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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污染成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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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经济学分析
&一河脏污水，两岸“痛心泪”
&&&&笔者对本次案例的分析框架是：用公共经济学的“外部效应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以“现状倒逼治污”作为背景材料支撑，核心是解决以下三大问题，即围绕“奎河工业污染外部负效应产生的深层原因探析”、“奎河外部负效应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机制分析”、“有针对性地矫正奎河外部负效应的政策建议”展开。
问题1：奎河成为严重污染河流，可使用公共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并作图说明，该效应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一，导致奎河外部负效应产生的深层原因探析：
1，环境（奎河）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产权难以界定，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之无法通过等价交换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行环境供应，其“公有物”特性无疑会导致市场失灵，最终印证“公地悲剧”。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集体行动中，由于参与其中的个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利益冲突，加之个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行为，集体行动的结果并不如意，甚至出现‘囚徒困境’的现象。”[1]
2，奎河的污染企业典型的经济理性和环境责任缺失，使之并不会有效内化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外部成本，况且污染企业对原有经营理念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一直是被“先温饱，后环保”的理念所主导，在这种路径依赖下，污染企业会极力通过寻租来维护现有的制度安排。正如诺斯所指出：“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走上某一轨道，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着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2]
&&&&3，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外在压力和政府官员任期内的功利主义行为使得环境规制的制度供给不足。徐州当地政府被污染企业俘获，“父子”关系暧昧，悄然充当起纳税大户的保护伞，打着保护投资环境的旗帜，放纵工业污染，诱使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达到增长本地区CDP的份量，使环境责任的履行成为泡沫。正如沃尔夫所说：“企求一个合适的非市场机制去避免非市场缺陷，并不比创造一个完整的、合适的市场以克服市场缺陷的前景好多少。”[3]
4，污染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的寻租。在环境规制中，政府作为规制者拥有排污权资源，它可以根据所在地区的环境容量，拥有制定排污收费标准以及排污数量等垄断权力。“政府规制与其说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不如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4]由此，污染企业与环境规制者之间很容易达成“共谋”，政府官员得到“租金”，而一般社会公众却要承担企业转嫁的成本。此时，环境规制不再是对环境外部性市场失灵的纠正，而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此时苍白无力的政府规制显然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5，政府与污染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环境规制的执行力低下，没有发挥环境规制的效应。由于污染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时刻存在，作为被规制方的企业拥有比规制方拥有更多的环境行为信息。而“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市场作为市场失灵的一个来源在公共部门里是普遍存在的”。[5]&可叹徐州市政府可能也只是有心无力罢了。
&&&&6，利益受损者的“短视”和弱势地位。城市偏向的环保政策使乡镇居民的环保权利意识不高；面对强势的污染企业，利益受损者只是松散的弱势群体，这为外部负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很宽松的社会环境。
二，外部负效应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机制：
“外部负效应，是指给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未在价格中得以反映的成本费用。”[6]&存在外部性时，私人边际成本将同社会边际成本发生偏离。当徐州市区南部每日20万吨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奎河时，当污染奎河的厂商的经济行为严重影响了下游安徽省居民的健康时，当污染奎河的厂商的经济行为严重引发奎河沿岸村民的高肿瘤发病率时，污染企业却未把这种损失计算到它的产品价格中，更没有为之承担相应成本。相比起治污的较大成本，罚罚小款不值一提，这就难怪奎河会成为当地污染大户的主要纳污河流了？
下面就用外部效应理论图解奎河的水污染危机：
现假定徐州南部城镇污染企业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任何买者或卖者都不可能操纵价格。“由于供给代表生产的边际成本，需求代表消费的边际收益，而两者都以内部决策为基础，因此在资源开发市场上，可以将供给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成本(MPC)，将需求函数定义为边际私人收益(MPB)。”[7]如下图，D和S线交于Ee点，均衡价格Pe，均衡产量Qe。&&&&
假定生产每吨工业成品的外部边际成本为Pe—P0，且MEC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增，MSC曲线与MPC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逐渐扩大，对奎河的污染呈加重趋势。但Pe—P0的外部边际成本显然未在生产者的产量决策中加以考虑，生产者所考虑的仅仅是其私人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的不一致导致依据私人边际成本做出的产量决策E0点肯定不是最佳的，存在图示阴影部分的社会净效益损耗。&
&&&&因此，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在其边际私人成本上增加边际外部成本来导出边际社会成本函数，即：MSC=&MPC+MEC。MSC曲线由MPC和MEC垂直加总得到，MSC和MSB的交点决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为了达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点必须由Eo转移到Ee，而这个转移过程，承担资源开发功能的污染企业不会主动进行。由于决定个人和厂商的经济决策是私人边际成本，而不是社会边际成本，所以当个人或厂商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忽略外部性带给他人或其他厂商的效益和成本时，其所做出的决策通常会使资源配置发生扭曲。
&&&&因污染成本发生在市场交易之外，没有被纳入经济决策中，便会造成社会损失，即资源开发存在负外部性。当存在外部效应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决策所依据的价格P0，既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效益MSB，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成本MSC。结果会导致价格失真，产量过剩，从而使得社会资源配置发生错误，达不到帕累托最优。&&&
&&&&&&三，图示
问题2：尝试提出矫正上述问题的对策？
一，矫正性的税收和负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庇古税和庇古补贴）
着眼于MPC的调整，徐州市政府应将外部效应的边际价值定价，即征收相当于MEC大小的税收，将MPC提高到与MSC一致的水平。通过增加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售价，促使污染企业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并将产量减少至MSB=MSC的最佳水平。徐州市政府还可以和安徽省建立起“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将从污染企业手中收来的税款转移给正在遭受损害的下游安徽居民。徐州市政府也可将税款用来治污，将奎河的污染减少至可容忍水平，还昔日的“排污沟”一片纯净，还现在的五类水一个过去，还奎河沿岸村民一个健康。
&&&&作为配套措施，徐州市政府还可以对污染企业进行专项的财政补贴，补贴额应该等于污染治理的边际社会收益，由此鼓励其扩大消除污染的措施投入，改进生产工艺，从而达到纠正负外部性的目的，但政府同时必须强力监管，进行专项治污资金的审计。对企业来说，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大于补贴时，他会选择放弃补贴而继续排污；而当治理污染的边际成本小于补贴时，他将选择接受补贴而减少排污。徐州政府用对污染企业征收的税收来治理环境污染，具有惩罚性质，是事后治理；用财政补贴方式促使企业建立防污治污设施，加大治污力度，具有激励性质，是事前源头治理，两种方式手拉手的配套使用，会使奎河的治理更具实效性。
二，排污权交易制度&&&
&&&&徐州市政府可以出售排污权，实现污染和治理的分离。首先确定出本市的奎河水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奎河的环境自净容量，推算出工业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其次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合法地流通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市场交易使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污染者流向治理成本高的污染者，社会以低的成本实现环境质量目标，从而达到改善奎河水质的作用。
三，实施组建工业园区和跨区域治理，强化行政监管
一方面，以往政府监管难，很大程度上由于污染企业分散，排污口隐秘，环保局检查就开排污设备，人走就又偷排，政府很难实行实效动态监管。鉴此，徐州市政府可以组建工业园区，以便对污染企业进行集中管理。同时，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要将环保指标列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中，强化和落实对工业污染防治的责任。
另一方面，流域综合治理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博弈，容易相互推诿，难见实效。一个可行的措施是由国家立项牵头，各级的环保局监督，安徽和徐州打主力，整合碎片力量，进行跨区域治理。
四，污水处理设施民营化（BOT）
徐州市政府可以实施项目融资的“建设一经营一转让”方式，使私人部门在规定的经营期限内，获得完全的产权保障，其建设、经营和收费等权益受到法律或合同的保护和制约（一旦抽检到没有按合同治污，须赔付极高的违约金），摆脱政府过多的的行政干预，由私人部门比较充分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由于引入了私人投资，在建设和运营中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可以有效的解决徐州市政府资金短缺的困境，也转移了政府投资风险，但政府一定要加强监管和宏观调控，不定时地抽检，以切实保证私人部门治污的实效性。&
五，国家金融政策的支持
&&&&国家通过中央银行等官方金融机构制定有利环保不利于污染企业融资的金融政策，从融资渠道、信贷利率、保险等方面限制污染企业的过度产量扩张，从而减少奎河污染的外部负效应。同时为了保证政策的执行力，中央银行、银监会就要对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监督，如果商业银行从信贷上纵容污染企业不断扩大外部负效应行为，不配合政府的环保政策贯彻，中央银行、银监会就有权对这些违规的商业银行进行处罚。[8]
六，建立健全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公民环境权利意识，发挥其民主监督作用
针对奎河污染的顽疾，一方面，应加强媒体监督，对已发生的污染企业进行公开暴光批评、指责，同时唤起社会公众对污染行为的普遍指责和愤慨，形成社会广泛的舆论压力，迫使污染企业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应在门户网站公开信息，同时鼓励社会公众通过电话、电子信件举报提供线索，让媒体触角延伸到这些地区。
参考文献：
[1]《基于环境规制视阈的企业环境责任缺失分析》，孙晓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
[2]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版，1991
[3]沃尔夫著，谢旭译；《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4]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5]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北京：中围物质出版社，1988
[6]高培勇，《公共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09
[7]《自然资源开发企业负外部性均衡及综合治理》，曹斐等，中国发展，2011
[8]《工业污染的经济学思考与分析》，宋代奇，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
附录一：背景资料&&&&&&&&&&&&&&&&&
&&&&&&&&&&&&&&&？
【经本人整理多篇博文而来】
http://blog.163.com/greenchina@126/blog/static/
&&&“奎河已经被污染得不像样了。”在省环保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环保厅副厅长王文有一声叹息。当天，包括污染奎河的两家宿州造纸厂在内的8家重污染企业，被列入今年第二批省级挂牌督办案件。
　&&检查中的一些现象触目惊心：安徽中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私设3个偷排软管，将造气废水直接排到厂院墙外水沟，该厂南院墙边还私设有6个排污口。而在现场检查时，宿州市雪马纸品有限责任公司早已勒令停产，但锅炉尚有余温，证明是在检查组来之前刚刚关掉设备。污水处理设施长期未运行，存在明显偷排行为。
　　被“挂牌督办”的8家企业中，被责令停产治理的有6家，被要求限期整改的企业有两家，再发“黑名单”说明以前发过，但没有什么效果，假如领导只是叹息,部门只是反复发那些所谓的环保“黑名单”，环境会得到改善吗？
二，“癌症村”里的死亡:有一种利润蔑视生命
&&&&奎河，是流经杨庄乡的唯一一条河流，属于淮河的一条支流。发源于江苏省徐州市的云龙湖，经徐州铜县进入安徽宿州地区。杨庄乡是宿州地区最靠近奎河的村庄。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普通村庄，近二十多年，却因为癌症和肝炎的高发病率成为远近知名的"癌症村"。
&&&&民众的恐慌：——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水是生命之源，然而正是这孕育了生命的河水却成了毒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祸水”。&
三，再看看些局长、处长都是怎么解释的：&&&&&&&&
1，江苏省徐州市环保局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王斌：
&&&&从江苏省排出的劣五类奎河水本身是符合国家规定的。以前是政府自己来运营，后来在1994年转让给了徐州国祯水务运营有限公司经营，政府负责支付每吨8毛钱的处理费用，但过高的治污成本使纯粹的经济合同关系效果不佳。&&&&
2，安徽省宿州市副市长李令臣：
奎河污染问题由来已久，但由于奎河流经江苏、安徽两省，很多问题得不到协调，导致安徽北部几十万村民至今还在饱受其害。&目前，要解决奎河流域村民饮水问题，靠国家的也不行，靠安徽和徐州也不行，应该综合起来治理，首先国家必须要立上项，同时环保局加大力度。为了遏制奎河沿岸村民的高患病率、高死亡率逐年增长的趋势，目前宿州市已经制订了奎河治污规划，并在2005年出台了《关于十一五奎河两岸安全用水规划纲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在省际之间的结合部，搞一个监测仪，来监测水质污染的问题。我相信这样按段、属地管理，各自管好自己的，我确信这条河一定能清起来，我确信这河的两岸人民一定能喝上干净的水。
四，上游排污，下游受苦——跨界治污呼唤“环保新政”
&&&&流域水环境不可分割，而行政区划分割了河流整体，导致“上游排污，下游受苦”。“我们成为上游徐州的‘下水道’已经三十余年了。”近日，站在奎河边，手指着奎河已经漆黑并发臭的河水，宿州市埇桥区杨庄一位村民诙谐地说。而多头管理，互相推诿使流域上下游间污染转嫁，增加了协调治理污染的难度，从而使得跨界水污染问题成为难治之症。
&&&&量化损失，合力治理，跨界治污呼唤“环保新政”。近日，蚌埠与宿州两市人民政府率先签署《关于跨市界河流水污染纠纷协调防控与处理的协议》，为我省跨界水污染治理探路，力图整合了政府部门的治污力量。但量化损失仅靠协调解决的办法往往难以奏效，建立《跨界污染纠纷处置及赔付办法》势在必行。
可喜的是，我省正在进行污染量化探索，省环保局等部门正在制定《安徽省水质目标考核超标缴纳污染损害补偿金管理办法》，将加强跨行政区域河流交界断面水质保护，提高上游政府保护水环境质量的能力及积极性，遏制下游政府过度使用水环境容量，超总量排污的行为，把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办法作为调节流域水环境保护的经济杠杆，协调与平衡流域上下游区域保护水环境的主观能动性，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真正实行“环保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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