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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盘瓠与盘古氏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物，代表着原始社会不同阶段的社会状况。他是帝喾高辛氏时代的氏族部落首领，徙于今湖南泸溪后，氏族部落发展壮大，与土著蛮人结合，成为蛮人尊奉的祖先之一。其后裔逐渐南徙，传说和遗迹遍布于江南地区，反映出“五帝”时代江北、江南氏族
先民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比“三皇”时代又进一步。
&正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我国家喻户晓的由神话故事演变到真实历史的写照。盘古氏的神话故事，约反映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末(亦称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8万年前)
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状况。一般认为盘古氏是源于黄河流域的神话人物，后向南方传播，进而成为长江、珠江流域的神话人物。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盘古与盘瓠氏又写作桀瓠与卞瓠)为同一个神话人物，且是汉武帝统一西南夷后将南方民族崇拜的祖先神带回了北方。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六节)今案盘古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以为己有也。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盘古考》中对此说法进行了系统驳辩，认为盘古氏的年代“必远在高辛之前，安得与盘瓠之说并为一谈邪？”(1）我们亦认为盘古与盘瓠氏是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神话故事或传说人物，二者约相距三四千年。&
&一、盘瓠氏是源于华夏的传说人物。关于盘瓠氏的最早记载，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云：
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而是东汉晚期的《风俗通》（古本）。诸家辑《风俗通》“佚文”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万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珍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王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以险绝，人迹不止。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阑，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其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与此相同。《水经·沅水注》的记载也与此相同，只是文字较略，补充曰：“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其狗皮毛，适孙世实录之。”宋代罗泌《路史》记载：“《玄中记》云：高辛氏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曰盘瓠，去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浮之会稽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犬封氏。”还有一些文献记载盘瓠的故事，皆大同小异。古今史学家、文学家对这个传说故事的理解也不相同，有的还认为盘瓠无其人。我们认为盘瓠氏传说故事虽有神话成分，又有夸张之辞，但从中仍可反映出原始社会的一些情况，以及一些氏族部落的由来。
&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集解》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喾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朴也。”《集解》皇甫谧曰：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今偃师市）是。”黄帝距今约年前，是公认的父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人物，即华夏部落联盟最高军事首长。黄帝去世后，颛顼高阳氏继位，都于顿丘（今河南濮阳）。颛顼帝去世后，帝喾高辛氏继位。不言而喻，帝喾高辛的时代为父系氏族社会，考古学称其为龙山文化阶段。《帝王世纪》载：“帝喾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这就是说帝喾高辛的华夏部落联盟最高机构，在黄帝、颛项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处理天（神）事、地事及人事的人员配备更加注意其德才。他利用先民创造的财富，向周边地区征伐，扩大领土。处于西北地区的戎氐（犬戎是其别支与北狄结合的部落），对华夏的征讨进行反抗，战争不断。&
&关于犬戎的来源，说法不一。《山海经·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人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西戎、北狄游牧民族集团，是母系氏族部落在家畜饲养业形成后逐渐出现的，族源均来自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新人”。黄帝时代的西戎、北狄，已与华夏族团居地接壤，西戎的一支与北狄结合后，以犬为图腾，遂名曰犬戎。《山海经》
将处于北方的游牧氏族列于“北荒”，自然也将“犬戎”列于“北荒”中。犬戎向南移居泾水流域下游（今陕西关中西北）后，与黄帝氏族部落错居，关系比较亲密，便有了犬戎为黄帝裔支的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
又云：“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郭璞注：“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桎食。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黄）。乘之寿千岁。”又注曰：“黄帝之后卞明，生白犬二头，自相牝牡，遂为此国，言狗国也。《周书》曰：‘犬戎文马，赤鬣自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时献之。’《六韬》曰：‘父身朱鬣，眼若黄金，项若鸡尾，名曰鸡斯之乘。’《大传》曰：‘驳身朱鬣鸡目。’《山海经》亦有‘吉黄之乘寿千岁者。’虽名有不同，说有小错，其实一物耳。今博举之，以广异闻也。”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知犬戎系西戎与北狄结合的一支，以“犬”为图腾，较早的和黄帝族有了交往，擅长养骏马和骑射。就北狄的最早称谓说，正如《汉书·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帝喾高辛时，犬戎常掠夺华夏族民的财物，讨伐又不能取胜，只好宣告于众，悬赏捉拿犬戎首领“吴将军”。帝喾高辛宣告于众后，必定是熟悉犬戎的华夏首领带众出征，击败犬戎而阵斩了“吴将军”。但因犬戎以“犬”为图腾，善骑射，不易取胜，时人遂编出了“神犬”盘瓠。
& &唐李贤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时引三国人鱼豢《魏略》云：“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檠，俄倾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这样神通广大的犬，自然是能擒杀犬戎的“吴将军”（系后人杜撰，当时的犬戎部落没有将军之设）了。同时，神犬盘瓠的故事，也是帝喾时西戎部落有所发展的反映。西戎的主要组成者是羌族及氐族，均是以羊为图腾的西方游牧部落。田继周先生说：“以羌族为主要成分的西戎，大概当时也处于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他们的畜牧业中，羊类大概占有很大的比重，故以牧羊而得名。”因此，我们认为“神犬”盘瓠可以视为是华夏族与北狄、西戎之部分人融合的象征性代表人物。至于“神犬”盘瓠娶帝喾女儿婚配繁育子女于南方的故事，正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诸族先民向南方迁徙的反映。
&&&二、盘瓠氏与湖南地区诸帝族的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注曰：“今辰州卢溪县西（今湖南泸溪县）有武山（今名武陵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奇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像也。”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
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盘瓠凭山阻险，每每常为害。糅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俗称‘赤髀横裙’，即其子孙。”《荆州记》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宋代罗泌《路史·发挥》云：“有自辰沅来者，云：‘卢溪县之西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启
一石貌狗，人立乎其旁，是所谓盘瓠者。今县之西南三十（里），有盘瓠祠，栋宇宏壮，信天下之有奇迹也’。”
&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辰州图经》云：“石窟如三间屋。一石狗形，蛮俗云盘瓠之象。今其种有四：一曰七村归明户，起居饮食类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归明蛮人。三曰山猱。四曰绝獠。虽自为曲别，而衣服趋向，大略相似。土俗以岁七月二十五日，种类四集，扶老携幼，宿于庙下。五日，祠以牛彘酒磋，推鼓路歌，谓之样。蛮语祭也。云容万人，循俗之妄。”可见今湖南泸溪县西武陵山石洞是盘瓠在南方较早的起源地。吕思勉《盘古考》曰：辰州卢溪武山的盘瓠洞穴，“自唐讫宋，遗迹依然，足见《后汉书》所谓盘瓠者，实仅指武山一种落。《后汉书》说虽荒唐，中实隐藏实事（即衣服，居处，语言俗尚，及中国待之宽典等）。独力仆鉴，盖其衣结之名。精夫之精，义虽难解，夫国吾族称长上之辞，如大夫，千夫是也。姎（女自称之义）徒实华语。”此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徭本五溪檠瓠之后。”杨宽《上古史导论》引近代盛襄子《湖南苗瑶问题考述》曰：“今苗、瑶中亦有此项神话，湘瑶仅将高辛氏女改为黄帝之公主，犬戎改为边匪，槃瓠改为盘瓠，并云所生诸子，即苗、瑶诸人。”苗、瑶族称谓较晚，只能说是他们的先族蛮人来自盘瓠，或是其先族土著人尊奉神犬盘瓠为祖先。盘瓠的神话故事原本起于北方，后又演变为南方的今湖南武陵山，湘瑶又将高辛氏女演变为黄帝之女，是神话故事在流传中屡见不鲜之现象。但不论如何演变，神犬盘瓠不变。武陵山的盘瓠故事，显然是由贬居南山的卞明从北狄（今内蒙古）带来的，与北方游牧部落以“犬”为图腾有直接关系。由于这个缘故，犬戎（又称畎夷）叛者“吴将军”也被移到了南方。这些纷纭的记载和传说，都与华夏的向江淮、江汉及长江以南（含珠江流域）的迁徙有关，而且在相当多的地方，是由尊奉盘瓠为祖先的后世人传播去的，一些遗迹也是后世人所修建的。
&以上这些神话传说，有其奇异、荒唐的成分，也有其历史事实依据。它一是说明“神犬”盘瓠虽有大功，但与帝喾女配婚，不合情理，盘瓠只好“负女”逃离帝都毫（今河南偃师市），渡过汉水、长江，隐藏于今湖南泸溪县西武陵山脉的石洞中，生男育女；二是说明黄河流域的氏族或部落有部分人在新石器时代向南方迁徙，与南方诸地的土著氏族相合，以其较进步的生产技术被推举为氏族首领。其中迁于今湖南地区者，有的便居住于洞庭湖周围地区。如炎帝神农氏后裔句龙氏的一支曾迁于今湖南汉寿县，县的故名称龙阳，县北有句龙城（误呼为空龙城），均因句龙氏人迁此而得名。这里的州山，也以炎帝后裔州人迁此而得名。之后，又有“五帝”之首黄帝的裔族迁入。《古今姓氏书辨证》云：“虔氏，出自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虔氏。”《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寿麻之国，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景（影），疾呼无响，夏有大暑，不可以往。其女虔为州山女，疑为黄帝之女（实际是炎帝后裔之女）。”吴仕臣《山海经广注》云：“《冠篇》帝鸿初为南岳之官，故名南岳。”《路史·后纪六》云：“帝鸿生日白民及嘻，噜生季格，季格生帝冠。”注曰：“嘻其南岳也。”《衡湘稽古》云：寿麻即湖南汉寿、麻阳是也，南岳亦在今兹利之天门山。卞明封于卞为卞氏，卞明弃其守，降之南裔（夷），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我们在前述中据《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载，知卞明为黄帝之后裔，封于北方，生白犬。这里又说卞明弃职守，被贬于今湖南汉寿县，正是黄帝后裔南迁之证。将其生白犬的故事又移往汉寿，亦说明他将北狄族的“犬”图腾崇拜带给了洞庭湖周围地区（今湖南北部）的土著（称蛮族或南蛮、南夷）氏族先民，被尊奉为祖先。
&《衡湘传闻》载：“白犬谓之卞瓠，其状类犬，故谓之白犬。当高辛之世，卞瓠征伐有功，帝赐之美女，生三男三女，男皆犬形，女皆美色，自为牝牡。其后裔遍南山（今湖南雪峰山及武陵山）中。辰州溪洞（在今湖南沅陵县）有辛女之岩，其瑶人以盘姓为正瑶。卞与盘音相近，易篆为隶，蛮人不辨字形，惟音相传耳。自应邵《风俗通》
以盘瓠为真犬，《后汉书》
摭其说。宋罗泌《路史》辨之然矣！而今瑶人以每岁冬祠盘瓠。是以卞瓠、白犬子是盘瓠，为瑶人之祖先。”足见黄帝后裔盘瓠氏（神犬）迁居南山后影响之大。
&“湘西山地包括雪峰山及其以西的广大地区，北部有武陵山，西接贵州高原，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雪峰山是沅江、资水的分水岭，并构成本省东西两部分自然与经济的分界线。湘西山地中沿河谷有小型冲积盆地，盆地中有红色岩层分布，相对高差不大，是湘西发展农业和经济条件最好的地方。”“洞庭湖平原位于本省北部偏东，大致在岳阳、常德、益阳、湘阴之间，北接湖北江汉平原。由长江及湘、资、沅、澧各河冲积和洞庭湖积形成，大都海拔50米以下，地势平坦，堤浣纵横，港汊交织，河湖众多。为著名农业区，号称‘鱼米之乡’。”不言而喻，湘西山地和洞庭湖平原也是原始先民生息、劳动的自然条件优越之地；也是盘瓠裔族和奉其为祖先之南蛮人的生存理想地区；三是说明因湖南北部与湖北的江汉平原相连，故是南蛮的主要氏族部落“三苗”形成较早的地区。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武陵山的地域广大有直接关系。
&武陵发脉于贵州，东北走向，过四川东南，在湖北与湖南交界地形成主脉，成为界山。山脉北向过清江、长江至北为湖北的荆山。武陵山脉及其西北作为川鄂界山的巫山山脉，均是由地质史上的“燕山运动”造成的“褶皱”，被清江、贡水、酉水交错切割，地理学上一般视为各自一脉。巫山到长江以北为巴山。武陵山、荆山、巫山、巴山都有大段南北走向，地貌复杂，奇峰林立，氏族成分较多，且均尊奉伏羲、盘瓠氏为祖先。《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吴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伍新福释：“对‘文山、衡山’，历史上虽有不同解释，但‘三苗’和‘三苗国’的地域，大致在今江汉、江淮平原和江西、湖北、湖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洞庭湖地区的‘苗山（后改君山）、苗鸟头石’等名称，当即为‘三苗国’留下的遗迹。古今学者多认为，苗族与‘三苗’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田继周释：“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文山无考，衡山即荆山，在湖北保康、南漳等县境。司马迁所说‘三苗在江淮荆州’与吴起说吻合。这样看来，三苗分布区相当广阔，大概东至鄱阳湖（在今江西），西至洞庭湖（在今湖南），北至湖北北部，南若以荆州南界则达五岭矣（指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尧与南蛮与战的丹水，有人考定为丹江。丹江源出陕西，流经河南西南部，至湖北襄阳入汉水。这样一个地望，正好在三苗分布的北部，与上述分布区也是吻合的。”这个区域内自古有土著氏族，称苗、三苗或苗夷。&
&黄河中游、下游的蚩尤、炎帝榆罔族被黄帝战败后，部分余民先逃入淮汉地区，后又迁入江汉地区，与土著居民相结合，被华夏族称为苗蛮或南蛮。颛顼后裔祝融部族也有迁入该地区的。帝尧战败丹水的蛮人后，部分蛮人也逃入江汉地区。尧舜时又将战败的部分三苗人强迁于今甘肃敦煌（三危），将黄帝后裔欢兜流放于崇山（今湖南兹利县）。江汉地区的部分苗民被迫向他地迁徙，“但大部分苗民，则仍然处于上述居住区，也有可能向南收缩了”，欢兜“流放”的崇山，“有人考定在今湖南兹利县，该县并有欢兜冢。兹利一带，不仅是三苗居住区，也是后来苗族的分布区。这都说明，欢兜是‘南蛮’或‘三苗’中的一个领袖人物。”欢兜是卞明的后裔，自然也是盘瓠之裔族。正由于此，文献多将南方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地区列为盘瓠裔民的较早聚居地之一。今日分布于武陵、巫山、大巴山及荆山的土家族，也认为在远古时代他们的祖先是伏羲氏、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与这一地区的古氏族分布恰相吻合。盘瓠后裔（主要是奉其为祖先的南方土著居民）迁布的地方甚广，其中“在湖南境内的是盘瓠诸部，由于其居住地域的不同，也被称为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淡中蛮、长沙蛮等等。”湖南省截止1999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千余处，“主要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在湘西武陵山、湘东幕阜山和湘江中上游地区也有发现。”考古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氏族或部落的分布地相一致。通过对数处重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专家们将其分为“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水下游、湘江和资江中下游、沅水中游、湘江和资江上游”四个文化区。这四个文化区中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的“屈家岭文化”，应属盘瓠氏后裔族的文化。洞庭湖区及其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密集情况，也正与这一带古氏族分布密集的史实相吻合。
& &三、湘地外南方诸族与盘瓠氏的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说：盘瓠去世后，所生的六对男女互相结为夫妻，在山野生活。盘瓠的妻子回到今河南偃师市都城后，向帝喾秉报了所生子女的情况。帝使人召见六对男女，欲使他们住于帝都，但他们不喜欢居住，以山野为乐，加之语言不通，帝便随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即南方的大山、河、湖地带。他们世代生息相传，更成为南方诸族的祖先。干宝《晋纪》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均说：“蛮族杂糅鱼肉，叩槽而号，以祭槃瓠。”足见盘瓠的传说在南方影响之广。
& &1、湖北与安徽及江苏地区的盘瓠裔族。干宝《晋纪》云：“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其中的庐江郡地域，相当于今安徽巢县、舒城、霍山以南，长江以北，湖南英山、广济、黄梅和河南商城等县地。在“五帝”时期，这些地区的氏族或部落泛称为槃瓠的后裔南蛮族。实际上含有华夏、东夷及濮等族。吕思勉《盘古考》对《后汉书》记载的槃瓠故事释曰：“其事托之高辛者？楚之先，为高辛火正。楚与吴世仇，吴将军，盖本谓吴之将军，复以盘瓠狗种，称其人为犬戎，遂若为其人之氏族矣。《公羊》言‘楚王妻娟’，同姓为昏，楚盖自有此俗。《广韵》‘濮’字注引《山海经》云：‘濮铅，南极之夷。尾长数寸。巢居山林。’《后汉书》述哀牢夷，亦云衣著尾。濮之先，亦在荆（今湖北）、豫（今河南）之域，左氏‘周使詹桓伯辞于晋，谓巴濮楚邓吾南士’，又‘楚子为丹师以伐濮是也。’（昭公九年、十九年）将军，战国后语。金以镒计，封以户数，皆秦汉时制。然则盘瓠传说，盖起于楚，而经秦汉后人之改，所指固不甚广，其源亦非甚古也。”湖北、安徽、江苏地区的盘瓠氏传说，有楚之先祝融氏（华夏族）后裔迁此带人的，也有周人泰伯、虞仲迁入今江苏无锡、苏州、常州等地时带入的，更有湖南西部、北部的盘瓠裔族迁居时带入的。湖北地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的石家河类型文化遗存，安徽地区相似良渚文化类型的遗存与江苏地区的良渚类型文化遗存等，均有盘瓠后裔族之蛮人创造的。
& &2、浙江地区及沿海岛屿的盘瓠裔族。《路史》记载：“《玄中记》云：高辛氏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曰盘瓠，去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浮之会稽（今浙江绍兴）东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是为犬封氏。”郭璞《玄中记》将盘瓠又写作“槃蒦”，言“流至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得海中方三百里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封为狗民国。”这个“海中方三百里”之地，并非在“海中”，正如何乔远《闽书》所说：“按谓之海中者，今闽中地有穿井辟地，多得蚌壳、败槎，知洪荒之世，其赆在海中，后人乃先后填筑之也。”盘瓠与帝女生养儿女之地当在今舟山群岛一带。这说明浙江东海诸岛上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古越人居住、生息。古越人与华夏族相距遥远，但都以龙（蛇）为图腾，说明“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是存在的。”尤其是被《尚书·禹贡》称为“岛夷”的扬越，与华夏族的关系更为密切，福建、浙江、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反映了二者的联系。“最近在舟山群岛上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遗物和河姆渡遗址第一、第二层有不少共同之处，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海也阻挡不住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正是由于这种部族之间的交往和融汇，最后形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东南海中包括台湾在内的大岛屿上与扬越族有血缘关系，被称为岛夷的居民，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就从中原大陆移往居住，而后历经新石器时代长期与大陆有着交往融汇，证实《禹贡》所记是实有所据的，是可信的。”因此，盘瓠和帝喾女婚配生育传说的移往海岛，正是华夏族民南迁的象征和反映。
& &3、岭南诸族和盘瓠氏传说故事的关系。干宝《搜神记》又将高辛的敌人改为房王，又说高辛封盘瓠为桂林侯，生三男六女，其子孙为“犬戎之国”。陆祚蕃《粤西偶记》云：“俍人者亦古槃瓠之苗裔，粤西诸郡，处处有之。”杨宽《上古史导论》释曰：“两粤方志所载苗、瑶之族，亦多涉及槃瓠。今苗瑶之族，仍按例有大节则祭槃瓠于石室，其传说犹多与《后汉书》等相类。唐代杜佑《通典》卷184《州郡》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林惠祥云：“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清初陆次云著《峒溪纤志》载：“黎人生儋崖、琼、万之间即鸥人也。相传太古之时雷摄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岁欠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与之相合，遂生子女，是为黎人之祖，因名其山日黎母山”；黎人醉，“即群作狗嚎，自云狗种，欲祖先闻其声而为之垂庇也”。林惠祥释云：“此传说中似有一部分由交趾移入之意。以狗为祖又似与猛人同俗。”广东、广西、海南均是古越氏族或部落居住地，有盘瓠氏之传说的原因和道理，如同浙江地区的盘瓠氏传说一样。
&由于古越（战国称百越或扬越）氏族或部落分布地域广大，各有邑落，互不统属，所以到了秦末汉初，出自华夏族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赵佗成为南越（扬越的一部分）国王后，遂又将“神犬”盘瓠演变为他所养之犬。赵佗后来在作战中被俘虏，盘瓠营救他返回南海（今广州），以功劳娶其女为妻，生子女数人，成为后世苗、瑶等族人的祖先。其演变也正是华夏与百越逐渐融合为汉族的历史之反映。江西畲族宗谱《重修盘瓠祠铁书》记载：“盘瓠总祠在广东潮州凤凰山，祖祠计直二十四丈，横十八丈。前至雷家坊，后至观星顶，左至会稽山，右至七贤洞。四至开具明白，以为盘、蓝、雷、钟四族永远同居。”说明广东越、徭、畲等族，皆是盘瓠氏的后裔。岭南地区华夏与古越族的文化遗存，发现的也较多。广东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阶段的是石峡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除（曲江县狮子岩）石峡遗址外，还有乌石床板样、始兴新村等。在珠江三角洲顶端的三水银洲遗址和东江流域的河源、龙川及粤东的梅县、揭阳等地同期遗存中也可见到石峡文化的因素”；“广东地理形势较为复杂，北部以山区和丘陵为主，南部沿海以低矮的岗丘和海岛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始，出现了两类经济文化遗存，一是沿海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的文化类型；一是山区和丘陵地区以农耕经济为主的文化类型。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别。前者的石器生产工具和陶器生活用具都显得简单落后，且在较长的时期内变化不大；而后者却显得特别发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变化较快。”这里既有自然环境不同的原因，又有氏族部落成分不同的原因。&
&从民族学研究看，广东北部从旧石器时代起，就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的华夏族人及岭北地区的蛮人多徙居于北部，与古越人相结合，并带进了比较进步的原始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岛屿（含今海南省），则是古越氏族的分布区，生产和生活水平自然不如北部地区；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都属于台地和山坡类型，广布于全省江河及其支流的阶地或附近的坡地、山岗上，数量明显增加”；“初步分析，海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文化内涵同两广地区基本相近，如部分遗址与广东珠江三角洲同类遗存相比，石器多为通体磨光，器形主要为锛和斧”，“海南出土大石铲的遗址，与两广地区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新石器遗存在文化面貌上大致近同，都属台地、山坡类型的遗址。”这与海南的古越人从广东、广西迁入有直接关系；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坡类型文化，也与越人从广东迁入广西后，与土著、盘瓠后裔相结合有直接关系。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山坡类型文化遗存（以大石铲类型器物），“已发现60余处，遍及桂南19个县市，大部分分布在靠近江河湖泊的坡岗上”，说明当时盘瓠后裔与古越族结合后，逐渐转入定居农耕的经济状态。
& &4、西南夷地区诸种落与盘瓠氏的关系。清初陆次云《峒溪纤志》记载：“苗人，槃瓠之种也。帝喾高辛氏以巢瓠有歼溪蛮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为诸苗祖。尽夜郎境多有之”，“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槃瓠。”刘介《苗荒小记》曰：“狗头徭祀狗，据苗人所谓，徭之始祖父犬而母人，或曰母为高辛氏公主”，“每年夏历正朔，徭人必负犬烧行炉灯三匝，然后举家拜之”。《辞海》释曰：“夜郎，古族、国名。战国至汉时，主要在今贵州西部及北部，并包括云南东北，四川南部及广西北部部分地区。初与南越、巴、蜀有贸易关系。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其地置群柯郡。”即这四省内后世形成的苗、瑶诸族均尊奉盘瓠氏为祖先。不言而喻，他们的先族在原始社会末期均与盘瓠部族有渊源关系。刘起钎先生考证：“大抵南方及西南不少之族也往往以其始祖神为檗瓠。”吕思勉《盘古考》、闻一多《神话与诗·伏羲考》及杨宽《上古史导论》，都引到与此有关的资料，现略据诸家所引举其主要者。其中综说诸族的，有《古今图书集成》所载未署书名之古籍云：南越王有犬名槃瓠，因王被擒而负之以归，得王女，“槃瓠纳诸石谷，与之交媾，生子数人，曰僮，曰徭，曰侵，曰伶，曰侗，各成一族，自为部落。”刘起钎释：“这是说西南的壮、瑶、僚、侗等等族都奉檠瓠为始祖神。”将帝喾高辛氏演变为秦汉时河北正定县人、南越王赵佗，又将帝辛女演变为赵佗之女，且将高辛的犬演变为南越王之犬，既不失盘瓠为华夏族后裔，又将百越都归为华夏与古越融合之族，可谓是真实地反映了华夏、东夷、荆吴、百越四系旧为汉族之源的史实，也反映了北、南诸族融合为汉族的历史实际。
&此外，我们认为西南夷诸族之祖先族与盘瓠也有着直接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有滇国（今云南滇池），北有邛都国（今四川邛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嶲、昆明诸落，西极桐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裔东北有邛都国，东北有冉厖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厖东北有白马国，氐种也。
此三国亦有君长。”西南夷的种落甚多，从族源上说，大体可分为氐羌系、古越系及蛮系三类。这三类族源均与盘瓠氏有渊源关系。焉、叟、昆明等也出自氐羌，主要分布在滇中、滇东，夜郎国内主要是僚族、濮族，均出自古越系。这样看来，西南夷地区（川、滇、黔、藏）处于氐羌、濮越两大族群交汇线的终点上，“其东部和南部，以濮越族为主，西部和北部以氐羌群各族为主。这一时期的氐羌族群，以在洱海为中心分布的播、昆明等族为主体，受西夷文化影响较大；濮越是西南夷地区活动最早的一大族群，濮也称僰，是夜郎地区的主要居民，滇池地区的主体民族滇属于濮越族群，
受南夷文化影响较大。”这些省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佐证了诸种落与盘瓠族曾存在于族地区。
&贵州地区由于交通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或偏居西南，新石器时代的土族氏族甚少，因而“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很少”；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约与中原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期相当（距今约年前），也与华夏族迁入的时间基本吻合。这一时期先民的房屋建筑“形式多样，有长方形地面建筑、长方形半地下式建筑、圆形半地下式建筑、平栏式建筑，且分布较广，说明当时人们已主要过着定居生活。遗址或发现点中，有7处出土炭化稻米，多处发现稻谷痕迹，证明当时云南已属稻作文化区。这一时代是民族起源时期，一般认为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各类型，分别属于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系的遗存。”由此我们认为贵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和族类，与云南同期的情况基本一样。&
&此外，因武陵山发脉于贵州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东北行，穿过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
故贵州、川东又有伏羲、炎帝、黄帝及盘瓠等部族裔支族民；四川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中部和北部多为巴、蜀、华夏及羌氐等族文化。南部与贵州相邻的地区，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延续到商周，正与贵州、云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和族类起源时间相一致。
& &<font COLOR="#、畲族的形成及其祖先与盘瓠氏的关系。畲族约形成于唐、宋，族源却较早。其族源有来自汉晋时代居住在湖南沅水流域的武陵蛮或五溪蛮，以及居住于资水中游的长沙郡梅山蛮（又称长沙蛮），有来自广东土著居民，有来自瑶人，有来自闽、粤的汉族说，有来自于越族说等五种观点。何光岳先生综合分析后认为：“他们和中国各个民族一样，并非是单源的和一脉相承的，而是由各个古老民族的支系融合而成的民族。也有的畲人融入其他民族，形成畲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畲族分布地域广泛，福建、广东东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及西南、安徽南部等60个县市均有。他们一般是大分散，小聚居，几户或十几个户组成村庄，周围是汉族（含客家人）的村落（也有杂处的）。据1982年统计，畲族已有三十六万八千人。畲族的语言与客家话相近，有的则接近苗族语言，一般都通晓当地汉族的方言。由于他们的族源多而古老，所以又都尊奉盘瓠为始祖。《漳平县志》卷九《杂事志》云：畲客“一名徭人，盖盘瓠之后也。”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云：“畲客，盘瓠为姓，是亦以闽之畲与粤之徭种同也。”《罗源县志》卷三十《杂识》云：“畲民祖出于盘瓠之后，其徭人也。”畲族是由湖南向南迁徙的。何光岳考证：“畲人的主源有自武陵蛮、五溪蛮发展南迁至广东潮州凤凰山”，“再由潮州凤凰山分别沿韩江、汀江分别迁江西，另一支向东北迁至闽、浙”，留下了许多地名。湖南新化有畲刀界、衡阳有畲田桥、汨罗县北有火田、长沙县东有路口畲及寮冲、湘潭县西有姜畲、湘乡市南有茅畲里、邵东县东有畲田桥、新邵县北有里古畲、邵阳市东有畲湖山、宁乡县西南有平头畲等；广西阳朔有阳梅畲、桂林有麻畲等；福建省建瓯北面有畲山山脉等；广东梅县南部有畲坑，畲坑邻近有孔畲、双螺畲、周屋畲、坪顶畲，东部有上畲、中畲、下畲等。蕉岭县有蓝雷畲，平远县有黄畲等。今广东潮州凤凰山仍有狗王寮地名，还有盘瓠祖坟和祖祠，正是畲人聚居的标志。今广东潮州、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博罗等县北部山区仍居住着3000余畲民；畲民迁入福建者多达2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东北宁德市地区11个县的山区；浙江的畲民主要分布在靠近福建的温州、丽水、金华云个地区的10多个县之山区，人口约15万；浙江金华的畲民有的还北迁至安徽南部宁国山区，约有数千人。
&由此可知，盘瓠是继盘古氏之后在南方影响最为广泛的又一个传说时代人物。杨宽《上古史导论》引沈作乾《畲民调查记》、何联金《畲民的图腾崇拜》所记录的畲民关于檠瓠的口头传说，大抵也说高辛后耳中取出一虫，育于盘中变成龙犬，赐名龙期，号称槃瓠。也是因口咬了犬戎将军的头请践言配公主，高辛有悔意。下面则是畲民传说增加的新内容：“龙期忽作人声曰：‘你将我放在金钟内，七天七夜，就可变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饿死，打开金钟一看，则全身变成人形，只留一头未变。于是檠瓠着上大衣，公主戴了犬头冠，俩相结婚了。槃瓠挚妻人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长姓槃，名叫自能；次姓蓝，名叫光辉；三姓雷，名叫巨佑；女婿姓钟，名叫智深。”刘起钎先生释曰：“这就是把畲族中的四姓都说是檠瓠的后代。畲民中还流传一首《狗皇歌》，是七字一句的达三十余句的长歌，内容和上面的传说完全相同，只是龙犬的名字叫‘金龙’，它和帝女结亲后所生三子也姓盘、蓝、雷，‘当初出朝在广东’，招得一女婿也姓钟。这些也表明闽、浙、赣、粤诸省境内的畲族自谓是檠瓠的后代。”烧畲及湘、黔、两粤境内的苗、瑶诸族虽然形成较晚，但他们的先族均与盘瓠部族有着渊源关系。
&关于檠瓠与盘古互相混淆的记载，是汉代后造成的，二者不是一人。刘起钎先生考证：“槃瓠二字传至汉族，改成盘古二字”，“反过来南方诸族又接受汉文字影响，也改称槃瓠为盘古，但另找出理由，如上引《古文图书集成》于‘各成一族自为部落’句后紧接着说：‘不相往来，故瑶人多姓槃。嫌犬名不雅，改为盘，且冒称盘古之裔。’其实只是受汉族通用盘古二字之影响，并非嫌其不雅而改，且本为槃瓠之裔，并非冒充”。“南方各地苗、瑶、公畲等族千六七百年以来，一直崇奉着后来跟着汉族改称盘古的始祖神桀瓠”，即是其证。但我们始终要记住，槃瓠是先流传于北方的故事，后又流传到南方，且被“南方奉神犬为图腾的各族的始祖神”。传说中他的历史功绩只是在所谓高辛帝时期躲进深山荒野石窟之中诞育出了苗、瑶各族，而从来没有开天辟地的故事，与中原华夏族所传开天辟地的神，根本不是一回事。再从传说资料看，盘古氏是“龙首蛇身”，“与人首狗身的檠瓠形象完全不同，汉族的盘古与苗、瑶、畲等族的檠瓠本来非一神。吕思勉以为檠瓠只是卢溪武山一种落，而盘古则年代远在高辛之前，因而坚持以为不能把檠瓠与盘古并为一谈，其说无疑是正确的。”此论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陈连开先生亦说：“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最初流传于岭南，然后传至长江流域，与《后汉书·南蛮传》中关于盘瓠与高辛氏女为婚的神话各有渊源，不能相混。”
&综上所述，“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时代，盘瓠氏的传说和遗迹之所以遍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又成为“五大族团”的祖先之一，是与原始社会末期以华夏为主体而又囊括“四夷”族的大迁徙和融合有直接关系的。到了天下大多数民族融合为汉族的统一王朝后，有的文献将母系氏族社会有广泛影响的盘古氏、父系氏族社会有广泛影响的盘瓠氏“合二为一”，恰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象征和反映。因此，看来似乎是荒唐的盘瓠神话故事，是有其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也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
&&摘要：长江下游以太湖、宁绍平原为中心，包括苏南、上海及浙北地区，在20世纪相继发现了举世瞩目的8000年至4000年左右的跨湖桥类型、河姆渡类型、马家浜类型及良渚类型文化遗存，学者们发表了许多研究性文章，出版了不少论著。但因古文献对南方的传说人物(氏族首领)
缺载，故多称“古越族”是这些类型定化的主人。文章提出跨湖桥类型为盘古氏后裔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为古华胥族与古越族文化，河姆渡类型晚期与马家浜类型早中期为炎帝神农氏族与古越族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至良渚类型为防风氏古国文化(含古越族
与华夏族小古国)，并提出良渚文化的消失或转移除自然灾害的原因外，禹杀防风氏国君，迁其国于浙江南部山区，以及华夏诸小国的北返或南迁，也是一大原因。
&&正文：以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为中心，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市和浙江北部地区，构成“长江下游和杭州
湾地区”。建国前后，在这一地区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文化发展序列完整、清楚。学者们对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因资料欠缺，至今对这一地区文化遗存的“人”或“创造”者鲜有系统、具体的研究（只笼统说是古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肤浅的论述和探索，以抛砖引玉。
&一、跨湖桥类型文化遗存的氏族探寻。浙江省位于太湖以南，东境曲折的海岸线为东海的一部分，北接上海、江苏，西北与安徽为邻，江西的戉、石斧原本一类，后来因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才逐步做成形式有差异的石戉、石斧，再发展为石铲。为了省力才在石戉、石斧、石铲上装上木柄，于是又产生了双肩石斧（铲）和有段石锛，以用于砍伐树木，开垦土地，猎捕野兽，建造住房，同时还作为防卫武器。石戉一般为男子所掌握和使用，所以称为斧，即男子所执以砍伐为斤。戉乃图像文字，即长柄斧头。戉砍树……和近戉而不近戈。”“黄河流域双肩石器的使用历史悠久，特别是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双肩一部分在其西，西南与南部为福建，构成北、西、南接……石器”，钺的人陆地，东面临大海的自然地形。浙北平原面积最大，包括杭州湾以北的杭嘉湖（属于长江三角洲）和以南的宁绍平原，由河流冲积、湖泊淤积而成，水网密布，土壤肥沃，自古就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好地方。太湖位于江苏的南部、上海的西部，是西起江苏镇江、北接苏北平原、南达浙江杭州湾之“长江三角洲地区”内的大湖。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在这一水利资源丰富、水产和动植物较多的平原地区劳动和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大江南北的土著或迁入先民均泛称为母系氏族公社或部落，名称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到了传说的“五帝”时期，逐渐形成地域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集团，黄河流域的华夏、东夷集团中流传有巢、燧人、华胥、伏羲、神农、黄帝、少昊、蚩尤等首领式的人物。历三代、春秋、战国，形成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的正统史学观，以华夏、东夷、北狄、西戎、苗蛮称谓古代部落集团后，渐将古越与苗蛮分称。因此，说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为中心，包括苏北、上海、浙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古越族人创造的文化，也符合历史实际。本文所欲探讨的是：这个文化区内是否有其它族系的迁入？能否以春秋战国或汉代经纬书所述的神话传说人物概称之？
从远古猿人的移动到新人的较大迁徙，为新石器时代氏族或部落的分布及再迁徙奠定了基础（那时
的迁徙已超出今日中国的地域）。古越人从何而来，从先辈、前辈的研究中知有土著、外来两种说法，应以土著与迁入族的融合体较确。毫无疑问的是，南方的猿人、古人至新人，必定形成当地的大小氏族或部落，新石器时代又有外地氏族的迁入。
& &越，来自戉，见于
殷朝的甲骨文。《……群，便叫戉人。河南是最早制造石戉的地方，因此，戉人起源于河南一带，以后向四方迁徙。”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石“戉”居多，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亦有出土，说明南方还是土著戉人为主，徙入的北方戉人为副。朱俊明考征：“越最初是一个文化名称，为华夏族人对于东南沿海地区使用形态特殊的有段石锛的人们共同体的称呼。戉，斧也。殷代甲骨文中，戉字为象形文，形体颇多，尚未固定。”中国历史从猿人开始就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至新石器时代更是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大江南北各地土著氏族的演进，又要看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和迁徙。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年前，称为“前仰韶文化”。相当于这个
年代的文化遗址在浙江萧山跨湖桥也有发现（1990年），以往树轮校正的年代为7310+
-176年。近几年经考古发掘，杭州市萧山区湘湖一带的跨湖桥遗址中，出土了大批陶石、骨、木器，发掘后复原陶器，经碳14测定，测定年代均为距今8000年左右，明显早于已经发现而今已举世闻名的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遗址中出土有稻谷颗粒，狩猎经济还占一定的比例。……主人”（氏族），可追溯至浙江建德的古人及其后裔，自然可称为是“古越”氏族的文化遗存。是否能再具体一些呢？《春秋命历序》、《春秋元命苞》均载有“纪”，其中“七纪”所列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世代相距万年左右，下限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大江南北的氏族奉祀为祖先。《……绍兴地区，被浙江地区当时的众氏族奉为祖先，将“跨湖桥类型文化”遗存归为盘古氏后裔的文化，也是合乎情理的。&
&二、河姆渡类型遗址的氏族探寻。继承跨湖桥类型文化的是河姆渡文化，l973首先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发现，经过两次发掘，面积已达2600多平方米。其分布范围是钱塘江两岸至东（含舟山群岛），即宁绍平原。现已发现遗址数十处，以姚江两岸较为集中。宁波市沙溪、慈湖、小东门，奉化的山后，象山塔山，余姚鲻山、鲞架山，舟山马岙、孙家山遗址等，均在宁波市和舟山地区。河姆渡遗址文化层可分为
期，分别为距今7000年，年代跨度长达2000年，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阶中原的华胥氏族部落衰败后，兴起的是炎帝神农
氏、太昊伏羲氏、女娲氏等部落，除在黄河流域发展迁徙外，族民有的又向南方迁徙，成为当时的大部族。如炎帝后裔夸父族的一支，迁到了今浙江台州市。《太平御览》卷四七引《后汉书郡国志》载：“台州覆
是夸父逐日处。”炎帝后裔赤氏族的一支迁于今遂昌县北的赤松岭、永嘉县北的赤水山、金华县北的赤松山及赤松溪等地；炎帝后裔灵人的一支迁于台县西北的灵溪、龙游县东南的灵溪、平阳县西南的灵溪市一带；炎帝后裔林人的一支迁于今长兴县西南的林城桥市等。赤氏族的部分人还迁徙到了太湖周围地区，如江苏句容市的赤山湖，上海市的松江县、青浦县的崧泽等地。炎帝后裔井人的一支还迁到了今上海松江县的汤庙……井的形制与北方相传的井氏族段，出土文物与跨湖桥遗址文物大同小异，更加丰富和进步。在这一历史阶段内，传说的人物或氏族部落
首领（基本上在黄河流域）有华胥、有熊、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及女娲氏等。&
& &（一）相当于中原前仰韶文化阶段的氏族。在跨湖桥类型遗址地的古越、盘古裔族继续发展中，有的衰败，有的兴盛，有内部的互相迁徙，也有外地氏族的迁入。相传盘古氏衰败后，华胥氏族部落兴起，在黄河流域有广泛的迁徙和分布，有的还迁到了江南地区。其中有的迁徙到了太湖流域。可有因其族形成的地名作为资证。何光岳考证：“浙江一带出现不少以华命名的地方，如丰县东南三十里有华山，又名小华山。江阴县东南三十里有华墅镇”，“江宁县西南有华里”，绍兴“西北三十五里有华舍镇”，“乌县西南有唐置华川县，开化县西南三十里有华埠镇”，江苏句容市十里有华山，上（今松江县）”，“均与华胥氏族迁此有关”。管说地名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间有先有后，但太湖周围地区的这些地名、山名，与华胥氏族部落居地，一说今山东，一说今甘肃）、迁徙地（今陕西等）的名称相同，说明在距今约年间就有华胥人的徙入。因此，河姆渡一期文化应是土著古越、盘古氏裔族、华胥氏支族相结合的氏族部落创造的，且以华胥为部落的称号。此外，还有熊）、有"、柏皇等氏族的部分人，也相继迁入太湖地区。&
& &（二）相当于中原仰韶文化阶段的氏族。l0所掘井相同，只是就地取材而使用了芦苇、竹条与柳条。因此，河姆渡类型文化是古越、盘古后裔及炎帝后裔等融合的氏族部落所创造的文化，可用“炎帝神农氏”部落冠以称谓。长江下游以太湖和宁绍平原为中心，包括苏南与上海地区的跨湖桥、河姆渡类型文化的主人，从氏族
或部落人数说，毫无疑问是“古越”人占据多数的，黄河流域迁入氏族的人数是少数，且多融合于古越族。但从当时的史实可知，黄河流域氏族或部落的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禽家畜驯养业等，都比较进步，因而多被土著氏族奉为首领，传说的人物便被北方、南方的氏族尊为祖先。陈连开教授说：“自清末发现殷墟甲骨文及近一个世纪对甲骨、金文的研究，以及对古史系统的考证、辨析与整理，使我们得以较科学地辨别史料并与考古学发现相印证，从而认识到，先秦古籍记录的远古神话传说，大致是黄河、长江两大河流中下游地区各部落集团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及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的神话传说。”因此，说……同我们说“三皇”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人物一样，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众多氏族首的历史贡献。
& &从古越分布区的考古资料发现和稀少文献的记
看，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氏族是比较少而分散的，人口密度也是小的，而太湖、宁绍平原及其周围地区为何会有较密集的氏族和与中原同样的母系氏族或部落文化呢？正是因为有黄河流域氏族部落先民迁入之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说原始农业以黄河流域最早，原因是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8000多年）发现了炭化粟种籽。近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9000年左右）出土炭化稻谷颗粒后（盘古氏裔族与土著蛮人所创造），将我国的原始农业又向前提早了千余年。而湖南道县稻谷的发现（距今约1万年），则又将我国农业的起源提前了2000年。浙江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炭化稻谷，自然是古越人的发明创造，但也受到了彭头山先民，尤其是盘古氏裔族会种植稻子的影响。出土的陶、木、骨及石器，虽有地方特色（如夹炭陶），但几乎与北方秦安大地湾，陕西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下层），河南郑州裴李岗，河北武安县磁山等“前仰韶文化”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河姆渡类型遗址中发现的稻谷，已是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还有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
薏仁米等果实和植物种籽，家养猪、狗等也已出现，与北方当时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氏族部落接近或相
同。出土的骨耜、木耜、石铲、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骨镞、石镞、木矛、石弹丸、骨哨、陶球等渔猎生产工
具，以及陶纺轮、木排壁水井等，都证明这一文化地区的古越人比当时其它地区的古越人进步，融合了不少北方的农业氏族先民，摆脱了以渔猎经济为主的落后状态。他们的住房除因水乡改为“干栏式”房屋建筑外，形制和建筑方法也与陕西省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的半地穴或地面住房一样。“座落在宁绍平原湖沼与丘陵山地交接处的河姆渡聚落，堪称这一时期典型。为防潮驱湿，河姆渡先民在这里营建起干栏式房屋，其中一座长度在
23米以上，进深约……证明从跨湖桥至河姆渡类型的文化，都是“农业民族的文化，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其社会组织是母系氏族。”认为：“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稻谷、谷壳、稻杆、稻叶遗存，据考古学家推算当年贮藏的稻谷在l2万公斤以上；结合同时出土凿等农业生产工具分析，稻作农业无疑已经成为河姆渡文化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私有制显然没有萌生，社会成员在经济上还是平等的。”即使是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古越人，也成了古越中的先进部分。以浙江嘉兴马家浜遗址命名的马家浜文化，其早中期遗址在浙江崇德县桐乡罗家角（上层）、吴兴邱城、江苏省吴县草州市圩墩等地均有发现。普遍栽培水稻，反映出仍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兼有渔猎经济。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最多，直接在地面上建造房屋，盛行木架结构，在柱洞底垫一两块木板，编扎芦苇涂泥作为墙壁，用芦苇、竹席和草束盖顶，具有既适于本地自然条件又符合实际需要的许多建筑特点。氏族公共墓地同性墓较多。这些都反映出马家浜类型文化的早、中期仍是母系氏族社会阶级，年代距今5300
-4900年左右。&
&三、相当于龙山文化与早期夏文化阶段的部落探寻。（一）崧泽至良渚类型文化遗存。从出版的著作到发表的论文看，谈到古越诸氏族时，多认为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氏族发展进程比较缓慢，在中原的氏族部落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或已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沿海地区或偏远山区的古越族还处在分散的母系氏族时期。无独有偶，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上海地区的古越氏族部落，在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几乎与黄河流域的炎帝神农氏、太昊伏羲氏、女娲氏族等同步，显然是与这一地区迁入的北方氏族先民有直接关系。以浙江嘉兴县马家浜遗址命名的文化类型，可分为罗家角（在浙江崇德桐乡）早期（或称罗家角类型）-马家浜类型-崧泽类型三个发展阶段。崧泽类型出土的陶器，以砂质红陶、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红陶和黑皮陶，为马家浜类型所不见。纹饰增多，有附加堆纹、弦纹、压划纹、镂孔纹，既有少量彩陶、彩绘陶，又有白衣彩陶等，主要器形为马家浜类型所不见。陶鼎明显增多，陶釜大为减少，崧泽类型的石器，磨制精致，种类增多。墓葬中死者的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而随葬品较多的则是男性墓。这不仅说明冠以“炎帝神农氏”后，氏族部落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而且与中原氏族相同的“仰身直肢”葬式，再次证明这一地区古越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
&崧泽文化墓葬中的葬品普遍增多，常见有生产工具，作为私有财富象征的猪颌骨也用来随葬”，“特别是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男女合葬墓”，“当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马家浜文化的直接继承者是崧泽文化，其间经历了几千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仅物质文化有了很大发展，社会组织也从母系氏族转为父系氏族了。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的族属，一般认为是古越族的原始文化。如果马家浜文化属于古越族，那么，河姆渡文化也属于古越族的原始文化。”观点是传统说法，无什么疑议，但很难揭示出这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区氏族文化的奥秘，也未注意到新石器
时代南北氏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接续马家浜文化的良渚文化，它以20世纪30代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而得名，已发掘的主要遗址有良渚，杭州老和山、水田畈、钱山漾，嘉兴双桥、雀幕桥，海宁县千金角、徐步桥，平湖平丘墩、德清县辉山，余杭吴家埠、良渚的反山及瑶山等遗址，还发掘了江苏的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澄湖，吴江县梅埝袁家埭、团结村大三瑾、苏州越城、无锅仙蠡墩，武进寺墩，昆山荣荣庄、陈墓镇，上海市松江的广富林、宝山亭林等遗址，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马家浜、良渚文化的延续年代约与中原的龙山文化至夏初年代相当（年）。良渚类型文化自然也可泛称为古越族文化，但却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其文化面貌和内涵。&
&(二）氏族部落和古国探寻。炎帝神农氏部落传到第八代榆罔帝时逐渐衰败，太昊伏羲氏族部落也约于同期衰败，代之而在黄河流域兴起的是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两大部落集团，还有炎帝后裔榆罔、共工及东方的蚩尤等）。他们是父系氏族社会形成的代表人物，距今约5000于龙山文化阶段。尤其是黄帝打败蚩尤及炎帝榆罔后，和他们的余民及少昊部落结合为华夏族团后，向四方扩土，有了较大规模的战争和迁徙。相传黄帝至帝舜，延续近千年，华夏部落联盟机构已接近“国家”
机构组织形态，出现了部落古国。“古国，指高于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文化，反映了统治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现象。从寺墩的良渚大墓、花厅的殉人墓及全国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殉人大墓、祭坛和神庙的发现来看，这一时期全面进入了‘古国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或几个，甚至更多的‘古国’。”实上，从马家浜至良渚文化时期，这一古越地区已形成多族融合的几个较大的部落或古国，“……词已难表述其全貌。
&防风氏古国（又称汪芒古国）与良渚文化。从文献记载和专家们的研究看，太湖平原、宁绍平原、苏南及上海地区当时的最大古国（通常称部落联盟）是防风氏（又称汪芒氏），属于黄帝后裔。“即黄帝族十二姓的僖姓、厘姓，起源于陕西漆水、芒水、汪（今在关中西部）一带。后东迁河南永城之芒。”所谓汪芒氏，意即防风氏部落为一高大人种。汪人迁居东夷族勾芒故地，取得了防御风夷的胜利，后与……到了“唐虞时，防风氏有一支自芒南迁浙江湖州。”防风氏族以太湖南的湖州为聚落中心，向四方发展，团结古越族与北方迁入族结合的大小部落，以及“五帝”时代迁入该地区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型文化遗址所涉及的地区。因此，良渚文化可称为防风氏古国（或部落联盟）文化。从我们对长江下游古越族分布区来分析，这个先进的、与中原龙山文化并驾齐驱的“良渚文化”，就可迎刃而解了。&
&从前述知，以盘古、华胥、神农裔族称谓的太湖周 围地区古越族，从跨湖桥类型至马家浜类型文化，都
呈现出比其他地区古越氏族进步的状况。良渚文化则是直接承袭当地马家浜文化中的崧泽类型晚期发展而来的，加之中原华夏族团氏族或部落（含炎黄与少昊后裔）的迁入，直接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良渚文化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经济，是防风氏古国酋长依靠古越和较早迁入之部落创造的。渔猎业也是如此，反映出北、南文化的互补性。它比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农业、渔猎业、家畜饲养业都要进步得多。如水稻已有籼稻和粳稻，在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等植物种籽。良渚文化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吸取了黄河流域华夏族的先进技术：生产工具有三角形穿孔石犁、扁平体带孔石铲、长方形石刀、半月形石刀、扁平石锛、有段石锛、石斧、石凿、石镰、石镞等，都磨制得精细光滑。还有双翼上翘、中部可以可称为耘田器；丝、麻的纺织有了专业的生产部门；竹编和木器制作业相当进步；玉器制造业兴旺、进步，在良渚、双桥、草
鞋山、寺墩、张陵山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大量磨制细腻、雕刻精细、花纹图案精美、种类繁多的玉上雕刻着似兽面的图案，十分庄严。有些玉器制作之精细和花纹之美观，已达到制玉工艺的空前水平；制陶业也有了发展，均为轮制，陶器表面除多素面磨光外，还有饰弦纹、刻划纹、竹节纹、锥刺纹、镂刻纹的。刻划纹的纹样有莲点纹、折线纹、网状纹、卷云纹、螺旋纹、圆圈纹、三角纹等图案纹。鸟纹与鱼纹也引人注目。彩陶、彩绘陶和漆绘陶数量很少，彩绘陶一般是用红、黄二色绘出简单带条；建造房屋的技术有了提高，人们居住的村落比马家浜文化大为增多，以木结构为主；发现的墓葬，仿中原形制，均为土坑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式，也有双人合葬的。
&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的出现，手工业日趋专业化，先进的制陶术，大量的玉礼器，大型礼仪性建筑，不同等级的贵族与平民的分野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同时期其他古文化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课题中，有着突出的价值和作用。这些历史实际情况，都与尧舜时期及夏初的社会文明程度相一致，充分证明炎黄、少昊后裔族在这一地区的人口是比较多的，且与古越族民和睦相处，逐渐融合，使这一地区的社会文明超过了其他古越人地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划为新石器时代六大文化区之一，下分为苏松地区（苏南）、杭嘉湖地区（浙江北部）和宁绍平原（浙江东北部）等三个小区。指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上海、浙江……即苏先生充分地肯定了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和进步性。
&防风氏古国下属的部落古国。与良渚文化防风氏古国（或称部落联盟）内，包括有数个氏族部落古国。这些大、小古国中古越人占大部分，华夏与东夷人占少部分，共同创造了从马家浜至良渚阶段的文化。良渚古国……声。”良氏族是西羌中迁居中原并与华夏融合较早的一支，兴起于今青海东部的良非川，东迁时留下了不……代在此设良恭县）、灵台县西北的良原（隋代在此设良原县）、陕西省华阴县的良余山、良余水等。它与华夏族融合后，成为定居、农耕的中原氏族部落，后辗转南迁，约于尧舜时有一支迁于今浙江余姚县。良氏族和古越人融合，发展为良部落，居住于水泽旁，久之而形成地名“良渚”，再发展为古国。余姚县良渚地名当因其古国在此而得名。其地域相当于今浙江良渚类型遗址涉及的地方，即吴兴县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良渚、吴家埠、苏家村，海宁县干金角、徐步桥，嘉兴县雀幕桥、德清县辉山等地。尤其是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辖区内，天目山余脉的长条形谷地中，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中了50余处遗址，从西端的吴家埠遗址开始，有汇观山、反山、桑树头、钟家村、马家金、黄泥堪、罗村、姚家墩、梅园里、钵衣山、瑶山等，至东端的荀山周围，均属良渚文化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聚居中心之一，从而进一步说明余杭县就是良渚部落古国的聚邑中心地。
&良渚古国内除古越、盘古、华胥、神农等后裔族外，还有东夷的萧人，黄帝后裔舟氏族（今舟山群岛）、杜氏族与井氏族（今淳安县杜井村）、唐氏族（今淳安唐村），舜的后裔族姚氏族（今余姚县）、象氏族（今象山县）等。这样一来，我们对浙江北部古越族区有这样的进步文化就不难理解了。良渚遗址内反山显贵墓群仅发掘了三分之一，排列有大墓ll座，多有棺椁葬具，葬品多达l200套），玉器占千余件。精雕细琢的“良渚神徽”，龙首形纹样，浅浮雕、楼孔，细如发丝的阴刻纹等，令人惊叹不已。除了琮、璧、镯等玉器没有组合成套之外，大量玉器都是组装
即用硬质的柄、杆连接为一整……即用线或带连成一件，如串饰和璜）、镶嵌件（玉漆杯）的配套形式。这座人工营建的土台，土方用量高达
万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座良渚文化土台中，以反山土台的规格和等级为最高，堪称……公里瑶山发现的一座祭坛与大墓复合遗址，祭坛面积达5000平方米，有
多重阶段状石坎及护坡。祭坛上南北排列大墓l0套），玉器占……600公里的汇观山也发现了与瑶山相似的祭坛和大墓。椁、葬式等，都与古越人的习俗相异，再次证明这些地区的良渚古国内已非古越人，而是华夏族居多的群体，且古越人也接受了中原进步的文化和习俗。&
&桐氏古国。炎帝神农氏后裔的一支同氏族，兴起（今甘肃成县），后东迁于同峪（今陕西眉县）、同州（今陕西大荔），再迁徙于同山（今河南浚县）。之后，同氏族发展为部落。其氏族有的迁居鲖水（今河南新蔡县东北），有的迁居铜城集（今河南沈丘县西南的鲖城集），有的迁居桐柏山（在今河南西南山区）。桐
（桐、同古音近通用）柏山的同氏族部落，有的氏族又以“桐”为姓。久之，桐树则成为东西常氏古国的族徽。
（长子，己姓）被封于昆吾，以国名改姓昆氏，后又分为樊、昆、苏、温、顾等姓氏族，以善于
器著名。尧舜时昆氏族与苏氏族部藩的一支南迁，分别迁于今江苏昆山、苏州，后形成昆、苏部落古国。昆山市绰墩少卿山与上海青甫县福泉山。金山坟等良渚文化遗址，属于昆氏古国的文化遗存。苏州、吴县张陵东山及北山等良渚文化遗址，则属于苏氏古国的文化遗存。其遗址均以出土琮、璧、钺等玉器著名，说明昆、苏与防风氏古国一样，有了原始宗教和巫师，故重视制造上通天、下君”权力的象征。东西常氏、昆、苏等古国大体分布在今江苏南部
和上海地区，同浙江地区的良人、桐人古国一样，构成“防风氏古国”的社会文明。“对良渚文化重要遗址……（中心有祭坛）形态的考察，把研究良渚文化的目光，从大墓、玉器和祭坛引向古城古国。对江苏昆山市赵陵山、武进市寺墩等遗址形态的研究，结合太潮地区多水的地理环境因素，认为良渚文化重要遗址的周围有一周河道存在，这一周河道具有城墙的功能，
昆氏古国、赵陵山古国（即昆氏古国）处于古国时代的初级阶段，寺墩古国（即西常氏古国）处于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
&四、进步繁荣的良渚文化衰亡原因探寻。(一）洪水或海侵原因说。长江下游蓬勃的良渚文化，没有像中原龙山文化那样，顺利发展为奴隶制的夏文化，而是突然衰亡了，令人疑惑。建国后所发表的著述中，因不知其文化的主人是何族，便多从自然环境方面寻找原因。有的学者认为，在距今4000年左右，全球气温升高，江
涨，海平面升高。太湖地区的地貌也相应从一个裸露地表的丘状地形，发展到以太湖为主的湖沼碟形洼地。大量降水在碟形洼地内滞积，渲泄不畅，洪涝开始肆虐，可居住面积锐减，大部分人类居住区随着太湖碟形洼地的扩展而淹没，先民们背井离乡，向外迁……赵陵山和寺墩等重要遗址是良渚文化古城；赵陵山和……徙逃亡，新石器时代文明没落了。”有的学者又认为，寺墩等古城也应是良渚文化古人的一支辗转迁于今浙江桐乡市，形成桐氏古国。海宁、嘉兴的良渚文化遣存，应是桐氏古国的文化。东西常氏古国……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其中的常先是炎帝神农氏后裔。《汉书律历志》载：“由此知，常先即常仪，以生于今陕西宝鸡市南常羊山而得姓。尧舜时，常先后裔氏族部落的一支迁于今江苏常州，部分人又迁入今常熟市，逐渐发展并形成小古国，以东常氏、西常氏为古国名。《说文解字》云：乃以巾裹身，犹如今印度女子的服装。原始社会，布类艰难，有的男女皆以短巾围腰。后发展成为裙围下……古音近通用，“春秋楚有棠邑，汉置堂邑县，在今江苏六合县北。则棠又可作堂，亦当以常人曾迁居此得名。”常州市圩墩、武进市寺墩等良渚文化遗存，当为“西常氏古国”的文化；江苏常熟市钱底巷、黄土山、嘉菱汤及三条桥等良渚文化遗址，当系“东常氏古国”的文化。武进县寺墩
号大墓出土陶器、石器、玉制器百余件。其中有琮33件，置于入骨架四周；玉壁24件，置于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称为“……。常熟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器物与常州的相似，琮、璧玉器及琮上的兽面、人面纹饰最具有特色，是黄帝后裔饕餮人的族徽。东常……。
&正当‘太湖酋邦’社会向文明与国家社会大踏步迈进的时候，公元前2000年末期即良渚文化晚期发生的一次‘宇宙期’（自然灾害异常期），却从根本上打乱了东南文化圈的社会演进程序”，“在良渚文化晚期”，“我国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海侵。海侵不仅直接淹没了东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而且导致了太湖和杭州湾两岸平原地区的严重沼泽化。海侵及其沼泽化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中，良渚文化聚落遗址或淹没在湖沼中，或被淤泥和沼泽所覆盖。淹没在湖泊或泥沼里的良渚文化遗址，从公布的考古资料知主要有：江苏吴县澄湖遗址、江苏昆山太史淀遗址、吴江九里湖遗址、上海青浦淀山湖遗址等。被淤泥或泥炭覆
盖的良渚文化聚落更多。例如江苏吴江袁家埭遗址、吴江大三瑾遗址、江苏昆山正仪火车站良渚文化遗址、昆山龙滩湖遗址、江苏沙洲塘桥韩墩遗址、江苏无锡许巷良渚文化遗址、上海青浦凤溪镇果园村良渚文化遗址、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不论是洪水、宇宙期，还是海侵，都认为是自然灾害导致了良渚文化的骤然衰亡。不过，洪水或海水淹没的毕竟是一部分地区，不可能造成良堵文化的全面衰亡，一定还有社会或人为的原因。&
&&（二）防风（汪芒）氏古国灭亡导致良渚文化衰败。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崧泽类型至良渚文化（4000年）时期，防风氏古国成为诸大小古国的盟主，地域广，经济、文化的进步不亚于禹为军事首长的华夏地区，引起禹的猜忌和痛恨，时时欲寻机会除掉它。《国语》：“防风何守也？仲尼曰:
稽(今浙江绍兴)，获人骨一车，不知来由，派使者去向孔子请教。孔子说:
“群神，谓之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防风，汪芒“湖州武康县，古防风氏之国，防风氏在县东一十八里，先名
“《吴兴记》云:吴兴西有风渚山，一曰风山，有风公庙，古防风国也。下有风渚，在今武康东十八里，天宝改曰防风山。禺山在其东二百步，《郡国志》云:防风氏封此，山下有风渚。然谓古即瞒国者，又缪。”《国名纪乙》并列有汪芒……之国,历代故以为防风也。”由这些文献记载可知。防风氏国的中心地在今浙江湖州市，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实为部落或古国之君)“迟到”为借口杀了防风氏国君这个政敌。不言而喻，亲近防风氏国的小国之君也受到了排挤。防风氏国“贵族”和余民被强迁入浙江南部山区。被排挤的小古国之君和族民有的留居，有的避水灾迁往他地，造成了兴旺发达的良渚文化之骤然衰亡。这种状况在考古文化上也有反映。&
& &考古资料对防风氏等国迁徙史实的反映考古界学者说:
“良渚文化的去向或消失是大家十分关心的课题，良渚式的玉琮、V形石刀等曾在陕北、晋南、粤北等相距遥远的遗址中发现。”这正与诸小国(亦称部落)
的北返(回到故地)
、南迁史实相符合。以致使“商周青铜礼器上的兽面纹亦有良渚玉器上‘神徽’图象的构图方式极其相似。”苏秉琦先生也说: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其他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影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渊源于这一地区。”考古界又称:“1997年浙江遂昌好川墓地的发现，为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及后续文化等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线索。好川墓地位于浙南地区，瓯江源头。发掘清理大小墓葬80座，墓向均偏东，布置排列十分有序。随葬品组合以早晚、等级不同而有演变发展。陶器特征大多为良渚晚期因素，但少量拍印条格纹、曲折纹、条纹、叶脉纹的圜底器、圈足器又是早期同类器相近。玉器有钺、锥形器、管珠等，均素面无“好川墓地和出土器物具有良渚文化相似的总体风格或浓重影响，又出现了稍晚的自身特点”。考古文化告诉我们的是:防风氏国君被杀后，国未灭亡，而是被迁到浙江南部山区的今遂昌。从大小80座排列有序的墓葬看，防风氏国的都邑当在好川地区。而其墓向的均偏东，按学者的研究，很可能与防风氏氏族从今山东迁来有关，葬式有他们遥望故土之义。
&再从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的后续上海马桥文化及与其同类型的浙江嘉兴雀幕桥、嘉善大往、绍兴仙人山、湖州邱城等遗址看，文化面貌与内涵显然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后续。如石器保留较多的打琢痕迹，不及良渚文化石器通体今未发现马桥文化的玉器，而良渚有丰富的玉器等。马桥文化中石镟和陶网坠数量较多，反映出经济生活
中渔猎占有较大比重，与良渚文化以稻作农业为主也有较大变化。这一方面再次证明防风氏等古国确实是因避难(自然灾害)
或被迫迁往他地，出现了良渚文化的断层。另一方面是说明比较进步的华夏、东夷及较进步的古族四散后，随着洪水的退去，原良渚类
型文化区内又迁入了比较落后的古越部落，因而经济、文化出现了“倒退”局面。直到夏王少康之庶子封伯、仲雍人居吴(今苏州)，以及华夏族的再徙入，才又兴起了苏南、浙北地区的先进青铜文化。苏秉琦先生指出:
“太湖流域从7000年前至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是: “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青铜文化(古吴越)
。这是在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条件下，从距今7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到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和西周以前的古吴越文化，它们上下年代可以连贯起来，自成体系。”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华夏族的徙入，尤其是少康庶子、太伯分别先后为古于越、吴国的首领后，直接带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使会稽、吴地率先进入了青铜文化时期。从而雄辩地证明，南北民族部落的迁徙、融合是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打破地域封闭经济状态的重要手段之一。&
&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氏族先民就有了较大的迁徙，南北共尊奉传说的盘古氏、华胥氏、伏羲氏、女蜗氏、神农氏等为“祖先”就是佐证。他(她)们的后裔相传世代以其名字或号为氏族部落的称号，故从浙江萧山市跨湖桥类型至嘉兴马家浜类型的文化遗存，均可按发展序理分别以他们为号的氏族部落称之。从马家浜晚期崧泽(上海)
类型至浙江余杭良渚类型文化遗存，均可总称防风氏(又称汪芒氏)古国的文化，下属有(或包括有)桐氏、昆氏、苏氏及东西常氏古国文化。正因为他们和这一地区的古越氏族和部落互相错居、融合及互相取长补短，才使当时东南较为落后的古越广大地区出现了与中原并驾齐驱的太湖周围之发达的良渚文化地区。防风氏国之君因古国势力较大，无形中对华夏部落联盟(亦可称庞大的古国)军事首长禹造成了威
胁，故被禹以莫须有的“迟到”罪名杀害，国被强迁于浙江南部山区，加之水灾或旱灾，防风氏的下属古国也纷纷返回中原故地或南迁入今广东，造成了良渚文化的骤然衰落或消失(即断层)
。浙江南部山区遂昌县的好川类型遗址，佐证了防风氏国南迁于此的史实，再次证明中国氏族部落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南北民族的迁徙和文化融合是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一个地区率先出现社会文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要：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各地氏族先民，在交通、信息十分不畅的情况下，在不同气候、不同自然条件地区的河流或山川谷地内，顽强生息、劳动，创造了既有人类共同特征，又有差异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中国地域内的各氏族公社或部落，虽然互相有一定影响，但在发展中也呈现“多元”趋势，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在江南、江北均有发现，前仰韶文化时代亦然。中国古代社会文明因素在这个时期虽然已有，但较稀少。仰韶文化时期的母系氏族文化有了长足发展，呈现出黄河流域进步于长江流域的趋势。至龙山文化时代，父系氏族古文化、古城、古国等社会文明迹象，仍是江北多于江南，因而古代社会文明之源均可追溯至五六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已有上下6000年的社会文明史。
&正文：我国的人们一谈起文明史，就说“上下五千年”，近些年人们又说“上下六千年”。前说是从黄帝开始我国就有原始农业。到了距今约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人口有所增长，采集和狩猎已不能适应人们的生活所需，才逐渐产生了原始农6000年的文明史。苏秉琦先生说。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等的差异，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的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始终是个传说。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本世纪初，就有了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后来，大家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去寻找，“试图论证中国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五千年，甚至六千年，实践证明，这些努力似乎都不能真正缩短起步点与目
标之间的距离。于是，传诵两千多年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庄严形象，仍然只能用虚幻的传说代替，或者干脆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把商以前一千多年填充起来，凑够五千多年整数；或者进一步引申为‘夷夏东西说’，把考古新材料与古史传说都派上用场，‘五千年文明’落到真假参半。”本文遵循苏先生的教诲，欲从以下几个方面就社会文明问题作以浅述。
&一、中国原始农业对文明的推动。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印度、西亚和埃及，都兴起于自然条件优越的河流谷地，适合发展农业生产，因而社会文明的步履较快。
&（一）世界农业的起源。从世界文明古国看，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基础。考古资料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没有原始农业。到了距今约年前，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气候逐渐变暖，人口有所增长，采集和狩猎已不能适应人们的生活所需，才逐渐产生了原始农业。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等的差异，所以在各地区原始农业出现的年代有早有晚。“晚近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西亚的伊拉克北部萨威克米沙尼达遗址，年代为距今9000年，已有收割野生谷物的工具。其东南的贾尔遗址(6500年前)居民已从事农业生产，有了人工栽培的小麦和大麦；叙利亚的穆雷必特方丘遗址(8000年前)发现了时代最早的栽培小麦。美洲的农业起源较晚，墨西哥在7000年前开始种植玉米及少量的南瓜、胡椒等作物。印第安人已会种植玉米和马铃薯。这些都说明，“农业是原始人居住的各个地区单独发生的，而且各个地区都培植出
当地特有的农作物”，“那种认为农业从一个地方发生然后传布到世界各地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比较相近或氏族部落迁徙的地区，农业的产生或发展是有互相影响到传播的。考古学家伍德根据碳14测定，“推测农业诞生的时间约距今12000年至1万年之间，其发生地点在近东的两河流域。“两河”，指的是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二）中国农业的起源。我国农业的起源，随着考古发现资料的增加，人们的认识在不断的变化和深入：
以往多认为它起源于仰韶文化阶段，目前考古发现证明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距今1万年，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畜牧业产生，磨制石器及陶器、纺织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到生产经济阶段。“近人的研究证实，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独立性，并非两河流域传入。大量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史前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一体的。黄河流域是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的发源地，长江流域是以稻为主的水田农业的发源地。那种认为中国农业是西亚传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的农业虽然最早出现在山地和高地边沿，但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农业的起源地也不出黄河与长江流域。
&1、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时代较早的是甘肃秦安县大地湾前仰韶文化遗址，年代为8200年至6000年前。在其早期
（约8000年前）已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和粟种籽等。河南新郑市裴李岗前仰韶文化遗址（7500年至6900年前）、河北武安县磁山前仰韶文化遗址（7400年至7100年前）及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年前）、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下层）及华县老官台遗址、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及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等，均发现有农业生产与粮食加工工具，以及粟种籽等。这些都充分证明黄河流域农业的起源是在1万多年以前，比西亚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农业起源还要早。这些遗址中发现的大宗石器农具和其他遗物表明，原始种植农业和饲养业已在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且已脱离了原始农业的起源阶段。从8000年（最近断定为9000年）至70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以粟为主的栽培农业有了初步的发展。至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阶段时，黄河流域的农业发展到了繁荣阶段。其典型代表有西安半坡类型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前期类型遗址、安阳后冈一期类型遗址，山东早期大汶口文化类型遗址及东北红山文化前期类型遗址等。先民使用的工具（石、骨、蚌及陶质）增加，分耕作、收割、加工三类。尤其是石斧的减少，石铲石锄的增加，反映出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生产，从烧山砍伐种植进化到了锄耕阶段。至四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阶段时，锄耕农业生产更为发展，有了剩余产品，促进了父系氏族社会文明的产生。
&2、长江流域。以往受考古资料的限制，人们认为长江流域农业的起源比黄河流域稍晚。1988年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也发现了稻谷和稻壳，经过测定，距今8200年至7800年，把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1000年，即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与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一样悠久，显然是不同地区不同氏族先民各自创造发明的，非北方向南方或南方向北方的传播，而只是在北方或南方相近的地区，随着氏族先民的迁徙而有传播和影响。日，文物考古界的数十位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在浙江杭州萧山会议上宣布：萧山跨湖桥遗址经科学测定均为距今800年前左右，将浙江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考古界原认为起源河姆渡时期（7000年前）的稻谷，也向前推进了1000年。湖南道县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证实水稻在1万年以前已发明、产生和出现。至四川大溪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时，原始农业已发展到耜耕阶段。至浙江马家滨文化遗存（6300年至4200年前）时，吴县、上海青浦县崧泽等遗址，均出土了炭化籼稻和粳稻颗粒，原始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湖南、浙江等地的水稻农业对邻近地区也有所影响，良渚文化与薛家岗文化、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类型遗址分布地区的稻作物已较广泛。
&黄河、长江流域七八千年前的人类聚落，在各大文化区都有发现，它们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差异，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南北氏族部落的发展是“多元一体”的。约在仰韶文化时期，南北的农业随着氏族先民的迁徙而互有传播和交流。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发现面积630平方米）中“发现有已炭化的水稻，经鉴定为栽培稻，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栽培水稻的北界；河南、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炭化稻，说明南、北的原始农作物已有了互相传播。“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起源期。中国文明起源期，以种植农业为主体的原始综合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农业工具较前有明显进步。石器农具制作普遍采用了切割、钻孔、磨光以至抛光先进工艺。
当时谷物的收获量已相当可观。半坡仰韶晚期的115号窖穴中堆积的粟的朽灰，折算成新鲜小米有500多公斤。
山东胶县三里河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窖穴中堆积的粟的朽灰，折合成新鲜小米约有2000公斤。屈家岭遗址500
平方米范围内遗址的掺有稻壳和稻草的红烧土达200平方米。饲养业随着种植业发展而繁荣起来。
&二、原始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程。原始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发展后反转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原始手工业中，石器手工业发展到了顶峰。石器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农具之外，石锛、石凿、石扁斧、石钺数量很多，石镞代替了骨镞和蚌镞。石器制作工艺普遍采用了通体磨光和管钻打孔技术。从石器手工业中分化出来的玉器手工业，在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特别是良渚文化中得到充分发展。纺织品除麻类外，在良渚文化类型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丝带、丝线和绢片，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蚕丝织品。现仅重点论述一下陶器和青铜器制造业。
&1、陶器制造业的发展。陶器的发明是在农业出现之后，农耕与陶器有着相互依赖关系。“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农业发达的部落陶器都比较丰富，畜牧部落的陶器较少而粗糙，因为在早期的游牧生活方式下，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时间很短，不利于发展制陶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是属于公元前6500年土耳其沙塔尔-休于遗址的，即8500年以前已有陶器。“早期的陶器制造法，大体分为手制法和轮制法两种。手制法中，最原始的方法是模制，用编织的器皿作模子，用泥涂在模子里面或外面，等半干后取出，或者等器皿坚固以后把模子烧掉。其次是手捏，在一块粘土上压出一个深窝，然后用
手修整捏匀，再用火烧，就制成陶器。以后的考古发现，打破了8500年前有陶器的说法。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余年前的有陶新石器遗存。这是我国北方地区第一次发现地层清楚、年代最早的有陶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陶片40余片，为夹砂陶，可分辨出的器形有平底直口或微折沿的罐类。1997年在徐水县于家沟遗址中也发现了1万余年前的陶片。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陶片。被称为“前仰韶文化”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
（8400年至7400年前）、三河孟各庄、迁西东寨、迁安杨家坡、承德岔沟门等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类型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的漯河翟庄、偃师马涧沟、密县莪沟、长葛石固，陕西距今8000年至7000年前的华县老官台、白家、渭南市北刘、宝鸡北首岭下层等前仰韶文化遗址，甘肃秦安县大地湾、天水师赵与西山坪、西和、礼县、徽县等前仰韶文化遗址，均发现有陶器。
&至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阶段，陶器制造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造型和器表装饰更为讲究，技艺已相当高。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6座陶窑，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7座陶窑。甘肃兰州白道沟坪马家窑文化遗址窑场中，三组窑群南北排列，东端还有1座陶窑。其他省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亦有陶窑。陶器类型有鼎、甑、釜、罐、碗、盆、盘、杯、钵、瓮等，以纹饰精美的彩陶器最具特色。至距今5000年至41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陶器种类增多，制作技术复杂而提高，广泛使用陶轮制作和采用“分制接合成型法”。陶器从制作、烧造技术到经营管理，都比仰韶时代有较大进步。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河南陕县庙底沟、河北邯郸涧沟等龙山文化遗址的陶窑，容量增加，火膛加深，火口缩小，支火道、窑膃孔眼增多，先民初步掌握了高温烧造陶器技术。器形有鼎、鬲、斝、膄、甑、釜、膅、豆、膆、盆、碗、盘、杯等生活实用器。以灰陶、黑陶、蛋壳陶最具特色。长江流域陶器的起源、发展史与黄河流域也大体同步，母系氏族时代的陶器较少，粗糙，不如黄河流域的陶器发展水平高。父系氏族时代，有了较大发展，陶器烧造技术，种类都基本上如同江北。这些都充分证明
我国陶器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道路，并非是从西亚传入的。
&2、青铜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何时有铜？《史记-封禅书》记载有黄帝采铜于荆山以铸鼎。《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管子》曰：“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正义》引《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时代距今5000年，考古资料证实其时有铜器并非“神话”。如六七千年前仰韶文化类型遗址中就发现有铜：陕西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第29号房址内曾出土1件圆形铜片，经科学鉴定，属黄铜片（含铜量66%，锌占25%）。一般说，原始铜为红铜，冶炼较易。5000多年前就会冶铸黄铜的事实，一是说明冶金技术有了发展，二是说明在其前已有红铜器。该遗址它处还出土20件铜管残片，可见黄铜片并非偶然的发现；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属马家窑文化类型）第1号房址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