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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祥苑OPO模式看传统行业的互联网战略转型
市场部网 | 电通东派
日，国内知名茶企品牌华祥苑对外发布了其新商业模式——茶产业生态圈模式，即OPO模式。华祥苑OPO模式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大源头基地群（Origin），大会员服务平台（Platform），全渠道融合运营体系（O2M），这三大要素围绕终端用户，依托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组成了一个闭环的、相互依存的茶价值生态圈。该模式是因应新政策环境和移动互联网大范围普及的变化趋势下，传统产业进行互联网战略转型的一大创举，它将传统茶产业带入了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化市场变革中，引领茶行业进入互联网经济时代。2014年无疑是移动互联网风生水起的一年。我们见证了小米以前所未见的速度令所有对手侧目，见证了百度以前所未见的数字让收购充满想像，见证了腾讯以前所未见的决心为革命写下注脚。当互联网企业在台前倍受关注的同时，另一场充满硝烟的革命也在幕后残酷地进行着。那就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传统企业和互联网的融合正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坦白说，我们所了解的传统企业，对于移动互联网的理解并不比互联网企业差多少。转型的必要性早已不需要讨论，对产品和用户体验的重视也早已成为重中之重。但现实却总是过于骨感，转型项目的效果始终难尽人意。正应了一句老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锻造出往日成功的模式不再能沿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像微信那样从内部革命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决心，更需要的是运用互联网思维从根本上对自身商业模式进行重造。什么是互联网思维？我的理解是：1.用户思维，互联网思维强调以用户为中心的交互性的社群经济，消费者成为核心；2.产品思维，好产品是一切营销的根本；3.体验思维，主要表现在通路的实时化、便利化；传统企业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与用户的距离过远，接触用户的通路不够实时化，交互体验做得不够好，没有真正思考如何通过极致服务体验来运营用户和构建粉丝经济。因此，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基于社群的商业模式重造才是传统企业“触网”转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思维从根本上对自身商业模式进行重造，在零售业和地产业目前相继出现了万达模式、国美模式、银泰模式、王府井模式、世联行模式这5种新商业模式。而最近，在农产业领域，国内知名茶企华祥苑也为我们提供了又一种切实可行的新商业模式——茶产业生态圈模式，即OPO模式，包含三个核心要素：大源头基地群（Origin），大会员服务平台（Platform），全渠道融合运营体系（O2M），这三大要素围绕终端用户，依托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组成了一个闭环的、相互依存的茶价值生态圈。笔者认为，华祥苑OPO模式是因应新政策环境和移动互联网大范围普及的变化趋势下，传统产业进行互联网战略转型的一大创举，它将传统茶产业带入了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化市场变革中。大源头基地群（Origin）：从源头出发，把产品做好，做到极致无论什么时候，产品是一切营销的根本，关于这点，小米副总裁黄江吉（KK）也说产品是一个企业的本质，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产品，基本上是空壳。雷军也说互联网思维里面最重要的是产品思维，产品要做到极致，就要从关注消费者需求的痛点入手，而对于茶叶等农产品行业而言，用户消费的痛点是什么？是安全和品质，这两点基本上都是由源头来决定。源头有多重要？大家看到最近闹的沸沸扬扬的福喜食品安全事件，让肯德基、麦当劳等品牌受到极大的牵连。可以说“对源头安全和品质的把控”是一个农产品品牌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而华祥苑恰恰是抓住了把一个农产品做到极致的要害，所以当其他传统企业玩O2O转型大谈线上（Online）和线下（Offline）的时候，华祥苑把转型新模式OPO的第一个O定义在产品的源头上，即：大源头基地群（Origin）。关于做“大源头基地群”，华祥苑有一个理念：“源头不只是基地、种植，更是一种看的见的安全信赖！“。围绕这个大源头基地群的构想，华祥苑做了和计划做这么几件事情：一是坚持掌握原产地茶园（茶叶发源地种茶）；二是坚持原生态茶园种植，就是类似于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庄园的一种种植管理模式；三是开展源头文化体验，即通过茶园生态之旅等源头文化体验，用户可直接参与到源头，到源头亲眼见证原产地的生态环境、种植科技、传统工艺等；四是计划借助移动互联网手段，为客户创造看得见的安全源头，即依托手机移动互联手段结合茶园数字化全球眼以及全程可追溯体系，为用户创造看的见的安全源头的体验。这意味着消费者将来可直接在终端直观查看茶园建设情况，追踪茶叶产品种植生产过程；五是计划推出源头订制业务，即施行茶园圈地订制，为客户提供相对个性化的、品质安全可信赖的茶品消费服务。互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的经济它不是一场演唱会，而更像是一场群魔乱舞的舞会，华祥苑大源头基地群的这些计划，打破了传统农产业习惯“独唱“的惯性思维，与消费者近距离接触，让用户直接参与到源头、参与到产品开发，让品牌与消费者共同来完成产品的开发创新与迭代。让用户直接感知到品牌是如何进行源头建设，真正意义上解决消费者对茶叶产品安全和品质缺乏信赖的痛点。大会员服务平台（Platform）：线上线下结合，为客户创造极致服务体验华祥苑OPO模式第二核心要素是大会员服务平台。为什么是大会员服务平台呢？这也是用户思维的一种体现。华祥苑的肖老板浸营中高端茶业十数载，他说他把茶叶的消费形态看透了，他看透了什么呢？两点，一个是茶叶的消费本质，茶作为思想之饮，健康之饮，在中国社会的中高端消费形态向来是“茶搭台，事唱戏“，也就是说茶跟酒一样，更多的是一种社交介质；第二个是肖老板觉得今天的茶叶市场，茶叶仍然是”非生活必需品“，也是一个慢销品，而不是快消品，尤其是在中高端消费市场。于是肖老板和他的高管团队得出一个结论，要做大中高端茶消费需求，就要走“茶搭台，事唱戏“的路数，也就是说”要以茶为媒，搭建一个社交平台“。做这个还要看华祥苑有什么，一个是茶是最好的社交介质，华祥苑掌控源头，拥有业界最好的茶产品，二是目前华祥苑在全国拥有将近900家的线下门店，包括标准店、文化店以及机场店，均以高端品茗会所的标准打造，环境安静高雅、服务周到，是商业精英社交聚会、商务互动的上佳场所。具体怎么做呢？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建立大会员体系。一直以来华祥苑定位做中高端茶，他们的消费客群基本上都是商业精英，也就是那些大、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和高管。华祥苑要建立的所谓的“大会员体系“，就是以线下实体店为服务据点，把那些商务精英，通过以茶作为媒介的社交互动服务聚合起来，形成一个个精英商脉圈，同时借助手机和移动互联手段，实现同城、全省、全国范围的精英商脉社交联网，联接形成一个庞大的精英商脉大圈层。这意味着，拥有了这个会员资格，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全国联网的精英商脉圈层，用户在这个大会员体系内大家互为商业人脉，缔结信任，同时可以共享商机，互助成长。华祥苑把这个全国联网的精英商脉大社群叫做儒士精英荟。为了做好这个大会员体系，华祥苑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做好两个服务载体：一个是线下服务载体：升级推出华祥苑第三代门店，推出特色的精英圈层社交服务产品。华祥苑的第三代门店分两层：一楼是一个细分的正韵中国茶文化体验场，增加了自饮体验区、线上线下一体化体验的个性茶吧，以及面向精英圈层、中重度茶客的茶道品鉴区，这个实际上起到的是大量引客的目的；二楼则则是一个精英圈层社交互动的所在，它面向华祥苑的会员客户，那些商业精英客群，为他们提供一个精英商脉社交互动的私享空间。二楼新增推出的特色服务产品包括：1）总裁助理增值服务，让商务精英享受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尊荣体验；2）精英私享会，给客户创造跨界商机互享和学习信息共享的服务价值，让基于信任与各自优势的商界精英彼此互为智慧向导，实现多样化的商业合作，共同成长。3）总裁会议室/总裁私人会客室，为客户提供商务洽谈，商务会议的私享空间。另一个是线上服务载体-打造儒士精英会APP，实现线上结交，线下聚合。为了给用户创造更好的精英社交互动体验，华祥苑还推出了线上互动平台：儒士精英荟APP，据悉，这个APP成熟的版本不仅是一个精英商脉的在线社交分享平台，更是一个华祥苑产品和服务的移动终端订制平台：可以实现产品在线购买、在线送礼、发起/响应项目合作对接、发起/参与线下精英社交活动（如私人董事会、主题沙龙会等）、预订增值服务等功能。笔者认为，华祥苑的线上APP服务载体和线下门店服务载体，它实际上是一个经营整体，不是一个重复设置，这个线上线下一体化就形成了华祥苑大会员服务平台闭环的生态服务链，线下门店的服务产品越强大、越领先，线上就越有粘性、越强大！同样线上能够给线下提供导流作用。这个有点类似万达的O2O模式，它比苏宁硬桥硬马的做B2C是不是更可行一些？全渠道组合运营体系（O2M）：给用户创造无处不在的购买终端，产品和用户只有指尖的距离华祥苑OPO模式后面的这个O，代表O2M，按肖老板的理解叫“全渠道组合运营体系“。渠道的本质是从卖家到买家的通道。过去一直困扰传统实业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与客户的距离过远，客户没办法实时化、便利化的接触到企业的渠道通路，享受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表现在茶行业尤其突出，到目前为止，茶行业因为历史等原因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化的渠道通路，这严重限制了茶企品牌的客源。而在当下，随着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带来消费者行为碎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消费者行为从选择渠道转变为选择价值。未来渠道更多表现在客户界面。由于顾客选择终端界面进出更加自由方便，停留在一个渠道购买消费的机会越来越少。因此，建立一种以用户为中心的、实时化、便利化的通路模式在移动互联时代就变得可能且迫切。华祥苑“全终端组合运营体系”就是为解决用户如何随时随地、方便快捷的体验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探索实践，所谓的“全终端组合运营体系”即依托移动互联网和强大的大数据信息处理中台，将“一区一据点的线下实体店+无处不在的移动终端+跨界联盟的虚拟渠道+遍地开花的社会化渠道”形成全渠道一体化融合的运营体系“。华祥苑线上与线下全渠道一体融合的取意，都是要建立更加密集而有效的购买接触触角，形成开放式、覆盖广的终端界面，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及便利性的需求。最后，我们认为，华祥苑的OPO，茶产业链生态圈模式，它实际上运用互联网思维，依托移动互联网科技和大数据手段对整个茶产业链进行最优化整合配置，从原来拢长的产业链条上抽离出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产品（大源头基地群）、服务（大会员服务平台）、终端用户（全渠道融合运营体系），借助移动互联网手段联接形成了一个简单完美的茶价值生态圈。
您已点赞！2017, Vol. 38Issue (6): 861-865&& DOI:
黄洁夫, 叶啟发. 建立中国模式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J].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 861-865. DOI: .
HUANG Jiefu, YE Qifa.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Model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 System to Provide High Level Ethical Transplant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J]. Medical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 861-865. DOI: .
收稿日期：
建立中国模式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
1.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北京 100044;
2.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武汉大学肝胆疾病研究院/武汉大学移植医学中心/ 移植医学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1;
3.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卫生部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13
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下，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十余年艰辛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创立了移植事业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是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动员响应，推进移植事业进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该模式是我国为破解全球性供体器官短缺难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贡献，可为世界上有相同文化背景及相似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新模式。
关键词：中国模式&&&&器官捐献&&&&器官移植&&&&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Model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 System to Provide High Level Ethical Transplant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HUANG Jiefu1, YE Qifa2,3
National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C China Organ Transplantatio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Beijing 100044, China;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patobiliary Diseases of Wuhan University, Transplant Center of Wuhan University, &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Technology on Transplantation, Wuhan 430071, China;
The 3rd Xiangya Hospit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Research Center of National Health Ministry on Transplantation Medicin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After over 10 years of reform and exploration,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fair, just, sunny and transparent national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and the Chinese Red Cross Society. Moreover, the Chinese model of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have been invented.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this model is to provide high level ethical transplant servic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China. It is a new solution provided by China to deal with the global shortage of organ, and a new exploration and contrib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t will also provide a donation model for some country with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economical condition in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Model&&&&Organ Donation&&&&Organ Transplantation&&&&
为建立公平、公正、阳光、透明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推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China Donation after Citizen’s Death, CDCD)移植事业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我国移植领域进行了十余年的改革与探索，成功创立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下，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直接领导下，我国于2015年成功实现了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来源的转型，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国内外社会广泛赞誉。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量由试点初期的34例(2010年)增加至4 080例(2016年)，捐献大器官11 060个，拯救了成千上万例肝、肾、肺及心脏功能衰竭的病人。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年)，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例数增加了120倍(34/4 080)，大器官捐献数量增加了125.68倍(88/11060)。上述结果充分证实了中国器官移植领域实现了从司法途径来源向CDCD器官来源的平稳过渡。这是中国移植界坚定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推进中国移植事业走向伦理、透明和与世界移植接轨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彰显了移植领域医疗服务的纯洁与高尚，有力证实了CDCD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移植工作者的支持和拥护[-]。在我国移植事业取得重大进步的关键转型时期，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领导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National Orga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Committee, NODTC)多次组织召开了CDCD体系顶层设计会议，并制定了具体措施，旨在进一步推进中国模式的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事业的深入发展。上述所有工作均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与支持，所有工作源泉和努力均来源于国家领导人的担当和政治决心。中国模式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的建立充分证实了中国政府推进的移植事业改革是波澜壮阔的改革，是壮士断腕的改革，也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自我革新的自信[, ]。
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的改革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探索, 总结起来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及指导下，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的模式，即“中国模式”。日，NODTC主任委员黄洁夫教授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首次提出了器官捐献和移植管理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具体内涵包括：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并通过颁布及修改《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制定一系列器官捐献相关政策、法规，成立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依法规范开展；此外，中国严格遵循国际上公认的伦理学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推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功实现器官来源的转型，确保器官公正分配和可溯源性，充分保障器官捐献者和受者的权利，走出了一条既体现国际惯例、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道路，初步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科学公正、遵循伦理、符合国情和传统文化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体系。经初步探索、总结，中国模式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1 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律框架，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器官捐献与移植依法规范开展。日，国务院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我国器官移植走上法制化建设道路。条例明确规定了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并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在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中的行政管理地位。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我国移植界在世界移植大家庭中的负面形象。2009年，原卫生部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严格限制“移植旅游”，基本上杜绝了外籍病人来华移植医疗的现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施行，把器官买卖和非自愿摘取器官纳入刑法调整范围，有力遏制和打击了器官买卖等违法行为。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应运而生。随后，卫生部和红十字会两部门联合相继出台近30多个相关器官捐献的配套政策文件，成功构建起我国移植事业的法律框架。日，我国开始全面启动了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2013年8月由原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组成的卫生计生委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形成了中国器官捐献的部门法规，以确保器官捐献移植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为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在遵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刑法修正案》和《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2014年12月，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中国器官获取组织(OPO)联盟(昆明)研讨会”上，NODTC主任黄洁夫教授宣布，从日开始，中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表明我国器官移植事业告别了依赖死囚器官的过去，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始了以公民自愿捐献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日在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黄洁夫教授代表中国移植界向国际移植界分享并推荐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模式”，并倡议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器官移植监管特别委员会，协助各成员国提高打击器官买卖的执法效率。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器官移植高级别会议上发出声音并参与国际移植规则制订，表达了中国移植界推进器官移植事业健康发展的意愿和决心，也表明中国移植领域与国际移植领域同步的负责任的势态。
2 创立了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器官捐献与移植纳入规范化管理
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该体系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同监管，并由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五大科学工作体系的建立体现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也是对国际移植界的重大创举，并将为其他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改革事业所借鉴。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立是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国红十字会通力协作的硕果。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红十字会法修订案，明确了卫生行政部门在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的工作主体地位，并强调了红十字会具有“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工作职责。红十字会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在捐献者与移植医院、接受者之间建立互盲监管机制，从而遏制器官买卖或变相买卖，让器官捐献成为阳光事业。红十字会积极参与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的建设，是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的创新之举。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由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委员会及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hina Organ Transplant Response System, COTRS)等部分组成，它的建立及正常运行成功实现了器官捐献规范获取及信息化自动分配，实现了“公开、公正、透明”的分配器官。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由全国具有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服务资质的医院组成，是我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及完成移植术后受体管理及随访工作的中坚力量。人体器官移植术后登记体系由肝、肾、心、肺、胰腺、小肠等器官移植科学注册系统组成，COTRS系统的建立标志着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的器官捐献与移植科学监管体系的形成，它有效地遏制及防止了非法移植行为的发生。人体器官移植监管体系由国家及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成，负责器官捐献、获取、分配、移植与术后管理的监督工作。五大科学工作体系的建立规范了自器官捐献至移植术后监管的五大流程，既规范了五大流程的科学管理，也规范了器官获取与移植的质量控制标准，是中国移植界实现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器官移植医疗服务目标的有力保障。
3 创造性提出了中国CDCD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与流程，确保器官获取符合法律规范
我国现阶段CDCD分为三大类，中国一类(C-Ⅰ)，即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经过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由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供体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中国二类(C-Ⅱ)：国际标准化心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包括Maastricht标准分类中的M-Ⅰ至M-Ⅴ类案例；其中M-Ⅰ、M-Ⅱ、M-Ⅳ和M-Ⅴ几乎没有争议，但成功几率较小，其器官产出对医疗技术、组织结构及运作效率的依赖性极强。M-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抢救与放弃”之间的医学及伦理学争论，需要用具有法律效力的的医学标准来保证其规范化实施。中国三类(C-Ⅲ)：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即以国际DBD标准为法律依据，但鉴于国内脑死亡法律支持框架缺位，现依严格程序按DCD实施。DBCD极具中国特色，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可为全世界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参考。从年，我国C-Ⅰ和C-Ⅲ器官捐献占了全部CDCD的75%，脑死亡的观念在中国公民心中已经逐渐成为主流。C-Ⅰ类捐献是以脑死亡为法律依据，已为国际移植界所公认。C-Ⅱ类捐献所占比例甚少，是目前移植界为解决供体器官短缺难题的应对之策，亦是目前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C-Ⅲ类捐献存在供体自脑死亡到家属自愿捐献这一时段，既为供体维护、质量评估和优化赢得时间，亦为移植术前充分准备留下空间。C-Ⅲ类捐献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供者和受者的权益，是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的创举，也是对国际移植领域的贡献。
4 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捐献与移植人道主义救助体系，促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进入良性循环
“中国模式”遵循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权益及器官来源为“自愿、无偿”的爱心奉献等原则，并依据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对移植的受体与供体家属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对器官捐献者家庭及受体的人道主义救助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移植发展基金会、地方民政部门、社会慈善团体及国家医疗保障服务系统等多种途径实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社会个体互相依赖的一种体现，因此器官捐献体系必须是互助的。对于器官捐献者和家庭来说，他们奉献了生命的礼物，社会有责任给予温暖和感谢。移植医学具有其特殊性，捐献器官获取及移植等流程均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财力，因而器官捐献与移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会产生相关费用，但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相关费用远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平均水平(仅为美国的1/8-1/20)。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尚未覆盖的受者群体进行帮助是我国传统文化美德的体现，该类事迹在我国的媒体、报纸上亦屡见报道。而对捐献者在抢救过程中产生相关费用，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尚缺位的困难家庭给予困难救助与器官买卖有本质上的区别。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获取与移植成本核算与费用管理相关政策及法规的缺位是目前影响CDCD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问题。司法途径器官来源阶段的器官买卖违法经济链，如在CDCD事业的流程中仍然屡禁不止，势必断送来之不易的CDCD光辉前景。针对上述瓶颈问题，近3年来，在NODTC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China 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Alliance, COPO)与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工作委员会对器官获取与移植成本进行了反复研究和核算，并调研了国际上(美国)器官获取与移植相关成本情况，经过专家30余次的调研，最终形成了《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移植成本核算与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草案)》。草案的形成将有助于规范器官捐献、获取与移植经费的科学、公开、透明化管理，并有助于规范捐献与移植的健康发展。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在建设过程中，器官移植医疗服务尚未纳入政府基本保障医疗服务范畴。因此，人道主义救助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促进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社会氛围和良性互动，并帮助器官功能衰竭患者享受到移植医疗服务的正当权益。
5 充分发挥制度优越性，创建了一个全社会参与的捐献移植保障体系
为提高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效率，规范人体捐献器官转运工作，畅通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流程，减少器官浪费，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通知》，决定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并明确除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外，由航空公司协调承运人体捐献器官的航班优先起飞。中国政府六个部委联合发文建立此绿色通道，展现了中国政府对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的重视及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心。该项举措是中国政府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政府对CDCD事业健康发展的实际行动支持，也是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的有力体现。运输是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重要部分，建立绿色通道在系统层面上改善了中国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减少了因运输原因造成的器官浪费。其建立离不开CORTS、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体系、协调员体系、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等多部门的努力，亦离不开中国主流媒体渠道的宣传、教育与动员，更离不开政府和人民的全力支持。
6 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全社会中提炼培育与宣传普及了器官捐献光荣的人文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儒家、墨家等思想家们即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等“仁爱、互助”的思想，互帮互助也一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器官捐献事业即是一种互帮互助、爱心奉献、造福人类的行为。建立阳光透明的捐献体系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大众都能享受移植医疗服务，这离不开“信任”，包括捐献者、捐献者家属对器官捐献体系的信任、对红十字会、OPO及政府的信任、受者对医院的信任，政府和医生之间相互的信任。2013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进殡葬改革的意见》，鼓励党员干部逝世后捐献器官和遗体，给器官捐献工作增添了强大的正能量。在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及领导下，我们建立了一套公平、公正的公民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使器官捐献、移植相关工作在阳光下运行，确保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充分信任及支持。器官捐献体系并非冷冰冰的，最终目的是“抑恶扬善”，让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来源和去处在阳光下运行，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光辉在器官捐献中发扬光大。我们依据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建立一个由中国红十字会为第三方参与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并依托红十字会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宣传，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慈悲、爱心、互助、救人的传统美德，移风易俗，在社会中逐步形成一个器官捐献光荣、生命永存的理念。目前，全国以及各省市均会定期举行人体器官捐献缅怀活动，以纪念平凡而高尚的人体器官捐献者、宣传普及器官捐献理念。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中国在保障人民器官移植基本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器官来源的结构性变革，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中国模式”。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变革之路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全力支持与指导，这十年艰辛的改革，方向正确，行动迅速。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累计实现CDCD近1万例，捐献大器官近2.8万个，每百万人口年捐献亦达到2.98人，年捐献总量升至世界第2位，这也是移植器官得到公平分配的证明。中国政府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的改革卓有成效，引领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迈向符合国际伦理准则并与世界接轨的道路上。中国移植领域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继续完善和拓展“中国模式”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工作，保障器官捐献者和受者的权益。器官捐献和移植的“中国模式”是破解全球性器官短缺难题的中国方案，也是对世界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它将为世界上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新模式，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繁荣和发展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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