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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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0|原作者: 张华钰 张旭东|来自: 中华工商时报
摘要: 山西有三宝：黑煤、白酒、老陈醋。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从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到经济的“断崖式”下滑，山西的三宝中有两宝已经溃不成军。
据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山西全省吨煤平均利润仅为2.57元，地方监管煤 ...
& &&& & 山西有三宝：黑煤、白酒、老陈醋。& &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从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到经济的“断崖式”下滑，山西的三宝中有两宝已经溃不成军。& & 据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山西全省吨煤平均利润仅为2.57元，地方监管煤炭企业的亏损面达到61.4%。与此同时，近年来一度异军突起的山西汾酒，在去年前三季度的业绩也一路下挫，该年度前9个月，汾酒集团营收30.09亿元，同比下降43.27%。& & 山西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说，山西正面临着“立体式困扰”。& & 2014年12月，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孙跃进率领山西数十家企业开赴海口，"推销"以山西老陈醋为代表的地域特色品牌产品。岂料推销之声尚未散去，日，广东某杂志社在其官网发布了"山西醋业五大品牌未达标准"的报道。这篇报道深深地刺痛了山西，犹如捅了马蜂窝，被山西企业群起而攻之。1月8日，山西省东湖、水塔、紫林、宁化府、四眼井等五大品牌醋企联合发表《联合声明》，痛斥广东某杂志社的失实报道，称山西老陈醋"不容任何人诋毁"。& & 或许，广东某杂志社并不是真正明白这个马蜂窝有多大。山西老陈醋不仅是山西轻工产业的一张名片，更是山西对未来经济转型探索的一份期许。& & 2014年底，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孙跃进组团赴全国推销山西老陈醋，山西“不卖煤炭改卖醋”的新闻一度成为热点。& & 事实上，在山西煤炭“黄金十年”中，大量资源和资本涌入煤炭行业，山西煤炭也一直占据着整个工业结构的半壁江山，再加上与煤炭密切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其经济总量占到整个山西的80%以上。& & 而就山西老陈醋来说，当前全省200余个食醋生产企业全年销售收入仅为20亿元左右，山西“不卖煤炭改卖醋”，卖的其实是一种转型的思路和态度。& & 这种思路和态度在山西喧嚣十数年，却一直难成气候，直到断崖式经济困境的再次出现。& & 兴也依煤，困也因煤& & 山西是一个煤炭大省，在全省119个县(市、区)中有85个县产煤，占比超过70%。山西的经济和发展因煤而兴，但山西的许多问题和困顿也因煤而生。& & 日前，山西省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山西省煤炭年产量近10亿吨，已经接近资源环境承载极限，煤炭快速扩张已近尾声。”& & 可以说，山西省统计局的这份报告是对山西煤炭产业困境的全方位深入解读。& &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山西经济发展与煤炭发展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煤炭兴，则经济好，煤炭衰，则经济困。煤炭占工业的比重由%提高到%（最高），近两年，比重虽有所回落，但也在55%左右。资源型经济特征显著，产业单一、脆弱，极易受到波动，是山西经济的软肋。在一些产煤大县（市、区），其占比甚至达到80%以上，形成“一煤独大”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发展、财政收入无不依赖煤炭，“成也煤炭，败也煤炭”。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山西经济都受到巨大冲击出现大幅下降，2014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经济增长5.6%，全国排倒数第二。& & 而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煤炭开采，造成矿区土地塌陷、崩塌等严重的地质灾害，“采煤大省”几乎变成“塌陷大省”。到2011年底，全省采空区面积达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8；煤炭开采对地下水系破坏非常严重，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河流断流增多，加剧了全省水资源短缺问题；煤炭生产加工对林地、草地、耕地的破坏，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据中科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显示，山西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在全国排第24位，环境支持系统排第27位，生存支持系统排第29位，环境问题较为严重。& & 而煤炭价格的“断崖式”跳水，也使得山西省经济自2012年6月以来随煤价大幅下跌，发展开始陷入困境，经济效益也呈现出“断崖式”下滑。现在全省煤炭行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月山西吨煤利润不足3元，“不及一瓶饮料”。& & 此外，煤炭产能过剩也进一步制约着产业发展空间。2013年山西省煤炭生产能力13.57亿吨，产量9.6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回落，新能源、再生能源消费，内蒙古、陕西等煤炭的大规模开发，都使得山西煤炭的需求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 但更加令人忧心的则是资源枯竭。自山西轩岗成为煤炭资源枯竭第一大矿以来，阳泉、大同等地的煤炭资源也面临枯竭，山西省统计局预计到2020年，仅五大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就将有39处矿井面临资源枯竭，地方性煤矿将有近1/3的矿井因资源枯竭而闭坑。& & 黄金十年，转型乏力& & 山西煤炭产业一支独大可能面临的窘境，其实早已为人所知，为此，近年来山西各界几乎时时刻刻、年年月月都在不断重复地喊着“转型、转型”。但在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中，大量从煤炭市场获利的资本尚未培育出足够规模的转产项目，便遭遇了煤炭的寒冬与资金的断裂。在一片艰难的经济态势下，山西再次祭出陈醋这块金字招牌，希望打造一个转型的样本。& & 2014年12月，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孙跃进率领山西数十家企业开赴海口，“推销”以山西老陈醋为代表的地域特色品牌产品。岂料推销之声尚未散去，日，广东某杂志社在其官网发布了“山西醋业五大品牌未达标准”的报道。这篇报道深深地刺痛了山西，犹如捅了马蜂窝，被山西企业群起而攻之。1月8日，山西省东湖、水塔、紫林、宁化府、四眼井等五大品牌醋企联合发表《联合声明》，痛斥广东某杂志社的失实报道，称山西老陈醋“不容任何人诋毁”。& & 或许，广东某杂志社并不是真正明白这个马蜂窝有多大。山西老陈醋不仅是山西轻工产业的一张名片，更是山西对未来经济转型探索的一份期许。在山西方面看来，“山西醋业五大品牌未达标准”的报道，不仅是在诋毁山西老陈醋整个行业，简直就是在摧毁山西未来经济转型的信心与出路。& & 多年来，山西老陈醋被当做了区域产业转型的一个突破口，山西下大力气发展醋业这一绿色健康产业，不仅出台了“醋八条”等系列政策扶持醋业发展，而且频频通过“山西品牌中华行”等手段带领山西醋企“走出去”，并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山西老陈醋专卖店这一独特销售渠道。& & 但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知名企业和过硬品牌，山西醋业发展一直难以获得突破，特别是经历“勾兑醋”事件后，山西醋业发展一度受到极大冲击。同时，据2012年数据显示，该年度全国调味品醋总产量约300万-350万吨，山西老陈醋年总产量将近77万吨，镇江香醋总产量约30万吨，山西老陈醋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一，然而山西老陈醋每年出口量却不足全省总产量的1‰，2012年度仅为400多吨。& & 与此同时，山西即便已经成为全国的产醋大省，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00余家酿醋企业，年产量达到80多万吨，销售收入也不过20多亿元。& & 和老陈醋并驾的是山西汾酒。随着国内白酒市场的低迷萎缩，山西汾酒的业绩也在不断恶化，山西汾酒曾经高调制定的2015年实现200亿元销售收入的目标几乎无法实现。山西汾酒发布的2014年三季报显示，2014年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1亿元，同比下降42.74%；净利润为3963.66万元，同比下降80.85%。月，实现营业收入30.09亿元，同比下降43.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9亿元，同比下降66.39%。& & 从传统来看，山西的确缺乏轻工产业的基础，曾经可以与汾酒、老陈醋媲美的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机、奇强洗衣粉等产品也如昙花一现，已经很难在市场上找到了。& & 但近年来山西省在引导煤炭产业资本，进入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产业方面，倒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内从煤炭、焦化等产业转移到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产业的资金在千亿以上，不仅在省内各地形成了一批较有规模的现代农业项目，也在长治大峡谷、吕梁庞泉沟等地兴建了一批旅游产业，进入教育、影视等文化产业上的资金也不少。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山西实现旅游总收入2137.19亿元，较2013年同期增长了近26%。这个数字，几乎占到了山西省全年GDP的20%以上。& & 然而，相比于山西经济结构现有的规模，这些产业所占的比重仍然显得略小，更难以起到支撑、引领山西经济转型的作用。& & 弊革风清，革命兴煤& & 山西经济转型喊了多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依然不能够尽如人意，山西经济转型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 山西财经大学的崔满红教授对此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做大替代产业”。他认为，一方面，煤炭市场不景气，并不代表山西就应该就此放弃煤炭产业，山西仍然需要围绕煤炭产业做大做强，加速发展煤炭产业的衍生市场和下游市场。虽然山西受困于煤炭产业，但至少短期内肯定离不开煤炭产业。另一方面是重点构建金融体系，金融领域比任何一个领域都重要。金融指数、证券、保险，这些领域优先发展起来，才能够助推山西的发展。& & 山西某民主党派人士则表示，如果未来山西不改变政治生态环境，不重视科技学术等各方面人才的培养与招揽，山西经济转型的口号可能还是一句空话。& & 2014年，仅在煤焦领域，就有众多官员“落马”，官员“落马”牵扯出的腐败问题，不能不说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毒瘤。因此，履新山西的省委书记王儒林也曾剖析指出，“山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行政推动、政府决定的方式。这样做固然有速度快、效率高、能够强力推动等好处，但大家感到，这种做法也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 & 为此，山西决心走一条“革命兴煤”的新路，推动煤炭产业向市场主导型、清洁低碳型、集约高效型、延伸循环型、生态环保型、安全保障型转变。& & 而发生在山西的反腐风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毒瘤，为今后奠定了政治清明的基础，减少了因腐败而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的可能。& & 此外，山西能否招揽培养人才，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另一项重中之重。山西有关方面曾经表示，要从资源型产业向高新科技转型，目前很多地方也都纷纷表示要建“云计算”中心。然而，“云计算”最重要的前提是人才和技术，在这方面，至少目前的山西并无优势。据媒体报道，山西最有可能兴建“云计算”中心的百度公司，受制于当地光缆网速不足而建设缓慢。& & 数据显示，虽然山西全省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逐年扩大，但截至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尚不足10%，未来山西的经济转型道路任重而道远。& & 好在有另一组数据可以给人以信心：去年前三季度，山西省三大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5.1%、4.5%、7.5%，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第二产业；亿元投资的大项目中，非煤产业投资同比增长超过20%，而煤炭工业项目投资出现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累计完成投资近4000亿元，逼近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一半；资源型企业已成为旅游业的投资主体，215家资源型企业成功转向旅游业，投资总额达到320亿元。& & 山西的发展不能只依靠煤，但显然，山西也绝离不开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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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论：一个值得商榷的命题
摘 要：“资源诅咒”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核心思想就是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使从中国省级层面来讲也是如此。这一理论存在的相关概念混淆，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简单化，以至于将资源诅咒错误地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诅咒；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07オ一关于“资源诅咒”的思想最早产生于20 世纪 50 年代。Prebisch（1959）和 Singer（1950）首先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们分别通过实证方式发现，在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模式下，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面临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境况时，不得不出口越来越多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等量的工业品。这种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增长好处被发达国家无偿占有。当时，他们的发现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Auty（1993）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美国经济学家Sachs 等（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①之后，又有一批针对“资源诅咒”的跨国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中国最早做“资源诅咒”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的当属徐康宁等（2005）。他们以各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贫富的差异，以1978年为基期，2003年为计算期，以各省资源充裕度指数为横轴，GDP年均增速为纵轴，做两个变量的散点图，由散点图可以清晰地发现一个大致规律，各散点（代表各省份）非常近似地收敛于由高向低（代表GDP增速）和从左到右的一条拟合线，即近25年来，中国能源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比能源资源贫穷的地区慢许多。由此在国内引起了一场省级层面是否存在“资源诅咒”的纷争。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同“资源诅咒”假说，以至于有人认为，“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 王闰平 等，2007），或者说是“发展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一个命题”（洪柳文，2007）。关于“资源诅咒”的内涵，学术界有多种解释。在Coxhead（2006）看来，“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塑造的众多富有神秘色彩的短语之一。它意指由于不能持续有效地利用资源要素，尤其是那些生产力潜能最高的产业没有能够做到持续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而导致的低增长。正如Sachs等 (2001)所描述的，“……事实上那些自然资源最为丰裕的国家群体和高GDP国家群体之间是没有共同点的，……密集的资源总是和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但也有人将其概括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包袱”（徐康宁 等，2006）。或者说，在控制了制度、人力资本、投资、开放度、价格变化等因素后，自然资源的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或者说，在控制了初始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和投资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变量后，自然资源充裕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成反比。甚至有人提出，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冯宗宪 等，2007）。然而，在赵奉军（2006）看来，所谓资源诅咒主要是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往往与一系列有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教育水平低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以至于丁菊红等（2007）将这种现象界定为：“自然资源的丰裕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张菲菲等（2007）将其界定为：“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对于这种假说，主要分为理论的推导和实证的检验两部分。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部分都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这里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理解自然资源？其次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再次是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二关于自然资源的界定，在经济学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仅仅指能源、矿产等可开采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广义的自然资源实际上等同于经济学中“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包括狭义的土地（即经济活动用地）以及蕴藏于其下或其上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一个地区的环境容量或管制标准可以看成是一种“资源”）（罗浩，2007）。但也人有将自然资源界定为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一般分为可再生资源如森林、水等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矿藏等(胡援成 等，2007)。还有人将自然资源界定为“是人类可以利用的，天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等天然禀赋” (饶文军,2007) 。关于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禀赋或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度量，从“资源诅咒”假说方面看有多种解释。如：Auty采用的是耕地数量、牧场面积和矿产品；Sachs和Warner采用的是能源出口量占GDP的比重；Coxhead采用的是初级产品的出口与GDP的比值；李少星、颜培霞采用的是能源产量总价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Glyfason采用的是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Wood和Berger采用的是人均耕地数量；Hamilton采用的是资源租占GDP的比值；Leite和Weidmann采用的是农产品产值占GDP比重；SalaMiMMartin和Subramanian采用的是矿产储量；Stijns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并不直接等同于资源的充裕状况，因此建议用人均资源储量作为资源充裕度指标。武芳梅（2006）采用的是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总量的相对比重。徐康宁（2006）采用的是原煤（亿吨）、原油（万吨）、天然气（亿立方米）和铁矿石（万吨）指标。郑长德（2006）采用的是各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比、各地区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占全国45种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的百分比、各地区森林蓄积量占全国森林蓄积总量的百分比、各地区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面积的比重和各地区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比重。（如图1所示）上述解释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相关文献所涉及的资源主要是部分经济性的可以量化的资源，并没有涉及更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中可以量化和不可以量化的资源，比如水泥、钢铁、水、区位（港口、海洋资源、运输距离和运输成本等）、风、空气等等原生态的广义的资源。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今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前西德、澳大利亚、新加波等等，无不是依托于港口和发达的海运而强大起来的。即使从国内来讲也是这样。以至于郑长德（2006）指出：“经济增长率和区位指数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592、0.575、0.460 和 0.603。”因此，区位问题不仅应该纳入（或步入）经济学，而且应该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分析。二是所有的文献当中所涉及的资源均为资源性的产品，并非原生态的资源。其实，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资源禀赋等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因为自然资源讲的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已经意识到的和还没有意识到的、当前有用或无用的、当前对经济有害或无害的东西；资源禀赋讲的是客观世界能够给予我们什么——即人们已经意识到的包括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就像娘胎里带来的四肢残缺一样，后天无法彻底地改变它——最多只能是安个假肢；而资源性产品则是资源禀赋中已经转化为对人类有利或有用的东西。很显然，后者与前两者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或者说后者只是前两者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进一步讲，学界有将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丰裕度、开采度、开采量、出口量、人均拥有量、储存量、探明量等概念相混淆的嫌疑。再进一步讲，耕地数量、耕地质量与耕地产量，以至于农产品出口量等也不是一回事。三是就经济增长而言，纯属于人为的东西，动态的过程和过程的结果；而自然资源则属于“天然的”原生态的物质，它既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为人之外的其他动植物所利用。所以能否作对等的检验，值得商榷。当然，经过加工之后的物与物之间肯定是可以做统计检验的，因为商品与商品之间可以通过价值作比较，而非商品性的“物”与商品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ぃㄔ作者：张贡生）三由此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关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或曰经济增长的源泉，学术界众说纷纭。在汪戎等（2008）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包括劳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安排。在Mehlum 等(2006)看来，具有激励和约束功能的有效制度安排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至于“资源充裕国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一定制度安排下的‘资源租’的分配决定的”，而“资源的诅咒”仅仅会出现在制度缺失或制度弱化的国家或地区，而不是所有资源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在刘瑞明等(2008)看来，良好的制度基础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一个社会制度是鼓励生产性的寻利活动还是鼓励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构成了这个社会成败的关键。在徐康宁（2006）看来，增长的源泉来自于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同时，区位条件也是造成中国地区差距的原因之一，它通过市场可达性、交通成本与技术扩散成本等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在Young(1928)看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分工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根本上讲，一国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分工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以至于投资水平、分配方式、政治治理、金融状况、技术创新、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对外开放程度、区域开发成本等等都在影响着经济增长。然而，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法律法规的完备性、政府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市场主体的诚实守信和规则意识等“软环境”都是经济发展的自变量，会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样地，区域形象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塑造合理的区域形象是注意力经济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欠发达地区摆脱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以至于有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坚信“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张景华,2008)。正因为如此，早在1955年，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就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写道：“……一个国家的资源多少十分明确地对它的发展程度和类型都有所限制。（但）这不是惟一的限制，或者，甚至不是主要的限制。……一国有了资源，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人的行为和制度，比如精力、对待物质财富的态度、节俭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愿望以及制度上的自由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发展的方向，并构成一种挑战，而人的精神意志可能接受这个挑战，也可能不接受。”（刘易斯，1996）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用埃格特森(1990)的话讲就是“最优的规则结构就是那个将资源导向生产最多财富的规则结构；换言之，当规则为最优时，资源也就得到了最有价值的利用”。 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多种多样，或者说，自然资源（在此，我们姑且以自然资源出口量来代替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数学上的一一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界所谓的“环顾世界，我们会发现‘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或者说是“发展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一个命题”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当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回答自然资源究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或物质基础和条件，或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或基本要素，或者仅仅是一个要素这一最基本但又颇具争议的问题。四接下来，我们来破解韩亚芬等（2007）有关中国省级层面的“资源诅咒”假说问题。如图2所示，以对角线为分界线，韩亚芬等认为，处于对角线右上角的省区属于消费量高、生产量相对较低、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辽宁、河北，这些省区大都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虽然没有资源禀赋的优势，却能够很好地利用外来资源，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位于对角线左下方的省区属于生产量高、消费量相对较低、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安徽、贵州、新疆，由于这些地区出现了“资源诅咒”现象，因而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图2 2004年中国各省区能源产耗和经济发展矩阵对此，笔者仅想从两个方面或视角加以分析。一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讲，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东部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西部为什么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首先，从五年计划来看，六五计划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始，仅提出“编制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区规划，以山西为中心包括内蒙古西部、陕北、宁夏、豫西的煤炭、重化工基地的经济区规划”，至于西部地区的概念虽然后来有所提及，但真正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时间是在1999年6月。整整晚了21年。其次，从股份制改革方面来看，1984年9月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可谓中国股份制改革的鼻祖。但这种试点仅仅放在沿海地区，以至于日和日建立的沪深证券交易所仅仅为本地的上市公司服务。这种局面只是到后来才慢慢得以扭转。但到今天为止，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尚没有一家证券交易所为其股份公司服务，这与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证券交易所分布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资料显示，2007年1月至10月两大证券交易所分别实现税收1000亿元，留给地方的分别为500亿元。可见，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很大。再次，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当时选择的次序分别是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因此时至今日，80%以上的FDI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即使经济特区——如深圳、珠海等类型的特区，中西部地区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再再次，从十七大以后建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来讲，同样地主要在沿海地区，如滨海新区的建设、深圳的城市主体功能区划分试点等等。最后，从高速铁路来讲，如京沪高速铁路、武广高速铁路等已经开始建设，可惜的是十一五计划期间广大的西部地区与此无缘。凡此种种，都是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见，当今社会，没有什么比制度更为重要了吧？二是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审视。广大的发展中的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的国家，除了其内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之外，更多的可能是因为他们难以取得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权——相反，仅仅是“价格的接收者”。对此，普雷维什（1983）早就有所论述。他把世界分为两大类国家，一类是西方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近乎全部的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另一类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前者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外围。中心与外围进行着严重不平等的交换，中心的存在以外围的存在为前提，中心的发展以损害外围的发展为代价。其逻辑结论是，只要“中心—外围”结构(即所谓国际经济的旧秩序或旧的国际分工)不改变，或外围国家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就没有希望。沿着普雷维什开拓的思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一大批第三世界的学者都得出了同样结论。在解释外围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不平等地位时，拉美经委会的斯特劳德指出，从根本上说，这一性质反映在三个主要的结构性特征上：（1）外围在技术和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2）外围与中心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差异；（3）外围分化瓦解成许多弱小的单位。这些特征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发展的滞后（王萍，1999）。ィㄔ作者：张贡生）余论如果说自然资源、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那么，什么因素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以前的理论主要是从国际贸易学、统计学、发展经济学方面探讨“资源诅咒”假说，具体到一国内部，可能更多地需要借助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可惜的是区域经济学方面很少论及；第三，学界更多地是以10年、20年或30年为一个周期进行检验，如果我们将周期再放长一些，如100年、200年，甚至是从整个人类经济史学的角度加以考察，结果会不会又不一样呢？总之，做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应当被眼前的一点点皮毛性的收获所迷惑。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取得真经！参考文献：埃格特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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