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公案两相益---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三侠五义》
侠义公案两相益---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所叙，是宋朝包拯审案断狱、安境保民，以及侠客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二行侠
仗义的故事。一这两者之间，相互为用，以期达到“不负朝廷”或“‘致君泽民”的共同目的。!它的出现，表明清代传统的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完全合流。《三侠五义》就是合流的“侠义公案派”小说的典型作品，是一部成功的代表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侠义和公案虽同属世情小说范畴，却是两个重要的、不同的题材。长期以来，它们独立发展，.各有成就，形成两个流派。
公案小说以审案断狱为主，内容上大都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一公案小说，一是有其历史发展的线索和传统的。如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就孕育着公案小说的萌芽。如《列异传》里的《苏娥》、《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就是其例。如《东海孝妇》写的就是一桩冤案。孝妇周青“养姑甚谨”，婆媳关系甚好。婆婆谓自己“已老”，惜妇“年少”，为免除守寡媳妇的负担和劳苦，宁肯自溢。然而婆婆.死后，因其女告官，诬妇为凶手，官府不明，屈打成招，遂成冤案。狱吏于公“仗义直言”，据理力争，仍未改变冤妇的命运，含屈而死。后任太守重审此案，为妇伸冤，并亲身祭祀孝妇，地方方得安宁。
唐代传奇与轶事小说，亦不乏公案小说之作。如《纪闻·苏无名》，就是唐代一篇成功的推理破案小说。它表彰了武则夭时的一个捕盗能吏苏无名。武则天曾赏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千锰，结果被盗。武则天大怒，限洛阳长吏三日破案，长吏限县尉二日，县尉限吏卒一日。吏卒无奈，只好求破案能手苏无名帮助。苏求武则天宽限日期，但“亦不出数十日耳”。苏见一伙出葬的胡人，到一新坟处，虽设祭奠，但“哭而不哀”，撤奠之后，“巡行家旁，相视而笑”。苏无名判定其坟为藏物之所，胡人则为盗贼。于是破了此案。
宋元时代的公案小说，一是说话中的“说公案”。这是民间说书艺人创作的公案小说，它主要叙述冤案的发生和过程，对含冤受屈者寄予很大的同情，最终清官断案只是小说的一个尾巴，官吏的例行公事。像著名的作品如《错斩崔宁》主要写受害者崔宁、陈二姐含冤受屈的事实，重点并非职责官府的“率意断狱、任情用刑”。凶手是由刘大娘子发现并报告官府，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简帖和尚》也是着重叙述由于和尚的奸谋，致使黄莆松休妻，造成杨氏的悲剧。最后也是由于杨氏发觉和揭发了和尚的阴谋，冤情才得到昭雪。
二是在历代案例的基础上，演绎派生出公案小说。如五代和凝父子编的《疑狱集》、南宋庆元年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郑克辑的《折狱龟鉴》、《明公书判就是公案书的演变和发展清明集》等，就是各代的公案书。《醉翁谈录》记录的“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就是“公案书”的演变和发展，是“公案书”影响下的产物，这类故事重点是记述官吏的明敏断案和判词的巧妙、诙谐，视线集中在清官身上。而不是在受屈含冤者身上。他主要来源于前代“公案书”，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他的思想、艺术价值明显不如前一类公案小说。明代后期出现的一大批公案小说，如《龙图神断公案》、《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明镜公案》等，与“公案书”关系密切，甚至保留了若干文牍形式；但也与话本小说关系密切，不断从中吸取题材。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简称《海公案)))，实际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每回一个故事，它一方面采取了公腆文书的形式，每回先有记述全案过程的一段说明文字，分“告”、“诉”、“判”三个部分，而内容又系小说家的编撰，并非海瑞实事，且与宋元话本关系密切。如第三十九回《捉圆通伸兰姬之冤》、。第四十二回《判明合同文约》，就是宋元话本《简帖和尚》、《合同文字记》的改编、脱胎之作。又如《僧徒奸妇》、《妒奸成狱》、《判给家财分庶子》、《判谋陷寡妇》等，又为明代拟话本提供了素材。又如《龙图神断公案》，与《海公案》性质相同，也是短篇小说集，而以包公贯串其书。题材上既有民间流传的故事，又有采自史书的案例，而不少内容又是从《海公案》辗转抄来的。
侠义小说以豪侠行侠仗义为主，歌颂重义尚武、扶困济危的精神。在汉魏六朝小说中，有《搜神记》里的《三王墓》(即《干将莫邪)))、《李寄斩蛇》，《世说新语》中的《周处》等，已初具侠义小说的风采。如《三王墓》中的侠客仗义相助，为被楚王枉杀的铸剑工匠干将复仇，竟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正是《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侠义精神的继续和发扬。
唐代的侠义小说比较成熟，如《红线》、《昆仑奴》、《聂隐娘》等，就是成功的作品，其中红线，聂隐娘、昆仑奴，都是武艺高超，逾墙走壁，飞剑取人的侠客，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宋元话本中，“朴刀”、“杆棒”类作品，属于侠义小说的范畴。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杨温拦路虎传》等。直到明代的《水浒传》，始有长篇侠义小说出现，它被李蛰冠以“忠义”之名，被天都外臣称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清以前的侠义小说，从内容上看，其男主人公或凭个人的技艺去创英雄业迹犷或组成群体去扭转乾坤;有的写实，有的幻想，分属两种类型。
清代中叶《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的早期名字）的出现，使公案小说加入了大量的侠义内容，使侠义和公案这两类一向独立发展的小说，_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种大臣与侠士的关系，在《三侠五义》里就是包公与南侠、北侠、双侠、五鼠的关系。为什么能形成这种关系?这是因为侠士的“行侠作义”，需要官僚的支持，而官吏的“除暴安良”，亦需侠士的帮助。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三侠五义》第十五回写包拯陈州放贩后，表示还要做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与民除害，三来也显显我包某心中的抱负。”第一百一回写小诸葛沈仲元对黑妖狐智化说:“你我不能致君泽民，止于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一，有甚讲究。”可见“不负朝廷”与“致君泽民”是他们的共同追求。那么，促成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原因何在呢?从艺术发展的传统说，以《龙图公案》为代表的公案小说，长期格守案情加判词的模式，束缚着公案小说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故加入大量的“侠义”内容，以使小说活泼充实;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来说，清朝正走下坡路，封建统治虽能维持，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百姓要求社会安定，呼吁清官;户知识分子企盼兴邦治国，建功立业。于是，这种清官与侠客的结合，就符合社会与各阶层人物的需要。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三侠五义》出现时说:
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散羡，但凡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
这说明了《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括《施公案》、《彭公案》、《永庆升平》等在内，产生的社会背景之一。概括地说来，其一，近代这个时期并非是什么“太平盛世”、“清朗世界”，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使统治阶级的“安全感”大大减弱了，于是侠勇之士就在公案小说中出现，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官僚、侠士的除暴安良，以及侠士得到封赏，乃是表现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追求，维护和安定封建统治的愿望。应该指出，《三侠五义》是市民思想的产物，它不可能超越忠孝节义封建正统思想的樊篱，但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部分愿望和要求。小说中对豪强、显贵罪恶的暴露，对世态炎凉的抨击，都表达了人民对贤明政治的追求和对是非善恶的态度，有一定的意义和认识价值。
公案侠义小说经过短暂的繁荣，很快就走向下坡路，思想内容从《三侠五义》单纯的忠奸、正邪斗争，发展到镇压农民起义;从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小说、发展为具有落后或反动倾向的作品。但近代公案侠义小说，无疑为晚清新武侠小说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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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侠五义》中的包公.....作者： 伍大福 慈云双& &&&&摘
要: &&& 由于《三侠五义》成书的复杂性及其时代性, 如果我们把包公这一形象放在我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流变中, 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 以及由此种文化产生的特定民族心理中加以考察,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形象简单浅薄, 它自有其丰富性的一面。关键词:
《三侠五义》, 包公形象, 民族文化心理& && & “历史上的包拯, 经过民间的创造, 成为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活跃人物, 成为我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形象” , 而集包公断案折狱故事之大成的当为“光绪十五年( 1879) 北京聚珍堂出版活字印本”的《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成书过程比较复杂: 道光年间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的《龙图公案》经人记录题作《龙图耳录》, 删其唱词, 成为白话小说。“同治光绪年间, 先后有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对它进行润色加工, 更名为《三侠五义》, 又名《忠烈侠义传》”, 后由晚清大儒俞樾“援据正史、订正俗说 ”,别撰第一回(清.俞樾 《重编七侠五义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 , 更名为《七侠五义》。由此看来, 《三侠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经文人稍事修饰的说书体小说。&&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 主要写包公故事; 后七十多回, 主要写侠义故事； 这就决定了《三侠五义》是一部公案侠义且以侠义为主的小说。由于它成书较晚, 此前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各种题材的超重量级的作品都已出现, 这就使得它也是一部仰视巨人的小说。唯其如此, 超越创新是很困难的, 无论从创作方法、形象塑造, 还是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 总体上“它并不代表小说史前进发展的潮流, 而表现了逆转的趋势”。但也正因如此, 《三侠五义》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使得它不仅是一部公案侠义小说, 同时还具有历史演义、神怪、人情诸小说的特征, 特别在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比同类小说更高一筹。“经事状物, 甚有平话气”, “至于构设事端, 颇伤稚弱, 而独于写草野豪杰, 辄奕奕有神, 间或衬以世态, 杂以诙谐, 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 。诚如书名所揭示的, 《三侠五义》中写的比较好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主要是侠客义士, 而“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 但总的说来, 是偶像化, 模式化了”,也就是说包公的形象平面化, 难以从字面上站起来。由于《三侠五义》成书的比较复杂性及其时代性, 如果我们把包公这一形象放在我国古代小说的整体流变中, 我国2000 多年的封建传统文化中, 以及由此种文化产生的特定民族心理中加以考察,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一形象简单浅薄, 它自有其丰富性的一面。&&&& &&&&&&&&&&&&&&&&&&&&&&&&&&&&&&&&&&&&&&&一&&&& 严格地讲,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创作, 都是建立在本民族丰富的文学土壤之上的。《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经过民间口头流传、文人笔端润色的世代累积, 它已不是简单的一个平面, 一块铁板, 而是由多个平面互动组合成的, 当然这种组合也只限于同一层面的并列组合, 而没有立体式的站立起来。&&& 包公形象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清官向忠臣发展的过程。在清以前的包公戏或包公小说中, 包公主要充当为民伸冤、公平折狱的清官形象。从元杂剧的公案剧到万历二十二年( 1594) 《百家公案》出, 几乎纯是包公公案故事集。入清后, 包公小说在累积的基础上逐渐显露出忠臣与清官结合的特色, 包公也成为实现儒家理想的人物形象。《三侠五义》可为这方面的代表。&&& 包公的出生和成长充满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神秘气氛。没有出世, 小说中就营造了一种神怪氛围, 让包员外做个怪梦, 出世就为父亲不喜, 二哥包海从分配家财的角度考虑,更将他扔掉, 蒙虎搭救, 大哥将他拣回, 由大嫂抚养。后虽重认父母, 但屡遭二嫂陷害。九岁髫龄贵为公子也要放牛, 只是有与众不同的表现, “却是无精打采, 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处处透出早熟的气息。喜好独处和思考, 使他有幸搭救狐狸,从而也在日后救了自己。虽然二嫂屡害包公, 包公“不但不信, 反倒责怪别人离间叔嫂不和”, 这都是心存忠厚既无害人之心, 也无防人之心的表现。好在有大哥包山夫妇的关爱, 包公得以读书。事实上, 包家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家庭可说是当时朝廷的缩影, 也有忠奸两派, 使包公幼小的心灵就培养出深刻的辨别力。这与儒家“家齐”而后“国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 “齐家”这一儒家理念主要体现在包山的身上。他侍亲至孝, 待兄弟如手足。不用说将被扔掉的三弟拣回来养至六岁,即使对奸险的二弟包海夫妻也很宽容。他得知包海之妻陷害三弟之后, 暗自思忖: “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 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 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 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 二来添妯娌疑忌。”凡事从家庭整体利益考虑的做法可说对包公很有影响。包公赶考途中订亲, 也要“回家禀明父母兄嫂, 那时再行纳聘”。后来做了官, 也不忘家庭事务, 特别对子侄们的人品学业时时挂怀。“家国一体化”正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治国观的表现。&&&& &&&& 包公的“治国”观主要体现在他代表忠君观念的贤臣形象上。“贤臣”或“帝王师”一直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重要形象,它作为一种理想活跃在文人的笔端, 说书人之口。《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封神演义》中的姜子牙莫不如此。他们都有超人的智慧, 杰出的才能, 运筹帷幄之内, 决胜千里之外, 使大乱走向大治, 有定天下之志, 而无夺天下之心, 成为帝王赖以成事的长城。这些贤臣多是在天下大乱时出现的, 包公则是和平时期的一位贤臣。正当“天下太平无事, 莺花无限日高眠, 四海升平, 万民乐业”之时, 贤臣无需领兵打仗定天下, 其主要责任就在于消除危及朝廷统治的隐患, 公平处理民间事务为君王获取民心, 在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忠”“奸”斗争和断案折狱, 换言之, 这一贤臣形象是由清官和忠臣来体现的。清官正是做忠臣的基础。包公的“忠”主要是对皇帝也就是对封建皇权的忠, 这就使得包公的形象“ 不仅以忠君的思想和行为显示了帝王观念, 而且是以帝王的一种象征出现的”[ 3] 。他的“ 忠”感天地, 泣鬼神, 获天助、君助、人助。他是天上的奎星临凡, 聪明无比, 生而知之, 老师说上句, 他能对出下句, 恰遇“自幼历过多少磨难, 乃是英明人主”的仁宗天子, 又获公孙策、展昭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义士侠客的帮助, 从而让包公的 “清忠”行驰天下。这样包公就以两副面孔出现: 对于明君仁宗而言, 他是贤臣; 对于众侠客义士而言, 他又是明公。即以王马张赵四人而言, 张赵曾“误投庞府, 见他是权奸之门, 不肯逗留”, 王马亦是由于庞吉所害, 而四人曾对包公主仆生命有过威胁, 包公却尽弃前嫌, 加以重用, 包庞相比, 忠奸分明, 何啻天壤。公孙策一个落第书生, 穷愁潦倒; 展昭虽武功盖世,若无包公推荐怕也得不到“御猫”称号, 更不能做到四品带刀护卫的职衔, 包公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 &&&& 儒家思想在孔子时是不言“怪力乱神”的, 但儒学经2000余年的发展演变, 加以其他学派的渗透, 儒学在内涵上保持其基本内核外, 它所包蕴的意义及实现手段已大大扩展变化, 表现在小说创作里, 就是常借“怪力神”等来实现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我国古代很多著名小说都难以避免。《三侠五义》 中也借助“怪力神”来实现包公的“清忠”。&&& 包公遭二嫂陷害, 狐狸搭救, 并且获得铜镜; 狐狸做媒而得古今盆; 又有一和尚陶然公借破案之机给了他一个游仙枕。这三种宝物在后来的破案中帮了大忙。用古今盆治愈李妃的眼睛, 借游仙枕和古镜示梦还魂, 破了屈申与白氏的阴错阳差案。这些可说是借神怪的力量来补充人的智与力的不足, 从而使包公判案能收到“日断阳夜断阴”的奇效。当然, 小说中的包公虽受“神怪”之助仍保持儒士正身, 在替李小姐驱邪时不忘说一句“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但包公对“神怪”的认识、信仰也有一个过程。在审清李妃一案中, 小说中寇珠的冤魂告状, 用阴司地府的妙计诈出郭槐的口供, 特别是三件宝物的功用, 包公有不信妖邪而信妖邪, 并且借用“神怪”之力。即使小说中如此表现不能说是进步, 却也显示了儒学接受“ 异端思想”更新自身的再造之力。&&&& &&& “侠”到后世至少可以说是不能没有“力”的。在忠奸斗争中, 包公正是借“侠”之“力”来达到铲除奸臣的目的的。展昭对包公的多次营救, 帮助包公斩掉庞昱,直闯太师府花园斩杀邢吉, 从而让包公处于劣势下仍能取得除奸的胜利。王马张赵四人投奔开封府, 也为包公判案和自身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样, 后来的颜查散(“此人在后半部竟是包孝肃替人”) 等贤臣也是借“ 侠”之“力”来完成“忠”战胜“奸”的斗争的。这样, “力”成了儒士实现“清忠”的重要支持。《三侠五义》由于受言情小说的影响, 让包公在赶考途中落难, 借李小姐之病进行搭救, 这实际上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的才子佳人模式演化来的。包公在这里不是一个白面小生, 而是一个“言语直爽, 忠诚之人, 学问渊博”的包黑子。这也是对传统才子佳人恋情小说的继承与反拨。包公被放在这本来最有人情味的一节中而把儒学理想表现得更为充分( 已如前述) 。由此看来, 包公是作者“依据信仰理想塑造的人物“，从而包公在小说中的经历“朝着理想化的方向使内容程式化”[ 4] 。这种理想的程式化表现之所以被普遍接受, 在于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儒学伦理精神----以伦理道德评判世界, 而不是从真假上认识世界。包公形象正是凝聚着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 因而虽常受现代批评家所诟病, 但接受面依然广而且深。&&&& &&&&&&&&&&&&&&&&&&&&&&&&&&&&&&&&&&& 二在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文化一直处于正统、核心的地位, 但无论是本土固有的, 还是外来的非正统的、边缘的文化也很多。儒家文化在2000 多年的传承中, 既有发展丰富,也有受冲击、弱化的倾向。自宋代开始, 儒家文化不断理学化, 也更为统治者青睐。在理学统治强化的过程中, 以理学为特色的儒家文化也不断民间化、普及化。至清中叶, 理学思想已彻底在中国民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强化过程,也是儒家文化被民间边缘文化渗透、弱化的过程。自中晚明以来, 心学思潮进一步对理学进行冲击, 很多思想家都想用各种方式来挽救日益式微的儒学传统, 民间艺人也自觉或不自觉的加入到这一挽救活动中。说书艺人石玉昆正是在民间流传的包公判案故事的基础上依据民间化的儒家文化理想重新塑造包公形象。由于民间思想的影响, “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的《三侠五义》却也“虽是传奇志异, 难免怪力乱神”( 问竹主人
《忠烈侠义传序》, 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 下) ,P1542) 。这样一部民间流传的侠义之书, 屡屡受到文人的重视, 不惮其烦的记录、整理, 特别到晚清倍受宠荣( 甚至连俞樾这样的大儒也愿为之“援据史传, 订正俗说”) , 固然有着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文学上的、社会学上的原因,“ 值世间亦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 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 “时去明亡已久远, 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 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 归耀其乡里, 亦甚动野人歆羡, 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 在民间每极粗豪, 大有绿林结习, 而终必为一大僚隶率, 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 此盖非心悦诚服, 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但它还具有某种文化拯救的意义, 广百斋主人在《& 三侠五义& 总序》中一语道破天机:“天地浩然之气, 养其大者, 则为圣贤, 为大忠大孝; 次亦不失为义士, 为任侠者流。方今时局, 犹病大, 势将痈溃。《三侠五义》一书, 虽属稗野, 而浩然正气充塞行间。.....爰亟重加厘订, 蔚为大观, 孰几镫唇酒尾, 使天地正气心目常悬, 或亦起衰救病之一方欤!”文人厘订此书的目的很明确( 尽管多数文人在序中没有明说, 起码在他们看来是不违背儒家伦理道德的) , 就是为了“起衰救病”。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晚清的现实则自然明白了。儒家文化传统到了晚清, 岌岌势危。基督教文化入侵, 掀起瓜分狂潮, 坚船利炮已将传统文化轰炸得血肉模糊; 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砸倒孔子牌位为表征的。儒家文化传统遭到了空前的灾难, 而醉心于儒家文化的传统文人见到《三侠五义》犹如救命稻草, 自是大力张扬了。&&&&&&& &&&&& 儒家文化的拯救在《三侠五义》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通过忠奸斗争肯定赞扬儒家文化中“忠”的一面。小说第一回为全书张本, “忠”“ 奸” 对垒分明。刘妃为谋正室之位, “便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铺谋定计, 要害李妃”, 而刘妃心腹寇珠“为人正直, 素怀忠义”。其实我们分析寇珠这个人物也可看出她矛盾的一面, 她本是刘妃心腹, 如果违背刘妃当属不义, 这里就涉及到书中“忠”的标准问题。“所谓忠与奸, 本身就是封建伦理“君臣”一纲的体现, 它们之间的区分是以臣对君的态度为标尺的”[ 5] , 忠是从维护封建皇权出发, 是以皇权至上的理念为原则的, 也就是说, 为了“忠”可以牺牲“义”。以包公为代表的清官之所以也是忠臣, 就是因为他们为维护皇权的稳固与奸臣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忠与奸, 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又是封建伦理观念的冲突”[ 5] 。儒家文化中伦理观念是其核心。包公及其“替人”颜查散等都与奸臣作了长期的斗争, 并且都为巩固皇权取得了胜利。其二是通过“忠侠”的共融来突出儒家文化“忠”的一面。同样是第一回中为救李妃, 小太监余忠代李妃而死, 不仅因“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 , 而且他“素来做事豪侠, 往往为他人奋不顾身”。这里作者既给“侠”以明确的定义, 就是“为他人奋不顾身”的行为, 又借人名隐指“侠”乃“忠”之“ 余”也。寇珠救太子维护皇权为“忠”, 余忠救李妃维护正义就是“侠”。“侠”正是作为“忠”的支持面出现的。后来的侠客义士投奔以包公为代表的忠臣们,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促使忠臣们在对奸斗争中获得胜利。从文化学角度考察, 这正意味着处于边缘状态的民间侠文化向处于统治地位的儒文化的靠拢, 亦或儒文化对侠文化的吸纳。&&&&& && &&& 儒侠两种文化渊源颇深, 它们一度同是法家文化的对立面, 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本来在儒家文化取得正统地位后, 侠也一直活跃在民间, 也曾成为儒文化的对立面。但一方面儒侠两种文化具有共同的契合点---“孝义”等, 如《三侠五义》就多次写到展昭“乃行义之人, 浪迹萍踪, 原无定向”, 但回家“惟有在老母跟前, 晨昏定省, 克尽孝道”, 母亡后“在家守制遵礼”。无此后顾之忧他才正式“无奈”投归朝廷。双侠每每外出也留一人在家侍奉老母。这些都与狄后开导仁宗所说的“天下至重至大者以孝为先”的儒家伦理相一致。“义”更是儒侠共尊的了。另一方面“侠”有在明君( 真龙天子) 之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传统。因此儒侠结合既有现实基础, 又有文化上的认同。小说中包公与展昭初次在镇店相遇, 包公先邀展昭共席, 作为儒家理念化身的包公并不因他有 “侠气
、气宇轩昂 ”而避之, 反觉“可爱”, 这正是文化精神内在的亲和。同样, 王马张赵虽曾有危害包公生命之嫌, 五鼠之一白玉堂虽“智偷三宝”, 但包公仍能笑纳他们“为王前驱”。包公吸收公孙策作幕僚, 这是在朝正统的儒家文化与在野的民间儒家文化的融合。小说形象的揭示, 儒家文化要想继续保持它的活力, 继续维护皇权, 那就必须吸纳侠和民间的新鲜文化。当然这都是封建正统文人一相情愿的“起衰救病”的药方。事实上, 时至晚清, 只要腐朽的封建皇权依然存在, 儒家文化再新再变也无起死回生之力了。&&& 于是, 我们不难看出《三侠五义》正是通过以包公为代表的忠臣企图拯救以忠君维护皇权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危机,这种拯救也就永远作为一种理想“空留纸上声” , 徒供后世读者凭吊而已。&&& &&& &&&&&&&&&&&&&&&&&&&&&&&&&&&&&&&&&&&&&&&& 三&&& 刘大杰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这样评说《三侠五义》中的包公: “虽着墨不多,但写得很突出; 像他那样不畏豪强, 廉洁正直的清官, 在暗无天日, 人民生命财产全无保障的旧社会里, 是人民理想的人物, 是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历史的看, 包公作为一个清官确有他的进步意义。《三侠五义》中写了包公许多秉公断案的故事。有严惩奸恶之徒替无辜受害者明冤的, 如墨斗案判吴良, 乌盆案夹死赵大, 断清张有道毒杀案; 有打击权豪势要替平民百姓伸张正义的, 如斩太师之子安乐侯庞昱, 威烈侯葛登云等; 而断清刘妃谋害李后一案, 更是把忠奸斗争与断案折狱结合在一起, 从而让包公的忠臣与清官的身份很好的统一起来。包公无论是审断大案要案, 还是普通百姓的命案, 都靠自己或集体的智慧, 调查研究,证据落实, 然后据此秉公断案, 严格执法。其中写到许多神怪现象,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只不过增加了判案的曲折性和离奇性，于包公的清官形象无损。“‘清’‘贪’之别, 那主要是从‘官民’的关系上着眼的”[ 5] ,在清官这一点上, 包公更贴近民众了, 更能折射民族主体----普通民众的深层心理。在我们看来, 这种心理很能反映封建社会中国普通民众对法治的认识。&&& && 儒家标榜以“仁义”治天下, 本来是处于法家的对立面。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法家所说的法治, 其实只是刑治, 它与德一起构成中国封建人治的两种手段”[ 6] 。一种文化在它取得统治地位后, 对其他文化一方面压制, 另一方面改造吸收。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时代提倡“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恰恰也是酷吏出现比较多, 刑罚也更为严厉的时代。某种意义上说, 儒家文化吸收法家的刑治来维持自身所规定的秩序、伦理等轨范。《三侠五义》 中包公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正是刑治与德( 仁义)一起构成中国封建人治的象征, 民众对他的歌颂也是儒家文化普及民间的表现。&&& 首先我们从包公自身来看，包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从维护皇权中心出发。他小黜而大用, 正是仁宗“圣明”之所在。小说中贯穿这样一中观念: 只有“明君”才能给“清官”提供生存空间。在包公判案过程中, 固然有调查研究, 但写得比较多的是根据案犯的相貌特征, 或者用重刑逼供, 特别是公孙策借 “札”同“铡”, 造御铡三架更是将刑治推向极至, “谁知包公不但不怒, 将单一看明白, 不由春风满面, 口中急急称赞: “先生真天才也!”这正说明包公对刑治的认同。圣上“明白包公用意, 是借札字之音该作铡字, 做成三口铡刀以为镇吓外官之用, 不觉龙颜大喜, 称羡包公奇才巧思”。“明君”对用刑治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是十二分满意了。&&&&& && 就普通百姓而言, 他们的法治意识也极淡薄。随着儒家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和加强, 人们更相信“明君”和“贤臣”, 也就是对“人治”的向往。遇到不平事,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清官”伸冤。《三侠五义》中写到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典型的当数庞昱一案。庞昱之所以敢在陈州肆意妄行, 就是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小舅子, 他的靠山是封建皇权。到陈州与知府蒋完勾结, 缺少监督机制, 也是法制不健全的表现, 自是无从谈起法治了。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 老百姓只有
往他方逃难去, 以延残喘
, 或者“不辞辛苦, 奔至京师, 指望伸冤报恨”, 如遇着不是“清官”, “我等冤枉再也无处诉了”。求诸侠客, 或自身起来反抗也是解决压迫的办法。在封建社会里, 由于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力, “圣旨”比所谓法律还凑效。包公为斩安乐侯庞昱, 先以温言软语磨得庞昱认罪画招, 怕押回朝廷其父讨保, 皇帝碍于情面杀不了, 途中就将他斩了。这说明法律在人治社会里是难保其严明执行的。包公斩庞昱是“赤心为国, 与民除害”，说到底, 就是维护巩固封建皇权。包公作为一个“清官”对我们的现代社会固然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对于政府官员也能起到一定的警醒教育作用。但是现代社会不仅要用“法”来培养一批“清官”, 更重要的是用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的法治来约束官员滥用权力, 让人们自觉运用法律武器既监督官员, 同时也为自己争得合法权益。如果老是寄希望于几个“清官”, 那还是“到处都有屈死的”。&&& 总之, 我们从文学、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等角度来分析《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 可以看出包公形象所具有的丰富内含, 从而明白这一形象总是被人们不断的翻新和解读, 历数百年而不衰的原因, 它给我们现代人的启迪仍是多方面的。&& 包公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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