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角号码故事——初识四角号码
我的四角号码故事——初识四角号码
& & & 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尚国安先生在一次讲课时说到，“有一年的高考语文试题有这么一道题，请写出下面几个字的四角号码编码……”。
& && & 那天放学后，我和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跑到尚老师的语文组办公室，请教四角号码是怎么回事。
尚老师让我们翻看他那本《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部首检字表”之后的“四角号码检字表”。
& && &说实在话，当时（包括现在）对四角号码熟悉的人不多。乍一听，觉得四角号码应该是和电报码差不多，很难。
& && &尚老师让我们几个先熟悉背会口诀、记住取角规则，让我们自行练习，多练习，就熟能生巧。
& && & 一开始，我也不怎么熟练，经常取错码。后来，我把四角号码分笔形的10个号码代码表抄下来，查字时有不会的就对照着查，比葫芦画瓢，依照查字方法和例字练习。为了这，我还专门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32开本），售价1.4元。在当时，1.4元，可不是小数目，要知道，那时大肉的单价在0.7元，很多人家都吃不起……
& && &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和当年一起练习四角号码查字法的同学说起这事，很多人都感到茫然，早不记得了。唉，我还是“涛声依旧”。我的书柜里，《辞海》里有“四角号码索引”、《四角号码新词典》（2008年第10版）本身就是以“四角号码检字法”为主（附带“音序检字表”、“部首检字表”）。平时，我查字首选四角号码查字法。为什么？速度快呀！（向阳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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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号码创始人——高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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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今日推荐#余晓群：一位备受争议的文化奇人王云五_腾讯思享会-爱微帮
&& &&& 【今日推荐】余晓群：一位备受争议的文化奇…
清末民初是中外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很多学人“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王云五虽算不上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人
物，但他成长于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碰撞的大环境下，亦深受其熏染。王云五靠自学成材，学习全凭个人兴趣，加上对新知的强烈渴求，使他读书十分博杂，既涉及各门各类，又体现为中外兼备。有时，王云五自嘲是“四不像的学者”，对自己读书博而不精，未能成为某一专家型的学者，似乎不无遗憾。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出版人，其实大大受惠于这种博或者说杂的知识结构。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
”公众帐号。王云五（1888年-1979年），原名日祥，后改名云五，号岫庐，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1921年9月王云五走马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在这25年时间里，王云五位居商务重要位置，改革商务的机构组织，出版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走向新的出版辉煌。说到“不敢”，人们一定会想到历史问题。此言不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立志追随王先生的出版思想，也一直为他陷入政治漩涡或曰错位从政而惋叹不已。但是，我时常扪心自问，写60年中国的出版家，不提王云五，行么？我不死心，就向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求助。他送给我两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和《十年苦斗记》，我认真阅读；回过头来，再重读王建辉先生《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我发现，在王云五先生的一生中，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充满争议。这些争议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更表现着某些人性的冲突。下面，我从王先生丰富的文化生活中，摘出几个“争议”的结点，罗列出来，供我们做一点阅读的联想。学识。早年，王先生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原因是他的大哥18岁考取秀才，几个月后突然病逝。家人觉得，依风水与家运，王家子弟不易读书，经商会好些。所以王先生只读过一点私塾；为了经商，还读过英语夜校。不过，他有学习的天分，读记飞快，并且在19岁时，用三年时间通读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同年被聘为中国公学英语教师，他的学生中就有时年17岁的胡适先生。胡先生曾称赞王是“有脚的百科全书”，胡还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但那只是胡适先生的看法，人们对王先生“学识”问题，始终争论不休。直到1979年王先生逝世，争论也未停歇。台湾朱文伯先生称，王先生不愧为当代奇人、社会好人、学界通人和企业界巨人。茅盾先生却说：“王云五是个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谈不上有什么学问。”胡愈之先生也说过：“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两方评价，竟有如此霄壤之别。进入商务印书馆。1921年，在胡适先生的举荐下，王先生成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年仅34岁。胡适先生始终把推荐王先生进入编译所，当作他对商务印书馆最大贡献。他还称赞商务能够接受他的举荐。他在《高梦旦先生小传》中写道：“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内几位老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反过来，茅盾先生却说，这是胡适的计谋。这样一来，他既可以继续当教授，又可以通过王云五操纵编译所；也是商务当局保守派中意王云五。还有观点说，王云五靠他的学生胡适，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使他不但跃上中国出版高位，拿着高薪，还让商务接盘他的小书店“公民书局”，使其中一部分资产，做了他在商务的股金。这不是飞来的好事么？连胡适都说，云五号岫庐，此次真是“云无心而出岫”了！编译所“7年之痒”。王先生出任所长后，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各个部门，二是用三年时间调整人员。他将旧人淘汰三分之二，引进新人有朱经农、周建人、周鲠生、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黄宾虹等。2005年，编译所9个专业部部长，有7位换了新人。张静庐先生评价，这次改革，确然“是商务印书馆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跃的年代”。有观点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但是，也有人称王云五是“袁世凯”，说他引进新人是任用私人和亲信。1929年，王先生辞去所长职务。他说自己经常需要超出职权，帮助馆方调节内部工潮，有一次竟然跪在地上向军阀求情，不要逮捕工人。如此疲于应付，故而辞职。有人却说，王的辞职，是因为他自编《王云五大辞典》，给自己开稿费，与张元济先生发生争执；或曰编辑《百科全书》未果；或曰出版“万有文库”积压，云云。科学管理法。王先生辞去编译所所长之后不到一年，又被商务印书馆请回来做总经理。他上任前出国考察半年，回来后抛出《科学管理法计划》，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等。他由此获得“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之父”的美誉。但是，这个计划一公布，立即引起全馆职工的强烈反对。编译所的反对之声最激烈，他们发表“宣言”说：“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求王云五辞职。代表职工与王先生谈判者有郑振铎、郑贞文、胡绍绪、杜亚泉，甚至外部的邹韬奋先生也著文质疑科学管理法。在此重压下，王先生只好宣布撤销了他的改革计划。但他并没有死心，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把他的“科学管理”在商务一点点实施下去。两年苦斗。1932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一位日军司令不无得意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此时，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他们悬挂着王先生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最鼓舞人心的是，商务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破了日军司令的预言，也成为商务至今沿袭的传统。为“两年苦斗”的胜利，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但是，在此过程中，王先生实行减少股本金、全馆停业、解雇4000余名职工等一系列特殊举措，与股东和职工会方面发生激烈冲突，使之备受压力。同时，王先生在商务复兴过程中，又将《科学管理计划》落实下去，更加激化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当时胡适给王先生来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那时，王先生只有40几岁，为这一段经历，换得满头白发。此后，王先生无奈地写道：“我以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四角号码检字法。自古以来，汉字检字法有三次发明。一是东汉许慎创立部首检字法；二是16世纪都俞和17世纪《康熙字典》创立部首加笔画检字法；三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王先生受到电报原理启示，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其功劳直追古人。他的专著《四角号码检字法》出版时，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高梦旦等分别作了序言。胡适先生还专门为之编了歌诀：“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此法流传极广，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据此为中文图书检索。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中，竟然称王先生为“四角号码王公”。但是，这样一项重要发明，它的发明权问题，也是有争议的。章锡琛、叶圣陶等许多人说过，实际上，这个方法是高梦旦先生发明的。陈原先生也写道：“传说商务推行的四角号码检字法本来是高梦旦发明的，王云五只不过使之完善罢了。”当此法名满天下时，王先生对高先生却只字未提。当然，高先生也没说话，因为他历来抱有“成事不必在我，成功不必在我”的宗旨，正如胡适先生所说，高先生是把名利视同尘埃的“圣人”。四百万。人们在总结王先生的功绩时，经常说道，他最大的贡献是“四百万”。即：“四”是指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指百科全书建设；“万”是指“万有文库”。但是，你知道么？这个“四百万”最初也是一个贬义的说法。当时王先生入主编译所，启动一些创新项目，引来旧人非议。他们说，王先生的这三大计划，耗费了商务500万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万”之称。《王云五大辞典》。王先生一生都对编纂词典情有独钟，并且乐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1930年始，出版《王云五大辞典》，接着出版《王云五小词典》、《王云五小字汇》；到台湾后，还推出《王云五综合词典》和《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但是，他出版这些书是要提版税的。比如，《王云五大辞典》一年抽取版税达5000元；加上小辞典和字汇，三种词典每年付版税不下20次。王先生认为，这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有人指出，王的词典一旦出版，馆内的同类词典就不再上市了。再者，张元济先生在商务35年间，主动辞退应得款项达20次，与王先生的行为形成鲜明比照。辞职。抗战期间，王云五先生一直领导商务印书馆，历经“十年苦斗”，坚持到战事结束。但是，1946年他却辞去总经理职务，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究其原因，王先生说，在上海沦陷期间，商务参加所谓“五联出版公司”，承印伪组织核定之教科书。此事虽然与在重庆的他无关，但身为总经理，“自揣八年抗战，商务艰苦备尝，坚贞自守，今当胜利伊始，竟有此项恶评，精神殊感愤懑。”所以坚决辞职。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王先生从政之意已决，上述原因只是在为辞职找借口。因为他离开商务当月，即赴南京，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列罢以上9点，读者会问，你是在褒扬王先生，还是在贬抑王先生呢？都不是。它们仅仅是一些客观存在的罗列。其实，在出版方面，在出版经营方面，我一直是王云五先生的崇拜者与追随者。我尤其喜爱他的“四大丛书”，喜爱他的“科学管理法”，喜爱他的“汉译世界名著”，喜爱他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喜爱他的东方图书馆。为了出版，他还做过许多细微的工作，比如，抗战时期，他创造所谓“战时版式”，把每页500字增为1000字，还选用轻型纸，利于运输；他利用四角号码的原理，改造排字架，发明“云五式中文字架”，省工、省人、省铅字、省培训时间；他组织发明化学翻印法，使战时许多重要词典和大学丛书恢复供应；他提出“库存图书调剂法”，提出“调货重于重印”的概念，等等。实言之，这样的内容，我在其他出版家的文章中是见不到的。但是，我不太喜欢王先生的学问，不太喜欢他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处事态度，不太喜欢他事无巨细、喋喋不休的文字风格。我很理解，为什么老商务人称夏瑞芳先生为夏老板，称张元济先生为菊老，对王云五先生则直呼其名。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奇人的奇思妙想》，其中写道：“为什么一提到王云五，人们就争论不休；一抛弃王云五，历史就发生断裂呢？”此刻，这样的疑问依然在我的心头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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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京公网安备34阅读（1490）回复（8） 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
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
清末有一位大诗人叫黄遵宪，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此人出身传统书香官宦门第、光绪二年的举人，却有深厚的外交官背景，去日本做过使节，还去美国旧金山当过总领事，见识广泛，思维活络。此公在诗歌方面有一大特点，好以古诗咏新物，中西合璧，时人曾经评价说这是诗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比如他写火车："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去美国观摩选举演讲后写道："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无不新奇清雅，贴切自然，至今读之仍值得玩味。更好玩的是咏轮船，他前面大写女子盼夫早归之思，虽有轮船火车犹嫌太慢，然后笔锋一转："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连热气球都入诗了，可谓是紧贴流行时尚--黄遵宪诗中的热气球指的是飞艇，要知道，那会儿人类第一艘飞艇法兰西号才面世不过三年功夫罢了。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黄遵宪曾经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很好，直接可以拿来作谜面，有兴趣的人可以猜一下，全诗如下："一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驰书迅已极，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虽署花字名，知谁箝纸尾。寻常并坐语，未遽悉心事。况经三四译，岂能达人意！只有斑斑墨，颇似临行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如何君寄书，断续不时至？每日百须臾，书到时有几？一息不见闻，使我容颜悴。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 "
诗里写的是相思之苦、别离之情，载体却不再是手帕、铜镜、信笺之类的传统寄托，而是一种能够"一闪至君旁"的好玩意。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电报。
更早的时候，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叹："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电报在中国也是惨淡经营，目前全国只保留了8个电报中心。我有一次去北京电报大楼，这栋建筑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根本看不到电报业务的窗口了。
电报的发明一般都认为是美国的莫尔斯，其实最早建成电报线路的是法国的查佩兄弟，当时他们在巴黎和里尔之间架设了一条线路，算是电报的雏形。据说早在1823年，有人就向英国海军建议开发电报，刚愎自用的英国人回答："除了现有通信系统以外，我们不打算使用任何电报。”约翰牛就这样把发明电报的荣誉拱手让给了扬基佬。
第一条实用电报线路的发明者是英国人威廉富斯吉尔.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这两个人一个是印度回来的退役上尉，一个是自然哲学教授，两个人1838年在伦敦的帕丁顿车站与韦斯特德雷顿之间的铁路线上率先鼓捣成了第一条实用线路。英国警方还曾经成功地利用这条线缉拿了一个杀人犯，可惜后来两个人因为专利问题闹翻，未能进一步改进机器。
1844年，莫尔斯用自己发明的莫尔斯电码和电报机在美国国会拍给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华盛顿记者发给《鲍尔齐莫亚爱国者》报主编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一点钟，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动议被否决。赞成的79票，反对的86票。”
十九世纪的欧美活力十足，一旦有价值的新发明被提出来，立刻就会推广到四面八方，各国都狂热上马立项。这个时候，远在亚洲的中国才刚刚睁开眼睛，半是惊讶半是不屑地望着这个崭新世界。电报，不过是诸多奇技淫巧其中的一种罢了。
早在同治2年，也就是1863年的时候，英、法公使就向清廷建议引入电报，可惜清廷对于电报毫无兴趣，更不准许铺设电报线路。当时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就认为电报这玩意“于中国毫无益处，而贻害于无穷”。想想看，那会儿连修铁路都惹得怨声载道，遑论电报。最离谱儿的谣言甚至说那一根一根杆子戳在地上，专门吸地气和死人魂魄，然后顺着线给传到英吉利、法兰西之类的地方去，供洋人吸食。洋人之食地气，如我民之吸鸦片，是上瘾的。
这可就苦了那些在中国作生意的外国人。俗话说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以前大家都没电报，日子也就凑合着过来；现在欧洲大陆电报密布，偏偏这个老大帝国不进盐酱，让习惯了现代文明的西洋商人们大为不满。
当时远东的电报事业刚刚起步，只有新加坡-长崎、新加坡-香港两路电报。他们想跟国内联系的话，要么还是走传统的邮船，要么就托人把消息捎去香港或者日本，再转发国内，既贵又麻烦。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
到了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一家专门作海运的英国公司利富洋行终于成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他们为了解竞争对手情况，打算在上海吴淞口设立几个观察点，随时报告各国海轮进出情况。这就非得用电报不可，否则等你观察完再驰马回报，人家早就进港卸货了。
可是呢，当地政府是绝计不允许这种申请的。利富洋行请当时的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出面申请，也被坚决拒绝。利富公司驻上海的头头雷诺横下一条心，觉得反正中国人软弱好欺，不妨搏上一搏。他拍出一万白银，进了一批电报材料，找来两个德国技师，外加雇来的二十几个中国民夫，筹备开工。开工之前他既不向官府申请，也不请示英国领事，而是自己甩开膀子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沿着川沙厅（今上海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间偷偷摸摸建起了一条专用电报线路，长达21公里，光是电线杆就立了227根。
那时候洋人嚣张，寻常百姓见了都绕着走；而官府的人呢？他们一见这些工人有持无恐地当道挖坑载杆扯线，以为必有后台，也不敢上前询问，谁能想到是洋鬼子偷偷上马的项目。结果民不究，官不查，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就这样生生被胆大包天的雷诺给建起来了。
雷诺是个洋人，不曾想到为自己卜上一卦。他不知道就在自己架线的同时，一位本来在南京"遇缺即补"的道员已经领了苏松太道的职衔，悄然赴沪了。
这条电报建成之初，公司借此便利掌情报先机，屡屡得手。雷诺铺线有功，大是春风得意，不免有些头脑发昏。别人每每恭维几句，他免不了吹嘘几句电报的功劳，一来二去，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事就传到了那位新任苏松太道的耳朵里。
其实雷诺也不十分怕官府知道自己私建电报。反正线路已是既成事实，只消喂些银子，拿着英国的威名吓唬一番，那些胆小庸碌的中国官员谁还敢追究？
可惜他这一次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位太道，不是凡人，却是个晚清官场上出了名的辣手刺头、洋务派的山岳之镇丁日昌。
丁日昌是个天生的耿直汉，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20岁那年考中秀才，补了一个廪生。按照道理，廪生应该是由朝廷供养，可当地官员手握钱粮就是不发。丁日昌气急了，一个人跑到县衙门口击鼓大骂："青天白日，饿死廪生！"直骂得县太爷缩在后堂不敢出来，其个性可想而知。
等到后来涉足官场，他作风不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上条陈整顿吏治。在安徽也上、在上海也上、在福建也上，汰虚去冗毫不手软，贪官污吏一个也不放过，搞的官不聊生，称得上是晚清官僚里少有的能员。以至于连慈溪太后都不得不感叹："尔在江苏，官场虽恨你，然百姓却感激尔，我也知道。"据说丁日昌在福建去职以后，福建巡抚王凯泰有一次请假回籍，路上看到一个流氓端着一碗红糖水，故意等着人撞翻，然后强行讹诈。旁边一个老人摇头叹息："若丁抚台在此，尔何敢如此！"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可惜这个外号完全名不副实--这个"丁鬼奴"非但不是洋鬼子的奴仆，恰好相反，他最擅长收拾洋鬼子，专克外国人。
他甫一就任苏松太道，就先干了件大事。当时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无所事事，在上海整天晃悠。朝廷怕尾大不掉，让他设法遣裁。丁日昌二话不说，捋起袖子就上，跟英国折冲几次，竟说服了英国人发出遣裁文书，调戈登回国。可裁撤在英国总领事巴夏礼这里碰了钉子。
巴夏礼是什么人？那是个头上长角、眼珠发蓝的狠角色，曾经一手策划了亚罗号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在通州代表英国跟清廷谈判，结果走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声。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份文件。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有了这次的先声夺人，丁日昌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还嫌不过瘾，又抓了一百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者。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的干净利落，而且从法理上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起初勃然大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儿虽然小，牵涉却大。就在前一年，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就是公审公廨的前身--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的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官府绝不追究。恰好当地有一个人暴死，当地农民本来就气势汹汹，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加上官府刻意煽动，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的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丁日昌可不是个单纯只会煽动农民掀杆拔线的莽夫，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摇着扇子等雷诺上门。
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设计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麦华佗心里肯定在想："废话，都被你丫唆使农民拆干净了啊"），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五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的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这个咱们下面会详细说。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五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
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 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4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沈葆桢已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提高到忠孝的高度了，沈葆桢也只好作罢。
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极之扼腕的事情。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的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的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的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后来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台湾电报线时，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知道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他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
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七月初十（公元1876）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四十多公里，共设了三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十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 "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高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的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中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Mr.Curtis Smith），他从18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三十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参看: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三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马、张二人现在借着最近一部大片改了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庞青云和姜舞阳……有谁能想到这个兄弟相戕的故事还和中国电报有着奇妙的渊源。
承接上一节中间部分的故事，话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线路不成，被丁日昌整得灰头土脸，吃尽了哑巴亏，策划者雷诺黯然回国。雷诺当初还曾经进了一批电报线材料，这回全砸在了洋行手里，成了鸡肋。东西是好东西，也挺值钱，就是没人买。就算有人买，光运输费也喝一壶的。这些东西只好存在上海码头的货栈里，空使蒙尘。
而丁日昌借着这个案例，跟诸国公使作了一个约定：你想设置专线，好商量，在海里随便你怎么扑腾，但就是不准你把线接上岸来。这个旱线约定后来在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正式形成了法规。这些前面都已经说过了。
1867年，美国旗昌洋行想起了这档子事，就把利富洋行的那些压货低价买了下来。他们这一次循正规途径申请，事先报备架设地点是从虹口区到法租借金利源码头，全长4公里，大部分在租界范围内。这条线不外接海线，只是一个封闭的专用回路，没有违反约定，遂被默许。
洋人惯会得陇望蜀，这个口子一开，就再也合不上了。借着旗昌洋行专线的东风，上海的洋行纷纷也申请架设，逐渐形成了一个租界内的小小网络。这个网络已经相当成熟，只消从外面接一根线进来，整个上海租借就立刻能与世界电报接轨。世界，真的变得触手可及。
但因为有丁日昌这尊大神镇在那里，洋鬼子们谁也不敢造次，这层窗户纸一直到了三年以后才被捅破。。
1871年，在洋行们的策动之下，由英、俄、丹麦政府背后推手，丹麦大北电信公司出面操作搞了一个宏大的计划。
这个丹麦大北公司（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在1869年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哥本哈根，主要经营陆地和海底电缆业务。这家公司的背后是沙皇本人，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都十分雄厚。
大北公司和英国的大东公司有一个约定：大北公司不得涉及香港以南，大东公司不得涉及上海以北，沪港两地之间则是利益均摊，各行其事，这是为了照顾英、俄两国。大家应该还记得，恰好就在前一年，大东公司计划修的港粤线被广州七十二行搅黄了，还把“海线禁止上陆”的约定变成了一纸条文。
这一回大北公司见大东受挫，认为这是个机会，趁机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抢占沪港之间的大片市场。
他们的计划是拉出一南一北两条海线，南线从香港、厦门接到上海，从而与新加坡和槟榔屿的电报网络相通，抵达欧洲；北线则是从海参崴接到上海，以和俄罗斯建立起联系--还有一条连接到日本长崎的支线--南北两线在上海吴淞口外合二为一，形成一个香港、海参崴和上海的电报三角形。
要说这计划还是相当有魄力的，整个新增电缆的长度高达2237海里。这两条线如果建成了，就等于把中国纳入了世界电报网络，免去长途书信往来之苦。客观上是好事--但其主使者的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它却欠缺临门一脚，上海方面可从来没说过允许这玩意接进来。大北公司有点雷诺的脾气，喜欢造个既成事实。他们先一口气把外接海缆铺完了--反正公海你管不着，至于近海，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只要不经陆地就对中国主权无损--然后一手掐着一个线头找上海的官员来申请登陆。
丁日昌当时适逢母亲丁忧，在家守孝不能理事。上海道的官员虽然对于洋人在海面上的工程无可奈何，却坚决拒绝电报线上岸，并援引丁日昌当日立下的约定，让前来抗议的洋人哑口无言。
饶是百般交涉，中方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当时的海底电缆外面包裹的是英国人发明的钢丝铠装，可以有效地杜绝海水腐蚀，就是成本奇高。只能是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公司联营，靠私人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大东公司在这之前也接了一条从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接到上海的电报线，但在吴淞口被堵住死活上不了岸，让它的母公司英商东方电报损失不小。
大北公司这条海线若是上不了吴淞口的岸，就等于完全作废，重蹈大东公司的复辙。眼见铺了两千多海里的海底电缆真要打了水漂，出钱的和干活的都急红了眼。最后英国、俄罗斯、丹麦三国的臭皮匠凑到一起，真给他们想出一个气死诸葛亮的计策。
大北公司的暗渡陈仓是这么使的:他们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在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他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
到了这一步，上海道的官员已经无法管束了。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象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话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是不是不够呢？不，足够了，这两个可不是一般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还有一个助手叫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他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了大北公司作先例，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给大东公司一个枣儿，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
个人签名：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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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发表于： 10:42:33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的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 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两千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 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作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的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 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得，这条鱼把鱼饵吃下去，把钩给吐出来了。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这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什么东西？同治九年清廷跟各国签订的那份海旱电报线条约，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洋人海线不得接上自己的旱线--这里感叹一下丁日昌的远见。恒宁生见对手开始正面攻击了，只好催马上前，硬着头皮顶上去。
可惜这一顶，又是一个晕招。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说是出手，其实郑观应也只是出了一指。
他拿来一张欧洲地图随手一点，丹麦人立刻不说话了。
指的是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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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是著名的低地国家，整个国家三分之二都在海平面之下，全靠堤坝撑着。这些常识丹麦人都是极熟的，此时突然被郑观应点破此节，立刻就懵了。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大北公司哪儿敢承认这个，以后还想不想在欧洲混了。
恒宁生又折了一阵，心想再这么下去，自己手里一点筹码也没有了，回去跟几个幕僚商议了一下，只好悻悻退了一步。谈判再开的时候，他不敢再坚持旱线登陆的话题，转而搬出中丹两国传统友谊和大北公司在中国的业绩，唠唠叨叨说了半天，最后图穷匕现抛出一套方案：既然旱线权您要收回，没问题，不过大北公司希望能继续租下去。也就是说，旱线还是一如既往地运营，只不过所有权变换了一下。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承诺永远只租给大北公司，不和别人发生业务来往。
盛宣怀心中冷笑，这恒宁生也忒天真的，只要线路在我手里，想干嘛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他让恒宁生拟一个纸面上的方案出来。恒宁生不知是计，几天就呈递了一份合约草案，其中有两条核心条款：一是"厦门旱线，由大北公司出资拆除；吴淞旱线由电报局3000两赎回"；二是"不准他国及他处公司于中国地界另立海线，又中国欲造海线、旱线与大北有碍者，不便设立"，作为交换，大北公司允诺中国政府大臣及公务往来"凡从大北电线寄发者，不取报费"的优惠政策不变。
盛宣怀把谈判结果拿给李鸿章看，很快得到了批准。中国在沿海的旱线权益就此收回，如果用史书口儿来写的话，就是简单一句话："折冲月余，丹人为之气夺。"
大北公司呢？虽然他们被迫拆除了上海、厦门的旱线，但被允许在上海附近的羊子角、福州在海上的川石山二处设趸船，将线头设于其上，权当浮动电报站，算是个折中的办法。更何况，尽管损失了旱线专利，但公司得到了中国保证的海线专营，排除了竞争对手。恒宁生觉得这次谈判失之之桑榆，得之东隅，算是从盛宣怀手里扳回一目。
他浑然不觉盛宣怀早在谈判前就和大东公司眉来眼去，这顶绿帽子早戴到大北公司头上了。
等到大北公司刚刚移交上海的旱线到中国电报局手里，没过两天，合约内容--尤其是关于海线专营的条款--就神秘地"泄露"出去。列强尤其是英国一听就急了，这他妈不是搞垄断么？那我们大东公司该怎么办啊？
结果英、美、法、德四国大使一边照会清廷，一边给丹麦施加压力。丹麦蕞尔小国，扛不住这些大国压力，恒宁生心急火燎去找盛宣怀商量，后者两手一摊："这件事我也没办法，这是国际形势啊，国际形势你懂不？" 恒宁生又说那咱们那合同就作废了吧，盛宣怀又是两手一摊："合同我们李大人都批准了，上海和厦门的旱线该改造的改造，该拆除的拆除，没法再恢复了。"
恒宁生这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大当。盛从一开始就摆好了口袋等他钻，事先故意让大东公司延缓施工，好教大北公司不致觉察。等到旱线移交完毕，中国电报局立刻翻脸不认人，大北公司若是再闹，就等于把四大国也推到对立面去了。
盛这一连串手段细致缜密，滴水不漏，堪称大师。
经过多方足足两年的扯皮，到了1887年总算有了一个结果。盛宣怀和大北、大东两家公司签订了一个《华洋电报三公司会订合同力款》，详细规定了"洋海华旱"电报线路如何分账，生生把大北公司的蛋糕分给了大东公司一块儿。中方坐收渔翁之利，坐看争端。
两家争来夺去，最后又把旱线的控制权送回到中国手里--我拿不到的，你也别想要了。盛宣怀的以夷制夷，终于大获成功。
凭借这份合同，海旱相接巨大的经济利益很快凸显了出来。1882年，中国电报局的电报费收入为6万余两；5年后上升为41万余两；又5年达63万余两；到1895年上升到115.5万余两。
而大北公司呢？眼看煮熟的鸭子飞走了，恼羞成怒，唯一能作的只有取消自1871年就实行的中国政府公务电报免费的福利，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聊作报复。恒宁生临回国前，给盛宣怀发了份正式公函，称"自十月初三日为始，所有中国头等官宝报由大北电线寄发者，须照章付足电资，方为发报"，羞愤之情，溢于言表。
可惜庚子国变的时候，盛宣怀向英商大东公司、丹麦大北公司商借21万英镑，敷设由大沽至上海海底电线。两家公司借机抬价，"中国官商交困，复绌於力，於是以购价作为息借，分三十年偿还。"算是报了仇，不过这就是后话了。
大北既退，中国电报局乘胜追击，其余诸线传檄而定。盛宣怀杀得性起，甚至一路追杀到香港，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港督弃置港英当局架设的新安线，以中国线路代替，并在九龙设了中国电报局的分号。
有了上海大捷的经验，其它边境重镇也纷纷如法炮制。如镇南关、东兴、蒙自、思茅与法国旱线相接，腾越边界红蚌河与英国旱线相接，珲春、黑河屯、恰克图、伊犁与俄国旱线相接，这些边境在商定与外国的电报线转接条款时，签的都既详细又慎重，基本上没吃什么亏。
至此列强所铺设的电报线都只能接到海岸，然后再接上中国方面的旱线头。
这起争端甚至惊动了万国电报协会。该协会觉得这种事不利于国际电报业的长治久安，打算把中国也吸收进去作会员国。盛宣怀却不干，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人家都是玩了几十年的老油条，咱们现在经验不足，贸然掺和进去，就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走，到时候自己吃亏。"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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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十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 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四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的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的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三十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汤姆逊和伐莱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解决的成本相当高昂。具体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太知道了，不敢瞎说。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Ｈ"。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 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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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以及十个阿拉伯数字。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二十六个，德文字母有三十个，意大利字母有二十一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三千多字。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三千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象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一说是上海大北水线公司……我靠，又是它），他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十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是"30/08/"。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九十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眼见为实，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
这张图小了点，不过还是能够看清楚，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比如下图那样--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颇有故事可挖。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五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十九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个人签名：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作者：发表于： 10:45:29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消亡。
1958年的一封电报，和民国时期的并无二致。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非常昂贵，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前者是给皇上看的，后者是公文），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有一次李鸿章去江南机器制造局视察，发去的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意思是李鸿章的行辕在午时一刻到达江南机械局。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曾经电告福建 “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能省礼不能省，但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下图是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 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是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
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有想象力，也发明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四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六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l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三十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 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的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一个汉字，四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的很。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假如颜师古能够活到那个年代，正赶上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通电报，那么他的电报落款就该是"师古未寒"……好冷。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 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从长沙逃出来的还有两名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比较机警，在混乱爆发之前就及时收拾重要文件撤离到安全地带。假如他们葬身火海，整个中国现代史都要改写了。
他们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叶剑英。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但究竟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查不到具体资料，还请方家指点。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一代文人沈从文一直苦苦追求“白发才女”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张兆和被他逼的没办法，就说你去问我在江苏的父母吧，他们同意我就嫁给你。沈从文痴气发作，竟然真单刀赴会去了江苏。张兆和的父母见了他一面，觉得这孩子还不错。沈从文回到青岛以后，立刻发了封电报给张允和，请她代自己向兆和父母提亲。过了几天，沈从文收到张允和的回电，全文只有一个字：“允”。这一个字既代表了提亲的结果，也是张允和的落款留名，由是流下一段“半字电报”的佳话。
个人签名：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作者：发表于： 14:41:02 个人签名：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作者：发表于： 09:09:50 个人签名：成绩是你，困难是我。史版欢迎你！君子不可始乱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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