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上班 参加医疗保险 辞职后 想交农村合作医疗 ,但是要求 把医保停了_百度知道靠打工和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
高考，这一场曾经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战争”，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旅程，已经越来越步履蹒跚，对比曾经带给社会的震撼，高考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依然巨大，但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近年来高考人数的下降以及频繁的身份造假和冒名顶替事件，我们不禁要想：高考还能走多远？它将去向何方？
报道一，《长江商报》：近日，一名，“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截至昨日，该帖在天涯论坛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
报道二，《南方周末》报道：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报道三，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自陕西平利县的农村大学生雷磊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2007参加高考那年，他是县里仅有的考分超过600分的尖子生，但是大学里与他同班的来自西安的同学却是中学同学中的“差生”…
穷人的孩子还能靠什么改变命运？
知识，早已改变不了命运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称作最“霉”的一代。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曾经的白领，早已风吹雨打流落去…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做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经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他们遇到了一个竞争残酷的年代，他们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他们，大多是出身贫寒无关系可找无处立身的大学生。
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36位新招36人中有至少15人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一位前任领导为使女儿进入单位，以旅游管理专业、女性、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条件为她“量身定做”。
“学费又贵，毕业了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还不如跟我们一起做假发票。”2010年夏天，重庆市学生万美高考结束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父母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命运。
“寒门难出贵子” 这个社会病的深了
多年前，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时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日，读了若干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报道，不由自主地模仿李昌平的话来造句
：“农村孩子真可怜、农村教育真穷、教育真危险”。
“寒门难出贵子”，对富家豪门，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学生相处，所带来的人文多样性，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力，同时这也是教育活力的来源。为社会提供价值引领与智力资源，是教育的使命。据了解，美国的大学在招生上遵循的主要是精英选拔的原则，但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价值尺度，一是保障教育公平，补偿弱势群体;二是文化多元化…
以“人际关系，人士背景”的以“人”为本的“现金（今）”社会，想“寒门出贵子”比“富豪变乞儿”还难！很多富二代、富三代已不太在乎“钱”这个东西。因为从来不用愁！所以，他们会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因为有底气和资源去做，往往能够成功…
寒门难出贵子，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认同，这是事实。
不认同，只是个人现象。
我不关心。
现在他们连获取知识都变得艰难了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指导了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晋军说，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个“返乡调查”计划但不得不暂停，因为对大多北大学子而言，一张免费硬座火车票实在太没吸引力，卧铺、飞机，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如果把我和同伴们所经历的教育过程喻为一次探险，我就是一个走到最后的幸存者，我很羡慕城市的同学。”1988年，我出生于陕西平利县一座村庄。2007年，在县城中学复读一年后，我考进了华中科技大学。我的小学在村庄里度过，整个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我的大伯——村小学老师——一个人带两个年级的语文和数学…
linyang222是一个中学老师，他称，近两年学校里的中高考状元，基本家里条件都很好。“现在的尖子生，父母都舍得花钱，送各种培训班，甚至请私人家教，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穷人的孩子，靠吃苦已经跟不上了。
网上一篇题为《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详述自己上大学及毕业后的生活窘状，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带来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网友跟帖感叹，很多事情，像是一出生就被定格。
20岁的农村学生陈宋绩今年高考成绩为716分，却面临上不了大学痛苦困境。陈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母亲积劳成疾，因为供不起两个儿子同时上学，几年前，父亲让初中毕业的大哥把上学机会让给他，大哥因此精神失常。
让他们拿什么去梦想
“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
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
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而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部门化、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权力异化的表征；而
阶层固化则是权力异化的副产品。在我看来，要想“寒门出贵子”存在可能，归根结底是要约束与规范公权力，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
您认为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能，只不过难度加大了。
以前能，现在不能。
知识不是最重要的，人最重要。
不管能不能，这是唯一的选择。
失落的年轻人承担了多少不公平
2009“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无奈…
年5年间，考取专科的农村生源比例从39%提高到62%，以军事、师范等方向为主的提前批次录取的比例亦从33%升至
57%。而在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着多少寒门子弟的无奈、悲观与失望？教育机会公平，人们才有通过教育向上发展的希望和空间，社会才能平衡…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家境贫寒，父亲找不到工作、作为少数族裔又备受歧视……可他的命运因1964年通过的《公民权利法》而改变，此项法案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等方面受到优先照顾。
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展开了实力悬殊的闯关，但从求学到升学，从毕业到就职，中间无数道关口，任何一道都可能让他们梦碎。穷困学生惟一的“武器”，是借助教育的公平与公正实现翻身，但现在这个“武器”，生锈了。
以权力为轴心和以城市为轴心，所有的资源分配，都是围绕优先满足这两个轴心在进行。只要高速运转的两个资源分配轴心还在，那么寒门的春天注定迟迟难以到来，并且势必陷入恶性循环，底层所面临的不只是困境，甚至绝境。
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刘丽的家在临沂农村，4年前考上省内一所高校，学会计，父母觉得脸上很有光。她很刻苦，也很能干，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老师同学都夸她优秀。这些褒奖让她非常自信，可毕业前，她拿着一沓证书找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岗位。老家的父母很着急，但他们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孩子，只能在家干着急。
几乎在刘丽当初为找不到工作惆怅的同时，一个同学不声不响地签了一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那同学上学期间“不学无术，考试全靠补考”，开始她想不明白，后来她知道，同学家的“底子”很好。
还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学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工作，刘丽经常跟他们联系，开始大家还相互鼓励，后来，悲观情绪逐步蔓延，大家开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谁?”
刘丽身边也有成功的案例，那是她的朋友，在遭受一次次的打击之后，无奈考研。经过一个个漫长的自习夜，最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毕业时如愿得到一家中意单位的录用通知。她说，为了这个通知，她等了三年…
“其实我们醒着，常常睡不着”
他们的精神属于城市，却无法在城市立身；他们已经没有了故乡，却误以为还可以回去；他们满怀改变人生和世界的光明梦想，最终却被命运的黑暗吞噬……在这个世界上，悲伤深了。“走一步／看一步／脚指头／总是会犯错误……我就是这么着／常常犯糊涂／其实我醒着／常常睡不着”…
我从寒门出，仍是工薪族，还有一些亲戚朋友仍生活在农村，皆为寒门。作为寒门中人，我又该怎样给我们的孩子解释“寒门难出贵子”呢？寒门的孩子，也许注定无法过着安逸的生活，你会早早地尝到生活的艰辛，也会更懂得生活的不易。既然现实不那么容易改变，那么只有努力改变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孩子，别怪你的父母…
写出《蚁族》一书的学者廉思选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庄作为研究样本，那儿浓缩了中国基层凋败的模样——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么人，一旦闹出点什么动静，一大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立即呼啦啦地从网吧、桌球室里涌了出来，他们或者带着一种末世感追逐着当下，或者在弥漫着尘土与工厂粉尘的土地上挥舞着年轻的肢体，复制者父辈们无力改变的命运…
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靠打工和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
日11:55　齐鲁晚报　
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家境贫寒，如何改变命运?概括起来，主要渠道不外是两种:打工或读书。而这两条路走起来似乎越来越难。
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近2亿农民工中，二代农民工已占到近一半，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的覆盖面极为有限，因此，二代农民工虽然比父辈有着更强烈融入城市、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现实中他们依然和父辈一样，出大力、流大汗，拿着微薄的收入。
他们担心的甚至更多———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提出要限制低端劳动力，减少小企业小门店所吸纳的流动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村”。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压缩着他们改善生活的空间。
读书求出路，同样不易。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0多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村学生。近年来，高校收费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农家子弟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随着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作用日趋加强，“毕业即失业”、“没关系找不着好工作”，更让许多贫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做出更为现实的选择———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更降低了由社会底层向更上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家里穷———孩子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发展潜力的工作———
收入低、过着和父辈类似的生活。当穷成为穷的原因，最让身处其中的人感到难过。
关爱弱势群体、关心困难群众，重点放在哪儿?单靠财政增加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要鼓励每个具体的家庭和个人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存状况，并为这种改变提供一条畅通的渠道。
这可能远比每年拨多少钱扶贫、逢年过节送温暖等要复杂、麻烦，但却会真正给弱势群体以希望，让他们有奋斗的动力，也使社会更有活力。
(责任编辑：汪学萍)
专家称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受阻 成本高渠道变窄
日05:05　广州日报
“阶层固化”挑战中国
我们应当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所有人都能够怀有一个“中国梦”，即只要是中国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以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早在2004年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调查报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课题的组长陆学艺当时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长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问题了，这个数字就会高得多了。”
近年来，“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二代”(全家几代人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真的越来越大了吗？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命运
2009年，全国高考弃考人数达84万。为何造成缺考人数多，人口逐减、个人成绩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观原因。但有媒体报道，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山东省政府部门工作的周兴在家乡被传为神话。10年前，这个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农村一个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东某著名大学，从而人生发生转变。然而，近年来，这个神话成了绝版。
“近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学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几乎绝迹。”周兴觉得很惋惜。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周兴的乡亲中，能承担上万元大学学费的并不多。“靠地吃饭的农民一年能攒下几千元，算是好的。”周兴说，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赚钱。现在家里的孩子们要么去读技校学手艺，要么就外出打工挣钱。
从古至今，“读书受教育”一直是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方式。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一大批贫寒子弟通过高考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许多人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然而，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发生了变化。
录取差距致农村大学生少
“他们也想孩子有个好出路，不过，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靠读书改变命运已成记忆。”周兴有些感慨，“当年，我们每个人都想考到县城的好高中。虽然试卷相同，但我们的录取分数必须比县城的学生高10分。”
这个道理在高考录取中也是一样。全国各地学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学的分数就高于北京市户籍的学生。有调查显示，在重庆市，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数占到17.19%，2009年更是达到30%。而农村的孩子更少有获得加分的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说法，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调查显示，即便是以农学为主的中国农业大学，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学也难有好出路
“考上大学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读书出来的李伦，其父亲是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常听到父亲感慨，“靠读书出人头地也难”。他的家乡是典型靠“打工经济”发展起来。“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反而是自己这种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买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没能力再给父母在家盖楼。”李伦说，以前回家过年，乡亲们都投来赞誉的眼光，现在反倒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李伦感慨，虽然读好书仍然是乡亲们亘古不变的“信条”，但他们也逐渐有选择性地趋利避害，即便是读了好大学，没有路子，也很难找到一份好工作。
改变命运的梦难圆
“现在给年轻人的机会，还是少了些。”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龙乐豪如此感叹。他幼时家庭贫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11岁的龙乐豪才得以读小学，日后并有机会去改变命运。他说自己一个没什么背景的农村娃娃，能够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机遇。&&
20年来，在中国农村，出门打工改变命运，衣锦还乡的梦想一直流传着。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正是怀着这样一个“淘金梦”走进了城市。但是随即，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淘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随着国家经济转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见增加。受政策的限制，农民工们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和与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乡差距的扩大，城市门槛的提高，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动的空间更是少之又少，背井离乡的人们早已“淘金梦”碎。
今年19岁的杨王邦是广西钦州的一个普通农村孩子。当他的同龄人正踏进大学校门的时候，他已经是南宁一家炸石厂中有着三年工作经验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辞去了这份每月工资1500元、看起来“还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与正在东莞打工的父亲杨贵合一起工作，“父子有个照应”。
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杨王邦说，自己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两岁的堂哥见多识广。堂哥告诉他，出来打工就是见见世面，感受一下城市，发财的梦想不是那么容易实现。能够不做普通的纯劳务工作，找一份技术性强的岗位工作，才是他们踏踏实实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眼里，城市并没有他们改变命运的梦。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进行的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中，录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领导的子女。据其上级单位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这是系统内的一次“公开、公平”招聘。&&
“官爸爸”帮忙升学就业
王心(化名)并不否认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亲是中部某地级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师和同学的眼里，聪明好学的他绝对是清华、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的高考成绩离北大的录取线差了几分。在他父亲开到一张能够加分的“凭据”后，他才险过录取线，走进了大学校门。2003年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觉得“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在父亲的帮助下，最终进入某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工作。
王心不避讳去谈这些，因为这一切都是现实。在王心的同学中不乏优秀之人。但大学毕业后，那些没有社会资源的同学只能盲目地去寻找机会。
“富爸爸”设计儿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国(化名)，现在是中央某部门的一名公务员，他坦言，自己从读硕士到考公务员，都是家人为他设计的。他的爸爸就是人们常称的“煤老板”。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开他的玩笑说：家里的钱多得要用卡车运出去。但是，爸爸却没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门做事。最终在父亲的指点和“支持”下，他报考了中央某机关的冷门职位，并顺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给他在北京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林国说，他完全没有体会过同龄人的“北漂”的感觉。刚毕业几年，他周围过得比较好的同学，大多要靠父母的经济、关系做坚强后盾。找工作、买房、买车，哪一样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据“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以毕业后半年为界，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的只有15%。
流动机制不公平合理
现代化有倒退危险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是存在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提出担忧：“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渠道有变窄的趋势。”
奋斗就可以改变人生？
“从历史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时候，只要有胆识，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这些人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顾骏说，“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资源，有胆子去做就行。”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
他举例说，现在学生去一些金融单位应聘，都需要填写一份家庭关系表，能不能被录取，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学生，最终只有被淘汰的命运”。而唐家岭那些“蚁族”，并不是所有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没有资源的穷学生的问题。
究竟怎样流动才是合理？顾骏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做这样的调查，在技术层面上很难实现，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会要发展，必须要有充分的流动。顾骏有些忧虑：“中国的阶层正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难再进入。”
社会渠道开放不够
“社会资源主要是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种。在国外，三种资源往往是统一在某些少数群体手上，收入、权力、声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统一。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三种资源是不统一的。干部有权，但它的经济收入和文化资源，相对较少；知识分子原来是有声望有文化，社会名声不错，但权太小，钱太少；老板有钱，但是声望和权力资源匮乏，20世纪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话：穷得只剩下钱了。”陆学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谈到。
“现在呢，不少官员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车，有的人即使是高中毕业，也要去弄个博士当；很多教授工资也高了很多，有人买了车，住上了高级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陆学艺分析道，“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上层人物开始兼具三种社会资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够。渠道开放不够，比如户口制度卡着，农民子弟除了考大学这条路，没有别的渠道向上流动，即使出来打工，还是个农民工。”
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他提醒，社会资源在集聚，而后续的改革没有跟上，户口、就业、人事制度基本上还卡着，社会流动的渠道有被封闭的危险。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国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可能引发社会结构性矛盾，使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面临困难，甚至有倒退危险。
流动真的减少了吗？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陆学艺认为，他目前划分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变化。这是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但在数量上有所不同。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增加。
陆学艺说，根据他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社会上下流动的速度正在加快，从社会底层流到中层的人员，估计每年有七八百万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万到800万的中产阶层。他说，现在每年增加近100万个老板(民营企业家)。而历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万个，这些老板绝大部分是中产。同时，现在每年增加100多万个个体工商户，假设其中20%～30%是中产，那每年也有30万个成为中产。还有农业养殖专业户，总量至少超过100万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然而，对陆学艺的观点，顾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关于他划分的十大阶层，我认为并不合理。我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
党报批“身份决定命运” 特权制造社会不公
日05:11　人民日报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
官二代富二代占据社会资源
穷二代求上流不可得
日17:19　齐鲁晚报　
普通人家的子弟，父母无钱无权，想进入社会上升通道面临巨大障碍，来自于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家庭的后代，则很容易获得体面职业和更广阔发展空间。如果真的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恒穷”的现象，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现象：走进“上游社会”何其难
毕业一年了，刘丽依然在家待业。
刘丽的家在临沂农村，4年前考上省内一所高校，学会计，父母觉得脸上很有光。她很刻苦，也很能干，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老师同学都夸她优秀。
这些褒奖让她非常自信，可毕业前，她拿着一沓证书找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岗位。老家的父母很着急，但他们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孩子，只能在家干着急。
临毕业前，刘丽无奈跟一家中小型企业签了约，干本行。工作几个月后，她发现公司把能力和工作经验直接挂钩，作为应届生，她没有任何优势。她辞职了，赋闲在家，直到现在也没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几乎在刘丽当初为找不到工作惆怅的同时，一个同学不声不响地签了一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那同学上学期间“不学无术，考试全靠补考”，开始她想不明白，后来她知道，同学家的“底子”很好。同学们私下里说，他只要去那儿干就肯定错不了。
还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学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工作，选择继续深造。刘丽经常跟他们联系，开始大家还相互鼓励，后来，悲观情绪逐步蔓延，大家开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谁?”
刘丽身边也有成功的案例，不过都是艰难的“奋斗史”。那是她的朋友，家庭条件一般，一个人在县城念高中，然后去省城念大学，毕业之后单枪匹马地找工作，但最终，在遭受一次次的打击之后，还是在就业大浪中败下阵来。无奈，她选择了考研。经过一个个漫长的自习夜，她最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毕业时如愿得到一家中意单位的录用通知。她说，为了这个通知，她等了三后来，曾参加面试的领导悄悄对她说:我们一般不要女生，但你面试时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你说，你从小谁都不靠，得到的都是自己付出百倍努力得来的。听到这话，眼泪在她眼里直打转。
眼下，她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和刘丽比起来，自己是幸运的，她要把它抓住。她有个小九九，自己没有依仗父母走捷径，一路走得艰辛，现在终于从“底层”走出来，她得好好干，将来可以为孩子铺路，这样孩子就可以少吃自己这些苦。这个“小算盘”让刘丽羡慕得不行。
刘丽始终在为工作的事情纠结。她常常纳闷，大学毕业怎么会找不到工作?怎么就没单位愿意让自己发挥一下实力?还有，老师们都说只要勤奋肯干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到自己这咋就失灵了?
后来，刘丽听说一个名词，叫“父辈就业时代”，说是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据说根据北京大学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这让很多穷人家的孩子觉得，除非自己非常优秀，否则还不如放弃高考，早早出去打工挣钱。
看到这份调查，刘丽陷入沉思，她甚至开始怀疑，当初上大学究竟有没有必要。（记者马云云）
观点：阶层流动停滞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
不同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形式，但人口大国却面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创造让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层固定化，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70后”的许多农村青年，赶上了比较好的机遇，在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变化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在大城市立足，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可以说是从社会底层往上走了一步。不过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相对稳定化，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处境相对艰难。我经常看到周围一些“80后”的毕业生，特别是出身贫穷的人，虽然本人非常优秀，但在大城市挣扎得很辛苦，这似乎正是当今我国社会阶层间流动困难的一个真实写照。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但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
社会学家按照人们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把不同的人归入不同的阶层。这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公民资源等。纵观这几个方面，当前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和城市贫民，都没有多少相关的资源。政治资源相对稀缺，经济资源只够自我维持，也没有多少投资发展的空间。文化资源曾经是许多农村青年可以利用的好门路，他们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大学，留在大城市，进入城市阶层。可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大学生就业不仅仅是学历和能力的比拼，家庭的经济资源等各种资源往往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在激烈的就业市场里面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中很多人难以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不少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有的甚至回到了农村。通过文化资源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占有社会资源不足挡住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人脉资源严重不足，底层的人与权力部门中的人在社会交往上有较远的距离，由于个别地方社会风气不正，出现权力通吃，导致农村子弟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比较困难，获得提拔就更难。即使要创业，农村子弟可能也要付出高昂成本。在个别地方，商场和官场成为联合体。没有相应人脉资源的人，想要在商场上打出一片天来，难度系数是极高的。相比较一些“官二代”的自然延续，“富二代”的出人头地，“穷二代”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助。再说公民资源，我国的公共服务不足，且长期向城市倾斜，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和权利，医疗、养老保险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这些不足导致了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超越本阶层的难度加大，跨入城市阶层的门槛相对更高了。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领导人应该由最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根据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社会的发展，行业的进步，国家的振兴，离不开各类才俊的贡献和创新，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层，只要有才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是多么睿智的思想啊!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要顺利度过这个时期，需要资金、技术、管理、创新等等要素，但我认为关键还是人才。不同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形式，但人口大国却面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创造让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层固定化，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世袭制是过时和腐朽的东西，社会阶层的世袭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但社会阶层间流动停滞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阻止我国社会向公平、民主、和谐、富裕、稳定的目标前进。因为，对于一个贫穷阶层的人来说，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阶层和处境，只不过是一直在延续“穷二代”、“穷三代”，他对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很强的认同感，内心中也不会产生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心，后果的严重性想必大家都能意识到。(牛海上海理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
内部招聘“官二代”
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在去年下半年进行了一次事业编制人员招聘，有知情人向媒体举报说，此次招聘最终录用四人，但其中的三人都是下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导的子女。对此，下关人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劳动局系统内”的招聘。
局长女儿高分惊人
4月8日，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网站挂出招聘公告。本次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按照公务员考试题型设置，共100道题，满分为100分。海南省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的女儿温娉婷在三亚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招聘人员笔试中，取得99分的高分，但因违规报名被取消成绩。
电大校长招聘儿子
日至18日进行的平阳县职高专业课教师考试出现争议，林廷耀应试单位是平阳电大，其父林传杯竟然是平阳电大校长。在报名最后一天，该岗位只有林廷耀一人报名，林传杯与其妻子许某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无法开考，便“请”来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当“考托”，但这两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考试。
地没了，农民身份未变
地没了，但我们的农民身份没有变，就业无门路，创业无本钱，医疗养老无保障，在外务工受歧视。正规打工人员要办外出打工证、婚育证、用工证、暂住证等证件，一个暂住证就需要上百元。近年来打工者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子女在外读书困难，学杂费高，在外定居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能涨工资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资。现在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都在涨价，偏偏我们的工资老是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月多开销个千八百的无所谓，但对挣工资者来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心理的承受指数是越来越弱。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工资的涨幅超过物价涨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没涨。
缴纳保险要合情合理
作为曾经的国企员工，我最近“光荣”失业了。再就业难，养家糊口难，缴养老医疗保险更难。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未来的生活生存危机难以预料，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已不切实际。希望政府高度关切，能从实际出发，让我们合情合理地缴费，保障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公平，以维护社会稳定。
(来自人民网论坛)（齐鲁晚报）二代富二代占据社会资源 穷二代求上流不可得日17:19　齐鲁晚报　
普通人家的子弟，父母无钱无权，想进入社会上升通道面临巨大障碍，来自于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家庭的后代，则很容易获得体面职业和更广阔发展空间。如果真的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恒穷”的现象，我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现象：走进“上游社会”何其难
毕业一年了，刘丽依然在家待业。
刘丽的家在临沂农村，4年前考上省内一所高校，学会计，父母觉得脸上很有光。她很刻苦，也很能干，上学时年年拿奖学金，老师同学都夸她优秀。
这些褒奖让她非常自信，可毕业前，她拿着一沓证书找工作，却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岗位。老家的父母很着急，但他们在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实在不知道怎么帮孩子，只能在家干着急。
临毕业前，刘丽无奈跟一家中小型企业签了约，干本行。工作几个月后，她发现公司把能力和工作经验直接挂钩，作为应届生，她没有任何优势。她辞职了，赋闲在家，直到现在也没再找到合适的工作。
几乎在刘丽当初为找不到工作惆怅的同时，一个同学不声不响地签了一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那同学上学期间“不学无术，考试全靠补考”，开始她想不明白，后来她知道，同学家的“底子”很好。同学们私下里说，他只要去那儿干就肯定错不了。
还有些“家底子”不太好的同学始终找不到中意的工作，选择继续深造。刘丽经常跟他们联系，开始大家还相互鼓励，后来，悲观情绪逐步蔓延，大家开始感慨:“生得不好能怨谁?”
刘丽身边也有成功的案例，不过都是艰难的“奋斗史”。那是她的朋友，家庭条件一般，一个人在县城念高中，然后去省城念大学，毕业之后单枪匹马地找工作，但最终，在遭受一次次的打击之后，还是在就业大浪中败下阵来。无奈，她选择了考研。经过一个个漫长的自习夜，她最终考上了某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并在毕业时如愿得到一家中意单位的录用通知。她说，为了这个通知，她等了三年。后来，曾参加面试的领导悄悄对她说:我们一般不要女生，但你面试时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你说，你从小谁都不靠，得到的都是自己付出百倍努力得来的。听到这话，眼泪在她眼里直打转。
眼下，她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和刘丽比起来，自己是幸运的，她要把它抓住。她有个小九九，自己没有依仗父母走捷径，一路走得艰辛，现在终于从“底层”走出来，她得好好干，将来可以为孩子铺路，这样孩子就可以少吃自己这些苦。这个“小算盘”让刘丽羡慕得不行。
刘丽始终在为工作的事情纠结。她常常纳闷，大学毕业怎么会找不到工作?怎么就没单位愿意让自己发挥一下实力?还有，老师们都说只要勤奋肯干就一定能获得成功，到自己这咋就失灵了?
后来，刘丽听说一个名词，叫“父辈就业时代”，说是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据说根据北京大学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就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这让很多穷人家的孩子觉得，除非自己非常优秀，否则还不如放弃高考，早早出去打工挣钱。
看到这份调查，刘丽陷入沉思，她甚至开始怀疑，当初上大学究竟有没有必要。（记者马云云）
观点：阶层流动停滞的负面效应不可小视
不同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形式，但人口大国却面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创造让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层固定化，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70后”的许多农村青年，赶上了比较好的机遇，在中国社会阶层急剧变化的时代，通过自己的努力，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在大城市立足，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可以说是从社会底层往上走了一步。不过近年来，随着社会阶层的相对稳定化，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处境相对艰难。我经常看到周围一些“80后”的毕业生，特别是出身贫穷的人，虽然本人非常优秀，但在大城市挣扎得很辛苦，这似乎正是当今我国社会阶层间流动困难的一个真实写照。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但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历程。
社会学家按照人们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少，把不同的人归入不同的阶层。这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公民资源等。纵观这几个方面，当前社会的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农民和城市贫民，都没有多少相关的资源。政治资源相对稀缺，经济资源只够自我维持，也没有多少投资发展的空间。文化资源曾经是许多农村青年可以利用的好门路，他们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大学，留在大城市，进入城市阶层。可现在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大学生就业不仅仅是学历和能力的比拼，家庭的经济资源等各种资源往往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在激烈的就业市场里面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中很多人难以在城市找到稳定的工作，不少农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有的甚至回到了农村。通过文化资源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占有社会资源不足挡住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人脉资源严重不足，底层的人与权力部门中的人在社会交往上有较远的距离，由于个别地方社会风气不正，出现权力通吃，导致农村子弟进入公务员队伍就比较困难，获得提拔就更难。即使要创业，农村子弟可能也要付出高昂成本。在个别地方，商场和官场成为联合体。没有相应人脉资源的人，想要在商场上打出一片天来，难度系数是极高的。相比较一些“官二代”的自然延续，“富二代”的出人头地，“穷二代”更多的是茫然和无助。再说公民资源，我国的公共服务不足，且长期向城市倾斜，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服务和权利，医疗、养老保险水平低，教育水平落后，这些不足导致了与其他阶层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使得超越本阶层的难度加大，跨入城市阶层的门槛相对更高了。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领导人应该由最有才能的人来担任。根据这位哲学家的思想，社会的发展，行业的进步，国家的振兴，离不开各类才俊的贡献和创新，不管他出身于哪个阶层，只要有才能，就应该有条件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这是多么睿智的思想啊!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要顺利度过这个时期，需要资金、技术、管理、创新等等要素，但我认为关键还是人才。不同阶层间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正是发现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形式，但人口大国却面临创新人才匮乏的局面，症结在于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创造让各类人才不断涌现的环境，各阶层间流动通道不畅，让社会各阶层固定化，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现状和未来。
世袭制是过时和腐朽的东西，社会阶层的世袭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但社会阶层间流动停滞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阻止我国社会向公平、民主、和谐、富裕、稳定的目标前进。因为，对于一个贫穷阶层的人来说，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变自己的阶层和处境，只不过是一直在延续“穷二代”、“穷三代”，他对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很强的认同感，内心中也不会产生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心，后果的严重性想必大家都能意识到。(牛海上海理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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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其网站挂出招聘公告。本次行政职业能力测试按照公务员考试题型设置，共100道题，满分为100分。海南省三亚市社保局局长温孝廉的女儿温娉婷在三亚市小额贷款担保中心招聘人员笔试中，取得99分的高分，但因违规报名被取消成绩。
电大校长招聘儿子
日至18日进行的平阳县职高专业课教师考试出现争议，林廷耀应试单位是平阳电大，其父林传杯竟然是平阳电大校长。在报名最后一天，该岗位只有林廷耀一人报名，林传杯与其妻子许某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无法开考，便“请”来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当“考托”，但这两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考试。
地没了，农民身份未变
地没了，但我们的农民身份没有变，就业无门路，创业无本钱，医疗养老无保障，在外务工受歧视。正规打工人员要办外出打工证、婚育证、用工证、暂住证等证件，一个暂住证就需要上百元。近年来打工者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子女在外读书困难，学杂费高，在外定居也不容易。
什么时候能涨工资
作为一个城市低收入者，我迫切希望能够涨工资。现在不管是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都在涨价，偏偏我们的工资老是不涨。对有钱人来说，每月多开销个千八百的无所谓，但对挣工资者来说，压力是不可小视的，心理的承受指数是越来越弱。有关部门发布统计结果:工资的涨幅超过物价涨幅。谁的工资在涨?我不知道，反正我的没涨。
缴纳保险要合情合理
作为曾经的国企员工，我最近“光荣”失业了。再就业难，养家糊口难，缴养老医疗保险更难。失去职业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未来的生活生存危机难以预料，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已不切实际。希望政府高度关切，能从实际出发，让我们合情合理地缴费，保障基本生活，保持社会公平，以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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