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社会转型在经济上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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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惊险一跃
——推荐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
余治国、叶楚华
    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来说,产业升级与城镇化是两大主导性政策。只有在殖民地经济中,产业升级才会伤害到某些群体的利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主权国家中,产业升级显然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所有国人都能从中受益。但是,与产业升级相比,城镇化涉及的范围要宽得多,各种利益群体受到的影响也要复杂得多,其难度自然要高得多。简而言之,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惊险一跃。  如果将来产业升级的过程较为缓慢甚至逆转,目前大量的血汗工厂或者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像现在一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这意味着进城农民的务工收入不会得到多大的提高。我们在新著《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中国经济出版社)中指出:除了少数城郊农民与沿海地区的农民,目前大多数户籍为农业人口的农民家庭收入可以分成两块。其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微薄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由农民家庭的老弱病残赚取的;其二是进城打工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由农民家庭的青壮年赚取的。这两部分收入之间的比例大约是四六开。  此外,留守农村的老弱病残不仅可以赚取一定的经济回报,还能为整个家庭提供稻谷以及肉禽蛋奶的粮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支出。在这个基础之上,打工收入几乎就成了家庭的净收入,大量进城买房的农民家庭恰恰是依靠这部分收入来支持当地的房地产业。正是这种二元化的收入结构,才是今日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中国社会能够保持系统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安全阀。简单地讲,即使进城打工的户口本农民从企业下岗也不存在饿肚子的风险,仍然可以通过农业收入来保证整个家庭保持饱暖不愁的水平。  很多学者以为,只要将进城打工的农民家庭安置上楼,巨大的土地收益就可以保证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也因此而失去土地的家庭过上更为舒适的生活。甚至曾有国内极为知名的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提出,深圳应该划出一块土地,让农民自搭自建,发展出全国第一个贫民区,农民因此可以在这里家庭团聚,落地生根,从而体现出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怀。  种种这样的观点与建议完全是脱离现实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土地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财富创造的载体(参见《谁绑架了房地产:中国经济濒临衰退的前因后果》一书)。我们所看到的城郊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农民家庭因征地补偿而暴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土地本身创造了财富,而是因为土地制度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讲,是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业用地的结果,这些所谓的农民所得到的收益其实是分享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经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收益。  包括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在内,全国农用地大约有2亿多亩。如果这些用地统统转化为工商业用地,显然是不可能也是不可行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土地只能一直保持为农业用地的状态。因此,只可能是极少数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巨大的征地补偿收益转化为不劳而获的土地食利群体,早已脱离了农民阶层的范畴。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来描述这一群体的特点,那绝不会是农民这个字眼,我们认为,“地主”、“包租公”或“包租婆”等词语倒更为形象。  如果强行让上亿的老弱病残安置进城,又要给予高额的土地征收补偿以保证其能过上城郊与沿海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准,这几乎是不可能是的。唯一的勉强方法只能是大肆扩张信用,其结果只能是大规模通胀的到来,甚至是恶性通胀。显然这也是不可能与不可行的。  如果中国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化与土地兼并的过程的话,那么国家的前途将极为坎坷和叵测。以现在中国经济与工业的现状,近3亿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并未在城市立足,他们极为缺乏稳定的就业。一旦农民家庭的老弱病残也脱离农业生产,这些家庭的收入将失去农业收入的保障,其生活成本也将大幅提高。仅仅依靠微薄的打工收入,他们将难以在城镇中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许会有少数进城者可以在这种不良的城镇化过程中暴富,但从整体来看,他们中的大多数必将堕入生活贫困的深渊,中国的城市贫民区不再会是一种担忧而会变成事实。  此外,原先存在的二元化收入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稳定安全阀已不存在。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完全依赖于城市工商业的进城农民家庭将受到严重的冲击。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将有效的社会保障全面覆盖到全民,到那时,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恶果。  即便产业升级顺利进行,城镇化的道路也会充满艰险。众所周知,产业升级进行得越为顺利,劳动密集型产业便会越为萎缩,进城农民的工作岗位将随之减少,最终问题将更为严重。这样的情况在拉美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先例。拉美国家的土地高度集中。约1.3%的大地主占有耕地面积71.6%,这些土地较为肥沃,而95%以上的小农则只有小块的贫瘠土地。与此同时,与我们一些学者臆想的不同。拉美国家大地主的大庄园的生产效率极低。据统计,年,东亚与北美国家自耕农式的家庭农场的粮食产量增长了150%,年均增长7.5%,而拉美国家大庄园的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0%,年均增长3%不到。  在这一土地制度下,拉美国家尽管采取过各种政策试图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但无论是出口替代的产业升级战略还是自由贸易的低水平扩张战略,都因工作岗位过少或工资过低造成城市高失业率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形成了大面积的令人谈虎色变的贫民区(一些国家的警察要进入这些贫民区,居然要动用坦克与装甲车,可想其中贫民是过着怎样一种地狱般的生活)。最终导致这些国家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社会长期动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  由此可见,城镇化必须要结合产业升级与社会保障体系全面覆盖的过程循序渐进,决不可以通过一纸行政命令来强行施行。同时,我们不能走大农场、大庄园的道路,让中国农村的土地再次走上私人所有的集中与兼并道路,无论中外的历史都证明这是走不通的。正如2012年12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的,与城镇化关系最为紧密的是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建设,因此要加大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出台各种农业补贴和列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总而言之,城镇化的方向虽然十分正确,但其过程将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责任编辑:宝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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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尤其需要以加快转型来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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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取调整期转型先机
  未来尤其需要以加快转型来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未来
  2012年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过去一年,实现了&十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下一步,成功的经济转型将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创造条件,未来尤其需要以加快转型来赢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间和未来。
  经济步入新一轮调整期
  走向2012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减弱,以及我国经济周期性回调和潜在矛盾显性化,从内外两个方面增大了我国经济调整压力。
  从趋势上看,我国经济正步入新一轮调整期,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经济增速趋于放缓。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从国际看,外需收缩对我国仍有较大影响;从国内看,投资增速可能有所放缓。生产受制造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大、土地电力供需矛盾和节能减排约束加剧等因素制约,存在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目前,价格回稳的基础还不稳固,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农业生产基础仍然薄弱,抵御农产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原油等大宗商品仍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不排除出现大幅震荡的可能;美欧在主权债务危机加剧的情况下,为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再次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劳动力成本上涨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成本推动仍将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结构调整任务更加艰巨。从需求结构看,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明显高于最终消费;从产业结构看,三季度第三产业比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从收入结构看,前三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8%,明显低于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4%的增幅;从节能减排看,一些&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尚不健全,要完成全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5%的目标,任务仍十分艰巨。
  加快转型的政策路径
  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追求过高的速度,必然要大规模地增加资源和要素投入,从而使得提高消费率、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等结构调整目标难以实现。要以牺牲一些速度为代价,来减缓通胀压力,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其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要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中等收入消费群体;较大幅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增强居民消费意愿;鼓励以&住行&为主导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职业培训等新兴服务消费和网络消费等新型消费业态,完善市场流通体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适应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着力调整投资结构。
  其二,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重点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制造业附加值,加快发展金融保险、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和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适应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加快培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其三,培育创新驱动机制。随着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减弱,迫切要求培育和确立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为此,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储备,大幅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托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采取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高档数控装置、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软件、整车设计开发流程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优势品牌的大企业,鼓励支持企业发展跨国经营,建立全球生产运营体系;组织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促进人才向企业流动,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其四,大力推动绿色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更趋强化,迫切要求把资源环境压力释放的过程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过程,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此,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扩大并网风电和光伏发电规模,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源,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作者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关注中国经济趋势变化
  在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过程中,应当注意加强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坚持依靠改革推进,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为长远发展留下空间和余地
  文/尹中卿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怎样认识这些趋势性变化?2012年宏观政策如何调控和引导这些发展态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GDP增速短期回调长期回升
  这一轮增速回调,既是对上一轮高速增长的调整,又是下一轮高速增长的前奏。在两轮高速增长之间回调的深度和时间,内在因素取决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外在因素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状况的制约和影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更是进入新一轮持续高速增长通道。从2002年到2007年,年均增速达到10%以上。十分巧合的是,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几乎同时发生,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逐季下滑,增长率从13.8%,剧烈滑落到2009年一季度的6.6%(初步核算数据为6.1%)。
  什么原因导致?2009年4月在一次论坛上笔者提出是&内生因素为主,多种因素叠加&,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只是外部诱因,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
  在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刺激政策下,M2增长了30%以上,投资率增长了30%以上。仅仅用了4个季度时间,就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的态势。到2010年一季度,GDP增长率又重回11.9%的高度,在全球萧萧寒风之中率先实现了&V&型复苏,经济又趋向过热。一年多来,我国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过热的趋势压住了,把经济稳住了。
  我国经济在跨上11.9%的短期高点之后又一路回调。2010年二季度10.3%、三季度9.6%、四季度9.8%,2011年一季度9.7%、二季度9.5%、三季度9.1%,不少机构预测四季度9%左右,刚好又连续回调了7个季度。
  笔者认为,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但不存在硬着陆问题,也不可能出现&二次探底&和滞胀问题。从2010年开始至今,我国经济增长由依靠政策刺激开始向恢复市场力量和经济内生性增长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多数机构预测2012年GDP增速仍然保持在9%左右,即使再回落也不会降低到8%以下,既不会发生从过热急剧转变为过冷的&硬着陆&,也不会出现下降到2009年一季度6.1%以下的第二次探底,更不会发生滞胀。
  笔者也不赞成使用所谓&增长潜力下降&来否定今后仍有可能的新一轮高速增长。有人认为,我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将从原来的10%左右下调到8%左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个台阶。还有人提出,年如能达到8%的增长即算常态,年如能达到6%的增长也可算常态,越往后越会逐步降低。这些意见有点牵强附会。
  潜在增长率通常是指各种资源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水平,主要取决于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有很大关系,并不存在由高到低的直线变化。在&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仍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区域互补性强回旋余地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旺盛,长期紧缺的资金已经变得比较宽裕,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技术进步、科技和管理创新能力增强。
  毫无疑问,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肯定可以抵消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约束和成本上升所丧失的传统优势,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不仅不会直线降低,甚至还会有所提高。可以相信,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动力依然强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度过短期增速回调之后,到2012年下半年或者2013年,我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新一轮CPI上扬从2010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开始明显加速。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有4个月涨幅在5%以下,4个月超过5%,4个月超过6%,12个月平均涨幅接近5.5%,2011年前三季度同比上涨5.7%。这一轮CPI上扬虽然没有超过年期间的6%,但社会反映更为强烈,主要是因为物价与房价同时上涨。
  实际上,这一轮通货膨胀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尽管目前物价上涨也已经见顶,2012年的物价水平将会回落,但中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不能低估,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
  2012年,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
  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近几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取得一些进展,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近几年,一些地方和部门为投资而投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地铁、网络建设出现新的&大跃进&,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加剧了投资领域不均衡、投资质量和效益不高等问题,导致产能过剩和信贷扩张,产生了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
  投资拉动型需求结构必然影响产业结构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经济发展从工业化起步,更多依靠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拉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产业结构调整虽有成效但进展缓慢。一、二、三产业比例,从2000年的l5.1:45.9:39,转变为2010年的10.1:46.8:43.1,但还存在产业结构偏重、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的问题。
  2011年以来,重工业增长依然快于轻工业,高耗能行业增速加快,前三季度重工业增速高于轻工业1.5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前8个月同比增长12.7%,其中钢材、氧化铝、水泥、铁合金产量分别增长13%、18.9%、19.2%和21.9%。很多地区出现油荒、电荒,突出反映了我国经济结构矛盾、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依然严重。
  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目前的经济结构很难延续。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基础上,能源消耗偏高,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新的一年,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一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二是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三是着力加强节能减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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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十三五”:未来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率将提升
——五中全会系列解读(十)
06:56:02来源:海外网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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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10月29日闭幕,国际媒体对本次五中全会进行了充分报道,同时对会议出台的 “十三五”规划、经济增长和民生等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做客演播室,就外媒聚焦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进行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目标、动力和发展模式等问题无疑是五中全会以来外媒最为热议的焦点。彭博社称,中国首次迎来自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低于7%的时代,中国经济明显下行,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在进一步失去动能。对此,辛鸣教授回应说,中国经济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不要把目标盯在一个个数字上。而且客观来说,中国经济以往一直保持的高增速,其实并不是一种常态行为也并不一定是真正,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刻意持续这样的高增速。辛鸣指出,外媒要弄明白一个客观事实,当前世界经济同样下行趋势明显,这是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基本态势。且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失速,从整体上看,各项指标仍在合理区间。我们需要做得是思考如何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让中国有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此次十三五规划更加重视发展的平衡型、包容性、可持续性,就是要解决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可以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惠及人民群众。”辛鸣说。与之表态类似,《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十三五规划不再像过去执着于具体增幅,反而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实效和人民生活质量,更加注意可持续性。这是中央应对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转变。经济议题之外,民生政策的变化调整也吸引了外媒的关注。《大公报》29日文章分析,民生方面无疑是五中全会的重点。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引起外媒热评并第一时间登上了各大外媒头条。外媒肯定了放开二胎的政策,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告终结了实行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此,辛鸣表示,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生育观念紧密联系的。十三五规划有关放开二孩的政策,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新的政策,实际是对原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微调,是遵循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确定的。对一些国际主流媒体报道称“中国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是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种声音,辛鸣言谈中露出了自信,他说,“看了十三五规划后,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定会提升”。十三五规划做出了开放发展的战略安排,这意味着中国不仅通过开放发展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同时还将通过开放发展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中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一带一路’构想”,辛鸣表示。而美国《华尔街日报》也发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将中国自身经济同亚欧多国经济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增加与世界的接轨。电视台报道称,短短30多年间,中国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为给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3的大国,这对世界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在访谈的最后,辛鸣笑着对主持人说,外媒如此聚焦和关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充分说明了本此会议就是“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事”,相信中国会在未来五年时间中脚踏实地,步入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文/宋胜男)海外网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海外网评·五中全会系列解读】
责编:栾雨石
关键词:贡献率,中国经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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