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现在*休人员，没有住房补贴，因为早已经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根据缴纳住房公积金领取的个规定。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
答：1、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正式职工，符合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离退休手续后，凡易地安置自行解决住房、就地安置居住私房、自建住房或租用私房的，分别增发一次*住房补助费。 2、事业单位相对于企业单位而言，它们不以盈利为目的，是...
答：职工在购*、建造住房或符合其他规定的条件时，可支取本人的住房补贴。部分支取时，住房补贴帐户内应至少保留十元的余额。支取条件及须提供的有效证明： (一)购*住房。采取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的，职工凭身份证、购房合同、*或交房款收据，...
答：外地人可以申请北京的公租房，见条件第三条及下面的流程 北京市公租房申请条件： 1、“三房”轮候家庭 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无须再次申请，只要到户籍所在地街道或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登记。公共租赁住房轮候时间从原保障*住...
答：●调离本市工作 可一次*提取职工住房补贴 计发住房补贴期间在市内调动工作的，原工作单位应从办结本人调离手续的次月起停止计发住房补贴，并把调动职工的账户转移到新的工作单位，将已计发住房补贴的月数、数额等情况记入本人人事档案；新工作单...
答：和你交不交社保没有关系，但你或者和你一起申请的家人一定要有工作； 具体你可以参考下公租房申请细则： 一、申请方式公共租赁住房可以家庭、单身人士、多人合租方式申请。（一）家庭申请的，需确定1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成员为申请人，其配偶和...
答：企业发放年金，是取代了过去的按月给予的退休补贴，是有条件的企业，由老的退休进发放制度向新制度过渡的一个*策，属于企业自主决策的范围。至于退休以后还能领取住房补贴的，更不在*府规定的福利范围内。所以是否合理，只能在企业内部寻求咨...
答：移交政府安置的*队离休退休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中央*委批准的民政部、财政部、总政治部《关于移交政府安置的*队离休退休干部住房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民安发〔1993〕9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队离休退休干部...
答：现在的*策很飘忽，到有关单位了解
答：住房补贴领取的办法： (1)住房补贴资金管理，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公积金中心)参照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委托银行承办有关的金融业务。 (2)各实施单位应按规定的归集渠道，在本单位存储住房公积金的银行，以职工本人名 义...
答：住房补贴申请书格式和常用书信的格式基本一样，通常也有标题、称呼、正文、结尾、落款 五部分组成。这儿不详细介绍，而只强调一些主要的问题。 首先，住房补贴申请一般在内容的安排上注意依据这样的次序安排。先写申请的内容，再写 为什么提出申...
答：国家已经取消了住房补贴制度，凡是退休人员，没有住房补贴。 国家目前实行的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在职时，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住房公积金，退休时一次*返还。并且注销账户。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本条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答：你要去当地社保局，问下情况，这个不好说的，问下工作人员
答：去世职工已不能享受住房补贴。但作为去世职工遗属是否能享受住房补贴建议咨询：当地住建部门、鞍钢工会组织及企业实际负责职工福利待遇办公室（或许是社会事务办公室）。国营企业发展好的情况下，也许还担负着一些社会责任。强烈建议您向企业实...
答：北京市居民住宅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贴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供热体制改革，转换居民住宅取暖费补助方式，理顺*府、单位和采暖居民用户三者关系，保证使用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的居民冬季正常取暖，按照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答：上海中公为您解答： 一般情况下公务员在**休手续时，个人公积金账户内仍有余额的，可以全部提取出来。*休后，不再缴纳公积金，不享受公积金。 希望能够帮到你！
答：具体应该咨询公司财会。 例外退休人员不会涨公积金。退休人员的公积金已经停缴，可以*全额提取并销户。 住房补贴是国家为职工解决住房问题而给予的补贴资助，即将单位原有用于建房、购房的资金转化为住房补贴，分次（如按月）或一次*地发给...
答：“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其中*老保险、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包括,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老交够15年才有资格领*老金和享受退休后的医保...
答：什么意思？究竟想说什么？
企业退休职工住房补贴怎么办理?
答：现在退休人员，没有住房补贴，因为早已经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根据缴纳住房公积金领取的个规定。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在职...4
退休人员住房补贴
答：退休职工住房补贴标准: 关于给予离退休职工发放住房补贴有关文件依据 一、国资厅发分配[2006]3号文件，不但没有禁止发放住房补贴，而且要求参照所在地政府机关公务员标准执行，取消住房补贴是违背政策规定的 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退休职工住房补贴标准: 关于给予离退休职工发放住房补贴有关文件依据 一、国资厅发分配[2006]3号文件，不但没有禁止发放住房补贴，而且要求参照所在地政府机关公务员标准执行，取消住房补贴是违背政策规定的 1、《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房补贴是一次性的吗 如何提取住房补贴怎么办理
答：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对无住房职工或住房面积未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发放的现金补贴。 住房补贴发放的原则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由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经济适用住房平均价格、平均工资，以及职工应享有的住房面积等因素具体确定。 ...1
烟台退休人员住房补贴
答：我父亲在林业局苗圃工作有37余年，可如今退休，单位住房问题什么都没有解决，原先还有住的【C级危房】单位说县府要征收，什么补贴都没有，我父亲去问单位领导，他们说只补贴9个月，一个月200百元人民币，请问退休人员是怎样补贴？怎样才能挣取
退休公务员住房补贴
答：退休人员（不管是公务员）都是没有住房公积金补贴的。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怎么办理住房补贴
答：这个怎么弄？
单位漏缴了住房补贴怎么办?
答：单位和职工未按时缴存和漏缴住房公积金的，应到经办行办理住房公积金补缴手续。 补缴的具体程序： 1、单位欠缴、漏缴部分职工住房公积金时，应对欠缴、漏缴职工的住房公积金应采取个人补缴。 单位补缴个人住房公积金时，应根据职工补缴金额填写"...
退休职工住房补贴何时发放
答：国家没有退休职工住房补贴制度，不发放住房补贴。
丹阳退休怎么办理住房公积金
答：由于每个城市的政策不一样，建议您拨打当地社保局电话12333查询
住房补贴怎么发放的
答：企业可选择以下方式，对职工实行货币分配。 一、建立补充住房公积金，即在现行住房公积金基础上，提高住房公积金单位资助比例； 二、一次性发放住房补贴；三是按月发放住房补贴；四是老职工自实施货币化方案之日前已有工作年限的住房补贴一次性...2
住房补贴怎么计算的啊?
答：住房补贴是补给日前参加工作且住房未达标或无房的老职工，以及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这部分补贴并不直接发到职工手里，而是参照住房公积金的管理方式计入职工个人账户，专项用于住房消费。3
大连住房补贴怎么申请
答：大连市将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受理工作。从6月30日至7月22日（公休日除外），符合条件人员可到单位所在地社区提出申请，用人单位可组织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统一申报。其中，申请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居住证到单位所在地社区领取...1
无锡住房补贴怎么申请
答：你需要有正规的租房合同与票据 目前 大学生的租房补贴，由其所在企业代为办理有关申领手续，由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受理、发放。 市人才服务中心通过“无锡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按季将补贴资金发放至大学生本人。1你需要有正规的租房合同与票据 目前 大学生的租房补贴，由其所在企业代为办理有关申领手续，由市人才服务中心负责受理、发放。 市人才服务中心通过“无锡市社会保障•市民卡”，按季将补贴资金发放至大学生本人。1
申请住房补贴怎么写?
答：个人住房补贴申请表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根据表格填写一下，或者看看你们公司是否有现成的表格 填表时间： 申请人姓名职务或职称参加工作时间是否参加房改是否参加集资建房 身份证号 码配偶姓名 申请人单位意见 申请人配偶单位意见 审批...1
上海退休公务员是否能领到住房补贴? 已退休。2013...
答：一般情况下公务员在办理退休手续时，个人公积金账户内仍有余额的，可以全部提取出来。退休后，不再缴纳公积金，不享受公积金。 具体情况还得看所在城市的政策，或许在发放住房补贴时，会对最近退休的人员进行补发。
住房补贴政策
答：《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有明确的规定。 住房补贴住房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国家下拨的建房资金；二是单位售房资金；三是单位多种渠道筹集的资金。发放住房补贴的基本形式有：一次性住房补贴、基本补贴加...12城里是城里,农村是农村,你可以回农村生活呀?没人逼你来城市生活呀?《中央和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有明确的规定。 住房补贴住房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国家下拨的建房资金；二是单位售房资金；三是单位多种渠道筹集的资金。发放住房补贴的基本形式有：一次性住房补贴、基本补贴加...12
深圳住房补贴
答：根据 深圳市人事局《深圳市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发放登记须知》 一、申请材料 （一）首发申请 1、市国土部门提供的住房补贴发放审核批复（验原件，收复印件）； 2、申请人所在单位开具在深工作证明原件； 3、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工作单位属财...43
办理住房补贴需要哪些手续
答：办理住房补贴需要准备哪些手续 申请一次性住房补贴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1、《**市区住房货币化分配申请审批表》(一式五份); 2、夫妻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3、户口簿复印件(若夫妻关系双方不在同一户口簿内注明的，提供结婚证); 4、单身职工须提供所...
住房补贴的办理流程是怎样的?
答：一：单位咨询 （1） 单位通过电话或上门方式，咨询有关开户情况。 （2） 单位可通过上网下载相关表格，或上门领取电子表格。 二：单位填写表格、准备资料 （1） 单位可在网上下载《单位住房补贴资金委托管理协议》、《单位缴存住房补贴资金委托...审批通过后，由市中心法人代表或授权分管行政领导在《住房补贴资金委托管理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如单位与市中心另有约定的，双方法人代表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3）归集管理处登记 归集管理处在双方法人代表签订《住房补贴资金委托管理协议...
请问工作调动,双方都不发放住房补贴怎么办?
答：具体可以查阅《关于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计发及有关纪律规定等问题的通知》（京房改办字[2003]第0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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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打工人
作者:罗世达&&更新时间: 02:20&&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执中
&&& &&&中 国 打 工 人
——献给亿万打工同胞及关心打工族的人们　　
&&&&&&&&& 　　
　&　　&　
　& &　罗世达著　　
题记：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打工人的汗水　　
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有打工人的泪水　　
　&　　&　目&&& & 录 　　
前言：写在篇首的话　　
第一章：打工人的起源　　
第二章：打工人的当前发展　　
第三章：打工人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第四章：打工人的经济利益　　
第五章：打工人的政治利益　　
第六章：打工人的意识形态　　
第七章：打工人的斗争特点　　
第八章：打工人的组织力量　　
第九章：打工人的未来与归宿　　
第十章：打工人的期盼　　
附录：　　
1、主要参考书目、文件、资料　　
2、后记　　
写 在 篇 首 的 话　　
朋友，当你早上起来洗脸，中午回来做餐，晚上躺着看电视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那脸巾，那电饭煲，那电视机是我们打工人制造的？　　
当你在蓝天下，在大中国，看到数以亿计的人群，春出冬落，终年战斗在施工地、机器旁、大码头的时候，你可曾怀疑，那全是我们打工人？　　
当你在广州中信，深圳地王，上海金茂等大厦惊叹壮观，感概神奇，高雄
伟的时候，你可曾问起，那下基、那刷墙的，也是我们打工人？　　
&&& 人类历史百万年，中国文明史五千年，世界一切伟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像当今中国打工人、打工潮这样令人震撼：占世界人口约二十五分之一，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总规模达到两亿七千万的中国打工人，年初始发，年末回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征战大军——此乃中国社会的异化乎？历史之必然乎？任由人们去评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打造了中国的繁荣，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它还在创造和改变着中国、亚洲、世界的明天。我们为中国拥有这样伟大的人民力量——人民军而骄傲，为它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而自豪！　　
然而，人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工矿，在码头，在车间，整天奋力劳动，拼命苦干，健康乃至生命得不到保障，还要经常被老板无端咒骂、苛罚的，是我们打工人；年头年尾，在汽车站、火车站，以报纸当地铺，无钱买票，买不到票，或挤不上车，回家过不了年和赶不上工的，是我们打工人；被机器轧断了手脚，或被矿井淹没了生命，老板对其置之不理，或把你赶出大门，或自己跑掉而不愿承担责任的，是我们打工人；一年干到头，老板不给报酬，白白出力出汗，连国务院总理也被迫上阵为之讨工钱的，是我们打工人；长年奔波在外，家中老小无力照养，“忠孝难以两全”，兴许有机会充实和成就自己，却永远无法成全家人的，是我们打工人；虽在城内工作，但却得不到城里人一样的“国民待遇”，政治民主权利受到严重削弱，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寄人篱下的，是我们打工人；伤心刻骨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抗争，但城乡隔离和政府的某些举措使你动弹不得，不得不俯首为奴，干做弱者的，是我们打工人；在被逼无奈之下，偶尔也采取诉诸法律的举措，但无钱交诉讼费，或因不懂法而没有任何质证准备，导致官司失败或自动放弃权利的，是我们打工人；更有那生活无着，被迫卖身和被惨无人道之徒拐卖诈骗，强奸掠杀，连公安也无法解救和难以破案的打工女，她们是我们打工人中最伤心、最悲惨的一类……作为打工人中的一员，我亲身经历着每一个打工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我在为打工人高歌的同时，也在为打工人哭泣。　　
当历史跨进两千年时，中国社会开始广泛关注打工人的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比一年多地对打工人给予关心过问和推出各种安抚政策；知识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打工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各种报刊杂志对“打工仔”、“打工妹”及其所谓“打工皇帝”的褒贬不一的描述和渲染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当触及到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的一些痼疾时，却很少有人能直面现实，发表真知灼见，更不敢对打工人这一当代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阶级属性及未来发展与归宿，进行深入地探讨。许多学者把打工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研究，而忽略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未来发展已经起到或即将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当代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人类学及劳工问题的肤浅学习与研究，结合本人在政、商、法、教几个领域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十余年在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包括国有、外资、中外合资、民营等企业的打工经历，对打工人这一社会范畴作一次全方位的剖析。希望能对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人士有更多的提醒；也希望与我同“簇”的打工人在有机会阅读此书时能产生共鸣，共同为我们打工人的命运作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行动上的努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称的打工人，不仅指人们通常所说的普通劳工，更不仅指中国农民工；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就业，但不享受国家福利补助和失业也不领取最低生活补贴的所有合同制从业人员、临时工；各地乡镇集体企业的“非属地”外来合同工、临时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民营、外资及个体经济组织的非业主或非股东从业人员；农村和城市其它组织及个人的帮工、“义工”；农村、城市外出谋业但一时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员；中国公民依法赴境外谋业（就业），从事某项劳务但无产权的人员；国外公民按我国法律入境谋业（就业），但非公职和没有法人权属及业主地位的企事业从业人员、临时工、帮工。一句话：一切为他人（包括机关、团体）劳动，领取足量和不足量报酬，但无产权和劳动资料所有权，受他人或集体管制，政治民主权利及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中国公民和入境公民。这类人员目前在中国约有2.7亿人之多。它是我国目前社会规模最庞大，收入最低下，地位最卑微，贡献最卓越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可爱的人。 　　
第一章:&& 打工人的起源 　　
历史自约750万年前从猿演化为人，开始集体征服自然和抵御异族侵略以来，特别是经过距今10—4万年(第四纪冰期)人类分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以来，人们的帮工和协作就已经开始了。但早期的这种帮工和协作是自愿的，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社会分工处于低级状态，各自为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不存在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打工，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剥削的问题 。　　
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劳动资料和产品有了剩余，一部分人开始占有劳动资料，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以公元前4000年—3500年非洲的埃及进入阿姆拉特时期为标志，社会形态逐渐变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并出现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给强势人群打工，承受强势人群的剥削和压迫。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并在一些城邦发展了简单手工业和雕刻、建筑艺术，一些工匠、艺人不仅可以制造官室，而且可以造船、造车，制造各式衣裳。他们常常被统治者征集完成某一工事，时而也向他人出卖简单技艺，从而获得微量生活资料或报酬。这些以被征用或帮人做工而求得生存的工匠或艺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打工人。　　
在奴隶社会初期，处于强势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由于还保留着原始人类的野蛮本性，他们对奴隶阶级实行残暴统治，不仅对奴隶的劳动可以随时占有，而且可以不给任何报酬。奴隶阶级无偿进行劳动，随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至用生生活人去给奴隶主陪葬。所以在奴隶制主流社会，很少有打工人存在；即便有打工人存在，通常也只能在民间活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统治阶级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和剥削进入相对文明的阶段，广大的农牧民及手工业者被以户籍串联起来，划地居住。手工业者凭着一些技艺游历各村落开展各种工艺活动，取得一些报酬；广大的农牧民则常常因天灾人祸或难以承载的苛捐杂税被迫离乡背境，以外出帮工、帮农甚至以乞讨谋生。这时的打工人便开始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 　　
历史可圈可点的打工人，是数千年前在非洲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中国长江流域、中东两河流域和欧洲台伯河流域出现的、受统治者支配、并按统治者意图集中起来挖山造渠，修理河流，或给王室建宫筑塔，生产工艺饰品的“能工巧匠”、“艺术使者”或劳务百姓。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是他们开辟了打工人的先河，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创造了历史最久远、最伟大的财富，并为世代后人所享用。　　
中国广州最近挖掘出土的历史文物显示：西域、中亚一带的“胡人”早在东汉时期已来广州打工，从事家政服务和一些手工艺劳动，并带来西方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同时也把我国内地文化、产品和行为方式带到西域、中亚和欧洲，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文明友好，作出了贡献（《广州日报》日A8版）。在西汉时期，我国北方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成千上万的居民南迁，他们分别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谋生、打工，过寄居人的生活。这在中国打工人的历史上，可算是第一次高潮。　　
中国的封建统治存续两千多年，由于历朝统治者对内实行严格的区域管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对外长期进行闭关锁国，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区域的互补性和人员流动非常有限，不具备大量打工人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无论是秦王赢政，汗高祖刘邦，还是元世祖胡必业，明太祖朱元璋，他们都是集权统治的践行者，都是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维护人，没有谁愿意走出中国疆土半步，也没有谁愿意给中国的自耕农经济松绑，就是元末明初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铁木真（成吉思汗）经过无数次西征，打通了中东、欧洲的政治疆界后，这种代表社会进步的经济形态和对外联系平台也没有得到后任者很好的维持。所以，在整个中国封建统治时期，打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土壤”都非常稀薄，打工人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和作用也极其弱小。　　
可贵的是，欧洲虽然进入封建社会比中国、比埃及、比印度都晚（比中国足足晚了1000年），但其民主政治的实施却早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建立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城邦国家——雅典，在公元前8世纪便开始进行民主政体的一系列改革，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以至实现了初步意义上的“主权在民”。这种政治体制影响到后来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而在欧洲封建制度尚未成型，封建经济关系在大多数国家尚未建立起来时，一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又开始了。这种以个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力，要求获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和文化运动，逐渐扩展到德意志、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这一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催生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荷兰资产阶级于16世纪后半期开始爆发革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北美也相继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打工人——这种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雇佣劳动关系为“履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便开始了它的大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到今为止前后经历了400多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和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都已推进到了空前的阶段。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了数百轮回的变化，其政治体制、社会福利制度也因不同的国度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在一些国家甚至建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但是打工人——广大劳工阶层——与资本家阶级悬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数十亿劳工依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破天荒地把俄国（苏联）的劳资关系颠倒了过来，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公有，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者提到了社会主人的地位；但是该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只持续了74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依旧回到了它的起点——私人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紧跟着俄国（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东欧近10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夜之间倾朝覆灭，全部回到资本主义的版图。这些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劳动者阶级，不得不重新接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并重新定位和寻求自己新的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存条件和斗争方法。　　
中国近代打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是非常晚熟的。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在1840年才被资本主义列强——英国——用大炮炸开，并在八国联军试图图瓜分中国的战火硝烟中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本的积聚和发展不仅受到千年封建统治关系的制约和阻碍，而且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和盘剥。加上这种社会形态持续的时间长达上百年，且在慈禧拉拉氏时差点亡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一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因而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非常薄弱。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无产者和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受马克思列主义的影响和十月革命的启发，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并于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孙中山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领导和推动工人阶级及全民大众，先后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放了全国人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又带领国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东方建立起又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劳动人民从本质上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而是社会的主人。与私人资本相联系、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状态的打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也就不存在了。　　
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不久，由于国家领导人治国经验不足，生硬地照搬苏联制度模式，不切实际地调整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认识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在全国过快地实行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城市猛刮“共产风”、“大炼钢铁”，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强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扩大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使不少“百姓”死于自然灾害和错误政策的双重忧患之中。更为痛心的是，毛泽东同志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夸大了国内“右翼”力量的作用，于1966年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控制好局面，搞过了头，最后除“扼杀”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大量国家栋梁之才外，并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了极大的混乱局面。于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世人严重的质疑，工人阶级领导社会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挑战；加上国际资本主义的重重“围剿”，中国社会不得不绕道走，退回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轨道上来，中国国民的阶级、阶层结构和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国家事务，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在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革命；在城市进行以突破公有制和一体化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在思想文化上提倡尊重规律，事实求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接受外部文化、外部理念结合起来；在对外关系上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利用外援相结合，实行对外开放；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从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并逐渐与国际资本经济接轨。这种被称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政外交政策，一开始启动便得到了国内主流民意的热情支持和国外的广泛关注，并在运行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从1978年到2008年的短短三十年间，中国不仅基本完成了从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打好了从一种社会模型（全民和集体公有型）向另一种社会模型（个人私有型）过渡的基础。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沿海涌流，城乡差别、中西部与东部的差别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大，一代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新的社会阶级——打工人阶级也因此产生。　　
中国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建国后的最初30年中国农村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两次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因走得过快、过急，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破坏，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不协调，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入了低谷，必须通过新的改革来解决不适应的生产关系。1977年，老革命家万里受中央指派，首先在安徽农村举起了改革的大旗，从小庄“十八农民”按血手印进行土地大包干开始，经过中央和地方全力以赴的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土地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很快在全国农村铺开。改革革除了农村不合适宜、长期束缚农民手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凸显了农民个体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力；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不仅全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而且使部分地区开始富裕起来，并出现了劳动力富余。与此同时，农村社队企业（1983年后改为乡镇企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造了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顺德模式”等优秀乡镇企业发展典型。乡镇企业的凸起，一方面加快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逐步改变并取消城市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并允许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而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互动起来，也为农民进城——现代农民打工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于1985年开始启动。建国后的国家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运作模式虽然在凝聚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推动国家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作用；但由于国家领导层及全体国民在驾驭公有制体系和进行计划经济运作上缺乏经验，所使用的手段科学成分不多，从而酿就了国家社会劳动生产力中的“大锅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给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和造成了一些浪费，也给城乡经济的融合制造了某种“藩篱”。于是中央借农村改革的“东风”，一举将城市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阶段调整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和完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形式上从全面公有制过渡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体系。与此同时还将国家政治体制（特别是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在国家机关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和权力下放；对所有事业单位分阶段、分类别逐渐减少和断绝财政“供血”，实行企业管理。从1986年开始，首先在企业，接着在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公有制条件下的“铁饭碗”。从而上自国家机关人员分流，中自事业单位职员“入企”，下自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改性”和破产裁员，形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打工人生产线”，一方面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减轻了“包袱”和财政压力，一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　　
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推动变革的另一举措是对外开放。从1977年开始，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便开始筹谋开放的途径和方法。经过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地方组织的精心调查和研究，中央最后决定：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并以东南沿海为落脚点，首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地方进行。特区的建立从法律上定格于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而最先启动、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特区则是1977年就开始着手筹划、1979年正式获准建设的深圳。选择深圳建立特区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太落后，而且当时“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语）：时下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深圳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外逃香港；而人民逃港的最直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香港与深圳的人均收入悬殊约一百倍（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宏著《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发展经济已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二是深圳妣邻香港，中国经济通过这里与国际接轨，比中国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好。所以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考察的第一站就安排在深圳，并当即在深圳勾画了建立经济特区的蓝图；往后历经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推动实施，以及深圳干部群众和全体打工人的艰苦努力，最终建成了享誉中国与世界的中国第一经济特区。与此同时，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也一并启动，并在短时间内打造成型。　　
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经济体制结构和所有制成分获得了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孔雀东南飞”——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沿海移动，中国当代打工人最初形成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动因。特区建立把大量的民间资本、银行资本和外资聚集起来，推动了这里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人口所限，特区需要从外地大量引进人才（特别是劳工）；而在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在推动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劳动力富余。这种内地农业劳动力的富余和特区劳工的不足，便出现了历史的吻合，大批量的内地农民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逐渐向几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涌流，进入这里的民营、外资和其他各类企业，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打工生涯。笔者1984年下半年受改革浪潮的驱动，曾在深圳进行过为期一周的走访调查，当时深圳企、事业劳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使用虽然多数还是来自当地或广东省内，但也有不少一部分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广西、贵州等内陆省份；少数内地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端着“铁饭碗”或甩掉“铁饭碗”也跑来深圳，尝试享受深圳改革开放的洗礼。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就是在这时从贵州来深，并在深圳罗湖检察院和律师界扎根至今的；本人当时则因甩不掉“铁饭碗”而返回贵州继续从政。　　
1984年，中国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对外开放。随后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日　中国最大的经济开发区——海南省正式成立。1990年后上海浦东开始成为华东及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引颈。中国内地和边疆省区也逐渐建立一系列经济开发区和对外开放城市。这些前所未有的举措差不多把中国经济闹了个天翻地覆，各种经济成分象雨后春笋般勇立潮头，经济总规模特别是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数倍、数十倍，城市劳动力和初级管理人员的缺口已远非城市自身所能调剂，必须从广大农村和传统工商业的富余人员中得到弥补。这就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和传统工商业闲置人员的转岗和再就业作了铺垫。在这一大背景下，广大农民便潮水一般地向城市涌流；一些因改革而下岗的内地国营、集体企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向东南沿海和其他开发开放城市挺进；少数落后地方的国家干部也不在乎在当地拥有一个“铁饭碗”，要去沿海或其它开放地区“一展身手”。于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便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打工浪潮，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各类打工人达到了1亿人之众；“打工人”这个名称也开始在中国大地叫响。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肃清一些人对他主导的中国经济政策的诋毁，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举行了举世肃穆的“南巡”（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进行考察）。“南巡”的宗旨是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维护并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保证更快更好地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方位发展市场经济。邓的这次“南巡”讲话的精神，全部化作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彻底摒弃在中国进行了4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至于这种体系是“姓资”还是“姓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增强活力。邓的“南巡”和中共十四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划上了句号。它标志着市场经济或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形态的最终形成和不断扩大，并在今后50年甚至100年内都将主导中国社会的进程；站在资本对立面又与资本相联系的打工人，也将随着这种经济形态的扩大而扩大，发展而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命运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重要的并不取决于其他外在的力量，而取决于这个阶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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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打工人的当前发展　　
&当代打工人之路已走了三十年，从无到有已经发展成了相当的规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打工人基本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其他部分社会闲散人员的再就业。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国营和城市集体企业依旧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企业干部职工不仅是企业的主人，而且是全社会的“领导阶级”，工资福利、生老病死一切由国家和所在企业承包下来，无须向外界谋求其他谋生的手段。国家政治体制比如行政体制虽然在1982年进行了一次改革，但只是职能层面上的调整，不涉及干部职工下岗分流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国家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一方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始进行机构精简的尝试，逐步安排人员分流；另一方面对国营、集体企业予以放权，让其自主经营、自负赢亏，并逐渐开始对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给企业最大限度的用人权。然而，在90年代以前，城市体改进展得并不顺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分流事实上空有其名：国家号召打掉“官本位”和“铁饭碗”，而在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脱离原岗位“下海”或分流出去的只是极少数；国营和集体企业自负盈亏也罢，职工劳动合同制也罢，多数企业和职工的分配方式并没有改变，原工资福利基本得以维持；就是企业倒闭了，职工下岗了，国家还会用低工资和特定的福利补贴予以“保底”。所以职工同志们这时还不想离开，至少还需要看看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动。真正来得轻松、去得潇洒，不仅把打工当作谋生的手段，而且将之视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的，只有千百万的“农民工”兄弟。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场经济政策在各个领域渗透，国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等相继进行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国家机构的精简和大、中专毕业生统招统分制度的解体，使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进入到打工人的行业；许多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将其改组为多个所有制主体，甚至大面积卖掉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乃至整个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成为90年后的一种常态；乡镇集体企业多数实行承包经营或乡村领导持股经营，许多企业变相转化为管理者所有。从而迫使大量的原国营、集体产业工人和“国家干部”重新走上雇佣劳动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国营、集体企业（含控股）职工已从改革初期的1亿3千多万人减少到7千万人，其中逾3000万人进入各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打工；加上三十年来陆续走上务工道路、眼下依然在乡镇企业或城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的2亿3千万农民工，和十八年来自谋职业、由民营、外资和其他非国有经济实体雇佣的约6000万“学生工”，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精兵简政”下岗分流或自愿“下海”走进工场的约1000万“国粹型”打工人，全国打工总人数达到3亿3千万之巨。消除其中3100万个体工商户的主人、693万户私营企业中的1500万投资人和约1500万在国营、三资、集体企业持股、拥有超过本人薪资的私人资产的管理者和和白领员工(截止2009年6月的统计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处于雇佣劳动状态、靠工资维持生活、不拿国家任何补贴的打工人则有2.7亿人之多，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兴的、庞大的阶级、阶层。　　
&一、农民工的当前发展。　　
所谓农民工，从广义而言，泛指离开农业进入其他社会领域服务或劳动，并取得一定报酬或收入的农村户籍人员；从狭义上讲，则指受雇于他人或组织，参与城市工商业活动，取得与其劳动或服务份额对等和不对等的报酬的农业劳动者。　　
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仅指离乡外出，到各大城市或在沿海一带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狭义的农民工；而实际上，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参与到当地农村和城乡之间的工商业和其它社会各业活动中来，成为新形势下的乡村工人、商人或服务业者，即广义的农民工。1983年农村社队企业转轨为乡镇企业后，国家允许乡镇多体联办、合办经济实体和个体经营，允许集体企业自行招工和私人雇工；其分配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集体企业的本土员工，一方面可以参与企业所有者（集体）分红，另一方面还可以按出勤在企业拿工资。他们是打工人，但是不完全的打工人。从企业行为来讲是打工人，因为属于雇佣劳动者；而从社会行为来讲不是打工人，因为他们是剥削者。联办或合办企业的股份成员、个体经营者，从广义上讲也是打工人，因为从事非农业；而从狭义上讲则不是打工人，因为都是资本所有者和剥削者。至于那些联办和合办的经营实体及后来兴起的公司制企业招收使用的员工（无论是本地员工还是异地员工），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工，自然就是名副其实的打工人了。　　
随着改革开放向城市的推进，特别是以4个经济特区建立、58个国家级（3800个非国家级）开发区启动、西部大开发建设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组为标志的新一轮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以及市场经济政策向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援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建设，并逐渐让其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广大农民也顾全大局，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己任，纷纷投入到城市、沿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领域的活动中来。截止目前，在中国共4．9亿适龄农村劳动力中，离乡离土走进城市和沿海务工创业、进入打工人状态的人员已达1.5亿人之多；加上乡镇企业就地吸纳的约8千万本土工，农民工总人数达到2亿3千万。在这2亿3千万人中，男性约占67%；女性越占33%。年龄在20岁以下的的占19%；21—40岁的占65%；40岁以上的占16%。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占17%；初中文化教育的占65%；高中及中专以上文化教育的占16%；文盲占2%。在本乡镇就业的占35%；在本县、市及本省其他地区就业的占37%；在外省就业的占28%。在东部及沿海就业的占49%；在中部就业的占30%；在西部就业的占19%；（劳务输出）在国外就业的占2%。在个体工商业就业的占59%；在国有和城市集体（含合伙）企业就业的占16%；在三资企业就业的占15%；在乡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占8%；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占2%。从事餐饮娱乐服务业的占16%；从事业批发零售业的占5%；从事制造业的占30%；从事建筑业的占23%；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占4%；从事其他行业的占12%；另有约10%的农民工职业不固定，或处于暂时失业状态，栖身在朋友、老乡或同学处。　　
农民工是目前打工人中规模最大、随机性最强的一类打工人，这类人员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都具有自主流动的特点。除此之外，政府疏导与控制，劳动力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需求和潜规则，也在引导和约束农民工的流动和发展。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不管和放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疏导与控制；在90年代末20世纪纪初则开始安抚和扶持。但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农民工的流动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逐步走向成型和规范。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农民工被当地企业所雇佣，随工资预期流动且大部分处于双向流动中。在商品市场，农民工在外出流动就业时已经形成了劳动力的连带流动关系，他们在流入地以家族、地缘关系为履带，以市场经济和生活需要为基础，形成了一定的相互依赖的聚合状态。例如，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5个行政村20多个自然村，已经聚集了近10万从事服装生意为主的温州人。他们没有京城户口，属于城市体制外的嵌入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外出经营，从事服装生意的农民工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现象：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当了个体户，有的给老乡打工，有的成为无业游民，有的赚了钱后回乡开厂、开当铺。他们向市场提供服装商品，哪里服装消费市场大而又供给不足、价格好、收益高，他们就会去哪里经营。事实上很难确切界定他们是在哪里打工，他们是工人，农民，商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近年来一部分农民工开始向农村“回流”，仅广东地区在金融危机期间“回流”人数就达2000万，这给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安排带来了变数。　　
笔者1988年在贵州省玉屏县田坪乡政府工作时，曾参与组织了该县第一批由政府组织农村青年赴广东顺德打工的工作。当批在田坪乡共送出农民工30人，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8岁；高中文化的8人，初中文化的17人，小学文化的5人；男性18人，女性12人；已婚的3人，未婚的27人。这批人到广东两年后，有7人转去温州，4人转去上海，2人去了苏南，3人回到贵州省城贵阳，2人回玉屏县做起了个体生意，12人留在广东。再过了5年，有2人在外与人合股创业做了小老板，2人当了包工头，4人回家做起了个体户，5人在城里做了所在企业的中、低层管理人员，6人继续在外做普通员工，1人因工伤残失去劳动能力，3人在外处于职业不稳定状态，7人安心回乡当了农民。这批农民工的发展轨迹，差不多是中国农民工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历史的演进，不断在发展自己、异化自己。在30年后的今天，广大农民工总体上已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保守、阙弱、甚至愚昧和被城里人看不起的农民工；相反，许多农民工比城里人、甚至比自认为是显贵的官员、知识分子聪明得多。　　
二、国营和集体企业剥离职工的无奈选择：　　
国营和城镇集体企业是30年前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后，这类企业因体制原因受到了市场极大的冲击，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预算内的国营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共有 28多万家，1亿3千多万人。经过30年的改革剥离（撤消、兼并、联营、改制），现在仅剩下不到15万家，7000多万人。在已脱职的近7000万人中，大约1千5百万人已经离休、退休、死亡和通过各种途径转去行政事业单位从事行政性工作或自行创业，2千5百万人下岗后处于失业（或待业）状态，其余超过3000万人则进入各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打工（有的由企业直接改制而成）。况且，仅存下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已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其资产属性、用人方式、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员工也不是当年的“企业主人”和“领导阶级”，而是地地道道的雇佣劳动者和打工人。　　
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刚起步，政府未曾找到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于是号召实行“政企分开”，要企业自行摸索路子，即所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一阶段，国营和集体企业被新的市场机制撞击得遍体鳞伤，但多数企业还是硬撑着，因为职工要吃饭，要保职工的饭碗，就是让职工下岗也得给保底工资；由于都处在观望期，企业不想轻易分流职工，职工也不愿意通过其他途径再就业。所以这时职工下岗和离职打工的只是极少数，到80年代末，两类企业下岗和另谋新职的总人数不超过1000万 。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政府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实行公司法人制，即企业资产有限责任制度。两类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资产经营的好坏直接与企业和职工的生死存亡相联系，大多数企业由于还拖着沉重的、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加上管理者驾驭新体制的能力有限，企业的萧条、亏损和倒闭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时，职工愿意下岗当然好，不愿意下岗也得下岗。于是就形成了建国以来“国家主人”下岗分流外出打工的狂潮；到90年代末，下岗分流人数猛增到5000万。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国家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参股和控股，并在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股票期权和管理者控股制度。许多企业通过这种改革，除了再将约2000万职工剥离于本企业之外而外，还培育了大批资产所有者——比如海尔的张瑞敏、TCL的黄东生等都把大量的国家资产收到了自己名下，变成了亿万富翁和企业最大的受益者、剥削者。企业普通员工——除极少数持股人员外——则全部沦为雇佣工人；他们没有了资产权，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与原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完全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在国营、集体企业第二阶段改革完毕、建立起企业法人制度时，企业的性质就已经与原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同了；这时的企业已经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按资产经营状况对员工负有限责任，不象过去国营和集体企业那样对职工（乃至他的家人）的经济利益一包到底，更不具备条件让员工象过去那样享有诸多的政治民主权利。所有员工都变成了新的经济体——企业法人（或股东成员）的雇佣劳动者，打工人。他们与因改革和企业经营不善而下岗的职工一样，已经失去了原工人群众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享有的诸多权利，特别是政治民主权利，永远无法重拾“工人老大哥”和“领导阶级”的自豪感，许多人甚至退到了温饱线以下。笔者原工作过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湖光制药厂就是在这一时期（1987年）改制的——一个3800人的县团级企业，经过改制由北京三株集团公司控股后，减少到了1400多人；其余2400名职工退的退休，下的下岗，改的改行，该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在经过不到一年的合资经营生存期后，同样四处逃散，步入新的打工归途，很让人伤感。　　
中国改革是多数国人和外国人都叫好的改革——叫好的国人大多是农民、职业商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资经营者、官场买办、贪官污吏、资本主义政客及其意识形态人士。这些人是中国改革的最大收益者。而对于中国城市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来说，我们的改革则是最大的败笔——事实上政府人士也承认：中国公有制企业的许多改革做法，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让工人阶级承担改革风险的不得已举措——所以从始至终没有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或者说工人阶级以最大的耐心、最高的姿态来容忍和谅解政府的失误与错误。工人群众伤心地对自己说：“咱们解放以前是流血人，50年代是引路人，60年代是主人，70年代是领导人，80年代是失落人，90年代是打工人，2000年后没有了人——工人阶级不存在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是一个外壳。”笔者原所在国营企业的一位老厂长、党委书记，见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老领导带领工人经过30多年拼搏才打造起来的工厂，被新的管理者以改革名义一步步转化并吞为个人所有时，痛苦流涕地说：“国营企业的历史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不得已暂时还在宪法里写着，资本主义代言人杜勒斯预言‘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三、“学生工”的历史“机遇”：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也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85年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制度”开始，中国中、高等学校的招生和分配工作就紧紧围绕着国家职业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建设来进行，而不再通过国家行政命令搞统一招生和分配包干制。1992年国家决定把中、高等学校的招生与就业进行并轨，实行“一条龙”招生就业计划安排，并于1993年明确提出“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方针，将广大学生就业分配推到了行政计划的边缘。1998年后，国家进一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从而使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学校招生、学生就业“统招统分”的制度成为历史，全体大中专毕业生从此全部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　　
自1992年国家开始分阶段实施对毕业生不包分配、由学生自主择业以来，全国各类学校平均每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逾400万人（总数已有近8000万人）；除了有约四分之一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考试和各级人事劳动部门择优安排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营就业（包括进乡、进村任职）和自行创业外，其余约6000万则进入到民营、三资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就业，即“打工”。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有的跟随民工队伍去了国外。由于青年学生的就业追求专业对口，乐道于学习、接受新的理念、新的文化、新的模式和新的管理方法，所以他们对外资企业特别是欧美企业特别推崇，去这类企业就业的也特别多。从专业上看，“学生工”大多集中在市场营销、机械制造、电子工程、行政办公、财务会计、国际贸易等就业岗位。其中行政办公、财务会计约占25%；机械制造、电子工程约占20%；营销贸易、电子商务约占30%；其他约占25%。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不断调整、升级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到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到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员将不断增加，“学生工”累计数也将成几何数增长。　　
与学生就业增长量相匹配，国家的人才服务机构、服务政策也不断升级；学生——就业单位双向选择的机制日益成型和完善。眼下各地的国营、非国营人才服务机构、人才招聘市场（低级劳务市场除外）差不多都是为“学生打工人”设立的，并且构成了较完善的服务体系。笔者因工作关系先后到过“广州南方人才市场”，“广州锐旗人才市场”，“广州韦博人才市场”，“上海市人才市场”，“上海浦东人才市场”，“深圳市人才市场”，“北京市人才市场”和其他“猎头”人才机构；这些常设人才市场（机构）除周一至周五多为“散场”，进场人数相对略少外，每个“双休日”都会举办专场招聘会（近些年周三、周四也开始举行专场招聘会）。来这些招聘会应聘的人员少则几千人，多则数万人，“南方人才市场”和“上海市人才市场”都有过单场进场超过10万人的记录。光临招聘会的除了部分“跳槽”、转岗和希望跨地区就业的各类“老职员”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各地方、各学校的毕业生或走上工作岗位一两年的“学生工”——“学生工”到人才市场竟聘，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正是通过各地的人才市场（包括网上市场），他们才得以到达目的地打工，成为真正的打工人。虽然打工不一定适合自己，而且说不定是一场噩梦，但对大多数毕业生来说，别无选择。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中专毕业生（特别是大学生）是社会的“娇子”，由国家统招统分，无需学生自己去谋业，也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体制改革后，大多数毕业生必须由自己寻找工作——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家就业压力大，每年有接近千万的人就业无着，难于对毕业生进行工作调剂；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学生专业不为社会所需，成了就业的极大障碍，从而使每年20%以上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还徘徊在工作之外。国家和地方上每年一度的公务员招生考试，吸引了千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报考，但取录人数为数十、数百分之一，没有实力和背景的普通毕业生很难想象进入公务员工作岗位。在我的同事中，有两位曾参加过国家统一的公务员考试，一位来自湖北，一位来自江西。来自湖北的一位笔试、面试成绩都优秀，只是自己的一位叔父“服过狱”，花了3万元去行贿，未被录取；来自江西的一位笔试成绩优秀，面试成绩“一般”，花了10万元行贿，还是未被录取。最后二人不得不南下广州，走上打工道路。毕业生中80%以上的人进入“工场”不是自己意愿走这条路，而是国家政策使然万不得以；其余不到20%的人选择打工或自己创业虽是发自内心，但在这20%的人中还有不少是以“家庭背景”考量为前提的，没有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作后盾，创业和择业要想十分成功极不现实。　　
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的迷茫之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虽然未曾在性质上进行深层次的变革或转轨，但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行政体制）的改革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到目前为止，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前后进行了6次，每一次改革除了“革”除一部分臃肿机构、一部分不能胜任工作的行政职员外，还带动了全国上下数十万事业单位的大幅调整（包括单位撤消、改制、合并、精简）。特别是两次行政体制的改革调整，无论是在改变服务方向、精简人员数量和提高工作效力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仅中央国家机关，经过数次整改后，总人数减少了近20万人；最近一次（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成了人们窥视国家机关改革裁员方向的焦点。地方上的机构整编，虽然经历了精简——膨胀——再精简的过程，但总体上是机构减少了，人员分流了，行政单位的包袱减轻了。尽管国家机关的人员分流基本上是流向与行政紧密相连的事业单位，或让少量的职员“下海”创业，他们远远不是仅能享有劳工待遇的打工人；但重要的是这种分流冲击了事业单位——并由此波及到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稳定，把这些单位的人员“逼”上了打工之路。　　
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比国家机关的改革来得迟缓，来得艰难。真正全方位、大面积的改革是在2000年以后；并且各地的政策也不一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个国营、集体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事业单位改制成为国企（或集体或联营企业）后，许多单位的命运等于面向死亡。改革精简使一部分人员继续留在续存单位（企业），一部分富余人员则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就是留在续存企业的人员也因单位性质的改变，不再享有原事业单位的各种优越条件。中央和各地方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给改制后的企业减免税收，发放小额贷款，或给被精简的人员自行创业给予一定的补贴等，但在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面前，走惯了老路的这些“资政级“人物真能把企业搞活和真能成功创业的实属少数；无论是单位撤消、转制、改制还是合并、精简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的人们，他们大多数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就出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找不到“门路”的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改革服务工作做得好一点的地方——比如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和社保局——会为体改后自谋职业的人员贴上一块“市直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自谋职业人员登记处”的牌子，为你帮忙找一找工作；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甚至以割掉挂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肿瘤”而痛快，让你走得越“潇洒”越好——比如给你点保险、津贴方面的优待，转制时让你提前退休或一次性“买断”工龄便罢，连你要去当打工人的决心都全被磨灭掉。　　
到目前为止，由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分流出来走上打工之路的人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具体统计；包括改制、精简后直接进入“工场”打工，和由于事业单位性质的改变——新的单位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后员工直接“改姓”的打工人，其总人数大约有1000万。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延续了原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时享有的部分待遇（如住房、保险、公积金等），大多数人则完全依赖雇佣劳动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成了马克思笔下的“受压迫者”、“受剥削者”，与过去“为社会、为人民工作”、“代表国家和社会做事”的“公仆”和“知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凡被精简、分流出来的人，大都风光不在，元气大伤，精神失落。当然，也有少数人创业——特别是“顺手牵羊”利用原单位或国家资源——发了财的，而他们往往成了改革开放的能人，甚至时代大潮的英雄。　　
五、出、入境打工人的谋生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的进出口管理制度也在进行不断调整，进出国门处理国家事务和就业打工的过境条件逐渐宽松。于是不少国人开始出外谋业或打工；国外公民也不择时机地来到中国谋业或就业。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公民出外就业打工（不包括公务人员和商人）的登记人数是380多万，加上未曾登记或偷渡过境的人员有逾400万；国外公民进入我国打工就业的则有200多万。出境打工的中国公民——按出国前的身份论，以普通工人、农民、学生、专业技人员为主；按出外国度（地区）分，以东南亚、非洲、中东、日韩、北美、俄罗斯为主；按职业性质分，以从事建筑业、开采业、饮食服务业、国际贸易为主；按年龄分，以25－45岁 年龄段为主。入境打工的外国公民——按入境前的身份论，以学生、商人、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为主；按来源国度（地区）分，以中国沿边国家、港澳台、非洲、美洲和俄罗斯为主；按入境就业的省区分，以广东、上海、京津、新疆及其他沿边省份（城市）为主；按入境后的职业性质分，以农牧业、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服务业为主；按年龄分，同样以25—45岁年龄段为主。通常情况下，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打工人，一般层次都较高，以做中高层企业管理为主，并且多数在外资企业就业；来自周边或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打工人，则以做农牧林业、饮食服务业、国际贸易为主。在出入境打工人中，女性卖淫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在出境打工人中，目前以建筑业、开采业、饮食服务业最为火暴。中国建筑业外联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事；而非“国派”（或民营，或国营盈利性建筑实业单位）外出开展业务，则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20年来中国在外建筑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目前为止在外承揽项目的实业单位有数百个，从业约500万人次（长期在外的建筑工人40万人以上，其中中国建筑集团一个单位带到阿尔及利亚去的就达9000人），是中国外出打工人中最大的群体——欧洲、中东、非洲到处可以见到我国的建筑打工人。地下开采业外出区位性很强，中国对外开采承包经营的落脚点又集中在石油天然气上，于是就造就了两个集中开发点：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中东。目前中国在这两个地方经营石油开采项目的单位（含私人承包商）达上百个，拥有工人数十万人，以至被部分当地人说成是“中国殖民者来了”。其实对于给承包商打工的井下工人来说，他们不仅不是殖民者，而且是饱受劳役之苦的被剥削者，在外还承受着随时被绑架、被抢夺和面临诸多民族冲突、战争冲突的威胁。中国饮食服务业外出经营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韩、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中国餐饮和娱乐业存在。笔者2007年到韩国时了解到，那里城市的不少街、巷，差不多成了中国人（或华人）饮食娱乐业的天下。一段时间来，由于韩国实行民族工商业保护政策，对外国人在韩经营课以重税，并在国籍、人口政策上大做文章，使得许多中国人的餐饮和娱乐业破产，在那里打工的中国人也被迫回国。　　
在入境打工人中，目前吸收量最大的是广东、上海、北京、新疆和云南；而打工人的来源则遍布世界各地，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在广东（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辖区谋业的“洋打工”、“洋漂族”达20万多万人，其中在广州就业的就有近10万人；特别是来自非洲、中东、南亚的黑人、棕色人种同胞构成了广州的一道风景。在上海，据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士介绍，在2006年底，上海市登记就业的外国人有54608人，其中2006年新入境就业的就达20189人，比3年前翻了一番；这些“洋打工”来自133个国家，其中人数居前10位的为：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英国，其综合素质和文化层次都较高。在上海近郊的小小的地级城市苏州，到2006年底进入该地就业的外国打工人也超过了2万。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的广州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8年下半年则专门从日本成批引进了33名身材高、学历高、中文程度好、长相好的日本美少女做“空姐”；并且类似的“洋职员”引进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这反映出外国人来我国打工已逐渐向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无论是出境打工人还是入境打工人，非法过境和非法就业的情况都达到一定的比例。他们既无护照（或持假护照），也无其他任何有效证件，通过非法中介或自行绕关偷渡出境或入境，造成边防管理和国内行业管理、安全管理上的一些困难。2005年6月，深圳市福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依法查处了一起非法雇佣外国人、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案件，对涉嫌非法就业的7名外国人和非法雇佣外国人的一家企业依法进行了处罚。2006年8月，广西边防总队弄尧边境检查站在巡逻时，截获29名自发组织偷渡入境到中国打工挣钱、无任何合法证件的外籍人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境。2008年6月，广东边防总队五支队在珠海横琴也破获一宗非法入境案，抓获涉嫌偷渡人员7名，其中6名是付了1900美元中介费被骗到中国打工的外国人，1名则为内地组织偷渡者。他们是非法的，但也是很无奈的，多数人只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已。　　
从中国边境偷渡出境打工的国人同样很多，不必说“老华侨”们当年出外打工有相当一部分是偷渡出境的；现在除了在云南、新疆等边境地区的“同族乡亲”出境可以获得“优待”外，在沿边众多的过境口岸，有的民工持假护照瞒天过海，有的充当原料、物资通过汽车或轮船偷运出境，有的甚至通过“黑帮”接头和雇人持抢护送。据法国前内政部长（现任总统）萨科奇透露：在2004年前的几年间，中国每年偷渡去法国的人数达到4000人。他们中的多数在本质上不仅不是不良公民，而且还是国民中的佼佼者；但从国际法和国籍管理的角度，他们又违反了法律法规，为当今社会所不许。　　
　&&&&&&&& 　第三章：打工人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国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13位上升到当前的第2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当前的第2位（其中出口第一位）；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零起点上升到当前的第一位；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15位以下上升到当前的5位以上；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并且——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和一些国家的混乱局面来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进入小康，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进步是全中国人民的功劳，而其中的一半则是中国打工人的功劳——全体打工人是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崛起的当之无愧的功臣。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靠打工人来执行和完成的，没有打工人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打工人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稳定；没有打工人就没有中国的强大和对世界的贡献。尽管打工人目前总体上还是一个自发的、缺乏统一组织的、较为松散的社会群体，各类打工人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不竟相同，但他们均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上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并为世人所景仰。　　
一、农民工的贡献：　　
作为拥有2．3亿民众、已成为我国主要产业工人和全中国打工人核心力量的农民工，30年来默默耕耘，默默奉献，走过了一个不平凡、并不为人们充分认知的过程。许多国民特别是城里人认为民工来自山村，缺少文化、没有理想、行为粗俗，不愿与之融合；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只把他们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研究，看不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与贡献；许多政府组织和官场人士也只把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中的劳动力来调教、来管理。然而，正是他们——正是他们让中国的天地翻转了过来，正是他们对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们的这种贡献遥遥领先于其他打工人乃至中国任何一个国民成份。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喜不喜欢、信不信服，他们都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值得尊敬的群体，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变革力量。　　
1、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拓荒人。　　
中国农村和农民本来有两千多年的“自耕自给，隔业为豁”的历史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及其配套政策，更使广大农民不敢与国家利益相对抗，突破“二元经济”进城置业和打工。然而，这30年间广大农民却打破千年沉寂，走上了一条亘古未有的变革之路。继“小庄”村民自发承包土地经营和沿海农家兄弟发明“乡镇企业”之后，广大农民再一次自告奋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踏出数百万公里的农村疆界，走进城市甚至进入沿海开放城市“撕杀”，一方面抢夺城里人的饭碗，另一方面通过置业和消费给城里人铸造饭碗，毫不畏惧地向城乡二元体制即传统的城市国营经济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说不，为中国农村、城市配套改革和对外开放充当揭幕人和奠基者，为自身也为其他国人开辟了一条和多条谋生之路，发展之路，并初步奠定了“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这其中的勇气、毅力、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足以让其他国人、外国人惊叹和汗颜。　　
农民工既是中国改革的功臣，又是对外开放的先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接纳第一批民工开始，他们便从国家大局出发，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城市、来到沿海，进入这里的国有、民营、三资企业和其他外向型企业打工或创业；并且30年不倒、一批比一批凶猛，一批比一批精干。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我国人口转移、劳动力市场和经贸往来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劳动力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和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用工制度的完善，加速了计划经济体系的解体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改变，使政府对农民工的认识和相应政策的出台一天比一天升级和合理。此外，农民工群体冲破城门，大规模、大范围地跨地区流动，也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对城乡特别是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管理服务理念、行为方式都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形态、社会文明程度也在一天天升华。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最有价值的贡献，不是改造了物质世界，而是冲决了制度堤岸，充当了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和拓荒者。农民工最令人同情和悲壮的地方，不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不方便和一年四季超出常人的辛苦，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是为推动改革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他们不等不靠，完全依靠市场配制实现自身迁徙目标；他们不因为受到各种委屈和不公正待遇而停下奔往城市的步伐，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和人格力量在城里拓展并融入本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他们不因为各种制度的羁绊而一筹莫展，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游弋于制度的夹缝里，并在暗中销蚀着陈旧的制度——包括许多城乡隔离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置业就业制度、劳动监管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税收银信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民主参与制度等等。如果没有农民工这支“马前卒”队伍，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获得成功。　　
2、农民工是中国农村致富的排头兵、引路人。　　
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力出现了富余，众多有文化、有思想、有改革精神、年轻体壮的青年农民便乘改革的东风，走进城市、走进沿海、包括走进乡镇企业，或通过自己置业，或进入各类企业、事业单位打工，参加城市工业经济、商品经济的各种活动，学习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接受城市商业化、社会化、契约化关系的洗礼，更新了思想，学到了知识，积累了经验，提升了素质，也积累了财富。并以此为基础，参与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活动——或开始自己创业，利用城乡资源寻求财富；或回乡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搞规模经济、商品经济；或把在城市打工得来的资金寄回家乡，由家里人搞集约化经营，进行现代农业或工商业活动。从而改变农村的生产经营结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壮大农村集体和个体经济，使农村快速走上致富道路。　　
截止目前，广大农民工对农村特别是对非农领域的贡献成几何数增长，全国农村非农产值在农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30%上升到2009年的60%以上，在沿海发达省份甚至达到和超过了80%——我们有理由说，这基本都是农民工的功劳。本书前面的数据也显示，眼下除各地乡镇企业就地吸纳的8000万农民工外，跨地区流动的民工为1亿5千万。8000万本地农民工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的保守测算，每人年均创造非农业产值约2万元，共创产值则为1万 6000亿元，是我国农业产值总量的三分之一强，使农村经济总产值年均增长近3个百分点；由此给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带来的长远影响更是不可估量。1亿5千万跨地区流动的民工，除了给国家（城市）年均创造非农产值3万亿元外，类比广东各家银行对打工人2007年邮寄回乡的人民币金额计算，他们给家乡农村带来的劳务收入达到1万亿，其中在广东的异地民工寄回的款项就达1千300亿。在许多中西部省份，农民工带回的收入均接近和超过当地的财政收入；在笔者家乡贵州省，农民工回款额超过财政收入的县（市）达30多个。这些钱除了部分作为家乡亲人的生活开支外，其余大部分都用于发展经济、改善农、工、商基础条件和集体福利事业，为农村基础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尤为可喜的是，30年来一批批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他们带回了城市大工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方式，带回了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方法，也带回了城市民营和个体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勇气。大批“学有所成”和“赚有所得”的青年民工回到家乡后，积极组织家乡农民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城乡经济联合体；或个体、或联营，开创性地设立和兴办乡村企业；少数甚至引来外资，将本土潜在优势带出国门赚取外汇。据不精确统计，在外出打工回乡的人群中，平均每一百人有1人做村、组甚至乡（镇）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每一百人有4人创业或领办各类乡镇企业；每一百人有5人从城里带回了实用的技术或产商信息；每一百人有6人长期保持与外界（原工作单位、企业、其它经济实体）的经贸往来联系。这些优秀的农民儿女在经历了艰难的打工洗礼后，一个个都在广大农村起作顶梁柱的作用，他们对农村的发展、变革，对农村与城市的融合，特别是对农村体制建设、现代化文明的贡献，都是不能用教科书或过去的农民词典来解释和说明的。农民工为传统农民带来的观念形态的变化，为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产生的直接和潜在的影响，更加无法用文章来阐释。　　
3、农民工是城市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者、生力军。　　
农村，城市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类——农民和工人（工商业者）——分别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地拆除了这一藩篱，让千百万农民从农村走进城市，加入城市工人的队伍，或代替城市工人进行工商业活动，使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文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城市的内涵、外延、可比性、相容性都比以前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农村人逐渐变成了城里人，城里人更象农村人——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兄弟，让城市的生产更为高效，成本更为低廉，房屋更加漂亮，生活更加便捷，规模更加扩大，人文环境也更加美好。这是城里人和其他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到目前为止，进城的农民工已经达到1亿5千万，远远超过城市“工人阶级”的总量。这一新兴的工人阶级队伍已不折不扣地成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承担着城市经济和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最主要的工作任务。特别在制造业、建筑业、饮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农民工成了绝对主力。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他们在城市第二产业中的人员比重占了57.6％，在商业和餐饮业中占了52.6％，在加工制造业中占了68.2％，在建筑业中占了79.8％，其人力总量是任何一个国民成分不敢向背的。他们创造的价值，按前述　温铁军　教授的算法，每人年均产值2万元，1亿5千万人一年则为3万亿元，相当于笔者家乡贵州省20年的农业总产值、15年的工业总产值。这是过去城市“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创造过的。城市成片的高楼大厦、桥梁、厂房和生活娱乐设施，差不多一半以上用农民工创造的劳动利润和劳力之作建成。换言之，如果没有农民工，全国各大城市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生产厂家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们，城市会呈现一幅什么模样，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是怎样的一纸空文。　　
更值得讴歌的是，农民工除了在城市的众多实体行业中充当主力军外，还融进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承担着城市人口方方面面的服务工作，充当了城市“保姆”的职能。城里人不愿做而又必须有人做的苦、脏、累、险和“低贱”的工作，几乎都由民工来承担；而他们的胸怀却是那样的伟大，基本没有丝毫的怨言，不仅能兢兢业业把各项服务工作做好，而且能忍辱负重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农民工就像城市的血液和润滑剂，维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并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织部分。农民工在城里的巨大消费和在城里创业给城市财税带来的巨大增幅，成了支撑城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运转及改变干部工作作风和消费观、价值观的潜在动力之一。随着农民工的到来，城市文明提高了，城市农村融洽了，城市规模扩大了，农民工和城里人都有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城市化率一天比一天提高。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大中型城市从改革开放初的462个增加到当前的665个，小城镇从改革开放初的3万8千多个增加到现在的5万多个；近10年间每年有约1000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30年来共转移了近2亿人，相当于转移了4个韩国的人口进入城市——这不仅标志着城乡融合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也标志着英雄的农民工有了更为宽广的用武之地。　　
4、农民工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播者。　　
包括进城的农民工和农村企业（乡镇企业）就地吸纳的农民工，一支2亿3千万人的大队伍分布在全国各地，战斗在各行各业，所到之处，无不使人震撼。他们创造的经济奇迹，对中国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所作的贡献，事实上是不能完全用数字进行精确统计的。从经济层面上看，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对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21%，以2006年GDP为209407亿计算，农民工创造的GDP接近4．4万亿，超过山东和江苏省2006年的GDP的总合，相当于广东省2006年GDP的1．7倍，相当于上海2006年GDP的4．27倍。除此之外，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每年给国家节约的劳动成本达1．15万亿，相当于2006年全国GDP的8．5%，接近和达到GDP的增长率。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也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内需的实力极大提高，让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如果再计算农民工进行的工商业和其它产业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量，农民工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则要用天文历法才能囊括其数。　　
在精神层面上，广大农民工在与大工业生产、契约化社会、商品经济和城里人、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广博的生产知识、科学知识、商品知识、管理知识和现代工商业的制度文化、契约文化、行为文化，逐渐建立和吸收了外国人、城里人所固有的金钱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和创新意识，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更具有时代感。同样，农民工在长期的城市生活、工作和与城里人相处的过程中，教会了千百万城市人口如何谦卑，如何感恩，如何互助，如何隐忍，如何做人，如何艰苦朴素，如何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让城里人知道除了金钱之外，世间不乏人性存在，好人存在，纯洁和友谊存在；也让城里人知道，与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空间里平等相处，共创双赢会给城里人带来多少好处；更让城里人感受到，农民工身上传承着的、至今被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发扬光大的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城里人多么具有现实意义。从而使城市也使农村社会变得更加文明、更加完美，城里人与农村人变得更加和谐，更加融洽。　　
笔者从贵州到山东到北京到新疆到上海到广东打工十余载，与数十万上百万农民工和城市人口打交到，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容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我相信亿万万农民工都容纳了他所能容纳甚至不能容纳的东西：经过多年的打工生涯，他们不仅在物资上逐渐变得富有，在精神上、人格上也变得充实和富有；他们已远不是过去愚昧、粗俗、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农民工，而是物资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有远见、有思想、有拼搏精神、有优良自身素质的现代农民和现代打工人。农民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一历史性变革本身，意味着他们在适应世界的同时，已在加速改造世界，并成为未来世界和未来社会的决定力量。他们的这种社会职能和历史使命的提升，已构成了对未来社会永恒回报和伟大创造的坚实基础，人类梦想将在以他们为主体的打工人手中实现——这才是当今亿万农民工最尊荣的价值和对国家、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　　
二、“学生工”的贡献。　　
广义的“学生工”包括国内刚进入职场的各类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赴外学成归来或未曾归来暂留国外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其他从事雇佣劳动的学者、知识分子、科技人员。这些人构成了中国当代打工人中的一“级”——知识级。他们与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任公职的知识型人员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从事的是雇佣劳动，不具有国家法人权属，也不享有国家给予公职人员的各种福利。他们打上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各种烙印，是中国现时代特殊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作出的贡献也是另一个层面上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同样是伟大的，了不起的。　　
1、“学生工”引领了打工潮流，夯实了现代劳工文明基础。　　
在传统中国，学校，学生，是“优则仕”的代名词和实现形式；经过各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从来都是社会的“娇子”和“精英”，为国家所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中专学生同样是国民中的“宝贝”，其就业、上岗几乎全由国家承揽包办，并全部安排到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重要工作岗位。他们与普通民众的经济、社会地位有着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上等公民”，其待遇之优厚是普通民众不敢向背的。1992年以后，国家传统的学生分配制度解体，绝大多数大、中专毕业生开始进入打工人的行业，他们与农民工等打工人站到了同一的择业和就业起点上——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仅使传统的劳工和打工人的概念有了更新的内容，与此相联系的国家就业制度、劳动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学生工”的到来，普通劳工虽然因此失去了一些就业和晋升的机会，但也因此逐渐得到社会的尊重，并引起各级党政机关的关注与重视，从而出台更多的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使劳工在劳动保障、社会福利、就业培训等方面获得一定的改善。比如在农民工就业最集中的广东，各级政府每年都拨出一定的资金用于对他们进行岗前培训，并着手考虑他们的社保问题；日起开始实施的《劳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