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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桃抵制垃圾焚烧事件背后：透视民众环保意识觉醒及监管不力
湖北仙桃市垃圾焚烧厂抵制事件虽然已在市长紧急叫停了中暂时停息，但这也反映了社会公众采取过激行为参与环境保护不是第一次。2007年厦门PX事件是一个标志性，有报道称，自此之后，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类似事件，在最近10年中增加了许多。
　　这几天，一则新闻视频刷爆仙桃人的朋友圈。视频显示，大雨中，仙桃市市民聚焦在一起，反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户仙桃城区干河办事处。部分情绪激动的市民还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社会公众采取过激行为参与不是第一次。2007年厦门PX事件是一个标志性，有报道称，自此之后，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类似事件，在最近10年中增加了许多。　　我将此次事件相关视频发给部门的一位朋友，他回复说，现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只要设计精确、投资到位、建设达标、运行规范、管理严格，技术上没有问题。言下之意，不会产生环境损害。据说，邻避运动弄得环保部门很是难堪。　　因类似事件的多发，使&邻避运动&这个词语进入了中国语境。邻避运动，由英文&NIMBY&音译而来，NIMBY，是Not In My Back Yard这句话缩写，汉语意为&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也可以说是意译邻避&&&避免为邻&的意思。　　对邻避运动，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　　邻避运动是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GDP的增长取代了环境保护，以环境污染作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而民众也在获取较高经济收入的情况下，默认了环境变差。逐渐地，连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都成为稀缺资源，蓝天白云成为了奢侈品，尤其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让民众无法忍受，到达临界点的时候，趋利避害，大家自发行动起来，为保护环境而奔走呼号，邻避运动是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　　邻避运动也是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有效方式　　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保护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息息相关，不得不承认，过去国内发生的大多数邻避运动，在很大程度左右了当地政府的决策。2007年厦门PX事件、2008年上海磁悬浮事件、2009年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年大连福佳PX项目事件、2014年广东化州市丽岗镇殡仪馆事件，都以政府下令停建或易地上马来收场。　　从仙桃反焚烧事件透视邻避运动背后的逻辑与舆情风险　　据网上消息，今天仙桃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指挥部发布公告称，&鉴于部分群众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存在疑虑，经项目指挥部研究并报市政府同意，该项目暂缓建设。&可以说，这与邻避运动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社会公众通过邻避运动这种方式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小编注：最新公告，26日12时，仙桃市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停止&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希望广大市民不信谣、不传谣、不围观、不采取过激行为，遵纪守法，共同维护仙桃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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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座谈会在京举行
耿　波：“我们的节日”：年节的民众觉醒与社会培育
——以“好客山东贺年会”为个案
信息来源：
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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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耿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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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传承之困与“贺年会”年节发展的决策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文化，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节日载体，家庭伦理的节日再现是传统春节的文化特质。就节日认同而言，“回家过年”是唤起人们向往春节的有力号召；就其节日习俗而言，传统春节几乎所有的习俗都可在家庭伦理的框架内得到解释；而就其节日传承而言，传统社会中家庭传统的稳固性是春节传承的前提。当下春节传承的困境，究其根本，应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本位的日益缺失。&
然而，家庭本位的现代化缺失却并未导致春节文化的彻底消没，更为复杂的情形渐次产生：家庭本位的实质性缺失引发了社会性的缺失焦虑，焦虑引发诉求，而广泛的诉求最终造成了家庭本位在当代社会的复兴假象。伴随家庭本位缺失而产生的复兴假象，使作为家庭象征符号的春节应运成为人们实现诉求的寄托。如上述诊断属实，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春节复兴的重大危机，在于春节复兴是建立在忽视当下家庭危机前提上的；不去反思如何在正视当代家庭危机的前提下重建春节文化，一味鸵鸟主义，抱残守缺，只能导致春节文化建设的失败。&
事实上，从西方现代化进程来看，家庭危机带来价值阵痛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新生，以社会契约为纽带的现代社会取代了以血缘伦理为纽带的传统家庭，重新成为人们实现价值认同的载体。以此认识为前提，当下春节的复兴与传承，其节日文化必须实现从传统家庭本位向现代社会本位的转向，在此年节社会化转向中，使春节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缔结社会契约、现场共在的特殊时空。当下年节传承实践中，由山东省旅游局牵头举办的“我们的节日——好客山东贺年会”，自2009年至今已举办两届，是年节社会化转向的出色个案。&
“好客山东贺年会”（以下简称“贺年会”）是山东省旅游局策划并组织实施，在元旦至春节和元宵节期间举办，由文化、商业、交通、旅游等多行业参与、国内首创的重大区域性节事活动。“贺年会”的举办宗旨是打造“我们的节日”。从其年节实践来看，“贺年会”中的“我们”起码包含了四个参与群体，年节文化的决策群体、产业群体、学者群体与民众群体。但是，在实现节日的“我们”认同上，“贺年会”中的四个参与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却并不相同，质言之，民众的年节文化觉醒是核心，节日文化的决策、产业与学者群体则是唤醒民众年节觉醒并给予社会培育的承担者。&
就“贺年会”的年节文化决策而言，决策群体高调参与，以决策创新引导全程。&
“贺年会”的显著特点，是地方决策层的高调介入，山东省旅游局作为这一节事活动的发起者与监督者全程参与，效果颇佳。这似乎与当下渐成主调的一种意见相左，即传统节日发展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贺年会”的年节实践证明了这种论调的偏颇。春节作为典型的民俗文化，其发展的动力固然植根于年节传承主体的节日自觉，但春节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样，同样包含惰性，“日用不知”，因此民众的年节觉醒不能缺少外在的激活。官方决策之于年节发展不可缺，关键在于，官方的主动介入是对民众年节觉醒的一种刺激，以此言之，合理的年节文化决策就是要给民众提供年节文化觉醒的可能空间。“贺年会”的节日文化决策实现了从“上层决策”到“多层决策”的转向，以此为民众的年节觉醒提供了可能。&
节日文化的“上层决策”是在节日发展中执行长官意志，将政治逻辑横加于节日文化逻辑之上。与之相对，“贺年会”的年节文化决策的显著特点，是放下官架、兼顾多层的“多层决策”：第一、“贺年会”的提出，是为实现区域民生民富而发的政策创意。“贺年会”的首倡、山东省旅游局于冲局长说，“贺年会”的提出“就是山东的冬季旅游太淡了，我们很多旅行社进入‘冬眠’，很多宾馆要关门，夏季住不上，冬季就非常淡。当时是想怎么来解决冬季淡的这个问题，是从这儿入手考虑的。”可见，“贺年会”的提出虽然是政府行为，但行为发生却来自发展民生民富。第二、“贺年会”的决策平台，在旅游局的牵头下形成了全省14部门的联动。这是年节文化发展的决策创举。试想，“贺年会”的决策如像通常的做法政出一家，完全是在省旅游系统中执行，其执行效果将因行政壁垒大打折扣，不仅如此，还因为政出一家缺乏决策层面的相互监督，将使其决策行为带有浓厚的官方独断性。区域内多个决策部门实现联动，则有效实现了决策层面的相互监督，最大程度发挥了为民决策的正面效益。第三、“贺年会”的实现形式，采纳了体现民众自发聚集特征的“会”。在“贺年会”的官方陈述中，对于“会”有这样的理解：“‘会’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古老的元素，是人们在集中的时段内，以突出的文化目的和一定的文化主题而进行的系列活动，体现着和谐思想。‘会’具有极为广泛的民众性。……贺年会的‘会’，即利用中国特有的‘会’文化，借势组织和吸纳民众的广泛参与，形成大型传统节日期间民众的狂欢会、消费会、祝福会。”这是“贺年会”的决策亮点，这一决策使原先的下层社会形式浮出水面，成为聚焦最大多数人的年节形式。第四、“贺年会”的决策执行，充分吸纳了民俗学者积极参与。节日文化决策吸纳民俗学者的参与并不鲜见，但“贺年会”在决策上对山东民俗学界的倚重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现象：与通常民俗学者参与政府解释文化决策不同，“贺年会”的民俗学参与，不再是被动的图解官方决策意图，为官方决策找根据、做辩护，而是从包含参与立场的民俗学研究出发，对“贺年会”的政策意图进行民俗框定，对“贺年会”的决策执行进行民俗规划，为“贺年会”的决策行为与民众接受之间提供了有益的缓冲。&
上述四个方面，使“贺年会”的决策平台更加多元，其共同指向，则在于使“贺年会”的节日文化决策对民众年节觉醒实现刺激、唤醒的同时，最大程度的规避了政策独断，不以官意断夺民意，这是“贺年会”在节日文化决策上的成功。&
二、“贺年会”的年节产业社会化与社会展演&
“贺年会”节日文化决策，必须要得到年节产业实践的承绪。&
春节就其社会属性而言，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样态。在其是民众生活样态的意义上，官方的政策调控对其有影响但形不成根本影响，因为政策毕竟是抽象的，它无法对民众的节日生活形成真正渗透；与之相比，节日的产业运作却可深入到节日生活的内部，它通过重新定义节日主体的消费需求便可釜底抽薪改变整个节日生活的结构。因此，对于节日文化的政策调控必然是与产业调控相联系的，年节产业对年节决策形成了不可或缺的承绪关系。&
以此言之，人们通常认为来自官方的专断是抑制民众年节觉醒的主要因素，这一看法不尽全面。政策专断对民众年节觉醒的抑制，若得实现，依靠的其实是与政策专断桴鼓相应的产业专断。年节产业专断，表现在将年节文化完全视为产业生产对象，从有形的年节载体到无形的年节认同都要在产业巨轮中经历陶炼，而完全忽视了年节文化作为“人们社会关系节日化”的完整性内涵。因此，与年节政策专断相应的年节产业专断，其实是将年节文化丰富的社会性化约为单一产业逻辑的“社会产业化”。&
“贺年会”通过“多层决策”的决策创新最大程度防止了政策专断，与之相应，其在年节产业实践也做出了可喜创新。&
“贺年会”的年节产业，主打形态是年节旅游。但与通常旅游定位不同，“贺年会”的旅游产业走的不是以旅游化约年节的“社会产业化”的路子，而是以旅游产业独特的产业属性为依托，使旅游业向社会服务部门延伸、交融，在旅游产业与社会服务体系的共融中，引导产业化行为转向社会服务行为，提升年节旅游成了年节旅游服务，走上了年节旅游“产业社会化”的路子。“贺年会”对年节旅游产业的定位非常明确，即“通过14个部门的参与和各地市县的广泛发动，实现了旅游与文化商贸、经贸、农业、工业、广电、邮政、银行等广泛的结合与交融，形成许多融合性的节令产品，跨界域的衍生产品，还有节事发展的新增长点。”也就是说，要在与社会整体的整合融透中发展年节旅游，年节旅游因此必然地涵具产业性与社会性双重内涵，这与以产业凌驾社会之上的产业专断作风截然有别。而“贺年会”之所以有这样的产业决策，在根本上还是来自其节日决策的多层决策的非决断性特点。&
当年节旅游实现“产业社会化”的基本定位后，随之而来的是在产业引带之下年节参与主体的社会化转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年节旅游产业的引带下，年节主体的消费行为实现了节日行为、产业行为、社会行为的三者合一。在凸显社会属性的年节旅游产业中，对节日民众主体而言，节日消费行为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消费，是“过年用的”，是一种节日行为；对年节旅游产业而言，节日主体的消费毫无疑问是年节旅游产业的一个环节，是一种产业行为；而对整个社会而言，因为年节消费行为的社会属性凸显，年节主体的消费又是一种社会行为。“贺年会”在年节产品的设置上即把握住了节日消费行为三者合一的特点。其主打产品分为五大类，贺年福、贺年宴、贺年礼、贺乐、贺年游，分别转化利用了春节文化中的福信、饮宴、礼俗、欢娱与休闲等春节习俗与心理，将节日习俗与心理与当下消费需求进行绾结打造，使“贺年会”的消费行为从内而外、由节日行为延伸成了社会行为。&
第二、在年节旅游产业的引带下，年节主体的情感认同成了“神圣”与“狂欢”的杂糅。传统春节对年节主体而言是一个“神圣时空”；然而，在年节旅游的重新定位中，春节时空正与国家的现代生产秩序相合拍，在时间上是国家的“法定假日”，在空间上是在“工作场所”之外的“家中”，春节因此成了现代生产秩序中释放生产疲劳的休闲狂欢时刻。这与传统春节的“神圣”情感杂糅，产生了当代春节情感认同中既“神圣”又“狂欢”的复合情感。与年节情感的“神圣”认同相比，年节“狂欢”包含着明显的社会性情感姿态。“贺年会”的产品设计同样对此做出了迎合。2010年春节，山东省旅游局借鉴福建厦门的“博饼”民俗，在“贺年会”期间推出了“抢福”游戏，全省推广，大受欢迎。“抢福”游戏借助改造过的、带有吉祥意符的骰子，让人们在春节闲暇掷骰祈福，将现代博弈心理与传统祈福心理结合在一起。“抢福”广受欢迎，虽然其所产生的节日文化之弊仍可讨论，但显示了把握住在年节产业引带下年节主体情感的内在嬗变已是当务之急。&
当年节旅游实现“产业社会化”的基本定位后，还带来了节日展演形态的变换。&
节日展演是节日旅游产业的核心要素，年节旅游的消费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节日展演的促发。在通常的年节旅游产业中，节日展演是传统的“舞台展演”，即由政府或产业部门专门组织，划定特定展演地点，确定明确程序进行展演。节日文化“舞台展演”就其实质而言，是政策与产业独断性使然，它所满足的也是人们猎奇式的观赏体验。但“贺年会”在年节旅游的产业定位发生变化，从“社会产业化”转向“产业社会化”后，节日展演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的要义是：年节产业凸显社会属性，产业平台因此具有了社会公共属性；对年节主体而言，传统年节舞台不再是其表达自身节日文化的唯一舞台，年节产业在社会层面上开辟了多元多样的表演舞台，人们的年节消费行为同时具有了年节展演的特征。与传统的舞台展演相对，年节产业所呈现出的社会层面的展演，可说是一种“社会展演”。对“贺年会”而言，其“社会展演”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贺年会”拉长拉大了春节展演的时间空间。“贺年会”在程序设置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拉长了年节的尺度。中国传统年节本来就包含元旦、春节与元宵三个部分，后来在现代节日的冲击之下，“年节”缩微成了“春节”。年节的长短，其实质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是因时间长短而带来的年节认同问题。在年节即是“春节”的认识下，过年就是“过忙”，就是忙忙活活的备年、迎神，年节主体缺乏进行节日展演的闲暇；但当年节时间拉长后，因为从元旦开始就“忙年”一直到元宵，所以在年节中就有了大量的“闲日子”，这使年节主体具有了充分的展演时间。在空间上也是如此，当过年仅仅限定在本乡本土时，人们之间的熟稔关系使其没有展演动力，但“贺年会”通过产业牵引使人们在年节期间流动起来，使人们置身陌生化处境中，展演的冲动由此发生。当拉长拉大的年节成了一场盛大的、年节主体普遍参与的社会表演后，人人既是观赏者又是表演者，人们在观看以及被看的双重关系中沉浸在年节的海洋里。&
第二、“贺年会”强化了春节展演的地域认同感。“贺年会”在引导年节展演的社会化转向上的另一个举措，是唤起年节主体在展演中的地域认同感。“贺年会”在宣传舆论上的定调非常准确，“好客山东”。这一定位：一方面扣紧了外省人对山东地域文化朴厚、好客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好客山东”同时也是对本地域文化持有者的一种训育，这使本地域文化持有者在年节表演中会有意无意间展现“好客山东”的文化特征，因此形成了“贺年会”多元多样的节日展演在文化认同上又是一曲社会大合唱。&
如果说，“贺年会”在年节决策上通过创新实现了“激活民众年节觉醒”的话，那么“贺年会”的年节产业实践，则通过将年节旅游产业与社会整体相融透，使年节产业成了包含公共性的社会行为，在年节产业的引带之下，年节主体的消费需求与情感认同实现了社会化转向，年节展演转向社会展演，最终实现了以年节社会化对民众年节觉醒的社会培育。&
三、“贺年会”的形式创新与觉醒之忧&
政策创新与年节产业实践配合，引导了“贺年会”以民众年节觉醒为核心的年节社会化，让人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过春节，这是“贺年会”所以成功的要旨。年节文化的转向也决定了年节形式必然要推陈出新，“贺年会”在政策创新、产业实践创新之后，年节形式的创新是又一大亮点。&
节日形式是节日文化的有形载体。传统节日，其节日形式历经岁月淘洗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态，这就是节日习俗，节日习俗是节日文化的外化与具象，后者与前者是根生与叶滋的关系。因此对于传统节日而言，节日习俗的失落不一定意味着传统节日本身的危机，但当传统节日文化发生变迁时，节日习俗一定会发生巨变。对“贺年会”而言，年节文化“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必然地产生了年节习俗的形式创新。&
那么，“贺年会”年节形式创新的特征是什么？这需要确认“贺年会”年节社会化的实质何在。“贺年会”的年节社会化，并非是对传统年节的完全革命，连根拔起，“多层决策”的政策创新与“产业社会化”的产业实践，其目的在于唤醒民众的年节觉醒并给予社会培育，因此“贺年会”的年节社会化对传统年节文化而言，是遗形取神，要在现代社会的容器中实现传统年节文化的精神新生，寻找传统年节文化之精神与现代社会之形式之间的平衡点。这决定了“贺年会”年节形式创新的特征，是节庆传统与社会形式的创意组合。&
以“贺年会”的特色活动“贺年会之最评选”为例。“贺年会之最评选”是2011年由山东省旅游局负责安排、旅游项目策划中心组织的“贺年会”特色活动，目的是通过“之最”形式凸显2010年“贺年会”年节形式的创新亮点。活动共收到省内各旅游部门、企业以及个人提交的各类参选方案504项，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出乎主办者预料。不仅如此，申报方案中富有创意精神、令人耳目一新的年节形式相当丰富。如贺年乐活动“孔府过大年”，是通过发掘、整理文献中孔府的年节仪式，以旅游开发的形式将其重新搬演，让游客在体验“入府仪式（过门槛）、内宅请安、兰堂试讲、过年服饰、写春联、贴门神、剪纸窗花、挂天灯、放鞭炮、请祖、除夕家宴、包饺子守岁、辞岁、发压岁钱、新年钟声、发纸祃、熬岁踩祟、大祭天地、祭祖、元宝验岁、释菜（祭孔）、新年素饺酒席、大拜年、燕享旅酬、孔府扮玩、龙灯会”等20多道仪式中感受年味。再如贺年宴活动“中华泰山豆腐贺年宴”，同样是将泰山当地年节豆腐宴以年节旅游的形式推向市场，推向社会，其形式要点仍是把握住了节庆传统与现代社会的平衡点。&
其他如“最大的万人祈福开光长卷”（贺年福，济宁泗水县旅游局）、“最具海岛风情的贺年祈福活动——长岛祭海”（贺年福，烟台长岛县旅游局）、“北方最古老的渔民祭海祈福文化艺术节——烟台八角湾渔灯节”（贺年福，烟台开发区旅游局）、“最具教育价值的祈福活动——祈福开笔礼”（贺年福，济南市旅游局）、“最有创意的祈福饺子钱”（贺年礼，烟台金都招远黄金珠宝首饰城有限公司）、“最大的陀螺”（贺年礼，潍坊市旅游局）、“最大的贺年富贵枣山”（贺年宴，日照港有限公司碧波大酒店）、“贺年会最小的枣饽饽”（贺年宴，烟台福山大面餐饮有限公司）、“白菜（百财）宴”（贺年宴，青岛胶州市阳光大厦）、“最长长街宴”（贺年宴，九顶塔中华民族欢乐园）、“一次性持续最长的999人‘接力撞钟’跨年（贺年福，《齐鲁晚报》）、“北方规模最大、最古老的渔民祭海祈福文化艺术节——烟台八角湾渔灯节”（贺年福，烟台开发区旅游局）等等，这些富有创意的“贺年会之最”都可说是节日与社会、传统与现代、精神与赋形融透转化的创意佳作。&
“好玩游戏评选”是“贺年会评选活动”的另一个亮点。“好玩游戏评选”着眼于“贺年会”产生的节庆游戏。通过各地报送上来的方案，可以看出，在各地节庆游戏实践中，最成功的节庆游戏仍然是综合了传统游戏与现代需求的产物。比如由山东济宁内府菜饭店报送的“好玩游戏”，是年节期间在饭店餐桌上将一些传统棋类游的棋盘，比如“打瞎驴”、“赶羊入圈（双称喝三壶）”、“鸡毛蒜皮”、“撑狗皮（又称撑死驴、撑四角）”、“四棋（又称顶子儿）”、“砍高梁（又称砍斜）”、“推大车”、“二十连（又称下三）”等印刻到餐桌上，使人们在餐前与餐后可下棋作乐。&
“贺年会之最”与“好玩游戏”中有创意的年节形式体现了“贺年会”的实绩，这在根本上应归功于“贺年会”决策创新与产业实践创新所引发的民众年节觉醒。然而，觉醒的民众年节文化往何处去？这是“贺年会”发展的未来问题。&
现代社会对年节主体的诱惑是巨大的，而民众的年节文化觉醒在现代社会的诱惑之下很容易造成对年节内涵的误认，将年节变成追逐物质感官享受的盛宴。事实上，“贺年会之最”与“好玩游戏”活动中的一些方案，已让我们看到“贺年会”的潜在忧患。两个活动报送上来的方案共计700余项，除去部分包含创意的节庆新形式外，绝大部分方案仍是无中生有，脱离了年节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比如“最好玩的贺年会娱乐活动—抱犊崮真人CS野战游戏”“山寨最美的新娘”“最雷人的婚礼”等等，基本上都是借年节做噱头，虚玄弄套。&
特别值得分析的是2010年春节期间“贺年会”推出的“抢福”游戏。“抢福”游戏是山东省旅游局借鉴厦门“博饼”传统习俗推出的年节活动。“抢福”游戏落地山东“贺年会”，合理之处在于，“抢福”游戏将人们的年节祈福心理与现代博弈心理相糅合，迎合了当代年节主体日益狂欢化的节日情感。然而，“博饼”习俗中的博弈特征与闽南沿海的地域文化相适合，但却与崇尚质实守成的齐鲁文化明显冲突。“抢福”游戏在山东“贺年会”遍地开花，在活跃了年节气氛后，会不会对齐鲁文化形成内蚀？若果真如此，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觉醒了的民众年节文化向何处去？“贺年会”将往何处去？在坚持年节社会化转向的大前提下，明确春节的节日内涵，赋予民众的年节觉醒以传统，是其从年节觉醒向年节理性升华；挖掘与整理传统年节的多样习俗，使之成为民众年节觉醒视野中与现代多元文化形式相平衡的形式资源。这样才能真正使民众的年节觉醒在社会培育中持续生长。&
结&语&
“好客山东贺年会”是当下年节文化较为成功的个案，其成功的要诀在于通过政策创新与产业实践创新实现了年节文化的民众觉醒与社会培育。对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年节文化而言，“贺年会”的经验肯定不能照搬照抄，但其所坚持的年节社会化转向应是王道。中国传统年节文化传承发生于家庭本位日益缺席的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不可忽略的前提，仍然固守家庭本位来谈论年节的当代发展，这本身是不现实的。&
但通过“贺年会”的解读可以看出，年节社会化的关键，不是简单的以现代社会来替换传统节日，关键是在唤醒民众年节觉醒的前提下实现年节社会化转向，只有这样，年节社会化转向才能真正实现年节传统的现代化与现代社会的节庆化。&
&
《好客山东贺年会北京高端研讨会纪要·于冲发言》。&
《2011年好客山东贺年会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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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所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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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美媒：中国民众环保觉醒促决策更透明_观点·专栏_《参考消息》官方网站
稍微延长一点曝光时间，可捕捉雾霾的流动感，让照片充满玄幻感。
中国移民大军逐步扩大，但移民出去之后就真的很好么？
美媒：中国民众环保觉醒促决策更透明
责任编辑：谢瑞强
核心提示：中国的环境是个灾难。过去一年的危机在中国人中激起了更强的环保意识。与此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促使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环保行动。
要治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的是环保部门明确的职权以及强有力的执法。（资料图）参考消息网9月16日报道 外媒称，在周末垃圾焚烧厂项目引起数千人抗议之后，广东博罗县官员说，焚烧厂的选址尚在论证阶段，将就此事举行听证会。据美联社9月15日报道，据三名接受该社电话采访的居民称，在示威者走向街头抗议该项目一天后，又有数百名民众游行。文章指出，一般此类公众示威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环境示威活动表明公众对工业项目的危害越来越担忧。博罗县政府14日晚宣布，当天较早时候，当地党政官员约请30名群众代表座谈，并向他们保证焚烧厂项目选址尚未确定，公众将被邀请参加与该项目有关的会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4日报道称，中国南部某县居民周末聚集在街头，反对规划兴建一个垃圾焚烧厂。此次抗议是对污染感到厌烦的中国民众所发起的一连串反垃圾处理工程示威活动中的最新一次。报道认为，此次冲突使中国各地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通过地方事件得到了反映：在为处理堆积如山的家庭和企业垃圾而焦头烂额的政府与通常对官方清洁地处理这些垃圾的承诺没什么信心的公众之间，存在不信任的鸿沟。在人口稠密、企业众多、城市不断扩大的中国南方，这种矛盾尤其尖锐。当地政府表示，论证中的垃圾焚烧厂每天最多可焚烧垃圾2600吨用来发电，同时排放极少量的污染。但是在博罗县，政府关于垃圾安全处理的保证得到的却是民众的怀疑，人们担心有毒物质，而且有时深信建造这样的垃圾焚烧厂纯属浪费。此次抗议发生在博罗县的上级行政单位惠州市在今年8月公布了有关这个垃圾焚烧厂的更详细方案之后。官方称这一项目将无害化处理垃圾，而且该厂将会建造在离最近的居民区至少500米的安全防护距离之外。但许多居民表示不相信政府的表态。他们的主要担忧是垃圾焚烧厂将会向空气及附近的河流中排放有毒气体二恶英和其他污染物，从而对人们的健康构成风险。报道称，中国的其他城市正在应付由于不断增长的垃圾处理需求与公众日益增加的对污染的焦虑和愤怒而引发的类似矛盾。有时，抗议活动促使地方政府推迟或取消了垃圾处理厂或其他工业项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9月14日另发报道称，中国今天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情况有些类似。正如当时的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开始思索，&工业进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是否成本太高。中国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环保抗议活动频发就是一个例子。在过去一年，中国许多城市不断有人走上街头，抗议兴建火电厂、化工厂、炼油厂、垃圾焚烧厂等等。报道称，中国的环境是个灾难。过去一年的危机在中国人中激起了更强的环保意识。与此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促使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环保行动。今年3月，北京高层领导对污染&宣战&。一个月后，他们首次修改了该国自1989年以来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强化了惩罚污染者的制度，允许一些非政府组织对那些违反环保法的企业和个人提起损害公众利益的法律诉讼，让地方官员对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报道认为，不知道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但不应该对中国的努力视而不见。回顾这些年，笔者的猜测是人们将视2013年为转折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全民都参与了环保行动。这种参与不仅对中国有好处，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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