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经济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 联合早报调结构，要辩证地看待“非正规经济” 为什么不能轻易淘汰“非正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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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结构，要辩证地看待“非正规经济” 为什么不能轻易淘汰“非正规经济”
调结构，要辩证地看待“非正规经济”城乡“非正规经济”如果都被消灭，数亿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空间将被挤压。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的弹性社会结构丧失。近期我们到东部某市开展基层治理方面的调研，当地出现农民上访要求政府解决工作的问题。一位分管农村工作的副镇长告诉我们，她日常工作中处理最难的就是解决农民就业上访。引发当地农民就业上访的重要原因是，在文明城市创建、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思路主导下，当地政府出台土地、工商、环保、治安、农业等方面的组合政策，对城乡“非正规经济”进行运动式整治。如对环保不达标、产能落后的小企业实施土地腾退政策，对小摊小贩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外来人口进行严格控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等。从政府作为治理者的角度看，“非正规经济”通常具有产值低、税收低、高能耗、排污和安全生产监管等问题。甚至会出现，这些“非正规经济”为政府带来的税收效益低于政府为其支付的治理成本。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多年粗放管理阶段之后，中央开始调整产业结构，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淘汰甚至消除这些“非正规经济”。从社会角度看，“非正规经济”作为社会的润滑剂又很难彻底消除。比如，在外地农民工集聚的城乡结合部地带，通常自发产生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卖部等配套经济活动。这些经营活动通常不到工商部门登记，缺乏合法经营资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但是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每次政府突击检查处理之后，又很快出现，根本原因是它们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预期将来返回家乡，他们工作在城市，目标指向农村，打工就是为了尽可能地攒钱。一方面是加班加点的工作，一方面是减少日开支。这些“非正规经济”不仅给外地农民提供了方便，而且符合他们低成本生活开支的定位。“非正规经济”活动反映的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非正规经济”与低收入群体、外地农民工等联系在一起。随着“非正规经济”逐步被政府整治，低收入群众和农民工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打破。消灭“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政策背后，包含政府推动城市更新的目标。我们调查的东部某个城市，近年来将减少外来人口、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当做政府工作主要目标，并将相关任务层层下达到基层政府，纳入行政考核内容。这一工作任务通常在产业结构调整名义下完成。消灭“非正规经济”对于驱赶外地农民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低端高能耗的小企业被关停，那些缺乏技术的外来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自动离开。整治小商店、小餐馆，严格外来人口暂居管理，生活成本提高自然挤出外地农民工。近年来各地进行的土地减量化、旧村改造项目、三改一拆项目等，都实际起到城市驱赶低端素质人口的作用。消灭“非正规经济”也波及到本地人，因为本地也存在低端素质人口。大城市周边也生活着大量本地农民，这些本地农民与外地农民一样，主要依赖“非正规经济”就业。通常五六十的本地农民到一些管理不规范的小厂里工作，或者到企业当保安、小区当门卫等。我们调查中所看到的本地农民上访就业问题，与当地推行的系列消灭“非正规经济”政策有关。外地农民返回家乡，或者到其他地区务工，本地农民没有替代就业机会，只好找到政府上访，要求解决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其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仅占到36.2%，甚至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反映农民工以非正规方式就业。这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形态有关。我国以出工加工产业为支撑，企业从事订单加工，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与订单不稳定的企业生产形态不匹配。财政部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这一点，并呼吁修改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总体上说，我国暂时还没有发展到雇工过程中全部建立稳定劳动合同关系的阶段。“非正规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维持“非正规经济”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等，否是必然不能兼容的。以农民工为主的低端劳动力依然是我国劳动力构成中最重要一块，消灭“非正规经济”之后，这些低端劳动力如何就业，也是对调结构的一项重要考验。需要辩证看待“非正规经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非正规经济”带来我国社会弹性。以2008年危机为例，当时全国农民工失业达2000多万，但是却没有带来大的社会波动。原因是农民工就业本身就是灵活的，再者在城市暂时失业的农民工还有农村退守之地。工厂形势不好，农民工返回家乡，休息几个月，有农村房屋可住和土地可耕种，生活不会陷入困顿。农业GDP尽管占GDP总量不足10%，但是却承载农村超过1亿农民就业，更重要的是为进城务工的2.7亿农民工留下退路。农村是促进我国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制定农业政策时，对于农业所提供的社会弹性功能，一定不能忽视。与近年来东部城市率先以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名义消灭“非正规经济”的做法相似，农村方面也是在这么做。典型的是农村土地政策，社会大众和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不够正规，要推动农业经营向正规化、规模化、机械化方向转变，推动土地从农民手中向工商资本大户手中流转。农业部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约占到家庭承包面积的三分之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依然要维持超过1亿农村劳动力依靠农业，1亿劳动，18亿亩耕地，根本不存在没有人种田的问题。推动农业经营正规化、规模化、机械化的政策思路，会起到排斥农民的作用，助推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城乡“非正规经济”如果都被消灭，数亿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空间将被挤压。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的弹性社会结构丧失。转型过程的各类矛盾丧失缓冲地带，社会风险积累加大。如同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的，那些在城市无法就业，在农村丧失土地的农民，会变成访民。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农业现代化等政策背景下，要辩证地看待各类大量存在的城乡“非正规经济”，其中关键一点是，要认识到并珍惜“非正规经济”所具备的社会效益。为什么不能轻易淘汰“非正规经济”城乡“非正规经济”如果都被消灭，数亿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空间将被挤压。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的弹性社会结构丧失。转型过程的各类矛盾丧失缓冲地带，社会风险积累加大。近期我们到东部某市开展基层治理方面的调研，当地出现农民上访要求政府解决工作的问题。一位分管农村工作的副镇长告诉我们，她日常工作中处理最难的就是解决农民就业上访。引发当地农民就业上访的重要原因是，在文明城市创建、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思路主导下，当地政府出台土地、工商、环保、治安、农业等方面的组合政策，对城乡“非正规经济”进行运动式整治。如对环保不达标、产能落后的小企业实施土地腾退政策，对小摊小贩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外来人口进行严格控制，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等。从政府作为治理者的角度看，“非正规经济”通常具有产值低、税收低、高能耗、排污和安全生产监管等问题。甚至会出现，这些“非正规经济”为政府带来的税收效益低于政府为其支付的治理成本。经历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多年粗放管理阶段之后，中央开始调整产业结构，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淘汰甚至消除这些“非正规经济”。从社会角度看，“非正规经济”作为社会的润滑剂又很难彻底消除。比如，在外地农民工集聚的城乡结合部地带，通常自发产生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卖部等配套经济活动。这些经营活动通常不到工商部门登记，缺乏合法经营资质，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但是这些“非正规经济”活动在每次政府突击检查处理之后，又很快出现，根本原因是它们符合农民工的需求。大多数农民工外出务工，预期将来返回家乡，他们工作在城市，目标指向农村，打工就是为了尽可能地攒钱。一方面是加班加点的工作，一方面是减少日开支。这些“非正规经济”不仅给外地农民提供了方便，而且符合他们低成本生活开支的定位。“非正规经济”活动反映的是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非正规经济”与低收入群体、外地农民工等联系在一起。随着“非正规经济”逐步被政府整治，低收入群众和农民工赖以生存的基础被打破。消灭“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政策背后，包含政府推动城市更新的目标。我们调查的东部某个城市，近年来将减少外来人口、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当做政府工作主要目标，并将相关任务层层下达到基层政府，纳入行政考核内容。这一工作任务通常在产业结构调整名义下完成。消灭“非正规经济”对于驱赶外地农民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低端高能耗的小企业被关停，那些缺乏技术的外来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自动离开。整治小商店、小餐馆，严格外来人口暂居管理，生活成本提高自然挤出外地农民工。近年来各地进行的土地减量化、旧村改造项目、三改一拆项目等，都实际起到城市驱赶低端素质人口的作用。消灭“非正规经济”也波及到本地人，因为本地也存在低端素质人口。大城市周边也生活着大量本地农民，这些本地农民与外地农民一样，主要依赖“非正规经济”就业。通常五六十的本地农民到一些管理不规范的小厂里工作，或者到企业当保安、小区当门卫等。我们调查中所看到的本地农民上访就业问题，与当地推行的系列消灭“非正规经济”政策有关。外地农民返回家乡，或者到其他地区务工，本地农民没有替代就业机会，只好找到政府上访，要求解决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亿，其中与雇主或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仅占到36.2%，甚至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反映农民工以非正规方式就业。这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形态有关。我国以出工加工产业为支撑，企业从事订单加工，固定的劳动合同关系与订单不稳定的企业生产形态不匹配。财政部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指出这一点，并呼吁修改现行的劳动合同法。总体上说，我国暂时还没有发展到雇工过程中全部建立稳定劳动合同关系的阶段。“非正规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维持“非正规经济”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等，否是必然不能兼容的。以农民工为主的低端劳动力依然是我国劳动力构成中最重要一块，消灭“非正规经济”之后，这些低端劳动力如何就业，也是对调结构的一项重要考验。需要辩证看待“非正规经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非正规经济”带来我国社会弹性。以2008年危机为例，当时全国农民工失业达2000多万，但是却没有带来大的社会波动。原因是农民工就业本身就是灵活的，再者在城市暂时失业的农民工还有农村退守之地。工厂形势不好，农民工返回家乡，休息几个月，有农村房屋可住和土地可耕种，生活不会陷入困顿。农业GDP尽管占GDP总量不足10%，但是却承载农村超过1亿农民就业，更重要的是为进城务工的2.7亿农民工留下退路。农村是促进我国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制定农业政策时，对于农业所提供的社会弹性功能，一定不能忽视。与近年来东部城市率先以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名义消灭“非正规经济”的做法相似，农村方面也是在这么做。典型的是农村土地政策，社会大众和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不够正规，要推动农业经营向正规化、规模化、机械化方向转变，推动土地从农民手中向工商资本大户手中流转。农业部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约占到家庭承包面积的三分之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依然要维持超过1亿农村劳动力依靠农业，1亿劳动，18亿亩耕地，根本不存在没有人种田的问题。推动农业经营正规化、规模化、机械化的政策思路，会起到排斥农民的作用，助推资本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城乡“非正规经济”如果都被消灭，数亿农民（工）的就业和生存空间将被挤压。建立在“非正规经济”基础上的弹性社会结构丧失。转型过程的各类矛盾丧失缓冲地带，社会风险积累加大。如同我们在调查中看到的，那些在城市无法就业，在农村丧失土地的农民，会变成访民。在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城市更新、农业现代化等政策背景下，要辩证地看待各类大量存在的城乡“非正规经济”，其中关键一点是，要认识到并珍惜“非正规经济”所具备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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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衮衮诸公高谈阔论把目光盯在“九段线是否合法”上，本来就是个错误。南海的事情，从2006年起，就不该有仲裁庭跑出来横插一杠子的理由了。它本身就不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
今天说全球变暖，大量资金涌入绿色产业，万一全球政治话语忽然转变，这些投资就可能会被套牢。中国就应该利用外资投资中国绿色产业，这样就把泡沫风险分散到全球经济中，可以避免泡沫破裂触伤中国经济筋骨，和美国互联网泡沫一样，无论是否遭遇泡沫都为经济体积累了工程技术人才。
它是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吗？它即将拼好的“主动反射面”究竟是什么？除了科研价值，大型天文工程还能为普通民众带来哪些好处？ 好了，聊完这三点，你在饭局上的知性达人形象估计就基本树立了。闲言少叙，锦囊奉上。
里约州代理州长日前直言：奥运期间安保和交通都可能存在隐患，这或许会让奥运会面临“巨大失败”。这一表态和之前里约市长帕埃斯等人不断强调奥运会没问题的论调形成鲜明反差。现实中，巴西和里约正身陷多重危机：政局动荡、经济萧条、预算削减、寨卡病毒、治安堪忧……
英国是否会因苏格兰、北爱尔兰举行独立公投而分裂？这种可能性极小。伦敦金融中心是否会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英国其他经济要素，是否因退出欧盟单一市场而受到打击？短期看，可能会有冲击，长期看，可能是利好。
卡梅伦在辞职演讲的最后阶段，两次强调英国人民的选择必须被尊重。然而他错了，英国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源生地，其立国之本是代议制民主而非直接民主，这种政治结构贴切于英国的人口规模和国情，历经了几个世纪以来多次战事的考验，成为成熟的政治运筹方式。
仲裁庭受理的菲律宾状告项目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就是菲律宾状告，请求仲裁庭宣布中国的“九段线”不合法，不得依据九段线获取主权和利权。第二是对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和黃岩岛、仁爱礁请求仲裁庭宣布或为岩礁、或为低潮高地，不拥有12海里领海，或200海里EEZ（专属经济水域）……
“非正规经济”带来我国社会弹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当时全国农民工失业达2000多万，但是却没有带来大的社会波动。原因是农民工就业本身就是灵活的，再者在城市暂时失业的农民工还有农村退守之地。工厂形势不好，农民工返回家乡，休息几个月，有农村房屋可住和土地可耕种，生活不会陷入困顿。
本周，海峡两岸的军队各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解放军报》披露了处于对台斗争前线的第一集团军某机步旅全面换装09轮式车族的消息。作为解放军最为精锐的陆军部队之一，对可能的军事斗争必然会产生不少变化；台军一枚“雄风3”反舰导弹在港口内检测时发生误射，在飞行一百多公里后“准确”命中了一艘澎湖附近的台湾渔船。作为被台军反复吹嘘的决战武器，这次稀里糊涂的“实战”自然也透露了不少重要的情况。
日前，网上流传一篇《这个公司技术力曾抗衡Intel 现在却被人遗忘》的文章，声称“VIA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同时在CPU和主板芯片两条线上直接与Intel分庭抗礼，旗下掌握着大量知识产权，如今却几乎被人们遗忘。”在字里行间对VIA的际遇报以极大的惋惜，并认为“在整个大中华地区范围内，VIA掌握的处理器相关知识产权在重要性上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相比”，只是因为时运不佳，成为了“守着金山的乞丐”。
首席英国政治记者
英国“留欧”运动失败，首相卡梅伦做出了辞职演讲。整个运动失败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为什么留欧派突然失势？为什么奥巴马也劝不动科尔宾协助卡梅伦？为什么鲍里斯·约翰逊背叛了卡梅伦？为什么都欺负卡梅伦……
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中国关怀，全球视野
《超级版图》是本什么书？竟使林毅夫、吴建民、谷歌董事长、美国前国防部长等人联袂推荐，并被称为“下届美国总统必读的书”？观察者网约作者帕拉格·康纳好好聊了聊。
随着光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平台光学在稳定性、可扩展性等方面已经不能满足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发展遇到了瓶颈。量子光学芯片有尺寸小、可扩展、功耗低、稳定性高等诸多优点，因而在经典光学和量子信息领域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在量子计算、量子通讯、量子模拟以及量子计量方面都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在美国眼中，欧洲不仅是一个安全产品的消费者，也应该是一个可以为美国分担压力的安全产品的提供者。但克里米亚危机、去年的难民危机和此刻的英国脱欧都让美国的上述设想落空。
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可以说，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的朋友们，都是“中国派”。
土耳其政府被迫放弃IS，转而支持其他叙利亚代理人。IS对此显然怀恨在心。此次特别选择袭击伊斯坦布尔，是因为作为土耳其最开放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眼中钉。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土耳其是宗教保守的内陆。伊斯坦布尔是个异端，这不是他们所要的土耳其。
民进党的问题在于，在野的时候将国民党描绘成苛政猛虎，同时尽可能多挤奶水；现在执政了，却把自己切切实实改造成了一只不出奶水的奶牛、吃了饲料也跑不好的驽马。不但如此，民进党还在指责：你看，都是上一匹劣马害得我们台湾这样。
6月29日，美的集团对德国库卡集团的收购交易终于落下了帷幕，双方于本周二签署了投资协议。如果把美的和库卡的联姻比作一曲双人舞，那么美的集团无疑是带着镣铐和锁链在跳舞。
中国的战略强调重大结构改革与重组。成败最终将决定于中国领导层是否有决心对抗反对改革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13位我的学生选择分析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有三分之二的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与日本不一样。他们认为，现代中国的经验——尤其是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比日本的教训更重要。这些人都得到了不错的分数。
伴随着95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从无到有、多次调整、逐步完善，形成了结构合理、设置完备、运行顺畅的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组织是党的中枢机构，是全党的组织核心。本文位读者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各组织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一位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说：“无神论的国家很可怕，所有人都缺少一种信仰。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国家，也许政治代替了信仰……无神论者最悲剧的地方是没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感……由此，也许现在中国有很多的问题，所有人都把过去的历史戏剧化，娱乐化，低俗化，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很可悲的，因为一个民族总有些东西是不能亵渎的。”
想象一下，假如你今年二十岁，出生于1996年。五岁那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打你有记忆起，美国就一直在交战。2008年，你十二。这一年，全球经济突然崩盘。你十五岁那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抓住了这个国家所有人的眼球。你想知道，什么时候经济复苏的阳光才能照射到你的家庭。就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自己八年。
ARJ21在试飞过程中多次遇到子系统问题。由于项目研发经历时间较长，最初向国外供应商提出需求时，还得依靠经验设计，没图纸、没规范。随着十几年来整个行业开始信息化、无纸化，很多资料没有妥善保存下来。这使得在之后的试飞阶段中发现问题时，国外供应商由于缺少资料，没法立即给出解决方案，加上不看好ARJ21项目，态度非常消极。
今天，第一代、第二代“赶考者”都已逝去，填写考卷的已是一代新人，考卷的内容也已完全不同。如果说第一代“赶考者”为中华民族解决了“挨打”问题，第二代“赶考者”解决了“挨饿”问题，那么今天这一代“赶考者”要解决的就是“挨骂”问题——确立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最新发布的视频中，一位老翁在英语动画中向孙辈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相关岛礁的主权得到国际承认，直到上世纪60年代发现石油资源后，“有些国家就眼馋啦”。
蔡英文首次出访似乎并不顺心，经费不够，华航罢工，随访人员任意变更行程等等。虽然蔡英文团队对外宣称“踏实外交”低调出行，但实际做派却是处处高调，既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正好这时候”宣称“九二共识”不存在，又暗暗在南半球留下“台湾总统”的签名。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维持现状”？还是挑起事端？
一旦“九段线”被仲裁庭认定有管辖权、进而宣布不利于中国的判决，中国将不得不面临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法律压力；即使仲裁庭不管辖，菲律宾的其他主张若得到支持，也将间接挑战中国在“九段线”的立场。更为紧迫的是，南海周边国家将有可能利用这一判决，不断侵蚀“九段线”内中国宣称的主权和利权
美国科技领先世界，生产率增长为负简直天理难容。但要提高生产率，需要全球资本到美国投资。中东战乱，乌克兰战乱，南海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客观上都把全球资本往美国赶，同时这种战乱化的美元政治是全球经济碎片化的根源。一方面增加了美国的投资，另一方面又碎片化全球经济，两相抵消，净结果是生产率增长为负！
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被戏称为“自卫队征兵动画”的《高校舰队》播出第12话，并以沉船剧情宣告完结。近年来，日本“萌系少女+军事”题材的动画作品可谓是层出不穷，出了第一季还出第二季、出了TV版还出剧场版；自卫队也频频出现在协力名单中，并利用这些作品扩大自身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
尽管他们对结果表示伤心和惊讶，但生活没有改变，至少他们不关心政治的习惯没有改变。未来到底怎样他们也不知道。包子的一位老师表示，脱欧让他换的美元损失了不少，但比起换汇的损失，两个孩子和房贷的压力才更让他头大。包子的同学也一样，尽管脱欧让他们惊讶，但是学校依旧风平浪静，雁过无痕。
前阵子，有一篇《浸泡在农药里的中国》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文章里说每个中国人一年会吃掉2.59公斤农药。这个数字当然是作者蒋高明先生瞎扯淡的，文章里对于农药的认识也基本属于凭空想象。是的，我们每天都会吃到农药，这是真的。以我的经验估算，这个数量不会超过每年5克。
在英国退欧公投中，有这样一批人，表面上置身事外，但实际却也难以独善其身。这就是那些在英国打拼的留学党。他们更为真切感受到，普通英国人在公投中的悲伤与喜悦。观察者网近期特邀三位身在英国的留学生，来聊聊公投之后，自己身边的那些点点滴滴。
中国革命，天下英雄谁敌手？就是这两位。中国革命应了司马迁的话“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我们看到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一个破碎的中国重整河山。蒋介石想统一，没有能够做到，最后帮助蒋介石统一天下的是毛泽东。所以居然又应了司马迁当年的话。
这几天在莫斯科工作，讲课，也参加了不少会见和会议，所以与各方面的人接触很多。在出租车、在地铁上，可以相当频繁地听到普通俄罗斯人对中俄关系的正面评价。出租车司机会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中俄一定要合作”。年轻的学子会对我说，“很想到中国去看看”。一位休假中的女性基层官员甚至对我说：“中俄一联手，谁都不怕了”。
英国公投使欧洲陷入了混乱，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世界如何反应，以及英国政府如何重组。对此次公投结果的考察很重要，对其过程的考察同样很重要。任何涉及重新定义国家边界的长期协约都不应该仅仅基于单次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如你所见，现行的简单多数决的国际标准，简直就是混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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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很台湾。
为了玩微博，谢耳朵把手机设置成中文，眼见着它黑屏白屏弹“你好”……
听着这段教学视频，我满脑子都是大张伟……
嗯，你没看错，之前火遍全网的抡锤砸张家界玻璃桥就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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