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地道战》——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之一
《地道战》——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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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地道战》中那高家庄、赵庄和马家河子都挖起了地道，附近所有的村庄也是每家每户都挖了地道，各家地道相通、各村的地道相连，连成一片，一直挖到了鬼子的炮楼下。那些挖出的泥土都到哪去了？如果泥土不多，当然可以不交待。但这泥土的量太大，足以让每户门前屋后堆起一座座小山，集中起来就是一座大山。这么大的动静，必会让鬼子发现。就算鬼子没发现，但各村的维持会都是由汉奸组成的，会不发现吗？影片也说了：除了高、赵两庄外，都成立了维持会。但影片从头到尾压根就见不到这些泥土。
有个“愚公移山”的故事，那愚公一家人每天挖一点土，要把门前的两座大山移走。此事感动了老天，老天派两位神仙下凡来，背走了那两座山。在这影片里，乡亲们没有移山，神仙也没来，而是我们的导演直接就给弄没了。比神仙还厉害！
刚开始挖地道时，人们有理由怀疑炉灶口的地道能否和马槽的地道连接；东家的地道能否与西家的相连；我庄的地道能否与他庄的衔接。因为这需要精确的规划、设计和计算，准确而严格的施工，还有光源和通风等问题，比在地面上凿隧道还要难。没想到我们高家庄的乡亲们“整整干了一个冬天”就完工了，而且还是“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的庞大工程。更难想像的是：每段地道都能做到：“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简称“五防”。听起来有点像海底隧道的设计要求。
《地道战》似乎要证明：任何不可能的事，在领导下的人民群众面前都变得有可能；任何困难的事都变得容易起来。就说“防钻”吧，队长高传宝的办法是“在地道口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你看看，多么简单。
如果敌人用手榴弹炸洞口，那红缨枪岂不遭殃？不会，完全不会，不是敌人没想到，而是“觉悟”很高的导演绝不会让他们这样干。汤司令在村头发现了三个洞口，即使派下去的伪军一个个被女民兵收拾或逮捕；派下去的鬼子也一个个被击毙或捅死，导演也没让他炸洞口。
本来，挖地道只是为了躲藏，敌强我弱嘛，当然应该躲避求生存啦。如同老鼠躲在洞里，绝不可能攻击在外面的老猫——力量悬殊太大。抗战期间，北方一些地区挖地道躲避日寇是有的，偶尔击毙一两个汉奸日伪军也有可能，但作为一种作战形式就很难使人信服。毕竟地面上的日军有主动权，用围困封锁的方式就可让地下的人受不了；用炸药爆破的办法，可给地下的人以灾难性的后果。但《地道战》却把地道的攻防作用无限夸大，还“发展”出“地面工事”打击敌人。何谓“地面工事”？就是将沿街的房屋，每一栋的门窗都封起来，另凿射击孔，形成“交叉火力网”。
观众会想：这沿街房屋的门窗封了起来，那平时老乡们自己又怎么进出？这问题影片没交待，但我想：嗨，这还用什么交待！门窗封了，不就从地道进出嘛！
从地道进出是有点不方便，而且是每天多次进出，特别是携带婴幼儿的，或者是孕妇产妇老人什么的，有的通道甚至要呈“大”字形上下，很不容易；进出地道是得花点时间，特别是挖在炉灶口的地道，烧饭后需等待其冷却方能钻入。每天煮三餐饭（夜宵不算），每餐煮一小时，冷却一小时，全天下来就有六小时不能钻。
但《地道战》的安排十分乐观，根本就不需要冷却就直接钻：敌人占领村庄后，整个地面被鬼子控制了，全村的人都在地道里，危急之中高传宝决定从炉灶口突围。
但炉灶正用着火——几个鬼子在炖着鸡，不时加火搅拌滚烫的鸡汤。如此火红的灶口，怎么出得去？
为了抗日的需要，出得去！你看那高传宝不戴任何防护，拉开灶口下的拉板，滚热的火团从头灌下，只见他把头稍稍一偏，躲过火团，再推翻火红的大铁锅，拔出手枪，啪啪两声，两个鬼子当场毙命。接着，全村的男女老少，我想至少也有千把人吧，统统从这火热的灶口钻出，没有一个被烫伤——好像每个人都练就了孙悟空的金刚不坏之体。而且转移全村人如此大的动静，近在咫尺的敌人根本就蒙在鼓里，这需要何等高明的障眼法？
观众还会想：民房又没有钢筋水泥，怎能作“地面工事”用？怎么承受得了战火？这你不用担心，编导会有巧妙安排：敌人假扮武工队失败后，为复仇，山田队长带领日军倾巢出动，还带来了多门火炮，大有炸平高家庄之势。按高传宝的作战方案，老乡们躲藏在地道里，而打击敌人主要靠“地面工事”——村里的民房。如果村里的房屋被山田的大炮炸倒炸塌，“地面工事”岂不成了泡影？
影片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敌人的炮弹全都扔到了空地上，“地面工事”完好无缺，否则又怎么体现接下来的“人民战争”的威力呢——进村的鬼子被我们的“交叉火力网”打得无处逃循。
这个“网”的特点之一是射击孔非常隐蔽，有的小到只有枪筒那么大。枪筒塞紧了射击孔，又怎么观望寻找敌人？怎么发现瞄准目标？你放心，没问题，只需把枪杆伸出来，闭着眼睛一抠扳机，百发百中——这也是需要。
按理说，从黑暗的洞里出来会晃眼，需等待瞳孔慢慢缩小、适应后方能看清。所以从洞里出来时，最容易成为在外者的攻击目标。但我们的民兵钻出来，都不需要适应，直接就投弹射击，没有一个是出洞后被打伤的。因为每次民兵从地道里钻出来时，敌人都是刚刚走过，或者背对着洞口站在不远处，于是民兵就一枪把他撂倒。好像民兵们都能“隔墙看物”，未出洞就知外面的事。
为了需要，场景和时空都可以颠倒。你看那村姑淑英瞅一眼窗外后对老公说：“鬼子进院啦！”
一点也不紧张，好像是一只猫窜进来一样。妈呀！敌人进院子了，岂不是一眨眼就来到面前，但我这一眨眼不得不眨很长时间。只见她老公笑眯眯地说：“好！我去收拾他们!”于是挪开洞口、下洞、钻洞、与老乡打招呼、出洞、过墙、了望、瞄准。这时鬼子还在院子里转悠，好像他家的面积和大观园差不多似的。作战中，不但乡亲们个个都镇定自如，连婴儿也不例外：你看淑英说话时怀里还抱着一个约两岁的幼儿，枪炮声中，这幼儿一点也不害怕，也不哭不喊。
为了需要，也可以不管地道的光源和通风。民兵们不带手电筒，也不携提灯，却可以在高低不平的地道里快步如飞。须知没有光源的地道应该是漆黑一片，除非佩戴了红外线眼镜方能在黑暗中行动自如；如果只是作为通道或短暂的临时躲避，其通风问题还不大，但全村的人都在地道里，人多就会缺氧，二氧化碳就增加，如果再点几盏灯就更缺氧，人是受不了的。现在旅游点供人参观的钟乳石岩洞，有的也要用抽风机来解决缺氧问题，何况那狭小的地道。
如果是搞笑片也就没什么，但《地道战》和《地雷战》都称为“教学片”，若用于军事教学显然很荒谬可笑，用于教育人民群众和下一代才是主要目的，管它真实不真实，一切为政治需要服务，影片的编导要完成政治任务，当然什么都可以不顾了。
&傅国涌:杨泽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私人记录
一个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磨难的幸存者，将黑暗时代的点点滴滴如实地记录下来，在很多时候，尤其是那个黑暗时代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时，这种私人记录往往能洞穿官方遮蔽历史、粉饰历史的连篇假话，其价值远远高于那些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和犬儒作家的虚构想象。富有文学才华的杨泽泉先生已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1958年，在波及四川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他还是一名高中生，厄运一夜之间降临到他和许多同龄人的身上，他的父亲吴天墀是一个人品高洁的历史学家，曾经是青年党的重要骨干，1949年后饱受折磨，也许这样的家庭出身就决定了他的命运，即便没有那场已被民间命名为“五八劫”的劫难，即便他没有在1961年锒铛入狱，在劳改营苦熬15年，他的遭遇也不会好到哪里去。50年后，当他以幸存者的身份，将自己经历的苦难一一记录下来时，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沉溺在自己的不幸之中，他以平实、生动而且丰满的文字叙述那段苦难，却没有被苦难本身所吞噬，而是清醒地审视、反省造成苦难的根由，特别重要的是他对人性的真实见证，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坏人，不是以简单的二元思维把人分成好人、坏人，他在黑暗时代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人性中的光亮和幽暗，他记忆中的犯人、看守都各有个性、各有品格，有血有肉，而不是脸谱化的。他把书名叫做《回眸一笑》，不是要解构苦难，把苦难化为欢笑，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抽空真实苦难的态度截然不同，在这里苦难就是苦难，苦难是沉重的，许多时候压得人几乎艰于呼吸，幸存者一方面并不因为自己的侥幸而回避苦难，另一方面也决不陷于苦难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回望苦难，直面苦难，更令人欣喜的他对于造成苦难的这个制度所达到的认识，这一点贯穿全书的始终，我相信，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在见证苦难的同时超越了苦难，完成了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
才华不凡的少年杨泽泉因为“五八劫”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打入社会底层，在铺天盖地的大饥荒面前，他因为伪造证明买点好吃的而被判刑10年，刑满之后不让回家，继续留在劳改队就业5年，从
1961年到1976年，在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中，饥饿和死亡一直伴随着他的生命，如影随形。从某种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就是关于饥饿和死亡的见证，为了免于被饿死的命运，他曾冒险逃出劳改队，逃跑的目的很简单，当时他已得了浮肿病，看着队里同伴的非正常死亡和不断送医院，他不能坐以待毙。死亡的威胁一旦解除，他对于抓回劳改队的结局并不畏惧。普天之下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想出卖劳动力混个肚子也几乎没有可能。这一点，他在入狱之前，早就和同伴卢啸风出三峡闯荡大半个中国时见识过了，顺着长江而下，武汉、九江、南京、上海，最后到西安，两个有力气的小伙子，想凭苦力吃饭都无门，只有失望地返回故乡成都，那是
1960年的秋冬之交，饥荒开始席卷中国，等待他俩的就是牢狱。在看守所，为了能尽可能平均分配每顿吃的，犯人们显示出了惊人的智慧。在劳改队，为了可以吃的“进口货”，犯人有什么都愿意去换，乃至可以没了裤子光屁股回来，在不可抗拒的饥饿面前，什么羞耻之心都消失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不仅吃青蛙、老鼠、蛇，而且连蚯蚓、蟋蟀、蝗虫也敢吃，甚至是生吃，更不要说玉米、洋芋、花生的种子，哪怕是搅拌了粪便、桐油、有毒的六六粉，他们照样有办法吃下去。
对于写这本书，作者说得很清楚，“人活一世总该做一两樁有意义的事嘛。这些经历不写出来，不说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社会，也对不住自己……”他不仅是为自己，为同样的幸存者，也是为那些在黑暗时代丢了性命的人们，陈力、刘顺森、张锡锟、孙小娃……在15年的劳改岁月里，他目睹过太多的死亡，也目睹了许多风骨凛然的反抗，人性中最壮美的一面，有多位右派、反革命在监狱中的表现真的是可歌可泣——
在成都看守所，他永远忘不了孙百鲁回荡在夜空中的那一声声尖厉的喊叫。孙本来是出版社的编辑，从“右派”到“反革命”，即使经常被斗、反铐，仍坚持不认罪。
他永远忘不了英俊彪悍的文廷才，在押解劳改农场前的那一声吼叫：“我们不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我们以后就会活不出来！”这个朝鲜战场中过两弹的连长，也是从“右派”到“反革命”，一身傲骨，什么手铐、警绳都制服不了，把“反革命”当作荣誉称号。
邓晓竺本来是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1957年成了“右派”，后因因偷听敌台判刑8年，他在代表共产党专政机器的狱警面前毫不畏惧，有胆有识。
陈力曾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共产党员，听说还做过将军梁兴初的私人英语老师，因为不满在重庆教书的父亲被划为“右派”，而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只认道理，不服强权”，他常常公开顶撞掌握生杀大权的监狱长、看守，是全四川劳改队中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分子”，也是犯人心目中敬仰的人物。
“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你抗拒改造只不过是以卵击石。”面对看守的蔑视和斥责，15岁时在重庆“解放碑”撒传单《告全市人民书》而入狱的刘顺森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就算是以卵击石，我起码也可以弄你们一身蛋黄！”这样的语言是应该进入史册的。这位少年犯先是少管5年，刑满又被告知继续服刑15年，因为常有仗义之举，在犯人中赢得了“刘侠儿”的称号。
在他的记忆深处，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抹也抹不去。借助这本回忆录的面世，他们的形象将永留人间。一本出自普通人笔下的私人记录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这是任何不可一世的权势者都无法想象的。
年7月23日，陈力和刘顺森都以“思想反动”的罪名在四川盐源县城被枪毙，临刑前他们被施行了张志新式的割喉术。这两个人都是他熟悉的，1962年，陈力曾经以豆浆稀饭向他换尼采的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欠着他两瓢豆浆稀饭。刘侠儿如何与看守抗争他亲眼看到过，刘侠儿如何腼腆地朗读自己自己写的诗词他也看到过。当他们的死讯传来，他禁不住在被窝里偷偷留下了眼泪。
陈力和刘侠儿之死，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就在两天前，他在劳改队亲眼见到6个人以“反革命投敌叛国集团”而遭枪决，说6个人要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此案和陈力、刘顺森案都已平反，每人获国家赔偿5000元。）他们还列队参观了血泊中的尸体。当时脚镣加身、命运未卜的他内心的痛苦和惊惧可想而知。因为有人检举在一次请罪学习结束时喊“毛主席万岁”，他竟然自语“都饿得打
‘偏偏’了，还要喊毛主席万岁”，而被钉上脚镣，命悬一线，也差一点以反革命被处决。
北大化学系的右派学生张锡锟，1965年因试图逃离中国被判刑13年，曾向狱方直言：“从我当学生被划成右派起，就知道你们共产党一贯是骗人的，以后也一定会因此而倒台。”据说他还密谋逃跑而被举报。临刑时，被五花大绑的他立而不跪还踢伤了刽子手的下身，临刑前他要求吃几个自己种的苹果。还有许多人的死亡，包括那个因受狱警羞辱欲拿炸药报仇而炸死的孙小娃。
杨泽泉先生的《回眸一笑》再次以活的事实告诉世人，那个红太阳光芒万丈、照临中国每个角落的时代，恰恰是最黑暗的时代，其中最为震撼人心的无疑就是死亡与饥饿的故事，大量的来自作者亲身经历的细节，那些与他的血肉、生命融化在一起的细节，是血淋淋的、赤裸裸的，超越了一切专业作家的文学创造，也是一切历史学家翻阅挡案、爬梳史料所不能企及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对黑暗时代的有力证词，决不仅仅是甩在蔑视人权的专制政权之上的一身蛋黄。悲哀的是这个黑暗时代并没有最后终结，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直面那个时代的饥饿和死亡，不能公开地在阳光下讨论那个黑暗时代，在自己的土地上这本回忆录只能以打印本的形式私下流传。更何况，在我们眼下这个时代，从“黑砖窑”到“毒奶粉”层出不穷，那个造成了难以数计的饥饿和死亡的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仍然需要为后人留下无愧于心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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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地道战的原型与外景地本不同，都是抗日的热土》
【摘要】：《地道战》，这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影片，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影响了几代人。但一提起“地道战”这三个字，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保定的冉庄，而作为《地道战》原型的正定县高平村，一直却鲜为人知。
《地道战》原型地：正定县高平村
　　8月17日，3位古稀老人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抵达正定县，他们是影片《地道战》的编导任旭东、编剧王俊益、徐国腾。
　　《地道战》，这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影片，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影响了几代人。但一提起“地道战”这三个字，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保定的冉庄，而作为《地道战》原型的正定县高平村，一直却鲜为人知。
　　“高家庄，刘傻子，高老忠，影片中的这些原型皆出自高平村。”3位老人异口同声。
“高家庄”原型出自高平村.
　　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依然矍铄。现年82岁的任旭东，73岁的王俊益，74岁的徐国腾，一道向记者回忆了《地道战》的采写、拍摄过程。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接到了总参谋部命令，要求拍摄一部“民兵革命传统教育片”。当年，“电影创作组”成立，成员包括：八一厂编导任旭东、工程兵处长潘云山（已去世）、参谋王俊益、徐国腾。创作组先到北京焦庄户，后赴冀中平原地道战发源地，采访了十多个县区、几十个村庄。
　　采访中，正定县高平村的抗战事迹让他们受益匪浅。党支部书记孙文喜召集11位参加过地道战的民兵座谈，民兵们讲述了亲身参战的经历、英勇打击敌人的故事和地道战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地道战》剧本如何写，写什么？高平村人向他们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材料。在拟定编写剧本大纲、框架结构时，创作组选定了以高平村地道战战例作为编写剧本的基本素材。拟定要写一次战例，写一个村庄，写一个党支部书记，写一个民兵队长。这一灵感是受高平村启发而萌生的。
　　战争时期高平村约200户人家，全村地道户户相通，构成一座战斗堡垒。据统计，民兵用子弹壳制造再生子弹5000余粒、用砖石制造地雷、手榴弹数千枚。男女老少齐参战，充分发挥地道战、地雷、手榴弹的优势，在村落战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粉碎日伪军200人、300人、500人、上千人的5次围剿。
　　《地道战》中的村名“高家庄”源于高平村；党支部书记，民兵队长，两个人物均以高平村战斗中牺牲的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为原型。支部书记，取名高老忠，民兵队长，取名高传宝。
　　刘傻子是在击退敌人之后，到街上打扫战场，不幸被溃逃之敌打过来的“回马炮”击中牺牲。
　　影片中的高老忠则是在夜间发现敌人偷袭进庄，鸣钟报警，唤醒乡亲下地道躲避，壮烈牺牲。编导是按剧情发展而设计的。
　　任旭东是剧本最后定稿的执笔者，尽管剧本经过多次易稿易人，他自始至终是参与者。他说：“高家庄源于高平村，高平村是事实上的原型，这是不争的事实。”
　　《地道战》插曲歌词第一段：太阳出来照四方，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是任旭东听高平村一老乡唱的，他以此为主题创作出第二、三段歌词。
　　冉庄是外景拍摄场地
　　任旭东说，从1963年接受创作剧本任务、采访直到剧本定稿，历经两年半时间，创作组从未采访过冉庄。导演第一次到冉庄，是在1965年3月选外景拍摄场地时，看中了冉庄的十字街中心的3棵老槐树，具有古朴村落风貌。
　　邻近的唐庄有3棵古杨树，树龄达300多年，李庄有古朴的砖房和整齐的街道。摄制组将这三个村庄（冉庄、李庄、唐庄）合三为一，定为影片《地道战》“高家庄”的主要外景拍摄场地。
　　影片中“高家庄”的许多村落场景（外景）都是在这3个村庄拍摄的。室内地道内的场景，全部是在厂内搭景拍摄的。“高家庄”村前小河上的石桥是在赵县拍摄的，高传宝背着受伤的村长穿过桥面的镜头是在唐庄3棵古杨树下用特技接景合成。高传宝智斗假武工队的场景，是在北京郊区的一座庙宇里拍摄的。
　　外景地为什么没选在高平村呢？任旭东说，当时高平村只有一段被砖覆盖的地道，1963年的那次洪水将地道破坏殆尽。
　　3位老人认为，现在冉庄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得益于当时摄影场景的搭建，冉庄位于白洋淀上游，土质疏松很适合于搭建临时场所，将当年在冉庄拍摄《地道战》场景时搭建的一些专供拍摄的场景保留下来，如古槐树上的“吊钟”、“街心的碾子地堡”、“高房工事”等等，以及冉庄原来没有，而按影片里的一些战斗设施修建起来的，如“驴槽”、“锅灶”、“石碾子地堡”及地道内的五防设防等，供大家参观学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值得称赞。其实，高平村在这方面也有优势。
《地道战》外景地：历史的见证保定冉庄地道战遗址
　　河北省清苑县冉庄村，地处保定市西南30千米的冀中大平原上，位于京、津、石、沧之间。中外战争史上闻名的地道战，就发生在这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采取“铁壁合围”、“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进行灭绝人寰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在6万平方千米的冀中平原上，就修筑据点、炮楼1783处，修公路2万多千米，挖封锁沟8878千米，把冀中平原细碎分割成2670块，使冀中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
　　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冀中人民展开了地道斗争。并继而成为在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坚持敌后抗战，扩大抗日根据地，扭转战局的一种独特战斗方式。冉庄人民以其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巧妙地设计了各种工事和地道口，部署不同的作战方法，在普通的村庄，创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被誉为地道战模范村。聂荣臻元帅曾为此亲笔题词：“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是华北人民保家卫国，开展游击战争，在平原地带战胜顽敌的伟大创举。地道战又一次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无穷伟力。”
　　冉庄地道战遗址现仍保留着三四十年代冀中平原原貌和当年构筑的地道及各种作战工事。旧时的街道，旧时的房屋，旧时的墙院猪舍，伪装的地道口和34处作战工事，纵横交错的地道网，是冀中平原1.25万千米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下长城的缩影。遗址整个保护区面积为30万平方米，重点保护区为2.26万平方米。
　　1959年8月，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落成，聂帅题写了馆名，杨成武将军为展厅题写了“冀中冉庄地道战展厅”牌匾。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展厅占地面积980平方米，厅内珍藏着大批宝贵文物，主要有挖地道使用过的镐、铁锨、辘轳和照明灯；民兵集合、作战使用过的铜锣、军号、牛角号；士兵工厂制作的土枪、土炮、翻火子弹及使用过的工具；烈士遗物、遗诗、资料、照片、奖旗及抗日支前用具等。日，冉庄地道战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日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江总书记为基地题写了牌匾。
　　1996年，省、市、县累计投资258万元，对冉庄地道战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复和建设，在原有保存2000多米地道的基础上，又修复旧地道400余米，并同时修复、复原了地下兵工厂、地下储粮室、抗日村公所(吕正操司令员收编联庄会旧址)、保定城市工作委员会(九地委城工部)、冉庄抗日武装委员会等旧址；进一步征集文物并更新了陈列展览；新建停车场1000多平方米；出版了《地下长城》、《冉庄地道战遗址》(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丛书)、《地下烽烟》(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丛书)等书籍及简介，达到省规定的基地建设“五有”标准，每年接待观众10余万人次。1997年，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　　
　　走进冉庄地道，我们就如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战火纷飞的年代。1942年，日寇采用“铁壁合围”、“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对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并有计划地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进行细碎分割，妄图扑灭抗日烽火。仅冉庄周围9公里内，就有炮楼15座，公路4条，形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处处起狼烟”的悲惨景象。在无坚可守、无险可据的大平原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有效打击敌人，冉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地道战。最初，为了躲避敌人的残害，人们自发地挖了单口洞，又叫“蛤蟆蹲”。这一发明，成了敌占区，尤其是近敌区的干部民兵坚持斗争的重要依托，也是地道的开始和雏形。但因汉奸特务告密，有的洞被敌人发现，受到极大的损坏。冉庄人民总结经验教训，把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洞中人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出去。
　　无论单口洞还是双口洞，毕竟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有时难免流血牺牲。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民兵和群众把原先的双口洞继续加宽加长，左邻右舍的地洞互相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双口洞变成了多口洞。
　　领导抗日斗争的冀中区党委，很快发现并总结了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于1942年1月发出文件，明确指出：冀中要开展地道斗争。紧接着，又发出一系列的文件，对挖掘地道的组织领导、技术规模等问题均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意见。规模宏大的地下工程就此展开，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地道战从此诞生。
　　冉庄地道以十字街为中心，有东西南北主要干线4条，长225千米。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还有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连村地道；有向东南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地道全长16千米，形成了村村相连，家家相通，能进能退，能攻能守的地道网。地道的出入口设计十分巧妙，有的修在屋内墙根壁上，有的修在靠墙根的地面，还有的建在牲口槽、炕面、锅台、井口、面柜、织布机底下等处，伪装得与原建筑一模一样，使敌人很难发现。地道一般距地面2米，洞内高约1米～15米，宽约08米～1米，分为作战用的军用地道和供群众隐蔽用的民用地道两种。地道设有照明灯和路标，建有储粮室、厨房、厕所和休息室。为了充分发挥地道的优势，在村里各要道口的房顶上修建了高房工事，在地面修建了地堡，把地道与地面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根据不同的地形地物，分别在小庙、碾子、烧饼炉、柜台、墙角、墙根等处，修筑了工事、枪眼。所有这些工事都和地道相通，既能观望，又能射击和拉雷。冉庄地道战工事具有五防，即防破坏、防封锁、防水灌、防毒气、防火烧的特点。冉庄地道战工事还有“三通”和“三交叉”的特点，“三通”就是高房相通，地道相通，堡垒相通；“三交叉”就是明枪眼与暗枪眼交叉，高房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墙壁火力与地堡火力交叉。形成了“天地人”三通，构成了房顶和地面、野外和村沿、街道和院内纵横交叉的火力网，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作战阵地。
　　在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多少民族英雄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英勇无畏的抗战壮歌。
抗日烈士张森林，是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
　　1909年，张森林出生于冉庄一户富裕农家，后就读于阳城完小。1938年春，他目睹日寇侵入华北国土，杀害我骨肉同胞，蹂躏我大好河山的累累罪行，义愤填膺，胸中燃起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火焰。
　　1938年，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当时，张森林同志任清苑县冉庄抗日政权秘书。
　　1938年冬，区委吸收张森林同志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并继而成立了冉庄党支部，张森林任第一任村党支部书记。
　　自1938年开始，敌人不断来冉庄骚扰。为保护自己，掩藏物资，坚持对敌斗争，张森林首先在自己家中挖了隐蔽洞。1940年秋，张森林调任区委书记兼清苑县大队政委。他指示冉庄村干部带领游击组骨干及群众，先后挖了供区、县委干部和群众用以隐身、藏物、藏粮的秘密洞穴，为后来的32华里地道网，奠定了初步基础。
　　当时，张森林及干部们，白天藏在洞内看指示，写报告，分析情况，计划工作；夜晚出来进行抗日活动。张森林在李永家地洞里曾连续住了两个月不见阳光，面容憔悴，体弱难支。这期间，由李永送饭和通讯联络。
　　张森林组织领导人民武装，展开了顽强的抗日斗争。在张森林领导下，冉庄人民坚壁清野，站岗放哨，拥军优属，慰问伤员，支援前线，瓦解敌伪，破坏敌人交通，阻挠敌人进犯。1939年，扒京汉铁路两次，毁张保公路十数次，掐断张保公路和王胡庄至西孙庄公路两侧电线8次，为方便我军行动，挖连村交通沟和护村沟总长22.5千米。
　　张森林为保卫家乡、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
　　1943年农历三月初五夜间，张森林与县委宣传部朱信等同志在耿庄南场一老乡家组织秘密抗日会议，会后朱信连夜转移李庄。由于汉奸报密，翌日晨，耿庄、义和庄、段庄3个炮楼的敌人将张森林和区委宣传委员黄岳等同志及保定两名爱国青年学生的住所包围。张森林机智果断地指挥保定两名爱国青年学生安全脱险，他与黄岳则留下阻击敌人。经过长时间枪战，子弹几乎用尽，黄岳身负重伤，经请示区委书记张森林后，自饮枪弹牺牲。当张森林突围至李庄时脚部受伤，他将枪支拆毁扔掉，带伤奔走，血染荒郊。被捕后，敌人逼他上汽车，他高喊：“誓死不坐敌人的汽车!”
　　敌人把他押到耿庄炮楼，后连夜转押至段庄炮楼。日伪军对他软硬兼施，逼他投降。酷刑之下，限期让他写下降书，张森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充分体现出中华儿女不可辱的民族气节。
　　冉庄村民闻张森林被捕，心急如焚，干部、乡亲们千方百计搭救张森林，有人为张森林暗递信息，嘱他对敌假示投降，回村再干!张森林深深懂得对敌表示投降意味着什么!他说：“誓死不说半句投降话!宁死不当亡国奴!”
　　张森林在段庄敌炮楼中队部，受尽了酷刑摧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为祖国的解放事业，洒尽了一腔热血。1943年农历三月初八，张森林抛下年迈老母，舍弃为他颠沛流离的妻子和一双可怜幼女，慨然就义。时年34岁。
　　冉庄村民高志、高老白等人连夜把森林尸体自段庄村外偷运回冉庄村，在清洗周身血迹时，从他的内衣袋中发现他用敌人让他写“降书”的纸写下的“就义辞”：“鳞伤遍体做徒囚，山河未复志未酬；敌酋逼书归降字，誓将碧血染春秋；人去留得英魂在，唤起民众报国仇!”这诗词慷慨悲歌，催人泪下。诗稿被国家文物专家组定为全国一级革命文物。
冉庄人民把对森林的无限怀念和对敌人的刻骨深仇，化作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一个张森林倒下去，无数“森林”跟上来。冉庄人民不负森林遗愿，继续着先烈未竟的事业。
　　冉庄村内至今还流传着“堆土借弹”的故事。
　　那是1945年，迷宫一样的地道早已大显神威，打起敌人来要多解气有多解气。可因为环境艰苦，子弹奇缺，不能想打多少就打多少。冉庄民兵爆破组能自己配制火药，制造土地雷、土炸弹，还会做翻火子弹。地道战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由他们土法炮制。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制弹用的材料怎么办?县武委会副主任乔军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一句话提醒了爆破组长梁连恒。6月中旬的一天，他带领民兵在村北小街道口，堆起大堆新土，在村边几处险要的地方，也堆起土堆来，引诱敌人来打枪。那天，来了一连的敌人到冉庄骚扰，敌人误以为新土堆是新建的地堡，一个连的枪弹，齐向土堆射来，热热闹闹地打了一个小时。敌人走后，梁连恒和他的爆破组赶到土堆前，破土取出弹头，又到敌人射击的阵地上，拣回弹壳。爆破组就地取材，先后制成翻火子弹6000多发。
　　最使冉庄人民引为骄傲的，还是日的那次大战。那天，驻保定的伪绥靖军集团司令齐靖宇和清苑县伪县长丛殿墀，带领两个团1000多兵力进攻冉庄。
　　我民兵分别把守在工事里，准备更有效地消灭敌人。敌军走到离村一二千米的地方，盲目地向村里轰炸扫射，后见没有动静，就开始向村庄逼近。忽然，“轰”、“轰”几声，村北李登山家坟地、姜庄边梁家坟、村东王老黑房西等处民兵所埋地雷接连炸响。敌人被炸死、炸伤多人后，仗着火力优势，拆墙过院，扑进村庄。
　　隐蔽在东口双庙工事内的李明贵、李春久和刘景书等人，找准机会，接连射击敌军，敌人东窜西跑，摸不着头脑，气得哇哇直叫。
　　民兵高振峰和李恒木、张丙奎等人在十字街指挥部里指挥整个战斗，20多名日伪军押着民夫背着锨镐过来，想破坏地道，高振峰瞄准一个目标打中头部，张丙奎拉响地雷，把伪军吓得纷纷逃命。
　　张德林拿着湖北造小马枪，带着5个爆炸组员守在北口学校暗室里。听到近处房上有人说：“集合了，在东北边场口。”过了一会儿，只见敌人从东边向北移动。张德林用手捅捅组员们小声说：“过来了，准备好。”几个地雷接连在敌群中开了花。张德林又向敌群中打了一阵排子枪。敌人像没头苍蝇般乱撞起来，前头的往北跑分散着上了房，后边的往南跑、东跑也上了房。敌人在房上支起机枪，干瞪着眼着急，没目标地胡乱扫射。张德林向大家说：“等着，沉住气，等着拉雷。”不大一会儿，20多个伪军上来拉死尸，民兵们又拉响两个地雷，四五个敌人倒下，其余都撤下去。过了半个多小时，敌人才敢出来收尸，随着大队撤走。
　　这一战斗，我民兵30余人抗击敌伪两个团兵力，从早晨打到下午5点多，持续13个小时，杀伤大批敌人，其中有副团长1名，副官1名，连长1名，排长1名，而我方只有1人臂部受轻伤。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英勇的冉庄人民利用地道对敌作战72次，配合部队作战85次，打死打伤敌人2100多名。冉庄人民利用地道优势，创出了辉煌战绩，为抗击侵略者，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冉庄地道战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冉庄地道战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见证!是人民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精神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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