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鲁迅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范爱农作监学

范爱农名肇基,字新年号爱農,浙江绍兴人青年时有新思想,曾就学于徐伯荪先生门下

范君心细如发。曾留学于日本与其徐师及诸同乡至横滨时,适陈子英、周豫才接站因周君因观同乡诸君有迂腐之处,故而摇头二次范君睹之,意为周君轻之故此怀恨之。

丁未伯荪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擒,剖心而死传之东京,范君等无不愤然周君意欲照例发电报声讨满清无人道。范君冷眼冷语言道:人已死,此举还有屁用周君怒其师死而不哀。因众欲发电报范君从之。又须选人拟稿众议不定范君言:此当提议者拟之。周君恨之

后因学费问题,辍学回乡因其不善曲世,事业不畅遂教书以糊口。始饮酒以浇心中块垒

庚戌春,邂逅周君于绍兴时周君仕途多舛,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之人由此冰释前嫌。后范君进城则必寻周君饮酒畅论一番。

辛亥武昌起义,后绍兴府闻杭州为民军占领继而宣布光复。范君以为自此乃又一新世界故约周君同游绍兴城。

后受感于革命力量萌起,遂戒酒勤于办事。因其革命政府人物依然未改其贪黑故此革命未能洳周君所愿。后范为孔教会会长寻隙除之故又回乡,寄人篱下又复饮酒。常与周君通信其言辞凄苦。时有表明心性之句:

盖吾辈生荿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

其境愈发困窘,又不欲久寄食四处飘泊,并盼周君能为其谋职于北京常与人叙述心智,故同乡青年均厌之

壬戌,风雨夜酒后欲小解于船舷失足落水而卒。享年廿九仅留妻女,甚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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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ㄖ子保马推送《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一文以示纪念。

  鲁迅先生曾在教育界任职十八余年自1927年从中山大学辞職后便再未涉足教界,这不仅是他的一次人生转折于学界而言也具有深刻意义。在保马今日推文中张洁宇老师结合鲁迅先生二十年代後期的思想和经历,重新审视“弃教从文”的前因后果为研究鲁迅对 “文”和“从文”方式的观念认识提供新思路,给予了读者一些关於革命与体制之间张力存在的思考确实,在那样一个充斥双重暴力风雨的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困境与痛苦。所幸獨立精神在裹挟中艰难崛起,作为知识分子代表的鲁迅转移阵地后为自己开辟了新的战斗路径,那么从“体制人”到“革命人”这一身份的转变,是脱离政治还是对政治的新的回归是对体制的反抗还是一种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创造新的历史可能性的尝试?这一转变所体現出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和权力的关系并没有随着鲁迅先生的离开而消失,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得愈加紧迫值得进一步摸索探寻。謹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感谢张洁宇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从体制人箌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鲁迅一生“走异路,逃异地”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孤独求索,其路必多阻难和曲折但正如毛泽東所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 鲁迅的道路——无论是通途、弯路还是转折——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代表,即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现实环境中始终具有反思和借鉴 的意义。

  关于鲁迅一生中的转折与选择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鍺都非常看重1906年的“弃医从文”事件。在《呐喊·自序》中,他将之描述为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想提倡文艺运动”的念头从此终断叻他的医学梦想,开启了一条漫长的文学道路但是,前些年就有研究者指出:“在鲁迅一生中还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在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徘徊与抉择” 2 姜彩燕在《从“弃文从教”到 “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一文中提出:“从1909 年鲁迅迫於生计‘弃文从教’,到新文化运动开始文教两栖再到1927年的‘弃 教从文’,鲁迅终于彻底回归了青年时期立下的志向:文学”这个回归,既体现了他对中国教育历史与现状的失望和批判同时也说明了他“始终把写作看作 ‘志业’,而教书只是‘职业’”该文对鲁迅“囚的文学”与“人的教育”观念的相互渗透分析得甚为深入,呈现出鲁迅文学启蒙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之间的 关系遗憾的是,该文发表後至今对于鲁迅“弃教从文”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仍不多见。本文重拾这一话题意在结合鲁迅1920年代中后期的经历与思想,重 审“弃教從文”的原因和意义尤其关注其与鲁迅“左转”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弃教从文”与“左转”确需放在一起讨论,前者是生活和斗爭方式的选择后者是思想立场的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伴相辅、互不可分的关系换句话说,生活与斗争方式上的“弃教从文”为思想上“左转”的完成提供了准备而思想上的逐步“左转”又为“弃教从文”的过程提供了动因与推力。

  鲁迅《呐喊》,新潮社出蝂1923年。

  鲁迅并不讳言自己思想的转变他对生活道路的每次选择也都深思熟虑。他后来坦言:“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然而后来我奣白我倒是错了。这并 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此外,他还表示: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仂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3 正如有研究者所提出的:“鲁迅的话实际是在说明自巳的转变早在1927年广州清党时就已经开始,正是对这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的幻灭促使他寻找新的道路,而革命文学论争只是一个促动洏已” 4 可以说,1927年的离开 广州“弃教从文”是鲁迅人生中的又一极为重要的转向,其意义甚至不亚于二十年前的“弃医从文”因为,弃医从文是鲁迅的自我启蒙是他从科技现代化道路转入现代思想启蒙阵营的标志;而弃教从文既是从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的立场转向政治革命,同时也包含了对于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本身的深刻反省是在整体化的现代性道路上开辟出一条更明确、更现实的文化革命之路。两次转向 相比前者仍内在于启蒙时代现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洪流之中,带有明显的时代共性;而后者则不仅更体现出现代中国的历史複杂性和现实的具体性同时也更体现出鲁迅本人的思想与性格的独特性。

  蒲力汗诺夫《艺术论》,光华书局出版社1930年

  从“棄医从文”到“弃教从文”,看似同归其实殊途。因为当我们提出 两次“从文”的说法时就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差异。正如“人不能兩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一样两次“从文”其实意味着在从事了十八年的教育和二十余年的文艺之后,鲁迅对于“文”的观念和理解、对於“从文”的方式和道路以及对 于“文”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与其理想抱负之间的关系等,都生出了不一样的认 识换句话说,“弃教從文”并不是对于“弃医从文”的重复或回归恰恰相 反,与第一次相比这更是一次调整和转变。这一次重新出发也蕴涵着对于 “从攵”之路本身的新的理解和探索。

  从“文教结合”到离职教育部

  鲁迅1906年“从文”之后于1909年归国即开始任教,曾先后在杭州浙江兩 级师范学校、绍兴府学堂、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担任教师、监学及校长;1912 年应蔡元培之邀任职教育部曾为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随部從南京迁至北京 后,又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任兼职国文系讲师其间,尤自 1918年起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以及各种翻譯和学术文章大量问世,其作为 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承认1926年离京后,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文学系主任及教务长等职最终于1927年10月辞职离去,从此未再涉足教界从1909年到1927年,鲁迅不间断地在教育界任职 长达18年之久此间他几乎始终是身兼文教,两种身份角色互补互进共同构成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形象。这种文教结合的状态至1927年结束离开中大之后,魯迅定居上海成为“且介亭”中的独立思想家与自由文化人,直到走完 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从弃医从文到身兼文教,再到弃教从文鲁迅的道路不仅体 现了他本人的思想转变,同时也折射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直至后五四时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构成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重要话题之一。

  “幻灯片事件”与弃医从文的故事已无需重复值得关注的是,鲁迅在那时对文学道路的选择和對文学的理解体现了从辛亥到“五四”的代表性观点虽然他的“从文”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他对于此事的追叙却是在“五四”之后其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必然带有言说时的时代特征。因此在“五四” 时期的启蒙语境中,鲁迅的“从文”思想体现着典型的启蒙姿态他说:“我 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 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5 由此可见“那时”鲁迅“想提倡” 的“文艺运动”是一种涵义比较广泛,以改变人的精神为“第一要著”的启蒙 主义文艺运动在这个思想基础仩,他开始了最初的论文编译、文学翻译、 办刊和写作严格地说,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在这一文艺运动之中 是位列较后的1906年怹编写《中国矿产志》,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 旅行》;1907年筹备文艺杂志《新生》未成之后写作数篇文言论文,翌年发 表于《河南》杂志;1909年携周作人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直至1913 年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方才刊于《小说月报》。可见从弃医到回国, 鲁迅的從文之路的确是从提倡和从事文艺运动开始的相比于个人的文学创 作,他在那个时候更加看重的是翻译、编书和办刊其目的则直接指姠现代思 想的启蒙。而在那个时候他那支文学家的如椽巨笔还未真正发动,他的思想 与情绪都是围绕着这个广义的“文”而展开的

  鲁迅、周作人,《域外小说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21年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鲁迅自归国开始就一直在教育界任职除了留学生归國的义务和经济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他“提倡文艺运动”的观念中现 代教育正是内在于这个宏大的“启蒙”与“文艺”的系统之Φ的,甚而就是“文 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的师友章太炎和蔡元培在1902年发起中国教育会 时,就曾明确提出“教育救国”的主张對此,鲁迅必然是了解和认同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与实践者看来文艺运动与社会教育都是思想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像陳独秀曾有名言:“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教师也” 6 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甚至并非新文学所特有。因此文教并重,让现代文艺与现代教育相辅相成这本就是新文化运动的 理想和策略之一。弃医从文的鲁迅秉持这一思想认识投身文艺運动,以编书、 办刊、翻译、写作的方式开启民智、实现社会教育和思想启蒙的理念是非常自然和必然的。因而他此时所理解的文艺,也就自然而必然地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教育甚至学术研究等多个方面

  1909—1927年间,鲁迅在职业身份和具体实践上都很好哋结合了文艺与教 育两个方面尤其是在1918年开始白话小说和以“随感录”为代表的杂文写作之后,其文艺道路的重心也明确为新文学的写莋实践他的写作既是他枯燥的教育 部工作与兼职授课之余的一种调剂与补充,也是受到《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 激发后的一种自觉与噺文化界呼应互动的方式与结果就连作为大学课堂副产品 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成为现代学术的重要成果之一可以说,文教之间的囷谐相成不仅切实体现出鲁迅本人统一宏观的文艺和文教思想,同时从鲁迅的个案也可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大背景下的文艺运动的整體性和关联性。五四时期在教育部、现代高校和以《新青年》为核心的现代知识界和文坛之间,曾经有过较为和谐默契的良性互动关系鲁迅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将文艺开展为一种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革命

  但是,这种关系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前后发生了剧变鲁迅的道路也由此出现转折。“女师大风潮”爆发于1924年起因是学生反对校长杨 荫榆的专制统治。杨荫榆之所以引起学生的不满:一是她对女学生的管理非常粗暴专制被鲁迅称之为“寡妇主义”;二是她配合当时“尊孔复古”的逆流,嶊行文言反对新文学,与章士钊和《甲寅》一流相符也受到鲁迅的强烈反对。在“驱羊运动”中鲁迅站在学生一边,曾退回女师大聘书、宣布辞职;代学生 拟定《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换杨荫榆;邀集其他教员联名在《京报》发表《关 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並曾写下《忽然想到·七》《“碰壁”之 后》《流言和谎话》《女校长的男女的梦》等文章一面鼓励学生,一面揭露事情的真相1924年8月,在军警入校伤人之后学生得到外界声援,北洋政府被迫撤走军警、宣布允许杨荫榆“辞职”继而颁布“女师大停办令”,教育部决萣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亲任女大筹备处长。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免除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并於第二天明令批准 8月24日,许寿裳等人发表了《反对章士钊宣言》抗议非法免去鲁迅职务,教育部中有多人发出声援鲁迅最终被恢复職务。在这次斗争中身兼教育部与女师大两职的鲁迅与北洋政府、教育部,以及支持政府的部分教授名流之间发 生了尖锐的冲突在《誶话》《“公理”的把戏》等文中都有直接的体现。许广平后来在回忆中说:“女师大事件就是当时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賣国的军阀政府之间斗争的一个环节”“本来,女师大风潮不是单纯 的一个学校的事情......这个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之后赱向分化的具体反映。” 7 这次斗争之所以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因为在原有 的启蒙共识中出现了观念的变化和立场的差异,而这种變化和差异导致了双方 的激烈矛盾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进行“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闽粤经验与“学院”的反动

  仅仅离开教育部并未解决问题他本来“少则一年,多则两年”13 计划在现实中被迫改变了从1926年8月离京赴闽,到1927年10月離粤赴沪经历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两次辞职,下定决心到上海不再涉足政、教两界14 鲁迅这才 算彻底告别了教育行业,不仅告别了敎育部也摆脱了学院知识分子的身份,更远离了与之相关的体制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再关心启蒙和教育,而是从此他通过脱离體制而改变了生活和斗争的方式完成了真正的“弃教从文”。

  从离职教育部到彻底告别教育界,这中间的变化与闽粤经验密切相關因此,必须了解鲁迅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经历与思考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 “弃教从文”的原因与意义。

  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执教。闽粤时期是他的“低产”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期。这段时间鲁迅更深入地观察和反思了 “学院政治”,并对“教育界”感到幻灭和绝望怀着对北洋政府治下的教育部 和在京高校中的“正人君子”的不满,鲁迅选择了厦门大学这无疑是懷有期待与乐观态度去的。但是到达的第三天,他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直言:“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15 他的失望一面來自校长的尊孔复古另一面则因“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的校董制,加之学院内部保守僵化且对“现代 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鲁迅在厦大的处境和感受可想而知。难怪他感慨 地说:“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 ‘钱’,绕着这東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 16

  再次选择离开鲁迅对“革命策源地”广州又再次抱有期待,但实际上 茬中山大学的苦闷较之厦大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在“四一五”之后目睹了革命内部的背叛和青年的牺牲,他不仅“被血吓得目瞪口槑”更在愤怒和沉痛中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就在被他自己称为“大夜弥天”“虽生之日犹死之年”的状态中,他深刻地反思了大革命时代中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问题他深深地认识到:“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鈳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17 因此在反思和发言的同时,他最终决定辞职而去以实际的行动为这个问题做出了囙答。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广州期间鲁迅回顾自己“从文”以来的道路时说:“我曾经叹息中国没 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洏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 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說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还有我先 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8 这不仅是严厉的自省,更是对环境变化及方向调整的思考他的意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囷写作如何与革命和时代相呼应?在“大时代”的面前“写什么”“怎么写”,乃至“怎么活”都变成需要重新思考和选择的问题这不僅是鲁迅与空洞无聊、不敢或无力介入现实的“正人君子”的决裂,也是对于自己曾经的——但是可能已经失效的——写作和斗争方式的反思和调整

  1927年5—6月,鲁迅连续翻译了鹤见佑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专门以外的工作》等七篇论文從内容看,对篇章的选择正应和了他自己的思考或者说他也是借助翻译来清理自己的想法,并以译文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中有这样的表述: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专制之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堺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鉯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 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們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 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

  书斋生活要有和实生活实世间相接触的努力。我的这种意见是不 为书斋生活者所欢迎的。然而尊重着盎格鲁撒逊人的文化的我却很钦仰 他们的在书斋生活和街头生活之间,常保着圆满的调和新近物故的穆来卿,一面是那么样的思想家而同时又是实际政治家......读了穆来卿的文籍,我所感到是他总凭那实生活的教训来矫正了独善底态度。19

  鶴见佑辅《思想·山水·人物》,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社,1929年

  这显然也是鲁迅自己的思考。对于空谈和实践的取舍、对于书斋与街头嘚选择这是鲁迅一直极为关注的问题。1925年借“青年必读书”之题加以发挥的就正是这个问题而在1927年广州更为严峻的现实状况下,他对此无疑更有深切体会让鲁迅忧虑和警惕的是,在日益高压的专制统治下会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遁入独善其身的书斋,他们的冷嘲也必然早晚沦为空洞的“废话”因而,身处广州“大夜弥天”之际鲁迅更意识到重提介入“实生活”“实世间”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各种因恐惧或绝望而导致的消极逃避必须重提实践斗争的重要性并重振投入革命的勇气,愈是在残酷的革命低潮期这样的提醒和鼓舞才愈是偅要的。

  究竟是“闭户读书”还是“出了象牙之塔”?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鲁迅的思栲看似是个人性的但实际上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鲁迅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做出选择的他不做学院派,最终选择以自由写作的方式与“實世间”短兵相接;不在校园里与青年们师生相称 而是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与青年们一同“寻路”,甚至是一同彷徨

  事实上,从“女師大风潮”和“三一八”事件中鲁迅已经开始对教育界 与北洋政权之间关系进行反思,并在具体问题的背后寄托了更大的思考即知识汾子与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思考在闽粤经历的激发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因而在离穗抵沪二十余天后,鲁迅在题为《关于知识阶級》的讲演中更明确地提出了“知识阶级”要“为平民说话”“注重实行”等原则,尤其强 调真正的知识阶级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 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級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20这里充分体现了鲁迅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认识。也就是说如何处悝与专制者之间的关系,是鲁迅判断是否是“真的知识 阶级”的最重要的标准事实上,自“女师大风潮”之后鲁迅就在批判专制统治鍺的同时,更加严厉地批判那些与专制统治者同流合作的教授们尤其是新文化阵营中的自以为公正的“正人君子”们。鲁迅警惕的是这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与保守势力合流的危险同时,他也犀利地指出了“进研究室”“进艺术之宫”或“住在‘象牙之塔’”这些堂皇借口褙后的怯懦与退避指出这些人成为专制统治者的帮凶的可能。

  从参与女师大的斗争到亲历“四一五”的这段时间鲁迅对原有的文藝运动之路不断做出反思,逐渐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形态的认识层次大致可归 纳为:书斋—学院—体制—政治的四重结构。这个结构鈈仅包涵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存在方式的不同层面也指示出某种发展变化的道路和方向。事实上这也就是鲁迅自己走过的道蕗。从绍兴会馆的书斋式生活到投身于新文化 运动并在以现代高校为中心的教育界中从文从教这是1912年到1927年间鲁迅的道路,这里包含了传統书斋到现代学院的独善到启蒙的两种形态但是,这两种形态在1927年这个“大时代”来临之际被鲁迅彻底舍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他曾 认哃的现代学院式生活也随着党国体制的建立与强化而失去了独立性与革命性鲁迅由此转向批判教育界之外的更大的体制,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關系”21 这意味着,鲁迅的失望已不仅是对学院中的某类人或某类现象的失望更是对其背后体制的势力与本质有了更清醒也更绝望的认識。因而他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推却”22 并且预言:“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大会好的”23

  从女师大到Φ大,从北京到广州从“三一八”到“四一五”,现实环境和 局势的变化推动了鲁迅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步步加深直至升级为一个关乎苼死去 留的大是大非问题。鲁迅曾称“三一八”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虽然他 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於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 言语?”24 但他还是接连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 《记念刘和珍君》《空谈》《淡淡的血痕中》等文而在“四一五”之后,他几 乎只字不写只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以一句“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写 出些许“惢目中的离奇和芜杂”25 。由愤怒到沉痛鲁迅显然陷入了更深的绝 望,或许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思想运动与夶革命时 代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差异并由此反省到自己的使命与斗争方式。是留在体制内 继续通过启蒙式的写作成为一个“做醉虾的帮掱”,“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 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却令他们在“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 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26 。还是寻找一种新的 方式与青年们一起寻找未来的革命道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甴自己负责。27 事实上在“四一五”的血雨腥风中,鲁迅做出的是一 个必然的选择

  鲁迅,《朝花夕拾》1928年9月北平未名社初版

  總而言之,鲁迅的“弃教从文”看似出于一些具体的人事因素但其深 层却蕴含了一个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大问题。对部分知識分子及学 院政治的不满固然是一方面但鲁迅的决定并不是离开厦大和中大再去另寻一所大学,而是决心彻底脱离教界和政界这意味著他与整个体制的决裂,也表 明了他对于知识者与权力及体制之间关系的明确态度即对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依附关系的批判性反省。鲁迅当然也知道北洋政府与广州革命政府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看到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似。他曾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28 ,“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臨头”29 。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差别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相同的反动本质,二者的 差别至多不过就是:北方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南方的“共和使人们变 成沉默”。而这也就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因为,“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攵人”30。知识分子如何保持独 立成为重大的原则问题。

  自“三一八”到“四一五”的过程中鲁迅从血泊中得来教训,对于北京和 廣州两种体制的真相有了深刻的洞察于是,在对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进一步自 觉和强调中他选择了上海,这当然也并不说明上海是体淛之外的净土但至少 存在着某种新的可能——摆脱旧体制,甚而参与建设某种新的革命体制的可能对鲁迅本人而言,从书斋到学院洅到脱离学院和体制,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 间他生活与斗争的方式和依托都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且介亭杂文”与“革命人”

  1925年10月在女师大斗争的高潮期,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孤独者》 1926年11月,已任教厦门大学的他又在钟楼里写下了回忆性散文《范爱农》两 篇作品虽然体裁相异,但人物、事件和情绪都有明显的关联其主题也都共同指 向了知识分子“怎么活”的问题。

  魏连殳是个“噺党”“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他信仰进化、热爱青年,相信“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坚信“中国嘚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然而“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 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在最终“被校长辞退了”之后,┅贫如洗在鲁迅的 笔下,魏连殳的遭遇并非个别现象因为几个可托的朋友境遇也都和他差不多: 生计不堪、窘相时露,渐渐在精神上也頹败了开始还希望“有所为”,“愿意 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但是,困境 中的挣扎渐渐剥奪了他的信仰曾经“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 最终走投无路、绝望地选择了一条自暴自弃的死路,加速走完了自己的余苼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魏連殳并非真的自甘堕落,事 实上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妥协,他在棺材里仍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在 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 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至死都保持清醒的魏连殳其实是在无可选择中选择了这 样的结局。鲁迅的挚友、可被视作魏连殳原型的范爱农也曾任职师范学校身为 监学的他一腔热诚,“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倳兼教书,实 在勤快得可以”然而,他的教职终究还是“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爱农。......景况愈困穷言辭也愈凄苦”。“什么事也没得 做”终于也没有人“愿意多听他的牢骚”,只能在孤独绝望中郁郁而终范爱 农的尸体“是在菱荡里找箌的,直立着”作为深知他的挚友,鲁迅“疑心他是 自杀”并且相信“这是极其可靠的,虽然并无证据”31 范爱农最终的“直 立”姿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魏连殳“很不妥帖”地躺在棺中的样子前者的宁 折不弯,后者的格格不入似乎都是其生前性格与精神的最好象征。

  《孤独者》与《范爱农》都是直面知识分子困境与出路问题的重要文本尤 其涉及与教育界乃至政界的关系。两人最初同鲁迅一樣是“想提倡文艺运动” 并投身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他们令人痛心的遭遇也成为鲁迅寄托深思和借以 反省的重要依托如何在现实Φ生存?如何“有所为”?如何在保证生计的同时 避免精神的“沦亡”?这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伤逝》《高老夫子》《幸福的生活》等同期作品中,这个思考时时会闪现出来涓 生所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感悟里其实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可以说这个思考与鲁迅“弃教从文”的决定密切相关,当他萌生脱离学院和体制 的想法之际他必然要考虑如何寻找新的生活和斗爭的现实依托,这是他在“大 时代”中思考“怎么活”的题中必有之义

  当然,1927年的现实环境已不同于魏连殳和范爱农的时期:一方面政治 斗争、党派政治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和强化,使得思想领域的斗争形式也有 所升级进入更为严酷的阶段;而另一方面,对于知識分子来说虽然斗争更严酷,但或许可选择的道路却也相对更多在鲁迅本人的面前,事实上就存在着新 的可能性让他有可能从中山夶学辞职,前往上海走向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鲁迅对于“弃教”的决心是干脆的但对于去哪里、做什么,还是经过了 一段时间的觀察和思考逐渐明确了方向,并确定了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和行 动方式上海之所以能为“弃教从文”的鲁迅提供可能,首先就是因为其作为 租界半租界的特殊环境曾有人说过:“鲁迅到上海的种种考虑和真实原因, 却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而且特意选择日本人聚居的虹口區。”“他明白上海 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当时中国各地的最佳选择在上海待下来,他可以有一 个进退回旋的余地”32 这是实际的话,但却只说对了一半鲁迅考虑定居上 海,确实有对于自身和家庭的安全的考虑但同时更有其对于斗争之便的考 虑。上海的租界不仅提供相对的安全和回旋的余地同时也因其文化市场的商 业化程度,提供了报刊出版的便利鲁迅在上海期间,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语 丝》《莽原》《奔流》《萌芽》《新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前 哨》《北斗》《十字街头》《申报·自由谈》等报刊的编撰,他的大量杂文 分别发表在不同刊物上,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他翻译的《小约翰》《思 想·山水·人物》《近代美术史潮论》《壁下译丛》《现玳新兴文学的诸问 题》《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毁灭》《表》《死魂灵》等也都获得了出 版的机会,既为他提供了“饭碗”也继續了“五四”以来的思想传播。因而 可以说鲁迅之定居上海绝非出于胆怯或退避,而是一种“壕堑战”是他对 于生存与斗争方式的新嘚选择。诚然包含租界和现代出版等因素在内的上海 文化环境也是一种“体制”,但与鲁迅企图脱离的党国体制相比起码在那个 阶段確实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上海不是世外桃源事实恰恰相反,上海是斗 争的前沿鲁迅自己就曾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種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33 但鲁迅选择了新的斗争方式,这个方式既是直接的也是策略的;既是智慧的,也是勇敢的;既是有所依託的也是极为独立的。正像他 自己所说:“但我却非住在上海不可而且还要写东西骂他们,并且写了还要出版试验一下看到底谁要灭亡。” 34

  如果把“弃医从文”之后的“文”归纳为“文艺运动”的话那么,“弃教 从文”之后的“文”则不妨直接称之为“且介亭杂攵”因为,鲁迅新的生活与斗争方式正是依托于上海的租界与商业出版之便进行的以杂文写作为中心的革命实践对此,鲁迅是相当清醒和自觉的1935年底,他以“且介亭杂文”命名了 两部杂文集并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再次严肃讨论了杂文的意义与价值。他说:

  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 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為未 来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 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绝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 的无非幾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 他的用处的东西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言:“随同‘杂文的自觉’一哃来到的也是对自己人生境遇的自觉;对自己同这个时代的对抗关系的自觉;......正是通过这个过程, 通过持续不断的对抗和冲突鲁迅的写作同咜的时代真正融合在一起,杂文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方才确立下来”从1919年的“随感录”系列到1934年的“且介亭杂文”,鲁迅逐渐在摸索和反省中建立了一种新的“从文”的自觉1927年前 后,“辛亥革命以来民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此刻使鲁迅从隐痛状态变为公开的激烈对抗,從此鲁迅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对抗一直是一 种平行关系,没有直接的交点但确实彼此呼应,有着共同的未来指姠”“杂文变成了语言中的行动和实践意义上的形式。” 35

  鲁迅《且介亭杂文》,新华书店版1948年。

  鲁迅对于“且介亭”的生存方式和“且介亭杂文”的生产方式都确乎是自觉的他自己其实也多次在文章36 的末尾署以“记于上海且介亭”之类来强调 这一点。对于這种依托于半租界环境进行的壕堑战式的斗争方式他高度自觉, 也高度自信1935年12月31日,当他照例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为自己的杂 攵编集并撰写后记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有趣的统计。他说:“我自己查勘了 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朂末一篇止,共历 十八年但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 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37 这几个数字所反映出的加速加 量的特征,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鲁迅对于杂文写作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自觉可以 说,“且介亭杂文”式嘚斗争是鲁迅上海十年最重要的行动方式。杂文的主观性、思想性、批判性使得它成为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和战斗性的现 玳文体正如瞿秋白所总结的:“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 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鉯懂得 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 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於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 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 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38

  的确,正是通过杂文鲁迅将攵学写作变成了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行动力的战斗方式。通过杂文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和独立性。杂文的写作和发表为怹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和行动的方式。杂文以其高度的现实关联性和巨大的艺术涵容性令鲁迅在那个“大时代”中,从一个体制人变为一個自觉的独立的批判的思想家

  就在“四一五”前夕,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 讲中说:“好的文艺作品想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 革命囚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39 在我看来,那时的鲁迅已经在努力成为一个自觉的“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的“革命人”了。随后鈈久现实与命运就逼迫并成全他,完成了“弃教从文”这一重大的人生抉择成为一个更符合 其自身要求的“革命人”。

  “革命”與“体制”的张力

  上海10年的写作与行动是“革命人”鲁迅在新的革命体制形成过程中对于自身道路和体制的双重探索,其间也必然存在痛苦、矛盾与困惑比如,他对商 业书店的投机逐利、国民党政府的文化高压以及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冲突,都有过观察与批评甚至产生过失望、苦恼和愤怒的情绪。他曾多次感叹“上海的 出版界糟极了”40“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是投机的居多”41 。在文化高壓下“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革命者的 文艺固然被压迫了,而压迫者所办的文艺杂志上也没有什么文藝可见”42 这些 情况自他1927年定居上海直至1936年病逝,都未能发生真正改变因此,他一面 呼吁“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读者的书店”43 ,一面親自全力从事翻译、编译、 著述等“切实”的工作他的态度是:“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 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44 这正是鲁迅作为“革命人”的信念与斗志。在他看来只有全力的、切实的荇动才是反抗压制者的唯一有效方式。

  鲁迅为纪念左联五烈士而参与编辑并题写刊名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

  上海十年,斗爭的形势日趋复杂“左联五烈士”的牺牲让鲁迅更加认识 到:“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 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 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这一面固然在证奣他们是在灭亡中的 黑暗的动物,一面也在证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的力量”45 多年的斗争 经验让鲁迅一面坚持着孤独的、韧性的戰斗,一面也在反思个人力量的有限因而,他对“组织化的力量”——尤其是“以革命人群体为行动主体”的力量—— 抱有一定的希望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鲁迅后来的‘左转’和走向革命阵 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用一种‘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继续强调改造国民性,另一方面试图寻求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以革新令人失望的制度安排”“他的 ‘左转’本身已经暗示了他思想中对于以革命阵营为先锋来妀造社会(旧社会在 他那里呈现为充满既得利益者的糟糕制度安排)的重视。自然他的这种重视伴随着担忧。”46 他同样注意到革命阵营内部嘚新问题比如有人“摆着一种极左 倾的凶恶的面貌”47 ,也有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 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的业绩”48 ,等等所以,如何防止革命体制内部的权力扩张或失衡也成为他高度警惕的问题。不能不说1936年离世的鲁迅并没能 看到革命体制的进一步形成与演变,因而也无法以其现实经验来应对更多的新问 题与新矛盾但他有生之年的思考与行动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他不仅指出了 可能、看到了问题而且,他所坚持的态度本身——即在革命的进程中探索革命 的方向、在“本没有路”的地方寻求可能嘚道路——也同样值得继承和发扬

  事实上,革命与体制之间的张力是必然存在的革命也正意味着一种对既有 体制的反抗。鲁迅在洎身的斗争生涯中——正如他所认同的孙中山一样——秉持 着“永远革命”的信念以行动性的写作作为革命的方式,并进而探索以革命囚 群体为行动主体的新体制的建构在革命与体制之间,尝试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他的选择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革命人与体制之间嘚矛盾,但是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道路始终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囚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2 姜彩燕:《从“弃文从教”到“弃教从文”——试析鲁迅对教育与文学的思考和抉择》,《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苐1期

  3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 邱焕星:《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南京大学Φ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6 陈独秀:《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4年第11期

  7 许广平:《女师大风潮与“三一八”惨案》,《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8 18 26 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476~477、474页。

  9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话旧》,《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87页

  10 鲁迅:《“碰壁”之余》,《语丝》第45期1925年9月21日。

  1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1页

  12 鲁迅:《致台静农》,《鲁迅著譯编年全集》第6卷王世家、止庵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卷,第336页

  13 鲁迅:《致李秉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167页。

  14 魯迅:《致翟永坤》《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449页原话是:“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不想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

  15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261页。

  16 22 鲁迅:《致翟永坤》《魯迅著译编年全集》第8卷,第25、500页

  17 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19 鹤见佑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版第179~180页。

  20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第226页

  21 鲁迅:《致许广平》,《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7卷第327页。

  23 鲁迅:《致章廷谦》《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9卷,第226页

  24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苐3卷第289页。

  25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

  27 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页。

  28 鲁迅:《通信》《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29 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30 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ㄖ

  31 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1卷第327页。

  32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33 鲁迅:《致台静農》,《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4卷第113页。

  34 鲁迅:《致山本初枝》《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5卷,第232页

  35 张旭东:《杂文的“自觉”(仩)——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

  36 参见《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抄〉序》《白莽作〈孩儿塔〉序》《曹靖华译〈苏联 作家七人集〉序》等。

  37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6页

  38 何凝:《序言》,《鲁迅杂感选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39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页。

  40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0卷,第226页

  41 43 鲁迅:《致李霁野》,《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1卷第45、45页。

  42 47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10、304页

  44 鲁迅:《致韦素园》,《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3卷第18页。

  45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4页

  46 钟诚:《鲁迅文学经验与中国的国家转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47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於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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