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新疆地区和周边国家的边贸发展，以及经济互动有没有什么让你? - 爱问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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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贸发展，以及经济互动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
用品上的需求对新疆乃至中国的依赖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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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很多口岸通道，一个很深的印象是货流基本上都是中国往周边国家的输出占绝对优势。比起以前我看到的，似乎可以说周边国家在生活用品上的需求对新疆乃至中国的依赖更大了...
1.你联系深圳的小商品货源，开个服饰店或饰品店、特色店.
一般规律是内地（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的流行，过2到3年流行的新疆等内地城市，你可以借鉴内地现...
新疆最大的优势是资源优势，目前国家实施的对口援疆战略已经在发挥作用，已经看到了成绩和效果。像我们现在所在的阿合奇，就有中国华能和江苏无锡的对口援建，我们看到街道...
必须的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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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城里看边贸
　　新华网乌鲁木齐9月15日电(记者赵嫣刘杰)五颜六色的招牌上写满了花体的俄语字母，每家店铺门口都挂有写着“Добропожаловать”(俄语“欢迎”)的帘子，随处可以听到各种口音的俄语对话，在货架前货比三家的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是记者当天在新疆乌鲁木齐边疆国际商贸城看到的景象。
　　正午时分，商贸城里人来人往，满载货物的货车在院子里一辆挨着一辆，推着小推车运货的人们穿梭来往，边疆国际商贸城依托乌鲁木齐过货量最大的中国二类口岸，是中亚各国、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客商在乌鲁木齐市最大的边贸集散地。
　　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商铺里，记者见到了从青岛来的李玉婷，她正在摆满了各式各样皮鞋的货架前忙碌。李玉婷对记者说，她今年2月开始在这里开店，正赶上边贸不景气，刚开始生意很冷清，后来客户了解了产品的质量，就有了回头客，现在已经有几个固定客户了。
　　从温州来新疆做服装生意的余先生对记者说，他在新疆做出口贸易已经十多年了，今年生意不太好做，主要由于国内棉花价钱上涨，工人的工资也涨了20%，和去年同期比，今年的订货量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二。
　　与余先生情况类似的还有从安徽来新疆做睡衣生意的马先生，他说，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年，当时一年营业额能到两三千万元，今年大概也就一百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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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贸商人与俄罗斯人做生意的这些年 俄罗斯华人华商在中国、俄罗斯这两个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超级大国的边境线上，伴随着前苏联解体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边境贸易的生态环境已动荡了20余年。在此，一夜暴富和高空坠落的故事此消彼长，生生不息。中俄两国间经贸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1980年代中期的初步接触；1989年前苏联解体带来的贸易狂潮；1998年前后金融危机、卢布贬值的边贸洗牌；普京上台以来重新整合、趋于平稳的现状。我们选取了满洲里这个口岸城市，以窥看这块土地上大大小小的中国边贸商人多年的生意与生活。对飞行员来说，在满洲里机场降落一定并非难事。飞机在普希金诗句式的“静寂的荒漠之乡”上空划过，大地平坦，漫漫无垠，地平线呈现出美妙弯曲的弧度。经过一个碧蓝色熠熠闪光的湖泊，一小簇崭新的城市楼群从广漠的地表上冒了出来。处在与蒙俄两国交界的前沿，满洲里如今依然是边贸商人淘金梦想的承载地。这里的每一幢房屋，都伴随着财富故事而成为一个个镀着金箔的纪念碑。在1980年代以前，仅有80年历史的满洲里还是偏远孤寂的边城，而今，却因中国与俄罗斯商贸的勃兴而重生。日中午，一个由中国导游带领的俄罗斯旅游团，像潮水一样漫进满洲里饭店。有身材肥胖的俄罗斯大妈、窃窃私语的女伴，也有身后跟着两个孩子的夫妻。那些塞得鼓鼓的、巨大的蛇皮袋被扛在肩上、提在手里，瞬间把大厅变成了红蓝白三色涌动的视觉空间。饭店建于1904年，前身是沙俄一个将军开办的“尼基金旅馆”，1984年，它被粉刷一新，以应付陆续前来的边贸商人。现在，饭店的前厅简直就是城市的一根动脉血管，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大批的俄罗斯购物团。出了饭店大门，就站在最著名的中苏街上。在这儿，我淹没在拥挤的、用俄文、蒙文和中文书写的各式店名、广告牌当中。店员招徕顾客的吆喝声（往往是慷慨激昂的俄语），被喇叭扩大了数倍在头顶盘旋。俄国人间或成批涌现，在由裘皮大衣、手机、小电器和食品组成的货物迷阵中穿行。作为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这里是没有河流的港口。这里的每条街道都承载着商业使命，是中国人想方设法把商品一股脑儿地卖给俄罗斯人的超级卖场。俄乡求财就像托马斯·索威尔在《美国种族简史》论断的那样：“现代史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都能发财致富。”对于中国人口来说，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已成为溶在血脉中的一种求存方式——如果在当地生活得不好，就去其它地方碰碰运气。奔向中俄边贸，也是选择之一。我和中苏街上一个卖裘皮大衣的曹姓店主聊上了天。在这里，他是少见的高学历人士（高中毕业），被朋友尊称为“曹老师”。曹老师的书生气已被长年驻店的懒散所磨蚀，只剩一副眼镜依稀透出早年有过的文质彬彬。他在挂满裘皮大衣的店面里来回巡视，用漫不经心的东北话讲述着命运的反转。“整边贸，”他说，“都是一些很不正规的公司，都在‘整边贸’。”这三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当时这里的商业主旋律。自1980年代末以来，数以十万计的两手空空的淘金者，从福建、浙江、江苏、黑龙江，从中国每一个偏僻角落里涌到这里来。这些当时被称为“二道贩子”的人群，仿佛天生对兵法三十六计抱有极深的理解—他们做起生意来，不是“无中生有”—先拉个客户再说，就是“声东击西”—本想做钢铁的改做了服装。他们灵活，但也脆弱，在高峰期，这里的边贸公司大约有1000家以上，然而一旦在1998年被金融危机波及，就有600多家纷纷退散。1992年，曹老师在齐齐哈尔读高中时掌握了简单的俄语，还没来得及上阵操练，就被紧缺人才的满洲里吸纳进来。“几千块钱就能打货，都是些小商品、钟表等等，南方人基本是发货，北方人基本上是背包。我们从哈尔滨这些大城市发点货过来，很容易就卖出去了。”他说的背包，指的是进出口当中一些杂乱的、很不规范的运输，“后期，做大的就开始做服装，一发就好多包，十万块钱的货空运过来，那就整大了。”到1995年前后，曹的俄语逐渐纯熟，在公司和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正式做起翻译。钱和经验都慢慢攒了起来。到2003年，他买下了这个20多平方米的店面，从河北大营进了第一批货，把自己变成了老板。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的年头，这间小店可以坐拥一年60万元左右的纯利。可现在，生意不如当年那么好做了。“竞争太残酷激烈了。”曹老师感叹着评价生意场上变幻的风云，“现在来的人多了，俄国人又学会了从北京直接进货。”感叹是暂时的。在这里，担忧很快会被大风刮走。反正机会全凭运气，没人会一直愁下去。我重新走回街头，眼前的景象充满了热气腾腾的、对现世享乐的追逐。一辆摩的载着一位俄罗斯大妈尖笑着飞驰而过，他们经过酒店门口，险些撞倒正在卸下成箱雪花啤酒的搬运工。在啤酒瓶乒乒乓乓的碰撞声里，街头的餐馆飘出俄式烤串和红菜汤的香气。餐馆旁边的舞厅上方，挂着“豪华演出”的广告招牌，上面绘有一排身段苗条、正在起舞的俄罗斯姑娘，她们朝着街道露出灿烂笑容。穿过商业街向左拐，一家不显眼小店开在半地下室里。店里杂七杂八地摆放着保健品、保健椅和手机配件，墙上挂张俄罗斯地图，上面标示了很多小红旗，以彰显该店的远大前程。店主名叫毕远志，30来岁年纪，面色黝黑、浓眉大眼，剃了一个不怎么光滑的光头。这个汉族人有一个名叫热尼娅的漂亮俄罗斯妻子。1992年，毕远志来到满洲里，口袋里只有25块钱。5年后，他已是一个皮货商店的小老板，可以接到每单5万美元的订单。此时，金融危机来了，生意开始萧条。起初，毕远志希望能从卢布贬值中获利，他在100卢布能兑换136元人民币时大量购入了卢布，等卢布一路下滑到7:10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人民币投入了“货币战争”。之后是悲惨世界的开端：卢布宣告换版，毕远志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滑铁卢—身上只剩下几千块钱。毕远志一病不起，回到老家躺了两个月，然后，他爬起来回了满洲里，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木材厂招聘一个剪尺员的工作，跟他们一起去了俄罗斯，一呆就是十多年。在辽阔、寂静的俄罗斯原始森林里，陪伴毕远志的有七八个同事和无边无际的红松木林。每天，他用尺子量取木材的长宽，然后将大批的圆木装上木材车。晚上，毕远志买点啤酒、花生米，去往公园和俄罗斯人聊天，以锻炼俄语，很快，他成为一个老练的翻译，薪水不断升高。2006年，他重新回到满洲里，做起了手机生意。“那时候我的俄语已经很流利了，很多到这儿来打货的俄罗斯人都认得我。”在他的俄罗斯客户名单中，有个名叫热尼娅的温和的浅黄头发女孩，一开始，她只是捎带点货物回去销售，后来，货越提越多，而每次提货都提前打款。双方彼此信任，慢慢建立了默契。“后来打不打款就无所谓了，”毕远志说着乐了，“她说，她想找个中国人。我说，我想找个俄罗斯人。”销售和客户缔结了稳固的同盟，与此同时，热尼娅在俄罗斯的不同区域建立了7个手机分销店。2007年，热尼娅的70多个俄罗斯亲戚朋友来到满洲里，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举市轰动，台长亲自录像，直闹了好几天。夫妻二人合计，中国的保健品在俄罗斯还从未开拓市场。于是，热尼娅的手机分销点开始代卖保健品，后来，毕远志在黑龙江找到了一家纯中药制剂的保健品厂，逐步向俄罗斯推广自己的品牌。互贸区在满洲里火车站旁边，我站在高架桥上俯望着蜿蜒而去的铁路。数十列货运列车装载着原木和化肥，正准备向俄罗斯进发。现在已很少有人能记起，这段铁路原名东清铁路，是清朝末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当年宏伟的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一段。实际上，正是因为在满洲里设站，这个城市才得以诞生。除却国与国之间的大宗贸易，若是要研究国际边贸的细节，满洲里的互贸区是一个绝佳场所。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就是毕远志学俄语的那个阶段，满洲里的所有人都在围着互贸区转。那时候，它就像一个培养皿，你放一点不管什么商品进去，就能长出好多人民币和卢布—当时抢占互贸区摊位的人全都发了财。互贸区离市区稍有点距离，是一个平坦的小广场，周围有五幢四平八稳的、盖着小圆顶的粉色混凝土建筑，把广场包围在中心。中俄之间大批量的民间货物交易就在这五幢建筑里进行。“那里至少出了几百个千万富翁。”一个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说，另外一个人立刻纠正：“至少上千个！你看现在街上跑的劳斯莱斯那些好车，都是那时赚到的钱。”这一位同时指出，如今满洲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以及物业公司的同一个老板，当初就是在里面吆喝着卖衣服的—不过他现在已经坐拥庞大的产业，从此不再露面。“1992年，我们想在中俄边境线上辟出一块地方，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各划出一块，形成封闭的商贸旅游区。边民可以自由进入，不需要护照。贸易区里可以实现商务、仓储、旅游、休闲、娱乐，包括金融。”向我讲述这些的是互贸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伟，他是个皮肤白皙、宁静温和的中年人。作为当地人，他毕业后即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目睹了满洲里的变化种种。陈伟天生不具备野心，能在身边不断传来的发财故事中保持镇定，没有下海。现在，他坐在静谧的办公室叙述这一切。管委会办公楼远离尘嚣，窗台上一盆小小的绿叶植物长得很鲜亮。“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尝试，以前从来没有这东西。满洲里的工作组既兴奋，又犯愁，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好。想来想去，决定叫互市贸易区。”他说，“当时国家正式批准建立，注入资金1亿5000万，占地20万平方米，俄方承诺划出90公顷，双方连在一起，全名叫中国—俄罗斯—后贝尔加斯克贸易综合体。”走进互贸区的任何一个楼里，你会错觉自己走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20块钱的T恤、10块钱的拖鞋、5块钱的枕头和凉席、3块5的糖果，还有那些价格暧昧不清、真假难辨的艺术地毯、家具，琐碎而杂乱地摆在一起。“那时候也就是卖这些东西，不过量大啊，而且，简直是漫天要价。”作为20年来在互贸区内摆摊的老手，一个来自河北的摊主王老板笑眯眯地描述，“有时候有些毛子买不到货，急得坐在那儿哭，我就去协调：你别太霸道了，分给她点儿吧。”王老板所叙自有其宏大历史原因：1989年，苏联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轰然倒塌，许多失去工作或只偶尔得到工资的俄罗斯人，被迫成为走街串巷的商贩。他们来到中国，比如满洲里，买下些便宜货，再带回家乡去分销。俄罗斯的新库兹涅茨克，曾经是这种分销商业的中心，从那里再辐射向全俄。在刚刚开放的年代，互贸区经历的辉煌岁月被这样描述：广场上露天堆满了塞得满满的包装箱，几乎无处下脚。俄罗斯壮汉们奋起神威，左右手各挟一个大包，有时背上还能背一个，在货物的间隙中左冲右突。卡车停在大门以外，等着排队进入，由焦虑催生的汽车喇叭声尖锐地在上空哀嚎。对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讲，每个人都站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处于商品极度匮乏状态的他们简直什么都买。所以在1995年之前，互贸区的生意都像是白来的，你揣着手在这里逛逛，就能接下订单。而中国卖主对待俄罗斯买主的态度，很有点以蛮对蛮的架势。那时候，一双假冒的Nike运动鞋可以卖到100美元，完全不懂得“杀价”的俄国人成箱地买入，但回国后却发现，鞋底在一星期后宣布脱离鞋面，像正在解体的苏联一样四分五裂。随着年头增长和无数次买卖间磨合，交易中的中俄双方已趋于理性。在互贸区内，来自浙江义乌的鞋底已经很结实，但出货量也在减少。来互贸区里购物的俄国人，也已完全掌握了讲价技巧，一件要价10卢布的衣服，要在你肯降到6卢布后，才会听到一声“赫拉硕（好的）”。政局变化下的生意中国改革和苏联解体这两件轰动国际的大事，在满洲里上空碰撞，形形色色的人物被裹挟其间。除了知名的那一起：牟其中用500车皮中国商品给四川航空公司换回4架图—154飞机，还有更多小人物侧身其列。满洲里沃尔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的涂双武副总经理之前拥有一家物流公司，后来一桩大生意让他改做起了贸易：“俄罗斯一度和中国有些摩擦，坦克都开到中国边境线，炮筒直指中国。”他说。这件事诞生了一个谁也预想不到的结果：关系缓解之后，太过沉重的重型坦克没有开回俄罗斯腹地，而是拆走发动机，就地掩埋。苏联解体后，附近一带人心涣散的俄罗斯老百姓每天夜里准时赶往坦克掩埋处，把坦克一辆辆用铁锹挖了出来。“那些坦克被切成两半运过来，到国内我们就直接卖废铁，到现在大概快卖完了。”“那时候，一夜之间可以赚到数百万。”陈伟说，“当时前苏联的170推土机，在国内一台能卖到15万到17万，我们这边的几大公司通过易货贸易，用3万到4万块钱的羽绒服，折合成瑞士法郎，就能换来一台推土机。甚至，可以拿了推土机先卖出去，回钱之后，拿其中一部分钱再去买货。就在那短短的几年，有很多人迅速暴富。”不过，期间也有一些悲惨的故事发生。互贸区管委会副主任陈伟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同学陈俊当初有多么意气昂扬。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陈俊做翻译起家，后来自己单干，生意越做越大，将木材、化肥、钢铁这些贸易一项项收入囊中。在事业巅峰，他甚至在中俄双方各娶一个妻子，生有一儿一女。野心膨胀的陈俊牵涉了太多的利益纠葛，终于惹恼了俄罗斯当地黑帮。他们制造了一起车祸，将陈俊从悬崖上推了下去—他银行中的财富也无影无踪。“当时机关下海风很盛行，有很多人前往俄罗斯做商贸。在95到97年之间，我认识的5个老板里，有3个死在俄罗斯，没有回来。”陈伟说。互贸区的规划，实际上由于俄方的违约，一直成了一个未完成的协议。1992年，中方建成了规划中的10万平方米，等待俄方兑现90万公顷的承诺，眼见规划成形，基座建了起来—之后，随着俄罗斯解体后发生的一系列混乱，工程从此停滞。从互贸区的广场上隔着铁栏杆，可以望见这个残留的“遗址”。相对中国这边完整而生机勃勃的建筑，对面荒凉一片。至于那座疑似白色混凝土的建筑基座，任你绞尽脑汁也无法在脑中再现它原先的设计图—时间过去了20年，恐怕连设计师本人也已经遗忘，它仍然以一种老顽固的精神，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像被烧毁的圆明园。”陈伟补充说。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所漂亮的大学建了起来，这是满洲里的第一所大学。不远处，一座圆形体育馆正在兴建。它们标志着城市已从荒凉的边陲小城脱胎换骨。登上满洲里附近小山上的“木材交易中心”，可以俯瞰整座城市。草原的天空一碧万顷，蓝色的、红色的房屋尖顶，在城市里像棋局一样整齐排列，间或杂糅着金色的圆顶，于新鲜的阳光中璨然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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