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_百度百科
[shèng jīng]
《圣经》是神所默示，由、农夫、政治家、渔夫等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编撰、传承的作品。该经典原文由希伯来语写成的《旧约》和希腊语写成的《新约》而组成。《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经典。[1]
《圣经》是一部耶和华神应许和拯救其选民以色列人和全人类的记录和预言，是关乎神与人类的传记；《圣经》又是一部关乎犹太民族、自从在埃及为奴时代终至成为巴比伦之囚的民族历史，是一部犹太民族传记。[2]
特点：1.它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年发行量数以亿册；2.它是翻译语言最多的书籍，达2500多种；3.它是包含内容最丰富的书籍之一,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人文学、教育学、诗歌书、智慧书、医学、法学、预言等等；4.它写作的时间间隔历经1600年。作者的数量、身份各不相同，但内容却是惊人的一致。在西方社会，《圣经》的影响早已超出宗教范畴，其教义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力遍及哲学、政治、经济、制度、伦理、法律、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
圣经内容简介
《圣经》又名《新旧约全书》，
1612年英王钦定版《圣经》
由《旧约》《新约》组成。《旧约》一共有三十九卷，以古希伯来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3]
《新约》一共27卷。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是基督教承自犹太教的，但《旧约全书》和《希伯来圣经》有所差异，书目的顺序也不同。旧约在《摩西五书》之后是历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书增加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4卷。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书）》、《德训篇（希拉赫的智慧书）》。另外，基督教旧约虽然也是以马苏拉文本为准，但顺序上则继承了希腊文圣经，以先知书结尾，不同于犹太教《塔纳赫》以《历代志》结尾的传统。同时，基督教旧约在马苏拉文本之外，还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内容。此外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还包括了《耶热弥亚之书信》以及《艾斯德尔传》和《达尼尔》较之《以斯帖记》和《达尼尔书》多出的内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会通过筛选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
犹太教圣经，传达的神学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伦之后回归祖国，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国王达成的契约。而基督教旧约却不以回归为主旋律，而是以审判的预言和弥赛亚（即耶稣）到来的预言结尾。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看来，耶稣降临和施洗约翰的预言才是旧约所预备的。《玛拉基书》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约翰：“万军之上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
莎草纸基督教新约《罗马书》
是考察希伯来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希伯来民族史的帷幕。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
自1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3]
圣经作品目录
耶利米哀歌
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下
俄巴底亚书
撒迦利亚书
　　　玛拉基书
　书卷名称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圣经创作背景
《旧约》诞生的文化背景是独特的神文化社会，在犹太人看来，神的存在是真实的、无处不在的，神就是真理和历史，《圣经》中的叙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这就是犹太历史观的独特之处。[2]
《新约》书卷基本上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成，到三世纪初就已经基本确定，最终定稿则为四世纪末。[5]
圣经人物简介
拿撒勒人耶稣（约公元前4一公元29或30），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1、施行奇迹的神人；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3、掌握大权的国王。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告诚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地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6]
圣经作品赏析
圣经主题思想
《圣经》主题思想：强调神与人立约关系：人守约则得赐福，人背约则受惩罚。
《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具有的文化个性。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比如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 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见于《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情欲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2]
圣经传记特征
《旧约》记载了犹太民族自民族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带神话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民族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
比如，“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犹太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历史经过了无数人的编纂和整理，真实性标准混乱，不能以现代传记的历史标准来加以衡量。需要具备人类学学者要求的“主客位”双重视域，既能跳出来，看到该文化的独特性，也要走进去，理解它的合理性。这是一种高境界的真实观。读者需要做的是透过明显虚构的艺术手法解读其中的历史真实成分，揭开圣经作者对圣经历史所作的神化阐释，还原历史真实，挖掘《旧约》叙事的传记因素，透过“神”看到“人”的存在。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2]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读者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2]
圣经智慧文学
《约伯记》的核心，即“智慧”本源探讨。在约伯与三友的争辩中，双方都自认为自己有“智慧”，都对对方的“智慧”提出质疑。作者（不详）以精湛的文学手法凸显出“智慧”这一核心，他将一首词藻华丽的“智慧之歌”置于全书结构的中心位置，以迥异于争辩气氛的平静基调宣告：人类“智慧”破产了，神是“智慧”之源。《诗篇》中不乏“智慧”的篇章，诗人在《诗篇》第一百十一篇的末尾郑重宣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一开篇就摆出全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教导人如何得着“智慧”，这“智慧”实质上是生活的技巧和艺术，它能帮助人获得一个成功而圆满的人生。书的末尾处有一首工整雅致的贯顶体诗歌，诗人藉赞美“贤德妇人”来称颂“智慧”的功用，就是令拥有它的人一生有益无损。《传道书》的核心是强调“敬畏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传道者在努力寻求的其实也是“智慧”，就是如何在一个“雾”般的世界里，面对人生的“智慧”。
《约伯记》注重省思和客观的探索，谈论深藏在人们心灵中的问题。《约伯记》与一般哲学、神学著作不同，在传达作者的哲学与神学思考时，极少使用精准的哲学语言和神学术语，而是通过广泛地运用人物诗性对话来表现其理性思考，将深奥的道理蕴藏在人物个性化的言语之中。《约伯记》首尾以散文体平和叙事，中部则以特殊的诗性对话来表现复杂的情绪，以悖谬、反讽、象征等修辞来表达约伯强烈的呼求与抗争。《约伯记》的情节进展较缓，带着从容不迫的风格，读者需要细细品读才能领会到借助艺术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
《约伯记》是一位伟大诗人对探求生命真正意义的内心挣扎。《约伯记》的要旨是希伯来人处理“受苦”课题的经典文献。《约伯记》的写作目的，是探究神的公义在世界中运作的广泛性与隐晦性。《约伯记》是一场智慧争辩，因为约伯与三友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谁有智慧”而展开的，其核心是智慧的本源问题。
《约伯记》是一部由智慧文学、戏剧、抒情文学和悲剧诸种文学成分构成的喜剧叙述类作品。
《雅歌》的作者在歌颂人类爱情之尊贵与纯洁的同时，引导人探索的则是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的经验“智慧”。“诗歌书”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智慧”作出或多或少的探索，其成果多是借助文学的手法和诗性的表达，而不是予以抽象地说明和定义。《雅歌》以男女对唱的优美方式告诉人们，爱情是神的礼物。《雅歌》以各种能唤起读者感官和感情的描写手段，来抒发缠绵情愫，传达思想意旨，表达出浪漫、真挚且神圣的意境。
《诗篇》包含的是虔敬的诗人向上帝表达的思想与感情：对善恶冲突的态度与选择；赞美和思考上帝在创造历史、自然、人类及人类生活的各种行为。
《箴言》中不仅具有简短的慧语，同时还有一些长篇的教训，智者借用它们来传达宗教真理，将生活的经验、传统的智慧行之有效地教导给年青人。智者爱使用拟人手法，化抽象陈述为具体形象的人物语言，将深奥的道理蕴藏于个性化的呼喊中。
《传道书》一开篇就以一首诗歌来描述“智慧”无法把握、而被命中注定的世界——将万事都归于“虚空”的名下，接着传道者运用了最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法来检测世人生命及拥有之物：诸如劳碌、工作、智慧、财富、享乐、名誉、权力、长寿等。《传道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来“体悟”。传道者在揭示人类生命本相的同时，还给出了教导和指引。传道者借描述现实生活中平凡朴质的情境，来开示人们理解“喜乐”是神的恩典，勉励人们乐地过上每一天。[7]
圣经作品译本
圣经译本风波
《圣经》是基督教的教义经典和信仰之纲，由《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构成。《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大约成书于纪元年前，原文为希伯来语；《新约》成书于公元一至二世纪下半叶，原文为希腊语。
第一部最早的完整版《圣经·旧约》译本是《七十子文本》或《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它是由古以色列72位“高贵的”犹太学者于公元前285—249年间所译，目的是为满足生活在古埃及说希腊语的犹太人所需。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标志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合法地位得到法律保护，迎来了基督教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之后，基督教逐渐与罗马帝国政权合流，成为帝国统治的重要工具。
325年，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基督教大会在尼西亚召开，即尼西亚会议，《圣经》的基督教经典地位正式被确认。392年，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的国家唯一合法宗教。383年，哲罗姆应教皇达马苏一世指派，着手整理、翻译统一的拉丁文《圣经》。405年，正式翻译出包括《旧约》和《新约》在内的整部《圣经》，称之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或《武加大圣经》（the Vulgate）。这是基督教世界合法通行的《圣经》文本，也是各民族语译经主要参考文本之一。
民族语或方言《圣经》翻译几乎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因为广大百姓一般不懂拉丁语，要使大众理解《圣经》，就必须将《圣经》翻译成百姓自己的语言或方言。除了传教的需要外，中世纪基督教异端运动的推动，使得方言俗语圣经翻译进一步发展，如法国的卡特里派（又称阿尔比派）和韦尔多派等都提倡信徒阅读俗语《圣经》；另外，14世纪后期，西欧民族国家快速发展，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要求拥有自己的民族教会和用民族语传教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然而，民族语《圣经》翻译与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语言是教义和经文的载体，是宗教传播的重要工具。在中世纪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教会不仅垄断教育，规定拉丁语是《圣经》唯一合法语言和教会官方语言，而且垄断《圣经》及其阐释权，广大百姓既很难拥有圣经，也无法读懂拉丁语圣经。实际上，各地传教士面对没有拉丁语知识的听众往往选择用当地俗语翻译部分经文，以达传教目的。对于这种情况，各地主教通常是允许的。
教会对《圣经》翻译的态度主要“由翻译者的身份与翻译的目的来决定：如果是为国王或贵族个人翻译，或由某些教士翻译，神圣的译文实际保存在贵族或修道院的图书馆里，教会一般不会反对；如果翻译是用来在广大俗人群众中普及圣经知识，教会就会立刻反对。”教会对圣经的俗语翻译是有限制和条件的。一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有文化的教士才有能力全面理解经文的真正含义，译文才不会偏离上帝之意。二是译文不得与天主教传统思想相违背，更不能危及到教廷的神学统治。这也是教会当局垄断《圣经》及其阐释权的真实目的所在。
1079年，教皇在给波希米亚国王维拉提斯留斯（Vratislaus）回信中断然拒绝了用斯拉夫语翻译圣经和主持日常宗教仪式活动的要求。
12世纪末，韦尔多派异端运动越来越活跃，1192年，教廷开始全面禁止平信徒阅读和翻译圣经；1199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HI）在给梅茨大主教的回信中要求镇压圣经的俗语翻译活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后来被收入教皇乔治九世（Gregory K）的《教令集》中；1229年图卢兹（Toulouse）宗教会议通过法令，规定除《诗篇》和包含在日常祈祷书中的部分段落外，禁止平信徒拥有《圣经》，禁止将《圣经》翻译成俗语。1369年，德国皇帝应教皇的要求颁布法令，全面禁止德语圣经，支持异端审查。教会禁止翻译和阅读圣经，担心译文受到异端思想的影响。教会认为，“任何人进行翻译都可能曲解《圣经》的原义，因为就连哲罗姆那样受过‘上帝感召’的人也承认翻译中有误差；民族语的词汇、语法比较贫乏，不足以用来翻译、解释‘基督教的玄义’。”然而，广大平信徒渴望阅读民族语《圣经》的强烈愿望并没有因为教廷的禁止而停止，各种形式的民族语《圣经》翻译与研读活动从未间断，而且自13世纪以来日趋活跃。[8]
圣经德语译本
14、15世纪，德语有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之分，《圣经》译本也有相应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高地德语译本有《奥古斯堡圣经》（Augsberg Bible）的《新约全书》、《文策尔圣经》（WenzelBible）的《旧约》以及在波希米亚翻译的《新约圣经》，它们大约分别于1350年、年和1400年译成。14世纪末低地德语《圣经》翻译主要译自荷兰文的《祈祷书》和《新约》；1477年，一部《旧约圣经》在代尔伏特出版，约1478年另外两个不同版本的低地德语圣经在科隆出版，1494年又一低地德语圣经在卢比克出版，字数在百万以上。在大至相同年代，英国理查德·罗尔（Rechard Rolle）与德国亨利·米格尔恩（Henry Mugeln）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诗人，都选择《诗篇》作为翻译对象，都意识到译文后附有注释的重要意义。
1350年罗尔英译并注释《诗篇》，年间米格尔恩德译并注释《诗篇》；前者选择彼得·朗伯德（PeterLombard）的注释作为参考，后者选择参考莱拉（Lyra）的注释而使得该德语译文十分受欢迎。《蒙特尔圣经》（Mentel Bible）于1466年出版，这是第一部印刷体德语圣经，流传甚广，曾多次修订再版，一直广泛使用到路德《圣经》问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共有18个不同版本的德语《圣经〉出版，其中14个在德国出版，4个在荷兰出版，而蒙特尔就是这一时期最早的出版者。1480年《科隆圣经》出版，其序言叙述了当时德语圣经在德国使用和阅读情况。[8]
圣经法语译本
受12—13世纪法国南部异端活动以及后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发展、俗语文学运动和民族意识兴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13世纪开始《圣经》的法语翻译活逐步形成高潮。14世纪较早的拉丁文《圣经》的法语译本是由让·德·维尼大约在1340年完成的。
自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即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后，法语成为政府用语，《圣经》法语译本开始在英国出现。现存最早的盘格鲁——法语《诗篇》大约1200年译成，附有法国12世纪著名神学家彼得·朗伯德（Peter Lombard）的注释。[8]
圣经意大利语译本
意大利语《圣经》译本出现的相对较晚，但后期发展较快，主要是因为它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又有像但丁这样伟大人物的推动。现存最早的意大利语圣经稿本是14世纪的译本。1471年8月和10月，威尼斯先后出版了两种完整的圣经意大利语译本。[8]
圣经汉语译本
《圣经》汉译可追溯到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始传于中国时。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此派在东罗马遭到排斥，就传布到波斯。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Rabban Olo pen）于635年携带经本530部（原文系梵文）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优渥礼遇”，有“翻经书殿，道问禁闱”的盛事。阿罗本译出“旧法”（即《旧约》）、“真经”（即《新约》）共27部。约10年后，当时的景教领袖、波斯来华传教士景净，在中国文人的协助下译出叙利亚文《尊经》三十二部。《尊经》即《圣经》之旧称，但其内容有别于《圣经》，因为《尊经》中有许多摩尼教（Manuhaeism）的经典。
景净最初的《圣经》翻译，深受阿罗本译文的影响，音译意译夹杂，“文字造句多有艰涩难解之处”。后来他意识到这于传教不利，便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后来的汉译虽“通达”了不少，可因深受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影响，使得大量佛、道词汇进入其间，如：
教——译为道、天尊法、天尊戒；
圣经——译为真经、尊经；
天使——译为诸佛；
救世主——译为世尊、景尊、大师、景通法王。
圣经近代汉语译本
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天主教著作（其中一部分是《圣经》的内容）的汉译，由传教士口译或初译，再由中国文人笔受或润饰，因而只能“粗达言义”。这种状况一直到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冯秉正等人翻译并于1733 年出版《盛世刍荛》时才有较大改变。盛世刍荛》译著被人誉为“俗而雅，浅而显，说理畅达之好书”，因为在“粗达言义”的基础上注意了“兼通雅俗”，并运用了不少“俗语常言” 。“只须一位识字之亲友，看书朗诵，又与讲道无异。这说明从很早开始，基督教著作的汉译就有了白话文的倾向。这些译文和译论为后来的《圣经》汉译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晚年他全力翻译《圣经》，共译出42 卷，仍未译全。
马礼逊，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是第一个来中国传播基督教新教（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于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来到中国。翻译《圣经》前，他仔细参阅了以前的译文、译论，不仅认真琢磨了专用名词，还认真考虑了译文的文体问题：用通俗的白话文，还是典雅的古体文。后来，他还给伦敦布道会写过一个报告，陈述他此时关于文体选择的困扰和专名翻译的踌躇。斟酌再三，最后决定用白话文。他勤奋用功，1814年，《圣经·新约》翻译完毕，译稿很快由米怜（William Milne）和梁发刻印发行。紧接着，他在米怜的协助下开始翻译《圣经·旧约》，并于1819年译完。1823年，他们将《旧约》、《新约》编成二十一卷，合在一起出版，名为《神天圣书》。至此，第一个完整的《圣经》汉译本终于在中国发行。同一年，另一传教士马士曼的《圣经》节译本出版发行。
在马礼逊翻译《圣经》的同时，麦都思（W.H.Medhurst）、裨治文（E.C .Bridgeman）、卫三畏（SamuelWells Williams）等在华传教士也在编译或节译《圣经》，但因其内容不完整、文体不浅易，在后来的马礼逊译本流行后，大都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麦都思主译、王韬助译的《圣经》选译本，因文笔华丽流畅，还流行了一段时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0年印行的郭士立（K.F.A .Gutzlaff）的《圣经》全译本。这个译本在《圣经》汉译史上十分重要，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采用的是这个译本。1855年马礼逊修订本刊行。修订后的译本通顺达意，“在用词上力求本色化”，因而雅俗共赏，大受欢迎，很快奠定它“中国第一”的地位。此后，马礼逊的译本“一直是新教各教会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蓝本，虽经多次修改，但其框架始终未变”。
由狄考文（C.W.Mateer）和王宣忱在马礼逊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完善的《官话和合本圣经》（俗称“ 和合本”，或“ 和合本圣经”，或“圣经和合本”），于1906年完成，先油印在小范围内试用，1919年正式出版。“ 和合本”选词较偏向于北方话，特别是北京话，文体更加通俗平易，几近口语。该权威译本是在以往所有译本的经验教训上发展成熟的，因而实际上是无数中西学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它实际上成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催化剂和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9]
圣经作品争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和严重，也随着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批评家对促使人类征服、掠夺、改造和统治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日趋加强。《圣经》里的人与自然观是这种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
最早直接批判《圣经》的反生态思想的是美国生态思想家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早在1962年卡森就指出，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暴虐行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她指出，“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 。卡森呼吁人们深入批判和彻底抛弃发源于《圣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
1967年，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 , 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怀特的这篇文章在西方思想界、宗教界和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推进作用。怀特以后，许多学者对犹太——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当代环境危机的宗教背景》里说，《创世纪》“读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许可证，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 。
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西方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分析道：“开发的态度是当今大多数人——至少是西方文明里的大多数人——对待自然界的主要态度。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只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自然只为我们而存在，而不为其他生物存在；唯有我们有权把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制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社会学家威尔森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圣经》中备受人们抨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30节（其它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里关于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一些段落，如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治理”（kabas）和“管理”（rada）这两个希伯莱语单词都有“践踏”和“压榨”的含义。古希伯莱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英译是subdue，意思是“制服，使顺从”，subdue nature是conquest of nature的又一说法）用来描述用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的领地并迫使敌人为奴隶；rada（英译是have dominionover或rule，rule有“管理”之义，更有与dominion相近的“统治，控制，支配”的意思）最初用来描述对以色列人的敌人的军事入侵、摧毁和统治，以后也用来描述一家之主对家庭和家奴的统治。
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马歇尔在《自然之网：生态思想探索》一书里也对这两个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创世纪》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这两个词都被用来描述征服和奴役的行为，都给人这样一种意象：征服者获得了完全的统治，并把脚踩在被打败的敌人的颈项上。因此，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不足为奇了：基督教徒把《创世纪》里这些话传统地解释为神对人的授权，允许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征服、奴役、开发、利用自然。”
怀特等人对《圣经》的生态学角度的批判，激怒了大多数神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圣经》里的这些反生态的观点进行重新诠释，并努力发掘《圣经》里的生态思想。于是，在当代生态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生态神学应运而生。不过，即便如此，生态神学家们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证明《圣经》完全是绿色的。[10]
圣经作品影响
在中国，《圣经》出版以每年350万册增长。[11]
2008年至2012年12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共出版发行《圣经》1750万册，自教会恢复至2012年底的30多年来，基督教全国“两会”共出版发行《圣经》6217万册。[12]
日，梵蒂冈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第一本被数码化的古老圣经古藤堡《圣经》已经上网。古腾堡是西方活字印刷第一人，他印出的第一批书便是拉丁文的《圣经》，时间约在1452年至1455年间。梵蒂冈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计划把150万册的珍贵古籍数码化，并上载到互联网与公众分享。[13]
圣经作品评价
《圣经》是“文学象征的渊源之一”。由于《圣经》具有丰富的原型内容，熟读《圣经》便成了为全面了解文学的必要前提。[14]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神学家和文学批评家）
《圣经》里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观支配了西方人的思想和行为长达数千年，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它构成了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是生态危机最深远的思想根源。不过，《圣经》的思想是复杂而丰富的，它也包含了敬畏与爱护自然万物、保护濒危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等生态思想。[10]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圣经作者简介
作品　　作者创世记
摩西。最后的总结可能是约书亚在摩西死后写的。
约书亚。结尾可能是大祭司非尼哈所写，他是该段历史的目击者。
可能是撒母耳。
撒母耳记上
可能是撒母耳。
撒母耳记下
不详。有人认为是拿单的儿子撒布得。
不详。可能是耶利米或一群先知。
不详。可能是耶利米或一群先知。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作者是以斯拉。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作者是以斯拉。
不详。可能是以斯拉。
作者可能是尼希米；编撰者可能是以斯拉。
不详。可能是末底改，有人推测是以斯拉或尼希米。
大卫写了七十三篇；亚萨写了十二篇；可拉的后裔写了十篇；所罗门写了两篇；希幔（可拉的后裔）、以探和摩西各写了一篇；另有五十篇没有注明作者。
大部分内容由所罗门所写；较后部分文本由古珥和利慕伊勒撰写。
以赛亚（亚摩斯的儿子）&&&&
耶利米哀歌
以西结（撒督祭司家族布西的儿子）
何西阿（备利的儿子）
约珥（毗土珥的儿子）
俄巴底亚书
俄巴底亚（意即耶和华的仆人或敬拜者）
约拿（亚米太的儿子）
弥迦（摩利沙人）
西番雅（西番雅在公元前640至621年作犹大的先知）
撒迦利亚书
马太（利未）原是一位犹太的税吏，后来成为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约翰马可（他参与了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
路加。他是希腊基督徒，一位医生。他是新约中唯一一位非犹太人作者。他是保罗的密友，作品有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的续篇）。
使徒约翰。他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的兄弟，别号“雷子”。
路加。一位外邦人医生。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
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后书
雅各。他是耶稣（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的弟弟。
犹大——耶稣和雅各的兄弟。
使徒约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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