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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来源百度百科）
表示规划设计方案在某一区域内规划的各类建筑的建筑面积之和，其实就是规划方案的“总建筑面积”。有时会细分出住宅建筑面积和公建建筑面积。由于国内多数地区在计算“容积率”指标时，按地上建筑面积计算，所以规划建筑面积多指地上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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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会3次变迁 保定到天津再到保定石家庄
来源:燕赵都市网&&&&
　　京津冀根脉之历史渊源①:遥想省会在天津的岁月
　　燕赵都市报记者 祁胜勇 燕赵都市报冀中版见习记者 韩亚聪
　　新中国历史上，河北省省会有过8年驻天津的经历。8年的时间，在一代人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重温那段历史，对天津这个“分家另过”的兄弟城市倍感亲切。
　　1、在天津见到了毛主席
　　今年79岁的殷建农，是河北日报的一名老报人。最近一个时期，他饶有兴趣地关注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向。
　　从1958年到1968年，他跟随河北日报社经历了河北省省会的变迁，最让殷建农记忆深刻的当属省会从保定迁往天津的岁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浮沉，那段记忆始终藏在他内心深处。
　　195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往天津市。省会迁址意味着处在保定的河北日报社也要随之迁到天津，对于在保定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殷建农来说，这是件大事。
　　四月的北方，春意正浓。殷建农说，得到通知后，报社全体人员就开始准备了，搬迁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因为条件有限，桌椅、沙发等家具都要从保定运到天津。这些东西从报社搬到汽车上，再从汽车上转到火车上，抵达天津后，还要从火车站转运到新的办公地点……一系列的搬运后，很多桌子和板凳都“裂了、散了、趴了窝了”。
　　抵达新的省会，由于没有现成的办公楼，河北日报社办公地点被安排在天津日报社的对面———他们临时腾出来的鞍山道上的一幢日式建筑里。就是在这幢老建筑里，殷建农与报社同仁一起快乐地工作着，工作人员的住宿被分散地安排到了哈尔滨道、多伦道、长春道等各个地方。
　　来天津不久，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大事，殷建农见到了毛主席。1958年8月的一天，正在编稿的编辑们听到楼道里有人在喊：“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到天津啦！”听到人们的呼喊，殷建农扔掉毛笔就冲了出去。出去一看，街上许多人都往一个方向跑，随着人流穿过几条街后，到了正阳春鸭子楼饭庄。毛主席就在楼上就餐。“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那人啊，男女老少，前拥后挤，围得水泄不通。”殷建农到了以后，毛主席正在窗口跟市民挥手打招呼。“毛主席穿着米色的短袖衬衫，身材魁梧、健壮，满面红光。”殷建农说，可能是担心人们被挤坏了，毛主席还摆手示意让人们离开，但人们的热情丝毫不减。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才逐渐散去。“我出去的时候穿的白衬衫，跟人群一挤再加上出汗，回来后白衬衫都快成了浅灰色的了。”殷建农说。
　　2、感受大都市的“洋气”
　　从保定到天津，变化的不仅仅是地域人情，更是一种生活环境的适应和心理变化的融合。
　　“天津市是一座现代化的文明的大都市。这不仅表现在高楼林立、商业繁华、灯火辉煌上，更表现在人们的穿戴和气质上。真是不到天津不知道自己土。”殷建农说，第一次参观天津日报的办公楼，就体会到了天津人的好客及优越感。“人家的办公室里特别宽敞整洁，书橱桌椅板凳好，人穿得也好，仪表、气质跟咱都不一样，总之各个方面都比咱优越。”他还说，那时我在图书馆资料室工作，不断到市里新华书店购买图书，那里的营业员非常热情、周到，帮我挑选与新闻工作相关的、知识性和资料性强的图书，捆到一起搬到我的自行车上，还常预留下一些我需要的书籍，电话通知我去取，互相配合得非常好。
　　在天津的8年，也是殷建农学习和工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特别是在报社图书资料室任图书管理员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考取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专为大城市相关人员开办的“函授班”，学期两年即为大专毕业，可惜他只学了一年，后因下放劳动而未能坚持下来。不过，他抓住管理图书的机会，自学了大量的文学书籍，如文艺理论、文学史、古典文学、中外文学名著等，还读了一些新闻学、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等方面的书籍，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好编辑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的天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工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水质也不好。殷建农说，天津的水土让他很不适应。“当时，天津的水又苦又咸，水壶烧出来的水都有一层水锈，红乎乎的。”
　　天津临海，这里的人们对于海鲜产品情有独钟，所谓“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鱼啊、虾啊，比在保定的时候吃得多了，出现皮肤过敏，得了荨麻疹。“拿手在皮肤上划一道，一会儿就红了鼓起来了，像浮雕一样。后来鼻子也出现问题，总是打喷嚏、流鼻涕不通气，到天津市总医院一检查，是鼻炎，需要住院治疗。
　　3、那个年代的青春浪漫
　　因为鼻子的毛病，看起来非常偶然的缘分，他遇到了一生的伴侣。用殷建农的话说，他和爱人的“这一段奇遇有些趣味性呢”。
　　在天津市耳鼻喉科住院的时候，殷建农和后来的爱人并不相识。手术后几天他出院，爱人才在耳鼻喉科住院，他们擦肩而过。
　　但巧合的是，报社资料室的许大姐这时也到耳鼻喉科住院了，并结识了殷建农后来的爱人。慢慢地，许大姐与她就熟了，并成了她和殷建农之间的媒人。随后，许大姐同殷建农一起到医院病房去看望她，这样两人就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开始正式交往了。
　　那个时代的爱情，是一种朴实的浪漫，殷建农说，他们两人不断会去海河边转一转，傍晚看看灯火辉煌的夜景，一起看场电影。“就这样，感情一步一步就出来了，1961年我们就结婚了。”
　　他们的婚礼在天津赤峰道报社编辑部所在地二楼举行，报社总编当主婚人，婚礼俭朴而热烈。一个木箱、一个柳条包、两个铺盖卷即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婚后的生活，住房成为一大难题。当时住房紧张，无奈之下，报社后勤开始要给他们安排到河北区建国道88号院一处地下室的小屋，“那里过道里还有积水，几块木板搭在积水上面，踩着木板才能进去，阴冷潮湿，又有蚊虫叮咬。”殷建农说。
　　“总编辑听说了，说老夫老妻还可以凑合一下，新婚夫妻怎么能住这里呢？”这样，后勤才给他们安排到尖山新盖的宿舍区去住。虽然远离市区，也总算是一个较好的归宿。后来因照顾殷建农的爱人上班太远的问题，又让他们搬回建国道88号院，住在那个地下室上面的一间小房子里。说是小屋，名副其实，没有后窗，黑洞洞的，除了双人通铺、一张桌子，剩下的地方两个人错身都困难。但，正是这个小屋见证了他们两年的相濡以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诞生。
　　1966年，天津市被划归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省会搬出天津，迁回保定。5月份，河北日报社也随之搬回保定。接下来的几年，天津成为殷建农最大的牵挂，因为那里有他的爱人和儿子。
　　1968年，河北省革委会在石家庄成立，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殷建农那时正在井陉矿办学习班，成为第一批赴石家庄参加报社搬迁和办报的人。那一年，他的女儿在天津出生，随之诞生的是他的又一份牵挂。1970年，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探过一次亲，“两年多时间就见了这一面，爱人和孩子住了六七天就回天津了。”
　　为了团聚，殷建农多次向领导申请将家属调来，终于在1971年，爱人被调到石家庄，在二十中学当了地理老师。5年的两地分居才宣告结束。
　　4、“许多东西”留给了天津
　　8年的时间，天津人民与省直机关的干部家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河北日报驻地尖山街党委的干部说，省直家属集中的楼群里，什么工作都好推动，贯彻得都最快。“觉悟高、生活简朴、待人诚恳”，是省直干部和家属留给天津的整体印象。
　　省会在天津的8年，对当地的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河北省档案馆编辑的《河北省会变迁始末》一书中，河北省人大常委、河北省档案局原局长冯世斌总结说，省会搬走了，但许多东西留给了天津。
　　一是，留下了一批固定资产。1958年省会迁津时，河北从省预算中划出720万元(新币，下同)建房款，以专案提款列入天津市总预算的“其他支出”，同年又安排16603万元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天津市，占当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76%。1959年财政部追加河北省迁津行政基建投资400万元，列入河北省1959年支出预算，河北也倾向了天津。投资580万元于1960年建成使用的建筑面积22000平方米的长途电信中心大楼，投资600多万元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的河北宾馆；投资720万元建成的省直机关在尖山的金星里、红霞里和气象里的51幢宿舍等，留在了天津。
　　二是留下了一批教育资源。如在那9年中先后扩建和建立的天津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财经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包括附中)、天津体育学院(包括附中)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共7所院校都划归了天津市；河北建在天津的中、小学校，一律划归天津市。河北工学院(今河北工大)，虽然划归了河北，但校址至今在天津。
　　三是留下了一批干部。省市分开时，在干部去向上的基本原则是，在省直的跟省走，在市直的留天津，因当时的干部人事档案，现冀津两地的档案馆均无完整保留，已很难列出详细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北留下了一批干部在天津，天津的一批干部到了河北。四是留下了河北为天津供水而修建的大量水利设施和配套工程。天津历来缺水，工农业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均依靠河北。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石津运河(后改称石津灌渠)最初是为了开通石家庄至天津的河运水道，由于滹沱河水减少无法航运，石津灌渠就成了河北为天津调运岗南水库水源的专用渠道，岗南水库的水，从石津渠绕石家庄市往东至衡水，再到沧州献县，在此往北达天津。现在，石津灌渠还在使用，只是改变了用途，河北省水利厅仍保留着石津灌渠管理处这个机构，这渠、这机构，年复一年的见证着当年津冀的那段“鱼水之情”。 (本文部分史料由河北省档案馆提供)
　京津冀根脉之历史渊源②:难以“区划”的乡情
　　燕赵都市报记者 祁胜勇
　　1、河北地图上不断扩大的北京
　　中国希望工程发起人之一、涞源政协原副主席车志忠今年79岁了，他在河北涞源县工作生活了55年。涞源是保定的一个山区县，距离北京210公里，通火车。
　　这些车志忠救助山区的贫困孩子，北京是一个重要的后方，去北京给穷孩子治病、为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化缘，在他的感觉里，北京与涞源是一体的。
　　其实他是个地道的北京人，至今仍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他从小就在老北京皇城里生活，家就在东单附近住，走着去天安门也就十几分钟。
　　车志忠说，从小我们就知道，北京在河北的地面上，出了城就是河北。1955年他在北京育英中学(今北京25中)毕业后，报考的大学就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现在河北师大的前身，当时的校址就在北京。毕业后按政策分配到河北，于是他到了涞源教书，一待就是一辈子。
　　在他的感觉里，北京与河北，就像他与涞源，有着天然的缘分。
　　许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民国期间的1928年-1930年，当时的北平曾做过河北省的省会，
　　车志忠记忆中，他小时候的北京城还很小。1952年9月之前，还仅包括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前门、崇文、宣武、东郊、南苑、丰台、海淀、石景山、门头沟等十三个区。为了给北京提供必要的发展空间与条件，使北京更好地为中央服务，50年代以后，北京管辖的地域不断扩大，邻近的河北省地区相继划归北京市。
　　1952年9月，河北省宛平县全部和房山县、良乡县的部分村庄划归北京市。日，河北省昌平县划归北京市，更名昌平区，同时将通县所属金盏、孙河、上新堡、崔各庄、长店、前苇沟、北皋等七个乡划归北京市东郊区。1957年9月，河北省大兴县新建乡划归北京市。12月河北省顺义县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
　　北京行政区划变化最大的是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日，为适应北京市与河北省两地的经济建设及发展需要，经国务院第72次会议批准，将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五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将通县与通州市合并改设通州区，房山县与良乡县合并改设周口店区，大兴县与南苑区合并改设大兴区，顺义县改为顺义区。
　　10月20日，经国务院第81次会议批准，将河北省所属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县划归北京市管辖。
　　于是北京有了今天的规模，一位网友说，北京“土著人”，上推两三代，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河北人。
　　2、天津，本来就是一家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南村47岁的村民沙印翠印象里，她小的时候，这里还属于河北省，是1973年以后划到天津来的。更早的1958年，武清与廊坊的安次县曾合而为一，1961年又重新分开。
　　她居住的村庄，与安次区只有十来公里距离。作为农民，她对于行政区划的感觉不是太明显，因为，在河北地界，有她们许多亲友，村里许多人家与廊坊一代人的做亲，感觉都是朴实的庄稼人，都是打工、种地，一样的口音、一样的民俗，很难说有什么区别。
　　和北京土著人一样，许多天津人上推三代也是河北人。
　　当地的文史研究，比如编写地方志，也得主要接续河北的史料。
　　武清归属天津是在日之后，同时划归的还有蓟县、宝坻、宁河、静海五县。
　　那一次行政区划的调整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沧州市运输公司工会俱乐部的退休职工赵桂兰就是其中之一，她是1970年是从沧州专区静海县报考入学的，但毕业分配时，一时回不了静海，在组织的帮助下，分到了沧州。
　　天津区划新中国成立后变动多次，直到日，河北省遵化县出头岭、西龙虎峪和官场三个人民公社划归天津市蓟县管辖，划入10100公顷。
　　明代，上属于天津三卫，清代，雍正三年升直隶河间府所属天津州为直隶州，雍正九年又上升为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沧州、南皮、盐山、庆云等六县一州，成为畿辅首邑。
　　当时的天津府地域宽广，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东至海；西至顺天府霸州；南界山东武定府乐陵县；北界顺天府宝坻县；东南界武定府海丰县；西南界河间府东光县；东北、西北界顺天府东海县、东安县。”当时的天津是向南方向发展，正南有130公里。今天的沧州的许多县份都在这个区域里。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衙门迁到天津。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了州、府的建置，改天津为县，直接隶属于直隶省。1913年2月，直隶省省会设于天津。
　　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天津城及附近地区设置天津特别市，同年10月，河北省会迁往北平。
　　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同年10月，河北省政府又由北平迁津。1935年6月，河北省省会迁往保定，天津又改为行政院辖市。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定为直辖市。日，天津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同年4月18日，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日，经中共中央决定天津市恢复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又迁往保定。
　　较之北京，天津与河北这一母所生的兄弟更加难舍难分，河北省基本建设局是1984年才从天津迁至石家庄的，而河北省根治黄河指挥部的天津仓库及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到现在也没有迁出。更令外省人惊奇的是，河北省唯一一所211工程重点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现在还在天津。
　　而当年省市合并时，天津市投资建设的、位于河北最南段的涉县天津铁厂，至今还在为天津也为河北做着贡献，从涉县发往天津的专列至今还在燕赵大地上日夜奔忙。
　　3、廊坊市前身：曾经的“天津专区”
　　在河北的辖区里，除了曾有个天津市，还有个“天津专区”，天津专区即是今天廊坊市的前身。今天，这一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了。
　　在霸州市胜芳镇一家银行工作的刘先生今年47岁，他还记得，他小的时候，还是“河北的天津地区人”。
　　1949年8月，河北省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永清县成立，因环绕直辖市天津市周边且属于天津的经济腹地而得名。成立之初，天津专区管辖静海县、文安县、大城县、天津县、杨柳青镇、霸县、永清县、安次县、武清县、胜芳镇、宝坻县、宁河县、汉沽镇等。专区成立之后，区机关由永清县搬迁并常驻杨柳青镇石家大院，1950年11月，河北省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改名为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区专员公署。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案就是在这里产生，刘青山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时任天津专区专员。
　　1952年4月，由于天津专区管辖的天津县隔断了同属于天津市管辖的塘沽与天津市区，故将天津县划归天津市领导，使得天津市区与塘沽区连为一体。同年，将原沧县专区下辖的青县、任丘县划入天津专区。至此，天津专区共辖12个县市、3个镇和223个乡。
　　天津专区的区划随后几经变动，1958年12月，天津专区撤销，武清县、静海县、黄骅县、沧县、盐山县、宁河县、吴桥县、交河县、献县、河间县、任丘县、霸县交由天津市领导。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天津专区建制。天津专区隶属河北省和天津市双重领导，以天津市领导为主。专署驻天津市，将静海县、霸县、武清县、宝坻县、蓟县划归天津专区，同年，恢复文安县(辖大城县)、永清县、安次县。1962年8月，原唐山专区的宁河县划归天津专区，恢复大城县、固安县、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并将划归青县部分收回区域重新划归大城县。此时，天津专区辖固安县、蓟县、宝坻县、永清县、文安县、大城县、静海县、安次县、三河县、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宁河县、胜芳镇、霸县14个县、镇。1965年，安次县建立廊坊镇。1967年11月，天津专区改为天津地区，隶属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机关驻天津市。1967年，天津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辖区无变动。1969年3月，天津专区机关迁入廊坊镇。1973年8月，经国务院决定，将宁河县、静海县、武清县、蓟县、宝坻县5个县划归天津市领导。1974年1月，经国务院决定将天津地区更名“廊坊地区”。1978年8月，撤销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廊坊地区行政公署。
　　上了些岁数的廊坊人都记得，1973年以前，这里的党报就叫《天津农民报》，就是今天《廊坊日报》的前身。
　　河北省围绕在直辖市天津市周边的“天津专区”或“天津地区”的区划概念随之成为历史。此后，这一地区沿用廊坊的名称至今。
　　4、这块土地，顶着同样的星空
　　河北著名诗人王克金，和本市的诗友到外地参加活动时，人们总感觉他和北京的诗人是“一伙的”。
　　的确，他居住在廊坊市区，因为与北京、天津近在咫尺，不自觉间，他的乡土诗写出来也有许多都市气息，他在一首《城市和乡村》中写道：“那些砖红的墙壁、水泥的墙壁/那些平坦的屋顶、耸立的楼宇/它们好像互不模仿，但又彼此相同/它们中的一个仿佛是另一个的影子……”
　　王克金的老家就在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桐柏村。一小时距离的车程的廊坊与北京、天津有着更深的渊源。在他的感觉里，乡情无法“区划”，因为这块土地沐浴着同一样的阳光，顶着同样的星空，“燕赵的腹地，像思想一样广阔……”
　　老“天津地区”前，明清时代开始，这里许多区域属于顺天府(北平府)京东八县。旧时以，宝(宝坻)，通(通州)，三(三河)，武(武清)，蓟(蓟县)，香(香河)，宁(宁河)，外加一个小漷县，为大小东八县。漷县疆域小，没有其他县大，故称外加一个小漷县。
　　王克金是1961年出生，在他长大的过程中，家乡一带的区划几度变化。
　　环京津的许多市县，都有着浓重的都市情节，涿州、三河、燕郊等地都不用说了，许多不明就里的外地人分不清他们的隶属。
　　曾与天津市历史上合为一体的沧州部分县市，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天津的亲友，去天津打工、创业、购物、游玩更是常见的现象。许多沧州人都会说天津话，对天津的街道、历史、掌故如数家珍。较之省会石家庄，天津更像他们自己的“中心城市”。
　　在青县，大棚蔬菜是这里的支柱产业，而天津，是当地的主要市场。不说接壤的农村，从县城到天津市区，不过只有80公里。
　　黄骅市岐口村村民白玉奇常常笑谈，我家房后头就是天津。他家的屋后，就是河北与天津的分界。所以，他一天要到“天津”好多趟。至今，比邻京津的一些县份，民间往往时有着划归京津的想法或传言，这也很容易理解，他们的居住地与京津的缘分太深太深。(本文部分史料由河北省档案馆提供)
&&&&京津冀根脉之历史渊源③:我经历的省会三次搬迁
　　1、1958年，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经过了3年的解放战争。日全河北省解放。，日和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相继在古城保定成立，保定即成为解放后的第一个省会。
　　解放后的省会选在保定，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一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保定居河北省中部，交通也方便；因为作为省会，如果在全省版图中位置太偏，那显然是不方便的。二是保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国内外知名度高。具备作为省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可以说，当年选定保定作为河北省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众望所归。
　　我于1957年考入保定一中，也算过上了“省会生活”。身在省会有许多优越性和方便之处，比如可以及时看到省级和省会的报纸，参加省直有关部门的活动。当时的报纸极少，且都是4版，如《河北日报》(对开4版)、《保定日报》(4开4版)，一大早就贴在一中校园的报栏上，早晨即可看到。那时的中学生没有多少课外读物。除少量图书外，就是读党报。
　　记得1958年春日的一天，《河北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说是某日(星期日)上午10时，河北省文联的作家们在裕华路新华书店前与读者见面，还举办“买刊签名”活动。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看到这个消息，很是兴奋。星期日9时早饭(当时学校时兴星期日两顿饭，上午9时，下午4时)后，我和十几名同学早早来到书店前，那里早已挤满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几百号人。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其场面不亚于现在的“粉丝”追“超女”。诸位知名作家到场后，人群一片欢呼。记得刚担任省文联主席不久的著名作家康濯穿着一件呢子大衣站在凳子上，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讲了许多话，现在基本上都忘了，但有一句我终生难忘，他大声说道：“我们的《蜜蜂》成了马蜂了……”
　　康濯讲完，人们拥挤着争购当月出版的《蜜蜂》杂志，随后由康濯、张庆田、李满天、张朴等著名作家在刊物封面上签名。我挤了一身汗才买到刊物，并由作家们签了大名。后多年保存着这本刊物。可惜，在“文革”中丢失了。
　　省会在保定时间并不长，不到9年，即迁往天津。
　　2、省直许多文艺单位仍留保定
　　日，国务院第七十次会议决定，将天津改为河北省省辖市；同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4月18日，第一届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根据省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决定将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天津。
　　上下的共识是：省会由保迁津好处多多，如天津是大工业城市，而河北工业落后，省里仅依靠中央调拨和本省现有工业，不能解决生产“大跃进”之需。
　　有了以上这些共识，全省上下很快行动起来，并成立了搬迁委员会，对省会搬迁工作做出具体安排。从1958年三四月份始，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及各局(委)开始搬迁。
　　1960年7月，我在已不是省会的保定的一中毕业，考入已成为省会的天津的南开大学中文系。9月1日入学，学业5年于1965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了驻天津的河北省戏曲研究室(今河北省艺术研究所前身)做戏剧刊物编辑。由于我自此凡28年一直在省直文艺单位供职。
　　1958年省会由保定迁天津时，自然涉及到省直文艺单位的搬迁问题。但省话剧团、歌舞团、戏曲学校、群众艺术馆、河北文化学院、河北文化干部训练班等许多单位，一直留驻保定，文艺界许多全省和全国性的会议、活动仍在保定举办。我对于省直文化部门来说，保定仍有挥之不去的“省会情结”。
　　平心而论，省会设在天津，依托大工业城市，对河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大有裨益；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并非十分理想之地。一来作为省会，地理位置处于河北东北部，较偏，各地市赴省城办事不方便；二来天津作为中国的数一数二的临海大工业城市，作为中央直辖市非常得体，而不宜做省会，这就像江苏省的省会设在六朝古都南京而不设在大工业城市上海一样；再从生活习惯上看，过去天津是许多国家的“租界”。历史的原因使天津人的生活做派与生活习惯与省直干部不大协调，当年的省直干部大都是农村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土改，朴实厚道，在生活习惯上很难做到“入乡随俗”。我在天津工作时。就常听人们说：省直干部和天津市的干部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凡是身着中山装、足蹬布鞋的，准是省直干部。说来不怕大家笑话。1965年秋日的一天，作为省直干部的我到省委宣传部办事。宣传部在七楼，楼内本来有电梯，但时年已27岁的我竟不会开电梯，只好一层层爬楼梯。
　　我在天津读书和工作共6年的时间，始终分不清东西南北，一上街就转向，所以很少上街，也很少逛商场，至今对天津的街道头脑里还是一团乱麻。
　　河北省会在天津的时间并不长，8年后又搬回保定。
　　3、1966年,省会由津门打道回府
　　1966年1月，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鉴于天津市隶属关系的变化。同年1月25日河北省委决定：省会由天津搬回保定，4月24日发出正式搬迁通知。
　　对于这次省会复回保定的原因，我当时作为一名普通干部，不明就里。搬回保定后，才听一些领导同志说，省会之所以又搬回古城，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省直机关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实行精简，改进领导作风，促进省直机关进一步实现革命化。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地面向农村，尽快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以便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的方针。又言，通过这次搬迁，可以使省委、省人委逐步成为亦工亦农的机关。从而扎扎实实地领导好“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运动……当然关键原因还是天津已成为了中央直辖市，直辖市焉能再做省会？
　　省直机关在天津8个春秋，机构扩大，人员增多，各类事业单位的机构逐渐健全，基本建设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样一搬。对河北来说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其他方面我不清楚，仅从艺术团体而言，河北省于1958年10月在天津建立的河北音乐学院(后改名天津音乐学院)及音院附中、河北美术学院两所大学一所中专，皆留归天津市，致使从此至今42年来河北一直没有自己音乐、美术方面的高等本科院校，仅有一所1970从保定搬来的河北省戏剧学校更名为河北省艺术学校(中专)。直到前几年，才有了一所由中专升格的大专———河北艺术职业学院，且包揽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美术等多个艺术门类。
　　省会迂回保定的方案既定，各路人马很快行动。浩浩荡荡的省直大军大搬家可不是件小事。彼时的保定也在发展，住房很紧，难以全部容纳省直单位。所以，这次搬迁制定了一个“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即省委的几个部、省人委的几个委(办)和省军区首脑机关驻保定市，部分厅(局)搬到保定市周围各县，还有一些厅(局)搬到所属的事业单位一起公办。如后来我在工作中打过交道的省商业厅驻定县(今定州市)、团省委驻清苑县北大冉村等。
　　搬迁时间从1966年4月份开始，省委、省人委、省军区等领导机关先搬，其他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陆续搬迁，5月份之后，省委、省人委及省直各机关先后搬回保定。我所在的单位河北省戏曲研究室，隶属省文化局，于5月底搬到新北街北口的一栋大楼，与省新华书店各占一半。北邻隔一小桥是省文化局，西邻是省统计局。
　　至今我还一直在想，就是一家住户乔迁也得折腾好长时间，而涉及这么多单位的省会大搬迁，竟然没有搞一处基建，保定市把房子都给腾出来，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搬清了。这不能不说是搬迁史上的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大局观念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如果没有这种观念，没有这种精神，省会搬迁绝不会如此顺利。记得我们搬回保定驻地时。那栋大楼已腾空，且打扫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位老同志在楼内专门看护着。我们进驻后，老同志领我们看房，一间房一间房地交接，让人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心里热乎乎的。
　　只是，这次省会在保定的时间非常短，仅一年多的时间。又迁来石家庄。
　　4、1968年,省会由保定迁来石家庄
　　众所周知，省会自津迁保后不久，各路人马刚刚在古城落脚，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定形势之乱闻名全国。
　　1967年1月，省委、省人委被省会“造反派”非法夺权，再加上“砸烂公检法”，各地方政权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为了减少混乱，形成一个有权威的、全省统一的领导核心，日至28日，北京军区在京召开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会议提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
　　日筹备会议结束时，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4天之后的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即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7天时间，速度之快，工作效率之高，是相当惊人的！
　　虽然自1968年2月起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但从当时的河北领导人到普通干部职工，一直有“再搬回去”的念头。就在石家庄作为省会两年多之后的1970年下半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就有了迁回保定的动议。这年9月29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经石家庄，找省革委负责人李雪峰等人谈话，问及“河北省会设在石家庄好，还是设在保定或天津好”时，李雪峰从战略角度出发。回答说石家庄离太行山近，太行山很深，认为还是石家庄好。
　　但问题并没到此为止，保定的“省会情结”仍在继续。1971年1月，省革委领导人曾向中央请示，认为河北省会还是搬回保定为好。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总理批示，“河北省省会不要再迁”。
　　这样，自1968年2月起河北省会便一直设在石家庄，至今已整整46年矣。
　　作者简介王德彰：1938年11月生，河北蠡县人。编审。196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河北省戏曲研究室主办的《河北文学·戏剧增刊》编辑、河北省艺术学校办公室主任、河北省肃宁县副县长、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院长、河北省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河北文化音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河北省政协《乡音》杂志主编。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期刊协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社科期刊协会副会长。
　　京津冀根脉之历史渊源④：分不开的京津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取几个节点，即可见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关系渊源，即可烛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以地脉通文脉亦通。
　　从历史地理学上观照，不难发现：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实为一体。
　　燕赵都市报记者 刘学斤
　　1、北京：彼时顺天
　　永乐元年即公元1403年，对北京而言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头。这年正月的一天，明成祖朱棣听见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的建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李至刚等人的话正说在朱棣的心坎上。
　　朱棣对北平由衷地喜欢，公元1368年明朝大军攻陷元大都，他的父亲朱元璋改元大都为北平府，设北平行中书省。两年后，亦即公元1370年夏天，朱棣被父亲封为燕王。尽管直到十年后，亦即公元1380年，朱棣才到北平府上任，但无可否认，在随后的二十多年，北平府这方土地成为朱棣兴旺发达的福地，这里的蓝天白云风土人情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不习惯亦不再迷恋江南的山光水色。所以在靖难之役取得完胜，坐上皇帝宝座不久，有人提议把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于顺天府，称行在，朱棣没犹豫，亦没异议，当即批准。
　　北京的命运在这一刻改变了。
　　在此之前，北京作为都城，叫过燕京，叫过南京，还被一个叫马可波罗的著名意大利旅行家叫过“汗八里”……
　　在此之前，亦即在公元1403年之前，亦有北京，但那是明朝以前的北京，跟明朝以后的北京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唐朝的北京，指的是当时的太原府；宋朝的北京，指的是当时的大名府；金朝也有北京，却跟公元1403年的北京毫不相干，北京在金朝称中都。
　　除了公元1403年，对于今天的北京而言公元1421年亦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头。从这年正月初一开始，北京不再称行在，不再只是朱棣的临时驻跸之地，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首都。朱棣亦给出了他定都北京的理由：朕续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图，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
　　北京像个被人争着抱的孩子，先属北平府，后属顺天府。明朝时与今之河北大部、河南和山东一部以及今之天津，为京师或称北直隶的辖地；清朝时与今之河北、天津以及河南、山东、内蒙古和辽宁一部，同属直隶。
　　明初的北平府，辖：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三河、武清、漷县、宝坻、文安、大城、保定、房山、顺义、怀柔、密云、玉田、丰润、遵化、平谷和通州、霸州、涿州、昌平州、蓟州。二十二个县和五个州，今天并不都属于北京市，有的已划入河北省和天津市。
　　清朝的顺天府，辖下区域除今之北京大兴、良乡、通州、房山、昌平、顺义、怀柔、密云等区县，还包括今之廊坊固安、三河、永清、香河、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涿州，唐山遵化、玉田、丰润及天津武清、宝坻、蓟县等地，被赞：“东环沧海之波，西枕太行之麓”，“天府雄规，宸居胜地”，“疆域虽遥，气脉常贯”……
　　2、天津：从卫到府
　　天津桥居“天汉之津”，故名。桥初造于隋，在洛阳，跟天津没丁点关系。
　　彼时天津在哪里？尚在屈原“朝发轫于天津兮”的诗句中？尚在混沌初开状态？
　　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叫布莱恩的英国人，曾为天津写下这样的文字：距此以西80英里的地方，就是“天国之都”北京，在那里，被称为天子的皇帝统治着他的王国。由于这个多条水道交汇的古老的港口成为旅行者前往“天国之都”的必由之路，于是人们便称之为“天津”———通往天国的津渡。
　　布莱恩讲的是清朝时的天津。天津的人文历史，兴于清，却非始于清。
　　最早关乎天津的文字指向明永乐二年。
　　彼时天津之地属于河间府。“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称河间“陂泽沃衍，宜于耕植”，“诚京师之南府，天下之津途也”。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设所置卫，是明王朝从国家安全出发，采取的非常现实的措施。永乐二年即公元1404年的冬天，在河间府静海县北置天津卫，筑城置戍，屯守军士。
　　天津应运而生：城周九里。北濒卫河，东绕潞河，漕舟悉出于此……
　　公元1600年，天津迎接了它有史以来第一位路过的外国人。他是意大利传教士，叫利玛窦。那年利玛窦要去北京拜见万历皇帝，被困于天津卫的监狱。近乎绝望的他只有祈祷上帝保佑。那是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冬天，那个冬天他想到另一个到过中国的意大利人，想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受到的不同寻常的礼遇。马可波罗到过北京，却没到过天津卫，彼时北京还不叫北京，它叫元大都，天津卫还不存在……
　　天津卫在明朝发展成“京师东南之巨镇”，却始终是“卫”的面目，直到明亡，直到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天津卫升为直隶州，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升为天津府，辖天津县、青县、静海、沧州、南皮、盐山和庆云……
　　公元1793年秋天，天津又迎接了它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外国客人，不是一个，这是一个庞大的英国使团。直隶总督梁肯堂奉乾隆皇帝之命，从驻地保定赶到天津欢迎。在客人眼里，身量不高的梁肯堂“目小而有炎光流露，须白如银，下垂及胸，容貌蔼然可亲，举动雅驯有儒者气”。在主人眼里，这群远涉重洋而来的洋人绝不可等闲视之……
　　其后来天津的洋人愈来愈多，尤其在公元1860年天津成为通商口岸之后，从县到府到省，各级官员感到天津的洋务愈来愈棘手。
　　公元1870年夏天，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接到这块烫手山芋。朝廷命去天津查办教案，他“不胜焦灼”。九天之后，焦虑无已的曾国藩从保定的直隶总督署勉强动身，经高阳、任丘、大城、静海，农历六月初十到天津。“筹议洋人之事，彷徨无计”，打败太平军的曾国藩终于在天津栽了跟头，他没有机会再回到保定的直隶总督署，九月初六日，在天津他把直隶总督印交付给了学生李鸿章，二十三日黯然离津……
　　3、河北：青春作伴
　　公元763年，流浪在四川的诗人杜甫听到那个期盼了近八年之久的莫大喜讯：史朝义死了，河北光复了，安史之乱结束了。诗人喜极而涕，看着身边的妻子那个高兴劲儿，想着有可能就要回家了，他一口气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河北，让人百感交集的河北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发自肺腑的欢吟如今早已成为穿透千古的绝唱。
　　今天的河北，不同于唐朝的河北。“河北”作为历史地理学上一个名词，其产生，当在唐朝。
　　贞观年间，唐太宗因山川形势之便，将帝国分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十道”。到开元年间，唐玄宗又将十道拆分为十五道。无论十道还是十五道，河北道均在其中。
　　唐朝的河北，即指唐朝的河北道，辖安东都护府和魏州、邢州、冀州、定州、幽州、易州、涿州、蓟州等二十九州，所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河北和辽宁的大部以及河南和山东一小部。河北道不具行政权，最高长官巡察使或采访使，不常设。
　　今天的北京和天津，彼时为河北道的幽州、蓟州之地。幽州辖八县，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部和天津的武清以及河北的廊坊、永清，蓟州辖三县，相当于今天天津的蓟县和河北的三河和玉田。
　　据《太平寰宇记》，涿州风俗和幽州相同，莫州和易州的风俗也和幽州相同。保州风俗和莫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雄州风俗和易州相同，因此也和幽州相同。幽州风俗有什么特点，用班固的话说，是“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仪，亦有所长，敢于赴人之急难，此燕丹之遗风”。
　　到宋朝时，道为路取代，有宣抚使或转运使之职，亦不常设。
　　公元1044年秋天，宋朝文坛领袖欧阳修来到河北，出任转运使。一年后离开，转任滁州。在河北任职前后，欧阳修写下了《朋党论》和《醉翁亭记》两篇名文。
　　宋先与辽对峙，后与金对峙，国土面积大大逊于唐。宋朝河北路的管辖面积亦大大缩减。
　　金朝亦有河北路。
　　金朝之后，元明清数百年间，河北未再作行政区划用词，但其在唐宋时期所造就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内涵，一直为后世所传承，亦常为今天的河北人所道。
　　在此或可再次引述顾祖禹的说法：霸州倚神京之重地，控瀛海之要冲，作镇屏藩，东西联络……州处畿辅间，实据堂奥以内之势，此形之似缓而实切者也；涿州控西山之险，据上游之势……特为肘腋要害；保定重山西峙，群川东汇……联络表里，翊卫京师，诚重地也；蓟州控卢龙之险，扼柳城之道，襟带郊圻，称为重地……当年的京津冀，貌合神亦合，实为一体，今天的京津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脉通，文脉通，亦分不开。
责任编辑：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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