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正文
第九集：风云新途（苏联）&
【 片 头 】【 片 名：大国崛起 】
&&& 1917117940――&&& &
230&&& 20 &&&&&&&&&&&&&&& && &&& 1924121&&& &&& ?
采访：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 院长 谢?叶辛 &&& 俄罗斯人是非常适应非个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也就有了社会主义。当我们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强大。当我们为了一种思想或者围绕着一个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你明白我们非常需要英雄，为了这个英雄，我们可以战斗到最后。&&& &&& &&& &&&
采访：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 俄国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却发生了，因为这个国家崩溃了，那就是它为什么发生的原因。它发生了，不是因为列宁计划了，而是因为列宁抓住了提供给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机会，来做他想做的事情。
&&& 1921&&& 1921&&&& 采访：俄罗斯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 当问题表现在要一碗粥、还是要理论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选择那碗粥。你吃饱了那你就会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没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因为战争以后，要想发展经济，没有其他的路。& &&
19213&& &&&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天新&& &就是说呢，要对农民做让步，要允许农民能够个体地经营自己的经济，允许市场的存在，要利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条件。
采访：俄罗斯世界历史研究所 所长 阿?奥?丘巴利扬 &&& &当然了，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新政策的主要内容涉及商业、减税、允许小型企业存在，这一切都是试图使经济复活。&&&
&&&& &&&& 85
&&& 1921823?&&&
&&& &&&&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徐天新
因为我们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打退了外国武装干涉，把外国资本家赶走了，那么现在胜利之后呢，列宁又同意外国资本家回到俄国，来经营一些当时苏联没有力量经营的一些项目。特别像在西伯利亚开发矿产，采伐森林等等。这个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远见的。
1028&&& 30 &&& “”&&& “”&&& “”“”“”&&& &&& 1932
采访：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把市场，实际上就等于把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引进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里面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231120“……”&&& &&& 1924122
&高尔基文学院院长 谢?叶辛&&& 列宁给了人类一种鲜明的典范，即人类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后，俄罗斯走上另外一条繁荣的生活道路。很遗憾，列宁所实施的这种实践活动最后还是没有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整个世界失去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机会。&&&& “”&&&
采访：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 &他们认为这个广大的国家，想要发展，必须集中所有的资源，必须限制资产阶级，限制资本主义体系，控制所有的资源，包括农业资源。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左凤荣
斯大林就认为，我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我自己内部来积累，内部来积累呢，那主要当然要来自于农业，所以，他就明确提出一个要贡税论，就是说要农民，除了他要交的粮食，应该交的国家任务之外，在工业品上，他要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后这样让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付出更多的钱，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积累工业化的资金。
20201.5&&& 19271921“”&&& 192899&&&
采访：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 为了保证国家继续发展，必须采取新的、强有力的措施，因此，为了使国家不再成为一个农业国家，为了使国家不再从国外进口小到铅笔、大到飞机等商品，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要放弃新经济政策的原因。
&&& &&& 19295&&&
采访：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的制定过程将近五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人们想把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写进去，这样写的量就非常大，最后又想方设法减少它的内容，然后又增加了内容，最后的结果是通过了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容量，足足有三本这么厚的书。&&& 170011&&&
19291024&&& 采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这是一个全球的大萧条，之前有很多关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只有少数人像今天这样富有，而大多数人却没有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利益。那时候，美国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们又回到当时那种不公平的程度，历史惊人的相似。随着经济的崩溃，人们开始知道资本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运作，应该有政府的作用。
1700192919332500 && &10&&& 采访：中国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郑异凡&&& 斯大林的公开言论里面，我没看到他说什么要用西方的技术，整个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以前，用粮食，从农民那里征收的大量的粮食，征收来干什么，就是用来出口，出口换汇，然后用这个去进口国外的技术。国外的这些设备进口了以后，当时国内不会运用，所以他当时讲技术决定一切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从国外买进了那么多设备，我这些设备得有人去掌握它。
&&& 1929&&&
&&& 73019326800&&& &&& 193592“2110210%200”&&& 13175&&& 82%63%&& &1932&&& 1937&&& 采访：俄共中央主席&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 &&& 俄罗斯在1929年时，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不能生产一辆联合收割机，也不能生产一辆汽车，十年以后，到1941年时，我们已经拥有了最好的技术，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 &1917
采访：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比如说英国的一个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书里的主人公在车厢的过道上讨论俄罗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反映。
采访：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教授& 徐天新&&& 斯大林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均衡，重工业、军事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轻工业、农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特别是农业。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没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没有能够和工业发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人均的粮食的产量、人均的肉类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时代的水平。
采访：美国耶鲁大学 教授& 保罗?肯尼迪 &&&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吸取教训，认为任何计划都是危险的，任何长期考虑都是错误的。我认为应该吸取更加微妙的信号。就是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1937 &&& “”&&& 1939&&& 1941622100&&& &&&
&&& 采访：俄罗斯《斯大林传》作者& 尤里?茹可夫 &&&& &如果我们没有在库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钢铁联合体，如果我们没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大林格勒、哈尔科夫、车里亚宾斯克等地建拖拉机厂，我们就不可能将这些工厂直接建成坦克制造厂。
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闻一&&& 由于战争条件呢，采取了一种几乎是24小时工作制，就是机器不歇人休息，轮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亚的工业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 194551&&& 100073%2000 &&& 19452
――&&& &&& 20
1961412“”
而能否超越这一高度，将取决于俄罗斯一代代领航者的视野是否足够高远。&&& 1935&&& 采访：中国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郑异凡
当时他们到那边去看了以后呢，确实也发现了，苏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当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还有当时的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有广大农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贫困生活，还有国内他们，有意识地封锁国外的情况。
苏联的迅速崛起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大事。作为一次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成为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为，对历史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社会变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
对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着新的出发。今天，俄罗斯已经走在了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2006年10月）
责编：刘琼
更多视频搜索：
&&&&&&&&&&&&&&&&&&&&&&&&&&&&&&&&&&&&&&&
&&&&&&&&&&&&&
中国中央电视台 版权所有
系统集成：&网页设计：一、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从我记事时候起，中国农业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　　1、早年乡镇企业的崛起和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家庭工业、加工工业的发展。　　2、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突破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业生产方式和产权制度的变革。　　3、遍布全国的开发区的兴起，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的冲击。　　　　
由于人类尚不能通过人工来合成粮食和食物，人类的食物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主要还是由农业提供，工业化还不可能完全取得代农业的存在，因此，上述第一次和第三次对农业的冲击，即农业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做法，方向是不对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农业问题上走了弯路。至于第二次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只是对以前错误的产权制度与生产方式的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1、科学技术进步。中国农业刀耕火种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家一户分散化单干的生产方式，绝对没有出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科学技术投入机制的变革。　　（1）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必须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制定《农业科技进步法》和《国家农业科技进步中长期发展规划》，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强制性的农业科技进步支出的比例、投向和科技进步的目标与认证标准，国家农业政策以保证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农业科技进步为目标。　　（2）以农业产业政策引导和刺激农业企业和农场主，进行农业科技投入，提升中国农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2、产权制度与观念变革。农业生产产业化、公司化和私有化，彻底屏弃集体主义的产权制度。　　　　集体所有制，缺乏法理依据，是集权专制条件下对共有制的异化，必须彻底屏弃。　　　　中国农业必须彻底私有化和资本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农业产业化公司，以农业生产产业链为农业经营对象，将现代商业理念真正引入农业经营过程。　　　　3、农业市场化改革与开放　　（1）产权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土地私有化和资本化，农业基础设施私有化和资本化　　（2）彻底放开农产品价格的行政干预，农产品价格市场化，农业资源市场化和资本化　　（3）建立农产品市场与价格国家调节基金，以经济手段，进行农业的总量调控　　（4）农业对外开放，对城市开放，对工业开放　　　　二、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没有人真正关心过中国农民，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现代历史上只有梁漱溟、费孝通关心过农民。国际社会一些有良知的组织和个人关心过中国农民。被遗忘的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　　　　1、跳出农门：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读书、参军、招工，投亲或婚姻以及其他各种渠道，跳出农门。农民工到城市后，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地位，倍受歧视。城市人对于农村来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歧视。　　　　2、在农村或城市创业，从个体户干起，幸运者或经营有方者，漫漫发展起来，有的成为城里人，在城市买房定居。　　　　3、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各种工作、业务和服务，社会地位比较低。　　　　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永远是没有出路的。农民家的孩子，只有发奋读书或学到一些专业技能，才可能有出路。读书，不一定要上大学，高中文化足矣！中国的高等教育，只是在误人子弟。中国农民的真正出路只有很少的路径，发奋读书或艰苦创业。　　　　三、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有三种解决方案。　　1、梁溯溟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主要侧重于农村社会组织，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与社区文化的建设　　2、费孝通所主张的小城镇建设，主要是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思路，这也是乡镇企业和江苏、浙江为代表的加工工业发展的理论依据　　3、**最近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侧重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问题，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问题　　　　中国农村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1、大力发展中国农村教育。　　　　
包括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必须在宪法中规定农村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根本标准和国家投入标准，将国家大力发展教育的基本国策上升到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借助日本的成功经验，强制性改变农村教育落后，基础设施极差的状况，而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完全放开，完全市场化，并对外开放，通过市场手段，促进农村教育的大发展。　　　　2、平等的国民待遇。　　　　对农村与城市，实行无差异的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城乡一体化，工业与农业产业链一体化。　　　　这方面，深圳消除人为的农村与城市土地的产权界线和户籍人口的身份界限的实践经验值得在全国借鉴和推广。　　　　3、农村创业，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中国创业的最大机遇在中国农村，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工业与农业产业链一体化，蕴藏着中国最大的创业机遇，也是中国农村的最终出路。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失与失地农民边缘化关系研究　　　　　
一、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问题　　
1、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产权残缺。一般而言，土地所有权应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及处分权四项权利。但是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制约。具体来说：首先，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制约。根据国家规定，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对应的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这是集体土地权利的核心。在我国的集体土地使用上有两种权利，一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是土地非农建设使用权，但是国家对这两项权利都进行了限制。对于承包经营的土地，国家规定只能用于农业用途，而不能用于非农业用途，不能转让和买卖，而且国家还规定对划归为基本农田的土地，只允许种植粮食作物，不能种植经济作物等其他作物。国家在《土地管理法》中对非农建设用地做了限制性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63　　
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情况除外。”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集体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有限制的物权。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和收益权源于土地使用权，因此，对于集体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仅能在农业用地和集体内部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行使占有和收益权能，而对非农用地没有占有和收益的权利。其次，农村集体的土地处置权基本被剥夺。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属于国家，国家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买卖，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可以进行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过国家征收转化为国家用地后才能出卖和转让。这不仅剥夺了集体土地的出让权，也使本应由集体享有的收益流入国库。导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处分权这个核心权能，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不副实而成为虚有权。　　
2、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我国《民法通则》第74　　
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　　
条和《农业法》第11　　
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从上述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具体来说属于村农民集体、村内集体经济组织（如村民小组）以及乡（镇）农民集体。但是从目前情况下看，农村尚未形成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等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普遍存在规模小、实力薄弱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缺点，难以承担基层代理人的责任。而“村民委员会”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经常处于“政府职能代表”和“群众自治代表”的双重冲突中，难以为农民提供法律和政策保护。其结果往往导致一块土地有三个或者多个主体，而农民仅仅是作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集合主体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的直接主体，而三个主体又很难作出清晰的区分，事实上使农地陷入“公地”的悲哀。　　
3、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界定模糊。根据我国的《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所以根据以上推定，集体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属于公有产权的范畴。另外，1999　　
年《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参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营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业和饲养自留畜。”从以上规定可以推定，我国目前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所有制意义上的所有权，它与农村社区合作的公有制经济相适应，主要强调农村土地的公有制性质，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有权，它是在国家控制下由集体来承受起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这种对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的模糊界定，导致农村集体所有权成为国家所有权的一种附属权利，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容易受到国家所有权的侵占。　　
4、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界定不清晰。根据我国《宪法》第十条和《土地法》第六条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了属于国家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客体混乱，边界不清晰，尤其是城市郊区的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也很模糊，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　　
正是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产权残缺、主体缺位、产权性质界定模糊等问题的存在，致使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先天不足”，导致农地非农化过程中成为国家征地利益的受损对象。二、集体土地所有权缺失与失地农民边缘化关系分析　　
1、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产权残缺，使失地农民无法有效地保护其土地产权。由于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完全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并且《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得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农村集体公共组织没有批准权，国家却可以根据公共利益为目的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强行征用，使集体的土地成为国有，这导致失地农民的土地产权保障程度很低，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国家以公共利益目的进行征用，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往往受到集体性侵害。所以要使集体土地所有权名副其实，必须赋予集体对土地的处分权，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根据市场情况，结合其自身特点，在执行土地规划，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出让、招标、拍卖等方式有效经营农村土地，完成农村集体财产的积累，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使农民构筑起维护土地所有权的第一道防线。在政府征用土地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允许农民与集体、过家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进行博弈，以维护其对土地的所有权。　　
2、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导致征地补偿价格偏低或收益分配不公。从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普遍是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基层组织的管理职能。虽然按照村民组织法要求，村委会必须忠实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村委会成员的选举和人事任免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行政行为强力干预和控制，仍然是一种准政府的行政组织，代理上级政府的一部分行政职能，因此，农村基层组织家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具有政府代表和农民代表双重身份，存在双重代理性质。当涉及到征地问题时，由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村委会和政府便会成为利益的共同体，共同瓜分征地受益。当农民土地权益受大侵害时，他们不仅无法与政府进行有效的谈判，而且被排除在土地征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之外。而且，作为农民集体代表的农村权势阶层和领导人物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又往往有着与农民集体不一样的个人利益，他们往往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扩大寻租空间。农村基层组织无法代表农民的利益，不仅导致集体利益受损，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的无效率，更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加速失地农民边缘化特征。　　
3、集体土地所有权性质界定模糊，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和损害失地农民利益。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目的需要而强制取得土地并给予土地所有人一定补偿的行为。世界各国都有土地征收法，但是在征收的同时，也强调对原有产权的保护，给予被征用人相当于市场价格的补偿，土地所有人也可以同政府实行讨价还价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国家土地征用权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博弈过程。而我国由于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界定非常模糊，缺乏独立性和完整性。在农地非农化中，集体所有权只能处于屈从的地位，缺少了博弈的市场主体，导致农地非农化中由政府绝对控制，出现土地征用权的滥用。　　
4、集体土地所有权范围界定不清晰，导致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由于城市郊区土地范围模糊，导致国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将原属于集体的土地收归国有，或将本来存有争议的土地收归国有。由于土地征收范围不清晰，更为国家征用土地大开方便之门，私自篡改规划，以权力侵害集体和农民利益。　　
5、长期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增加了失地农民安置的难度。由于长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人地均分原则，使土地不仅具有生产功能，更具有了保障和就业功能。长期稳定的土地家庭保障，使一些安于现状的农民缺乏学习非农就业技能的动力，非农就业的技能和经验不足。当土地被征用时，许多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难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增加了非农就业的难度，使短期收入下降，出现暂时性的生活困难。　　
三、结论和建议　　
1、严格界定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确立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地位，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得侵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利益。　　
2、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一定范围的流转权。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允许土地可以通过招、拍和挂等形式参与市场流转。对流转的收益通过税收的方式在国家和集体以及农民个人之间分配。　　
3、严格界定国家土地征用权。对符合公共利益性质的用地，可以通过国家征用的方式征用集体的土地，但必须建立在市场价为基础的公平合理补偿的基础上，对非公共利益性质的用地，允许农民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供给方与土地需求方讨价还价，并就失地农民安置等环节展开博弈。　　
4、完善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后，赋予农民对土地完整的收益权。对土地被征用的，允许农民以土地为资本入股，参与土地的增值和收益分配，解决失地农民的发展问题。　　
( 作者刘海云系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级2004 博士生，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教师；李改英系河北省保定市国土资源局工程师)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较少的土地承载了过多的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现有土地存量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呈过剩状态。 　　 　　 　　 　　农业人口过多,可以理解为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过少。这其实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因为如果单位劳动力边际收益处于递增状态,或其下降速度缓慢,可以抵消农村生活费用之上升,能保证农业从业者有比较体面之生活,也就谈不上农业人口过多的问题。现实则不然。　　　　
如何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地的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从传统以粮为主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由此,农业生产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　　　　
要而言之,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个强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最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强调以小型农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就地解决或依靠农业自身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农民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为了交易,即以满足别人的需求为主。我们认为,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会来自农业自身,只能来自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的兴起只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出现。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标志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通例,中国没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这种特殊性,也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总体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在此阶段,正是需要农村劳动力作为二三产业的生力军,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约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农村人口下降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在持续。1500年,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为55%,1750年为45%,1800年为35%,如今只占不足3%。与此同时,人口却在大幅度增加。较少的农业生产者能够供养不断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在提升,另一个因素是引起农业劳动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业生产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动人们的劳动更加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即“需求驱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劳动工具因素外,劳动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至关重要。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改进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产品(行情,论坛)供应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这种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增加的拉动力就在于对农产品(行情,论坛)的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农户自身的需求,更显然是贸易的需求,这种贸易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仅占其全部时间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图,农民会放弃更多的闲暇。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动了农产品(行情,论坛)需求的增加,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来换取在1700年需要19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行情,论坛)。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行情,论坛)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行情,论坛)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 　　
　　让数亿人脱贫，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一大经济成就。但是，这一成就没有阻止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这一问题及其对经济稳定增长造成的威胁，是中国下一发展阶段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本周，中国的领导层对此做出回应，推出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和举措。其中的主要措施是，增加农村教育卫生支出，提高农业补贴，取消农村人口的农业税。　　　　就目前来看，大多措施都是明智的。原则上，社会服务的改进不应仅仅提高生活水平，还应减少预防性储蓄的需要，从而巩固中国政府值得表扬的扩大内需措施。不过，中国需要更进一步。　　　　首先，中国应该认识到，让众多的人口留在农村务农，无法解决收入不均。中国的可耕地太少，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而传统农业效率较低。无论是农民进城寻找薪酬更高的工作，还是工作岗位下乡去找他们，农民的未来大多不在农业上。　　　　此外，今年计划用于农村支出的特别拨款，很难缓解这一问题。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现象。沿海省份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地区间差距拉大，甚至造成了这些地区农民间的差距拉大。大城市的不平等现象也在加剧。这两股趋势都需要系统、持续的国家政策。　　　　中国需要制定长期的社会福利战略，并更慷慨地给予资金支持。预算收入的强劲增长，意味着政府对此可以承担。中国应该重新部署用于基建工程的大规模支出，因为其中一些只是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　　　　然而，仅仅增加经费并不能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除非中国进行大胆的机构改革，否则部分资金将被浪费，成为地方官员腐败、组织不善、管理欠佳的牺牲品；这些问题正困扰着中国曾广受赞赏的卫生和大众教育体系。　　　　这是一个庞大的任务。中国已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而本周提出的措施仅仅标志着这一过程的开始。完成这项任务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摘自3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原题：中国农业———出路在农外，蒋郑译）　　
　　中国农业发展　　根本出路是　　现代企业化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型组织正方兴未艾。笔者认为，专业合作社等方式能够解决“三农”的部分问题，只是农村发展的第一步，而要想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再接着走第二步——走现代企业化道路，发展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多种经营公司。　　　　　　人多地少、生产组织形式落后、极度缺乏人才、有效劳动时间太短是中国农村最突出、最基本的现实。只有弄清这些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对策，才能解决“三农”的根本问题，走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首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多数人的就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解决多数人获得足够的有效劳动时间问题，因为农田很少，规模经营就意味着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部分人的问题解决了，其余人的生计从何而来？靠土地流转金？不足。年轻人可以外出打工，老、弱者怎么办？至少其中的多数人难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城镇也吸纳不了农村的全部富余劳动力，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更是如此。其次，华西村的模式不适合中国农业发展。华西村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他们靠的是工业。如果中国的农村都这样，粮食何来？中国的粮食问题只有自己解决，决不能依靠其他任何人！第三，国外的农业模式也不适合中国农村。日韩农业和我国有相近之处（都是人多地少），值得借鉴。但是，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约22亩，其土地收入就可以维持农民相当的生活水准。韩国农业发展得不错，其农村劳动力人均耕地约9．3亩，农民在政府扶持下生活条件也大幅改善。他们的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大大高于我国，农民专心于一业就可以有相当的收入。　　　　　　那么，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笔者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现代企业化。　　　　　　　　分两步走，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　　　　　　对于中国广大农村来说，应该参照国外做法，结合自己的实际，较好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劳动时间问题，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道路：分两步走，先专业合作社，再公司化。　　　　　　一、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可以有两种形式：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和紧密型专业合作社。第一，松散型专业合作社，就是家庭承包制+专业合作社，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各自生产（包括部分流转的土地），合作社统一购进生产资料、统一销售产品、统一指导生产，克服买高卖低现象，获得较高效益。合作社如果销售好，还可以购买非社员的产品。社员除销售自己的产品所得外，还可以参加合作社部分分红。第二，紧密型专业合作社，就是农户在志愿的基础上以土地等共同出资成立合作社（包括部分流转的土地），共同生产，在劳动所得外，还参加股份分红。这样既解决了买高卖低问题，又解决了生产规模问题，比前一种又进了一步。　　　　　　专业合作社为公司化做了三大准备：第一，准备人才。农村人才稀缺，吸引人才更难，公司化的人才尤其是销售人才和财会人才哪儿来？自己培养！通过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使得自身的人才逐步成长起来；第二，培养意识。30年的家庭承包制使得农民的合作意识、集体意识逐渐淡漠，一段时间的合作会使得农户们逐渐形成合作观念；第三，准备资金。绝大部分农村集体没有公共积蓄，农户也无资金成立公司，公司再好，也只能是临渊羡鱼。通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可以积累公司的启动资金。　　　　　　二、公司化。在专业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走以种植业为基础、多种经营的公司化道路，使农村的绝大部分劳动力都能提供一定的有效劳动时间，获得可观的收入，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之路。该路分为两个阶段：以种植业为基础多种经营的公司和高级的专业公司。　　　　　　第一阶段，以种植业为基础多种经营的公司。发挥农村现有基层组织作用，以村为单位自愿成立多种经营公司（基层组织和公司管理分开），以种植业为基础，从事劳动密集型、少投入的行业，多种经营。也就是结合当地实际，在公司内部设立多个分公司：种植、养殖、能源环卫、简单加工、手工艺等等，将村内劳动力组织起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低投入的工作，使得有一定劳动能力者都有一份工作，付出一定的有效劳动时间，取得自己应得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因为销售人才和财会人才稀缺，集中销售、集中财务管理，既能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又能集中管理。　　　　　　种植：挑选种植好手，充分耕种公司土地，既保证社员的生活所需，又为国家稳定做贡献。充分发挥这一部分人的作用。　　　　　　养殖：饲养禽畜，可以消化部分农作物秸秆，既解决了秸秆的处理问题，又降低了禽畜的饲养成本，产生的粪便还可以生产沼气，成为循环农业的重要一环。同时，给禽畜种植饲料，又解决了部分中老年劳力的就业。　　　　　　能源环卫，必不可少，要和养殖、农村厕所改造、环境卫生结合起来，将养殖和日常生活产生的人畜粪便、不能用作饲料的作物秸秆与生物垃圾集中起来（发展到一定规模，还可以到附近城镇收取生活垃圾），生产沼气，既解决了农民生活需要的能源问题，解决了农村卫生问题（消除农村极不卫生的旱厕和垃圾遍地问题），又为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有机肥（沼气的废液、残渣），也少用农药（因为沼气的废液、残渣有驱虫功能），还利于农村生态环境、山林植被的形成（因为有了不花钱又洁净的能源，谁还愿意去乱砍滥伐草木做饭？）。　　　　　　粮食、蔬菜、禽畜的简单加工，是指低投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例如禽畜的宰杀、清洗与分割、水稻变大米、小麦变面粉、净菜上市等等。这些事项只需要很少的投入，技术简单，容易操作，需要很多人力，而农村正好劳力多，适宜发展。同时，加工余下的副产品可以做禽畜的饲料（如麦麸、稻糠、老菜叶），或生产沼气（烂菜叶、霉变粮食、宰杀禽畜的污水），或做其它用途（如动物毛发），全部可以综合利用，变废为宝，也减少了对城镇的污染。　　　　　　手工艺：是指利用当地材料和人才，就地取材，编织包、筐、篮等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剪纸、年画、风筝、木雕、石雕等技术较高的工作。　　　　　　概括地说，就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低投入、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而且对劳动力的要求低，在公司的组织下，所有劳动力都可以量力提供有效劳动时间，获取自己应得的收入，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二阶段，专业化公司。待综合型的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某个分公司的人才、资金、规模都达到一定水平、独立经营更为有利时，将条件成熟的分公司独立出去，成立专业子公司，按照普通公司的模式进行经营。　　　　　　综上所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农村大多数居民的有效劳动时间，增加收入，其办法就是分两步走：先组织自愿参加的专业合作社，培养人才、积累资金和管理经验，转变意识；进而组织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多种经营公司，充分安排就业，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
　　 　　 　　
　　要想寻找中国农业出路，必须正视现实中的天路。中国农业关系十多亿人吃饭问题，更关系社会稳定大局。既然这么重要，就应该把农业真正当作第一产业，当作第一要务，当作第一责任，维护农业和农民利益，才能巩固和提升农业和农村的地位。一是解决农民不愿种地问题。一方面，政府应鼓励组织农业集团，实行大农场的运作，让有能力的人去经营农业。同时，在不改变现有承包责任制的机制下，强化农民间的合作，让农业产生规模效益。另一方面，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尽管中国粮食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粮食价格不稳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但一味压粮食价格，实际上是压大多数的利益，压农业基础，只能会导致矛盾的积压。矛盾长期不释放的话，早晚会出问题；二是解决靠天吃饭问题。由农业部门直接管理各类拨向农业的资金，专款专用，把历史欠账还了，大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解决土地收益问题，严守土地红线，加大政府力度，设法提高粮食产量。　　　　
具体做法：城镇化、补贴化、合作化、市场化　　　　
　　民生导向“共富”路——发展方式转型的重庆实践　　　　编者按 7月20日，重庆召开市委全委会，以“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主题，提出鼓励百姓创业、激活农村土地和房屋价值、消除绝对贫困、调整收入分配、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承诺5年后，使全市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到2∶1，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　　　　4000多字的全委会决定，可谓条条是“干货”。“走民生路，念共富经”——这个西部直辖市再次被推到舆论的“聚光灯”下。　　　　近几年来，地处西南内陆，基础条件薄弱，各方面资源有限的重庆，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不断突破创新，从建设“五个重庆”，到实施“十大民生工程”，再到“缩小三个差距”，重庆坚持用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统揽发展。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转型路径，清晰可见。
　　近年来，我国经济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资源环境、经济结构等问题越来越凸显。转变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但是，转向哪里？如何转？怎样才能又好又快？这成为从东部开放前沿到西部后发省份面对的共同考题。　　　　一些地区主攻调结构，通过“腾笼换鸟”，逐步实现了产业优化升级；有的省份从转换增长动力入手，以技术和创新驱动取代资源驱动，为发展赢得新空间。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重庆，可谓中国经济社会一个典型缩影。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农村有8万平方公里，超过京津沪面积总和；地区间差异巨大，都市经济圈接近东部发达水平，40个区县中却还有18个贫困县；产业结构偏“重”，汽摩、装备等传统制造业长期占主导地位。　　　　重庆转型发展并不容易。怎么办？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这两年我们坚持走一条民生导向的发展路子，抓民生、促共富，不仅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发展也势头强劲。薄熙来说，政府越舍得在民生上花钱，就越能改善发展环境，刺激居民消费，发展的后劲就越足。　　　　从2008年7月起，以“五个重庆”建设为先导，重庆民生导向的转型路径日见明晰。　　　　“森林重庆”，3年造林1298万亩；“畅通重庆”，让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群众出行方便；“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4600个、学校塑胶跑道运动场1080片，“蛋奶工程”使247.6万学生受益；“宜居重庆”，拆迁危旧房，近20万户市民迁入新居，改造农村危旧房16万户。　　　　“五个重庆”，既是让市民共同享有良好生活环境的重大民生建设，也是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在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得益于“五个重庆”建设，重庆经济实现了15％左右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三。薄熙来说，我们不仅把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而且贯穿发展全过程。　　　　去年以来，重庆进一步对“民生导向”发展路径做出制度性安排，要求政府把一半以上财力、干部把一半以上精力用于民生。计划用两年半时间投入3000多亿元，系统解决群众最关心的10类重大民生问题。　　　　巨额的民生投入，不仅没有拖累发展，反而使重庆经济增速高位运行。去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7.9％，增速居全国第二，财政收入增长49％。　　　　对于这套“民生经济学”，重庆市长黄奇帆见解独到，“五个重庆”建设使基础条件大改善，“民生10条”有效完善公共服务，启动和扩大了内需，形成民生与经济齐头并进的局面，增长自然“水到渠成”。
　　黄奇帆说，比如，政府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大约要投入1000亿元，但仔细算账，回报也很丰厚。如果中低收入群众住房完全靠市场，70多万户起码要花1000多亿元，未来二三十年就得省吃俭用，幸福指数不高，消费也上不去。政府建公租房，本来的“房奴”变成了被解放的消费者，一户居民一年可多消费一两万元。　　　　有了公租房，使大量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住有所居，培育、储备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厂商前来投资。宏碁、英业达、富士康等电子产品制造巨头，都对重庆的公租房很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说，工业化初期我国走的是GDP优先战略，等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再回头补足社会投入，而重庆的“民生经济”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把发展成果随时、尽快转化为社会的全面进步，由单一推进转向立体推进，是发展战略的转变。
　　薄熙来指出，这几年重庆经济、民生虽有很大发展，但“三个差距”仍很明显，有些还在拉大。基尼系数达0.43，城乡低保人口达170多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3:1，有140万农村贫困人口；在区域上，重庆东南、东北“两翼”还有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600多个贫困村。　　　　“‘三个差距’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差距拉大会给社会和谐造成很大危害，经济也会大受影响。我以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就是缩小‘三个差距’，要用改革创新思维，集中破解这些问题。”薄熙来说。　　　　为此，重庆首先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破题。在我国，农民的收入一般包括劳动性收入、政府的惠农补贴和财产性收入。其中最具增长潜力的是财产性收入。但重庆市农委统计，2010年重庆农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7%，低于全国3.4%的平均水平。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底重庆成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在确保耕地一亩不减的前提下，根据国家城市建设用地占补平衡的规定，引导农民对废弃的宅基地和荒地进行复垦，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即“地票”，利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交易，收益85％直补到农民，15％归集体。
　　%2010年，重庆又第一个在省一级全面开展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并将农村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进行量化，按照农民使用权占85％、集体所有权占15％的比例进行分配，使农民的使用权变财产权，能够流通、抵押和变现。　　　　“有了这个创新举措，农民的资产一下就变活升值了。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300多万亩宅基地，保守估计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也可以增加财产1000多亿元。”黄奇帆说。　　　　自去年开始，重庆全面开展了农村“三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去年底贷款余额就达40亿元。渝东南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民陈玉梅，去年6月以自己的农房作抵押，从县农商行贷款16万元，发展规模肉兔养殖，仅半年时间就收入了2万多元。在石柱县，像陈玉梅这样把“沉睡”的房产资源转化为“活”资本，靠农房抵押贷款的农民已有200余户。　　　　区域发展差距大，是重庆“缩小三个差距”的另一个重大难题。与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的“一小时经济圈”相比，渝东南、渝东北这“两翼”基础条件差，发展速度慢，贫困人口多。　　　　对此，重庆一方面调整市级对区县税收分成比例，确保财力向“两翼”区县和贫困区县倾斜，将区县最低人均财力提高到10万元以上，以求逐步将“一圈”与“两翼”人均一般预算差距缩小到2.5:1，同时重点为31个远郊区县城配齐学校、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商业街等“几大件”，使其具备区域性小中心功能。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环节。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目前，重庆大致为43%，5年后这一比例将提高到50%以上。
　　黄奇帆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极其复杂，必须在一、二、三次分配各环节上下够工夫。一次分配上，重庆将确保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管理层薪酬同步提高，每年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税收调节方面，已经开展房产税试点，下一步争取开展财产税、营业税、增值税等改革试点，尽量减轻普通劳动者税负。此外，还会争取进行社保缴费方面的改革，收到“缩小差距”的效果。
　　“促进共同富裕路线图”正在徐徐展开　　　　尽管“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之路任重道远，但重庆的步履坚定而稳健。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但重庆这些年通过走“民生路”、念“共富经”，初步趟开了一条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子。事实证明，促进共同富裕，不是不能干，只要下决心，真想干，下实劲儿干，又能干到点子上，就可以立竿见影，一年一个样。　　　　促进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裕”，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在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的同时，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　　　　研究表明，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为此，重庆大兴全民创业之风，以创业带就业、促创富，促使更多群众拥有财产和财产性收入。　　　　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目前的创业行动并不活跃。全市3200万人，有企业约20万户、个体户70多万个；而浙江4000多万人，有企业80万户、个体户220万个；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60多万户、个体户120万个。　　　　黄奇帆说，“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若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规模，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体量，社会成员的财富来源就会受到局限，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创富行动。未来5年，新增15万个微型企业、80万个个体户，其他大中小型企业达到35万个，届时，重庆的大小老板或持股群体将有两三百万人，可达到每5个家庭就有1个投资创业的水平，使财富源泉充分涌动。　　　　为此，从2010年起，重庆市财政每年拿出3亿元，区县给予一定配套，鼓励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　　　　“80后”女生胡音便是一位幸运的创业者。她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和其他满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一直想创业却缺乏资金。去年9月，她创办了一家仅有3人的文化传播公司，获得了5万元财政资本金的补贴，领到了微型企业工商执照，成为一名文化企业的小老板。目前，重庆已经成功创办微型企业3万多个，带动就业30余万人。　　　　将国有企业收益大规模反哺民生，也是重庆推动“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手段。　　　　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快速成长，2010年资产达到1.25万亿元，成为全国第四个跨进万亿国资的省市。与此同时，国资收益大规模用于民生，促进共同富裕。去年，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的比例已达到15%，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　　　　黄奇帆说，重庆早在2007就开始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国资收益作为“第三财政”，使政府能把更多的财力用于民生。　　　　他举例道，近几年，重庆这个“穷地方”的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如果国资收益不补进去，民生这块就要少花了。在重庆启动的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建设中，国有资本也起着关键性作用，市政府选定国有建设企业先行筹措资金，用地则从国有企业储备土地中调剂，大大减少了建设成本。　　　　重庆市委全委会决定，今后5年，重庆国资收益的上缴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逐步提高到30%。崔坚说，届时国有资本收益每年将拿出200亿元左右上交给财政，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服务，同时形成国有集团向财政、社保基金上交红利和转让收益的常态机制。　　　　细细研读重庆的共富路线图，不难发现，其指向更多的是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三个差距”，并以此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从而实现重庆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世纪性难题——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令世界惊羡，中国社会的收入分化也令国人警醒。回想当年邓小平同志的告诫，如何消解“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的担忧？如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　　　　求解这一世纪性难题，重庆率先作出承诺，“十二五”期间，全面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大差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重庆实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庆探索。　　　　有人质疑：中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是否到了谈论全面缩小三大差距的时候？　　　　确实，国外经济学界有著名的“倒U曲线”假说：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扭转。但要看到，这只是历史现象，不是铁定宿命。而且，曲线拐点并非自动到来。况且，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临近国际公认的“红线”边缘，三大差距一旦形成不可逆转的扩大之势，则很难避免拉美型“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关键在于我们的价值导向和政策选择。　　　　确实，市场经济道路早已拓开，自然会有优胜劣汰，难免产生马太效应。但要看到，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正是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共同富裕。
　　确实，重庆地处中国西部，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有人笑称“农村直辖市”。但要看到，毕竟已有30多年快速发展的坚实基础，毕竟肩负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实验的重要使命，重庆积极的求解也更见担当，更有价值。　　　　回避共同富裕的课题，就是把社会分化合理化，就是使政府部门不作为。　　　　有人困惑：当下紧迫的发展选择，究竟是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分好蛋糕？　　　　重庆的答案是：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重庆的解读是：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　　　　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当然要坚持做大蛋糕。不然，何来蛋糕可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现实的发展偏向，不能忽略社会的利益冲突，不能忽略民众的迫切期待。市场化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无度攫取和非法侵夺，已经引起社会对权贵经济蔓延的深深忧虑；工业化中时有发生的劳资冲突、令人警醒的族群排斥和日见显明的劳动者权利缺失困境，一再拷问着社会融合的主题；城市化中频频发生的强制性搬迁上楼、低成本土地圈占，也见证着巨大土地红利的分配失衡和急剧流失。　　　　中国现在的症结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怎么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带着这些醒目的问号，人们在诘问着传统的增长方式，呼唤着科学的发展取向。　　　　走进重庆的发展，我们进而看到，分好蛋糕，既是为了社会公平，也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做大蛋糕。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要加快转型？核心一条，就是原有的发展路径已经走近历史的终结。过度扩张投资，势必造成产能过剩性浪费和社会流动性膨胀；一味依赖出口，势必加剧国际贸易保护的冲突和外汇储备财富的流失。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迟迟不能跟进，根源就在百姓的消费能力迟迟不能提升，就在社会的贫富分化迟迟不能遏制。　　　　中国经济开始逼进转型时代，转型的路径在哪里？从地方的创造看，大致有三条：创新驱动型，权利保障型，民生导向型。重庆从市情出发，选择了民生导向，找到了撬动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杠杆。恰恰是追求分好蛋糕，给重庆经济的历史跨越、开放高地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劲动力；恰恰是坚持民生导向，给重庆发展坚持人本、保障共享的科学转型增添了蓬勃生机。　　　　有人探问：在利益多元、市场深化的背景下，政府如何有效促进共同富裕？　　　　重庆的经验是，向改革要动力，向创新要出路。
　　出个阴招，把农地分配给少数“有能力”的农民，搞机械化大规模生产，那剩下来的农民怎么办，机械生产就要有设备就要有人维护，就需要提供柴油，就需要有人培训设备操作，就需要有人提供化肥，就需要有人提供种子，就需要有人提供农药，就需要有人提供灌溉设备，就需要有人看守，就需要有人提供仓储，就需要有人能提供运输，富裕起来的农民就需要洗桑拿，吃饭店，唱歌，住大房子，开打汽车。。。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人工合成粮食啊？技术瓶颈是什么啊？　　我在百度知道上悬赏了80分都都没人搭理这个问题，唉。
　　鸡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根本原因是这30年来农业基础崩溃了，而导致当今中国食品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这就是导致此轮恶性通胀的最根本性原因。农业基础崩溃的主要标志，是年轻一代农业劳动力都进城当奴工了。他们为什么要进城当奴隶而不愿种地？因为种地不能致富，只有当奴工，每年还能有些积蓄。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是几十年来坑害农民、牺牲农民利益的宏观农业政策导致的！ 这也是一个专制制度最终的必然结局。　　　　　　　　一句话，60年折腾该到头了
　　农民还可以搞蔬果粮食半成品加工，可以养猪养羊养牛养鸭养鸡。。。卧槽的，能干的东西太多了，怎么这些村长不跟与左民学学啊。
　　道理很对，但没人会实行，农业私有化，这个措施意味着什么？楼主是专门写这个的吧，夹杂了些其他内容。
　　土地流转，集体农庄是趋势，高效农业必须产生许多“正大”集团式的公司才有竞争力；单干已经过时；
　　可惜，腐败分子都憎恨重庆模式；　　真不知道吴姐姐当年何来发飙，
　　学习两个人就有前途，呵呵
　　二　　吕翼是近年来云南文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位善于描写“三农”题材，创作态势看好的著名青年彝族作家。《土脉》是根据他2007年至2008年到全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玉溪市峨山县甸中镇挂职当镇长助理两年的见闻和感受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篇目，首发在大型文学期刊《大家》2009年第4期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土地改革为背景，从生产队劳作写到当下的“新农村建设”， 以彝族老龙头、龙坝、龙田三代人为核心书写了云南省峨岭县红泥村人坎坷复杂的命运以及与土地的不同情感。“为了生，我们常常忘记了死。为了爱，我们常常忘记了恨。为了幸福，我们常常忘记了苦难……”在该书的题记中，作家用简洁、饱含深情的文字，道出了生活的真相，道出了作家对生活、土地、农民深深的悲悯和关照。而这部长篇小说最成功之处，我认为是通过塑造N种农民典型形象，从而形象化地指明了农民的N种出路。
　　出路Ⅰ：视土地为传家宝的老一代农民　　以龙家第一代人老龙头为代表。这是一个年轻时上四川下云南，到过缅甸越南，吃过好多苦受过好多累，风刮不走雨淋不化的当过十多年挑夫，最终回到红泥村把土地当做命根子的老一代农民。饱经风霜后始终认为千好万好不如家乡好，南亲北亲不如土地亲，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茅草窝，有田耕不会挨饿，有牛羊不会受穷，没有土地根栽在哪里都不稳。作为农村多才多艺的人，老龙头不仅有一手把生产队的牛养得又肥又壮的好功夫，还是随便扯几根草药就能治好不少村民不少病的乡土医生，可谓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且侠肝义胆、救死扶伤的典型传统意义上的好农民。可是为了分到土地，老龙头以“病危急见”为借口发电报骗回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一个县煤矿办公室工作的儿子龙坝；为了联产承包得到沁水湾那块自己开荒开出来的梦寐以求的土地，老龙头竟然爬上高高的苦楝子树在全村的父老乡亲面前以死要挟而最终梦想成真。老龙头这种万般无奈下所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源于峨岭人太爱土地了，峨岭人把土地看成是自己的命根，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看成是祖先灵魂栖息的圣洁之地。他们生在这样的土里，活在这样的土里，以后老了，死了，埋的还是这块土地。最简单、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就是，有土地、有好土地，一家人不会再挨饿。用文中的老龙头话来说，“对于我们农家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土地，有了土地，你想要啥就有啥，我可是盼了多年，等了多年……我们彝家不是有句话：生意人，眼前花，天阴下雨吃泥巴。工作同志四个包，工资发慢好难熬。庄稼人，有土地，秋天一来尽好事情”。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乡土人才，为了孙子龙田能读上书光宗耀祖，忍痛割爱卖掉大青牛的钱被小偷偷走后绝望地在自家牛厩上吊自杀，走完了自己死不瞑目的悲壮的一生，尽管他最后埋葬在沁水湾自己开荒开出来那块风水宝地的正中。这是一个长在旧社会的生不逢时的的老农民，如果他当今生在北京、上海或昆明等大城市，单凭他的养牛技术和对中草药的独到研究，他的命运和出路可想而知。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13亿人有9亿是农民。虽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受关照最少、受歧视最多、受伤害最深、社会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中国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的出路问题。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拥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我们在为广大农民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有较大改变由衷欣慰的同时，也有很多东西让人禁不住黯然神伤甚至唏嘘流泪。　　在为中国农民鼓与呼，表现农民的困境与寻求农民的出路方面，在读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题材作品签约作家吕翼的长篇小说《土脉》之前，我总忘不了一本书和一个人。一本书是《中国农民调查》，一个人是李昌平。
　　一　　《中国农民调查》是安徽著名作家陈桂棣、春桃伉俪写的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首发在《当代》文学双月刊2003年第6期，2004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不是一本“报喜”的书，更不是一本粉饰升平的书、贴金的书，而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情况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峻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依据大量第一手材料，反映了当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披露了曾惊动中央的几起重大涉农案件，提示了农民负担过重的种种原因，展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艰难曲折过程。作者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与农业方面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还有长期从事农业方面政策制定及领导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官员们一道，对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尽可能详明地分析。叙述客观事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从书中可以看出在有些地方出现的弄虚作假，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该书于2006年在柏林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其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而李昌平则是我国著名的“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2000年3月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时，因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给朱总理的信》为题，用扎实的数据、详尽的材料，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轰动全国、一举成名，9月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并呼吁“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乡镇党委书记。2009年3月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这本被誉为“为农民寻找出路的书”。在书中，李昌平认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农民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搞工业化、城市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因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为发达国家数亿人口搞“制造”，自然会“供大于求”，当然没有“钱途”。
　　出路Ⅵ：有一技之长返乡创业的新一代农民　　以龙家第三代人龙田的未婚妻木叶为代表。初中毕业、聪明漂亮的木叶在昆明的美容学校上过课，在小饭店里端过盘子，在按摩店和洗浴城里当过搞过按摩，虽然身处男人的包围圈中却始终洁身自好，因为她的至爱是青梅竹马的龙田。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峨岭县开一家最大最好的美容院，让峨岭的女人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时尚；在红泥村开一个疗养酒店，为到红泥投资开发、参观旅游的人洗去疲劳和尘土。而与之呼应的，是龙田在上海打工归来的师母金雀花，给饭店洗过碗，给宾馆拖过地，给纺纱厂纺过纱，最后给牛肉厂腌过肉，虽然未挣到钱，但学到了一门技术，找到了一条将加工好的牛肉出国的路子，拟合伙将红泥村特香的火烧牛肉这一品牌做大做强。这是作者为揭示弘扬主旋律、建设新农村主旨必不可少的神来之笔：返璞归真，土地也能长出金子；见多识广，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出路Ⅱ：无可奈何的“廉价农民工”　　以龙家第二代人龙坝为代表。龙坝是一个与命运顽强抗争过的人，也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他当过兵，被人诬陷谈恋爱致人怀孕流产而被迫退伍；在当过矿工，凭自己的努力就要提拔为煤矿办公室副主任的关键时候被老龙头骗回红泥村以便好分土地；他是粮食种植能手，却因苞谷收成太好背上楼时摔下来压断了腰；他是种植烤烟能手，却在烤烟房为烤出上等烟被高温烘烤得休克差点送了命。最后，瘫痪在床的“废人”龙坝在农村致富无门的情况下，只好背井离乡和妻子艾妮一道进峨岭县城打工。艾妮在玉泉煤矿厨房洗碗打杂，龙坝凭借老龙头传授的草药秘方摆摊，倒也比在农村种庄稼强。在表现龙坝和艾妮不屈服于命运又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同时，也形象描绘了一种“少是夫妻老是伴”的难能可贵。另外像红泥村的木树林，这个在红泥村“只有他不想办的事，没有办不好的事”的生产队队长，人到中年在生产队土地承包后无所事事，最后和老伴普珠随着打工热潮到峨岭县城一家医院帮人看大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出路Ⅲ：“鲤鱼跳农门”的出人头地者　　以龙家第三代人龙田为代表。为了能考上中专学校，龙田到昆明一所城郊中学就读初三，什么苦什么累都不在乎，在一家建筑公司靠挑砂浆、帮助看工地挣钱来读书；考上省煤炭学校后，最大限度地节衣缩食，每顿只吃两角钱一个的白菜汤，连招待木叶吃一个野生菌就花费了他一个星期的伙食费都要心疼好久，甚至勤工俭学打扫臭不可闻的学校公用厕所，并且在校熬更守夜自考文秘大专毕业。最终苦尽甘来，三年后龙田进了峨岭县政府当秘书，也收获了青春靓丽的中学同学木叶的爱情，从而演绎了一场“最深的爱是不需要说的”感人故事。众所周知，我国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包分工的年代，农村学生成绩优异者大多是通过考中专或中师端上“铁饭碗”的，故龙田的奋斗史浓缩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农村学生“鲤鱼跳农门”的艰辛与不易。作为陪衬，龙田所跟随的县政府领导梁杰副县长和省煤炭学校的老师何必作为农村高中同班同学的佼佼者，一个是家里劳力少但一心要读书，一个是家里订了娃娃亲但充满了理想，结果殊途同归，凭借奋斗一同考上云南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端上“铁饭碗”的不同人生让人不胜唏嘘。
　　出路Ⅳ：背叛土地的“农民暴发户”　　以龙家第二代人龙坝从小一起情同手足长大的刘来宝为代表。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孤儿，当着叫花子吃着百家饭长大成人后由于是色盲没有当成兵，由于在土地上苦挣了若干年连媳妇也讨不起，逐渐对土地彻彻底底失去了兴趣。于是他另谋他路，从炒苞谷花到贩烟叶，从当建筑工到承包工程，在历经艰辛后靠开铜矿、铁矿和煤矿发了迹。这是一个当今社会“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典型，有了钱的刘来宝在获得昔日恋人安菊芳心的同时，还在外面沾花惹草、风流快活，和风流浪女沈妹数度巫山云雨、激情做爱，甚至痴心妄想“吃”聪明漂亮的木叶的“豆腐”，并且花钱请易经大师把名字由土气的 “刘来宝”改为洋气的“刘远航”。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侠肝义胆的农民企业家，比如他听到误传昔日好友龙坝烧死在烤烟房里坐在舍郎河边烧冥钱、放火炮、磕长头，致富不忘家乡出资五千万为家乡红泥村修引水工程和通路工程。在水和路即将修通的前夕却因肝癌撒手西去，被安葬在了沁水湾那块风水宝地老龙头的旁边，而独资修建水和路也被县里命名为“远航渠”和“远航路”。年轻时最大的梦望就是离开土地的刘来宝，中年却是靠土地发家致富富甲一方而魂归故里，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出路Ⅴ：以青春和身体为本钱的农村浪女　　以龙家第三代人龙田曾经相过亲的沈妹为代表。小说是这样描绘这个早熟的小姑娘的，“这是一个不算高但丰满结实，脸蛋不算漂亮但白里透红，特别是一双眼睛机灵得很，骨碌一转，就会让人觉得她是在想什么新点子”。果然，这是个典型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诡计多端的农村风流浪女，靠青春和色情卖淫诈骗，单单一个刘来宝和她享尽鱼水之欢后就两次被稀里糊涂骗了32万人民币。当今这个社会，像沈妹这样的卖淫女以“笑贫不笑娼”、“身体就是本钱”为人生信条，大多来自贫寒的山村，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　　1949年新中国以来，中国的农民始终未能走出“贫困—歧视—限制—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1978年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7.5亿劳动力中5.3亿是农村劳动力，真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和进城打工的劳动力各有1.5亿左右，各占中国劳动力的20%。近几年来，我国社会对农民的关注逐渐升温，使得农民的出路问题成为一个全社会的关注的话题。一方面，在我国农民工的队伍中，出生在70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越来越高，好些家庭甚至举家搬入城市。这些农民工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后就涌进城市，进入建筑业、服务业、娱乐业的队伍，其外出务工动因已经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他们有的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农民不爱地、农民不识农的思想，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出现的没有分到集体土地、没有土地耕种经营的“无地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群体行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如果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开始涌现的90后农民工更是衣着新潮、视野开阔，普遍认为留在农村是没出息、没前途的表现，特别是其父母本身就在城市打工的，更是从来没种过地，强烈地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家落户，死抱一种“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坚决不做农民”的思想，已经失去了传统农民的本色。另一方面，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军涌进城市打工，他们一般只在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佳节回农村老家看看，而留守农村的大多为老弱病残者，造成的土地无人耕种甚至抛荒现象已日趋突出。显然，从小生活在农村倍尝生活艰辛后考入师范院校，当过教师、机关秘书、办事处纪委书记、报社副总编、文联主席的阅历颇丰的吕翼是洞悉“三农”问题的，在《土脉》中指明的农民六种主要出路中就融入了自己对广大农民欲哭无泪的“命由天定、运由己生”的无奈命运的深深同情，融入了自己对作为传统农民“生命之根、生存之本”的土地荒芜问题的深深忧虑，融入了自己对建设“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深祝愿。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