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新常态下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作者：倪铭娅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时间： 07:20:00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新常态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新挑战。从外在表现看，新常态是指经济增长率到了一个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都会发生变化。　　理解新常态需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是“新”。提出“新”就一定要先讲“旧”，然后再讲未来的新。过去我们没有做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对所谓“旧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以及导致这些状况的因素进行回顾。这些因素何以导致我们过去几十年获得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又何以导致今后相当长时间不能这样发展？二是“常态”。常态是一种经常性发生的状况。据了解，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将较多的强调“常态”这一点。之所以强调“常态”，是要各界习惯于7%甚至更低一些水平的增长。整个“十三五”期间，平均经济增速大概是6.5%或6.6%。三是要明确“新常态”是全球化下的，任何国家无一例外。全球资源、分工等很多因素连在一起，不可能有任何国家脱离全球经济环境独立发展。&&& 正面看待经济增长率下降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李扬：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2009年开始的。2009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要从人口、技术、资源等支撑经济发展的实体因素去看，不应仅从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需求角度分析。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从过去几十年看，经济能够得到较好的发展主要是人口、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配置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这个转移背后有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是第一产业的十倍。也就是说，人口资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时，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是跳跃式增长的。　但现在制造业产能过剩，就业出现饱和，人口和资源又从制造业转到第三产业。追寻上述同样的分析逻辑，中国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如何？很遗憾地说，中国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比第二产业要低得多。从上海来看，上海作为全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地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上海地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70%，全国就更低了。这种情况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如此。　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经济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表现。需要明确的是，经济进入这个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去年我国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制造业，意味着我们正经历着这个阶段。实际上，我国也在有意促进这个阶段的发生，有意让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所以，国家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投资银行、金融等高端现代服务业。　二是要素供应效率下降。劳动投入、资本形成、科技进步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三个要素。过去这几十年里，中国奇迹的出现靠的就是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以及科技的不断进步，但现在这三个要素供应效率在下降。科技进步同样缓慢。　三是科技创新能力滞后。很多因素导致我国无法继续在引进、模仿基础上进行创新，所以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现在全世界正酝酿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内容就是数字化、服务化、定制化、网络化等，但这些内容大部分都被发达经济体掌握，他们依然引领着技术潮流。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是落后的。　四是环境资源约束。雾霾、饮用水污染、重金属超标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对生产形成硬约束，今后在做生产函数时，应增加环境污染因素，这个因素将作为负因素存在，那么计算的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下降。　从出口、消费、投资需求看，最近几年出口对GDP的贡献在4%以下，基本已成常态。在国家采取家电下乡等多种政策刺激下，消费对GDP贡献率曾经达到55%，但这些刺激不可持续，现在消费对GDP贡献率又回到50%左右。中国GDP增长基本形成了一半靠投资一半靠消费的格局。这个格局让中国经济两难：一方面需要想办法刺激国内消费，但是没有产业；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投资，但所有的问题几乎都产生于投资中。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应从正面看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是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走向真正强国的必由之路。因为它解决了四个问题。　一是去投资依赖。中国经济增长一半靠投资一半靠消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投资下降，投资下降是这些年努力要达成的结果，之后逐渐让消费成为经济的主导。　二是去水分。对于我国这种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是否存在水分，关键要看投资能否形成有效供应。如果投资变成“胡子工程”甚至是“豆腐渣工程”，与这部分投资对应的增长率就是水分。更有甚者，一些投资固然形成了现实生产能力，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并进而迫使业已形成的生产能力长期闲置，与这样的过剩生产能力相对应的产值，同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水分。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形势日趋严峻，传统产业的产能大面积过剩已是痼疾，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增长势头也令人担忧。　三是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政府主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就要把握和应用这个规律。　四是社会公平和包容。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国内贫富差距在拉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上述一系列情况下，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包括储蓄、投资、物价、就业、财政收支、财政赤字、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货币供应、利率等等都会是新的状态。此外，新常态还将有新的体制机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已经对这种新的体制机制做了完整描绘，现在正在逐步落实。新常态还意味着新的政策框架。可以看到，最近两年的宏观调控政策跟过去相比是不同的。&&& 准确理解全球经济新常态　中国证券报：“新常态”这一概念最早是在国际范围内提出的，也就是全球新常态，如何理解全球新常态？　李扬：在国际上，旧常态是1987年-2007年间，全球经历长达20年的被经济学界称为大稳定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三百年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导致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大繁荣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科技因素。科技创新在这一时期出现爆发式增长。需要强调的是，科技创新爆炸式增长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这段时间科技创新最大的不同在金融方面。这一时期，投资银行机制在金融体系中取得统治地位，各种各样的风险投资在发现社会增长动力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二是全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改革取消了政府相机抉择的宏观调控范式，将宏观调控变成基于规则的一种新调控方式。三是亚洲顺势发生变化。四是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2007年后，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其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在低水平波动。包括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经济都呈现出这样一种低水平波动情况。　二是全球去杠杆化，修复资产负债表。全球去杠杆化，意味着这段时间内，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能产生正面、显著的刺激经济增长的结果。企业拿到资金后，不是将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而是用于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致力于去杠杆化。这一现象在中国、日本、美国、欧洲都非常明显。　三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治理形成一个由70多个国际机构、100多项国际规则构成的完美体系。但在新常态下，所有这些都发生变化。过去由国际组织机构就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现在必须通过元首会谈。　四是各国宏观政策非同步性。在全球化下，同步性是它的基本要求和特征，但现在非同步非常明显。由于政策不同步，于是各国各种各样的宏观变量，特别是利率水平也就不同。利率不同、政策不同就会造成汇率变化，汇率变化就成为一个很难寻到规律的变量。由于利率、汇率变动不均，于是国际游资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所以，息差交易便会大规模地发生。　五是贸易保护主义。需要特别指出，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引致战争。&&& 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中国证券报：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新常态概念意味着新挑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新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李扬：第一个挑战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投什么、如何投、谁来投三个问题。投什么是要偏向消费生态，如何投是要减少负债、增加股本，谁来投是要民间资本来投。对投资进行处理，一要做好激励机制问题，现行GDP的考核很难对政府、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二要做好基础设施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统计方法和计价方式，让这些过剩的产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领域中去。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个五年时间的中期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问题会产生，但金融问题还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原因在于：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但还没有造成负资产。如果造成负资产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现象；二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出现大面积亏损；三是中国居民借钱比较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我不主张采取措施，建议把过去的措施取消掉。因为过去的措施太多，多到我们无法看到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要采取长期措施，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十几来年来没有顶层设计，因此，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回答。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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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第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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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日 10:11:56
来源：《红旗文稿》2015/14　　作者：刘振林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走低，经济运行中的矛盾日益显现。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刮起一股新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歪风。诚然，中国经济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企业负债率攀升，地方政府债务上升，等等。但这只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三期叠加”的结果而已，并非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固有特征。与过去相比，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更偏于发展的质量，而不是过分追求高速度。但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只要能加快改革，推动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仍然能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趋势。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为什么依然很有潜力呢？我们可以对投资、消费和外贸这“三驾马车”进行分析。
　　一、投资依然有较大潜力
　　我国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例如环境保护，当前我国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升，人民渴望用绿色的、清洁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去取代传统的、高污染的重化工业化模式，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正日益成为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投资领域。以钢铁行业为例，目前我国钢铁产能11亿吨，而实际产量只有7亿吨左右。我国在淘汰过剩产能的基础上，可以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引入国际上最先进、环保的生产能力，使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得到升级。根据测算，每改造1亿吨钢铁生产能力，将带动至少800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五年完成7亿吨产能的改造，将形成5.6万亿元投资，推动经济年增长1.2%。水泥、玻璃和电解铝等行业的情况与钢铁行业类似，我们都可以通过补贴环保投资的措施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从基础设施来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仍有较大空间。根据美国中情局披露的资料，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发达国家仍然相差极大，尤其是在机场数量和互联网领域。铁路、公路和电力装机容量等方面，我国虽然基本赶上了发达国家水平，但人均数量仍有较大差距。在结构方面，差距就更大。例如核电、天然气发电、宽带网速度等方面，还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10年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仅为日本和韩国的18%。基于此测算，如果我国用10—20年时间赶上日、韩目前的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未来5年每年将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当然，要使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可持续的投资热点，必须改革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为此，应把基础设施融资从银行贷款中剥离出来，进而发行相关市政建设债券，成立基础设施长期建设基金。这样既能促进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还能降低基础设施融资成本，降低我国的总债务率。
　　此外，新能源汽车取代传统汽车也是一个重要增长点。按照国家规划，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要达到50万辆，2020年达到500万辆。假如国家加快推进这个转变，2030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汽车总量的一半，这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产业。按照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募集100亿元形成3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能方案和每个充电桩1万元安装成本估算，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投资将达到2.7万亿元以上。如果考虑上述设施的折旧和产业的关联效应，未来新能源汽车所带动的投资至少超过20万亿元。
　　正是由于中国投资机会众多，多年来外资持续不断涌入中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我国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1万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5万亿美元。近年来，我国经济虽然减速明显，但外资仍在持续流入。2014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下跌8%和中国经济增长率创1990年以来新低的背景下，流入中国的外资却逆势增长了1.9%，达到1176亿美元，而且超过美国，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从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同比增长7.8%，占利用外资总量的55.4%，比制造业高出22个百分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那就是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再创2009年以来新低，但第一季度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却同比增长了11.3%。
　　二、消费面临着结构升级的大好机遇
　　中国经济运行与消费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正向关联。历史数据显示，消费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率越高，增长率就越高，经济运行越健康。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已达到51.2%。
　　在消费结构方面，我国居民消费需求重心已经从20世纪80—90年代解决吃、穿等刚性需求为主和21世纪初解决住、行等刚性需求为主向旅游、娱乐等享受型需求和教育创新等发展性需求为主的阶段转变。
　　为此，我国政府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需要，创造条件，拉动内需，引导居民境内消费。比如，针对当前居民出国旅游的热潮，我国应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文化内涵建设，探索建立一批超五星级景点，把游客尽可能留在国内。又如，针对今年初我国居民在日本大量购买电动马桶和去年香港水货客大增现象，内地一些大中城市，可以考虑降低消费税，并在一些重要空港设立一些免税店，引导居民回国消费。还比如，针对出国留学热，可以考虑适当加大教育服务商业的开放力度，让国内外名校携手合作，多设立一些合资大学，把学生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接受教育。总之，只要敢于改革，转换机制，拓展思路，扩大内需就不但大有文章可做，而且能不断地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三、外贸尽管比较困难，但也有不少有利因素
　　从净出口来看，我国享有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明显衰减，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远不如年。尤其是由于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我国的出口面临下降的压力。此外，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一些国家汇率大幅度贬值，导致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当然，由于美国经济成功去杠杆化，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复苏态势，使得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有所好转，有利于我国出口的长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从整体来说，中国的出口结构在优化。例如，今年的成套设备出口表现非常突出，前5个月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达到500亿，增长10%以上。铁路设备出口到全球80多个国家，电力设备出口到全球50多个国家，并且进入了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市场。
　　从进口方面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呈长期走弱趋势。这不但可以改善我国的总体贸易条件，而且可以节约大量进口资金，降低企业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以原油为例，2014年年中的原油期货价格还在110 —115美元/桶，现在降到了60美元/桶左右，以每桶节约50美元计算，中国一年可节约进口资金1150亿美元。类似的，201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9.3亿吨，以每吨进口节约100美元计算，铁矿石进口也有望节约外汇资金近千亿美元。一些国外商界人士认为，工业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令中国成为大赢家。由于国际油价自去年夏季以来已下跌一半，中国每天1200万桶原油的进口成本减少逾6亿美元，全年节省下来的开支超过2500亿美元。这些资金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另类版本的中国经济刺激方案。商务部发布的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原油、铁矿石、铜精矿、铜材、化肥、橡胶、谷物和大豆这八类产品进口量增加，但进口付汇却减少了458亿美元。中国经济由此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中国而言，油价每下降10%，将在未来一年提升中国GDP增速约0.1个百分点。这将为我国经济“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有效支撑和缓冲。
　　可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很大。只要我们善加驾驭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国经济仍可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
　　（作者：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吴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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