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下遗产保护续写“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
作者：本报记者 乔燕冰&&来源：中国艺术报
　　中国拥有30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丰富的内陆水域和几多辉煌的航海史，大量积淀着我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镌刻着古老中国与世界文化联姻的历代水下文化遗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伴随着200年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成长，那个石破惊天的考古发现，那艘沉睡海底80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南海Ⅰ号”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曾震惊世界，创造中国水下考古的巅峰样板，让中国水下考古跻身国际前列。
　　当下，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藉此亦被赋予了助力国家民族新发展、携手世界新契机、构筑人类文明史新图景的深远文化意义。&
排水量900吨的我国第一艘专业考古船“中国考古01”风采& 周春水提供 &
　　“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 ”
　　对于以历代沉船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水下考古事业来说，美国作家盖瑞·金德的报告文学《寻找黄金船》中这句经典比喻，像是一句恰切而深沉的座右铭。而事实上，这个“句号”对于水下考古工作来说并非可以轻松书写，并且，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个“句号”亦远非水下考古工作可以独立完成的。
　　近日，正在西沙群岛执行2015年度水下考古任务的“中国考古01”传出捷报，此次考古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沙珊瑚岛Ⅰ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现场发掘目前已基本完成。考古发现，遗址以石质建筑构件为主，还有少量瓷器碎片，据分析，珊瑚岛Ⅰ号沉船遗址的时代为清代晚期，为一艘专门运输石构件的远洋运输船……始于4月12日，以排水量900吨的我国第一艘专业考古船“中国考古01”为母船的船队从海南省文昌清澜港正式起航，载着由25名队员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工作队，进行为期45天的考古发掘，这也是“中国考古01”远海的首次航行。此次水下考古既是国家文物局2015年重点水下考古项目，也是海南省继2008年“华光礁Ⅰ号”沉船打捞之后在南海水下考古领域中的又一次重大迈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西沙群岛遗留下大量的历朝历代的水下文化遗产，而驶向那里的“中国考古01”也必将满载而归，打捞富含民族与世界文化信息的海洋遗珠，也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再添一笔，一如多年来这项事业默默地与历史对话，在文化中行走。
　　水下考古： “填补空白这个任务早就完成了，现在进入全面开花。 ”
　　当高端大气的“中国考古01”远航出海的同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崔勇正在继续着手头“南澳Ⅰ号”发掘整理工作。这位在“南澳Ⅰ号” 、“南海Ⅰ号”等我国诸多重要水下考古发掘中皆为第一个下水的水下考古工作者，正是中国当下为数不多的水下考古骨干之一。作为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全国首届水下考古轻潜水培训班学员，1988年开始学习潜水的他， 27年没有断过水下考古项目，没有间断过潜水。
　　就像当初还是个不会潜水的“小孩儿”的崔勇今天水下考古已颇为老练，相隔27年，中国水下考古的发展进步确乎今非昔比，如今驶向深海探究中国海疆文化遗产的“中国考古01”满载自信。
　　水下考古人都还记得， 1985年，英国职业盗宝人迈克·哈彻在南海盗捞一艘清代商船，次年在嘉士德拍卖行拍卖，面对比起拍价高出十倍的“天价” ，两位国家文物局委派的文物专家甚至没有举起手中的拍卖牌，怀揣口袋中分文未动的三万美金悻悻而归。这一尴尬之旅震动中国政府，刺激了中国考古界，中国水下考古队由此应运而生。
　　中国水下考古领军人，原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威回忆起当时中国水下考古事业近乎空白以及成立水下古考队之初的一穷二白五味杂陈。
　　“1987年我们水下文物之父、中国水下考古奠基人俞伟超，也是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派我这个馆内搞业务的第一人去荷兰学潜水和水下考古技术，之后又去美国学习，师从世界公认的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 ”当代中国水下考古的异国拓荒之旅就这样开始，张威感恩有幸成为我国最初派往国外学习的三人之一，并成为那三人中唯一一个依然奋战于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拓荒者，见证着中国水下考古近30年的发展进步。
　　张威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创立至今，我国水下考古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还很短暂，还处于成长期，但人才上，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全国近200人已属难得。现在广东、山东、海南等沿海重要省都建立起自己的水下考古队伍，青岛、福建、宁波等地也相继发展起来。“由于国家重视，近两年又通过相关单位部门整合，独立出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一国字号的专门机构，而且关键是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像我们这样自己的专门做水下考古的工作团队，并且代表一个很先进的水平。很多我们培训出来的人才，平时在各省工作，像国家足球队一样，有自己的俱乐部，一旦国家有重要项目会集中使用。 ”
　　“我国水下考古水平至少在亚洲是较为领先的，在国际上也拥有一定话语权。现在亚洲能做水下考古的只有韩国和我们，都是国家行为，有国家机构且比较先进，其他国家都基本没有独立阵地，无法相比。日本民间有协会在做，但政府没有。 ”说到今天的中国水下考古，张威相当自信。“整个事业处于兴旺期，我们有专业的队伍，有专业的船，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南海Ⅰ号”建立了专门的博物馆，国家也正式建了北海基地、南海基地、东海基地等几个水下考古基地，不仅全面铺开，布局也很合理，包括鄱阳湖等一些内水也在开展工作，所以整个水下考古局面已经打开了。也就是说填补空白这个任务早就完成了，现在进入全面开花，要做发展的时期了。 ”张威说。
　　出水文物保护： “在实验室成立以前，出水文物保护几乎只是简单的冲洗和分类。 ”
　　与水下考古人一起，默默为诸多“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画上“句号”的还有出水文物保护这项重要事业。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相对经常要涉险潜入海底作业的水下考古，出水文物保护大多于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完成，但他们所要完成的是这个“句号”的大部分。而且，于当下中国，出水文物保护所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挑战似乎也更大。
　　“国际上公认，出水文物保护部分占整个水下遗产保护工作的2 / 3左右。比如一条沉船，从发现，到发掘出水，再到保护好，出水文物保护所应承担的远远比水下考古多。 ”张威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田兴玲就是为这“2 / 3”工作在努力的一员。她和5位同事一起，正在进行“南海Ⅰ号” 、“华光礁Ⅰ号” 、“小白礁Ⅰ号” 、“南澳Ⅰ号” 、“丹东Ⅰ号” 、“东坑坨Ⅰ号”等全国重大沉船及其船货的文物保护工程。而她所在的出水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11年成立的专门针对出水文物进行科技保护与修复的机构。田兴玲告诉记者，虽然全国也有涉猎相关工作的机构，但是目前还没有与她所在实验室类似的专门机构。该实验室也针对出水文物保护修复做了几期培训班，所以目前做此相关保护工作的人士大约有50余人左右。
　　“在我们出水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成立以前，出水文物的保护几乎只是考古队员对文物简单的冲洗和分类。 ”虽然我国出水文物保护正在随着水下考古事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和壮大，但如此重要的工作却面临如是现状，其间巨大的反差似乎出人意料也让人颇为忧虑。
　　“出水文物保护从人才到设备和实践经验上都需要努力。考古市场我做这么多年了，实际上很多文物保护，还是在现场保护、瓷器处理等初级阶段做得比较多。随着出水文物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保护经验，特别是专业人员需要大大增加，和田野保护一样，不能只发掘出来，后期保护更重要。特别是出水文物，在海水里浸泡多年，情况更复杂，保护的难度更大！ ”张威强调。
　　张威告诉记者，无论是相对我们出水文物保护当下需要承担的工作量，还是相对国际相关水平，当下我国出水文物保护都较为滞后。“从人才、工作量讲，我们现在任务非常重，及各方面经验都很缺乏，还有大规模做出水文物保护的空间，比如大的实验室还非常缺乏。国外大的先进国家的水下考古机构，比如一个所里，大面积是出水文物保护，其经费、人员、所用空间等占很大的比例，约占2 / 3。 ”
　　南海Ⅰ号： “可能等我真变成老者，这条船还在发掘。 ”
　　谈水下考古，不能不提“南海Ⅰ号” ，这不仅因为它几乎是带动和见证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水下考古和出水文物保护的发端和发展，让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相关领域拥有话语权之关键，也因为“南海Ⅰ号”四个字几乎成为让大众聚焦于这一陌生领域的一个最有效的符号，是引领和引发公众普遍认知兴趣之所在。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震惊世界的整体打捞行动；中国水下考古的巅峰样板；中国水下考古和出水文物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中国水下考古跻身世界前列的标志……
　　“南海Ⅰ号”这艘沉睡海底800多年的南宋古沉船，从1987年发现到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并实施保护，拥有着太多“之最”外， 20年间承载着诸多的第一次：作为“南海Ⅰ号”水下考古队的队长，张威第一次探摸“南海Ⅰ号” ；作为“南海Ⅰ号”打捞队重要成员，无数次触摸并在打捞中第一个下水的崔勇被业界称为“南海Ⅰ号”发掘第一人；崔勇亦是第一和唯一一个拍摄了近20分钟的“南海Ⅰ号”水下全貌和真相的视频；为了给打捞出水的“南海Ⅰ号”保持相同的水下环境，第一个为一条船专门修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在广东拔地而起；以及最为重要的第一次——开创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整体打捞。
　　“南海Ⅰ号是世界首创的唯一一个整体打捞的成功案例。以前只有瑞典的瓦萨号和英国的玛丽·罗斯号曾施行过所谓的‘整体打捞’ ，但都是将船内物品先清空，减少重量后空船打捞。而在‘南海Ⅰ号’整体打捞方案中，我们在水下做一个沉箱把整个船包起来，将船体及其内的船货及其淤泥原封不动整体打捞出水，最大限度保存了文物信息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并在为其专门建造的博物馆中进行室内发掘，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张威的解释指出了“南海Ⅰ号”在世界考古史上如此耀眼之关键。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水下考古所所长姜波进一步归纳“南海Ⅰ号”水下遗产保护的意义。他指出，“南海Ⅰ号”的文物量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从整体打捞，到博物馆发掘，到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这一工作目前是世界上唯一的。其深远意义在于，一是从发掘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整体打捞到博物馆进行现场发掘，可以大大提高发掘获得的信息量；二是因为在博物馆里进行发掘，考古工作人员和文物保护专家可以现场同时操作，使文物保护工作做得更及时；三是发掘的同时也考虑到出水文物的博物馆展览情况，比如不仅发掘过程是向公众开放的，提取文物和进行现场保护时就考虑到以后如何向公众展示等。这样，发掘、保护、展览，三者结合在一起开展相关工作，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南澳Ⅰ号”出水文物& 崔勇提供
“南海Ⅰ号”沉船现场扫描图& 测绘组提供
　　如此看来，“南海Ⅰ号”不仅为中国出水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高端、繁复的演练场，也成为公众兑现尘封海底文物神秘想象的绝佳对象。而对于随船而溺的文物究竟有多少、都有些什么这些大众最关心的问题，姜波做了清晰的解释。“估测的文物有不同说法，因为计量时有个尺度问题，比如一件完整的瓷器算一件，但也可能一件完整的瓷器已经碎成一二十片了，所以涉及怎么计算的问题。完整瓷器估算是6万，有可能达到10万，因为还没有提取完，铜钱发现大约1万多枚。另外还出土了金银器、银锭、漆器、铁器等。 ”姜波介绍，现在相关工作人员还在进行船舱船货的清理，里面的文物还远远没有清理出来，全部发掘时间还不敢说，因为操作起来特别复杂。
　　作为具体实施“南海Ⅰ号”出水文物保护工作的成员，田兴玲透露，“南海Ⅰ号”的出水文物保护尚处于配合考古发掘进行现场保护阶段。保护所需时间要根据考古进度来测算。“由于南海Ⅰ号内存在大量文物及其保存过程中形成的凝结物，而且涉及文物种类多样，除船体木质文物外，还有陶瓷器、金属器，包括金银铜铁锡等，其他有机质如漆器、果核等。大量文物的提取，以及南海Ⅰ号所在广东的环境条件，比如6月至10月多台风，需要将塔吊摘下，以免砸伤文物等多种问题，所以保护过程还有待时日。 ”田兴玲说。
　　“韩国新安沉船， 1975年发现，等完完全全都修复完能展出已经是21世纪，其间将尽40年时间，很多工作人员已成老者。南海Ⅰ号虽然整体打捞放在那，但将来整个能展现出来，船的复原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时间对于我们个人生命来说可能很长，但对于整个事业来讲只是一个小片段，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考古生涯中第一个下水触摸南海Ⅰ号，可能等我真的变成老者，这条船还在发掘，还要保护，还需很长时间。所以做这个事业一定得有耐心。 ”近30年的水下考古相关工作都与“南海Ⅰ号”相关的张威说出了无数专业人士正在用他们的生命去印证的最客观事实。
　　优势与挑战： “全世界没有一个像我国专门就水下文物保护立法的，但我们还是人才匮乏。 ”
　　中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疆、丰富的内陆水域和几多辉煌的航海史，大量历代的水下文化遗存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挑战不言而喻。
　　“当下最大的困难，一是家底不清，中国现代沿海到底有多少沉船我们搞不清楚，因为前期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二是人才缺乏，经过培训的水下考古队伍虽有100多人，能坚持在一线开展考古工作的大概有50人左右，出水文物保护同样缺乏专业人才；三是还要积极引进一些先进的考古探测方面的技术装备。 ”姜波直言问题所在。
　　长期致力于出水文物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认为，水下考古最大困难是花钱太多。“水下考古只要一动，付出的经济代价就会很高，动辄上亿的投入，这些资金如果用在陆地考古能做很多事情。如果去重复已经解决的、没有特别学术意义的水下考古，我个人认为可能得不偿失。 ”
　　而在崔勇看，即便是高投入事业，随着国力的提升其最大困难反而不是经济，而是保护问题。他指出，随着发掘出的文物增多，量级上来后保护的力度就需要更大，成熟的技术支撑需要更强，而且保护是需要时间的，这些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对于这一挑战，张威更加具体地指出，当下我们一是不具备大规模试验室，二是相关人才太匮乏，人才规模和我们要承担的工作还很不相称。“搞文物保护属于科技，这和学考古一样，需要专业知识。其实我们水下遗产发展开始是从培养水下考古专业做起的，而出水文物保护一般是兼职，比如本身在做文物保护的，再做一些出水文物保护，不是专门的人，没有专业队伍。这并非不可以，他们在保护上会有些经验，但出水文物涉及的浸泡等很多问题和陆地不同，需要许多专业知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首先是人才问题。我们中心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
　　具有海洋文物意识，在张威看来亦至关重要，不能有捞宝的想法。他介绍，当下国际上也有很多专业捞宝公司，和盗墓一样，海洋盗捞也很厉害，相关文物市场和渠道也很发达，因此我们国家领海管辖和海洋文物保护任务也相当急迫。而谈及这一严峻事实，秦大树痛心疾首，“浅水一旦确认一个地点，民间就会不停有盗挖，这完全是毁灭性破坏，往往是用一个大铁耙子往上挖，耙碎了十件可能只挖上一件。 ”
　　着眼于操作层面，田兴玲指出的挑战更为具体。“通过承接华光礁Ⅰ号、南海Ⅰ号、小白礁Ⅰ号等项目实践发现，当下出水文物保护面临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每条沉船保存的状况都不同，实施保护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需要针对性地选择保存技术和手段。由于船体保护施工周期较长，所以要时时监测其变化情况，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
　　面对种种挑战，张威提醒，我们拥有足以战胜困难，拥有美好未来的理由。“因为与国际相比我们具有独特的优势。国家相关立法是我们拥有的最独特优势，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像我国专门就水下文物保护立法的，而且全部行为都是国家行为，没有任何商业性质，也没有引入商业赞助，完全是国家财政拨款。日本为什么做不好，因为他们找不到赞助商就无法进行。总而言之，国家对此下大力气，我们有专业团队和先进设备，尤其在深海方面，水下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文物局一家在做，而且和国家海洋局、相关部门和部队等都在共同联手做很多联合项目，所以水下遗产保护日益变成整个国家的大事业。 ”张威说。
　　“一带一路” ：水下文化遗产助力构筑人类文明史上的动人图景
　　“一只船就是一个社会” 。对于水下考古与出水文物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这一比喻意味深长。的确，无数沉睡于海底的历代沉船，积淀着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尤其是密集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镌刻着古老中国与世界文化联姻的历代水下文化遗存，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对于中国文化重新发现曾经的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关联意义非凡。
　　“研究历史无非是找到经验为现代服务。古代丝绸之路，人们常常只将其视为商贸之路，其实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其作为一种外交、政治与文化之路，这是助力今天的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的重要契机。 ”刘庆柱说。
　　“现在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包含陆路和水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水路上的文化遗存很多沉在水底下，水下文物保护可以通过一个个点像星星一样联成一个航路，用实物去印证文化，水下考古是探究海上丝路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崔勇清楚地知道自己多年为之付出的事业远不止发现文物那么简单。而长期致力于海上丝路水下文物学术研究的秦大树，更是对自己的研究领域饱含寄望。“海上丝路以往更多地被学界称为陶瓷之路，代表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一个贸易圈，直到大航海时期欧洲美洲的航海。这里的器物记录着古代人与人的交流，沉淀着丰富的文化。 ”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指出，当下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同时也是一条将东方文明、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恒河文明的珍珠串联在一起的彩带。“21世纪文化艺术的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丰富内涵之一，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多元内涵协调稳步发展的重要力量。“21世纪文化艺术的丝绸之路”构筑了一幅人类文明史上的动人图景，而文化遗产则是这一图景中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基础。根据国内国际新形势和新格局，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确定为国家重大战略，也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这是遗产保护与文化的对话。而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新的春风正拂面而来。当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藉此亦被赋予了助力国家民族新发展、携手世界新契机、构筑人类文明史新图景的文化意义。
　　“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洋领土过去可能被忽视了，一带一路战略将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重要的促进作用，相关政策以及‘十三五’规划如何将其纳入其中还在讨论中。国家文物局、国家海洋局都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海上丝绸之路包括几条线，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等待着我们更好地去发现。丝绸之路本身就是历史文化遗产，从秦汉时期就开始慢慢开启，伸展延伸，形成复杂的规模，形成海航贸易路线，现在也在积极推动申遗工作，海上丝绸之路是伟大的世界遗产。无论是助力文化发展，还是维护领土主权，我们水下考古任务艰巨！ ”张威说。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水晶宫”内的“南海Ⅰ号”探方平面图
凝结物的整体喷淋脱盐
瓷器修复前
瓷器修复后
木材加固试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田兴玲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