家,比如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合资工厂中标。株洲曾经是我们国家最强的机车厂,而德国、法国、日本都是找差一些的机车厂合资,合资厂吃得肥肥的,结果株洲也没有吃亏。这就是铁道部处理的艺术水平了。铁道部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株洲没有叫苦?把你们合资企业赚的钱都给株洲,进行技术研究,我总有一天会用你的。到现在已经确定下来,250公里的高铁,株洲可以投标了。我们在价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暂时没有用,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是如果个人感到没希望了,可以通过循环流动,流动到其他部门,换新人再来上。我们可能坚持做几十年都不用,但是还得做,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我们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今天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所以,可能几十年还得在这个地方奋斗,这个岗位、这个项目是不能撤掉的,但是人员可以流动的。少林寺还可以有CEO,和尚也可以云游的,但是庙需要定在那里,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掉的。再比如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核战争?现在没有,那就应该停下来核的研究吗?你说我们的核科学产生了多少科学家,你看那些功勋一大排一大排都是。不要说邓稼先,活着的也还有很多,但什么时候甩过原子弹呀?所以海思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它的战略地位。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做十年冷Q:王志敏(海思技术规划部副部长):任总您好,我是王志敏,来自海思战略技术规划部,这是一个涉及产业链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战略攻关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半导体行业的战略攻关与后端生产制造非常相关,同时亚太区半导体的产业环境也在完善,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和阶段,我们公司是否会把半导体产业基础做得更加稳固?A:任总:我讲第一点,我们不能为了获取这个体系的利益而去做半导体生产产业。半导体的生产是化学问题和物理问题,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即使做了个工厂,做个12英寸,外面做16英寸的,就把我们抛弃了。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第二点,我们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做十年冷。特别是基础研究。在50、60年代的电影演员是没有啥钱的,我曾经听过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中央顶级的明星刘欢、王刚等从北京到太原的演唱会,走一次穴能赚多少钱呢?赚20元人民币。但是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贡献呢?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等这些人,俄罗斯的文化、文明,俄罗斯是文化大国,他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他们国家几百年没有动乱过。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我们的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今天重新纪念王国维是来源于王国维这句话,是因为他对中国洋务运动的批判,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动。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计较。为千秋万代、中华民族要做出历史贡献。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裂枣,他们把 “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为什么说不够好呢,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也不能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力去做。必须要靠自己Q:牛社团(技术规划专家):我来自公司技术规划部。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电信产业原来的业务单一,只是语音业务,所有我们公司产品都有标准规范,按标准规范去做就可以了。但现在整个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后,整个产业的业务范围已经超出了语音这个单一的业务范围,整个产业未来的方向肯定是包括像苹果、谷歌(微博)这样的终端和云端的公司。我司整个网络产品后面怎么去和终端云端产业链进行合作?公司两三年前在业界提出了 & “端管云”的概念,现在“端”都由苹果和谷歌控制着,所有的游戏规则都由他们来定义,在云端华为也没有很好的云服务,也没有话语权。做为运营商和设备商,你所有的控制点、商业模式的价值点,你的游戏规则定制点只能在网络层去挖掘。所以这两年我们也在考虑,在网络层里哪些东西是需要网络提供服务的,提出了一些互联网厂商在网络层面去支持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我们和运营商、OTT交流也是获得了认可的,但是在公司内部要和各部门推动去解决及协调资源比较困难。A:任总:你要看到,我们在不断讲管道,管道不仅限于电信,这是第一点比较大的变化。第二点,是否绑定客户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自己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不仅仅是依附谁不依附谁的问题。我们的优势在管道方面,而在终端我们基本不存在任何优势。能不能产生优势要用新的模式来思维,而不是把所有的生存希望寄托在运营商身上。国际歌早就给我们唱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定要靠我们自己。我跟很多女孩讲,你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嫁一个好老公身上,人生有五六十年,要是十年二十年他就拜拜了,你后面要怎么办?所以你必须要靠自己。终端一定会有非常厉害的发展,但是机会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我和爱立信高层领导会谈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说:我们终于不做终端了,你们去做终端了。人家笑我们不见得不对,就看我们能不能有所突破,终端这两年有了很大进步,但未必能进步到最后。我们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Q:莫道春(连接器专家):我负责公司连接器的TMG,这个领域TOP的供应商都是来自于美国,台湾和国内的供应商都只做低端的东西,或者说是山寨别人的东西。我们会不会扶持一些国内和台湾的供应商,来保证我们在产品的成本、供货方面的安全?A:婆婆肯定是不能替媳妇生孩子的,生孩子是要靠儿子和媳妇的努力,我们能扶起来的也未必不是阿斗,所以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公司的内部政策也从培养制改成了选拔制,中国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因为没有人,必须要靠把你培养起来担负这个任务,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最好的选来干就行了。因此我们对待供应商也是选择制,当然其中也会有一些战略,但不能因此就把我们当成是救世主,从来都没人救过我们。我也有危机感和恐惧感,所以我们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终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一个正确平衡之路。人生还是要咬定自己的优势特长持续去做Q:孙永芳(可行销工具架构师):我来自中央软件院。我是一个华为13年前的新兵,在公司这么多年,我换了很多部门,但是我只做了一件事,一直在做公司配置器的开发。配置器目前支撑了公司很多的PO效率提升、IFS变更等项目,请问任总对2012实验室研发团队在支撑公司的变革、效率提升和卓越运营方面有什么要求和期望。A:任总:我认为你的人生历史就是一部华为历史,华为二十几年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坚持管道战略。你的13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配置器。你的人生路就是华为的路,你的人生为什么那么成功,因为你只走了这一条路。人只要把仅有的一点优势发挥好了就行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步就叫步步高。有些人就是不停的换,说是兴趣爱好,包括炒菜、扫地等什么都会做,但他并没有得到太太的表扬。华为公司也曾多次动摇过。人生还是要咬定自己的优势特长持续去做。刚才那个同事说我们做芯片不挣钱,人家做半导体的挣大钱,但是挣大钱的死得快,因为大家眼红,拼命进入。我们挣小钱怎么死呢?我们这么努力,比不上一个房地产公司,上帝先让我们死,就有点不公平。我和欧盟副主席聊天,他问我,全世界的经济都这么困难,你怎么敢大发展?我说第一点,我们的消费是小额消费,经济危机和小额消费没关系,比如你欠我的钱,我还是要打电话找你要钱,打电话就是小额消费。第二点,我们盈利能力还不如餐馆的毛利率高,也不如房地产公司高,还能让我们垮到哪儿去,我们垮不了。所以当全世界都在摇摆,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华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们没有慌,我们还在改革。至少这些年你们还在涨工资,而且有的人可能涨得很厉害。我们为什么能稳定,就是我们长期挣小钱。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Q:倪乔力(网络OSS产品部部长):我来自中央软件院U2000网管,公司在惠州务虚会上阐述了公司未来的价值构筑在软件与服务上,而以当前固定网络为例,软件(包括网管和VRP平台)在客户界面销售很多都被送掉了,我们构建软件的价值是否应该先从对软件的销售方式的转变开始?A:任总:我们过去在硬件系统里面写进去80多个软件包,目的是为了维护设备,结果使得管道不透明,流量速度不快,就像长江里面到处都是水草,水流量不快。如果我们把水草铲干净了,让管道的壁更干净,让水流的速度更快一点。这样我们在硬件管道上,把操作软件拿出来建立一个叠加系统,我们把它称作管道操作系统。管道操作系统的某一项功能,如测试功能,我们把它再拿出来变成一个颗粒?这个颗粒我们可以挂网上,也可以单独销售,这样管道的硬件系统是个透明系统,你去检查吧,全透明的,没有网络安全问题,这个颗粒你挂不挂呢?要看国家法律批准,你说要挂你就去买,你可以向社会去购买,也可以向我买,反正我就透明化,软件就是这样子。软件要构筑市场价值,例如ERP低价都买不到。你的颗粒太小,让他们作嫁妆了。婆婆应该给你钱。Q:&刘桑(产品工程技术规划部部长):我来自中央硬件工程院产品工程部。我想问一个关于氛围的问题,我们在面向未来和自主创新的时候应该是特别强调科学民主的精神,但是长期以来华为公司属于思想高度对齐、执行力强的管理风格,这是有一些矛盾的。我想请问您对于2012实验室的组织氛围的梦想是什么,基于这个梦想,您对管理者和专家分别有哪些期望?A:任总:第一,我要纠正你的说法,关于自主创新的问题,自主创新就陷入熵死里面,这是一个封闭系统。我们为什么要排外?我们能什么都做得比别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第二,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强调只做我们有优势的部分,别的部分我们应该更多的加强开放与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构建真正的战略力量。我们非常支持异军突起的,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我们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闭系统。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特别是硬件体系更要开放。我们不开放就是死亡,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我容忍你比我厉害,就是我的伟大今天和专家座谈,你们的问题我答不出来,不是我的羞耻,而是我的伟大。为什么呢?我容忍你比我厉害,就是我伟大。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最高,华为是一个宝塔结构,那么我只有晚上不睡觉,我一睡觉华为就矮了嘛,睡平了嘛!站着我才高一点。我能永远不睡觉么?不可否认,个人的力量很重要,比如某个人提出的战略性观点或理论突破,但突破完了,他就是矮子了。就像李英涛和何庭波今天和我讲,石墨烯的问题,一旦突破,拿了诺贝尔奖就结束了。他就是当了一把黄继光,当完就完了。为什么?由理论突破引发的后面排山倒海般的冲锋,爆炸式的知识增长,他光是读这些东西都读不过来。当前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越了任何一个过往的时代,因此只有依靠集体力量才会有未来!&&&&&&关于中兴被美国制裁事件,最好的一篇评论!!!&52RD社区& &3月7日早上,一个朋友给笔者打电话:“中兴停牌你知道不?美国政府禁止中兴采购了”。此时笔者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今年女生节新出的条幅上,不以为然的答道:&看到报道了,估计美国政府也就做做样子吧&。然而两天过后,事件发酵,先有中兴网友爆出,除了不允许采购芯片之外,美国供应商已经全面停止对中兴的技术支持:不再回复邮件,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你的邮件我就当没看到,电话以后也别打了,否则我会有麻烦。”接着,看到中兴宣布正在配合美国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虽然这种申请通常会被驳回。再后来,听说ARM这家英国公司,因为公司大部分研发放在美国,也被迫停止对中兴的支持和商务合作。如此种种,让笔者深吸一口凉气,看来这次美国玩儿真的了。对于这次事件的反应,有些人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努比亚没了高通,不是还有中兴微电子么,用自己的呗。有些人认为,最好全部禁运,此刻正是国产芯片的好机会。但笔者却认为,若美国政府的断货制裁持续过久,会带来中兴乃至整机产业的灭顶之灾。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国产芯片而言,若失去国产整机厂作应用支撑,又谈何发展机会。所以,目前当务之急是让美国政府尽快解除禁运,度过眼下难关,再图将来。虽然这些年,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突飞猛进,自给率逐年提高。华为海思最新的麒麟芯片可以和高通骁龙820一比高下;龙芯积累了十多年,也终于可以和北斗卫星一起上天;随便拆开一个蓝牙音箱、机顶盒、冰箱洗衣机,里面的核心芯片已经大部分是国产品牌。但不可忽视的现状是,这些国产芯片的成功应用大多在消费类领域。在对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通信、工业、医疗以及军事的大批量应用中,国产芯片距离国际一般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高速高精度ADC/DAC等领域,还完全依赖美国供应商。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西方国家遏制中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的瓦森纳协议依然生效。上述几种芯片是限制出口的重灾区。如果想看看中国这几个方向的真实水平,每年查查瓦森纳协议的更新就可以了。而现代相控阵雷达里面,他们都是必需品,只能通过”你懂的”渠道获得。每生产一台国产示波器,里面的ADC都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才能进口,同时要承诺不被转做军事用途。打开中兴、华为出产的基站,电路板上除了几颗数字基带芯片是自产的,通信链路上RF,PLL,ADC/DAC乃至外围测量电源电压的芯片都见不到国产供应商的身影。虽然整机厂通过自产基带芯片掌握核心算法,但是,却无法解决被国外芯片供应商“卡脖子”的问题。了解整机产业的人都知道,一台基站假如有100颗芯片,其中只要有1颗被禁运,整台基站就无法交付。就算找到团队重新设计,根据IC研发的固有规律,一颗芯片从设计、测试到量产至少要1年以上,高可靠性的工业级芯片需要时间更长。如果制裁持续1年,这期间中兴的所有产品全面断货,合同无法履行,完全没有收入,结果不言而喻。唇亡齿寒,就算国产ICer们一年后把芯片给中兴做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这一次,美国政府是捏住了中兴的脉门。诚然,这些年来中国电子整机行业水平突飞猛进。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世界第一大通信设备公司。逼的其他几家公司只能不断合并,最后中兴得以挤进世界前四。联影、迈瑞等国产大型医疗器械的产品水平直逼GE、飞利浦等巨头。国产雷达完成主动相控阵的跨越式超越,052C/052D、歼16等高性能武器服役,其雷达制式和性能已经直逼美国,超越欧洲和俄罗斯。就在军迷们弹冠相庆,裤衩红的不能再红的时候,不能掩盖的事实是缺”芯”的命门其实一直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纵览历史,中国电子整机产业的突破其实也是电子技术演进和世界分工变化的结果。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算法、软件和硬件。算法和软件有其自身的特点,中国人依靠聪明和勤奋容易完成赶超。客户需要一个feature,华为可以连夜派工程师加班编写;都是4G基站,华为可以做到一键配置完成,而对手需要按照操作手册一步步完成。早年的华为靠这些逐步建立起市场优势。而硬件随着IC技术的发展,芯片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实际上技术含量都集中到了芯片中。以前一块电路板上上百个元件,调试和良率都是门槛,而现在变成一两颗芯片。只要你能买到芯片,照着参考电路设计一下,八成能用。除了军用的高端芯片,华为中兴之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商用芯片。尽管有瓦森纳协议,但美国供应商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在帮助我们想办法绕过限制。于是,买了一流的芯片,就有了一流的硬件,再加上勤奋铸就的软件和聪明凝聚的算法,打败懒惰的欧洲通信商们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但3月7日,美国政府的制裁来了,我们才发现,世界领先的整机产业实际上是建立在沙子一般的地基之上,皇帝的新衣被人扒的一干二净。互联网我们有BAT可以和facebook/google过过招,电子整机有华为中兴可以对抗思科爱立信,IT行业里面为什么独独集成电路,没有能跟美国抗衡的能力呢?这还要从IC设计产业的特点来说起。IC设计相对于互联网和整机设备,有两个重要特点,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互联网做一个app,可以一天出一个版本,有些bug没关系,第2天就可以修复,试错和修改的成本几乎为零。整机硬件的电路板设计周期在1天到1个月之间,生产周期在3天到2周之间,出了错重新投板费用在几百到几千之间,最多数万块钱。而IC设计,不算架构设计,从电路设计开始,到投片,最少要半年时间。投片送到工厂加工生产,一般要2个月到3个月。最重要的是一次投片的费用最少也要数十万元,先进工艺高达一千万到几千万。如此高的试错和时间成本对一次成功率的要求极高,不得不把流程拖长,反复验证,需要多个工种密切配合,团队中一个人出错,3个月后回来的芯片可能就是一块儿石头。修改一轮,又三个月出去了。与试错成本高并存的是排错难度大。互联网编个软件,调试起来几乎可以在程序任意地方设断点,查看变量当时的状态或者打出log。硬件电路板上,几乎任何一根信号线可以拉到示波器上看波形。而一颗手指甲盖大小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而最终能在电路板上测量到的信号线却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这少得可怜的信息,推理出哪个晶体管设计错误,难度不言而喻。两大特点导致对IC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试错周期长需要逻辑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排错难度大需要一套科学的实验方法。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国内教育的软肋。过分重视知识的记忆,而忽略逻辑和方法。所以当软件工程师们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奋,不断快速迭代的时候,ICer们却经常遇到猪队友的困惑,导致原地打转。加班已经不能再多,却还是一次次的delay,上市时间依然落后。更有很多bug无法找到原因,反复投片实验也无结果,最后只能以项目失败收场。高难度的产业背后蕴藏的是巨大的利益和商业价值。集成电路被誉为电子工业的粮食,除了对国家和行业安全有着巨大的意义,利润率也随着技术含量水涨船高。芯片本身的材料是二氧化硅,成本极低,上面凝聚的技术就决定了利润。消费类芯片产品一般毛利率在30%~40%,工业用产品一般能在50%~60%以上,更有甚者,以高性能模拟芯片为主的美国Linear公司,平均毛利率能达到90%!很多我们无法设计的芯片,例如高端交换芯片,毛利率都在99%以上。一旦中美开战,即便没有禁运,美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把自己电子武器的批量成本压到我们的1/10是分分钟的事情,细思极恐。尝试突破我们一直努力,从未放弃。高校。有些高性能关键器件芯片规模不大,看起来挺适合高校来作为突破的主力军。但多年下来,业内公认是高校的水平不如工业界。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也这样。这和前述集成电路产业的特点密切相关。高校的优势是出新idea,对于算法这类领域挺合适,仿真实验看到结果快且准,仿出来有效果基本实际就会有效,顶多实现复杂度太高。芯片试错成本高,流程长,参与协作的工种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看不到好结果。能把一个芯片做成业界普遍水平,不掉坑里,就已经不容易,需要多年积累。学生们积累少,纵有好的idea,往往躲不过路上无数的暗坑,还没看到idea的效果,就死在半路了。学校的特长是做更前沿的研究,适合弯道超车。而集成电路恰恰不好弯道超车,尤其是模拟芯片,你不解决100MHz的问题,到200MHz的时候那些问题还在。仿制、抄袭。军迷们引以为自豪的山寨能力,就是看美军有什么,我们就抄一个。集成电路也可以抄,学名反向设计。虽然芯片很小,电路密度极大,但仍然可以通过显微、照相等方式获得他的全部版图信息,然后复制一份,送到工厂生产,似乎看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产品了。其实不然,版图相当于软件编译后的机器代码,可读性很差,无法了解其原理和架构。而版图提取本身存在物理误差和人为错误,尤其对于高性能的模拟混合信号芯片,对工艺又非常敏感,稍有不一致都可能导致芯片性能和良率的巨大差异。而此时设计人员无法了解原理,定位错误犹如一个盲人在大海里捞针。军工研究所普遍采用这种方法,每次反向犹如一场赌博,有时候做出来OK最好,一旦出现问题,基本束手无策。所以多年下来,除了电路比较简单的射频和功放芯片,上述高性能PLL,ADC等关键器件反向成功,能量产装备的例子寥寥无几。科研项目。国家近十几年来,一直通过863/973/核高基等国家级科研计划对关键器件进行支持,投入巨大。后期也要求工业界和整机厂加入,以解决应用脱节的问题。但这些年下来,真正能量产并转化为实际产品的成果寥寥。究其原因,一个是目标脱节。IC界有个说法,实验室测试通过只是迈出了一小步,到量产还有巨大的工作量。科研项目只需要在评审的时候能够提供几颗样片,演示出所需性能即可拿到尾款。而工业级应用需要在各种温度和环境变化条件下保持性能稳定,以及解决批量生产的良率问题。如何保证量产是需要从设计一开始就考虑的,有些科研单位选择的架构本身就决定了成果只能交差,而不能量产。二是指标脱节。科研项目的立项单位不考虑国内实际水平,盲目追赶世界领先水平。不管上一周期的项目是否完成,今年的指标一定要更近一步。申请单位恶意竞争,不考虑自身实力,申请时竞报指标,谁提的指标高谁拿到项目,才不管2年以后如何交差。这样的制度下,本来按照已有技术积累,做100MHz还能量产,指标竞价完成后目标变成500MHz,最后谁都搞不定。人才引进。2000年前后,国家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创业。这期间有陈大同、武平回来创立了展讯,魏述然回来创立了锐迪科等一批国产IC设计公司。这批公司一开始也许有想做工业级产品、关键器件的雄心,但很快发现产业环境不合适,中国整机还没有强大到今天华为中兴的地位,市场容量小,技术可靠性要求高,design-in周期长,所以这批中成功活下来的这批企业都是靠消费类市场和08年附近一波中国山寨手机热潮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良性循环。然而对于引入工业级、关键器件的人才就没有那么一帆风顺。首先合适的人选就非常少。例如在美国,由于瓦森纳协议的限制,华人无法进入ADI/TI等公司最核心的ADC产品研发部门,即使在他们设立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大陆工程师可以通过网络看到绝大部分母公司的设计,但高性能的ADC产品除外。这简直是90年代气象局被玻璃房子锁住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翻版。  2009年从美国ADI公司回来了一位李博士,通过非法手段带回了高性能DAC产品的版图,一下子提高了国产DAC产品的性能指标。但2013年事件被曝光,遭到ADI和美国政府的抗议。李事件导致美国政府对华人参与关键器件研发的控制更加严格,并对往来中国的留学生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相继查出Vanchip剽窃RFMD事件和天大教授张浩被FBI诱捕事件,不论是真是假,对海外留学生归国从事关键器件研发造成了心里阴影,很多人为了保住往来美国的人身自由,放弃参与国内高性能的关键器件研发工作的机会。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华为中兴需要遵守国际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李的方法和产品无法被正规整机厂采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工业界的问题。相反华为中兴对引入国产供应商在知识产权上更加担心,要求国产厂家自证清白,有的甚至到了要求国产供应商的创始人不能有ADI/TI履历的夸张地步,进一步导致国产替代进度的严重落后。最后,在没有知识产权问题的军用领域,由于受2013年被曝光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李博士的产品被装备使用,甚是可惜。整机厂自己努力。国内真正算在高性能关键器件领域有所突破的应该只有华为旗下的海思了。海思因为有华为不计成本的投入,麒麟的成就众所周知,在高速光通信及交换芯片上也有突破,已经在慢慢从低端蚕食broadcom等多年来构筑的技术壁垒。但之前任总的一篇讲话中,给海思的定位是备胎,任总要求华为一定要用最好的器件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海思做不到性能最优就不采用。实际上这个思路,笔者觉得是有问题的。芯片行业有个特点,很多问题在实验室是测不出来的,必须在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才能发现、改进和提高。如果一看指标不好就不用,那永远没有机会发现问题,那这个备胎永远是个纸糊的,一上路就碎。实际上,正是华为终端部门被要求捏着鼻子也要用K3V2,才成就了今天的麒麟。国家层面也看到了上述问题,2013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调研集成电路产业,随后国家出台了新的集成电路产业振兴规划。改为成立产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对集成电路企业进行帮助。同时以紫光为首的国内民营资本结合政府基金,开始了国际市场上的疯狂扫货。展讯、RDA、OmniVision等企业纷纷被收归旗下。但时光转到2015年,紫光和大基金系的扫货开始遇到障碍,收购美光,西数,试图以此突破nandflash产业遇挫,华润报价Farchild被拒。连飞利浦照明业务的收购也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功率半导体技术外泄而终止。回过头来看,除了展讯这类本来就是国内公司、OmniVision本来就是华人公司,国家通过收购的方式并未采购到货真价实的核心技术,更不要说可以有军事用途的射频、ADC等关键器件技术,可以断定美国人是不可能卖的。如何破局?对于突破集成电路高性能关键器件,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有整机厂的通力合作和有耐心的团队。  资金怎么解决,“十八大”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芯片研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最后运气好才有高产出。现在政府通过大基金的方式来决定资源分配,并不一定总能选中最后的胜利者,而且有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道德风险,都会让其投资行为走形。另外,国资的大规模投入还会造成挤出效应,减少民营资本在产业中的投入量。笔者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吸引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只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足够大的利润,他就会心动。而一开始团队技术水平跟先进水平有差距,无法参与全球竞争,可以攫取的市场规模必然没有那么大。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家出马,通过补贴和奖励整机厂商的方式,在不损害整机厂家成本竞争力的前提下,在初期允许国产芯片商卖一个高价,获得超额利润,弥补巨额研发的投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后期,根据芯片累计装备的数量,逐步减少补贴,最后达到市场定价,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这种政策好处是钱肯定都花到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中,谁最后装备,谁做的东西能用,就补贴谁。当然要注意防范骗补的问题。至于研发风险和选择错误风险,让民间资本来去承担。民资花自己的钱,自然会慎重选择团队,即使研发失败,也能坦然接受。这样一份国家补贴,可以吸引多份民间投资,只要其中一份儿成功量产,国家就赚到了。当然所有的前提是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有国际竞争力的整机产业。只有他们,才有动力去试用还在襁褓中的国产IC。笔者在推广国产IC的过程中,最感动的就是这群整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不需要任何的利益驱动,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帮助国产IC,有时上司都允许放弃了,他们还加班加点帮助国产供应商查找问题。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兴事件对国产IC产业是个转折点。但不管怎样,当下真心希望他能度过难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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