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虽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是中国并没有采取强刺激措施。7月16日，中国的“经济中考”已经揭晓，上半年经济增长7.4%的成绩符合多数机构的预期，而二季度增速0.1个百分点的小幅回升，反映出经济缓中趋稳的态势。中国半年来出台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政策效应正在显现，中国应对新常态阶段性特征的政策措施经受住了考验。
深改革 用放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过去半年，中国面对国内外风险交织的局面，保持定力，稳中有为，在改革与增长间力求平衡，多项重要改革和部署稳步推进，亮点频现，为“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开局。
中国政府一改对经济增长率的“刚性追求”，将全年增长目标设定为“7.5%左右”――“左右”两字，带给外界的不只是耳目一新之感，其背后更是经济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变。
新一届政府始终始终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为市场经济“松绑”、创造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宏观环境。今年以来，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改革举措，特别是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进一步管住了政府“闲不住的手”和向企业“乱伸的手”，为市场主体松绑，让市场发力，各类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加速形成。
李克强总理7月初在湖南考察期间指出，要继续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规范政府的权力清单，探索建立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上半年，国务院60个部门集中 公布了正在实施的1235项行政审批事项，是中央政府首次统一“晒”出权力清单。与此同时，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全面实施，降低企业法人注册准入门槛，使我国新登记企业数实现井喷式增长。国务院还分批分次取消和下放数十项行政审批事项，减少部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进一步促进创业就业。6月12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表示，发展改革委将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并将原计划明年再次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任务提前到今年完成。
实践表明，只要政府权力的手稍稍放开，市场就会立竿见影显示出巨大活力。工商总局数据显示，3至6月，新登记注册企业126.93万户，注册资本(金)达6.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6.85%和56.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彼此相互关联，既是促改革的政策也是稳增长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是跟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
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在制度演进和风险控制之间适度拿捏。决策层始终以务实态度推动金融变革，逐步增强市场对利率、汇率的价格发现能力，同时有序引导金融资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半年，中国央行宣布将人民币每日交易浮动区间扩大一倍至2%。央行还宣布存款利率将在最近一两年内放开，为中国利率市场化勾勒出明确的时间蓝图。
让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投资进入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过去以政府资金和国企投资为主导的领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供给，优化投资结构，激活企业的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打破社会资本此前面临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国务院决定在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下一步将推动油气勘查、公用事业、水利、机场等领域扩大向社会资本开放。中国政府还公布了首批基础设施、油气管网和储气设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等5大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的投资示范项目清单共80个项目。
微刺激 定向降准凸显调控新思维
与结构性改革相匹配，维持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也至关重要。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出台强刺激措施是本届政府的施政特点之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1-6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6.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0%，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6.7%，虽然发展势头有所回落，但在过去半年中，研究部署发展策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没有一次专门针对房地产，也没有提出“救市”等强刺激计划。
今年以来，中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定向调控政策措施，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有人将此类宏调喻为“微刺激”，显然是凸显其与以往依赖投资增长的“强刺激”的区别。
事实上，这种“微刺激”就是在去年区间调控基础上实现的区间、定向调控结合的经济政策。区间调控可以大致描述为，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状况，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在不采取短期强刺激措施的情况下，确保经济增长不突破保就业的“下限”，CPI不突破防通胀的“上限”。而定向调控则是，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动摇的前提下，以这个“下限”和“上限”作为警戒线，兼顾当前与长远，采取预调微调措施，指向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从二季度开始，多项微刺激政策和措施陆续出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从今年的政策走势看，在坚持区间调控中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系列适时适度的稳增长政策，包括投资、外贸、财政和货币信贷等方面的政策正在逐步发力。
4月份以来的近3个月里，我国出台了约19项微刺激政策，其中包括稳定外贸的“国16条”、营改增扩围、央行两次定向降准以及各部门的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经济活力等等。
“三农”与小微企业贷款难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个薄弱环节。针对这些问题，央行今年4月和6月先后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累计释放流动性约1900亿元，被外界普遍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微刺激”。6月16日起，央行将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数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
从2011年至2013年，被视作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对于中国GDP增长已连续三年出现“负贡献”。针对此种形势，从5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至今，两个月时间里，中国已密集出台涉及各领域和地方的稳外贸促增长政策、配套措施，可分为四大类别：减负担、便利化、提供服务、改革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指出，在四类支持外贸政策措施之外，还有一类更加重要，即导向性的政策措施，“光提促进外贸，而不提优化外贸结构，是远远不够的。”
结合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发展态势来看，上述政策的利好效应正逐步释放。二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从一季度的下降3.8%转为增长1.8%。其中，5月同比增速由4月的下降1.4%逆转为增长1.5%，6月则更进一步，增速扩大至5.6%。
前瞻性地看，专家认为要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需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大思路 构建区域发展新棋局
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加快推进，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政策相继出台，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以海路重点口岸为重点，区域发展格局正发生积极而重大的变化：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等区域规划相继得到批复;国家同意设立青岛西海岸新区、内蒙古二连浩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大连金普新区等;进一步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和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是在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大传统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其主要特点是更加注重东中西部的连接和贯通，强调跨省、跨区域的大区域发展;在开放层面上，从沿海开放转向更注重空间和内容的全面开放，以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比如“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在内容上，更强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规划驱动下，我国区域结构进一步改善，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加快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区域发展不平衡正转化为中国经济梯级发展的强大动力。
“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些‘短板’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提供了纵深空间。通过推动区域发展，我国进一步优化调整生产力布局，为经济平稳增长提供动力。”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司长冯飞说。
我国仍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这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刘云中说，当前中国经济仍呈现东中西部梯度发展的格局，但内容正发生变化。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已逐步适应中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创新型产业和服务业加快发展，产业结构得到优化，新的增长动力逐步形成，传统制造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从城镇化进程看，中西部地区正成为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主要区域，而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人口跨区域流动从过去大规模流向东南沿海转为向多个经济增长极流动。
下好区域发展这盘棋，中国经济的战略机遇期将可延续更长时间。当前，我国东部地区正逐步具备先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则亟待在提质增效升级上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在加强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的同时，应着力通过制度改革消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和创新驱动，不断释放结构生产力，为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冯飞说。
11省明确发文稳增长 警惕微刺激变强刺激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截至7月上旬，共有11个省(区、市)明文出台了稳增长措施，最近一个月内就有7个。追加投资成为各地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多省推出了规模庞大的计划。有分析认为，随着近期各地强调扩大投资的文件密集出台，三季度可能再次出现地方扎堆上项目的情况。
专家提醒，投资项目上得过多，既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债务，加剧金融风险，又会挤占其它行业资金，抬高市场利率。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必要兼顾当前和长期，要警惕当前的微刺激政策走样，最终变成强刺激。
瑞穗证券首席亚洲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地方政府稳增长的动机确实存在，因为GDP当前仍是地方官员的关键政绩指标。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就是在银行贷款和影子银行活动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找到融资支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说，目前，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大形势下，各级政府在政绩考核方面做了很多改变，很多地方政府新增了诸如投资、城市化率和就业情况等考核指标，但这些新增指标很多还是和GDP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跑部钱进”有可能死灰复燃，因为一些省的计划很可能超出了自身的体量。
比如，河北省出台的《关于加大重点领域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今年该省将在交通设施建设、能源项目、城市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重点产业支撑项目、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六个领域计划投资12135亿元，努力遏制投资增速回落状况，促进全省经济企稳回升。河北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4.2%，不到上年同期的一半，而上述投资规模相当于河北省2013年GDP的42%。该文件还表示，今年河北将加强城市特别是县城基础设施建设，全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争完成4500亿元。然而数据显示，河北2012年全部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仅有2720亿元，其中包括交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
有统计显示，目前各省市的计划投资总额已经高达10万亿元。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提醒，考虑到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政策措施的实施必须兼顾当前和长期，要警惕当前的微刺激政策走样，最终变成强刺激。
地方扎堆上项目，一个显著的危害是可能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进而导致金融风险加剧。截至2013年6月份，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增至10.89万亿元。其次，增加其它行业融资难度。海通证券宏观债券首席分析师姜超说，在信贷总量稳定和影子银行收缩的背景下，稳增长领域资金占用越多，意味着对房地产、传统制造业和一些服务业将产生挤出效应，它们融资将更加困难，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下半年以至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继续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动力，解决经济结构中的实质性问题、根本性问题，打通制度僵化的梗阻、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同时，平衡好“深改革”与“微刺激”的关系，始终维持一个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发挥政策的叠加效应，筑牢经济发展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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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了结构性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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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
　　当前我国结构变迁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
　　结构性改革需要一种整体性思维，针对整体状况推进改革。借用中医学理念，就是基于整体、个性的辨证施治。结构性改革，既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也不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的“辨病论治”，而是从整体把握问题（病症）产生、形成和演变趋势，抓住本质，并放到特定环境、条件下来辨证施治。结构性问题是整体性的，不是局部性的。结构性改革需要辩证思维。
　　从整体来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前，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800美元。结构变迁就像人的成长，这个时候进入青年阶段，不仅仅身体在长，而且生理、心理、精神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从单一长身体到人整体的成长。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对我国的影响与我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呈现出不对称性的变化。
结构变迁随之进入一个深层次状态，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关联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人长大了，需要强壮的骨骼、成熟的心理和健全的精神来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到现阶段也变了，从追求规模转向更注重质量，从追求速度转向更注重效率，从物质财富积累转向精神文化积淀。这意味着我国的结构性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不仅改革的目标不同了，改革的条件、路径也变了，改革的方式也要相应调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更加凸显基于整体性的辨证施治，重塑国家治理结构。
　　供求关系的结构性扭曲非解决不可，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
　　结构变迁进入新阶段，发展动力明显减弱了。这是为什么？从历史的角度和整体的视野来观察，其根源是结构性改革没有跟上，发展偏向于经济增长，改革偏向于政策替代，结构变迁所需的改革力量明显不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已经暴露出结构变迁缓慢、结构性问题加剧、发展动力减弱等问题，但过于强大的政策刺激把这些都掩盖了，
前期政策至今仍在消化，形成了“三期叠加”（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的格局。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号角，确立了新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新的改革任务。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召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展开，富有新内涵的结构性改革再一次嵌入到我国结构变迁之中。但毋庸讳言，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大大增加，改革空转打滑的现象也未能避免。这给基于整体发展，推动结构变迁的结构性改革平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改革打滑的风险明显增大了。
　　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来观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性矛盾，而是结构性脱节，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不匹配。需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消费结构快速升级。而我国的供给结构却没能“与时俱进”，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与土木投资相关的生产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有色金属等等；而与消费相关的生产却是平庸凝滞，创新不足，精品不多，大量消费外流。当前消费外流规模达到1万亿人民币，若考虑教育消费、医疗服务消费、保健消费，则消费外流规模更为惊人。这说明
经济运行中的供求关系出现严重的结构性扭曲。
　　对于这种结构性扭曲，靠“打针吃药”的常规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了，而且有的就是政府自身造成的，如与投资相关的投资品产能过剩，必须是“伤筋动骨”的结构性改革。可惜的是，由于一直把重心放在短期刺激政策方面，而对基于整体的结构性改革认识不到位。
当前经济中的扭曲，只是一个病症，病因在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治理结构有些问题，核心在政府治理不到位。这只有靠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
　　提了多年的转方式、调结构，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够。投资、金融、国资、财税、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主要靠部门在推动，没有纳入政府与市场、社会以及中央与地方这个国家治理结构当中来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不到位，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没统一解决，而部门又解决不了，改革有时绕着走，导致经济中的病症不断加重。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将基础性制度问题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从经济增长到全面发展，新时期的结构变迁已经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建设，而是“五位一体”。这需要提升整体思维，超越经济思维，树立治理思维。结构性问题可能表现在各个领域，但成因却往往是跨领域的。这需要打破部门分工改革的传统格局，抓住一些基础性制度问题，从国家治理结构整体来考虑，加快结构性改革。
　　当前，至少有如下基础性制度问题迫切需要纳入结构性改革整体框架之中：
　　一是产权制度问题。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受所有权与产权混淆不清的影响，我国产权制度改革长期被误导，要么认为是私有化，要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无须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国家，产权制度的构建任务十分艰巨。国企国资改革（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生态文明建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产权关系、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科教文卫的微观基础构建、公益性投资的鼓励和保护、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如此等等，都与产权制度关联在一起。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交给任意一个部门都无法解决，竖立其上的各种体制问题任何部门也无法真正推进。
　　二是事业单位体制问题。事业单位不是经济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属于政府办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显然，这是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我国特有的一个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延续至今，其体制框架一直未变。当前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医疗卫生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都是事业单位体制这一根藤上的果。这根藤是什么样子，这根藤上的果就是什么样子。当前，教科文卫体制改革艰难，难就难在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事业单位体制涉及上述体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定位。这关系到4000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如何调动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社会活力、民生改善都与此紧密关联。
　　三是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地广差异大，两个积极性一个不能缺。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其间也做过多次“放权-收权-放权”的调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这个原则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一直未变。面对新的结构性改革——重塑国家治理结构，这个原则如何注入新的内涵，是一个基础性体制问题。由于国家与地方两个层面的治理难以界分，治理与管理都没有到位，不但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也使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难以理顺。如何调动地方、市场和社会的积极性是当前结构性改革面对的新课题。
　　四是市场、社会管理的制度基础设施。管理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制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好比一座城市的功能取决于城市地下管廊、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我国制定颁布的法律之所以不少在“睡觉”，原因即在于此。从“法制”到“法治”，制度基础设施是关键。如政府会计制度、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期预算、涉税信息系统、人口流动信息系统、征信系统、不动产登记系统、金融工具登记系统、企业及社会组织的登记系统等等，有的还没建立，已经有的也多是条块分割，没有联通，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性。
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63京公网安备号京网文[7号ICP：31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如何？
&&&&&&&& 08:05:56&&&&&&&来源： 财界网综合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体量上也悄然发生着变化。2014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两个首次：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88019亿元，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4%，如果按照今年全年GDP增长7%计算，今年GDP总量将达到629180亿元，约合10.1万亿美元(按1:6.2汇率计算)。这意味着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极有可能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将与美国一起成全球仅有的两个超越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经济体。　　此外，中国今年对外投资总量可能超过利用外资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今年有可能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前11月中国累计实现对外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62.4亿美元，同比增长0.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全年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应处于比较接近的水平，“不排除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表示，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投资迈过重要节点固然可喜，但中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依然相距甚远，经济和投资的质量、效益和结构也都存在很大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数字变化虽然亮眼，但缺少质的飞跃，中国在经济提质增效、调整结构方面仍需作出更多努力。　　摩根大通朱海斌认为：今年经济仍会延续下行调整态势，防范经济增长底部风险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14%的峰值回落到目前7%-7.5%区间，下行趋势比较明显。2015年经济仍会延续下行调整态势，普遍预计增速保持在7%左右。　　对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四大问题：一是经济增速下滑幅度存在不确定性。短期来看，经济下行压力来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放缓。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仍会进一步下滑，特别是商业投资增长是否能保持在20%以上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服务业和消费相对平稳增长对经济构成支撑因素，同时国际环境整体比较有利，特别是随着油价暴跌，2014年下半年贸易顺差增长明显，对经济增长正贡献，预计2015年进出口仍是正贡献，支撑经济不至于大幅放缓。二是防范经济增长底部风险，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接近硬着陆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中国经济企业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债务增长非常快，如何防范金融体系出现地区性甚至是系统性风险仍然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非常主要的任务。三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货币政策要松紧相宜，但是从目前来看会更加注重货币政策。　　从目前经济政策看，短期经济下行风险仍然比较大，而且最近通胀指标CPI、PPI都是下行的，特别是PPI。在此情况下，对中性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周期来看，降息和降准是比较正常的选择。财政政策相对来说会更加中性，和2014年相似。四是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在货币政策上出现分化，预计美联储会在2015年中期进入升息通道，同时欧盟和日本央行量化宽松政策会进一步加强。很多资金可能会从新兴市场回流到美国。从货币市场来看，美元表现非常强劲，中国人民币汇率走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预计2015年人民币可能会相对美元小幅贬值，但是对其他货币还是会升值。　　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将继续下行，宏观政策进一步趋于宽松，金融条件保持稳定，企业利润有望改善，改革步伐可能加快。　　在其看来，明年的宏观主题有以下几点:　　1，随着房地产建设活动下滑进一步拖累工业生产和相关投资，我们预计2015年GDP增速会继续放缓至6.8%。内需乏力、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预计会拖累CPI降至1.5%，PPI预计也将进一步下跌。　　2，我们预计通缩压力加剧会促使央行在2015年再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至少50个基点，而在新的债务管理框架下，新版地方政府债的发行也会帮助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缓和偿债压力。此外，能源及其他大宗商品成本下跌、融资成本下降应会有助于改善企业利润率。　　3，我们预计央行将维持偏松的政策立场、以保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具体措施包括通过降准等各种形式的流动性支持来抵消外汇流出的冲击、将银行间市场利率维持在低位，放松贷款供给端的各种限制以保持信贷增速平稳。但央行应当不会允许流动性和信贷大规模扩张。汇率方面，在新兴市场汇率可能大幅波动的背景下，央行应当会小心谨慎地管理人民币汇率。我们预计人民币相对美元将在2015年温和贬值、到年末贬至6.35。　　4，经济举步维艰会加大改革的紧迫性。我们认为决策层将优先推进有助于释放新的增长动力、降低经济和金融风险、促进结构转型的改革，包括进一步减政放权、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取消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品价格，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健全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发展资本市场。相比之下，国企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则可能会缓慢推进。　　但在这种主流观点之外，2015年可能会出现六大意外，汪涛写道：　　1，房地产结束下滑。我们预计2015年房地产建设活动将会继续下滑，从而给我们的增长预测带来下行风险。市场对于房地产的主流观点虽然没有我们悲观，但大都预期未来一年的表现乏善可陈。然而，利率下行、政策进一步放松的预期、市场情绪改善可能会帮助房地产的调整超预期地提前结束，推动房地产建设活动反弹。这会进而带动整体GDP增速好于预期、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但也会重新触发对经济结构失衡的担忧、并制约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　　2，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我们的基准观点是决策层将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条件，暴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的可能性非常低。整个2014年，市场对于信用风险事件的担忧也确实在减轻。然而，如果外汇流出规模超预期、流动性支持力度不够、企业资产负债表质量持续恶化、影子银行体系出现信用违约事件，则可能会给企业、中小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压力、冲击金融市场。　　3，地方政府财政改革进度超预期。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框架和PPP模式的推广将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偿债负担，并通过新的融资渠道支撑基建投资。市场对于地方债务新老划断和PPP模式持偏谨慎的看法，担心2015年基建投资可能会因此明显滑坡。可能超预期的情形是，地方债务重组步伐快于预期(通过与银行进行债务置换)、PPP模式短期内大获成功，从而推动基建投资增速加快。但这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市场对于地方政府新形式的隐性债务和信贷过度扩张的担忧。　　4，央行降准3次或以上，亦或按兵不动。目前市场大多预计央行未来一年会继续通过各种方式提供流动性支持，并至少降准一次。预期外的情形可能是央行改变战术、或面对规模超预期的资本外流被迫更大程度地依靠降准来稳定流动性。这种情况下，央行可能不得不降准150个基点来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但这也难免引发投资者的不安。此外，如果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活动强劲反弹、或决策层下决心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央行有可能在2015年期间意外地选择按兵不动、既不降准也不降息。　　5，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超过5%。目前市场对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一致预期是2015年保持大体稳定，而我们预计人民币将会小幅贬值、幅度不超过3%。然而在美元异常强劲的极端情形下，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的货币可能会大幅贬值、同时资本可能会超预期地大规模外流，再加上内需恶化，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可能会超预期。大幅度贬值会进一步加剧资本外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会迫使决策层放慢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并更加小心谨慎地管理汇率。　　6，国企改革快速推进。我们预计2015年决策层将通过改善激励机制、引入社会资本来推动国企改革。但出于对短期增长的权衡，再加上来自各利益集团的阻力、以及员工安置和债务等方面的难题，改革预计只会缓慢推进。然而，国企经营状况恶化、劳动力市场整体稳健、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可能会带给决策层更大的压力和动力来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这虽然会给短期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有助于更快地清理过剩产能、解决不良债务。返回首页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2月23日刊登题为《你好，2015年：中国不会硬着陆》一文，作者为《中国投资参考》半月刊研究主管拉斐尔·哈尔平。文章称，中国领导人说过，中国的改革进程将是非常痛苦的，甚至如同壮士断腕。　　文章认为，对中国经济而言，痛苦无疑是2014年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主动造成的痛苦。例如，旨在将影子金融体系去杠杆化的措施导致信贷急剧放缓，进而导致住房销量下降。这还令工业产出增速放缓，以及消费者购买汽车和白色家电的需求减弱。反腐运动影响了人们在奢侈品和服务业上的支出，并导致地方官员推迟批准新项目。　　如果说2014年对中国经济而言是接受痛苦手术的一年，那么2015年会成为恢复活力的一年吗？虽然迅速恢复不大可能，但2015年未必会是中国经济的又一痛苦之年。为应对经济放缓，北京有多种强有力工具可供使用，包括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北京还可放缓改革步伐，今年经济趋缓在很大程度上由改革导致。　　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无风险利率的下降源于房地产开发活动减弱和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被抑制，这是当前经济运行积极和阳光的一面，也为股票市场吹来了一场大风。但阳光之下也会存在阴影，未来的经济增速不可能与过去地方政府债务肆意扩张和房地产繁荣时期相提并论，而过去的繁荣所能掩盖的信用事件在当下可能会逐步暴露。　　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在于新的经济增长点难觅。由于外围经济的复苏分化，出口最多温和回升；由于反腐对消费的抑制效应仍在持续，消费增长中枢也不太容易起来。这样，2015年中国经济的托底，或者说维稳，仍然依赖于大类投资的表现。分解来看，由于企业盈利前景并不乐观，所以制造业投资低迷不振格局可能仍会持续；而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空间的狭窄，事实上也制约了基建投资回升的力度和持续性；虽有房贷新政和货币宽松的刺激，但2015年房地产投资的向下调整可能仍是不可避免的。整体来看，今年我们还会看到房地产投资下滑，基建投资就来对冲的调控路数，但两者的跷跷板效应已经极大地减弱了。所以，增长中枢下台阶是确定的事情，政府其实也意识到这点了。“强扭的瓜不甜”，为进一步推进转型改革计，为避免债务杠杆的急剧攀升计，我们需要适应这一新常态。　　股市与经济之间还有个关键中枢，就是企业盈利。2015年终端需求也许看不到太多改善，但也许企业成本端下行空间还是有的，比如央行进一步的降息自然会压低企业资金成本。这样，企业盈利这块也许就不会有太差的表现。这是我们常说的“分子”。至于“分母”，即无风险利率，大的线条还是比较清晰的。即便2015年央行货币政策仍是中性主导，即不会放得太松，但两大资金需求端，即地产和城投，却是在实实在在走弱的。所以，实际利率中枢应该还是往下的，虽然不及2014年空间这么大。所以，分子和分母两端，都是对股市不构成利空的。　　2015年改革这块应该会向更纵深方向发展，比如地方融资压力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比如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诉求下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比如利率市朝加速推进下作为银行缓冲手段的资产证券化的推进，还比如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甄别之后市场担忧情绪的实质减轻等，都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亮点”。整体来看，我对2015年的资本市场表现不悲观。　　削减幅度在历史上看也是很高的。这是因为，当时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全部往下，经济下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临近年末，全年GDP即便是7.5%“左”一点，也不能“左”太多。所以，降息就成为维稳经济的必然选择。对这次降息的效果持谨慎态度。这次降息对存量债务成本的削减是立竿见影的，比如元旦过后存量按揭贷款利率就随之下调了，所以已按揭买房的人的还本付息负担降低了不少。但由于这次是不对称降息，动了银行息差的奶酪，所以我们担心银行会将存量贷款息差收窄的成本，转嫁到新增贷款利率上去。若果真如此，这对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可能不会起到太多效果。　　此外，这次降息对房地产销售的撬动作用很大，但区域分化亦非常明显，核心城市才能更多地放量。加之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加速出库，从房地产销售到房地产投资的传导链条可能会拉长。所以，此轮降息对实体经济的提振效果也可能会分散很多。这种不确定性下，央行是要等等看的，看降息后经济能否稳得祝按历史规律来看，降息要一个季度之后效果才会充分体现出来。所以，一个季度之后，也就是2014年四季度GDP数据出台前后就是个敏感窗口。届时我们需要考虑经济放缓的程度，考虑政府对新常态的适应程度，然后才能更好地判断央行是否会再次降息。　　2014年在预判货币政策时，对央行降准的判断基本没有偏差。其实，出发点很简单，就是看基歹币缺口的变化。我们测算2014年的基歹币缺口是1.5万亿左右，央行无论如何是要填补这个缺口的。但央行又不愿释放太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信号，所以迟迟不愿全面降准。这样，央行就不得不通过再贷款，PSL，SLF等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这就是央行采用诸多花样翻新的政策工具的大背景。展望2015年，我们测算基歹币缺口将达到3万亿左右。这么大量级的一个缺口，光靠这些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来填补压力太大。所以，2015年降准可能性是很大的。至于降准的时点，需要看外汇占款的消涨情况。从历年外汇占款的分布来看，2015年二季度可能是外汇占款的低点，届时对国内资金面的冲击也会更强。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2015年二季度是可能的全面降准时点。且2015年下半年美联储加息在即，所以上半年降比下半年降空间也要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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