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尺全开宣纸准备写六个字（横着写）该怎么写啊?想让我老爹帮我写几个字,买的是四尺全开的生宣纸,老爹估计没写过这么大的字,老觉得写着别扭,特来请教下行家.字是准备横着写一排,从右向左写,字该写多大,据边多少,落款题字该横着还是竖着?落款要写哪些字呢?如果能提供一张式样简图就更好了就85份了,全用上了从各位专家的评定来看,显然我的纸张与字数是冲突了,那么换个说法：请各位专家给个写的版式,
美丽晓风438
四尺全开的纸是长4尺,宽2尺,如果横着写一排六个字,落款占一个字或者半个字的空间,两边留出大概2寸（7cm）左右的边,这样算下来,每个字的宽度只有5、6寸,也就是不到20cm的样子,可高度方向有2尺,也就是60cm多,这样写出来的字,中间是密密的一行,上下大片留白,显然从章法上讲是失败的.所以裁一下是必要的,建议对折裁开,也就是所谓四尺对开.横着写一般都是从右向左写,最后楼款在最左边,落款竖着写,横幅一般适合穷款,也就是只落书者姓名,或者再多加上创作时间,不宜多题.或者我建议你写四尺全开的尺幅,六个竖着字写三行,每行两个字,最后留半行空间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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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字说，是蔡伦发明了纸，但这个出生贫寒侥幸青云的黄门侍郎，不过是必然的历史进程中偶然捕获盛名的众人之一。《汉书》以及西汉出土的文物都证实，西汉时期中国已经有了纸。作为促成量变向质变的革新者，蔡伦真正的功绩在于“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他急切地将发明献给喜欢舞文弄墨的汉和帝以及邓皇后，“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对历史的深入考究并不足以抹杀里程碑人物的贡献，中国历史的“潜规则”之一便是“成王败寇”，并不计团队之功—作为有据可查的造纸业鼻祖，蔡伦值得拥有今天的名声。但他距离宣纸的诞生仍有漫长的时间区隔。为了承接原初的历史，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传说中出现了。此人名叫孔丹，生平事迹皆不可考。据说是蔡伦的嫡传弟子，在师傅被政治漩涡吞没之后，他游历名山大川最终来到泾县。溪水边的青檀树令他狂喜不已。于是结庐而居，以青檀皮为原料造纸，成品质地雪白，细密如丝—宣纸正式问世，为纪念孔丹，人称“四尺丹”。
关于宣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唐代，《旧唐书》说宣州每年通过漕船向李隆基献奉纸笔；而宋代书画的繁盛直接带动了宣纸的大规模生产—历史与传说都陷入一片烟云， 远去的时间模糊了视线，执拗则无味。后人喜欢在臆想中赋予物体的连贯性，借以寄托趣味。从一开始，宣纸便令人兴致盎然。
真正可信的人物登场了。作为宣纸制作的集大成者，曹大三不得不提。宋元时期，因为频繁的战事，相对安稳的徽州吸引了无数移民，他们往往举族而迁，因为宗法 制度完善，创造出秩序井然的村落。而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迁往泾县小岭的曹氏，是徽州最著名的迁徙家族之一。
《泾县小岭曹氏宗谱》：“泾，山邑也。邑西二十里曰小岭，曹氏居焉。曹为吾望族，其源自太平再迁至小岭，生齿繁多，分徙十三宅，然田地稀少，无可耕种，以 蔡伦术为业，故诵读之外，经商者多，人物富庶，宛若通都大邑。”
显然，是曹氏家族明确地将宣纸转换为文化产品，原因和其他村落的徽商相似—迫于生计。但曹氏并非造纸世家，据宗谱记载，曹大三最初带领族人来到小岭时，首先面临的是异姓者的挑战，但他敏锐地发现土地并没有多大的争夺价值，反倒是溪水与树木环绕的地理环境更有价值。而恰在此时，山水画派的出现，打破了宫廷工笔画的桎梏，追求写意和泼墨豪放的笔法，对纸张的需求量和质地要求都在不断提升。诗书传家的徽州商人“千金难求江东纸”。曹大三于是取当地之长，开设造纸作坊，日积月累，成为小岭第一大族。
曹大三以卓越眼光为族人奠定了长青基业。曹氏家族在近八百多年的传承中，将造纸的技艺提升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至于到了明代，“江东纸已无人问津，当世第一推曹氏”。吊诡的是，除了族谱，宋代文献对曹氏宣纸竟然只字未提，就连中国古代工艺大全的《天工开物》也未见记载。后人不得不归因于古老的行业传承制度：“传儿不传女，传媳不传婿”。商人们对于关乎生存命脉的技艺，总是讳莫如深。
“文化产品必须得到文化的认同，如果没有写意画法的推广，在交通、通讯均不发达的元明时期，宣纸很难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泾县作家黄飞松说。
重文轻武的宋代在蒙古铁蹄下臣服，但所铸就的辉煌时代并未落幕。山水画派的遗韵散落江南，造就了以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人为代表的写意画派，他们不满当朝，又无心议政，于是游走山水，寄情烟霞，所见胜景皆一一形诸于宣纸之上，以此抵达超脱之境。宣纸的润墨性和张力完美呈现出意境之美，经过时光的晕 染，愈发动人。于是推崇者推门倒户来到泾县寻求珍宝，积数百年之功，宣纸大放异彩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而到了明代，由于官府对于文化产业的扶植，宣纸更上一层楼。明未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写道：“宣纸至薄能坚，至厚能腻，笺色古光，文藻精细，有贡笺、有 棉料，式如榜纸，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张，边有宣德五年造素专馨纸印。”将宣纸称为“宣德贡笺”，并将其与宣德炉、宣德瓷齐名，统称为“宣德三宝”。宣纸的 名称也由此确立。
宣纸的神话今天还在继续，依然得益于书画大家的口碑。以浓墨构图著称的李可染称，宣纸恰好满足了中国画对于虚实、有无、黑白、远近、疏密、远近等方面的要 求，源于当地水土、多重工艺制作的特点也决定了稀缺价值。他本人对宣纸要求极高，喜欢厚重、能存墨、耐擦力强的纸张。而他定制的“师牛堂”宣纸，在今天的 收藏市场上，早已有价无市。
“纸中王者”的宣纸一开始便带着神秘的面纱，所以越发勾人心魄。宣纸制造秘密的觊觎者历代皆有，据说都因水土差异没有成功。而早在宣纸摘得1915年巴拿 马博览会的金奖之前，异国探秘者就已经来到了泾县。
最早的潜入者是英国人白恩，他于1877年受英国控制的芜湖海关的委派，打探宣纸的制作工艺，无功而返。次年，日本印刷局派遣栖原陈政来到泾县，谎称是广 东潮州某太史的侄子，四处搜寻，最终写成《支那造纸业》，自以为窥到全豹，循序制造却发现与原产地宣纸相差甚远。之后的几十年间，日本情报部门派出特工数 次潜伏小岭，详细地记录下宣纸的制造工艺和材料，甚至带回当地的檀树种子秘密种植，遗憾的是，终究未能如愿，不得不放弃了对中国纸的模仿。
其间“作祟”的正是中国手工艺“天、地、人合一”的制作理念，气候、材质、技艺三者缺一不可，也正是这三道屏障使得宣纸的秘密始终未能被外来者揭开。黄飞松认为，尽管近年来国外的造纸机器比中国发达，但对手工的高度依赖恰好保证了中国宣纸的地位。
而在许多书画家看来，其实天、地、人三者都不重要。几千年来，宣纸依附的传统文化及其造就的心理认同才是最后的屏障，如同青檀树植根于徽州的土壤，宣纸同样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不可剥离。
如今，泾县宣纸文化园大方地向世人敞开了怀抱，以流水线的方式清晰演示宣纸的制造工艺。它所隶属的中国宣纸集团自1990年便跻身全国行业最佳经济效益 50强行列，成为安徽的龙头企业，生产的红星牌宣纸取材于当地青檀皮与沙田稻草，被众多拥趸视为珍品。
对文化有高度依附性的宣纸，如今的产量极为有限，除了材料的稀缺，越来越小的市场是最重要的原因。随着书写方式的变迁，宣纸似乎渐渐淡出了寻常百姓的视野，成为书画家或者收藏家的高阁珍品，乃至拍卖市场的宠儿，收藏功能已大于实用。当一双苍老的手抚拭素净如雪的一刀宣纸，静默的意韵又有几人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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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作画”说终损范曾品牌
　　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作品或许根本就不是艺术品。（资料图）
&&范曾的画流拍了。北京荣宝14幅范曾作品中有7幅流拍，北京匡时14幅范曾画作中有9幅流拍，云南典藏范曾画作的流拍率更是达到100%。范曾败走市场，画作一再流拍的实质就是这种“流水作业”、自我复印的商品画一经曝光，已日益被知情的消费者所唾弃。&&流拍是咎由自取&&耗时一年多的范郭官司有一关键词，即“流水线作画”。郭庆祥当初发表署名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便未点名地批评了“流水线作画”的现象。范曾的流水线作画，为郭亲眼目睹，且有范的学生在网上公布的照片为证，对这一事实范本人也未予否认。&&不是吗？在公众的眼中，自诩为“坐四望五，以待来日”的“大师”、“巨匠”，原来并不是如大家想像的那样精心创作，而是像工厂生产大宗商品一样“流水线”作画，先把10多张宣纸排于墙上，第一步将画中人物的形状勾勒出来，然后再画头部、画眼睛、画鼻子……如法炮制。“装配零件”，若干张同样尺幅、同一形象、同一内容的画作就这样逐一从“流水线”上批量“流”下来。&&面对流拍及由此扩及的市场效应，范曾心境如何自不待言。但流水线作画的流拍只能说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指出，范曾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作品，根本就不是艺术品，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商品。他长期流水线作画，自我复制、题材内容千篇一律，是在搞商品经营，等买主下单了再生产。如此“生产”出来的画作，唯有制作，哪里还有什么创作？&&国画界浮躁现象的警醒&&刘海粟先生说，“艺术家的社会职能，就是向人们证明真善美的存在，是为了与人为善，否则他就不是艺术家。”在我看来，这种思想境界和追求目标，是有良知的美术家人格修为和道德养成的精神动力与基本遵循。而范曾的流水线作画，就是复制自己的商业美术产品，根本就不是艺术创作，因而也毫无“真善美”可言。&&在不少艺术家看来，范郭案是对国画界浮躁现象的一个警醒。当下，程式化模式化的绘画作品还少吗？疏于艺术探索和创作、而是忙于追名逐利者还少吗？充斥着光鲜包装却不乏“文化垃圾”的美展、画廊还少吗？流风所及，辗转于各个艺术院校报名、考试现场，所见所闻的，几乎都把艺考当成不过是一桩很划算的买卖，艺术也只是一种谋生手段、一个诱人的金饭碗；一些正修学业的美院学生亦急不可待地“闯市场”，似这般躁动，难道还不值得人们警醒吗？&&“流水线作画”导致审美缺失&&“流水线作画”其要害不只是使文化乱象横生，而且严重误导了大众审美的行为，若任其玩耍下去，势必导致社会审美的缺失和偏离。&&“言而无信，行之不远”。“流水线作画”连遭流拍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流水线”流下来的画，虽经炒作、包装，可风光一时，但终归会行之不远，毕竟价格与价值并不画等号。历史是最好的检验师。近几年相继辞世的几位德高望重的美术界耆宿张仃、华君武、吴冠中，他们的画品、人品，他们所作的审美的时代性贡献，令人仰止，吴老的那句“我负丹青”尤为振聋发聩，他身体力行，拿自己满意的画参展，不满意的则撕掉。&&有学者认为，“范曾事件”的后续效应会持续发酵，最终“天价”泡沫迟早会破灭，代之以有序、稳定、客观的常态。我深以为然。文/弘之[转载]流水线作画：碰不得的潜规则？
流水线作画：碰不得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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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4:02&北京商报
　　&&&尽管范曾的学生崔自默一再强调，其发布的范曾“流水线作画”图片是出于对范曾高超画技的褒扬，但这些照片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众多批评家的众矢之的。
　　争议多时的范曾诉郭庆祥名誉侵权案日前以一种极为低调的方式告一段落。郭庆祥上周对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多家媒体表示，他已收到法院发来的宣判书，判决他败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至此，一段由书画艺术流水线生产模式引发的文艺批评在法律程序方面得到了第一回合的审判结果。
　　然而，争议并未由此平息。相反，更多的人表示出了对事件本身的关切。为此，本报试图联系案件双方当事人，但最终只有被告方郭庆祥接受了采访。
　　源起：由照片引出的名誉权官司
　　事实上，范曾的学生崔自默曾不止一次以各种方式表示，郭庆祥通过媒体发表的所谓“范曾流水线作画”照片是他拍摄的，而他的拍摄初衷却是为了赞扬范曾绘画技巧的精湛。崔自默曾说：“我早年拍下范曾先生画老子和钟馗系列的照片，意思是想说先生可以在瞬息之间创作十来张不同面貌特征的老子，虽然他们形态各异，但精神内质却惊人的相似，‘技近乎道’，就像庄子的《庖丁解牛》里阐述的游刃有余的境界。”他还于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自默文化网”上发表《“流水作业”不好吗？——替范曾先生辩护并驳斥郭庆祥等》、《为什么不能“流水作业”？》、《关于“流水作业”答报社记者问》三篇文章，作为对发布照片将老师推向风口浪尖的解释。
　　著名画家李绍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流水线作画”牵扯到画家作画的一个方法问题。圈外人也许会觉得‘流水线’很奇怪，但真正会画画的人都知道连续画多少张画，这是非常正常的。”李绍周认为，绘画创作属于技术问题，如何创作则完全是个人喜好。“范曾比较有名，他的画市场又很好，对于他这种快速的作画方式大家会比较关注，但毕竟不同于复印机复印。现在很多的画家也存在这种现象，一样的构图、一样的题材，重复的很多。”
　　同为圈内人士的著名画家郝爱平也婉转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自家风范可以说是艺术家存在的价值之一。范、郭讼案孰是孰非，最重要的就是以真、善、美的标准来评判。艺术最主要的还是要如何来表达人的心声，体现人的精神追求。在画家中，兼具传统内涵与时代特点，就是自家风范的一个表现”。
　　但也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所谓艺术创作，其核心价值在创作，离开了创作的作品，其艺术的成分也会大打折扣。范曾的“流水线作画”，打破了原创艺术的惟一性，一经完成，便是一批作品，虽然幅与幅之间略有分别，但毕竟是大同小异。“可以想见，以这种方法产生的作品速度快、效率高，可完成的作品还能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可言吗？还能保证其高的质量和深的内涵吗？范曾没能出面解释，因此遭人诟病也是难免的。”对此，上述人士表示。
　　事实上，范曾的代理人曾经表示，“流水线作画”是范曾的一种创作习惯和创作方式。“当然，画家的创作习惯各有不同，或许范先生只有在面对十张宣纸同时张挂的宏大场面时才有创作激情，只有一路‘流水’挥洒下去，才能神清笔畅、痛快淋漓。”该人士表示。
　　“流水线作画”算不算艺术创作有待商榷，但画家李绍周认为，作为一种作画方式，“不管你承不承认，它正在被为数不少的画家使用着”。
　　争论：批评还是“夹枪带棒”式攻击？
　　范曾与郭庆祥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郭庆祥发表过的文章，所涉及内容究竟是艺术批评还是已经到了损伤范曾名誉的地步。
　　名誉，在我国法律中的界定为社会对公民个人的品德、情操、才干、声望、信誉和形象等各方面形成的综合评价。而名誉权则是法律规定公民享有的保持和维护自身名誉的权利。
　　法院认为，就本案而言，郭庆祥文章中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此外，法院还指出，郭庆祥曾收藏范曾的作品，二人是交易的双方，交易行为中存在商业利益，故郭庆祥称自己的文章是纯粹的文艺评论的观点法院不予采信。
　　然而，此结论一出争论四起。有业内人士坦言，如此判决，中国艺术从此无批评可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姚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民法通则》又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构成了名誉权的侵害，要追究他的民事责任，要认定构成一个名誉权的侵害来讲，第一个要有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一个叫做侮辱，一个叫做诽谤。第二个构成要件要有侵害名誉权的损害后果，名誉权损害的后果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艺术批评的底线就是使读者明白文章是在表达某种意见，而非单纯叙述事实。
　　另外，本案中第二被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代理人也认为：“涉案文章所发表的《文汇报》鉴赏专刊‘争鸣’栏目，本就是一个文艺批评和文艺争鸣的阵地。范曾不同意任何文章观点，均可以向《文汇报》投稿，只要达到发表水平的，《文汇报》必然予以刊登。所谓艺术评论，自然要对作品的题材、表现形式、艺术价值、市场价格，乃至原告作为艺术家的艺术才能、艺术风格、创作手法、创作态度等发表观点。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发表观点本身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甚至受到鼓励，而不是动辄受到法律的追究。”
　　“法律有义务保护文艺批评，但同时也追究人身攻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撰文指出：“我国司法解释虽没有对言语侮辱行为给出相对清晰和统一的标准，但法官普遍采取了从严掌握的做法。”
　　“这次事件，最有意义的结果是思考如何建立一种客观、公正、良好的文艺批评，而不要轻易演变成夹枪带棒的人身攻击，这是艺术批评者和画家等创作者都亟须培养的健康心态，也是最重要的。”李绍周说。(记者隋永刚姜琳琳/文郭庆祥/供图)
　　对话郭庆祥&　　“会上诉，因为案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北京商报(以下简称“商报”)：这一系列事件的起因恐怕都要归因于您的署名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掀起轩然大波。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样评价这件事？
　　郭庆祥：《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主要是针对画家作品而写的文艺批评，并不针对人。此文中，我主要表达的观点是，真正合格的艺术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到自己的作品创作中，不能热衷沉湎于各种媒体的高谈阔论，更不能把谈论国学经典等热门话题作为抬高自己作品商业价格的促销手段。我在文章中描述的在美术创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像范曾这种以流水线作画的形式，歪曲了审美，误导了大众，侵害了包括艺术品收藏者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利益。
　　商报：您曾发布过一组范曾的“流水线作画”图片，后来也有当事人解释这些画作不是“流水线”。您怎样评价“流水线”这个概念？
　　郭庆祥：当年，有朋友找到我，希望我收购200张范曾的作品。那时候，他境遇不顺，希望卖掉些画渡过难关。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尺4000元。我随即打了200多万过去。很快拿到了第一批画，展开一看，题材与技法严重雷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二次交货前，我跑到他的画室去看个究竟，出乎意料的是，他将十几张宣纸挂在墙上，以流水操作的方法作画。所以我认为他的作品不值得收藏，他对艺术不真诚，对社会不负责任。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重复自己，没有一点创新精神。
　　商报：“流水线”作画在美术界是否普遍？
　　郭庆祥：流水式的复制在当今的美术界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个题材一个技法重复制作。正因为这是个普遍现象我才没有点名，因为其他画家这么画，没有误导社会。但范曾是个公众人物，他在重要的媒体误导大众，歪曲审美，把自己标榜成国学大师，丢掉了作为公众人物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但作为公众人物，在享受公共资源的同时，也有义务接受社会的监督与批评。
　　商报：您怎么看待当前一审败诉这个结果？
　　郭庆祥：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是法院能够判决的。“流水线”作画肯定不是艺术，和艺术无关。按正常的学术标准来定义：真正的艺术品一定是艺术家自身情感、思想、时代精神以及创造力的体现。以范曾为代表的这种程式化、模式化“流水线”作业，既没有时代精神又没有艺术价值，这些作品与艺术无关。
　　败诉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我会向北京一中院上诉。之所以要上诉，是因为这起案件已不是我郭庆祥个人的问题，是美术界有关艺术批评的探讨和争鸣的问题，更是社会责任的问题。尽管现在对艺术的界定见仁见智，作品的好坏品评标准又不易定性，但是收藏家或批评家应该有勇气去揭露和批评文艺界一些不好的东西，从而树立起对艺术真正的尊重。否则，正常的文艺批评将难以进行。
　　(记者隋永刚姜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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