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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金融安全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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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构建社会主义”是我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丰富、充实了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扩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它体现了科学的发展观，内含着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非常关键的发展时期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然而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就业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虽然经济提升非常迅速，但失业人数也在不断上升，就业问题越来越凸现。从我国的现状来看，就业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三大人群：一是城镇居民。目前城镇新增劳动力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达到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9%计算，在现有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约束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最多也就是900万个左右，因此每年还有1000多万人无法就业，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农民。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失地现象非常严重，按征用土地量和农民人均土地量的保守估算，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是“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如若从2006年开始，中国全面履行WTO规则，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在现有1000多万个的基础上，每年还将增加至少200万个。在目前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农业需要的合理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未来至少有1.9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三是学生。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是我国中学生的毕业高峰，高校如果不继续扩招，大批高中毕业生将失去继续受教育的机会而流向社会。如果高校继续扩招，每年高校毕业生几百万，从目前形势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将不会是个短期问题。
　　（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过大，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教育差距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等方面。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1994年为1.71：1，2003年达到了3.23：l。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因素的差异，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其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是上海，达到14 867.49元，浙江为13179.53元，广东为12 380.43元，而最低的为宁夏6530.48元，贵州6569.23元，甘肃6657.24元。也就是说，最高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地区的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已扩大到2.28倍。再次，城乡教育差距拉大。全社会教育投资投在城市的为3/4强，而投在农村的不到1/4。农村教育资源的极其匮乏，其结果是农村学生辍学率较高，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远远低于城市。最后，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根据2004年全国5万户城镇住户抽样调查结果：上半年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 3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倍；而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3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9%。高低收入组人均收入之比为9.5：1，比去年同期9.1：1有所扩大。此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样呈扩大趋势。
　　（三）&三农”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农业人口就占9亿多，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摆在我们党和政府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消除。由于长期缺乏对农业的投资和技术的革新，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农业几乎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国内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将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不可能的。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是农民摆脱困境的基本选择，但是这些进城农民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不断为更大的生存空间抗争。
　　（四）金融问题
　　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长期没有建立起来，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力和监管功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惊人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接近甚至超过25%的呆账，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根据国际标准，银行呆账比例控制在5%属于可管理水平，但中国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标准。金融业的现状，可能是危及中国经济安全的最大风险，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
　　（五）资源问题
　　人们总说我国地大物博，但实际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很低，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水资源是25%，石油是12%，天然气仅为4%，煤炭是55%。如此同时，资源利用率很低，浪费严重，过度消耗惊人。2003年，中国GDP占全球的4%，但消耗了全球55%的水泥、36%的钢铁、30%的煤炭、25%的铝，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耗能源，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5倍。我国对资源不仅利用率低、过度消耗惊人，而且对资源的破坏严重，乱采、乱伐、乱排放，给资源和生态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2003年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还有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资源和环境基础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依赖的能源和资源是否能够通过国内资源得到满足?虽然翻两番不是很大的目标，但是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上个世纪翻两番可以通过国内资源得到实现，下一步翻两番的目标能否得到国内资源支持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资源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没有资源这个物质基础作保障，构建和谐社会只会是个空谈。
　　（六）信心和诚信问题
　　有专家认为，失业关系到民生问题，诚信和信心关系到精神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诚信问题和信心问题是与治理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当前人们之所以失去信心和缺乏诚信，与某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败坏党风、败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信用问题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制度性问题。目前我国的信用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企业信用低下，公民个人信用基本属于空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隐患严重，许多银行依然把自己的信用建立健全在居民对于中央银行的信任之上。信用缺位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深层影响主要表现在：抑制消费，制约投资，直接造成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加大了金融风险，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我们的党和政府在面临如此巨大的国内外挑战面前，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如果没有大多数人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将很难有所作为。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我国面临着上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加紧研究解决的对策。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建议
　　（一）真心实意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确立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的崇高威望
　　中国共产党是把全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心实意地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是我们能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广泛地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的关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点及灵魂在于实践。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和各级政府的认识和评价不是看我们的宣言和口号，而是看我们的实际行动。只有我们真正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住各种腐败现象的蔓延；只有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幸福，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克服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真正能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才会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否真正付诸实践，是我们党能否在全国各族人民中确立起崇高威望、能否最广泛地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的关键，也是我们党能否在长期执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二）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德治和法治各自独特的地位和功能使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力量，以强制的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以德治国是从人的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法治强调的是他律，德治强调的是自律，二者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不能相互代替。只有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实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必须有比较高的自律意识，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当前，我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针对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通过暴力的手段去解决，而主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去解决，不断健全和完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工作机制。对于犯罪分子和“三股势力”即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要坚决依法打击，彻底根除社会不稳定的毒瘤，维护社会和谐。
　　民主政治制度，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得到改进，取得非常大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制约着人们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而还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完善，在保持我们权力集中统一的政治优势的同时，坚定而稳妥地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和人大代表民主选举的制度，健全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要进一步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切实解决好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保证人大、政府、司法机关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开展工作；要进一步健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根据我国的制度特点，特别要进一步强化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以严格的制度来规范和制约权力；要加强国家审计署、纪检委等专门的权力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对各级权力机构的监督，从而有力地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以为指导，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要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更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丰富发展内涵，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中的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起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运行机制。在当前和今后，特别要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和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互动、优势互补，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经济发展空间等方面下工夫，不断促进经济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四）进一步深化改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了使我国的各项事业进一步发展，还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尤其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更应加快改革步伐。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不断强化公共服务意识，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二是进一步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要改革教育体制，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快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公平公正的国家科研资源的配置机制，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增加科研投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改革文化体制，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制。着眼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积极推进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及时将改革的成果纳入法律制度体系。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敢于攻坚，锐意进取，又要兼顾各方，积极稳妥，切实把握好政策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综合配套，统筹协调，有机衔接，相互促进，把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而又绕不开的问题，这些新情况使得新时期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局面。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协调好各个方面关系，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意义十分重大。在此，首先必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增强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其次，要关心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逐步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建立健全城乡救助体系，加强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等。
　　（六）改变就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
　　目前就业问题在我国是非常突出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抓住我国目前劳动年龄人口社会抚养系数较低、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劳动年龄人口），两头小（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人口机遇期”，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抓好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支持就业容量大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的比较优势，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农业结构的转型，力争在未来15年内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再转移出1亿人左右，把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从目前30%左右提高到50%，把城市化率从40%左右提高到60%左右。要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大力发展基础教育，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教育，把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从目前的约8%提高到2010年的12%。
　　（七）推进，遏制社会差距过大
　　能否实现社会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只有真正形成公平和正义的社会环境，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才能各得其所，和睦相处，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当前，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首要的是缩小社会差别，特别是缩小贫富差距。为此必须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建立根据收入水平的增长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基线的制度，改变目前所得税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状况，建立普遍的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制度，加强对偷税、漏税、避税行为高发领域的监督力度。第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力争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农民增收的措施，逐步改变目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和消费差距过大的状况。第三，扭转财力过分向上集中的态势，加强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基层财政的困难。目前我国县乡两级的财政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0%。而县乡两级供养的人员却约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0%。因此，控制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支出、缓解基层财政的紧张局面，是目前调节基层干群关系的必要措施。第四，继续加强反腐败、反贿赂力度，逐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要逐步扭转国家财政供给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之间工资差异甚大的局面，实行透明的和可监测的“阳光工资”，在不同的地区，同一级别的工资可根据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调整。国家和地方财政要保证政权正常运转的支出，不允许国家全额财政供给的部门进行所谓的“创收”和进行工资外的收入分配，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国家公务员要实行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并建立对公务人员就职、离职和换岗的财产检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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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三五”：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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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着眼于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出了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新要求和新任务，这对于我国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对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提出新要求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深刻变化。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有效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根本途径。
（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是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分化调整特征更趋明显。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纷纷实施量宽政策，结构性改革缺乏实质性举措，经济复苏曲折缓慢。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但结构调整步伐放缓，追赶势头有所减弱。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经济恢复增势，欧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呈现“双速增长”。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印度增势较为强劲，巴西、俄罗斯一度陷入负增长，呈现“双向分化”。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仍是全球经济重要引擎，但面临全球格局变化的新挑战。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基础上，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增强体制机制竞争优势。
（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是应对全球规则竞争日趋激烈的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等谈判，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更趋激烈。特别是美国主导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意欲强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发达国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多边或区域贸易安排中，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对成员国的约束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以抬高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我国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又要看到国际规则变革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方向，许多方面与我国扩大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必须以更加积极和自信的姿态，加快形成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三）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是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我国在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4.2%，与中国吸引外资仅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可以预期，我国对外投资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过吸引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在坚持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建设立足周边、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这都要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更好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利益，以进一步开放换取其他国家对我国的更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实现我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四）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国内国际经济的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十三五”时期，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更加紧迫，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对外开放的体制优势，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总体要求
《建议》提出，要“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总体要求。
（一）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就是要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行政环境。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法管理开放，用法治办法解决开放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做到重大开放举措于法有据；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监管规则，尊重非歧视性规则的国际营商惯例，平等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在贸易、投资等对外开放领域全面推进管理体制便利化，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提高为市场主体服务的便利化水平。
（二）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各国相互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就是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方式，健全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制度，并通过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与各国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以共同利益推进互利合作。
（三）形成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加快重构。形成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规则，就是要积极主动从制度和规则层面进行改革，适应国际规则新变化，全面推进外贸、外资等领域管理体制便利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健全对外开放中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三、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主要任务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符合自身国情和世贸规则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但在贸易便利化、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仍不完全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建议》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十三五”时期要推进落实的主要任务。
（一）建立贸易便利化体制机制
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全球供应链扩张放慢等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我国外贸增速也明显回落。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迅速发展，服务业快速发展使服务贸易成为新兴领域。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就要加强国际协调，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在境内外的标准、支付、物流、通关、检验检疫、税收等方面的问题，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机制；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建立与服务贸易相适应的口岸管理和通关协作模式。与此同时，要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推行口岸管理部门“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协作机制，保持传统贸易方式竞争优势，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
（二）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建议》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指明了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境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出现了东道国提出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对等原则向我国企业开放市场的要求。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成为国际投资规则新趋势的背景下，明确实行这一制度，可以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有助于平衡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利益。要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等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
当前，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都要求加快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在完善境外投资管理上，要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程序，除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管理。在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上，要清理取消束缚对外投资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让企业放开手脚闯世界；完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和产业指引，为企业提供便利服务；推动中资金融机构海外网点建设，加强对境外企业的金融服务；引导境外企业属地化经营，促进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常态化制度化。
（四）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相比较于制造业，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明显滞后，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偏低，高端服务业领域竞争力较弱。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开放中融合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建议》明确提出，“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体现了我国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的决心。我们要继续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同时，对扩大开放条件比较成熟的服务业领域要大胆试验，推动对外开放迈出更大步伐。
（五）构建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是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重要环节。要在完善审慎监管和有效管控风险的基础上，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用汇。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探索境外发债备案制，稳妥推进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快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扩大人民币的境外循环。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
（六）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
为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要继续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要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司法协助协定，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的正当权益。近年来，我国出境人员数量迅速增长，2014年赴境外旅游人数已突破1亿人次，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吸引我国游客而放宽签证限制。要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为我国公民赴境外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七）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切实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加强国别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分析，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建立健全境外中资企业和境外国有资产监管机制。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措施。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健全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切实保障境外人员和财产安全。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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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沈王一、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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