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了吗&&中国新闻周刊&&& & &1975年，河南辉县化肥厂的领导和工人一起到工地劳动。作者：罗平汉 卢毅
赵鹏“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巨大悲剧。对于“文革”给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人们容易达成共识。但是，对于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于“‘文革’期间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问题，却争议很大。传统说法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就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观点是，“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仍然有所发展。“崩溃边缘说”最早见于日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4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大概正因为如此，“崩溃边缘”的上限被设定在1974年。这显然是政治意义大于史学意义。不仅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时所作的全面整顿受到牵连，《报告》所列举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等崩溃的具体表现，也属于群众的合理诉求，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日，邓小平也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词中提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说：“‘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当然，这只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口径的延续。中共高层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述，这里就不引用了。“崩溃边缘说”是中共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有所发展说”同样不是党史学界或经济史学界的发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沿用“濒临崩溃”的说法。有资料证明，第四稿原来写进了“濒临崩溃边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否定了这个提法。决议指出：“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此后，“有所发展说”才见诸学者的笔端。薄一波在1993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指出：就1967年“混乱的情况来看，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并不过分”。他又写道：“应当提出的是，综观年这五年乃至年这十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他将“崩溃的边缘”用于特指动乱最严重的一两年，算是圆了此前的说法，但其主旨还是强调“有所发展”。1990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提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后者是指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由于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占据着极为突出的位置，人们惯于以某个运动代指运动发生的历史时期，久而久之便混为一谈，以致评价的时候束手束脚——“文革”岂是可以肯定的？不难想象，如果将“文革”时期的经济与整场运动捆绑在一起，研究者将会何等左右为难！所以，胡绳的提议可以说是正确评价“文革”时期经济状况的重要前提之一。几次学术争论一旦研究者在政治上被松了绑，研究便开始从政治化转向学术化。199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学术讨论会上，各方学者就“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002年10月，有研究者再次总结了这方面的争论情况。与“崩溃的边缘”相对，不少研究者发现，“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而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但大部分学者同时表示，不应孤立地用数字说明“文革”时期经济的发展。2006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了一次“文革”史研究座谈会。会上，对于邓小平是否真的认为“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怎样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才符合中央的口径，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持两种观点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论据。赞同“崩溃边缘说”的学者提出：一、“濒临崩溃边缘”不能单纯从统计数字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各种经济关系严重不合理，人民生活水平极度降低等等。二、“文革”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准确。三、“文革”结束后，各地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确实出现了不改革不行的危急状况，全国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赞同“有所发展说”的学者则认为：一、研究国民经济状况，要根据统计数据下结论。怎样才算濒临崩溃边缘可以讨论，但总不应该是发展速度增长和总量提高。二、“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除了动乱影响外，也含有为工业化付出的代价。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境内外还有一种“已经崩溃”说；网络上则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伟大，没有什么损失。这些观点可谓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崩溃边缘说”和“有所发展说”的升级版。统计数字来源为了更加严谨科学地判断“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本文将加以定量分析。分析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相关统计数据。“文革”时期的统计数字可靠吗？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虽然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在年几乎完全停顿，但仍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特别是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也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账表。“文革”时期其余七年，则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又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再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1983)》，才第一次公开相关数字。总之，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十年间的经济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论述得非常充分，这里不再赘述，而重点对十年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方面进行考察。从总体来看，1967年至1976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6.8%，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9%。由于“文革”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明显偏向工业，这方面的成就相对比较突出。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为1274.9，与1966年相比，增长128%。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行业均有较大的发展。从1973年开始，中国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文革”时期，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继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年底余额总计为200.9亿元，与1965年相比增长50.8%。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24.5%。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2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但另一方面，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是因为，“文革”时期有许多政策因素严重影响了人均粮食消费数量。一是，人口增长失控——1966年至1976年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2.3%，明显高于1950年至1978年的2%。而且1963年至196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5%，这部分新增人口也必然会给“文革”期间的粮食生产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二是，实行了备战备荒的“广积粮”政策，使人民得不到较多的消费。三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进口或进口粮食较少。实际上，这一时期粮食生产是有所增长的。1976年粮食产量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也有—定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则几乎没有增加，油料、棉花还分别比1965年减少20%和25%。“文革”时期，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如，1966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3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对促进中国粮食增产起了重大作用。如果看待得失前面陈述的众多统计数据表明：“文革”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在艰难困苦中，经济建设仍然有所发展。一些持“崩溃边缘说”的学者反复强调，统计数字只是“表面文章”，“崩溃边缘”指的是整体经济运转状况，以及国民经济的结构、管理、动力等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做参照。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为173.1，比1958年的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为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十年中翻了将近一倍。然而，似乎没有人把“崩溃”一类的词语用在年。大概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太过严重，教训太过深刻，人们才会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推及其他方面。“文革”的这种特殊性也提醒着我们，看待这一时期的经济，同样不是简单一句“有所发展”可以概括。关于“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道：“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5000亿这个数字，来源于1977年1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说：“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此言一出，便被广泛引用。不过，据有关学者向国家计委相关人员了解，这5000亿元是临时的估算，并非正式经济统计得出。估算的方法，是按照正常年份每100元投资的应增效益进行推算。所谓“损失”，其实是“少增长”。“文革”十年间，中国走过的是一条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的发展道路。“文革”期间6.8%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低于“文革”之前14年(1953年至1966年)的8.2%，以及“文革”之后6年(1977年至1982年)的8.9%；4.9%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也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与发展速度的损失相比，更令人遗憾的是擦身而过的发展机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被国外经济学家视为自1820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年为第一个黄金时期)，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持续发展就是在这一时期。当时，中国台湾地区人均GDP年平均增长6.8%。1965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相差2.9倍，但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年)，差距变成了4.5倍。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60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遗憾。“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有所下降。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总体来看，从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期间的经济发展，决不是“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功劳。恰恰相反，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广大群众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排除“文革”的影响而取得的。(摘编自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中共党史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该课题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盛京废人：“文革经济崩溃论”早被否定了长期以来，在我们阅读的各类涉及“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书籍中，在论及文革时期经济建设领域的相关史实时，作者们往往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加上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前置定语。但是，关于这一带有全局性的判断究竟从何而来?它的判断依据何在?却鲜见有那本书籍专门加以说明。史海钩沉，试加以考证。一、“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崩溃论”溯源应当说，在探究上述疑问答案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到，很多事物的本原往往都是既简单，又复杂的。说它简单，因为找到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这一判断的本原表述并不困难。这一表述最早见于华国锋同志于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华国锋讲道：“从1974年到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详见日《人民日报》一版)。其实，对这段看起来言之凿凿的论述，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关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问题这一论断提出的不严谨、不科学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请看，这篇报告中所指的“国民经济全面崩溃”从时间上限定在了1974年到1976年之间，并不是指整个“文革” 十年。从批判的矛头指向上看，主要指向的是当时已被批倒批臭的“四人帮”。更加有意思的是，按照这段文字的描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被执政党反复肯定，并给予好评的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进行的经济领域的“全面整顿”竟然也被包括在了这段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日子里。继续读下去，我们会更加惊奇地发现，在为报告中的这一论断所提供的现实依据绝对是“时代特色”鲜明，但又绝对是驴唇不对马嘴的。报告中讲道：“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实事求是地讲，几十年后的我们重看当年这段文字，只能认为这是一段思路极其混乱、充满了相互抵触与矛盾的论述。在这段论述里，报告的炮制者们先入为主地把所谓“经济崩溃”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但在具体阐述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手段时却又把邓小平始终大力支持，“四人帮”始终极力反对的分田单干、投机倒把(即自由贸易)等措施也一并囫囵包括在内，现在看，这些论据的使用，无疑是既不严谨，也不科学的，但是却充分地说明当时做出所谓“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论断完全是是为了华国锋等人彻底清算“四人帮”这一特殊政治目的服务的。就论断本身而言，既明显缺乏科学依据，同时也是缺乏客观现实支撑的。至于文中提到的“阶级敌人活动猖獗、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等语言，只不过是一些时代印记鲜明的空话、套话，说服效力基本为零，就更是不值得采信了。试问，就是这样一段思路混乱、逻辑关系错综的论述，它的说服力到底能有多大呢?由此得出的论断其科学性、正确性又能有多少呢?二、吴德的回忆和毛泽东晚年的一句“闲话”对于文革期间的国民经济建设情况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笔者曾经读到过在文革期间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吴德同志利用他晚年口述完成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点篇幅，较为含蓄地表达了一下他对文革期间经济建设工作(以北京市为例)的基本看法。他说：“由于没有放松生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工业方面除了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是下降的外，其他各年大致都呈上升趋势。农业方面除1969年的产值有所下降，但产量并不比1967年低，总的看也都呈上升趋势。”似乎是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缠，吴德在接下来的回忆中并没有继续展开叙述，只是通过枯燥地、干巴巴地引用了一些数字，来为自己的说法提供相关支撑。但是通过吴德的引用，笔者却发现在十年“文革”期间，北京市的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71.5亿元，到1976年已提升至156.4亿元;农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量由1966年的4.9亿元、119万吨，到1976年已分别提升至9亿元和170.3万吨;钢产量由1966年的63.5万吨，到1976年已提升至163万吨;原煤产量由1966年的534.3万吨，到1976年已提升至747万吨;尤其是原油加工量，更是由1966年的产量为0，提升至1976年的512.1万吨(以上内容见吴德《十年风雨纪事》，第262-26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版)。面对这些鲜活的数字，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对“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吗?难道还能简单地认定文革期间经济建设停滞，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吗?由此，笔者不禁想起毛泽东同志在1975年12月份，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女婿时曾经说过的一句“闲话”。当时，毛泽东不顾年老体衰，坚持要送这两个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到门口。在同他们握手告别时，毛泽东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吧，十年后它将是了不起的!”(见《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第319页，台海出版社版)风烛残年的毛泽东同志在两个外国年轻人面前做出这样一番极为自信，同时也是极为自豪的一段表述，他的底气来自哪里?恐怕也与他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建设发展充满信心不无关系吧?而这种自信的取得，可能是建立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现实基础上的吗?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崩溃论”的修正和几十年来“崩溃论”的反复引用其实，中共高层早就意识到做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讲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绝不是什么“天外飞仙”式的经济奇迹。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包括“文革”十年)，不但为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它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创造了建设发展必要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崩溃论”的提出者们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和应对的。因此，在1981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主持决议写作的胡乔木同志否定了在决议第四稿中写入的“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边缘”的说法，最终在决议的通行本中使用了“(文革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的表述，也算是对“崩溃论”做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论及此，笔者相信很多读者已不难得出结论，关于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论断，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基本否定了。但是或许是由于这一论断在视听效果上更具有“爆炸性”，在否定文革的力度上更具有“毁灭性”，所以几十年来，这种不尽客观的说法在我国出版的各类历史教材、历史读物甚至是历史学专著(如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版)当中被反复引用，直接或间接地使得人们无法公正、客观看待“文革”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在认识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应当说，在探究历史事件本原的道路上，笔者始终认为，只有以更宏观的视野，更客观的角度，更辩证的思维来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断或结论。如果人云亦云，完全消灭个人的主观能动，那只能是在错误认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故为此文。延伸阅读：“文革”时期的经济崩溃了吗？楚 苏　& &&& &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总的经济战略和政策& &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0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 &“一月夺权”带来全国混乱之后，毛泽东又作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批示要求进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 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1969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1958年“大跃进”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 & I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 1974年10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 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 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没有推行。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一直坚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之前。& & 二“文革”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常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526.6个百分点。& &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 因此，叶剑英1979年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百’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1.2%。”& &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 所以，说“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 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没有得到较快的提高& &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 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从“备战备荒”角度控制消费，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稳固提高的）。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底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此外，还有些因素是应该考虑进去的。& &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 3、调整工业布局中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做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持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的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的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 & （二）人民生活水平从某些方面看有所改善& & l．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 1966年为583元，1976年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966年为296亿元，1976年为489亿元，增长65%。充分体现了当时“低收入，多就业”的指导思想。从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 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到 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 3.88亿人，比 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如果考虑到年全国有164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70年代农村人口中还增加了一部分隐性的社队企业职工，这种比例差别会更小。& & 由于就业人口增加，具体到每个家庭，个人消费水平也相对提高。1966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年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l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考虑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失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1962年的6.7亿增长到1973年的8.9亿，平均递增率为2.6%，是建国50年来最高的，因此“文革”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 （三）贫富差别问题& &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他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引者注：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文革”末期，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现实（如日本人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当时被大量印行），群众中不少人认为这些经济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带着“反官僚主义”的情绪积极参加“文革”进行造反。毫无疑问，“文革”并不是一场以消除干群经济差别为目的的运动，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泽东和一部分人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试图消除这种经济差别的动机。因此，“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 三、“文革”时期经济的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计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 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元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备意义。& &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在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峡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纲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市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惟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一千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略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做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是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 所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 1972年研制出四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 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8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1967年 3月至11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23件。1966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196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 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50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1965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1968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1970年1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3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行酒泉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 114分钟，用 &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1958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1963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1965年重新列人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1967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 1971年至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1971年9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权力时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试图冲击国防科技工业。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刘西尧、李成芳等人分别出任二、五、六、七机部部长，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整顿指示，带领工作组下到科研、生产基层、批判派性，落实政策，组织攻关力量。5月和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示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1975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三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五大技术难关。1975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地。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日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 （三）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 &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70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 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四川石油会战是1965年开始的，“文革”初期中断，1971年起恢复勘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气田和输气管道建设。从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到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 从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这一时期国外化工成套设备的大规模引进，使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由于“文革”中“左”倾思潮、长官意志的影响，石油工业建设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如四川天然气出川工程没有经过充分论证，提出过早，造成了浪费和损失，到1976年被迫停止。& & “文革”时期，电子工业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文革”初期，电子工业和其他工业一样受到严重挫折，年产值连续下降，片面强调战备打乱了协作体系。促进电子工业发展的因素，是其战略和高科技地位越来越在世界上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注目。在1970年制定“四五”计划总体方针时，写进了“加快发展电子工业”的内容。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70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四）地方“五小”工业的崛起& & 在“文革”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l.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 & 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到1975年底，地方“五小”工业的钢、原煤、水泥、化肥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6.8%，37.l%，58.8%，69%。全国小化肥厂有1300多个，合成氨产量比1964年增长18倍，使农业化肥施用量增长4倍多。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亿马力以上，比1964年增长了近10倍。其中，手扶拖拉机、机动脱粒机分别增长了45倍和23倍，过去农村没有的机动水稻插秧机、收割机、饲料粉碎机分别拥有3.2万部、17万部、94万部，电动碾米机、轧花机、榨油机比1964年分别增长10.4倍、1.8倍、11.8倍。& & 但是，“五小”工业上得过猛、过多，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一，确定项目和选址没有进行论证，缺乏规划，一哄而起。片面追求本地自力更生，许多小工业原料没有来源，产品没有销路。其二，片面强调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又用“大批判”开路，结果是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其三，新增职工过多，采取“人海”战术。1970年、1971年仅县办工业就新增职工2400万人，占全国新增数的40.7%。1973年2月，周恩来指出了这些问题，要求进行整顿。他说：“搞五小工业也要有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保证。没有原料也搞，同大厂争原料，变成自由发展了。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发展五小工业要有个范围，要对农业有利，破坏计划的无论如何不能搞。”& &（五）“四三方案”和对外经济工业的新开拓& & &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曾考虑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964年和1965年他提出：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甚至说：在一定时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技术。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的持续封锁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设想一直未能实施。& &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国内在林彪事件以后，开始批判和纠正部分的“文革”“左”倾错误。这些都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从而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的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与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复出的陈云、邓小平等人，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根据周恩来指示，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有利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四套、化肥设备两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材料，约需四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这是国内钢铁工业长期以来急需的设备，因“文革”的冲击使试制工作停止，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挠进口，严重影响了钢铁工业的发展。这时，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比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 &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 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顶住“四人帮”的攻击，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为5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 在制定研究利用外资的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周恩来等人顶住江青集团的压力，进行了艰苦的工作。1973年和1974年协助周恩来研究指导外贸工作的陈云发挥了重要作用。1973年6月，陈云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我看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针对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他提出要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认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并亲自拟定了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十个重要问题。根据他的这一思想和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积极开展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工作，1973年筹措到外汇资金十亿多元，支持了对外引进的需要。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地指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了外汇。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李先念等人积极恢复了“文革”初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出口生产工作。李先念在多次有关会议上指出：把出口工艺美术品说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不生产，不采购。使出口额显著下降，这种状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针对有人攻击外贸工作“崇洋媚外”，认为出口商品提价是“帮助外国商人剥削各国人民”的谬论，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慨，严厉批评说：这么说的人，硬是想要我们吃大亏，外国资本家赚大钱。在他和周恩来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基地得到了较快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四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歉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但是，有人却认为，这样做是依靠外国，不是“自力更生”。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后，坚决地指出：“我们是要自力更生的”，但是要做到完全用自己的棉花需要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同时，他还考虑到在整个外贸进出口安排上，都应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加工成品出口，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要长期搞，这样搞是合理的。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 & 这一时期，周恩来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做法。1972年4月他接见广交会代表时，询问了台湾产品加工出口情况，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民，出口才比台湾多十亿，值不得骄傲。& & 日他接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时说：通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10月31日至11月3日他和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会谈时，再次表示赞许台湾省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的做法。& & 由于“文革”，周恩来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和原料加工的设想不可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经济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探索作用。& & 在周恩来、李先念、陈云等人的领导和斗争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的45.8亿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 58.2亿美元，是亿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六）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 “文革”前期，农村经济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干扰。1971年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当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存在的“分光吃尽”，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强调指出：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公共积累不要一下子增加过多，要使农民在增加生产基础上增加个人收入；口粮分配要做到有利于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积极性；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学习大寨的劳动管理方法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还提出：要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从1972年起，《人民日报》根据这一精神，发表了多篇落实农村政策的社论和文章。& & 经过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努力，从70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5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800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79%和137%；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 11条大河道，建成 &30多座大水库、2000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5大河系，修堤4300公里，疏浚270条河道，建成80座大中型水库、1500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271处，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5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220座，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万亩。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 70000万亩，比1965年的 49582万亩增长 41%，平均年增长2.9%；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千瓦，分别比1965年的12140万亩、667万千瓦增长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长11.15%和16.8%2 1975年我国机井数达181.75万眼，比1965年的19.42万眼增长935.89%，平均每年增长25%。& & 农田水利和排灌机械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持续丰收提供了保证。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较，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例由1965年的53.9%下降到1976年的26.9%。其中水灾由50.3%下降到31.7%，旱灾由59.9%下降到28.6%。& & 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 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和农村用电等条件的改善，使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总产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70年代前期，全国农业总产值持续增长，其中只有1972年由于遭受1962年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比1971年下降1.04%。其余各年与上年相比，1970年增长5.76%，1971年增长4.2%，1973年增长8.3%，1974年增长3.55%，1975年增长3.1%。1975年粮食产量比1964年增加1940亿斤，增长57.l%。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31.9斤增长到615.7斤。& & 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主要指农村公社以下的集体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社队工业崛起的变化。一方面，农村人口的持续增长，使一些农村地区尤其是沿海人口密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出现多余，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国家号召实现农业机械化，但又拿不出较多的资金予以扶植，而国有大中企业由于“文革”动乱效益始终不高，不能满足社会市场需要。于是，因地制宜，不需国家投资的社队集体工业抓住机遇，以毛泽东1966年提出的“五七指示” 中“亦工亦农”的设想为理论依据，自己走出一条路，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发展。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提出，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这一指导方针给单纯靠种植农作物养活自己的各地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江苏、浙江、广东等历史上有传统手工业的省份首先行动起来，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工业。几年中，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以江苏省为例，社队工业总产值1975年已达22.44亿元，比1970年的6.96亿元增长2.22培，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社队工业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9.3%。这些社队工业的特点是：围绕农业办工业，工业为农业服务，为城市工业加工服务；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适应了当时农村较低的生产力状况，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发展社队工业也被指责为“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一些社队工业因此而夭折，但在广大农村社员干部的抵制下，多数仍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日，浙江省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改变1962年中央关于公社工作60条中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作了批示，印发中央有关部门和北方农业会议，引起了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社队工业予以明确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指出其发展方向主要是为农业和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出口服务。要求各级领导采取积极措施，加以扶植。1975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江苏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指出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和评论文章。此后，社队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 &1965年至1976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全国社办工业产值由5.3亿元增长到123.9亿元，在全国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社队工业的发展为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上海川沙县1971年至1974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2500万元投资中，社队工业提供的资金占87.5。社队工业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农村社队工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作用，也为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摘自《五十年来》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