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能 健康点
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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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亦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1996年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取得工学硕士学位，2001年于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取得科技哲学博士学位。自2001年开始一直从事中国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主要涉及节能（电力系统、煤炭清洁利用等）、新能源（天然气、核能）及可再生能源（包括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电动汽车与清洁交通、城市垃圾处理、能源管理体制和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等。王亦楠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王亦楠）现在大家都在讲，坚决治理雾霾、解决心肺之患，就是要用清洁能源支撑工业化，去煤化是无可争议的，但是用什么能源代替煤？这里面有很大的分歧。一种一种声音是：大力发展核电。但我认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哪一个方面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去发展根本不适于我国国情的内陆核电。
　　2012年7月初，我们给温总理上了一个折子，当时中国工程院的很多院士、核电产业集团，包括能源界的一些官员都在大力呼吁重启内陆核电。在那种形势下，我写了一个《我国启动内陆核电还须十分审慎》的建议，核心意思是反对内陆核电重启、中国坚决不能走内陆核电之路。温总理对这个建议比较重视，将这个建议批给发改委主任、环保部长和能源局长。随后，在10月份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年）》明确规定：“‘十二五’期间只在沿海安排少数经过充分论证的核电项目，不安排内陆核电项目。”至此，我国已在筹备中但尚未拿到路条的26座内陆核电站全部搁浅，我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但是，随着2013年雾霾污染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在一些宣传报道里，与煤电相比，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核电似乎是“满足中国能源发展需要、解决中国能源环境污染、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现实的、重要的途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加速发展核电、再建80个核电站”等等。如果再建80个核电站，核电无疑要往内陆发展了。
　　因为二氧化碳减排、治理雾霾而选择发展核电，无异于是饮鸠止渴。我特别注意到，在实现“去煤化”的道路中，特别是福岛核事故之后，发达国家的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今后将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弱化，而当前我国一些专家所主张和媒体所宣传的观点却是让我们国家反其道而行之、大力提升核电比重。然而我要表达的观点是，核电决不能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特别是“去煤化”的选择。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理由有四：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美国、前苏联和日本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还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3年过去了，而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核污染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在我国内陆核电问题上，绝不能因为“第几代核电技术发生事故概率已低至XX”而心存任何“小概率事件”的侥幸。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我们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大家一直比较关注石油问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大家就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而且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如果核废料在现阶段已经“可控制、可驾驭”，为什么发达国家要转嫁别国呢？一个成熟的清洁能源技术，不仅要看它能产生多少能源，还要看它产生多少危害人类的废弃物，以及人类将花费多大代价来处理这些废弃物。用这个标准审视，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是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原来估计一座百万千瓦的核电站退役资金占最初投资的10％—15％，而法国布雷尼力核电站退役金从2001年占最初投资的26％增至2008年的59％，总金额达到了原始预算的20倍。英国政府为核电站准备的退役金从1970年的200万英镑猛增到2011年的537亿英镑。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全世界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发达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电，所以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退役这个难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
　　综合以上四个因素，即人类对核电的技术驾驭水平有限、核资源短缺、核废料难以处理、核电退役周期长且成本昂贵、国外内陆核电实践已经证明没有前景等因素，核电是既不安全、又不清洁、更不经济的能源，我们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我们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所以在真正安全、清洁、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我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不能“饮鸩止渴”。
　　本文原载于《中国能源报》日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孙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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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推荐：内陆核电闯关，该如何坚守环保和安全的“红线”
来源: 核电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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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海挺进内陆，在核电热潮涌动的背后，中国该如何坚守环保和安全的“红线”
《财经》记者 张瑞丹
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东南方向约130公里，是咸宁市通山县大畈镇大墈村。这个原本偏僻的小山村，如今热闹非凡：通往村庄的路上，尘土飞扬，推土机正忙碌着将石块运走；远处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山炮声。
4月16日，《财经》记者造访该村，在一座名叫“狮子岩”的小山坡面前，被警卫拦住去路，并禁止入内——这就是规划中的总装机容量400万千瓦的湖北咸宁大畈核电厂厂址所在地。
如果不出意外，这里将与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沾溪乡荷叶山的桃花江核电厂、位于江西九江市彭泽县马当镇帽子山的彭泽核电厂，争夺成为中国内陆第一核电站。今年3月，上述三个内陆核电厂的厂址选择阶段安全分析报告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下称环评报告书），已经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的论证。
这也是2008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明确允许上述三地开展前期工作后，中国首批内陆核电选址首次“闯关”。
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这三个厂址的安全分析报告和环评报告书，已在环保部部长常务会议上获批通过；正式的批复文件，也有望在今年5月下发。
内陆核电梦
为了这一刻，湖北这个内陆省份等待了整整20年。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位于沿海地区的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尚未建成之时，湖北省就已经开始酝酿核电梦。1989年11月，湖北省曾先期在省内进行选址工作；到2003年，湖北省把核电候选厂址缩小为三个；次年10月，大畈镇最终被确定为优先候选厂址。
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大畈之所以能够胜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位置相对偏远，周边人口密度较低，安全系数更高。
不独湖北，湖南省也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前期选址工作。此外，铀矿资源大省江西的加入，使得这场内陆核电逐鹿更加激烈和微妙。安徽、河南、四川、重庆以及吉林等在内的诸多内陆省份，也纷纷对核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内陆省份核电热升温，无论于“公”于“私”，都不难理解。
于“私”而言，核电项目所带来的庞大直接投资，显然会成为地方经济的一针“强心剂”。以咸宁大畈核电厂为例，按照四台百万千瓦压水堆机组计算，预计总投资将达到289亿元人民币。而2008年，整个咸宁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59亿元。
于“公”而言，无论对于湖北、湖南还是江西，核电的崛起，都有利于帮助所在省份摆脱电力发展存在的结构性困境，即过分依赖水电和火电。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告诉《财经》记者，由于燃煤污染，这些省份已出现大面积酸雨区，不可能仅靠发展火电来满足将来的需求。
自1994年，中国大陆首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以来，中国已经先后建成11个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910万千瓦。不过，迄今为止，所有已经建成和在建的机组，无一例外地都分布在沿海地区。中国内陆核电站，到现在还是空白。
实际上，在全世界的核电总体布局中，内陆核电站占据着半壁江山。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正在运行的436台核电机组中，约50％位于内陆地区。
据《财经》记者了解，中国核电布局之所以到现在仍局限于沿海地区，有着多种原因。
从电力需求上来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因为经济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对于电力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就地靠近市场兴建核电站，有利于减少电力长距离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此外，滨海核电站不用担心水源问题。核电站发电过程中，大量的能量会以热能的形式排放，需要足够的冷却水来载带。取之不尽的海水，无疑比河或者湖具有优势。加上核电站所需的大件设备，更适合通过海运运输，这才形成目前的这种格局。
但是，由于核电站对于地质地震等外部条件的要求近乎严苛，沿海适合新建的厂址越来越少；加上内陆省份对于电力需求的增加，内迁于是不可避免。
环保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与滨海核电厂相比较，内陆核电厂对于安全方面的要求，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
与滨海核电厂直接靠海水来冷却和稀释辐射物质不同，内陆核电厂往往建在靠近江河湖泊周围，通过冷却塔将热量排放至大气，处理后的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至江河湖泊。鉴于这些江河湖泊，往往同时也是很多居民的饮用水源，并广泛用于农业灌溉等用途，因此对于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据悉，在环保部新修订的《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中，就要求内陆核电选址必须避开水源保护区，并规定液态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浓度，要比滨海核电厂低一个量级（10倍）以上。
除了水源条件，内陆核电选址的大气条件，同样需要重点关注。
沿海地区，往往常年多风，有利于放射性污染物被吹散稀释。2008年11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滨海厂址的静风频率（即没有风或风速极低）多在10％以下，而内陆地区个别厂址的静风频率甚至高达40％，即一年平均有140多天都无风或风速极低。
今年3月，环保部印发《2009年第一次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核安全和环境专家委员会指出，湖南桃花江、湖北大畈核电厂厂址的小风和静风频率均较高。业内专家对《财经》记者透露，目前首批三个候选厂址中，仅有江西彭泽厂址，因为北临长江江风吹拂，大气条件相对良好。
环评如何应变
或许，对于内陆核电厂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周边相对较高的人口密度。一旦危机发生时，如何有效地实施应急计划，确保人员安全疏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
在前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主任、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明看来，要确保在发生严重事故时万无一失，除了增加应急道路，最重要的，还是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切实做好预防工作。
而要牢固地树立这种风险意识，就要求在选址阶段就应该尽可能地普及安全常识，并且充分引入公众参与环节。
《财经》记者注意到，在《咸宁核电厂环境影响报告书(选址阶段) (简本)》（下称《环评简本》）中，对厂区规划、厂内安全设施、电厂施工建设和运行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电厂事故的影响以及意外事故发生时的应急措施可行性，均作出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环保部核安全管理司司长刘华之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强调，鉴于核电厂项目规模大，规划限制区域面积较大，且公众普遍专业知识有限，十分有必要专门就核电厂项目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环节，“作出更细化、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趋势也是一种国际共识。目前，核电厂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行发电乃至退役，在美国和欧盟等不少国家都需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也就是说，公众的接受性是决定一个核电厂能否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曲静原告诉《财经》记者。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湖北省发改委核电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此次大畈核电厂址的选址环评，全部按照国际通行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当地居民在对环评报告提出异议或意见后，行政机关应针对实质性意见做出不同类型的反应，包括补充修改有关报告等。
然而，从《财经》记者现场调查的情况来看，实际状况并不令人十分满意。
在距离狮子岩大约3公里的通山县大畈镇大坑村，村民张兰（化名）告诉《财经》记者，除了部分在外务工返乡的年轻人通过电视和报刊等方式，略微了解核电潜在的风险性，大部分留在村里的老人对此一无所知。
“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一旦出了事故怎么跑，墙上刷的标语也只是‘违抗核电站违法’。”她抱怨说。
距离未来的核电厂址更近、已被正式列入搬迁名单的大畈镇大磡村村民王能围，也对《财经》记者说，十年前就听说这里要建核电站，但此后一直没有动静。直到去年9月，被当地政府告知搬迁时，才晓得核电站真要建在这里，“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公众参与”。
尽管大畈核电厂的厂址环评信息公告曾在当地报纸《咸宁日报》上刊登，但《财经》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厂址所在地周围的村民，尤其是被搬迁的10个村庄300余户共1400多人之中，绝大部分被访者都表示对核电厂建设和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上述环评报告书、社会调查和公告，都毫不知情。
监管新“使命”
或许，对于这些村民而言，比核电安全更为切近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合理的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补偿。也有村民抱怨，修核电站要开山放炮，把很多人家的窗户、玻璃乃至墙壁都震裂了。
但对于监管者而言，如何面对核电大发展带来的挑战，却不能不未雨绸缪。毕竟，包括4月19日刚刚开工的浙江三门核电在内，中国今年新开工的项目将达到五个。此外，已经开始前期工作的首批三个内陆核电项目，也有望在明年正式开工。
根据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有人甚至估计，届时有可能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
在4月20日召开的“面向21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提醒说，中国核电发展面临着一些明显的短板和瓶颈问题，“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早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原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王玉庆，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提醒说，目前核电的快速发展，已暴露出人才储备不充分、技术不够成熟、设备制造工艺低下以及核安全监管薄弱等诸多问题，因此应谨防“核电过热”。
在他看来，核安全监管与其他环境保护问题不同，必须始终由国家核安全部门进行全程监管；而且，监管的针对性也应该更强，要求更高。
这恰恰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专业人才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够降低核电厂的安全风险。目前，整个中国核安全局的人数仅为300多人，监督人员的素质、专业知识以及监督手段的水平，也远远未达到国际标准。以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为例，其员工总数高达3200多人，年度预算也超过了7亿美元。
不过，一位资深核电行业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中国实现核电较快发展也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法国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大发展时期。但他也承认，“我们在核电安全方面的监管能力和科研工作，与现在的发展规模还很不相称。”该人士建议，中国政府应设立专项来研究核与辐射安全问题，以便为迅猛发展的中国核电保驾护航。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除了420人的核安全局（ASN），还拥有人员超过1.5万人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这一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也为整个国家的核安全、核能应用和开发，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对于中国核电而言，正如一位国家核安全局有关人士所强调，怎样强调监管和安全都不过分。因为一旦出现意外，没有人能够承担可能的代价。
新闻来源：《财经》杂志2009年第9期（2009年4月27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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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核电站建设之争再起 你觉得中国应该建吗
在我国面临能源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关于中国内陆地区是否该建核电站一直以来存在支持与反对两个截然相反的阵营。
4月14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王亦楠最近发表文章《内陆核电不适合我国国情》再次把内陆核电建设之争推向了舆论的高潮，其反对建设的理由有四：一是全世界范围内都未能做到核电安全可控；二是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中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三是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四是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
针锋相对，有匿名者于4月28日发文《有必要适时启动内陆核电》予以回击，表示长江流域可以参密西西比流域内陆核电站的样本发展。美国、法国都是核电大国都未发生过安全问题。
那么，你支持还是反对中国建设内陆核电站呢？
内陆核电站建设之争再起 你觉得中国应该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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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一线城...评论：内陆核电站是万不得已还是第一选择？-中新网
评论：内陆核电站是万不得已还是第一选择？
　　盛翔(湖南 媒体人)
　　湖南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王亮方日前表示，核电是湖南能源发展的必然选择，湖南争取在“十三五”适时启动核电项目建设。他同时呼吁核电专家们“在国家层面上呼吁加快中西部核电建设，尽快启动内陆核电有关前期工作”。他表示，湖南目前拥有桃花江和小墨山两个内陆核电项目，均已具备启动建设的基础和条件。(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从2006年开始，到2011年3月福岛核电事故发生之前，国内核电市场可谓“目不暇接”。各地像竞赛一样，不仅沿海省份宣称要建“核电群”，内陆省份也纷纷规划了数个内陆核电站。若是没有2011年的日本福岛核电事故，此刻大概很多地方已经用上核电了。
　　距离福岛核事故不过3年时间，已经有地方在急不可耐地公开吁请启动内陆核电站建设；而这，显然不是湖南一地政府部门的心声。对此，公众的普遍看法是：真的非搞不可吗？真的非常安全吗？“湖南能源供需矛盾尖锐，核电将成为湖南电力供应的主力军”，这就是湖南吁请启动内陆核电站的理由。可是，这究竟是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没有其他办法的万不得已，还是发展政绩诱惑下排除其他选项优先要搞的第一选择？
　　内陆核电站的风险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撰文指出：无论从安全性、清洁性还是经济性上来说，核电都不应该是中国能源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更不应该冒巨大风险发展根本不适于中国国情的内陆核电。也有专家信誓旦旦地表示，现代的核电技术非常安全。确实，核电技术不可谓不成熟，只不过，历史上几次震惊全球的核泄漏事故，几乎都不是“技术不成熟”的缘故。
　　技术可以改进，天灾与人祸却防不胜防。一方面，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可不考虑，另一方面，内陆核电站战时危害更不可不顾。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认为，保护核电站免受空中袭击几乎难以做到。基于此，“9?11事件”之后，一些核电大国纷纷开始重新评价核电发展问题。“意想不到的情况总会发生，你最好做好准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这句话，被称为“撒切尔定律”。我们考虑了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又都“做好准备”了吗？
【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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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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