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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闲法师论《金刚经》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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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面对文学的历史与当下孟繁华 姜广平内容提要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关键词 文学评论、文学史、当代文坛　　关于孟繁华：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主要著作：《１９７８：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传媒与文化领导权》、《想象的盛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众神狂欢》中文、韩国文版等十余部；与人主编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５０年》、《当代文学关键词》等；主编有：《９０年代文存》、《先锋写作文丛》、《短篇王》、《布老虎中篇书系》、《２００３中篇小说选》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二百余篇。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传媒曾发表过对其研究的评论和介绍。获文学奖项多种。现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和前沿文化、文学研究。　　导语：在当代著名批评家的行列中，孟繁华可谓是一个出色的思想者。除了对当代文学作品给予非常敏捷的反应以外，他对当代文化的研究也是富有深度与创见的。此外，诸如《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共和国文学５０年》、《当代文学关键词》等著作，奠定了他作为杰出文学史家的地位。　　正像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一样，孟繁华着意于对文学史进行表述，着意于对当下文学现象与作家的评述与反应，然而，因为他长期的学术思维所占领的高度，他更着意于在捍卫着世纪之交的文学成就，更着意于面向２１世纪的文学与文化，作出自己独到的阐述，发表自己富有文学史家意识的主张。　　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义勤先生对孟繁华进行过这样的评价：我们应该承认，９０年代以来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令人鼓舞的，戴锦华、王晓明、汪晖、蔡翔、李陀、南帆等都曾以其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证明了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术生命力。而在他们中间，孟繁华更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佼佼者，他……以敏锐的思想光芒和深切的文化眼光对９０年代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出色的文化解读……孟繁华的成功在于，他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植根于他的人格、他的个性、他的人文情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而不仅仅是源于一种批评方法的应用。接触过孟繁华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他是一个真正有血性、有骨气、有思想、有良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他的胸怀决定了他与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始终坚持在“文学现场”的批评家，他总是保持着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关切”，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现场”的文学文本的批评与解读，这使他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总是扎实而不浮泛，并切切实实地推进和深化了对于其所研究对象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空间进行了精彩的文化解读，充分展示了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魅力与力量，显示了文化研究的真正实绩和把文化研究引向深入并有效推进文学研究的卓越努力，为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姜广平：续鸿明在《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你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在９０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地关注。　　你当初是如何确立你的这一学术方向的呢？　　孟繁华：需要说明的是，续鸿明先生的这一评价显然过高了。与我说来名实难副。当然，他讲这个话的时间距今已经过去快十年了。你知道，十年对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十年前，我所接触的学术群体，是一个有学术理想和抱负的群体。那时我们已经不年轻，但对待学术的单纯现在想起来还深怀感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学术问题。那个时代学界的风气和学者的情怀让我非常怀念。生活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是很正常的。应该说，我深受那个时代和周围朋友的影响，我们都有一定的学术期待和抱负。以为自己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想来确实有些不现实。但在一个没有学术理想和抱负的时代，我为自己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而深感庆幸。尽管当年的自我期许过于浪漫。　　 姜广平：我认真地读过很多单篇论文，读过你的一些著作，也读过你主编的学术著作和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你的文学努力引领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走向，其成就也是学界所公认的，你能为我们简要地述说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还有，你的最重要的师承是在哪里？　　孟繁华：这是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谁也引领不了包括批评在内的文学走向。　　我是１９７８级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一所高校任教。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发表评论文章。８０年代也发表过很多文章、出版过三本书。但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对学术和批评的理解实在太肤浅，甚至还难以进入学术。８０年代末，我到北京大学师从谢冕先生做访问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在北大五年的学习，使我有可能接近了文学研究和批评，学术命运的改变是从那时开始的。　　应该说，我受到影响最大的，是谢先生和他主持的“批评家周末”。谢冕先生在１９８９年秋季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一直到１９９８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我毕业之后还坚持参加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活动。我喜欢那里纯粹的学术气氛。我协助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等，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对文学史写作的新探索，出版后得到了学界普遍的好评，至今仍然是硕士、博士论文和其他研究者重要的参考文献。《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是第一次对百年文学做的“经典化”处理，并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文学经典的大讨论。此外，我还协助谢冕先生编辑了“批评家周末”的论文集――《世纪之交的凝望》等。谢冕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不能说我师承了什么，只能说是谢先生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那时的文学研究所可以说是精英荟萃。文学所的学术气氛和研究传统非常好。此后十年我就工作在那里。那里有许多我敬佩的同事和朋友。像赵园、汪晖、许明、陈晓明、蒋寅、吕微、黎湘萍、靳大成、陈福民、李洁非、高建平等，他们对学术的尊崇、勤奋和由衷热爱，让我深怀感动和激励。文学研究所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环境，我至今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众神狂欢》、《１９７８激情岁月》、《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想象的盛宴》等，都是在文学研究所完成的。２００４年，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在那里任特聘教授。我的学术经历很简单。　　 姜广平：其实，你还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文学史家。最近，我又重读了你的《当代文学的发生、来源和话语空间》《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等文章，觉得你在这方面的思考是比较深刻的。但就像克罗齐讲过的，一切历史都只是当代史。我深切地感受到，在面对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现在过多地受到了境外叙事方式的影响，文学史家们是在以当下的意识形态、叙事方式去诠释他所面对的文学历史，进而重新对文学史作了演绎与阐释。　　孟繁华：谢谢你的美意，但难以接受你的指认。“出色的文学史家”在当下非常稀少，尤其在当代文学史领域。我只能说在研究中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主要方向。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当代中国作家心态，出版时命名为《梦幻与宿命》。后来协助谢冕老师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到社科院文学所后参加《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撰写，２００４年和程光炜先生一起编写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这样，也就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文学史家。但我认为自己只能说是一个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因为毕竟还有几本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著作及一些文章。　　你说得很对，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和变化，确实与罗兰?巴特、富科等西方学者思想和理论的影响有关，事实的确如此。比如，在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出版之前，国内关于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已经有了近７０部。还不算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其他著作。我在参加洪子诚老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座谈会上曾说，不是当代文学史太多了，而是一样或相同的文学史太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复杂，也不是说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缺乏智慧或才华。重要的原因就是方法都是相同的。一样的方法面对当代文学史的时候，肯定会选择大致相同的材料、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因此，从洪子诚、陈思和的文学史开始，首先是方法论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当然，此前曾有一个较为漫长的积累和准备。比如，８０年代关于当代文学是否能够写史的争论、关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等等，都为后来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改变做了准备。因此，罗兰?巴特的叙事学理论和富科的话语权力理论进入中国后，开启了文学史家们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当然，关于历史书写的虚构与真实的问题，早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就曾经表达过，只不过没有引起当代文学史家们的注意。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文学史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面貌。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姜广平：我刚刚完成了与刘醒龙的对话，在我读完他的《圣天门口》以后，我觉得我们对于时代的认知可能要有所改变。过去，我们太注重以１９４９年为界去划分一些文学时期。我觉得，政治形态，过去太多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划分。其实从社会形态上讲，１９４９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的。这也可能是文学史的叙述所要面对的尴尬。　　孟繁华：过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演变发展的文学的诠释。政治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依据，没有这个依据，文学史就没有合法性。在当代中国，这不止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一个领域的问题。但你说“从社会形态上讲，１９４９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可能是需要讨论的。１９４９年就是社会形态变化的界限，因为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面对文学的时候，１９４９并不是一个明显的界限。因为观念形态的领域，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截然发生变化。即便发生变化也是缓慢的、渐进的。过去文学史的划分，是从１９４９年进入当代文学历史叙述的，但当代文学不是空穴来风，它一定有一个发生或转变的过程，不然就不能说清楚。因此，后来新的文学史或是要讲转折的过程，或是将当代文学的发生延伸到１９４２年《讲话》的发表。当代文学是延安文学的放大，是局部经验在全国的放大，是战时经验在和平时期的放大。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目前的情况有了相当大的突破或改变。　　 姜广平：但学界仍然在此前诞生了非常优秀的文学史。譬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这两位大师的著作，你是如何评价的？特别是后者在大陆的解禁，你觉得其意义何在？而我们对前者，对我们自己的大师，曾经又是那样不公正过。学术作为政治的奴婢，实在是令人扼腕的。　　孟繁华：你说得很对。我认为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不仅是现代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而且也是一部史实兼备、才华横溢的文学史著作。他坚实的古代文学修养和文学史的驾驭能力，构建了中国最初的现代文学史的框架。这本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它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没有成为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现代文学史，就没有当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最初的范型。王瑶先生的文学史曾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但经典是不能被埋没的。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介绍到大陆之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掀起了大陆研究阅读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热潮。夏志清的钩沉确有文学史的功绩。但我认为他对“话语讲述的年代”和“讲述话语的年代”缺乏自觉。在国将不国、民族危亡的时代，如何定义文学的功能是需要讨论的。这也正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红玫瑰”等不能进入文学史叙述主流一样。在那个时代，当然要更高地肯定鲁、郭、茅、巴、老、曹的功绩。现实关怀不是考量一个作家唯一的尺度，但没有现实关怀的作家一定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所以，我认为夏志清先生钩沉的三位作家只能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不是大家。但他的文学史对我们如何评价“非主流”作家还是有一定启发的。　　 姜广平：现在，我们回到当下文坛，再聊一些问题。你在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小说选刊》发表的《这个时代的小说隐痛》，针对韩少功的批评，你对当下小说创作进行了辩护。我也一直认为，公众对评论界是陌生的，对真正的文学也是陌生的。甚至就连一些作家本人，对文坛也缺乏真正的认知。你举了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阎连科、王安忆、铁凝、方方等包括韩少功在内的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成名的作家仍有好作品不断发表之外，同时列举了像刘庆邦、毕飞宇、北北、麦家、吴玄、荆永鸣、魏微、叶弥、葛水平、晓航、徐则臣、胡学文、罗伟章、郭文斌、须一瓜、陈希我、陈应松、张学东、杨映川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并认为需要捍卫当下的小说形势，捍卫当下小说高端的艺术成果和他们的倾向，以解脱我们对小说总体评价的困惑和隐痛。相信你现在仍然还会持这样的论点。　　孟繁华：对。我现在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２００７年第三期的《小说选刊》又发表了我的另一篇文章《当下文学：期待的和看到的》。我坚持了上述观点。两篇文章都在，这里不必重复。我的观点主要是受到日本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的启发。他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谈到他对文学的看法。他说，如果文学会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尖锐地批评日本的现代文学？大意吧。同样的道理，大众文学或大众文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阅读和消费的主流，还有人坚持纯正或严肃的文学写作，本身就应该支持。更何况，我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当然这是指“高端”的文学创作。我们评价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段的文学，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而不是其他。　　 姜广平：然而，在你评析２００５年的中篇小说里，我则又发现了你的立场的转换。你在那篇《经典终结时代的文学――２００５年的中篇小说》里说：通俗文化成为当下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其围困和渗透。文化精英决绝的面孔正为谦和所替代；而一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在民间聚敛了文化资本之后，也转向了文化精英身份的塑造。身份的转换和不确定性，是这个时代文化、文学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可能，更多的精英作家为了生存，转向了通俗文化的生产；然而，那些通俗文化的生产者们，可能由于骨子里的媚俗成分，决定了他们的转身既不可能，也非常艰难。　　孟繁华：当然，这样评价当下文学，并不是说我对整体状况没有保留或看法。任何立论都是要有所牺牲或挂一漏万。但我的基本看法没有变。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创作，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作家的心态、创作水准、关心的目标或对象，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上述的表达，是有根据的。但我不能具体列举他们的名字。　　 姜广平：在这篇文章里，你说及小说创作在方向上急转直下，正在向“小说”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小说完成了历史的期待和过高的自我想象并不堪重负之后，回到了它原来的起点，成为真正的“小说”而不再是“大说”。当然，我一直觉得以年度这样的方式来评判作品这种方式不太可取。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很多在这一年度发表的作品，原本是创作于前一年甚至更遥远的过去。所以，对小说的公共语境或者批评的语境而言，显然就有点逆情悖理。　　孟繁华：对小说正在变为“小说”，我内心很是矛盾或者惶惑。小说的功能不能期待太高，它的作用极其有限。过去是赋予了小说之外太多的要求，所以小说“不堪重负”地回到了“小说”。但小说如果不再关心现实，不再对公共事务感兴趣，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至于以年度的方式评价小说或其它文体形式，确实有问题。文学不是经济生产，评论也不是年度报告。因此，这样写文章的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它最多提供了一些创作信息，在学术上的根据非常不充分。你看得很准确。这样评论更多的是缘于刊物的要求。当代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最近，我将和几位朋友一起检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批评的问题，不久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出来。　　 姜广平：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用年度说话。２００６年，文坛最热闹的几件事中，最让人难忘的可能是德国汉学权威顾彬（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ｕｂｉｎ）那件事儿了。对顾彬的事儿，你如何看呢？我们很想听听你的看法。冷静地看待顾彬的言论，我觉得人家说得非常准确，譬如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不高、中国当代作家害怕面对真正的问题、中国作家不懂外语、不敢直面现实、畅销的都是垃圾、中国作家缺乏自己的声音、１９４９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等，这些观点，是值得我们正视的。顾彬还指出很多中国作家没有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他们跟着政治走，有的时候跟着市场走。我看现在差不多都是跟着市场走了。不但是作家们这样，连一些学者也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他们的论断有时候大失准头。顾彬的另一个观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中国读者看不起中国文学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不明白哪一个是大作家，哪一个不是。这也可能是中国学者的问题，因为他们好像也不清楚。　　孟繁华：首先，关于顾彬教授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报道，是一个被歪曲了的报道。我的同门师弟清华大学肖鹰教授为此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澄清事件原由的文章。我摘抄如下：　　事实的真相却是，重庆某报的这篇报道歪曲了它转载的“德国之声”的报道《德国汉学家另一只眼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顾彬的观点和话语，它将顾彬指摘近年三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无限放大为“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并且加上了“炮轰中国文学”的导语。　　……顾彬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汉学研究史的国际著名的汉学家，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文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顾彬在其著作《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有专章论述，并且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４）和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６）做了《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讲座，集中阐述了他对２０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的观点。……本月十四日，在事发之后的第三天，大陆网上已经可见到“德国之声”的新报道《顾彬：重庆报纸歪曲了我的话》，在报道中发表了顾彬致报社的电子邮件，他明确表示：“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接着，肖鹰表达了他对在大众传播信息的混沌运动中，一切个人表达都是不安全的看法。肖鹰认真严肃的态度是一个学者的态度，而不是大众传媒的态度。如果我们同意肖鹰的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得首先确定顾彬教授是否说了那些话。　　 姜广平：说及这一点，我想请你谈谈关于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问题。上次跟刘醒龙谈起过，可能，从价值观上讲，《圣天门口》具有某种“暴力”色彩：“我想说的是，你的这本书如果成立的话，那么，从长篇小说的环节链上讲，有的长篇，如《红旗谱》、《暴风骤雨》、《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便成了纯粹意义的小说甚至故事，它们的意义可能存在，但价值却丢失了。至于像什么《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则变成了一种红色的荒诞了。这样一来，《圣天门口》要摧毁的可能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代人心中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体系了。”　　孟繁华：首先，我不能同意你对上述小说的评价。关于“十七年”的文学经典，当代文学史一般概括为“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在谈论，而且一定还会继续谈论。他们有自己的文学成就，在那个时代，它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以形象的方式阐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艺术性上做了可贵的探索。它们都是现代白话小说，但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学叙述经验的借鉴和继承，使它们拥有了极大的可读性和广泛的读者。　　当然，它们的问题也在不同的文学史家那里得到了揭示。或者说，在这些作品中表达的中国社会必然发展的道路，国家和民族却没有在这条道路上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有些作品想继续写下去，但历史已经证明了那条道路的终结。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一部重要的小说，也寄托了作家自己很高的期待。我也曾为小说写过评论。但你说“《圣天门口》要摧毁的可能就是半个世纪以来在几代人心中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与精神体系”，我却不敢苟同。历史不同的叙述，恰恰是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人们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这里既有“解构”的可能，也有建构的可能。如果新的历史叙述一定要摧毁以前的价值或精神，那就太可怕了，也过高地估计了文学的作用和力量。　　 姜广平：我读过你的一篇单篇论文，是谈９０年代与先锋文学的终结的。但是李洱的长篇《花腔》、格非等人的写作，持续保持着先锋文学的势头，对这一现象，你如何看待呢？　　孟繁华：我认为先锋文学已经终结了。那篇文章已经表达这里不赘述。在“后先锋时代”，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等长篇，都是非常优秀的小说。那里仍然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先锋文学已经过去，但作家创作的延续并不会同时过去。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这些小说，也已经告别了先锋文学的“形式的意识形态”。不再只关注语言、叙事等问题。故事性的强化使这些小说也具有了传统小说的某些元素。这也是使他们的小说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得独特或特殊的原因之一。　　 姜广平：茅盾文学奖的问题，我们也想谈一谈。你说过《檀香刑》的落选是非常遗憾的事，我同样有一个感觉，很多奖项，在评判标准上有着严重的失衡。当然，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时有偏颇。但关键是，奖项应该面对着文学的使命，有一种神圣的文学精神内涵。不知道你如何看待一些著名作品和著名作家被拒于某些大奖的门外的现象？奖项本身的价值观为什么总是与理性的文学研究进有相左的情况发生？　　孟繁华：这也是一个老问题。我曾经讲过，任何文学奖项都隐含着自己的评价尺度，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评委也说过，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上空，有一层挥之不去的政治阴云。或者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有自己的评价标准的。像左拉、托尔斯泰、勃兰兑斯等都没有获奖。有资料说：　　１９０１年瑞典文学院首次颁发文学奖，按当时文坛的众望，此奖非托尔斯泰莫属，可是评委会却把第一顶桂冠戴在了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头上。舆论大哗，首先抗议的倒不是俄国人，而是来自评委们的故乡――瑞典四十二位声名卓著的文艺界人士联名给托翁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安慰信，说：“此奖本应是您的。”但是托翁终身没有得到这一荣誉。近年来在西方颇负盛名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及日本的井上靖夺魁呼声甚高，但至今也还不见踪影。　　瑞典文学院对于一切评论历来不予回答，不过私下也承认：“以往出现的偏差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从不说谁得了奖谁就是世界上最佳作家，不过你得承认，我们是经过了一年的调查研究才慎重选出获奖人的，我们对每个候选人都有广泛的研究。”确实，尽管偏差难免，但是历年文学奖获得者毕竟都是令人嘱目的文坛健将，决非滥竽充数之辈。　　我国的评奖制度文革前不多，大概只有电影的“百花奖”、“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等少数几个奖项。１９７８年以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等奖项陆续设立。然后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民间设立的各种奖项。然而，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奖项是没有疑义或每一个人都满意的。“茅盾文学奖”当然也有它的尺度和标准。尽管我们会对一些入选或落选的作品有意见或遗憾，但又完全可以理解。谁设立的奖项，就会授予奖项需要和理想的人。文学奖就是对一种文学意识形态的认同或彰显，就是对一种文学方向的倡导。如果道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的作品会入选，有些人的作品会落选。　　 姜广平：与此相关，你如何看待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里的位置与意义？记得你有一篇文章：《２１世纪是没有文学经典的时代》。你这样的评判是就中国文学本身还是从世界范围来进行判断的呢？你为什么会作这样的断言呢？本世纪才刚刚开始，这样的断言是否会带来些消极的后果呢？　　孟繁华：我理解你的意思。文学评奖，是确立文学经典的重要方式或形式之一。２１世纪刚刚开始，你怎么能说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呢？我想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给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次我给学生上课，我问大家，从２０００年到现在，每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国籍，有谁都知道？结果没有一个人准确地都知道，甚至有人一个也不知道，更不要说阅读了。一个学专业的人都对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漠不关心，我们如何想象文学经典还有可能确立？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他理由我已经在那篇文章中论述了，主要是由文学的内部、外部原因决定的。这里不再赘述。　　 姜广平：最后，让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你的身上。我很想问一问，在你的内心，时常涌动的艺术良知、写作过程中的理论想象力及灵感是如何获得的呢？不好意思，掏你的家底儿了。　　孟繁华：这没什么。我觉得一个批评家除了要具备系统的专业知识、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和表达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情怀，是对公共事务的关怀和介入热情。文学批评当然有个人趣味在里面，但那不应是决定性的东西。批评更应该对公共事务或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话题感兴趣，并从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文学问题。我觉得一个批评家要有三类相关的知识储备：文学理论、文学史和对当下创作状况的了解。理论是武器，是批评的起点；文学史是依据，它会告知我们哪些作品是新鲜的经验；当下创作状况是我们发言的基础。不了解创作如何批评。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人笼统地否定当下文学，但他们并不了解。这样的批评是无效的批评。　　事实上，做当代批评是很辛苦的一件工作。各种知识都要有一点，古今中外都要知道一些。各种知识都会给我们不同的启示和灵感。批评当然也需要灵感，而且非常重要。　　 姜广平：再有，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学术圈子里的影响？你如何看待其他当代文学评论家们的努力，以及你与他们的差别？　　孟繁华：首先得清楚你所说的“圈子”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批评界整体，我不能说自己有什么影响。如果说和我交往的批评界朋友，我们都非常尊重彼此的言说和意见。交流对我和朋友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代批评家，我指的是仍然活跃的批评家，比如陈晓明、程光炜、陈福民、贺绍俊、戴锦华、李敬泽、王光明、陶东风、王一川、蒋原伦、张清华、吴俊、郜元宝、吴义勤、施战军、谢有顺、洪治纲等，他们各有所长才华横溢。他们的文章和观点，常给我不同的启发和震动。这些批评家的努力，使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有声有色气象万千。不论当代批评存在什么问题，我仍认为他们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做出了重要贡献。差别是本质，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但要细数与这些人的差别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姜广平：对于文学研究与批评，我是一个迟到者，但像我这样的迟到者一定不在少数，对刚刚步入当代文学批评之列的批评家们，你有着什么样的希望和要求？　　孟繁华：文学批评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除了才华和兴趣之外，它还需要耐心，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牺牲很多生活乐趣。这个时代诱惑实在太多了，可做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如果能做别的事情，我真希望更年轻的朋友可以考虑别的选择。有许多比文学批评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事情，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但我已经别无选择。
　　资料链接：　　资料１：　　学界评价孟繁华　　一、 一般性评价：　　１．杜书瀛先生在《作家报》上发表的《孟繁华印象》中说：他的“这些文章（指《民粹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东方风情与生活寓言》）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是好文章。这是孟繁华的理论贡献，我十分高兴我的朋友有这样的贡献。……他风华正茂，连年有文章引起关注，令人钦佩。”――《作家报》１９９８年６月４日。　　２．续鸿明在《中国文化报》“当代著名学者系列”栏目撰文《孟繁华与新理想主义》中说：“他没有像同一代的大多数批评家那样将兴趣收缩到学术研究一域，而是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活动甚至在文学作品编选和文化批评诸多领域投注热情和心力。在９０年代纷纭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执著地倡导一种或许被一些人认为迂阔过时的‘新理想主义’。……在这个无人喝彩的时代里，他依然对文学予以热情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文化报》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９日。　　３．摩罗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孟繁华专辑”中撰写了长篇论文：《喜剧时代的悲剧精神――论孟繁华的文化批评与文化选择》。文中指出：“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孟繁华满身披着８０年代的风风雨雨出现了。所谓８０年代的风风雨雨，乃是指８０年代被谈论的最多的那些命题，诸如理想、价值、意义、正义、精神、灵魂、信仰人道、人文、人性、人格以及知识分子性、反思、批判等。他无论是从事批评还是研究，都是以此为底蕴：他进行文学活动是那么富于热情，其动力也正是来自这些基本的信念。虽然他在９０年代也有新的反思，也吸收了为９０年代所特有的新的思想资源，但我更看重的依然是他对８０年代信念的坚持与守护。当我站在９０年代的天空下来讨论他的精神形象和学术贡献时，我所要强调的也是他的这一面。我想说的是，孟繁华乃是８０年代送给９０年代文坛的一件礼物。我遏制不住对于一位始终这么热爱文学、决不轻易退出文坛的批评家的喜爱与尊敬。”――《南方文坛》１９９８年５期。
　　二、专著评价：　　１．《众神狂欢》出版后，日本的《中文导报》、台湾的《中国时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由金泰万博士翻译的韩国文版已于２００２年出版。中国大陆的《文艺报》、《方法》杂志、《河南画报》杂志、《南方文坛》杂志等发表了评论和介绍。《中国日报》（英文版）发表了长篇评论向海外介绍。　　２．《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出版后，钱谷融、樊骏、严家炎、赵园、吴福辉等学界著名学者发表了评论文章。《科学时报》发表了对《１９７８：激情岁月》的长篇评论，文章认为：“孟繁华先生是一为非常警觉的学者，他理性冷静地处理了１９７８那个特殊年份里纷繁迭出的文学现象。特有的学养气质和行文风格使我们能够从他汪洋恣肆鞭辟入里的文字中体会出超越了纯文学的更倾向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反思和追问。”（全文四千字）――《科学时报》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０日。　　３．《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被美国“科比尔科学文化信息中心”评为“千禧优秀科学论文”。该中心主任Ａｌｄｏｕｓ Ｄｗｉｇｈｔ ｐｈ．Ｄ在致作者的信中说：“您发表在中国的学术杂志《文艺争鸣》１９９８年第四期的论文（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经评审为千禧优秀科学论文，并获得进入全球互联网络进行世界范围交流的资格，我很荣幸通知您这个结论……并衷心感谢您让全世界分享您的学术成果，同时真诚希望让全世界都来认识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　　４．《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的评价：　　（１）在“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讨论会”上，朱寨、樊骏、严家炎、谢冕、童庆炳等著名学者，对第三卷发表了很高的褒奖和鼓励性的发言。讨论会对第三卷的肯定和谈论最多。　　（２）童庆炳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第三部论述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文艺学格局，可以说新见迭出，很有启发性。……我读了‘政治文化规范中的当代文艺学’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这两章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终于从学理上理解那３０年在文艺学这个‘战线’无休止的争论、批判、斗争是如何发生的。其中‘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内部结构’一节，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真可以说是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其中的描述没有停留在老套子上，而是将问题置于整个历史的发展背景和国家的整个体制中进行解析，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论述的合理性，也深入揭示其内部结构及其形成的原因、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问题在书中都得到了学理性很强的深刻回答。这里我感到了学术的贴切感，又感到学术的距离感，贴切感就是要充分进入研究对象，距离感就是要与研究对象保持某种距离，以便能看清其整体的面貌。这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文学评论》２００１年５期。　　（３）肖鹰博士在《当代文艺学的单一与复杂――孟繁华和他的〈中国２０世纪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的书评中说：“读这部著作，我很欣赏其中对周扬、胡风、茅盾三人的个案分析，并以之为当代文艺学界三类不同的典型。作者把三人之间的关系，指称为‘观念同一性中的内部对话’，我以为是极精确的概括。……当然这种内部对话始终包含了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但是这种残酷斗争是以激进为基调的革命文学内部对话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包含了‘复杂斗争’的３０年文艺学运动，却终结为激进的‘文革’文艺学，准确地讲，终结于姚文元式的文体和修辞？孟繁华在这个意义上不惜笔墨分析姚文元个案，成为全书结尾部分的精彩一笔。……面对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当代文艺学３０年，孟繁华同时展示出它的单一与复杂，把一部文艺学学术史展示为一个特定阶段的民族政治心态史。这是孟繁华的功力所在，也是这部新著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北京日报》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２日。　　（４）评论家谢有顺在《没有事实就没有“史”》的书评中说：“孟繁华先生撰写的《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我认为，它对于我们认识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８年间中国文艺学学术演进历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加上专业、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效还原‘史’的真实面貌。就这点而言，孟繁华的这部著作将会成为同类著作的一个典范。”――《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９日。　　（５）席扬教授在《“学术”与“史”的可能性》的书评中说：“孟著以‘政治文化’为核心概念，以‘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诸因素包括学术主体、对象、理论期望及冲突与张力的关系为内容，剀切地剖析了中国大陆２０世纪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文艺学学术行进中既复杂又贫瘠的特异状态。……当代人中意识到‘政治文化’对文艺学的专制式统辖并不在少数，但把它作为‘历史主体性’加以系统的理论表述，比孟著更为深入的尚未见到。……由此看，孟著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学术史的叙述，是成功的。”――《中国文化报》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３日。 　　此外，程光炜教授在《文艺报》为本书发表了专门书评，朱立元、畅广元、蒋述卓等教授在整体评价丛书时，也对第三卷作了很高的评价。　　（６）辽宁大学教授高南在《语境与心态――论孟繁华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说：“严格地说，孟繁华是一位研究中国２０世纪文学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如《１９７８：激情岁月》、《梦幻与宿命》、《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等，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特别是《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繁华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熟悉和独特的研究体会。”――载《南方文坛》２００５年５期　　（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蒋原伦在《认识传媒政治――评孟繁华的〈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说：“现代传媒研究与文化领导权研究是当今两个最时髦的课题，孟繁华兄在其近作《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中将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讨论，显示其开阔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气势。”――《南方文坛》２００６年２期　　（８）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周晓风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４期发表了《寻求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点――评孟繁华、程光炜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一文。　　（９）武汉大学教授樊星在《当代作家评论》２００５年５期发表了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文章。　　（１０）文学博士孟远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叙述主体充分自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叙述者在历史的叙事中保持着一种谨慎而宽容的讲述心态。作者认同了文学史和其他历史著作的相通性，对文学史写作的建构性、叙述性和虚构成分有充分的自省。因此，对叙述行为的可能性和限度有一种先在的自觉，坦然地承认“当代文学史家试图重构的意识形态性质和功能”（前言）。叙事者并不隐藏“叙述与历史的矛盾”，甚至在不断地提醒读者这是一部“史家的历史”（后记），是叙述者的一种“权力行为”，是文学史家“想象历史”的一种方式。叙述者一方面竭力保持着历史叙述的冷静，一方面拥有对自身的叙事行为的警惕，在关于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认识自觉中，划定了历史叙事的边界。　　……　　著者努力营造的现场感和历史感是一种叙事的策略。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种策略是通过围绕在文学创作周围的政治文化、出版文化、报刊文化、社团组织、传媒控制、评奖制度和会议文件等因素的理性发掘而完成的。“第一次‘文代会’现场已经明确地传达了这个讯息。”在与现在最为切近的９０年代文学的描述中，叙述者从图书市场的策划、刊物生存方式的转换及其寻找生长空间的可能性的角度，从文化消费的侧面，为这个时代热闹新奇而更加市场化的文学出场提供了解释，也为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学现象比如“‘红色经典’的再风行”做出特别的说明。更值得关注的是大众文学在这样的视角中成为必然的叙述对象，使得大众文学第一次在当代文学史的叙事中占有角色。越是切近的历史，叙事主体的话语权力受到的约束就越少，但著者以史家的从容与平和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方面有意识地将历史放得更远一些，无论“大众文学”，还是更近的“７０年代后” 作家，毕竟都处在进行时中。　　这部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开放而宽容的叙述风格，精致而凝练地开掘出关于当代文学发展有效解释的多种可能。在叙事意识、叙事策略和叙事模式等方面做出开创性的探索。其实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命名中，就已经潜藏着在解释中叙事的意图，而没有结语的叙述也正融入了仍在继续的历史当中。
　　资料２：
　　孟繁华获奖情况简介　　１．《民粹主义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获《文艺争鸣》第二届“文艺争鸣”奖，评委评语：本文论题具有重大意义，持之有据，言之有理，见解透彻，在细致的历史描述中，体现了对当下文化状况的深切关注，是一篇值得认真阅读和思考的好文章。（１９９７）　　２．《１９７８：激情岁月》：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１９９８）　　３．《国家意志与主流文化资源》：获《广州文艺》“朝花文学奖――优秀评论奖”。（１９９９）　　４．《卧龙岗上散淡人》：获河南省优秀图书二等奖。（２０００）　　５．《政治文化与中国当代文艺学》：获中外文论学会“新时期２０年优秀文学理论论文奖”。（２００１年）　　６．《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获北京市“文艺评论奖”二等奖。（２００１）　　７．《大众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建构》：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２００１）　　８．《中国２０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２００３年）；　　９．《重新发现的历史》：获北京文联优秀成果一等奖。（２００５）　　１０．《重新发现的历史》：获中国文联理论评论二等奖。（２００５年）　　１１．《历史主义与史传传统终结之后》，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２００６年）
原载：《西湖》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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