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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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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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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　　事实上，说贝克尔是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反对的人恐怕也不会很多。　　贝克尔的研究　　贝克尔的经济分析都基于理性人假设。在贝克尔看来，这一基本的原则不因研究领域的变化而变化。这样一来，不管是个人、企业还是其他的组织，都可以用理性人模型来刻画，只不过最大化的函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有些是最大化效用函数，有些是最大化福利函数，有些则是最大化财富函数。这种经济学分析看起来简单，但在大部分场合下，却是非常直接而有效的。　　1992年，贝克尔因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委员会当时总结贝克尔有四大贡献，分别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对家庭行为分析、犯罪与惩罚的经济学分析、以及对劳动力和商品市场上的歧视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人力资本　　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可能是贝克尔最富盛名的研究了。这些研究基本上集中在1960年代，贝克尔的基本想法是收入中有一部分会用于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未来会有更多收入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想法很难称得上是新奇之见，但只有贝克尔首次为这一想法建立了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使得后续理论有了拓展的可能性。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贝克尔的框架使得计算教育和培训的回报成为可能。　　而人力资本又和经济增长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大问题紧密相关。只是在贝克尔考虑此类问题的时候，中国从工农兵走向红卫兵，代际的人力资本几乎完全没有积累。所以中国1978年改革以后的增长，重点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主要是制度变迁带动的增长。　　后续主流的经济学家在贝克尔的基础上，改进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的经典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考虑在内。这样，即便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者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因为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提高，而促成经济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的研究随后又扩展到对健康和营养水平的研究。这些指标的跨国比较，对贫困国家的脱贫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事实上，国家间发展的差异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供给的差异，而不是真实资本供给的差异。当下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或许会同意，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是引入了人力资本这一视角，其中，贝克尔功不可没。　　贝克尔对家庭的研究同样意义深远。贝克尔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同事科斯略有不同，科斯注意到企业不同于市场的地方是有管理成本。对经济学而言，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家庭这一特殊类型的组织，因为家庭内部并不是按照价格来配置资源，也不是完全按照企业命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贝克尔却认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一样适用于分析其他类型的非市场组织。　　家庭论　　1981年，贝克尔出版《家庭论》，系统讨论了家庭内的资源配置问题。贝克尔的基本想法是把家庭当成一个小企业来看，这个“企业”产出三餐、住所以及心灵的港湾。但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企业”到底投入了什么？在贝克尔看来，家庭无非也是投入时间以及日常的市场产品，用以维系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生育下一代）。　　一个人的时间一天就二十四小时，是有限的。假如用于家庭的时间多，用于工作的时间就少。因此，当一个家庭成员的工资上涨，用在家庭上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也就是说，这会使得家庭成员从耗时费力的家庭产品转向省时省力的家庭产品。家庭成员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配置奠定了分析家庭行为的基础。　　以此出发，贝克尔分析了结婚、离婚和生育行为。当真实工资上涨，全职从事家务就不合算了，例如带小孩。这个时候最有可能发生的家庭决策是将带小孩的工作外包。仔细想想，学校就是父母工资上涨将这种“带小孩”工作外包给社会而社会发展出专业组织来应对的产物。这种家庭里发生的微观行为可以解释不少宏观劳动力市场的事情。比如妇女就业率的上涨，以及离婚率升高，主要都是因为妇女的工资水平上涨导致留在家庭的机会成本过高所致。　　贝克尔对家庭的分析还包括生育决策。1960年的论文《生育率的经济学分析》注定是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讨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往前再走一大步，彻底废除生育指标限制，依旧能从贝克尔的论述中得到启示。贝克尔的研究总结起来就是：经济增长是最好的避孕剂。父母会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做出权衡，要是希望高质量的孩子——意味着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那么就会减少生育数量。要是父母的工资水平急剧上涨，也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因为此时生育孩子这样一件费时费力的家庭内工作的机会成本非常高。这种微观的家庭决策表现到宏观经济上，就会发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生育率的普遍下滑。不管是1960年贝克尔对当时瑞典的分析，还是如今大量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分析，都符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生育水平下降的解释。今天这看起来已经是常识的解释，还是要归功于贝克尔。　　李华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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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里?贝克尔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诺奖得主之一，其影响力能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比肩。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贡献众多，涉及领域很广，更是因为他开创了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研究各种社会行为之先河。　　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著作时就感到惊叹，原来经济学的方法不仅可以研究宏观经济和供给关系，还可以研究家庭、婚姻、生育、教育、种族歧视、犯罪等众多社会行为。他的理论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很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日，贝克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51年，贝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8年，贝克尔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从1969年起，贝克尔教授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92年，贝克尔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最著名的理论是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理论。在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中，他第一个敏锐地发现教育和资本的投入是类似的。现在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被广泛使用，很多宏观经济分析都已经发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传统资本。除了教育资本，他还指出职业培训也是资本，并提出了广泛使用的一般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和其他特定的人力资本（Firm-specified Human Capital）的概念。　　在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中，贝克尔还成功地把经济学模型用于研究家庭和婚姻行为。他创造并普及了“婚姻市场”（Marriage Market）这个术语。什么人和什么人结婚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分析。把每个人对相貌、收入等偏好量化以后，婚姻市场就可以像商品市场一样来研究了。在他以后，类似的婚姻市场模型，被广泛使用。　　贝克尔关于生育方面的理论也是划时代的。1960年出版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的著作中，他假设父母在生育时理性地平衡了各种生小孩的收益和成本。所以生几个小孩，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由于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他的这一模型和以后在此基础上延伸的模型，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收入提升，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现象，并为各国人口政策，尤其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提出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贝克尔用经济学模型研究教育、婚姻、生育等社会学课题的做法，一开始饱受争议，因为当时社会学的一般观点认为，文化、宗教等非经济因素才是这些课题的决定性因素。其实，贝克尔提出的经济学模型并不排除文化、宗教这些因素，它们可以作为变量之一放入模型。而经济学模型的好处是加入了收入、机会成本、抚养成本等可以精确测量和分析的量化元素，大大提高了这些课题研究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　　他的方法和理论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在相关领域，他既是经济学教授，又是社会学教授，可以说，他创造的方法和理念影响着他之后的整整两代学者。　　贝克尔教授非常关心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和人口问题。他会经常询问一些中国的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教育、生育等社会问题。他常常说中国令人惊叹（Amazing）。有一次，在他家里喝茶时，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来不及建小学？”我说：“不是，城市里很多小学都关了。”当时他就直言，既然有足够的教育资源，中国就不该施行一胎政策了。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有能力培养人才，就不应该刻意减少人口。 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人力资本是最宝贵的。　　去年12月中国刚刚放开单独二胎，他就撰文《中国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The Consequences of Abandoning China’s One Child Policy），文章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成为了一项干涉大量个人决定的社会工程。虽然这项政策成功实现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却没有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收入提高）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远远多过贡献。”他还发邮件给我说，“我预测中国放开单独二胎，其实生育率提高不了多少，中国应该全面放开生育。”其言之凿凿，让人深思。　　梁建章
　　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经济政策一样的错误，不能深入的认识理解人口和经济的内在的自我调节，妄图以政府计划强制干预控制，结果严重破坏了人口及经济的自我调节，造成了深远的错误和问题。　　计划经济已经被市场经济取代，而计划生育也终将被废除。
　　顾宝昌：生育政策调整的十三年之旅　　我们在本世纪初启动关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只是觉得一孩生育政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但过去13年，我们没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也没想到这个课题的研究历程会那么长，也没有想到这个生育政策的研究居然不经意间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人口研究领域。　　2001年我和王丰教授牵头成立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这个过程是很值得回顾的，大体分成三个阶段，2001年-2004年是呼吁开始考虑生育政策调整的问题，2005年-2008年是深入开展了各方面的调研，2009年后主要是面向媒体、走向社会、扩大影响。　　现行生育政策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育水平？当时课题组花了很大精力制作了地图，我们看到中国不只是一个一刀切的一孩生育政策。但按照目前的政策，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将最后只能有一个孩子，所以当前的政策确实是一个以一孩为主导的政策。　　课题组于2004年起草并联名签署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提出了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我们在建议书中提议，建议生育政策调整要及早起步、分步推进、平稳过渡。希望中央考虑把它提到议程，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试点。这个建议书应该说是中国人口学者第一次联名提出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建议。建议书递交以后，引起了各方面对于生育政策问题的关注，但也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质疑主要聚焦三个方面，即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系问题、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关系问题。　　为了认识这些问题，开了两次东亚地区生育趋势的国际研讨会，以增强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此同时，我们对全国一些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区开始了调研。这些覆盖了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实行二胎政策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些地区这么多年来虽然生育政策比别的地方宽松，但是人口的增长还是很慢，生育率从来没有到达2。而且我们也发现，在湖北西南角的长阳、五峰二县，从本世纪初开始实行了二孩政策。但是，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尽管所有家庭都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还是很低下，没有上来。　　我们一直希望中央开始试点，但是试点一直没有开始，所以我们希望找一个地方试点，以便了解一旦实施二孩政策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最后找到了江苏省。江苏省和全国许多农业省不一样，它长期实行城市和农村一样，都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同时，它还实行了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规定，但这个规定在早年是空的，因为农村没有独生子女。但是，经过二十多年了，农村中的独生子女比例越来越高并且逐渐到了结婚生孩子的年龄，就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策。所以，他们叫自然过渡，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根据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当他们有资格生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她）们想生吗？会生吗？　　课题组在2006年江苏六县市的调研中发现，调查到的4000多个按照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中实际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在这3年中他们中间又生了二孩的家庭还不到6%，“当时连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低得出乎意料”。2008年复旦大学上海论坛上，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学者一起讨论亚洲的低生育率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实际调查结果来进行比较研究。2008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合作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讨论得更热闹。在会议基础上我们在2009年再次起草并联名签署了《关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再建议》，明确提出生育政策调整时机已成熟、呼吁及早放开二孩生育，有近20个研究机构的26位人口学者在上面签名。　　2009年，我们提议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一孩生育政策只是应急政策，不应该是长期的全部的政策。对当前的生育水平虽然大家还有争议，但是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并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大幅度下降一半，只有一个孩子的老年夫妇将达到老年人口的50%。当时汶川地震的发生也让更多人感觉到独生家庭的脆弱。　　目前，生育多孩的比例已经很小，到了总量的3%以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迟了生育的时间。并且，育龄人群出现大量的长期的削减。本世纪中叶，育龄人群会减少一半。2009年的建议书提出要警觉过度追求低生育率的长远后果，提升生育率已经是一个战略的目标。建议书也提出希望加强对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认识。我们再次呼吁要允许试点，重视调查研究，中国生育政策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为了了解广大基层计生干部的呼声，我们专门在江浙沪粤等地开展基层调查，倾听基层干部对人口形势、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的认识。他们纷纷反映，现在的生育率确实很低，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还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越来越不明白，一票否决变成一个否决，整天提心吊胆。课题组还和经济学家、性别专家、商界领袖等广泛开展探讨。　　我们对怎么看待低生育率也进行了研究，努力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泰国等的案例表明，在高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的多，而低生育率下往往出现实际生育的比想生少。2013年中国启动单独二孩政策，但全国各地申报生育二孩的夫妇都很少。我们恰恰没有认识到，当我们忧心忡忡生怕由于政策松动出现生育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明显的表现是生育意愿的极端弱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实践验证了，低生育率下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规律性。这让很多人开始惊醒，究竟发生了什么？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禁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会进一步发酵。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一再强调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呢？
　　黄文政、梁建章：一笔错账 　　“单独两孩”政策公布的当天，我们写了一篇文章，说这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是杯水车薪。形势的发展印证了我们当时的判断，从目前各地的累计申请情况来看，“单独两孩”政策新增的出生人口每年只有40万-70万。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生育意愿低迷。　　两年前我们就估算过，如果在2014年完全放开生育的话，情况会怎样？为了避开对实际生育率数据的争论，我们假设放开后的自然生育率会比现在高出30%，结论是，包括堆积反弹在内的出生高峰人口最多也就是2400万，之后大幅减少。现在根据新的数据来做的话，反弹高峰会比这个更低更少。更长期来看，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不可避免。现在是90后处于生育高峰期，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　　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占世界人口35%，现在只占19%。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增加很多，但世界也增加很多，这30年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只不过上升了0.3个百分点，而且很大原因是中国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则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未来下降的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占世界的人口19%，但是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只占世界出生人口的12%左右。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下降超过40%，再加上中国的生育率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两个因素叠加，在一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年出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会降到3%~4%。即使全面放开生育，将自然生育率提升50%，中国年出生人口数量也只能保持世界的5%。而即便大力鼓励生育，要把中国生育率最终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也需要两三代人，等到最终稳定下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可能不足3%。　　早些年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美国同学问，你们为什么搞计划生育？我说，你知道中国的情况吗？那么多人，那么贫穷，不搞计划生育怎么行？这些年来，我深入分析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支持把中国人口降下来的理由，其实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人口与资源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资源，我们的人均资源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因为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人均资源都要低于世界平均，人均资源是非常有误导性的一个指标。比如，在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里，16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淡水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国家的人口占全球74%。在淡水、耕地、森林、煤炭、天然气、石油等六项指标上，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除了法国在耕地一项外，所有国家在所有指标上，全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上述每一项自然资源上，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都排在中间甚至偏前的位置。世界上一大半人口居住在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而且，人均资源比中国多的国家，并不比人均资源少于中国的国家更富裕。　　从年，30年的时间里，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了400%。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估算，计划生育自1980年以来让中国少生了一两亿人，相当于减少了不到15%。问题是，一个是增长了400%，一个是减少了15%，完全不是同一数量级。如果把用于计划生育的决心和力度，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节省的能源消耗何止15%？而且，中国人口减少对世界能源格局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该枯竭的资源还是会枯竭。但人口减少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控制人口导致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和规模衰减、经济衰微、市场规模下降，最后是你要花更高的价钱去买资源。换句话说，中国消减自己的人口，其实是给其他的国家节省资源，并让自己的后代在未来的资源市场上处于一个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用人口萎缩的代价提高相对人均资源，没有任何意义，反而降低了自己的经济优势。我们总觉得资源会越用越少，实际上，这并没有在价格里得到体现。自然资源的价值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所占比现在还不到5%。电脑里用的金属能花多少钱呢？一辆汽车价格二十万，金属值多少钱呢？非常少。租房、看电影、听音乐会，或者是旅游，所有的开销中，多少与自然资源有关？整体而言，我们享用的财富中，来自自然资源的比例其实越来越低。相反，人所创造的价值却越来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资源价格非常高，人们就会找替代资源，如果找不到，生产方式就会改变。如果一个资源贵到大家没有办法普遍使用，它就不再是资源了。而人口聚集在一起，带来广义交易成本（零售、物流、广告、融资等）的节省，这个节省可能远高于自然资源的不到5%。这也是为何每个国家内部，发达的地方的人口集中地，其人口资源比例相对较低。美国的资源很多，但是美国的强大并不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丰富，而是因为军事、科研和文化实力。这些恰恰体现在人口密集地区的大学、公司和基础设施中。
　　人口与创新　　人口规模和创新有密切的关系。创新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比如专业申请数、研发投入等等，综合这些因素，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国际组织汇总成一个“创新能力指数”。根据该项指数的排名显示，美国的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能力最强，在相似人均GDP水平下，印度的创新能力最强，而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拉美国家，人均GDP相对比较高，但是创新能力相对人均GDP来说是落后的。还有研究表明，创新能力高于发展水平的国家未来会有更高的增长潜力。　　中国为什么创新能力这么强？这跟人力资源的规模有很大关系。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或者地区，对创新能力的培育越有力。一是市场大，在中国做一个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可以覆盖更多人群，可以把技术做得更先进，而那些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和地区则没有这种能力。目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创新中心，而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未来可能会产生跟美国相媲美的人才规模。　　与创新有关的不只是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也很重要。中国现在人口规模最大，年龄结构也很年轻。未来随着中国老龄化，非但工作年龄的人口将减少，而且工作人口的年龄结构也会逐步老化。现在20岁-30岁的人成为整个工作人口总量的主流，到二三十年以后，会变成40岁-50岁的人占据主流，20岁-30岁的人占比逐步会减少。　　日本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日本在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的那个时代，发展得非常好，经济增长率高，企业在世界上很有竞争力。到1990年代以后，整个经济进入非常萧条的时期，企业竞争力从曾经的世界领先地位逐步走向没落。把日本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和美国最好的十家高科技企业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日本这些企业都不是新创办的企业，而是普遍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而美国的前十家高科技企业都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由非常年轻的创业者创办的。　　日本的高科技企业也在不断推出专利，但是它往往错过颠覆性的机遇。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新企业。日本和美国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差异，其实就是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差异。　　日本创业人数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年龄段来看，在其他国家最有创造力、最有创业活力的30多岁的人群中，日本的创业活力尤其低。这不仅仅是数量的改变，也是一个结构的改变。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里，年轻人的活力会受压制。和其他国家相反，30多岁的日本人的创业活力还不如50多岁的日本人。　　研究发现，日本社会老龄化以后，年轻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下降。二三十年前，日本大概有30%的职员可以在30岁就做到经理，现在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职员在30岁能做到经理。年轻人没有发言权，没有掌握公司内部资源，很难发挥创造力，但颠覆性的技术又需要年轻人，这就很矛盾。　　其他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年轻人的创业活力跟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越是年轻的人口结构，年轻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创业活力就越好，它的经济增长也更高一些。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基本相差25年左右，即中国现在相当于整个日本1990年代、1980年代末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阶段。未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日本1990年代以后非常像，逐步深陷老龄化危机，而且二三十年以后的恶化情况很可能更甚于现在的日本。　　人口与经济　　很多人习惯把人口数量当成是人均GDP计算公式中的分母，看上去，分母越大，人均GDP越低，即认为两者负相关。但经济学分析的结果并非如此，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甚至呈轻微正相关。在中国这很明显，人口密度越大的省份越富裕。实际上，扣除技术进步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话，人均GDP更有可能是相对下降的。这因为GDP是需求和供给的匹配所导致的经济活动，人口下降会降低匹配效率，最后对人均GDP造成负面影响。　　减少人口有利于就业是一个既很常见却又完全错误的说法。可以想想中国的人口在过去30年里是怎么迁徙的：从内地到沿海，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往人多的地方迁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人多的地方才更容易匹配出工作机会来。如果中国的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理发师、会计师的数量或许还有现在的四分之一，但高铁和航天这些依托于人口规模而产生的行业的职位可能就会消失。　　大家会抱怨中国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但这其实与中国人口多少没有太大关系。比较数据可以发现，城市的拥挤程度与所在国的人口规模关系微弱，但与所在国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贫穷的国家哪怕地广人稀，城市也非常拥挤。比如，北京、上海的拥挤程度比巴黎、伦敦甚至东京来说要更高，但却比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拥挤程度要低，而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另外，中国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在全世界只是中等偏轻，有时只是因为中国游客的出国目的地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所以产生了中国城市相比外国更拥挤的错觉。　　而且，恰恰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多，使得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你不想去北京、上海的话，也可以去大连、重庆、广州等，在中国有很多大城市可以选择。俄罗斯只有一亿多人，除了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几乎再没有其他太有吸引力的城市。如果中国的人口降到3亿，许多中小城市衰败，农村更会成为空巢，而北京、上海却会变得相对更加拥挤。这种情况在人口衰减的俄罗斯和日本已经切实发生。俄罗斯人口过去二十年下降了3.4%，但是莫斯科的人口增加了数百万，那里的交通和北京一样，基本是世界最差。人口规模下降得越厉害，人口分布不均匀可能越严重。根据日本总务省《国势调查报告》，未来日本很多的地方会变化为无人区，而大都市人口会进一步增加。　　中国人口极度老化、急剧萎缩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如果再持续两三代人，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将少于美国，原本的人口优势将彻底丧失。因此，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放开生育管制，而不仅仅是放开二孩。现在只放开二孩，会给社会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好像我们还需要控制人口。实际上，中国需要的是鼓励生育，而不是控制生育。现在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之后的生育堆积反弹，而是即便全面放开，也没有办法避免出生人口雪崩式的下滑。　　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是民族复兴的战略性基础。应该在税收、教育、医疗各方面，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现在这个社会，养孩子是非常艰辛的，要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首先就是一定要改变人口观念。应该推动社会生育观念尽快恢复正常，让维护家庭养育孩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要以人为本，不能以物为本。人的创新、创造才是最大的自然资源，最大的清洁能源。
　　易富贤：2010年中国生育率只有1.18，实际人口增长远低于官方预测 　　上海2008年有两百多万个家庭预计有50%或60%可以生二胎，可以多生一百多万，但是五年过去了只有1.3万人申请了单独二胎，其中有些还过了生育年龄，所以1.3万人申请最后生下来7千人，本来预计是生下来一百多万，实质上生下来7千人，所以这个数据差别很大。　　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在三四年内就将来临 　　即使2015年就全面放开二胎，彻底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我们的人口也会在2023年达到顶峰后减少，我们的人口峰值只能够达到14亿，即便是鼓励生育，到2080年也会下降到八九亿水平。即便是生育率保持在2.1，印度人口也将远远超过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会一直下降，到10%左右。 　　人口危机将会导致经济和社会困局 　　人口出生率跟经济周期高度吻合，美国的两次婴儿潮到伴随着股市的繁荣。计划生育加剧中国老龄化，经济竞争力下降，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回到8%以上，2011年劳动力跟老人比是7.5，到2020年后会降到4.8，2020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只有4%左右，走上日本老路，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拉大。 　　周孝正：现在人们的生育行为远低于生育意愿 　　现在就是不搞计划生育了，很多人也生不出这么多孩子了。原来偷生、逃生、躲生，进入新世纪以后不生了，所以中国生子文化从多子多福迅速变成“多儿多女多冤家，无儿无女活菩萨”，我们叫“二人世界，双倍收入尽享人生”，丁克家族不当孩奴。现在农民工也不多生了，生育意愿1.3，生育行为1.1，就是你问他想生多少，想生1.3，跟着他调查，实际只生了1.1。 　　郑也夫：生一个孩子是对社会犯罪，他们无法选择未来 　　苏联大教育家叫马卡连柯是做教育的，经常教育一些犯罪青少年，他发现犯罪青少年里最难教育的就是独生子女。人出生以后，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有兄弟姐妹，绝对不可能变得称王称霸，一定有利于不知不觉中学会妥协，学会合作，人之初就学会了做人了。独生子女家庭没有选择，只能逼着孩子过独木桥，加剧了教育竞争。 　　易富贤：主流家庭生3个孩子，平均生育达到2.1，才能挽救人口结构 　　目前北京平均每个妇女生0.7个孩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到2030年，北京是高度的老年化社会，到2050年，北京根本架不住，这种人口结构会崩溃。中国的人口结构是个倒三角形，因为妇女比男性寿命平均长7岁，缺少子女的老年妇女将会非常悲惨。 　　光棍危机开始爆发 　　这是光棍危机的地图，蓝色和绿色是最好的，红色代表光棍危机比较严重，2010年全国形势大好，男孩子找老婆还算容易。但是2017年，问题就来了，绿色减少红色增加到很严重，红色是14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黄色是125到140个男孩比100个女孩，再过几年就找不到老婆了。 　　周孝正：失独家庭超过百万，每年增加7到8万 　　什么叫失独？妇女到了50岁育龄结束，唯一的孩子死了，这种人一百多万，每年增加7到8万，女的比男平均多活7年，婚龄又小3岁，将会守寡十年。以后的独生子女，连兄弟姐妹都没有，哪儿来的手足之情？ 　　计划生育政策让人口教育素质失衡 　　就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生育来说，小学水平的是4.80，初中的3.74，高中的2.85，大专以上的妇女平均2.05，妇女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平均少生一个孩子。跟踪调查文盲妇女的子代70%的还是文盲，父代、母代与子代正相关性0.70，跟踪调查知识分子是100个，其子代92个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父代、母代跟子代正相关性0.92。 　　易富贤：引进外国新娘资源有限，都找不够50万 　　我分析全世界所有国家的3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我想帮中国找一个出路，我找来找去只有50万，50万主要在哪边？在香港十多万，香港都是女孩，男孩子到大陆来。马来西亚大概有几万女孩，全世界基本上是10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我找了20多个国家，50万还不够。 　　周孝正：计划生育是暴力文化，侵犯人权和财产权 　　该流不流，八方牵牛；该引不引，抓住就焚；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就龙卷风。计划生育是暴力文化，它侵犯财产权，起诉不予受理，侵犯人权，起诉不予受理。这边讲依法治国，这边严重侵犯人权，这不光是经济问题，它是一个诚信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哪儿来的？号，中共中央给全体党员团员写了一封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终身只生一个孩子，关键是提倡而不是许可，是面向党团员而不是老百姓。 　　易富贤：计划生育受误导，印度政府不敢提计划生育 　　中国计划生育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诱导的，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给中国五千万美元建立人口计划生育体系。但联合国基金的眼光投向印度更早，印度的甘地女总理也受不了诱惑，五千万美元是多么大的诱惑，她在1975年、1976年也实行计划生育，也是倡导结扎。但是实行一年之后，选民选举把她选下台了，结果印度再也不敢提了这个话了，地方可以慢慢做一些小动作，但是从中央政府角度出发，印度再也没敢提计划生育这个词。 　　结语： 　　停止计划生育，拉动内需，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能够缓解老龄化压力，弥补今后劳动力短缺，缓解今后的光棍危机。孩动力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全会提出——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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