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山区：一个穷县的现实与梦想
摘要:山西吕梁哪县最穷，吕梁山区：一个穷县的现实与梦想
&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
处在三岔路口的书宏饭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山西吕梁哪县最穷，吕梁山区：一个穷县的现实与梦想
&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
处在三岔路口的书宏饭店，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开门吧，净是赊账的，挣不了钱。不赊账吧，卖不出去。关门吧，也没别的可做，我学的就是厨师。&饭店老板郭书宏点起一支烟，感叹，&石楼的消费不行!&
有时一天一个顾客都没有，买的菜都会坏掉，不挣钱不说，连本都得赔进去。即使是在元旦假期，郭书宏也宁愿关了店门去拜访朋友。
这里是石楼县灵泉镇马村。石楼是山西省最贫困的县之一，因县东有通天山石叠如楼而得名，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自1986年我国有了&国家级贫困县&这个概念开始，石楼县就成了其中一员。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石楼县仍然没有甩掉贫困的帽子。
2011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年)》，吕梁山区腹地的石楼县被纳入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同属吕梁市的临县、兴县、岚县也位列其中。
吕梁2004年撤地建市，当时所辖13个县中，有10个是贫困县。2000年之后，吕梁的财政收入增幅曾连续七年蝉联山西省第一名。如今，同为贫困县的柳林财政收入已经达到70多个亿，临县和兴县也超过了10亿元，石楼2011年的财政收入刚刚过亿元，是吕梁最后一个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
扶贫新十年，石楼能够搭上通往富裕的列车吗?
从省会太原新西客站乘坐大巴到石楼，穿越200多公里，费时4个小时。车到了孝义，公路两旁就都是山了。尽管路面宽阔平坦，但&山路十八弯&，仍然难免有晕车的感觉。
石楼与中国北方广大农村地区差别并不大，到如今，再贫困也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去二三十年，石楼与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这是石楼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十多年前，郭书宏还在上初中，最让他难堪的是交学费的时候。&每年开学我妈就去学校了，给人家说好听的。&他对《t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那时父亲身体不好，只有母亲一个人赚钱，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生活十分拮据，顿顿只有咸菜吃。
老师每周催一次交钱，让郭书宏觉得很不好意思，&每次老师站在班门口，就点那么几个人的名字，让出来说话。交不起钱的就那几个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初中毕业后，郭书宏就去外地打工了，从洗碗开始，慢慢学上了厨艺。后来随着弟弟妹妹都开始打工赚钱，家里的生活就逐渐好起来了。
郭书宏的发小郭云亮家也通过打工发生巨大变化。郭云亮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上学时成绩都很好，尤其是二姐，在班里是前三名的学生，由于家里供不起，三个女孩都只上到了初中。但大姐口才好、有闯劲，在外闯荡多年，现在已经进入交口县一家保险公司的管理层，二姐经大姐介绍先在一家人家当保姆，后来由雇主资助读了成人自考大学，现在在交口县城建局工作，妹妹和妹夫现在交口县的一个铁厂打工。郭云亮本人则考上了大学，现在北京一家投资公司工作。
能够像郭云亮一样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年轻人毕竟是少数，打工者在外扎根也不容易。郭书宏外出打工七年之后，仍然选择回到家乡，他说：&总漂在外面也不是个事儿，结了婚以后就不想出去了。&刚结婚那会儿，收了些礼金，郭书宏和媳妇就开起了饭店，但是饭店的生意太差了，一度把刚开始的本钱都赔了进去。
据许多村子里的老人介绍，当地年轻人打工，大多是在周边的县城，盖房子、栽树，有啥活干啥活。郭云亮的父亲已经年近六十，也还惦记着外出找活干，想过了年去铁厂打工，就怕人家不要年纪大的。他对本刊记者说：&种地收不了几个钱，我要不打工，我们老两口的生活费就要靠孩子们，那样他们的负担就重了。&
对石楼人来说，外出打工毕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山西师范大学大二学生梁持铭家在石楼，他告诉本刊记者，和一些同学的家乡对比，他感觉别的地方即使不打工生活可能也过得去，但是石楼人不打工生活就不行。
石楼县扶贫办副主任郑瑞明和扶贫办办公室主任马向光告诉本刊记者，石楼贫穷的根源在于农业底子太差，又没有工业。
据他们介绍，石楼农业是&天雨农业、不稳农业、脆弱农业、风险农业&。民间有个顺口溜形容这里的粮食收成：&山山和尚头，坡坡鸡爪沟，种地难见苗，十亩一担挑&。
工业更是极其遥远。郑瑞明回忆，上世纪90年代，石楼曾经有过一个铁厂和一个精油厂。后来，能产铁的地方划给了邻近的交口县，铁厂自然成了交口的。精油厂的原材料出了缺口，十几个县的蓖麻供不上这一个厂用，最后办不下去了。
工农业落后，商业在这里显然也是乏力的。石楼县政府所在街道延安路，是石楼县最繁华的一条街，有&石楼自古一条街&的说法。但是，在这条街道上，多数旅馆连发票都开不出。一位老板梁云对本刊记者说，他的旅馆每月营业额也就一万元出头。从日起，山西省营业税起征点调至2万元，月营业额低于2万元的个体工商户不用交税，针对的就是梁云这样的小业主。
从1986年戴上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起，石楼扶贫已进行了25年。翻阅石楼县和吕梁市2008年至2011年的扶贫工作总结，可以看到政府的努力：整村推进、扶贫移民、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和科技培训、教育扶贫、片区项目规划等方面的工作都在推进。扶贫资金支持的工程也不可谓不多：修路、打坝、移民、栽树、维修人畜饮水工程&&
但一些建设类或旨在长效的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民的收入在短期间难以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使得一些农民对此缺乏切身感受。他们更在乎的是如发放农村低保、冬季取暖煤这样直接拿到钱物的扶持举措，尤其在意是否按标准发放下来，数量和质量会否打折扣。
近几年，与石楼相邻的一些贫困县财政收入噌噌往上蹿，主要是因为煤炭。说起这些，石楼的干部不无羡慕：&咱县财政收入刚刚过了1个亿，人家柳林一个企业就给政府上缴20个亿，啥概念?一个企业就相当于20个石楼!&
吕梁是资源富区，已探明矿藏有40多种，含矿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90%以上，主要有煤、铁、铝矾土、白云岩、煤层气等。其中，全市一半以上的地底下都有煤层，世界稀缺的4号主焦煤含量占全国的1/5。吕梁的铝钒土储量全国第一，煤层气总储量超过4400亿立方米，是世界上煤层气最富集区。
早年由于需求有限，开采、运输等难度大，吕梁的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2000年以后，由于全社会用电量日增，缺煤缺电成了全国的普遍现象，吕梁的资源被看中，发展之快有&吕梁速度&之称。
但石楼没有跟上这一轮增长。塔子上村老支书刘志儿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前段时间来了探测队，说这里的煤、气资源质量特别好，但是非常深，在地下1500米以下，开采难度比较大。
石楼人不甘于贫困，过去多年，他们在想方设法寻找更多的出路。
饭店赚不了钱，郭书宏在2011年种了五亩地黄，这是六味地黄丸的原料药材之一;但是，到夏天快要收成的时候，下了一场雹子，投进去的六七千块钱都打了水漂。
与他相比，谭庄村民的养獭兔故事更曲折一些。1990年代末，山上的土地退耕还林之后，谭庄种上了苜蓿，这是獭兔的饲料，当时晋中市灵石县的獭兔养殖已成规模。1999年，到谭庄驻村的一位干部建议谭庄村民也养獭兔。
村支书贾俊文专门找了大车，拉着村里人去灵石的獭兔养殖基地考察，包括贾俊文自己在内，当场就有八家人订了獭兔。那年獭兔行情好，村里人看到先养的人赚了钱，第二年养獭兔的就达到了20家，第三年就有四五十家了。
200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谭庄养獭兔的事，根据当时的报道，谭庄村民贺增慧养了7000多只獭兔，年纯收入8万多元。村民觉得找到了致富的好途径，石楼县还成立了獭兔协会。
可是好景不长，贾俊文告诉本刊记者，过了两三年，獭兔就出问题了，往往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死一片。再加上行情不如前些年，谭庄的獭兔就此没了下文。
郑瑞明告诉本刊记者，要靠搞养殖致富，不太容易：&一来受行情波动影响比较大，二来有的技术问题不好解决。&
虽然已有规划，但石楼近期还指望不上矿产。有的干部还对靠矿产致富不无担忧：&那样财政收入是上去了，但是老百姓未必能够因此得到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环境肯定要大大地污染。&
在石楼，白天能看到蔚蓝的天空，晚上能看到密布的繁星。这里还有大气磅礴的&黄河第一湾&，连当年毛泽东路过时，都禁不住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石楼的干部希望能有人开发这里的旅游资源，但也知道难度比较大。郑瑞明说：&要开发这儿的旅游，没有几个亿不行，比较难。&
吕梁市扶贫办副主任苏继杰告诉本刊记者，要致富必须有特色产业。吕梁的土地比较适合种红枣和核桃，但是红枣有一个问题，不怕旱就怕涝，往往到了丰收的时候，下一场雨，红枣就都烂了，但是核桃的壳是硬的，没有这个问题。吕梁下一步的打算是种核桃，形成规模，中阳县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他算了一笔账，一般来说，每亩地能种33到35株核桃树，每株核桃树能产10到20斤核桃，这样每亩核桃的产量可以达到300到500斤左右。一般一斤核桃卖10元，每亩就能有元的收入。吕梁地区人均有4到5亩地，假如每人拿出2亩地种核桃，光种核桃一项，每人每年就可以收入元。
他介绍，吕梁计划将核桃种植发展成支柱产业，原来一家一户种形不成规模，现在动员每家每户都种，形成规模，市场也就不愁了，这也是连片扶贫的好处。
2012年1月，元旦春节之间，石楼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了。在外上学的孩子和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归来，不管贫穷还是富裕，这都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文/《t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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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您对本文的评价：吕梁山区枣业如何走出困局
在扶贫开发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要实现“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农产品加工业具有天然的优势。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让贫困户更多分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增值收益。当然，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还存在诸多“短板”，补齐这些“短板”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扶贫开发的应有之义。
山西省永和县阁底乡于家咀村有4万株枣树。全村目前剩下12个劳动力，大多数都在50岁左右。2015年，山西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被“枣疯病”侵染的枣树。“这8、9年我们对红枣越来越灰心，村里很多人的枣树有的都好几年没管过了。”于家咀张姓村民说。
永和县所在的吕梁山区是国家重点扶持的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上世纪90年代，吕梁山枣区曾是山西乃至全国最大的集中连片的枣生产区域，以木枣系列为主要栽培品种，面积约200万亩，占全省的40%，年产量约30万吨，约占全省的一半以上，从业人员保守估计有七八十万人，一度是吕梁山区脱贫的支撑产业之一。
如今，产品市场竞争力弱、产业化程度低导致枣贱伤农、劳动力流失管护跟不上、缺职业枣农，科技难以形成生产力，吕梁山区枣业面临困局。200万亩的“脱贫树”需要有效手段去点“树”成金。
缺职业枣农，产业不进还退
红枣是中国独有的果树，品种资源丰富，栽培历史悠久，目前全国栽培面积约3000万亩，总产超过600万吨，占全世界的99%以上。红枣可鲜食、制干、观赏或加工，综合利用价值极高，该产业是兼具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绿色产业。
山西是我国传统的枣主产省份，是枣的原产中心、生产中心和优势栽培中心，全国最大的枣树种质资源圃就在山西省农科院果树所。枣树分布于全省的90多个县，面积约500多万亩，总产量达60万吨以上。吕梁木枣主要分布在临县、柳林县、石楼县和兴县4个县域的66个乡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吕梁红枣产业主要以干制枣、低档蜜饯和马牙枣类占领市场，每斤鲜枣2元、干枣5元，曾长期占据国内主要枣果市场。
从2003年开始，以交城骏枣和太谷壶瓶枣为主的山西优良红枣品种被大量引种到新疆、宁夏等地，随之打造出来的“新疆骏枣”品牌迅速占据国内主要红枣市场，而原产地山西的干枣因个头较小，品相不如新疆大枣，逐渐失去市场。
引领市场的吕梁红枣为何没有与时俱进？
缺职业枣农是一个现实问题。与几乎同时起步的晋南果园比较，吕梁红枣产业在这一方面的缺失显得更加突出。
晋南稷山板枣、临猗梨枣等无论在品种的更新换代、管护技术提升、品牌打造上都很专业。临猗县山东庄的李长娃从挖酸枣树嫁接开始从业30年，目前30亩冬枣能卖300万元。能赚大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直走在产业的潮头。晋南水果在当地一批职业果农的引领下，逐步完成了产业的升级。
反观吕梁枣业，30年来装进篮子里就是枣、收不回来就当肥，老百姓没有也不敢把枣树当成致富产业，枣业的种植基本上是兼业行为，没有培育出职业枣农，对市场变化不敏感，枣业自然不进则退。
兼业化生产需专业化服务匹配
与没有职业化枣农“对应”，吕梁红枣目前以青枣蜜饯、贡枣蜜饯、马牙枣等初级加工产品为主，能保全红枣营养、便于消费者安全食用的枣休闲食品和食品中间性辅料产品几乎没有。2015年，很多企业又在拼杀一款枣夹核桃的产品，加工深度可见一斑。
从新疆收购原料，打山西品牌已经是山西红枣行业公开的秘密了。龙头企业引领不力，同质化低水平产品竞争导致了行业利润摊薄，处在下游的农民从枣业找收入更难。2015年，记者随山西省农科院果树所调研，所到之处大量废弃枣果，部分枣农连晾枣积极性都没有。
职业化枣农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职业化管护枣树成为吕梁木枣产业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了留住产业，永和县林业局招募了专业的管护队伍承担起管护工作，成员多是些当地有枣树种植经验的枣农。
不知道大批枣树得了“枣疯病”，不知道得了“枣疯病”的枣树必须连根拔起才能减少损失。“我今年53了，现在学技术感觉也很吃力。”一位枣农说。
“现在的技术下乡缺乏连续性，枣农连一些最起码的管护知识都不懂，每次就只能从最浅显的东西教起，这种重复启蒙工作，再有积极性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山西省农科院的贺润平博士说。
“兼业化生产需要专业化服务，就像傻瓜相机一样，为农民提供集成物化技术集成模块，农民可能不懂为什么，只需要到什么时候干什么就可以了。”山西省农科院果树所李捷所长说。近年来，谷子的种植面积增加就是因为山西有了好的农机农艺结合技术模块。这意味着，作为承载精准扶贫的特色枣业目前在科技服务上，需要三类精准的手段：综合配套技术、科学配伍的专用物资、有针对性的适应型专业技术人员队伍。
用“一县一业一品”支撑特色产业精准升级
山西吕梁山、太行山两大集中连片贫困区有21个扶贫攻坚县。特色产业升级成为21个县脱贫看得见的可持续手段。最近，山西省提出了用“一县一业一品”的理念推动特色产业的提档升级，成为山西特色农业践行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抓手。
“上一次农业调产如果以产业为载体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这一轮的调结构转方式应该是以产品为载体的。”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关建勋说。
“一县一业一品”理念是指，以县域为单位的农业特色产业要在新品种推广、新产品开发、大品牌打造上下工夫。
“就吕梁木枣来讲，品种和产地定位应转为优质加工原料品种和优质原料产地，同时进行产区加工品种改造升级，需要分几步来走，一是嫁接改良新品种。目前我们从吕梁山选育的临黄1号，适应好，抗裂果，丰产性和商品性都不错。”
“其二，这么多木枣树，一下子全改良也不现实，应该重新市场定位，做深加工，将内在品质好却卖不出价格的枣果甚至残次果有效开发利用。比如我们成立的红枣技术产业联盟拥有的红枣白兰地、红枣醋饮、红枣果酒等酿造产品，国外是没有的，我们的红枣深加工产品具有稀缺性；国际市场上果酒是趋势，所以，无论在品类上还是在中国特色产业的国际表达上都能支撑起高附加值的枣业发展。”
“其三，枣渣也是高膳食纤维产品，还能深度开发出好产品。对木枣全加工，保守估计可以支撑起木枣3~5元/斤的收购价。”李捷说。
目前，山西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牵头，联合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天香果庄园有限公司等多家机构和企业，创建了山西红枣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抓住吕梁红枣市场定位、商品化生产关键技术研发、裂果残次枣综合利用和产后商品化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组织创新攻关，目标是让红枣产得下、收得回、存得住、销得出，为山西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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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吕梁柳林县柳林镇
地名:柳林镇隶属:行政代码:代码前6位:141125长途区号:0358 邮政编码:033000车牌号码:晋J行政级别:镇人口数量:约4.5万人人口密度:763人/km2辖区面积:59平方公里 柳林镇相关网站:??????????????????
　　柳林县辖镇。县府驻地。1958年建柳林公社，1984年设镇。位于清河之畔，面积59平方公里，人口4.5万。307国道、孝柳铁路过境。辖前家湾、贺昌、前闫家山、葛家山、下山、杜家垣、锄沟、青龙、上青龙、龙门会、吴家垣、鸦沟、卧虎湾、王家庄、沿土坡、寨东、杨家港、刘家圪、前毛家庄、后毛家庄、屈家沟、胡家垣、户掌柜、后山垣、刘家头、庙湾26个村委会。乡镇企业有焦煤、焦炭、陶瓷、水暖器材等厂。农业主产高粱、玉米、谷子。名胜古迹有唐建香严寺、双塔寺和明建玉虚宫、钏楼禅院，寨东有相传为宋代名将杨继业炼钢锤的钢火堂寨。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贺昌烈士出生地。.　　[感谢网友"新新小蜡"分享此内容。]
柳林镇区划 121 东街居委会
121 西街居委会
121 中街居委会
121 贺昌村委会
121 庙湾村委会
121 锄沟村委会
121 青龙村委会
122 上青龙村委会
122 龙门会村委会
220 后山垣村委会
220 户掌垣村委会
220 刘家焉头村委会
121 屈家沟村委会
121 毛家庄村委会
220 胡家垣村委会
121 薛家湾村委会
121 杨家港村委会
121 寨东村委会
220 鸦沟村委会
220 王家庄村委会
220 于家沟村委会
220 王家山村委会
220 穆家焉村委会
220 东凹村委会
220 碾则山村委会
220 双兴村委会
220 杜家垣村委会
以下地名与柳林镇面积相当：
区划： ? ? ?
柳林县行政区划:
注：数据来自网络，仅供参考。欢迎！王国英：一位吕梁历史绕不开的人物
201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在太原永安殡仪馆的告别大厅里，来自省内外的各界人士齐聚这里，悼念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他就是为吕梁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曾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同志。
王国英同志生于1922年3月，晋城市人。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先后任永济、夏县县委书记。在夏县任职期间，他组织群众大搞植树造林，工作扎实，成绩显著，成为全国造林绿化的先进典型。1974年12月调任中共运城地委副书记兼地区革委会主任。1976年12月调任中共吕梁地委第二书记兼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4月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1978年4月至1979年11月任吕梁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78年5月至1983年5月任中共吕梁地委书记、吕梁军分区第一政委。1983年10月后历任山西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省政协常委兼政法委主任等职，1994年离休，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日在太原无疾而终，享年92岁。
王国英同志调任吕梁工作时，正值全国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他怀着对吕梁人民的深厚感情，抱着改变吕梁落后面貌的一腔热望踏上了这块黄土地。他出生在农村，知晓农民的所思、所求和所为；他处事睿智，既善于带领群众向前，又舍得扑下身子给群众做出样子；他思维超前，能够深刻理解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既尊崇原则又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王国英同志担任吕梁主要领导职务期间，正是吕梁地区干部群众思维观念转变和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时间，他以超前的思维意识，高屋建瓴的领导风格，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带领干部群众努力奋斗，艰辛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展现了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为吕梁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年陪同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稼夫（文水县人）&
&#年与吕梁地委领导和各县县委书记合影。左七为王国英
在柳林县视察。左一王国英，左二张稼夫。
走遍山区九县，确定建设方针。吕梁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尤其是离石、中阳、柳林、交口、石楼、兴县、岚县、临县、方山等山上9县，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土地广种薄收，人民生活困难，多数乡村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如何改变吕梁山区的落后面貌，是王国英上任后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在1977年1月至3月三个月时间里，走遍了吕梁山区9县的169个人民公社和多数农村社队，进行现场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时任中阳、柳林、方山等县的县委书记回忆，那些天，他白天现场察看，晚上和当地干部总结研究对策，其工作力度和认真程度令他们自叹不如。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和思考，他把治理吕梁山区水土流失作为突破口，结合实际进行了精心策划，之后经地委常委会议决定，形成了吕梁山区治理水土流失的“修地、植树、拦水、开路”八字方针。依据这一方针，首先组织开展了坡地荒地和公路两旁植树热潮。各县在国道两旁大搞植树造林的同时，都相应设立了造林基地；吕梁地直机关开辟了平顶山、龙凤虎三山造林基地，连续多年植树造林，成绩显著。王国英同志虽日理万机，但常常身居一线，从选树种、挖坑到培土一一进行指导，保证了植树的数量和质量。几十年后的今天，现今所见树木大多为当年栽种且这些树木已绿树成林，有力地改变着吕梁山区的生态环境和道路绿化环境；更重要的是，植树造林是改变山区生态环境重要方面的思维定势已在吕梁深深扎根。同时，在他的倡导下，横泉水库开始了历史上的第4次兴建，虽然后来由于资金不足于两年后停工，但所建二分之一大坝和溢洪洞成为后来于2004年第5次开始恢复建设后的基础性工程。面对吕梁山沟壑纵横，水土流失状况，王国英在组织领导开展植树造林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流域治理，他先后邀请国家水电部、黄委会和山西省水利局为三川河流域综合治理进行典型规划，并建立了三川河流域治理总指挥部，亲任总指挥，具体领导三川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三川河流域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三川流域悄然兴起农民开始以户为单位，自发承包治理小流域。当这一情况刚刚出现时，王国英以其远见卓识，即看到其形式本身适合当地的自然特点和当前生产发展水平，符合农民治穷致富的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倡导，典型引路，积极推广了柳林县龙门垣公社、中阳县金罗公社、中阳县吴家峁公社、方山县神堂沟大队等典型社队的经验，使这一事物较短时间内在所属区域内推广开来。至1983年，这一作法遍及吕梁10县，总户数发展至8.&4万户，承包治理小流域2．04万多条，治理面积539万亩，农民不但通过治理小流域增加了收入，也改变了吕梁山区的恶劣的生态环境，因而吕梁山区受到国家和省的重视，这也成为吕梁后来响誉全国的“四荒”拍卖的雏形。
反思农村工作，纠正左的做法。上世纪60年代，大寨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学大寨运动随之风行全国。由于大寨这一典型出在山西，山西就成了学大寨运动最盛行的省份，后来在学习运动中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等一些“左”的东西移植过来，作为先进经验进行推广，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至1978年4月，吕梁全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村子达到1498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36.4%，规模之大，变化之快在全省毫不逊色，而过渡到生产大队核算的村落80%粮食产量都出现了减产，也是现实存在。王国英作为一位参与过农业学大寨运动整个过程的领导干部，既有对学大寨运动热烈响应，又有在学大寨运动中身先士卒，更有对大寨管理经验的热心推广，然而可贵的是他能在这些经历之后有冷静思考。1978年5月，《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6月30日，在王国英同志的支持下，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会议初步反思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些“左”的作法给吕梁农村造成的不利影响。事后，《山西日报》以《恢复实践的权威才能正本清源》为题作了报道。同年10月下旬，中共吕梁地委召开理论工作会议，王国英同志作了长篇发言，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深度反思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坚持，而贯彻这一原则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则应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哪种方法对发展生产不利，受群众欢迎，我们就应当采取。同年11月下旬，王国英在对石楼县韦家湾等11个公社进行考察后，在石楼县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进一步对吕梁在农业大寨过程中推广劳动管理等政策进行了反思。指出，1978年6月地委在临县开了一个学习大寨经营管理现场会，推广了大寨“一定四评”的经验，要求有三分之一的核算单位实行“一定四评”。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脱离实际的，行不通的。同年12月，吕梁地委在下发的《关于搞好1978年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为了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过去我们在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上，强调因地制宜不够，要求急了一些；今后具体到每个单位采取什么计酬形式，应实事求是地民主讨论决定。日，王国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清除极流毒》的署名文章，文章联系实际，反思了多年在农村政治运动、落实经济政策和农业学大寨问题的“左”的做法，指出“旗帜鲜明地清除极左流毒，是当前农村工作拨乱反正的要害所在。”他是其时在山西境内第一位提出批极“左”的地委书记。其时，在山西真理标准讨论受阻、政治形势风云诡谲的情势下，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学大寨运动的质疑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主要领导曾严厉斥责他的标新立异，是与上级唱对台戏另搞一套，要他承担带坏班子的政治责任。王国英则据理力争，他深信中央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决定，就是要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纠正“左”的那一套脱离实际的东西，团结一致向前看，努力开创新局面，同心协力建“四化”。而他的这些认识，也随着真理标准补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得到了印证，进而引发了吕梁境内农村生产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的较早推行。
推进思想解放，支持农村改革。1979年春，王国英同志和时任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同志有幸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时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整个学习的主旋律。学习期间，他们回顾反思了多年来农村工作的实践，确立了在农村解放思想，积极推进农村改革，敢于试验和勤奋实践，以典型引路的方法探索农村改革的方向工作思路。也正是通过这次学习和反思，使王国英同志能以政治家特有的勇气，支持发展了吕梁境内“官办”和“民办”两种模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
所谓吕梁农村生产制的“官办”模式是指一种有组织领导的探索农业发展形式。1979年秋，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听到本县坪头公社党委秘书雒明谦私下议论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设想，当即到坪头公社了解情况认为，雒的想法契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是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几天后听取了汇报后的同志详细了解了生“”王国英和郭保证“”
在吕梁地委、离石县委支持下，开始在推行承包责任制他“、”“”“”之后的赵家山大队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成了离石全县学习的先进典型。
从时间上看，赵家山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范围内是比较早的（全省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大规模的推行远在1980年秋之后），由于有吕梁地委和离石县委领导的支持，迈出了农村改革的关键一步，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这对后来吕梁全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普及意义重大。实际上，作为地委和县委领导支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除了这种做法在农村没有先例，也一直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地委班子里就有人以反对“农民单干”为名强烈反对在农村试行联产承包，认为是在农村助长资本主义势力，要犯政治错误。但王国英认准了解放思想这条路子，排除了各方面干扰，坚定地支持离石县委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离石县委主要领导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探索开展在赵家山试行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因此将这种形式称作“官办模式”毫不夸张。后来，又是在吕梁地委的支持下，1981年10月，离石县委将最早提出和参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原坪头公社党委秘书雒明谦破格提拔为坪头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1983年1月，山西省委在全省各县县委书记中选拔省级年轻领导干部，王国英又以“坚定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省较早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据力荐离石县委书记郭裕怀担任省级领导职务并得到省委常委的一致认可，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县委书记直升省级领导的先例。
&所谓吕梁农村生产制的“民办”模式是发生于民间一种探索农业发展形式。正如人们后来总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最先发端于人民群众。就吕梁而言，其时就有一个发生在方山县由群众自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1978年在下就秘密地2.“”就在、之时。这一作法受到了地委某些领导的责难，责问时任方山峪口公社和方山县委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不阻止。在这种质疑声俱来、基层干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1980年3月上旬，王国英同志亲自到方山县峪口公社了解该公社部分大队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在听取峪口公社党委负责人的汇报后，主持召开了方山县委常委会议，统一县委常委的思想。王国英同志在会上明确表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深入人心。峪口公社部分大队搞包产到户或到组，是个新事物，是群众意愿的体现。你们要允许他们大胆实践，只要解决了群众的温饱，受群众拥护，就是好办法。当晚，又召集峪口大队个小队的位正副队长进行座谈。会上，王国英同志又讲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义、效益及其作用，初步打消了农民群众的顾虑，也为后来更大范围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月下旬，王国英同志又到方山县峪口公社圪叉嘴大队调查研究，向大队革委会主任陈有良了解了村里包产到户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冯来发、吕根贵、陈有勇等社员进行了个别交谈，鼓励他们要大胆地干，大胆地试，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改善生活，摆脱贫困。
王国英同志两次到方山县圪叉咀大队肯定和支持发端于群众中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推进这一工作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力地鼓舞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从此，在吕梁地委支持下，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民办模式”如雨后春笋地在吕梁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1底；尤其是几十年来靠吃救济粮度日的临县、柳林、方山等县的社队实现的温饱在这些过程中，就从吕梁农村生产责任制积极探索来说，王国英同志功不可没。
修建城区河坝，奠定离石城雏形。上世纪70年代离石成为吕梁地区机关驻地后，城区建设发展一直缓慢，机关单位被分割在东川河两岸，来去不便，由于防洪设施不完善，东川河两岸经常遭受到洪水侵害，极大了影响了离石城区的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王国英担任吕梁地委主要领导后，经过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决定在离石城区的东川河一线两岸修建河坝，这样一是有利于离石城区将来的发展，把主要建筑建在东川河的两岸；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免河床内发大水时冲毁两岸建筑，可保护沿河两岩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在他的动议下，1977年召开的地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动员修河坝不是一件小事，要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撑。既然是公益性建设，修河坝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对一些必要建设物质和技术人员采取购买和雇佣的办法；而对建设的辅助人员和运输工具则由相关义务提供。其时，离石东川河两岸修坝工地上人声鼎沸，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在修河坝工程中，王国英等劳动做出了榜样；了1977，米，0.了1978，的之后，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地场所
。之后30年，又陆续修建和完善了东川河和北川河坝，从而奠定了离石城区“一河两路东西、南北延伸的城市发展格局”。随着东川、北川河两岸桥梁的贯通和滨河大道加宽，如今的东川、北川河两岸的城区高楼林立，，显示出都市应有的风韵，离石城区已成为吕梁山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同时，堤坝的修建，也。然而当人们享受着离石城区几十年来变化时，都不会忘记王国英同志当年带领机关干部修建河坝深遂眼光和实干精神。
1983年10月，王国英同志奉调担任山西省供销社主任，据说他是在放弃到组织部门工作机会而选择这一与农民和农村打交道工作的。许多人为他这样的安排鸣不平，但他却乐呵呵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埋头于全省供销工作转型改革和发展，开创了上世纪80年代山西供销工作的新局面。1985年7月，王国英同志改任山西省政协常委政法委主任，1994年离休，居住于太原一座儿子给他购买的高层楼房安享晚年。
2000年，我受命主持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吕梁历史纪事（）》一书编纂工作，有幸采访了包括王国英同志在内几十位老同志。在我的采访中，凡是与王国英同志有接触和共过事的人都对的他人格魅力、实干精神、宽广胸怀深为钦佩，包括一些对他有成见的人，都认为历任地委书记中王国英同志是一个有高尚人格魅力和脚踏实地工作的实干家，2001年2月，我怀着崇敬和忐忑不安的心情采访到他时，听着他如数家珍讲述在吕梁的经历和只讲别人功劳很少谈到自己作用的介绍，看着他表露出的对吕梁人民深厚感情。从这些点滴的接触中，我认识了他的人品、官品，也深为吕梁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敢想、敢作、敢为的领导而庆幸，更为他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深感敬佩。在我看来，王国英同志是一位凡谈及吕梁建设和发展史时必然要涉及到的一位历史终归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应受到人们尊重和怀念。
2013年12月21日，王国英同志在太原逝世。我身为一介乡民，既不曾熟识共事，又无身份地位，但仰慕他人格魅力和不朽业绩，在闻知这一不幸消息后还是自愿于12月26日到太原永安殡仪馆为他最后送行。望着省内外及吕梁领导集聚而来，听着他的生平介绍，看着他覆盖党旗的慈祥面容，我深为逝去一位曾经为吕梁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老前辈感到无限悲痛，也深为他在儿女的关怀下安享晚年、高龄辞世感到欣慰。
王国英同志永远活在吕梁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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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于2014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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