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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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传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 潘光旦（）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另册”，及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革出了个“知识越多越反动”。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代”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他曾谈到自己与潘光旦在做人上的差异：“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有这个问题存在。” 　 言下之意，甚为悲凉———下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吗？ 　 “恐怕很难体会到了。”一位长期研究教育的学者对记者感叹，“别的因素先不论，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就缺失这一环。” 　 他说，现在的教育界，了解潘光旦教育思想的人不多，但实际上，研究中国现代教育，潘光旦本是位绕不过去的人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潘光旦痛陈教育的误区：在这个“大时代”里，有的是“研究教育”、“专门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国民教育”……而名为教育，实则就理、工、医、农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训练；就文、法一方面言，十之八九只是宣传……如此下去，岂复有“自由教育”可言！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说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民教育或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他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读读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说罢，那位学者默然良久。 陶孟和：把“社会”变成“学” 陶孟和（）原名履恭，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绍兴。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 　 屋内，一个学者，伏案写作，或叼着烟斗在一排排书架间徘徊；窗外，一个少年，放学途中每日被这灯光吸引，自问：我长大后会不会也有这么一间书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萧乾；而学者当年是负盛名的大知识分子，如今却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纪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此前留学英伦，1912年他20余岁时，便与同学梁宇皋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五四”运动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80余年后，有人重新记起此文，并把它贴到社会学论坛上，称“此文值得一读，发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文献”。 　 陶孟和曾主持创建北平社会调查所，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由他长期担任所长。该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蜚声海内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义上，这个职位和他此前的学术声望是相称的，然局内人日后回忆：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兴文科，他在科学院没多少实际的工作（管出版、图书），开会也可以不叫他来。 　 研究者发现，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人物，这从当时某实权人物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击来自，上世纪50年代后，整个社会学被作为“政治上不正确”的专业予以取消，科学院的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据说，此后陶孟和显得很消沉，几乎“随之销声匿迹”。 　 关注过陶孟和的学者智效民这样评说：“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识界风尚，社会学渐成一门“显学”。然而风气之迁移，却更像是断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续中的进化。 　 在这一点上，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话可算看走了眼。“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陶孟和”名下的十数条书目，均是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印行的旧本。1949年后，他非但没有新著，甚至至今没有再版过其旧著。民国大家之中，此种境遇，可谓“悲凉”，或谓“蹊跷”。 　 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关于陶孟和，有一点是切切值得纪念的。从专业出发，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各方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相当了解，所以当抗战中社会学所困于四川李庄时，他提出战时经济研究和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为日后谈判赔偿问题提供资料。据此，社会学所进行了大量艰苦的专题研究。 　 虽然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正如研究李庄学术史的作家岱峻所言，当时毕竟开展了一项很有预见性的工作，“放弃也是一种权利，陶孟和们工作的意义在于，让我们知道放弃了什么和放弃了多少”。 　 智效民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们小民的希望》，以一个社会学家的立场向当权者提出三项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网上见到这篇纪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数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我们小民尊重这希望”。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南翔（）江苏宜兴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22岁时，他喊出中国青年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句宣言即出自该文。 　 44岁时，他提出中国青年学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积极分子会上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50年”，从此，这句口号从清华园传遍全国各个高校。 　 然而回顾清华校史，他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研究清华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听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是蒋南翔校长，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其他的人都好说，恰恰就是蒋校长很难说。” 　 “蒋校长是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清华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不是每个人都称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称为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家是什么，首先就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当然是，梅贻琦也当然是。蒋南翔是老清华出来的人，我认为他是有独立的想法的。不过……我不大好评价。” 　 清华大学内部曾经有过一种“权威”的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 　 这两个传统曾经泾渭分明，像这位老教授所说的，“蒋南翔是过去教育界的圣人，而梅贻琦是敌人”。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梅贻琦评价的转变，上述“权威”提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在清华漫长的校史上，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对清华影响最大”，是“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蒋南翔当了14年校长（），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卓著的两位”。 　 “蒋传统”中的人们逐渐接受了梅贻琦，然而“梅传统”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打算接受蒋南翔。这位老教授曾经陪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清华老校友参观校史展览，展览中有两尊校长像，一尊是梅贻琦，一尊是蒋南翔，这位校友一看，激动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长的传统就是被他破坏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同时，没有蒋南翔（时期），也就没有迟群（时期）。作为学校传统来说，周诒春时期强调“培养全人格”，梅贻琦时期强调“通才教育”，蒋南翔时期强调“又红又专”，其总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蒋南翔在“反右”运动中亲手打倒了校内“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所写道：“做了高教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1957年，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也许，曾为“书桌”振臂一呼的蒋南翔，在主观上终归是重视“书桌”的，所以他才会说：“假使说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陈望道：不止译宣言 陈望道（）原名参一，浙江义乌人，语文学家、教育家，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该是怎样一番模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共产党宣言》成为陈望道的一项罪名，对他的诋毁，抬头总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如何如何”。他被描述成活脱脱一个流氓无产者形象，“爱抽美丽牌香烟，常穿一件破大衣……” 　 后来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主持新闻系，在学生眼里，陈老师总是穿着那么一身深色的长袍，只是为了季候才在质料上有一些改变；抽土制香烟，烟质不好，常要两根火柴才能点燃；午饭时间，只在一家茶馆里啃着烧饼，说“这样经济了时间，也经济了力”，而晚上，他能够在朋友家里臭虫很多的床上一觉睡到天明。 　 上世纪60年代，复旦校园里常见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穿着深藏青的呢中山装，腰板笔直，步履很快。高年级同学会悄悄告诉新生，这就是陈望道校长。 　 长久以来，陈望道被一道光环笼罩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者。然而在革命者、政治家的光环以外，他其实还有着前辈学人的性情一面。 　 这一面，世人的记忆里已不多。典型的例子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小罗。他回忆，自己进校第一天，就到陈望道塑像前照了几张照片。“反正知道这个名字，忘了怎么知道的了。不过除了知道他是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老校长，也不知道别的了。” 　 知他者言：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许多人敬畏他，其实他是一个平和的人。 　 重庆时期的复旦学生描述这位教授：他走着老是像赶路，虽然步伐那么平稳，你总觉得他一点也不悠闲，好像总在思考。你和他点头，他的回答也是那么淡淡的。你将感到他不那么容易亲近，而你去到他屋子里讨论“的、哩、吗、了”，他会高兴地给你谈上三四个钟头，还会递给你一支香烟…… 　 陈望道珍爱他的“的、哩、吗、了”。语言，而非革命，才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1932年，他写成《修辞学发凡》，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学专著。他研究文法学，在广西任教时接触到粤语，对这种方言立刻着迷，兴致勃勃开始大谈“走先”（官话“先走”）、“落楼”（官话“下楼”，他初听时大吃一惊，以为是说要掉下楼去）。他很欣赏广东话将男女之间的恋爱说成“拍拖”，认为此二字用得极贴切。 　 上世纪40年代，复旦新闻系讨论“系训”，有教授提出“打成一片”，立刻受到同学的欢迎，觉得一是通俗易懂，二是强调了新闻记者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三是这口号是从延安传来的，更加令人兴奋。眼看着要举手通过了，陈望道却提出“好学力行”四字，认为这才是对新闻人更根本的要求。最后，陈望道的提议获得通过。 　 新闻史家评，陈望道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期间，于“新闻”二字，“有大视野”。他倡导学生每周举行“新闻晚会”，讨论的题目包括“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等，甚至专论过“历史有情还是无情”。 　 学问上有大视野，他却又是极生活化的一个人。写《修辞学发凡》时，遇到障碍，他便停笔不强写，坐上电车“从西到东或从南到北压马路”，一面看马路两边的商店招牌，一面听乘客的谈话，往往意外地有所触动，想通一个问题，于是赶紧回家接着写。 　 友人回忆，陈望道当年有一道拿手名菜“神仙鸡”，先用黄酒将鸡浸泡多时，并佐以葱姜等调料，然后用100张报纸送入炉内将鸡慢慢烩熟，鸡全身呈金黄色，香气扑鼻，入口鲜嫩无比。 　 1920年初，陈望道接受上海《星期评论》负责人戴季陶、李汉俊等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一日，陈母心疼儿子，便做了糯米粽子，外加一碟红糖，送到书桌前，催促儿子趁热快吃。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问他红糖够不够，是否需要添些，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竟见儿子满嘴都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没动，原来他一边译书，一边蘸着墨汁吃了粽子，还浑然不觉。 　 对于记者问起陈望道，小罗不解。他自嘲：“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蒋廷黻的那股“劲儿” 蒋廷黻（）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外交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始，以非国民党党员的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 　 大大有名的李敖，在人们印象中几乎“无人不骂”，却对一个公众记忆之外的人物大加推崇。在他看来，此人“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所以，“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民国人物中，蒋廷黻引人注目，因他自有一种精神，有一股“劲儿”。 　 曾在联合国共过事的澳洲外交官这样形容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 　 学者许纪霖因此借用一则西谚，形容蒋廷黻为“瓷器店中的猛牛”。 　 一个研究历史的名教授、一个穿梭国际的外交家，却被形容为“一头充满着笨劲的猛牛”。单凭这一点，蒋廷黻也算得上与众不同了。 　 猛牛闯进瓷器店，瓷器易碎，然而民国官场的“潜规则”却着实牢固着呢。进入政府之初，蒋廷黻研究了政府部门的结构，结果吃惊地发现，机构臃肿摩擦的现象之严重，大大影响了行政效率。蒋介石要他尽快拿出改革建议，他兴冲冲地拟了一份精简机构的方案，却遭到有关部门官僚和党内政客的激烈反对。 　 他还按照西方政治的规则，提出官员必须以实名申报财产，但到处游说，无人响应。 　 如此书生意气地触犯众怒，不久，力邀他入阁的蒋介石也只能下手谕，把他调离岗位。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为了公务，他甚至经常尖锐地向同僚和朋友发难。朋友们只能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性格过于天真、狷介，他像典型的知识分子一样，将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看得起的，另一种是他看不起的。对于前者，比如胡适、翁文灏等，他可以与他们争得脸红耳赤，但因为尊重他们，才与他们认真。而对于后者，他会很不礼貌地板起面孔一声不响，最后毫无表情地起身送客。 　 蒋廷黻治学，“劲儿”也不小。今人评价：自20世纪初至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员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出版的各种著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真正可成为传世之作的却很稀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仅5万余字，却可谓字字珠玑，堪称“这座偌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 　 当今史学大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出身清华，他认为，当年的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一种学派，这是与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蒋廷黻本人就是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 　 何先生感叹：你看一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将史料都吃透了，融合在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之中。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小册子的分量。“什么叫经典？这才是经典。” 　 1949年后，蒋廷黻继续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因此在大陆成为一个被非议、被淡忘的人物。他的《中国近代史》，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而被排斥。 　 近年，有人开始关注蒋廷黻，因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又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正面作答，而是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李登辉：被遗忘的复旦校长 李登辉（）字腾飞，祖籍福建，生于印尼华侨家庭。受人尊敬的复旦老校长。 　 李登辉何许人也？ 　 在大多数人看来，对一个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人物提出这样的问题，若不是恶意搞笑，那多半别有用心。 　 前不久，有人在论坛上贴出题为“本人敬仰李登辉”的帖子，引来一片哗然。第一条跟帖：“风马牛不相及”；第二条：“跟那个汉奸狗贼同名同姓？？？”再往后：“我靠，你拿同名的人来骗我进来”；“那个汉奸真是侮辱了李登辉先生的大名”；“一场虚惊”……直到有人忿忿不平，“台湾那个登辉真作孽，白瞎这个好名字！” 　 原来，发帖人说的是“我们复旦的老校长”李登辉：“在复旦百年华庆之际，表达我对他的敬仰”。 　 全球互联网某著名网站，专门有一个针对“李登辉”这个名字的“消歧义”网页，注明此词条可能指以下中的一个：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 　 然而与那个李登辉的恶名远播相比，这个李登辉显得过于寂寞了。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为筹建大学的新校园，李登辉亲赴南洋，向华侨募得巨款。归国后，他力排众议，以相当超前的眼光在当时远离市区的江湾购得土地，苦心经营，终成气象恢弘之学府，为日后杨浦成为沪上学术重镇奠定基础。 　 如今，在李登辉奠基的校园内，立着一座相辉堂，为了纪念他和复旦的创建者马相伯。很多人，包括很多复旦学子，不一定能说出相辉堂的来龙去脉，但他们会说，这座复旦最著名的建筑，是对一所大学过往岁月最真诚的纪念。 　 一个最近刚知道“这个李登辉”的年轻人，发出此般感叹：“哦，李登辉，原来可以是一个好名字。” 黄远生：从末代进士到开山记者 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民国初年著名记者。 　 这个人的死是一个谜。他的生，则是一段被湮没的传奇。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后来投身报界。他在美国旧金山被暗杀，枪手却一直不知是反动的袁世凯所派，还是革命的国民党人。 　 历史的记叙往往忽略他末代进士的身份，而凸显出一位开山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专职记者，因为此前的中国报人多为政论家，自他始方以新闻采访和写作著名于世，其“远生通讯”被视为民初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招牌。 　 他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更誉之为“报界之奇才”。 　 他宣称，新闻“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又强调，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 　 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在自己开始新文体尝试的开场白中敬告读者：“吾此后所谓新闻者，不必尽为朝章国故也。市井琐屑，街谈巷议，皆一一作新闻观，此在日报中实为创格。” 　 这样一种新闻观的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民国初年，承袭邸报传统、惯登“宫门抄”一类刻板文字的报纸和杂志仍占据主流。偏偏是进士出身的黄远生，第一个站出来革新，把原先的官样文章变成通俗易懂、为人所喜见的纯粹的新闻文体。 　 一时间，这种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在黄远生三四年短暂的记者生涯中，他以通讯文体，对同期几乎所有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段祺瑞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等。 　 黄远生有一名文，题为《外交部的厨子》，从一个匪夷所思的角度切入当时中国社会之生态。此厨子在前清“声势浩大，家产宏富，乃至能力回西太后之意，与中外赫赫之李鸿章对抗”；民国成立，仍盘踞外交部，利用“官长之爱财物未必不同”的心理，优游于官场；及至被开除，“犹可辇致巨金之外国银行，遨游青岛天津上海之间也”。 　 黄远生的研究者张光芒认为，新闻并非他全部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 　 张光芒在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中曾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观黄远生遗稿”，“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有很大关系。” 　 黄远生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潮》而言，提到他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不下30篇。甚至有人言，《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业。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无不视他为先驱人物，甚至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也没有例外。正如张光芒所说：“可见，新文学史上本已有黄远生的大名。” 　 然而这个名字后来被抹去了。“黄远生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张光芒对此唏嘘不已。 　 网上有人讲过一个故事：在书摊看见一本梁启超题名的书，题的是“黄远庸遗作”，想来梁任公为其题字，作者当非等闲之辈，但却从没听说过。一问价，五元，在书摊上是高价，犹豫再三，终于没买。没过多久，得知黄远庸是民初大记者，当日的风云人物。于是赶紧再到书摊寻觅此书，已不知去向，“只有空留余恨到天明了”。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 　 前不久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8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陈西滢：傲慢与偏见 陈西滢（）本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鲁迅著名的论敌。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惟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时代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似乎很难说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过，这样的人物多多少少应该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来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没意思的坏人。他大大有名，这名气却让许多人不屑一顾。 　 在鲁迅的笔战史上，他要算是第一个论敌。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对此颇为“惋惜”。他说：“坏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倒不是为陈西滢，而是为那些因此不读他文章的人。” 　 有人认为，得益于深悟英国散文之妙谛，陈西滢这辈子文字生涯里惟一的一本《西滢闲话》就足以使他跻身中国现代散文十八家之列。他的朋友梁实秋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在傅光明看来，陈西滢的行文非常独特，一件普通人眼中习以为常的事，经他七扭八拐地一说，就显得荒诞和不公平了；一个人人痛恨、力争铲除而多年未果的社会现象，由他轻笔点拨几句便将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来。 　 总之，“他的书实在是非常好看”！ 　 不过也有另一种声音。学者阎晶明认为，在《西滢闲话》里，有不少观点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从文章的角度讲，陈西滢的作文之道，还没有完全进入火候，所以他的“闲话”惹得他自己一身尴尬。 　 更实质性的问题是，多年的留学经历使陈西滢看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对中国的一切都带着几分偏见而看不入眼。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满，却又同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有质的区别，他的态度里少有热爱。他字里行间那种理智的态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时代相呼应的热度，让人很难接受。 　 所以，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阎晶明评价，陈西滢的过于“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滑向了“反动”，也就是鲁迅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 　 但陈西滢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里有所谓“爱伦尼”（Irony，嘲谑、讽刺等义）的气质，但人们纳闷，此公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人。正如与他同时代、同为留英博士的温源宁所描述，陈西滢喜爱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与情感”，对人对事的看法中则掺杂着不少“傲慢与偏见”。 　 按照当代研究者的说法，陈西滢实在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里的一个“另类”。 　 曾有学者专门研究“鲁迅和他骂过的人”，感叹曰：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鲁迅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陈西滢”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字中的和历史上的一个个人物，不应只是一个个“普通名词”，他们的履历、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颇值得关注。 叶企孙：大师的大师 叶企孙（）上海人，物理学家、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直至今日，叶企孙，仍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即便知道，对不少人而言，他也仅仅意味着一段传奇：清华大学教授，帮助抗日军民造地雷炸药。 　 这段传奇，不知《地雷战》为何物的少年们不会知道；无数次看过《地雷战》、至今提起还津津乐道的那几辈人，也无从知晓。因为，在这部著名的电影中，你丝毫看不见当年爱国学生的踪影，种种巧妙的地雷和神奇的炸药，全部是农民兄弟创造发明的。 　 事实上，这段历史的真相是，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最亲密的学生熊大缜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叶企孙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至冀中供应抗日部队。 　 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晋察冀都有了。 　 叶企孙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被劝阻方才作罢。他的学生回忆：“叶先生在天津从事那些活动所冒的风险，一定程度上说比去冀中的风险还大。先生虽有慎行、冷静、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祖国需要忠勇之士的时候，他站出来了。” 　 国难当头，超然的教授挺身而出。在另一场灾难中，超然的叶企孙也未能幸免。 　 熊大缜从军后不久，被怀疑为钻入革命队伍的特务，由晋察冀军区“锄奸队”秘密逮捕并处决。此案定性为“特务”，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一律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 　 “文革”开始后，熊大缜特务案被重新提出并进一步调查。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的叶企孙，竟被诬为国民党中统在清华的头子，说熊大缜是受他的派遣打入根据地，他向抗日军民提供的援助，也被说成是来自国民党反动派。 　 院系调整中调至北大的叶企孙，被红卫兵揪斗、关押、抄家，并被送往“黑帮劳改队”，突然受到的刺激，曾使他一度精神错乱。1968年，他被正式逮捕关押，在押期间，受过8次连续提审，写过多次“笔供”。关押一年多以后，由于“内查外调”查无实据，他被放回北大，在特务嫌疑犯的莫须有罪名下继续受到打击和监视。 　 当时叶企孙住进北大的一间斗室，本来风度翩翩的名教授，腰已经弯到了90度。 　 然而就在叶企孙身陷囹圄———后来人们称这是他生命中最晦暗的时日———被逼“交代”为什么会被国民政府选中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仍坦然且不无自傲地回答：“据吾推测……是因为吾对于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 　 他的传记作者虞昊和黄延复感慨：试问，即便在今天，能够“做到这份上”的，有几人？ 　 叶企孙本人是哈佛大学博士，上世纪20年代，他在测定普朗克常数这一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获得当时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 　 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另一方面，曾教授却不得不扼腕：“然而这位泰斗的晚年却是那样地孤苦无助。”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建立铜像，1995年铜像落成。 　 静观此事的曾昭奋以“不无周折”形容之。尘埃落定后，让他备感神伤的却是：如今，叶先生的胸像就安放在清华新区第三教室楼那个简陋的空荡荡的门厅里，而不是像赵忠尧院士所想像那样，树立在“校园中心区”。 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 李赋宁（）陕西蒲城人，西方语言文学大家，中国外语界的一代名师。 　 面对李赋宁这样的人物，恐怕很多人对于英语的概念都得修正：1946年，出身西南联大的李赋宁到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英文系深造时，乔叟和莎士比亚对于他来说，都算是“驾轻就熟”的题目，难度不足。于是他选择了古英语研究作为博士方向，这是连欧美优等生都认为太过艰深，视为畏途的领域。 　 莎士比亚不须说，历来被全世界奉为英语语言文学的标志；乔叟何许人也？写出《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他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 　 什么叫做英语好？这个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国人心上，以致有这样的段子：某君说自己英语好，托福多少多少、GRE多少多少。英语系学生一听笑了，哑巴英语，God，你能用英语自如交流吗？英语专家一听笑了，跟谁交流，God，你能背诵莎士比亚吗？老先生一听笑了，莎士比亚，God，古英语呢？法语呢？德语呢？拉丁语呢？ 　 抛开个中戏谑意味，李赋宁确实当得起这般传奇式的“老先生”。他的学博才高久有定评，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古英语和古代希腊语等多种语言，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等学科，开设过专业英语、专业法语、古英语、英语史、拉丁语、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英国文学、莎士比亚研究、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莫里哀专题及汉英翻译等课程。 　 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他还记得第一次上李先生欧洲文学史课的情景：铃声中，先生准时出现在教室门口，向学生微微鞠躬问好后，说：“Comrades，letmetellyouasto?ry，averyshortstory．（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小故事）” 　 故事是关于古希腊诸神的。在李肇星听来，“先生的语言简洁流畅，语调平缓，并无刻意的抑扬顿挫，但在平实之中充盈着高雅。我和同学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原来，美好的学问竟可以这样朴素。” 　 多年后，李肇星作为外交官多次见到英国女王，他发现，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皇家英语”或“钦定英语”（Queen’sEng?lish）竟也以这般简洁为美。很自然的，他“不禁又忆及李先生的‘小故事’”。 　 李赋宁对于英语发音的要求应该是相当苛刻的。他留学耶鲁时，以英语好而名世的林语堂来耶鲁演讲，李赋宁的评价居然是：“他的英文虽然写得很地道，但英语语音、语调却不很好。” 　 这是一种天赋，李赋宁从小就已显现出来。11岁时，他随家从西安迁到北京，转学到北京的小学上学。老师让他站起来朗读课文，他用陕西话，同学们纷纷举手，指出他的发音错误。他心里觉得委屈，再去学校时，整整一周不开口说话，当他再次开口时，竟全是标准的普通话了。 　 许多回忆李赋宁的文章都怀念曾经有过的那个年代，中国英语学界人才济济，除了他，还有杨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查良铮（穆旦）等大家，“如今，那一代英杰都逝去了”。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 　 “这就是绝配！”后人感叹。 　 英语算不上好的我，曾听过被李赋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式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惟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兴意盎然。 　 想来王教授也该到离开讲台的岁数了，不知道现在的学生们，是否还有幸聆听纯正而怀旧的英语。不是为了运用，多数人也许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步，而只是为了在自己这一生中，有这么一次能感受到除母语之外另一种语言所散发出的逼人的魅力。 　 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 曹靖华：苏联文学和那个年代 曹靖华（）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散文家，“五四”以来中国译介苏联文学的前驱者，鲁迅和瞿秋白的挚友。 　 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苏联文学寄托、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爱与恨、青春与梦想。那些伟大的抱负、坚强的个性和敏感的灵魂，通通在译成中文的俄文字句里找到过共鸣。 　 对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问一句，还记得《铁流》、《虹》、《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吗？对于他们的子孙辈，问一句，这些小说可曾读过？ 　 对于父与子不同年代的人，同问一句，那个和绥拉菲摩维奇、瓦西列夫斯卡娅、拉甫列涅夫、阿•托尔斯泰、卡达耶夫，以及整个苏联文学相连的中国名字，可曾记得？可曾知道？ 　 一个年代结束，一种文学淡出，一个国家消失，一个名字飘落———曹靖华，一如他自己的散文《飞花集》。 　 一位研究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过一本1931年由曹靖华翻译、瞿秋白代译序言、鲁迅编校并自费印刷的初版《铁流》。这个版本仅印了1000册，当时又是禁书，能保存下来，弥足珍贵。 　 书的内封上，写着6个钢笔字“心爱的书之三”，落款“冯凭”。其后的两张扉页上，有一段同样字迹的“写在《铁流》前面”：《铁流》一出版，就“受着广大群众的热爱”。他也买了一本，两年间，此书跟着他“在日机的炮火下逃过难”，他却一直未曾认真阅读。1934年，国民党颁布禁书条例和禁书单，《铁流》被“明令禁止”，这反而促使他认真地读起此书来，结果发现这“绝非凡品”，而是“明珠”，是“有着绝大意义的一本书”。阅读中，这本书却被人拿走了，于是他“好似丢掉了恋人一般，终日念念不忘，大有废寝忘餐之概了”。后来，此书经过一番周折又回到手中时，他感到如见“久别重逢的故人”，“在半空中悬挂着的一个心，才算落到实地，嘴里不由地说了声‘我的天，你到底又物归原主了’”。 　 著名的江姐和不那么著名的丁佑君，都是被敌人虐杀的蜀中女杰。研究者称，她们有一个共同的榜样———娥琳娜，苏联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她们都曾和自己的女友一道买过、读过、讨论过曹靖华翻译的这本书，都为书中娥琳娜落难受辱而始终不屈的形象所震撼，都立志一旦同样的考验来临之时自己要像娥琳娜那样坚强。 　 曹靖华的译笔被赞叹为凄清而华美。评论者说，读过此书的人们恐怕对书中的大部分情节早已淡忘，但相信这样一个场面是决不会从他们的记忆中轻易抹去的： 　 “这时月明如昼。月光把全世界都变成了一块天青色的冰块……一个裸体女人在通往广场的路上跑着。不，她不是在跑，她是向前欠着身子，吃力地迈着小步，蹒跚着。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一个德国士兵在她后边跟着。他的步枪的刺刀尖，闪着亮晶晶的寒光。每当女人稍停一下，枪刺就照她脊背上刺去。士兵吆喝着，他的两个同伴吼叫着，怀孕的女人又拼着力气向前走，弯着身子……这就是她，娥琳娜。” 　 曹靖华译笔下的另一个场面同样难以磨灭： 　 一艘白匪的小船向荒岛驶来，中尉奔向小船，在他身后，玛柳特迦毅然地举起了枪。应声倒下的，是她的爱人，也是被她击毙的第四十一名白匪。 　 抗战时期，从太行山区敌人包围中出来的革命青年把一本油印的苏联小说《第四十一》送给译者曹靖华，告诉他，战士们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惟独这本书和枪留在身边，或者冲出重围将它们带走，或者同归于尽。 　 而今，人们评价，尽管苏联解体，政治地图发生巨变，这部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文学作品却依然闪耀着光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外国文学编辑孙绳武在不久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把当年的翻译编辑工作称为“替人民过滤‘不良’文学”。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对苏联文学介绍的分量大，现在看来，“也许有些二三流的作品不介绍过来也可以，算是做了一些多余的工作”。 　 如今，那个年代不再。然而那些“优良”的苏联文学，永远值得怀念。每当这时，就不能不想起曹靖华。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李济（）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 　 他有一个梦想。 　 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 　 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对记者感叹道。 　 据说，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蒋天枢（）字秉南，江苏丰县人，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 　 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陈序经：校长今安在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1928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兼文化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于一身，学贯中西。历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 　 岭南大学康乐园，以及后来迁址这里的中山大学校园内，曾有这样一个身影，手里拿着拐杖或是雨伞，在绿草红房间信步而行。路上见着教授、职工或是工友，微微地点点头，笑一笑。 　 实验教室里的水龙头没关好，若是窗户开着，他便贴到窗前，伸进胳膊去，尽力地用手中的拐杖或雨伞去够龙头，折腾一番，终于把水关好。然后，拍拍手，满意地离去。 　 有时候熟门熟路地走到某家串门，而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校园里散步，像一个园丁在关照自己的园子。 　 康乐园真是幸运，一度拥有过像陈序经这样出色的“园丁”。这位奇才没有选择政坛作为自己耕耘的田地，而是选择了大学校园。上世纪30年代，他曾婉拒广东省教育厅长的职位。抗战胜利后，鉴于他在侨界的名望，同乡宋子文曾力邀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二拒。1949年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请他当教育部次长，他三拒。 　 然而，这个一生淡泊官场名利的人却有着极出色的统筹领导才能。1948年受聘岭南大学校长后，他为南国请来了国学泰斗陈寅恪、数学大师姜立夫、中国临床放射学创始人谢志光等许多名满天下的学者，还邀请一大批从国外归来的新锐到校执教…… 　 上世纪50年代，陈序经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成为朋友后曾对他说：“当初岭南大学聘请到十数名一流的教授，每个人都是我亲自去请的。”后人感慨：无法想像，如果把这些名字去掉，广东的学术文化会是怎样的图景。 　 陈序经与陈寅恪，二陈的交往掌故历来为人所称颂。陈寅恪的传记作者怀着一种深深的感念写道，陈序经是陈寅恪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 　 这种“知音”，是二人认同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灵契合。以至于，校长陈序经特许教授陈寅恪除授课外，不参加校内的任何活动。事后看来，这样的关照卓有成效地保护了陈寅恪晚年的学术创造。 　 陈序经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我这个校长，是为学校、为教授服务的。后人回忆，这样的校长，以教师为友，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信赖这位朋友的帮助。 　 他的女儿陈穗仙告诉记者，当年在康乐园东北区的那栋小楼里，从来就不缺为了各种事情来找校长的教职员工，“父亲从来不摆架子的”。她对父亲每日的散步也记忆犹新，“他总是到处去看看，了解校园和教职工的情况。他管理学校不是靠汇报，而是靠自己去看、去串门。” 　 陈校长乘车外出，沿途无论遇到学校出来的教授、干部，还是工人，只要车上还有位子，他都让司机停下来，请上车，顺路送一程。 　 当年陈序经担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法律系主任燕树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只得亲自当街摆卖家私杂物，引起轰动。陈序经得知后，设法给燕树棠送去钱，还打躬作揖地恳求：“以后不要再当街摆卖了，没有钱可以告诉我一声。” 　 在这里，作为“领导”，陈序经维护的是教授的尊严。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位大教授。上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在全国引起一场关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他的东南亚古史研究，影响尤为深远。 　 陈序经评价自己一生“只是一个教书的”。后人评价：他是个永不失厚道的教书匠。“优容雅量”一词，是他一生为人办事的写照。 　 一位曾在中大轰轰烈烈领导过数次“运动”的前副校长1957年回中大接受审查时，与陈序经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他对陈序经说：“你有涵养。”陈序经回答：“我还须学习涵养。高等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一般比较复杂，权力心比较淡薄，但也有其自尊心，甚至有怪脾气。与高等知识分子打交道，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要有涵养。尊重对方的长处，不须过分强调对方的弱点。” 　 几天前的一个下午，雨后，中大校园内陈序经曾经住过的小楼显得破旧而落寞，而去年新立的故居石牌在阳光下有些反光，竟然看不大清楚。 许崇清：独立之思想 许崇清（）广州人，教育家，华南教育界元老。 　 中山大学东北区8号是老校长许崇清的故居，这座二层红砖小楼曾给他的儿子许锡挥留下过许多回忆。 　 站在客厅，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许锡挥念念不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中大党组学习小组来许家学习，讨论到正在流行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许校长一听，马上从客厅起身，噔噔跑上二楼，翻出一本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捧在面前，一边走下来，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说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许崇清的意思是，这不应成为一句为“整”教师而被误用的流行语。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却由于错误的翻译而被用来为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服务。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许锡挥问父亲，你就不担心吗？许崇清只回了一句“做事不能走邪门歪道”。 　 “看起来只是文字翻译的问题，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面对记者，许锡挥感叹，“其实，直到现在这句‘名言’的翻译问题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许崇清有足够的“资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早年留学日本的十余年间，他专攻教育哲学，并因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哲学的许崇清却对数学颇有兴趣，他曾经在考试中撇开标准方法而用自己独立琢磨出的思路解开了方程，以至于教授惊喜地给了他102分。 　 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热衷，使这个学教育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17年，他在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中，使用“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作为论据，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许锡挥看来，最早介绍相对论也许是个偶然，但许崇清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居然敢“批判”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却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1956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辩论，大的方针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很多人主张在后面加上“因材施教”，许崇清再次“逆风向而动”，反对将“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论述。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也许他不对，”许锡挥轻拍着刚出版的《许崇清文集》说，“但这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独立的思想，所以他要表达出来。”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奇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何廉：经济学一叶 何廉（）湖南邵阳人，经济学家，最早将指数研究引入中国，“独开风气之先”。 　 小蒋有些茫然地在纸上胡乱写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简称NKIE（NankaiIn?stituteOfEconomics），同屋伸头过来，不解地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写错了，大哥，耐克（美国著名运动品牌）应该是NIKE。” 　 不久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小蒋看到一篇文章：《他们为中国播撒市场经济火种》，作者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活跃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的赵晓。文中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其中一段话引起了小蒋的注意： 　 “事实上，早在1923年，云集哈佛、耶鲁、牛津等经济学‘海归’博士、类似于今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已正式开张，其以民间编制的‘南开物价指数’享誉全球。但是正如这个研究所的领头人何廉的传记著作封面上飘零的一叶所象征的———这一切注定不过是乱世飘零的一叶而已，不会留下多少痕迹。” 　 竟有如此“牛人”？何廉是谁？小蒋检索自己的记忆，没有丝毫印象。他到学校图书馆查找，发现只有三条目录：旧报刊室收藏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统计季刊》（），曾发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等文章，这个季刊“是解放前经济理论界有影响的刊物”；库本阅览室收藏的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1935年由上海国立编译馆出版；《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封面是淡淡水纹和落叶———这便是赵晓提到的那本何廉的传记著作了。 　 如果南开经济研究所当年真有“享誉全球”的影响，现存何廉的资料显然不足以匹配。带着疑惑，小蒋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居然也只有四条，除了上述三条以外，还有一本1930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何廉、方显廷合著。 　 他不甘心，又借同学的账号登录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数字图书网”的超星数字图书网，点击图书检索，结果，“找到与‘何廉’相关的数字资源0个”。 　 其实，就连“何廉”这个如今几乎被遗忘的名字，得来本就是一个偶然。根据《何廉回忆录》，他到长沙的邵阳中学念书时，开学已一个月，要想注册，只能补一个上报了名字但没来报到的名额，此人名叫何廉，于是他便以何廉之名入学，“其后一直未能改过来”。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名字和马寅初、刘大钧、方显廷并称为中国四大经济学家，声震海内外。 　 1926年，何廉从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推进经济学教学“中国化”，倡导开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 　 一时间，“南开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的称誉”，该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 　 1948年短暂出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后，何廉赴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病逝于纽约。 　 当年在南开，何教授的名言是，每逢放假停课就叹气：“唉，又放假了。”传道授业意犹未尽之情溢于言表。而他过于专心工作，一次竟无意识地提着正冒热气的水壶去浇花，一时传为笑谈。 　 何廉被称为“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他曾领导了对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通过调查他深感研究农村经济的重要性，认定“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经济建设或经济复兴的问题，我以为首先的是赶快设法增进农产，复兴农村”。 　 这些观点让小蒋感到震惊：原来七八十年前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意识到了近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热门话题的“三农”问题，并付诸研究实践。 　 本科读中文的小蒋原来一直有种信念，经济学除了数字、公式和模型外，还应该有更人本、更“经世济民”的内涵。这一次，他又深切地体会到，在“经济学热”的此时此地，中国的经济学起码应该保存更多的记忆。 　 然而，中国经济学史上这色彩斑斓的一叶，毕竟已过早地“飘零”了。他无奈地发出一声叹息。 张元济不可追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中国最富实绩和最具声望的出版家。 　 这是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幕： 　 冬日上海，阴霾的天空下，“飞灰满天，残纸堕地”。商务印书馆所印书籍、商务印书馆所设立的东方图书馆及涵芬楼之藏书，顷刻间化为灰烬，焚余纸灰飞达十数里外。时人回忆，“空中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 　 时间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商务印书馆被日机投弹焚毁，东方图书馆遭日本浪人纵火。 　 纸灰飘到与商务印书馆隔了半个上海的张元济寓所，这位商务的董事长望着长空，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张元济编纂《涵芬楼烬余书录》，在序中表示，取“烬余”两字，意在“志痛”。 　 敌人的言行证明了商务印书馆的价值。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经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然而，张元济在给胡适的信中明确传递了商务复兴的决心：“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尤不止于一篑。设竟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事实是，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论是在遭此劫难之前，还是经过劫后复兴，一直是近代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涵芬楼发展而成的东方图书馆，藏书逾50万册，为当时全国图书馆藏书量之冠，涵芬楼更是藏有大量善本珍籍。 　 研究者称，商务印书馆“规模之大、附属机构之多、经营业务之广，在世界出版业中绝无仅有”，而它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如同现代学术史上的北京大学一般。 　 叶圣陶曾说过：“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画等号。从1902年进入商务起，从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到董事长，正如叶圣陶所评价的，张元济“把商务看成是他的终生事业”。 　 张元济与商务创始人之一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并曾在诗中写道：“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他的这一抱负，使得商务印书馆成为1949年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教材出版机构，并且是奠定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主要力量之一。 　 康有为赞誉“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复的译著（包括《天演论》再版）和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大多是在张元济主持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完成了工程浩大的古籍整理工作，得到民国学术界、出版界的极高推崇。《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都是由他亲自选择版本、整理校勘后付印的。 　 张元济的人生可谓传奇。他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点为翰林。1898年，朝中大臣保荐，称康有为、张元济等为“维新救时之才”，光绪帝遂在颐和园召见了二人。 　 1949年9月，毛泽东邀张元济同游天坛。毛泽东询问戊戌变法的情形和光绪召见时的礼仪，张元济一一作答。当晚，他对儿子张树年说：“我活到耄耋之年，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见过孙中山，见过蒋介石，今天又见了毛泽东。” 　 由于被认定是“大老板”，张元济在1927年曾被一伙绑匪劫持了整整6天。在写给朋友请帮忙筹款赎人的信中，最后居然是“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而诗意相当平和幽默。6天中，他又陆续作了10首绝句，脱险后编定为《盗窟十诗》，分送友朋。其中写到“邻家笑语”、“池塘鸭子”，自认为是在“领略天趣”，全然一副镇定自若的风度。 　 张元济是大手笔，他妙手偶得的两个词，竟然就成为现代汉语的约定俗成，沿用了近百年。据张树年回忆，父亲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至今，“夏士莲”仍是中国市场上的畅销品牌之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商务印书馆老编辑、对馆史素有研究的陈应年慨叹：“今天中国的出版界，没有一家能跟当年的商务相比！” 　 一位对中国出版史研究颇深的学者，参观建在海盐的张元济图书馆后留言：“张元济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 王芸生（）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汗和泪都有，滴在日记本上。然后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来。”王芝琛回忆说。 　 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来人透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王芝琛说：“后来我看了，简直是心惊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报头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诉过王芝琛，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报》批倒批臭，无产阶级新闻观就立不起来。 　 王芸生晚年极为悔恨自己参加了那场对《大公报》的“围剿”，尤其涉及对前任总编辑张季鸾的评价。他说：“对季鸾，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他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这个在生命尽头认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里那支“仰扶轮”之笔，影响过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送检。《大公报》拒绝，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社评《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购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当天蒋介石就罢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丑闻则引发了昆明、遵义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 　 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小官员都知道，蒋委员长每日必读《大公报》，办公室、客厅和卫生间各放一份，以备随时翻阅。因此，许多军政要员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总希望在《大公报》上露露脸，不少要员甚至亲自带上红包登门拜访总编辑王芸生，但无一例外遭到严词拒绝。戴笠派人送的重礼，甚至被扔出了家门。 　 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 　 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政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批评。1945年11月，他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次年4月，他又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两日后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据王芝琛介绍，在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之前，曾专门请人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其中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当时他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上世纪40年代曾有人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大公报》的理念之所系。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泽东。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罗念生（1904年～1990年）四川威远人，具有世界声誉的古希腊经典著作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他穷毕生之力完成了近千万字的翻译和文论。 　 几天前，筹备近10年的10卷本《罗念生全集》终于出版了。但百年诞辰的罗念生依旧寂寞着。 　 当下，正在热映的好莱坞史诗巨片《特洛伊》，突然激起公众对古希腊的某种热情，但人们不会想到，特洛伊、海伦、阿喀琉斯，这一个个美妙的名字，全都出自罗念生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古希腊语专用名词译音表》。 　 老人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完全沉浸在“原汁原味”的特洛伊战争中。他首次尝试用汉语新诗体，翻译古希腊原文《伊利亚特》。 　 罗念生的一生，只有一个单纯的主题：古希腊。他的成就让雅典科学院折服。他们将“最高文学艺术奖”的殊荣，授予这位中国老人（迄今为止，全球只有4人获得过）。在答谢辞中罗念生说：“每天早上，我展开希腊文学书卷，别的事全部置诸脑后，我感到这是我生平的最大幸福。” 　 出川赴京，就读于清华学校的那个弱冠少年，第一次念的英文课本就是“阿喀琉斯”大战“赫克托耳”———这是英译本的《伊利亚特》；留学美国，在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他攻读的是古希腊文学和英美文学，并开始尝试从古希腊原文翻译悲剧作品；作为第一个留学希腊的中国人，他在雅典学院选修了古希腊戏剧、建筑、雕刻和雅典城志。 　 回国后，罗念生将翻译和研究古希腊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在避乱的平房里、昏暗的油灯下、躲警报的间隙中，翻译仍是他每天固定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个“反动学术权威”仍抱定一条宗旨：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他就跟着他们出去“运动”；来抄家，他也“配合”他们的工作；但只要他们不来，他就一头扎进他心爱的古希腊翻译。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而在他自己的“戏剧”里，最重要的“道具”就是那张伏案翻译的书桌。那是一张小桌子绑了几块床板做成的加宽书桌，上面摆满了他的书和稿纸。 　 每晚，桌前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院子里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于是老人离开书桌，凑到窗户跟前，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他一生充盈着古希腊，用古希腊著作的精神来面对世界。儿子小时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腊的；和友人聚会，他讲的笑话全部不出古希腊；好友失恋要自杀，他劝好友：“去看看《俄底浦斯王》吧，你会明白人的意志多么宝贵。” 　 罗先生是个安静的人，但他曾有两次不顾一切地大喊。有一次，当大家讨论怎样把莎士比亚戏剧搬上舞台时，他当众喊道：“你们为什么不重视一下希腊戏剧呢？”还有一次，他重访希腊，朋友请他到海边游玩。他突然离座，撇下手杖，颤巍巍地小跑到浅滩上，把手浸进海水里，突然高举着湿漉漉的双手朝这边高声喊道：“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我沾到爱琴海的海水了！” 　 罗念生的长子罗锦鳞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曾导演过多部古希腊悲剧。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更像是一个演员。他说起当年自己劝说父亲不妨去争取一些头衔和荣誉，他父亲凑近他，说：“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此时，罗锦鳞似乎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他凑近了我，带着一种混合着顽皮、满足和欣喜的神态———我相信，这就是当年他父亲对着他时的神态———向我模仿道：“我不要那个，那个是虚的。” 　 18世纪，德国艺术史大师温克尔曼称，古希腊艺术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6月19日，在“罗念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罗念生全集》首发式”上，后辈学人说，这其实也正是罗先生一生的写照。 马相伯：一老南天身是史 马相伯（）江苏丹阳人，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出生即受洗为天主教徒。耶稣会神学博士，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 　 从一场战争到另一场战争，这就是马相伯的个人史：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持续，马相伯逝世。 　 百年间，他从容游走，留下一所享誉中外的大学和一个高山仰止的背影，正如柳亚子诗云：“一老南天身是史。”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作为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1902年，他以“中西大学堂”理念，创办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而震旦学院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震旦学院最著名的校友，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1904年，这名被清廷通缉的陕西举人，化名“刘学裕”入学。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引发“震旦学潮”。马相伯明确表示同情学生，并于1905年在吴淞另立复旦公学。“复旦”之语，出于古诗《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之双重寓意。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如果仅有一所复旦，马相伯或许不会作为一种象征，赫然出现在中国最流行刊物的封面上。举国上下对他的关注，还在于他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 　 面对如此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一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的这些“叫声”。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华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爱国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