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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读书热
　　上世纪80年代初，高考已经恢复 ，尊重知识，尊崇文化的春风吹拂，人们刚刚从对文化的压制中解脱出来，常年单一重复的样板戏、革命题材图书让人们处于一种饥渴阅读状态之中。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 、哲学热，把人们推进全民阅读的时代，下面我们通过三位读者的个人回忆，来追忆那个时代的读书热潮。
　　那时搞对象，都要谈小说
　　回忆人：万军(青岛城阳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1978年，我18岁，喜欢读书，正赶上文学开始解冻，没想到一解冻就是春潮一般的文学热。最先火爆的是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班主任》，当时找这些小说也不容易，我是在后来的《连环画报》上读的。我记得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的时候，很多报纸都转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类似现在的《新闻联播》)作了长篇报道。当时似乎人人都在谈论文学，每一篇走红的小说都能“家喻户晓”。年轻人见面，说一声：我爱好文学，就像地下党找到了自己人。就连征婚广告上，如果打上喜爱文学，会写诗歌，收到的来信就特别多。那时，年轻人搞对象，谈的也是小说，就像现在谈的是房子和车子。
　　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的书店还很单调。我买书常去的地方不是书店，而是邮局，因为那时候我订了《文汇读书周报》和《书讯报》，常按出版社的地址去邮购。比如李敖的《千秋评论》、龙应台的《野火集》等都是邮购的。那时很喜欢《柏杨版资治通鉴》，特别是里面的“柏杨曰”。可是没钱，我知道《柏杨鉴古录》就是“柏杨曰”的选本，就先去邮购。
　　当时书出得少，新书也常常买不到。记得湖南岳麓书社出版了周作人的系列单行本，我只得向出版社邮购，邮来的也是寥寥几本。我还记得，为了邮购周作人的书，我还向钟叔河写信，并收到他的回信。当年我喜欢的千辛万苦搜求来的书，现在在书城里都很容易见到，还有的成套出版了，并且印得那么漂亮，如钱钟书、沈从文、黄裳等人的书。现在书城里的书多得让人眼晕，想想当年买书的甘苦，恍如隔世。30多年过去了，我读书的兴趣也由文学转向了书画篆刻类。我现在晚上常常泡在书城里直到下班，当听到背景音乐萨克斯《回家》响起的时候，知道我也该回家了。
　　诗歌的时代，哲学的时代
　　回忆人：宋文京(青岛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是全民诗歌、全民文学、全民哲学的时代，我1984年去北京，扑面而来的是浩荡西风，西风东渐的感觉很强。西方哲学、思想类的书籍非常受欢迎。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那时全民饥饿的阅读感觉，北京的女青年下班，自行车的篮框里放着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和西红柿；连公交车上的中学生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我印象深刻的书很多。198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那时作家出版社刚刚恢复，韩少功的译本。三联书店的新知丛书，有弗洛伊德、萨特、尼采，还有符号学著作。像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我要提一本三联的书，基·瓦西列夫，《情爱论》，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哲学家谈爱情的书，那时我二十多岁，契合青春期的心灵。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想来从那个年代走来的读书人都不会忘记。汉译学术名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书系，橘黄色的书皮是哲学，黄色书皮是历史，绿色书皮是政治学、军事学，蓝色书皮是经济学。这套书我买了不少。当时买到的宝贝书还有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一套16本，平装本，35元。这是攒了好几个月的助学金买下的。买下后，高兴得不得了。
　　买不到、借不到，就用手抄
　　回忆人:周海波(青岛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青岛市文联副主席)
　　1977年冬天，第一次恢复高考时，我考进了曲阜师范学院。进了大学，我希望读到西方名著，图书馆能检索出来，但没有上架，借不到。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同学不知从哪借来一本《青春文学》读，另一个同学看到了，说，你怎么看这样的书，大毒草！在这样的状态下，书仍然是匮乏的。可读的书太少了，即使教科书也缺乏。1978年，我手抄了王力的《现代汉语》上下两册，抄写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后来这些书都买到了，反而没有当初的读书热情了。
　　1981年，我快大学毕业了，开始恶补西方文学名著。在这段时间，我读了《基督山伯爵》、《红与黑》、《悲惨世界》、《哈姆雷特》等经典。也买了不少鲁迅的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像《呐喊》、《彷徨》，非常便宜，一毛多钱一本，就是一顿菜钱。那时我买的书，我现在还珍藏着。现在再打开看，好像是那个时代派到今天的信使。
　　后来，我去了北京，买了大量的图书馆处理的书，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苏联的文学名著，如获至宝。在这个时期，我读了大量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像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福泽喻吉的《文明论概略》。这套书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互相影响，介绍西方的思想，真正体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我觉得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读书热潮，大背景自然是“文革”结束，思想解放。多年来人性被压抑，精神需求被禁锢，社会一开放，大量的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精力转移到读书上，形成了一个精神突破口。当年的娱乐方式也少，每个人都读书，如饥似渴地学习成为生活的主流，那个年代的阅读背后有一种振兴中华的人生理想。现在来看，像四大论(《君主论》、《人权论》、《情爱论》、《自我论》)、《宽容》和弗洛伊德的书流行，人人都在看，但未必人人都看得懂。那种读书的喜悦、兴奋、强烈的冲击，记忆犹新。 文/记者 刘宜庆（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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