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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湖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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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德清县和新市县分别成立商务分会；次年2月，湖州成立商务会，民国元年（1912）改为吴兴县商务分会。此后，各县和有关镇亦相继成立这一组织。5年，按照&商会法&，各县、镇商务分会改为县、镇商会。并相继在同行的商店、行栈成立同业公会，订立章则，含会员守则、权限、人选、权利义务等内容，属当地商会领导。26年日军入侵后，有的商会沦为日伪维持会。抗战胜利后，重组县、镇商会。吴兴县商会于35年5月14日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设理、监事会及诸职能科，是年有各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60余个。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各县亦相整顿，改选县商会。县、镇商会在通报商情，调解商业纠纷、评议市场物价、组织商品运销、指导业务、筹办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进行活动。在抗战期间，游击区的商会，反对走私，抵制日货，组织供应食盐、粮食、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品。35年，吴兴县商会因所得税额太高，手续繁复，召集会议联名分电省直接税局、全国商联会，要求减低税额，简化手续，以恤商艰。37年，孝丰县商会为建造孝丰东门大桥，运动会员捐助稻谷900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各县、镇商会停止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接管旧商会。1950年3月，湖州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筹备委员31人，设接管委员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财务委员会、调查研究委员会、调解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5月，随着湖州市与吴兴县合并，菱湖、南浔、双林等11个区、镇设立工商联筹备会及办事处，同时整理旧同业公会。1951年5月，吴兴县、湖州市工商联重新分设，先后组织同业公会筹备会213个、同业小组18个，共有会员4033户。期间，孝丰县和安吉县的梅溪、晓墅、递铺3镇和城郊区，长兴县的雉城、泗安两镇等，分别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随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州市于号召开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选出委员51人；吴兴县于日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德清、武康、长兴、安吉、孝丰各县均于1957年分别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各设执行委员会和正副主任委员。1958年，湖州市、吴兴县工商联合并办公；武、德两县和安、孝两县工商业联合会分别合并。吴兴县工商业联合会于日举行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委43人；长兴、安吉、德清均于是年或次年举行会议，进行换届选举。&文化大革命&开始，工商业联合会被迫停止活动。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湖州市工商联逐步恢复组织活动。日，湖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出&关于恢复湖州市工商联设置的通知&（湖政【1982】89号），并为市工商联重新配置干部和办公用房，开展正常会务工作，南浔、菱湖、双林三镇也恢复了活动，成立工商联小组。日举行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执委41人。撤地建市后，日举行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29人，选举产生执委48人。是年4-5月，德清、长兴也分别召开工商业联合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 60年代初期，各县成立县小商小贩联合会。联合会设有正副主任和委员，并立有章程。1966年联合会撤销。
建国初期，发动私营工商业者恢复生产和经营，帮助工商业户正确处理劳资关系；采取零存整缴和集体缴税入库，建立统一发货票，统一帐册，展开业与之间反欠税活动，协助国家完成税收任务，1951年，对工商业者进行工商登记，重估财产和调整资本等工作；组织工商业者投入抗美援朝运动，捐献飞机大炮，认购胜利公债。1952年前后，组织工商业者参加&五反&学习，动员工商业者坦白、揭发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等不法行为。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推动工商业者参加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配合做好财产清估、清理债权债务等项工作，并贯彻&赎买政策&，推荐安排私方人员担任各级领导职务；还注意发挥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和经营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吴兴县，湖州市工商业者于1959年提出&双献&（献计献策）项目6930条。50-60年代，各地工商业联合会还支持公益事业：孝丰县工商业者于 50年代中期，先后捐助经费兴办广播事业、电灯厂、报福水电站和教育事业；安吉工商业者捐助经费兴办水利建设，组织会员参加农村抢收、抢种、积肥、抗旱和兴修水利等义务劳动；吴兴县（湖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于年筹集资金3.7万余元，先后举办湖州市苕溪初级中学、南浔民办初级中学、菱湖职工子弟学校和双林民办初级中学。
吴兴县（湖州市）工商业联合会于1979年恢复组织活动以来，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补发以前未领定息4.9万余元，发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物资折合人民币51663元、冻结存款（9户）50756元和被扣工资（11人）10320元。对湖州市1451名原工商业者区别出小商、小贩、小业主990人。编写《丁莲芳千张包子店店史》、《湖州丝绸实业家&&纽介臣传略》、《达昌绸厂厂史》、《慕韩斋店史》、《沈子搓同志传》、《诸老大粽子店店史》及《湖州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史料》。1981年，由工商业联合会出资，与民主党派在湖州联合举办苕溪业余学校。
1983年后，开展经济咨询和专业培训，举办珠算、商业会计、厂长、经理、乡镇企业仓储人员、企业审计人员培训班及社会调查，提出书面建议62条，被采纳51条。协助新华绸厂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协助月河街道创办新湖粽子食品厂；协助南浔磁性材料厂为出口产品提供工艺技术咨询，参加省组织赴云南保山地区咨询服务。成立南浔皮革机械咨询服务部，自行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过式净面机。创办经济咨询服务公司，扶持和发展乡镇企业，沟通供销渠道，推动商业经济发展，至1988年底，公司实现利税100万元，被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命名为1988年度&文明企业&。开展海外联谊活动，加强和港、澳、台和侨居国外的湖州籍工商届人士的联系，几年来工接待来访40多人次。1987年2月，湖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钮守章赴香港探亲访友期间，为筹建湖州同乡会进行联络，香港湖州同乡会同年6月正式成立。至1990年，发展工商联新会员224户，其中国营企业81户、集体企业117户、乡镇企业21户、个体企业2户、三资企业1户、租赁企业2户。
湖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湖州市总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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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地方商团实力的象征――
& A12：A12－南太湖文史 & 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
　　仿建湖州会馆&&&&会馆是寓外商人联谊活动的固定场所，是展示自己实力的一个有效平台。清末民初，随着旅外商人的大量涌现，为了内部互助互济和对外竞争排难，各地商团纷纷在旅居地买地造馆，建起了以乡土为纽带的同乡会馆，有的富丽堂皇，有的清秀妩媚，有的朴实无华，无不在建筑风格上凸显出自己的地域特色和独特魅力。湖州移民在外虽经较长时间的磨合后逐步走向融合，但对故土的缅怀而形成的同乡凝聚力却一直延续下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湖州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自然不甘落后，以府域为纽带组建商帮，逐渐成为商界一支劲旅，充分具备了建造同乡会馆的能力和条件，于是毅然揭起会馆旗帜，在上海，在北京，在杭州，先后建起了气势巍峨、厚重大气的湖州会馆。H陈云琴上海湖州会馆&&&&湖州商人大都得益于本土丰富的湖丝资源而起家。1906年，湖州丝商周庆云、沈联芳、王一亭、杨信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湖州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同乡会之一。同时，杨信之等即有发起捐建湖州会馆之议，并集资购得良田十余亩，但在先建会馆还是先建学校的问题上，因朱五楼、王一亭等人建议拟先兴办湖州旅沪公学，遂致建会馆一事搁置了数年，直至1910年才又提上议事日程。那年8月21日，湖州旅沪同乡会假丝蚕公所开同乡大会，当场为建湖州会馆筹得银两一万余元，公举杨信之为总董，顾敬斋、朱五楼为银钱董，谢子楠、王一亭为经济董，孙冠臣为工程董，凌铭之、王亦梅为会计董。经通力合作集资筹措，又得旅居各省同乡汇款接济，终得于9月破土动工，历经一年，至1911年8月落成，所有地价造筑合银4.2万余两。&&&&落成典礼尚未举行，适值武昌起义，陈英士率领革命党人在上海积极响应，起义军队无处驻留，暂时借驻湖州会馆。后军阀混战，军队进进出出，几无宁日。直至1912年9月，军队才全部撤走，会馆收回自主，落成典礼延至日才得以举行，到者500余人，公推沈联芳为临时主席。&&&&湖州会馆既是一个集资公建的建筑群体，又是一个公约性的社会群团组织。&&&&作为建筑群体，会馆坐落于今上海市闸北区近会文路、中兴路口位置，其布局与设置融合湖州商人的智慧，体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整个建筑占地约20亩，风格为飞檐高翘、曲径通幽的典型江南老式宅院，由牌楼、养疴院、殡舍、关帝厅、花园等组成，各厅之间则分布着几个小花园，景致很独特。整个建筑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完善逐渐完工的，嗣后还不断进行维修保护。&&&&作为群团组织，会馆则是湖州同乡集议、祭祀、办善之所，为同乡之间推行社会救济、切磋经营之道、交流商业信息、进行合作经营、调解各类纠纷提供了空间，有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组织形式及办事制度，设有总董和值年负责管理会务。&&&&会馆时常组织同乡集会，尤其每逢年节，必遵循家乡习俗，聚乡人，联旧谊，举行聚餐团拜活动，同时祭拜神灵、供奉祖先。每次集会，会馆董事会都事先在各大报刊登载消息，以告知同乡。如日《申报》刊登《旅沪湖州会馆同乡会团拜乡饮酒》启事：“新正团拜乡饮酒，循旧例也，联乡谊也。本届仍定下月初六日十二点钟在华界海界桥本会馆左海堂行礼。凡我同乡旅沪者日众，务希届时父子、伯叔、兄弟、子侄联袂偕来，每位分金小洋四角。人数愈多，团体愈盛，万勿吝玉，至深企盼。&”&&&&一个会馆，也是一个贸易中心。开展商务活动，是湖州会馆的经常性工作，如组织商品交易大会、制订货物价格、为各地湖州商人提供住宿存货便利、仲裁同业间纠纷、周济贫困同乡等等。当年湖州会馆的职能，犹如今日官方所设的“办事处”，为同乡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会馆建殡舍、设义冢，为同乡开展赊材、寄柩、运柩回籍等活动，历次募集的巨额资金几乎全都用于举办与殡葬有关的事业。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不合时宜的事业有着深层的文化原因。中国传统的血缘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表现为叶落归根、入土为安的归葬意识，移民视外出谋生客死他乡为大不幸。死后归葬故里，是同乡最重要最一致的文化认同，而建殡舍、设义冢需要大量资金，运柩手续也十分复杂，非集合众财众力难以成事。正是这些实际困难，催生了同乡组织的殡葬事务。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同乡旅居者需求，会馆不断扩建丙舍，增购土地，经费大多来自会馆董事的捐赠，其中湖州旅沪商人杨信之、朱五楼、钟飞滨、王亦梅等都为之不遗余力。&&&&会馆致力维护同乡利益、帮助同乡解困，对外凡关涉乡人桑梓利权的事项，无不据理力争，竭力维护，为谋求如何保护同乡、发展同乡事业做出了种种努力。所有举办的这些事业，在华洋杂处、急速变化的移民社会中起到了凝聚同乡、稳定社会、安定民生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些举措，使寓居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会馆由此也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会馆一般以社会宗教为基础，很少涉及政治活动，湖州会馆建立之初的目的也只是供旅沪同乡聚会议事、养病及停柩的场所。可后来发生的一件大事把它推到了革命历史的舞台之上，让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重要“根据地”，而具有了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湖州会馆区别于其他会馆的独特之处，也是当时湖商初建时所没有想到的。&&&&湖州会馆地处闸北，屡遭战乱之燹。江浙战争爆发，会馆先后被北军、浙军占用，养疴院成为军队押囚之所。&1927年2月下旬，军阀部队直鲁联军第8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接防上海，不久被委任为淞沪防守司令，一批士兵强行驻扎在湖州会馆。3月21日中午，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委会领导下，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马上转为武装起义――即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湖州会馆内的直鲁联军基地是重点进攻目标之一。起义工人血战30个小时取得胜利，于次日晚占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解放了自己的城市，并组成市民政府。&3月23日，武装工人纠察队攻克湖州会馆后，上海总工会即以会馆作为会址，并于24日正式公开办公。会馆成了当时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指挥机关，大门横悬红布白字“上海总工会”巨幅，四面厅和花厅是总工会负责人的办公处，其机关报《平民日报》编辑部也迁到这里。同日的《申报》报道：“湖州会馆地甚大，该会自迁入后布置焕然一新。会馆门口横悬红布白字‘上海总工会’巨幅，武装纠察队十余人站立门首。”3月25日，上海总工会在会馆花厅楼下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由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报告起义经过，27日又在会馆举行上海市工人代表大会，28日上海总工会组成新的常务委员会。嗣后，周恩来等也曾在此召集或参加会议。&&&&湖州会馆成为上海总工会会址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万余工人在会馆内保护总工会。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日军猛攻中国军队阵地，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湖州会馆适当其冲，迭遭炮火轰击，四厅及殡舍20余间毁于炮火，砖瓦石片满院，积高二三尺。会馆曾组织抢运寄柩，但虽出重赏，无人敢应。后蒙闸北慈善团借用汽车，插上红十字会旗帜，派工作人员冒死抢运，从枪林弹雨中运出680具棺柩，分批运至湖州。&&&&经历1932年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八?一三炮火，湖州会馆绝大部分房屋被毁。战后，苏北难民来此搭建棚屋栖身。建国后，将殡舍及楼房修缮后改作居民住房，并在四厅的废墟上新建铁路职工工房。几经战火，湖州会馆虽旧貌不在，但基址犹存。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设立的上海总工会，在党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1960年已列为纪念地。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布，将会馆遗址所在地列为上海市市级革命纪念地。1996年宝山路街道在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在中兴路828弄弄口模仿历史记载的湖州会馆外貌建造修复，成为宝山街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题词“宝山识宝”。&&&&1998年，由滕文骥执导的电视剧《湖州会馆》在湖州和上海拍摄，反映我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大背景，也让当代湖州人略知了旅沪经商的先辈在旧时上海的同乡组织概况。&2008年，在旧址上建起“上海总工会旧址―湖州会馆”纪念地标志，整体由纪念碑及浮雕墙两部分构成，再现了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举行成立典礼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场景，标志着上海较早、较为成功地反映革命史迹的城市景观的诞生。北京和杭州的湖州会馆&&&&湖州商人成群结队，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商人队伍，足迹遍及全国大多城市。除了上海这个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湖州会馆，在当时的北京和杭州均建有湖州会馆。&&&&北京的湖州会馆位于城南，门楼颇为气派，前后三进，约有七八十间房子，多为客居京城的湖州商人租住。从湖州出去的学者钱玄同在经学上的正式老师，除章太炎外，还有一位便是湖州同乡崔适。崔适在钱玄同向蔡元培竭力推荐后去北大做讲师，但因其一口南方口音不得已下讲台，改为给预科生批作业，最后贫病而死在北京的湖州会馆，死在同乡温暖的怀抱里。另一位湖州老乡――红色特工钱壮飞，当年进北京也是先住进湖州会馆，在族亲钱玄同帮助下考进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的。&&&&杭州的湖州会馆建于民国初年，属中式宅院，位于现在的小营巷酱园弄12号。这是一处藏身于马市街的旧院落。院外熙熙攘攘，院内小径通向古朴的二层小楼虽有些萧条，但当年的典雅依然可见。这便是当年的湖州同乡会馆。当年凡旅杭湖州同乡，无论生或者死都把这里作为了暂时的栖息地。&&&&辛亥革命前后，鲁迅、许寿裳等一度迁居于湖州会馆。&1909年，鲁迅任教职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如今的杭州高级中学）因为新旧文化之争，爆发“木瓜之役”，鲁迅和住校的十几位老师一起，带着行李书籍，离开学堂搬到湖州会馆居住了一段时间，并在会馆留有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如今依然挂在湖州会馆内。&&&&2000年，西湖大道修建，杭州南宋钱币博物馆在移址重建过程中被暂移湖州会馆过渡，一过渡就是13年。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湖州会馆因长期缺乏保养维护，建筑一度破旧不堪，幸如今有杭州市文保所派出抢修队，使前后屋檐和水电设施得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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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浔商伦理的历史价值及其现实转化
来源：施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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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末同治、光绪时期至民国初年，浙江南浔出现了数百家因经营蚕丝而发家的富商阶层，形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人们称之为“浔商”。浔商的迅速崛起，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商业经营实践中，浔商形成了其独特的商业伦理道德体系，即浔商伦理。“道德形成、发展及其作用，既是经济活动的道德及其价值论证的理论体系构建，又是经济行为规范与行为方式之构架”。浔商之所以能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业集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长期坚持的商业伦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近代浔商伦理产生的社会基础 　　（一）道德母体：淳朴的民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南浔地处浙江内陆，在整个近代都没有成为通商口岸，民风相对淳朴闭塞。同时，南浔揽太湖苕溪之水，境内河流湖泊众多，港湾交错，是著名的水乡。“水乡民性温和，文雅华丽，为江南之冠”。明清以来，生丝贸易的发达，使南浔成为一个非常富裕的小镇，人们过着“衣则绸缎，食则鱼虾，行以舟揖”的精致生活。加之湖州自唐代起就文教昌盛、人才辈出。明清时期，浙北与苏南地区一起，执全国文化教育之牛耳。浔商所处的南浔是湖州的重要城镇，素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之美誉。明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明代南浔镇的董氏，自董份考中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三世四进士”传为佳话。浔商生长于斯，大多“少好读书”“幼而家贫，弃儒学贾”。 　　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长期领先于其它地区的古镇上走向大上海的浔商，由于长期受到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及地域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已内化为他们思维和行动的原动力，成为他们创业兴资的内驱力，由此所形成的文化人格对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起到了规范与引导作用。同时，在经营实践中浔商也大都身体力行自觉地遵循传统的伦理规范，并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资源和营养精华主动构建自己的商业道德规范以维系商业秩序。可见，淳朴的民风和底蕴深厚的湖州地域文化直接作为道德母体滋养培育了浔商伦理。 　　（二）社会基础：“贾而好儒”风气的演变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古代商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但是“明清的儒家和商人都已重新估量了商人阶层的社会价值”，加之太平军进占南浔期间“世家大族转瞬而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于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使清政府不得不在战后南浔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上依赖过去一向被轻视但财力雄厚的商人。长期主导近代南浔经济、政治生活使浔商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鼓舞着越来越多的士人加入行商的行列。 　　虽说读书做官与经商求利都可以显亲扬名，但浔商中的许多人在内心仍深藏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第一代浔商起家致富后，常常不希望后代继承祖业，而是教育子女读书习儒，求取功名，以光宗耀祖。正如张静江故居“尊德堂”的抱柱联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刘镛虽身在商海，富甲一方，但他希望子孙能科举及第，成为名士显贵，所以他督子课读甚严，其子刘锦藻终成进士，并因撰《续皇朝文献通考》御览而赏内阁侍读学士衔。在家庭及社会的引导下，后代浔商群体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从政界名流到文人墨客不胜枚举。 　　儒家的道德规范对商人的实际行为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诚、信、义”等伦理规范被浔商改造成商业实践中的做人准则和行为规范，而“智、仁、勇”作为理想道德人格的综合素质则被其转变为仁义经商前提下所具有的通权应变、有胆有识、酌盈济虚的经营技巧和胆识魄力。“贾而好儒”在很大程度上将儒家道德渗透于商业经营活动，为浔商伦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内在根源：商业实践的客观需要 　　商人追求盈利是天性使然，但是商业活动的效果必须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凡是能得到社会主体认可和支持的，才能享有良好的声誉，买卖才能做的好，这就决定了商业活动要符合人们的道德评价，因而浔商在经商活动中严守诚信的商业道德，讲究热情的经营态度，追求优秀的商品质量，保持正直的为人品格。刘镛初入丝业时和邢赓星合资开办丝行，但业务主要由他料理，邢死后，他一如既往料理丝行业务，而让邢的子孙坐享分成，最后又公正无私地和邢家分割资产。陈家的创业者陈熙元，在上海开设裕昌丝栈之初，就始终恪守“俾尔昌大”的家训，以诚信为本，“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依之如长城”。“八牛”之一的梅家注册的“绣麟”、“梅月”等一系列品牌丝经，由于重视信誉、严求质量，在1909年清政府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一举获得2项头等商勋、6项超等奖，为全省、全国之冠。 　　信用是企业生存之本，要占领更多市场，扩大商号声誉，信用是推动力；要长期顺利出售商品并有固定的客户与回头客不仅在于成本质量，更要靠信用；酌盈济虚的资金运转也要借助信用来调节。这些由外部压力而激发的内部动力机制，成为浔商伦理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根源。 　　二、近代浔商伦理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规范 　　（一）诚信为本，以义制利 　　浔商历来讲求以质取信，他们深知要想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求得长足发展，就必须严格保证产品质量以赢得信赖。“八牛”之一的周昌炽对生丝工艺进行改良，创制出可和机械缫丝媲美的“辑里干经”，风行于国际生丝市场，获利甚丰。蔡声白认为：“我织绸厂苟日以同等织物问世，则顾客自必感枯燥而望望然去矣，织物品质之不绝改进实为吸引顾客之最重要因素”[6](P36)，他在担任上海美亚绸厂总经理期间，特设训练所、稽查所、织物试验所狠抓产品质量和工艺，结果声名大振，日进斗金。“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浔商的迅速崛起，不仅在于产品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其积极践行“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商业伦理。刘镛曾告诫其子刘锦藻，如果图一时之利而使产品声誉受损，最终将得不偿失：“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怒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悔之由”。刘镛的经商之道对刘锦藻影响很大，由于在经营活动中为人仁厚、讲求信誉，刘锦藻在江、浙、沪的工商界声望极高。金家的创业者金桐，开设的协隆丝栈以恪守信誉著称，深得外商信任，很快便名噪沪上。 　　对经济主体而言，获取正当的商业利润是必然的，但是获取利润的过程必须合理正当，亦即以讲究商业信用为前提。正因为浔商在商业活动中主动践行“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信用伦理，以诚待人，力戒欺诈，不断提高商品的质量，因而在商界信誉日盛、生意日隆，很快获得成功。 　　（二）为富者仁，博施济众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浔商从外在行为到内心世界多以儒家伦理道德律己，在致富后纷纷赈灾济贫，修路铺桥，捐资助学。刘镛“凡义塾书院育婴诸义举者，皆输巨币以倡”。1863年，严州（今浙江建德）遇灾，在当地料理盐务的刘镛将所带资金全部用于赈济灾民。1869年，刘镛邀集南浔乡绅捐资成立了南浔首家育婴堂，收养无主孤儿。金家自创业者金桐开始，“乡里善举，锐身坚行。凡桥梁道路有不便于人者，无不修。年岁饥疫有活人之事，无不为”“出资常以数万计”，所以时人称赞他“力能致富，而又善于处富”。张家在徽州、常熟等地购置的“义田”3000多亩，所收全部用于赈灾济贫。周家在嘉兴新塍办育婴堂，在温州平阳修建义冢，在杭州西湖修路筑亭，各种善举莫不勇为。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浔商又义无反顾地把钱财捐献于救国救民大业中。张静江追随孙中山后，倾囊相助资助革命活动，被孙中山先生誉为“民国奇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庞青城等人加入同盟会后，多次捐巨款资助革命，甚至为筹集经费而卖掉在上海的多处地产。王一亭为支持陈英士策划上海光复，捐款40万银元作为经费。 　　浔商“为富者仁，博施济众”的伦理观及其实践，不同程度地含有宣传扬名的成份，含有以此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扩大他们社会影响的考虑。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义举也提高了浔商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们的经济活动。 　　（三）内聚同构，朋合联营 　　“任何商帮集团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都要通过组建同乡同业团体来拓展商业活动空间，维护商帮集团的整体利益”。1860年，陈竹坪等为“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报浙江丝绸捐局沪局总办、湖籍官员赵炳麟批准，成立了上海丝业会馆。1872年，黄佐卿、杨信之等在上海创立圣寿庵，通过宗教朝觐活动，集合同乡，敦睦乡谊。其后，湖州旅沪同乡会，湖社等又相继成立。在沪新旧同乡团体的纷纷建立为浔商在大上海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组织保证，有利于扩展其丝绸贸易的空间，维护其在上海丝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地缘类同最早促发了业缘上的合作，业缘合作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导向了亲缘关联”。道光二十六年春，刘镛与邢赓星合伙开丝行。邢氏发生变故后，刘镛的善于经营和诚实守信，最终促成了刘氏与邢氏的第一次姻亲。到19世纪60年代，“四象、八牛”中两个世代之间的亲缘联结就有11宗。最为显著的是张颂贤的“张恒泰”催生了张、李、周、庞四大家族的朋合联营：外甥李联仙任总账房，姻亲周庆云则总掌各地盐公堂，姻亲庞云缯也借助张氏之利，开设了与“张恒泰”齐名的“庞怡泰”酱园。姻亲作为一种模拟的血缘关系，巩固了地缘、业缘的联系，使得浔商实现了“人和”之利。“苟非得亲戚故旧之为通事者为中介，则资本虽未必尽数亏损，但绝无余利可得”。地缘、业缘、亲缘交织协调了个体间的利益，内聚同构，朋合联营的商业伦理实践使浔商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竞争机制，扩大了群体优势。 　　三、近代浔商伦理对现代经济主体的启示 　　（一）有助于经济主体培养现代的诚信意识，实现价值诉求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里的“信”指信用。诚信乃为人之本，为商之道。马克斯&#8226;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反复强调“信用就是金钱”。浔商在商业经营中主动实践信用伦理，以诚待人，力戒欺诈，因而在商界信誉日盛、生意日隆。“诚信为本，以义制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经商之道。信用不是外力强加于市场经济的命令，而是市场经济运行本身内构的伦理关系和内生的道德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证实，信用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质的要求。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采用，传统的交易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交易逐渐被远期交易、网上交易等方式所替代。商业领域作为市场经济中交换的集结地，是市场经济伦理的最直观的体现，市场经济的诚信建设要落到实处，靠的还是商业领域中每个经济主体的自律。经济主体要想获得更大的利益和更长远的利益，只有依靠诚实守信的精神、言行一致的行动、客观公正的态度，树立良好的企业信誉和产品信誉，从而与消费者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供求关系，使得企业和商品信誉表现为一种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一起融合，形成品牌，最终实现经济主体的价值诉求。 　　（二）有助于经济主体成为“企业公民”，形成品牌竞争力 　　企业回馈社会，是企业价值境界的最高体现。当前，由于一些企业引发的诸如制假售假、污染环境、逃避税收、财务欺诈、拖欠工资、蒙骗消费者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浔商在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出于“济世”“积善”的价值追求，他们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修路铺桥，赈灾济贫，捐资办学。“为富者仁，博施济众”的伦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浔商的知名度，有助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当前，企业竞争已从单纯的价格、质量和服务竞争转化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品牌竞争。通过品牌背后富含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赢得消费者和公众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竞争选择。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对企业而言，最典型的稀缺资源，无疑是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忠诚度。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得，除了企业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外，更多要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来获取。例如，长期以来墨西哥沿岸面临着严重的海岸侵蚀，为解决这一问题，壳牌公司全力投入了墨西哥湾的海岸保护计划并最终使当地环境得到了保护，由此该公司也获得了这一地区的石油开采权。 　　（三）有助于经济主体寻求竞争中的和谐，提高生存竞争力 　　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的联系，浔商往往能同合作伙伴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凡“商有余资者”，往往资助族人贾业或委托族贾，附资经营或族人合资经商。此外，他们依靠在各地经商的族人提供的信息，对市场需求做出准确的判断或预测或者仰仗朝中族人，谋取封建政治的庇护，以求自身发展。浔商这种“内聚同构，朋合联营”的伦理观念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但其中蕴涵的和协精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在竞争中的和谐与联盟有着重要的资源意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脱离了规则的竞争，必然是一种不端行为，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协调、有序发展的。我们应当利用好浔商伦理中的和协精神，以培养企业的协同意识，形成正当行业竞争之风，协调发展，减少企业之间过度追求利益而引发的矛盾，减少同行业企业间的不必要内耗。其实在商业竞争中也可以找到和谐，如战略联盟、合作网络等，都是共享彼此的资源，使得双方共同得到发展，也就是常常说的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增加每一个竞争者的份额。 　　浔商在经营实践中所倡导的伦理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继承和融汇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精华。它不仅在浔商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且其价值原则和要义精髓也应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商业伦理建设的动力。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编 辑：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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