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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看到大多数的答案都在吐槽@了了和@卢思行，并没有怎么回答题主的疑问。所以我还是想针对这个问题说一下。&br&&br&自从80年代百忧解上市以来，抗抑郁药物的效果就一直在被质疑，这些年来关于抗抑郁药的安慰剂研究也不断有人做。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抗抑郁药物并不比安慰剂的效果好多少。但是，这类研究也常被人质疑。比如近来常被引用的Irving Kirsch的paper（此君2009年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本书，The Emperor's New Drug-皇帝的新药，专门抨击药厂和抗抑郁药），就被质疑只做单一药物与安慰剂的对照组研究。但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在服药的开始阶段会尝试不同药物的不同剂量，甚至联用几种药物，在找到最合适的组合后再决定长期服用。如果研究只考虑一种药物，那么会将抗抑郁药的效果低估。还有人发现，自从80年代以来，对照试验中安慰剂的效果每年都在上升。因为从前的实验对象都是从医院招募的，抑郁症状比较严重。但现在的实验对象是通过广告招募的，而重度抑郁症患者通常连打广告上的电话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想做。所以来参加的人抑郁症状都比较轻，往往会夸大症状以获取实验的报酬。因而有人质疑，安慰剂的效果被夸大了。此外杜克的Andrew D. Krystal的研究还声称，抗抑郁药物和安慰剂对于大脑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br&&img src=&/e180c1e0f892dbf325bf37b_b.jpg& data-rawwidth=&255& data-rawheight=&39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55&&（《皇帝的新药》一书的封面）&br&作为一个做心理学相关工作的，我想说，心理学要算所有医学中最不靠谱的学科了。人类对于自己的大脑知之甚少。诸如心血管、免疫性疾病都可以清楚地观测，并有明确的病理学解释。但是，精神性疾病，特别是抑郁症非常复杂，以人类现有的知识并不清楚它的成因是什么。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神经递质假说，它认为抑郁的原因在于突触间隙的神经递质的活性和浓度下降，但并没有绝对的证据可以确切证明这个假说。而当下市场上的抗抑郁药物都是据此设计的。&br&&br&&b&不过即便是安慰剂效应，能有40%以上的人抑郁症状有所好转，也是相当不错了。抑郁症患者有必要尝试要抑郁药物，毕竟这是人类对抗抑郁为数不多的有效方法了。&/b&各种心理疗法，比如CBT，IPT之类的，也并不比药物有效多少。而相比心理咨询或者治疗，药物的价格更低，所以更加cost-efficient（花同样的钱获得更好的效果）。其实中国的中医也是如此，虽然美国的学者大多认为针灸（acupuncture）不过是一种安慰剂，但是即便作为安慰剂，针灸的效果也是非常出众的，所以诸如美国陆军这样的官方机构也会引入针灸师进行诊疗。&br&&br&此外，题主似乎还对药物治疗和自然缓解的生理差异有所疑问。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也是没有确切解释的。不过按照单胺神经递质假说，有的药物可以阻抑神经递质再摄取，有的进行拮抗作用，使突触间隙的递质水平升高而缓解抑郁症状。药物的作用在于直接作用，从而加快这个进程。就好比一个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政府可以放任，这样好几年以后国家的经济也就会慢慢恢复了。同样，政府还可以选择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增加投资促进消费，这样便可以加快经济恢复，这和抗抑郁药的角色是差不多的。有时候，一个国家遭受经济危机，如果恰逢外患，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可能垮台（比如晚明），这个时候政府干预就很重要。同样地，抑郁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抑郁症患者许多时候人际关系、甚至经济状况也是一团糟，这个时候，药物干预或是心理治疗就很有必要了。&br&&br&&img src=&/aee7d2e985_b.jpg& data-rawwidth=&341& data-rawheight=&339&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41&&(抗抑郁药物对于神经递质的作用)&br&&br&须知，人之心理，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不仅仅是大脑皮层、中脑，还包括丘脑和各种激素的作用，心肺状况也会对情绪产生影响。非止如此，一个人生活的环境、乃至和身边之人的关系也极其重要。&b&这些从内而外的种种层面之间协同作用，相互影响。所以如果这个系统发生了紊乱，我们从不同的层面介入这个系统，都会影响到系统的每个层面。&/b&比如药物通过改善神经递质水平，而让抑郁情绪不那么容易产生，那么病患的抑郁情绪减轻，便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协调好人际关系，抑郁也就不容易复发。再比如认知行为疗法的心理咨询师，通过矫正病患的不合理思维，来影响他的实际行为，积极行为让他的生活更顺遂，自然引发抑郁情绪的事情就少了，神经递质水平也会恢复正常。
看到大多数的答案都在吐槽@了了和@卢思行，并没有怎么回答题主的疑问。所以我还是想针对这个问题说一下。 自从80年代百忧解上市以来，抗抑郁药物的效果就一直在被质疑，这些年来关于抗抑郁药的安慰剂研究也不断有人做。确实有一些研究显示，抗抑郁药物并不…
对的。&br&&br&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定价=边际成本。而软件市场是符合这个规律的。&br&&br&譬如：&br&&ul&&li&以前，杀毒软件还是几家厂商的寡头竞争的时候，是收费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购买别家的引擎推出自己的杀软，杀软市场变成了竞争市场，于是乎，杀软就都免费了。但是对于企业级和高阶的安全防护需求，这个市场仍然是垄断竞争或者寡头的，所以还是收费的。&br&&/li&&li&还有，记得刚有电子邮箱的时候，许多邮箱服务都是要收费的。后来，几乎每家门户都推出了自己的电邮服务，市场变成了竞争市场，于是乎，免费了。&br&&/li&&li&对于App市场，也是同理。一开始，许多app都是需要付费购买的。但是2012年以后，免费+内购的模式就大行其道了。只有那些独树一帜的app，如MonumentValley或Clear，才有资本要求用户付费下载，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无法推出同样水准的app与之竞争。&br&&/li&&li&还有网盘。一开始许多网盘都收费，之后各家公司都推出网盘，一时间网盘产品多如牛毛。许多网盘不仅免费，还声称提供数以T计的空间。使得付费的网盘无人问津，纷纷免费。&/li&&/ul&在竞争市场里，你推出一款产品，竞争对手也能推出同样的产品，那么势必只有降价才能获得竞争优势。如果你不降价，别人就会降价。别人降价，你不降价，钱就给对方赚了。就像别人的杀软免费，你的杀软收费，那么你的软件就一份都卖不出去，一分钱都赚不到。最后只有每个竞争者都降价，直到达到产品的边际成本。这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点所在。&br&&br&在这里，还想说明一下大厂商的作用。&br&&ul&&li&有些先期投入的成本，如软件的研发成本，测试成本，还有场地的租用和人员的招聘成本。对于大厂商来说，相较于他们上亿的营业额，只是一个小数目。而现在的业态对于创业公司也很不错，有实力的创业团队总能找到天使投资，同样可以帮助他们支付这一部分成本。&br&&/li&&li&其次，对于一个软件，其实边际成本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带宽成本，对于一些有视频的网站来说还相当不菲。还有软件的维护和更新所牵涉到的研发成本，也不是不可忽略的。但对于像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由于自己建机房，使得服务器的边际成本大大降低。而他们的软件或网站市场足够大，一个十几人的团队的产品，面向几千万人的市场，其边际成本也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br&&/li&&/ul&可以看出，如百度、阿里一般的大厂商和能烧天使投资人钱的创业公司，他们并不在意先期的成本。边际成本对于小公司不可忽视，而对于BAT来说，边际成本因为规模经济而趋近于0。这也就是中国的IT业为什么被BAT统治的原因之一了。&br&&br&最后，&br&&ul&&li&许多人提到，价格是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成本决定。殊不知，成本以及竞争就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成本越高，自然供给也就越少。卖方人数越多，供给量也就越大。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决定定价的，一个是完全竞争市场（卖方人数），一个是边际成本。&br&&/li&&li&还有人提到，软件免费其实是在卖附属品，所以价格不低。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如果把软件和相应的附属服务看作两种商品，就很好理解了。比如，QQ免费而QQ会员付费。我们把QQ和QQ会员看作两种商品——QQ免费是因为还有很多IM软件构成了竞争市场，如果QQ付费可能有些人就会转向ICQ或者Skype。但对于QQ会员，这种产品唯有腾讯才能推出（因为QQ是他开发的嘛），因此这个市场是完全被腾讯垄断的市场。这就是腾讯的厉害之处：通过免费的QQ创造了一个新的垄断市场，然后在这个市场中攫取利润。这也是许多公司“免费+服务”或“免费+内购”模式的意义了。&/li&&li&正因为软件具有边际成本趋于0的特性，所以才有“免费+服务/内购”的可能性。你不能指望小米免费送手机，然后提供付费服务。这样小米一定会亏损的。事实上，小米手机的定价也趋近于它的边际成本，同时小米还售卖各种周边商品，这和免费+服务的模式是有些相似的。同样的，也正因为软件的边际成本趋于0，才会有开源软件的存在，要不然那些开源软件基金会就都破产了。&/li&&/ul&&br&而现在，就连Windows10都可以免费升级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的。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定价=边际成本。而软件市场是符合这个规律的。 譬如： 以前，杀毒软件还是几家厂商的寡头竞争的时候，是收费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购买别家的引擎推出自己的杀软，杀软市场变成了竞争市场，于是乎，杀软就都免费了。但是对于…
这个问题我从小就非常感兴趣。&br&记得初中的时候读阿西莫夫的小说《基地》，看到小说里有一门学问叫做“心理史学”，大概说的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谢顿，将人内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作为参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模型。而那个科学家居然利用这个模型预测了整个银河帝国未来一千年的走向。&br&当时我就对此十分着迷，觉得这样的理论当真是叹为观止，寻思着现实当中有没有类似“心理史学”的理论，能解释人的性格、气质，乃至文化、习俗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呢？&br&&br&其实这类的论述早已有之，不过多是些哲学家或历史学家们不严谨的观点。&br&比如早期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儒家文化的保守决定了中国无法完成现代化。马克思也认为，与文化相关的上层建筑会作用于物质性的生产劳动。&br&但文化具体如何影响经济的呢，他们的论述似乎多是主观的推理，难以让人信服。&br&&br&再后来，我读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br&这本书正是试图建立一个框架去解释文化之于经济的作用（可惜是社会学框架而不是经济学框架）。&br&韦伯认为，正是新教徒的勤勉、注重现世的特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br&我想，韦伯大概是试图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尝试解释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了。故此，韦伯在社会学界的伟大也正在于此。&br&&br&这几年，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分支——文化经济学——兴起了，并且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现在俨然是经济学的热门领域之一。&br&这帮经济学家，就像阿西莫夫笔下的科学家谢顿一样，运用统计学方法，试图寻找一个文化变量与某个经济现象之间的相关性。&br&比如12年的一篇文化经济学研究，我就看到多次被引用：&br&Voigtl?nder, N., & Voth, H. J. (2012).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7(3), .&br&这篇文章大概说的是：&br&14世纪黑死病肆略的时候，德国，当时还叫神圣罗马帝国，其境内的一些城镇将犹太人看作是瘟疫的罪魁祸首，将他们绞死以求上帝宽恕。&br&而600年后纳粹德国，那些当年反犹最激烈的城镇，居然过了那么长时间，仍然是迫害犹太人最多的区域。&br&&img src=&/ea624ff39fea1a1d1cc46fc7_b.jpg& data-rawwidth=&530& data-rawheight=&43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30& data-original=&/ea624ff39fea1a1d1cc46fc7_r.jpg&&&img src=&/3e9bce886c7e86bd471677_b.jpg& data-rawwidth=&525& data-rawheight=&38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25& data-original=&/3e9bce886c7e86bd471677_r.jpg&&&br&在1930年代，就是这些城镇为希特勒投票最多，当地报纸上的反犹文章也最为激烈。&br&即便在600年中，有些城镇已经不再有犹太人居住，但当地的反犹情绪丝毫不减。&br&反犹活动根本不能给当地带来任何短期经济收益，反而因为缺乏犹太人建立的金融和交易媒介而严重损害经济。但只要统治者稍有纵容，这种反犹的浪潮便会死灰复燃。&br&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到非常吃惊——文化对于人类的影响居然如此惊人。&br&&br&还有一篇paper，The Modern Impact of Precolonial Centralization in Africa，by Nicola Gennaioli * Ilia Rainer *。&br&Gennaioli和 Rainer发现，在非洲，如果欧洲人到来之前，当地只有酋长而没有健全的中央政府，那个国家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最贫穷的。反之，如果有比较健全的政府，那个国家今天的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的发展也相对较好。&br&&img src=&/ede24f35bc6ff2fb13d8d546_b.jpg& data-rawwidth=&897& data-rawheight=&702&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97& data-original=&/ede24f35bc6ff2fb13d8d546_r.jpg&&图的横轴是政府在前殖民时期集权的程度，纵轴是90年代铺设的公路数量。&br&&br&而我觉得这篇论文的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东亚，特别是中国。&br&你们看看亚洲，凡是古典时代政府健全的，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在决定赶超西方时，总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保持极快的经济增长率，迅速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br&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虽然地理距离较远，但都属于中华文化圈。他们的资源、地理区位、政治环境都迥然不容。他们的经济奇迹恰好说明了：不是其他因素，而唯有文化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无论是独裁的蒋介石政府、强力的李光耀、还是港英治下的华人官僚，都可以有效地组织社会资源，迎接挑战，找到一条适合本地的发展路径。&br&反之，在荷兰人或西班牙人殖民之前，还是原始部落的印尼、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他们的经济发展则最缓慢，政府腐败不堪，国内问题重重。&br&而那些拥有比较健全政府的国家，比如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发展速度虽不及东亚国家，但也远超毗邻的印尼和菲律宾。&br&菲律宾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它地理区位不错，战后又有许多西班牙人和美国人留下的设施，和美国的关系又很亲密，可以说各方面都占尽优势。我记得有次听余英时先生演讲，他说1950年代去马尼拉参加童子军大赛，看到那里有不少楼房和taxi，而台北街上还全是黄包车，便觉得以后台北要是能像马尼拉一样就好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台北在每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马尼拉，这难道不是文化的优势吗？&br&和菲律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鲜，菲律宾15世纪以前还是原始部落，但彼时朝鲜学习中国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统。看看战后的朝鲜，经历全境的战争、和各方交恶被制裁、处于极北苦寒的山地因而粮食产量极低、毗邻敌国需要时刻保持大量常备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发展一定的工业，甚至制造核武器。菲律宾和刚果这样的国家可以做到吗？这难道不是文化的优势吗？&br&&br&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证明，文化因素不仅不应当被忽视，而且是影响经济社会的一个极其极其重要的因素。&br&相信日后，研究会越来越完备。说不定，有朝一日，真的会有像“心理史学”一样的大统一理论，得以解释从文化到社会的每个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从小就非常感兴趣。 记得初中的时候读阿西莫夫的小说《基地》，看到小说里有一门学问叫做“心理史学”，大概说的是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谢顿，将人内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各种因素作为参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模型。而那个科…
儒家的挑战者甚多。&br&&ul&&li&战国时，孔子便只是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道墨法三家，皆不再儒之下。《淮南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三书中，老氏和庄氏的思想也甚多。道法二家，与其说是挑战者，不若说是并驾齐驱者。&br&&/li&&li&到了东汉魏晋，清谈之风盛起，时人皆喜谈论黄老、庄老。儒道衰微，政治腐败，比之入世，士大夫们更愿出世。此时黄老庄岂不为挑战者。&/li&&li&南北朝时，佛教大兴，天台、华严、禅等宗门相继兴盛。如此情状一直延续至唐末宋初。武则天一朝，禅宗已然是独一不二的主流了。释家也不是挑战者吗？&/li&&li&到了晚明，马可波罗其后的第一批西洋传教士来华，对当时的儒者有不小的影响。虽然清代入主后迅速闭关锁国，但这些西学也姑且可以算得上是挑战者了。&/li&&li&鸦片战争以后，国力衰微，严复一辈人物吸收西学思想。这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是儒学数千年未有之挑战。岂非挑战者？&/li&&li&及至20世纪，民主思想、共产主义等等挑战者纷至沓来，儒学之主流已然不在了。&/li&&/ul&&br&按新儒学学者的观点，中国学术史有三次开合。所谓开，指的是学术开出新端绪、吸收新内容；所谓合，指的是消化这些新的思想，并且融铸而形成一套包容的思想体系。其开合如下：&br&&ul&&li&先秦两汉：孔子继往开来，重新开发道统——孔子后，希求诸子百家兴起。第一度开——孟荀努力，希求内圣外王之道，以求由开转合——汉儒复古通经，以学术指导政治，第一度合。&br&&/li&&li&魏晋宋明：儒学衰，玄学起，第二度开——玄学衰，佛学起，宗教信仰人生之大开——宋明儒学复兴，复活形上智慧，端正人生方向，畅通文化生命，第二度合。&br&&/li&&li&晚明以来：晚明三大儒由合中引出开——满清入主，文化歪曲，转而考据——考据成风，文化生命之闭塞僵化。&br&&/li&&/ul&以上便是中国儒学发展的脉路，可以看出：在清以前，其对于每个挑战者，儒学在开后，都会融汇其中思想，消化其中内容，而合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br&&br&故此，儒学不是没有挑战者，而是挑战者最终不能成为主流。而试论其原因，有下：&br&&ol&&li&儒学本身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不是一种西方意义的哲学。它说“天命下贯而为人性”，却不去探求这天是什么。是耶和华还是真主，或许对于儒者来说都无伤大雅。他们关注的是天命本身和人性的显发，是道德的教化和人生的修养，他们的内里有一种过程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传统。因此，外来的思想对于儒者来说，并没有一种如耶教和伊斯兰教般的根本冲突。譬如有宋一代，儒者言灭佛者少，言三教合流者多。&br&&/li&&li&儒学在宋以前，作为主流的时间极短。然而宋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它都是独一不二的主流。这其中的缘由则和唐末五代到北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有关：&br&&/li&&ol&&li&汉以来，中国社会渐次形成一种世家门第的社会组织模式。庙堂政治掌握在贵族和世家手中，世家之间、世家与皇权之间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制衡关系。这成为历代中央政府构建的基石。&/li&&li&然而唐末藩镇割据，北方经济生产停滞，而有黄巢乱，此后五代十国的纷争，世家门第的势力大不如前。到了北宋，官员的选拔又纯由科举产生，科举考试的内容也从诗词改为经义。这就让平民也更有机会通过苦读入朝为官。社会的人才流动更为迅速有效。这样，本来出自世家的职位现由平民出身的官员把持，世家门第则彻底瓦解。&/li&&li&因为世家瓦解、科举盛行，平民官员层出不穷，这样的庙堂政治又反过来助长了经义和儒学的盛行。这样形成一种由平民人才组成的、由科举制度维持的，由庞杂的中央政府统筹的社会组织体系。这样的体系就犹如一位巨人，而在这巨人身体的经络中贯行的气血，则是儒学。&b&儒道在宗教和哲学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事物，支撑着中央集权政府，而中央极权政府又支配着整个中国。&/b&&/li&&/ol&&li&最后，按照当下最为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审视中国，可以看到：&br&&/li&&ol&&li&中国之东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洋和岛链，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冻土，西方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和高原，南方是环境恶劣的热带丛林。中国几乎有如一座孤岛，四周几乎没有与之同等级的文明。而和唯一的文明印度之间，则隔绝了青藏高原和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li&&li&&b&在此种地理孤岛的情况下，周边落后文化的蛮邦与儒学接触会被改尊儒学。而&/b&&b&外来的先进或同等级文明和文化很难进入中原，影响中国文化。&/b&玄奘取经要西出玉门关，沿天山山脉，绕过克什米尔，方能进入印度。比之欧洲的中心罗马，沿色雷斯经北巴尔干，便是君士坦丁堡。坐船南下，便可远眺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这样，保罗才不用忍受舟车劳顿进入希腊传教，圣奥古斯丁可以抵达罗马教廷，奥斯曼和阿拉伯帝国可以占领巴尔干和伊利比亚。&/li&&li&另外，在西欧之内部，地理区隔却反而更多，亚平宁半岛和大陆隔着阿尔卑斯山，不列颠岛隔着英吉利海峡，伊利比亚半岛隔着比利牛斯山。如此，在各个半岛、岛屿之内，反而容易形成各自独特的文化和政权。也容易形成各自独特的思想体系。譬如自宗教改革往后，英国国教、加尔文和路德教派的分裂，地理区隔是一个重要原因。&/li&&li&反观中国，平原夹杂的丘陵，东西可以通过长江黄河来往，南北则有运河和大道。这样，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也更容易统合融汇。譬如神宗时，苏氏父子为蜀学，二程为洛学，但西蜀和河洛的学者却可以同在汴京各自开设讲堂，互相辩论。&/li&&li&&b&又因为少了地理关隘的阻隔，国家也就更容易统一，也极容易形成中央集权政府。集权政府更容易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法令和思想，正是宋以后的独尊儒术，造就了儒学的独大。&/b&&/li&&li&再者，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距离过远。阿拉伯人和西欧人在数千年间文化可以互相补足。但西方文明却全然无法影响中国。第一批西洋传教士在晚明进入中国，传播了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给当时的儒者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试想，如果中西的地离区隔更近些，是否西方传教士可以早三百年来华，并有更多的影响，这样是否中国的儒者也能像宋明理学融汇佛老一样，创造出一种融汇西方实证思路的学术呢？&/li&&/ol&&/ol&&br&我想，诸如这样的学术史问题，就如同一个庞杂的函数，有无数的变量，每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又有无数的自变量，这些变量之间就如同一张巨网，相互关系细密地交织在一起。故此，我们很难说什么是一个历史命题的最根本原因，什么是最重要的原因。&br&而我，唯有抱着戒慎的态度，在我的个人知识面上，试论一下罢了。
儒家的挑战者甚多。 战国时，孔子便只是诸子中的一子，百家中的一家。当时道墨法三家，皆不再儒之下。《淮南子》《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三书中，老氏和庄氏的思想也甚多。道法二家，与其说是挑战者，不若说是并驾齐驱者。 到了东汉魏晋，清谈之风盛起，时…
有宋一代，并没有忽视军事之发展。相反，自中唐五代以降，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使得宋兵的单兵素质颇高。不过究其军事贫弱的原因，有下：&br&1. 宋朝的兵权归于皇帝和枢密院，使得将官权力被制约，不能高效地领导军队。事实上，唐末藩镇割据以后，宋明清三代，领兵官的权力都被中央集权政府限制。而最近一次放权导致的便是北洋军阀割据。&br&2. 和唐朝盛世的武功相比，宋朝之差距在于——赵匡胤立国之时，燕云十六州归于辽邦，使得有宋一朝，没有好的铁矿和马场。不过即便如此，宋朝的重步兵也也能和金人的重甲骑兵抗衡，互有胜负。&br&3. 再者，因为燕云十六州的丧失，汴梁无险可守。这些本来汉人依据地势修筑的防御工事反而归于辽人金人。较之幽州的关隘险阻，汴梁唯有浅窄的拒马河可以驻守。所以，金人入关以后，一片沃野，可以策马直驱汴京。&br&相反，南宋抗元，依托长江防线，元人屡攻荆襄而不破。元人之强甚于金人良多，南宋之势比之北宋弗如，而南宋可据守元兵数十载，北宋一朝被虏二宗，皆在地理地势也。最后，元人进兵，也是取道大理入川，取道越南入两广，南北夹攻，方有崖山之败。&br&&br&中国历史，是处于中原的农业社会和处于北方的游牧社会交互的历史。二者之强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有如阴阳消长，此强彼弱，此弱彼强，此方科技的发展也带动彼方，彼方从中亚传入的技术也会影响此方。&br&汉与匈奴，五胡与魏晋，突厥与隋唐，辽金元与宋，后金与明，皆从此理。&br&故此，如果赵匡胤能在开国之初获得大理、西夏、幽州，那么其后人也不致如此艰难，不致有此一败（一如蒋介石）。相反，如果能建构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那么就不会在对辽和西夏的战争耗损国力，也不会放任完颜阿骨打和铁木真的崛起。那么成吉思汗之纵横欧亚大陆也就没有可能了。&br&&br&至于正面对抗成吉思汗一说，金人据有潼关-黄河防线，守御蒙人30年，若非宋元合兵，被南宋背后侵袭，也不致被灭。&br&试想，如果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那么纵然成吉思汗，想要攻破也未必容易。
有宋一代，并没有忽视军事之发展。相反，自中唐五代以降，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使得宋兵的单兵素质颇高。不过究其军事贫弱的原因，有下： 1. 宋朝的兵权归于皇帝和枢密院，使得将官权力被制约，不能高效地领导军队。事实上，唐末藩镇割据以后，宋明清三代，…
1. 从老子、到战国邹衍之阴阳气化学说，到《淮南子》《吕氏春秋》中将阴阳五行和四时变化、水土农事相结合，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至此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极其形而上学的宇宙论观点。&br&而《黄帝内经》即出自这段时间，其将阴阳五行的变化印证到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五体当中，这套理论便成为了日后中医病理学的根基，历两千年，时至今日鲜有改变。其间，虽有张仲景、王叔和伤寒杂病、四诊八纲之论，孙思邈脏腑辨证之学，但对于病理学一道，推演居多，改错居少。&br&过多地被这种庞杂而艰涩的、形而上的病理学理论束缚，对更广阔的病理学的发现、发生和发展是不利的。&br&&br&2. 西方学术的逻辑性更强，注重演绎推理，自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到中世纪完结无有出其右者。时至弗朗西斯培根、伽利略之时，更是有注重实验的归纳方法。&br&&b&而在没有实验、不重证据的情形下，中医学虽然大家大师层出不穷，但每个中医学家往往扬弃前人的观点，并自己建立一套新的体系。每代中医学家往往关注同种问题，而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发现和研究新问题。&/b&&br&&b&而在循证医学中，前人通过严谨实验验证了的理论，后人便可以在其基础之上发展新理论，而不用重新思考其中的是非对错。当被证实的定理越来越多，那么新理论和新发现的产生就会越来越快。&/b&&br&&br&3. 试看医学之发展，古希腊与秦汉的医学各有千秋，或许中医略有不如。&br&但到了中世纪，具有完备理论体系的中医学说，比之充满了宗教迷信的中古欧洲医学，是要好一些的。&br&然而自文艺复兴以降，有培根氏之实验方法，基础科学不断发展，解剖学的不断进步，西医也在不断前行之中。&br&虽然18世纪时，西欧的海员们仍然使用无用且有害的放血疗法治疗坏血病（缺维C），在此时的中西医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但之后，随着基础科学井喷式的发展，解剖学的一个又一个发现，到了鸦片战争后国人开始面对世界的时候，已经发现中医落后西医非常非常大的一截，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br&&br&4. 中国人忽视解剖，解剖学的发展在中国十分缓慢。时至乾嘉道时的王清任，解剖尸体，绘《亲见改正脏腑图》，作《医林改错》，其中的解剖已然落后甚多且有诸多错处。&br&而在西方，每个解剖学的发现往往带来医学的大发展。前3世纪时，亚历山大的Herophilus就通过解剖一窥大脑的神经及卵巢和输卵管等女性生殖结构。到了13世纪，尸体解剖在西欧已然很常见。尸体解剖在14世纪末被搬上讲堂。16世纪中叶，Vasalius将解剖学作为医学生的必修课。他在1543年拼接成了第一幅骷髅骨架。同时代的Hieronymus Fabricus发现血液的流动是单向的，而William Harvey据此提出了血液循环学说的雏形。当下，凭借着高科技仪器的发明，人类可以检测各种大分子、元素、电流在人体中的变化状况。&br&中国不重视解剖学，有儒家伦理上的制约，也有学说本身重神不重形，重体不重用的原因。&br&&br&综上，过于形上的病理模型、学术生命中对逻辑和实验的缺失、解剖学的忽略是最主要的原因。&br&中医一如儒学、民俗等传统文化一样，在西方文明的进逼下，努力地寻求自身的价值。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注定充斥了批判、彷徨和舍弃的。但我想，国人唯有不妄自菲薄、抱着敬诚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方能将古人的艺术和学术传统显扬出来。
1. 从老子、到战国邹衍之阴阳气化学说，到《淮南子》《吕氏春秋》中将阴阳五行和四时变化、水土农事相结合，再到董仲舒《春秋繁露》，至此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极其形而上学的宇宙论观点。 而《黄帝内经》即出自这段时间，其将阴阳五行的变化印证到五脏六…
&a href=&///?target=http%3A///doi/abs/10.0.%23.Uf_Xp9Jmj5c&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Taylor & Francis Online
::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i class=&icon-external&&&/i&&/a&&br&这篇论文专门讨论了像译言和字幕组这类的网络翻译文化的迷群行动主义所担当的角色。所谓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就类似我们所说的粉丝。&br&总的来说，如字幕组、译言、东西这样的迷群有一定的公民性，它们不是商业化的，更像是开源协作项目，并构建着我们的公共空间。但是更多的政治参与在当下中国还有待时日。&br&&br&这里有一篇介绍的文章：&br&&blockquote&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成功的线上动员个案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Kony2012视频引爆互联网后，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的概念受到了很多媒体研究者的关注。迷群即通常所说的粉丝，年轻人们围绕一个或一类文化产品形成在线社区，时空上的区隔并不能妨碍他们在虚拟空间上表达看法，甚至共同发起线上线下的行动。这些社区构成了迷群行动主义得以成形的基础。&br&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的张玮玉和毛成婷在今年初的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以中国大陆过去五年间兴起的网络翻译文化为例，讨论了这种特殊的迷群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政治中的角色。&br&在社交媒体普及以前，关于迷群的新闻框架常常是负面的：媒体总是强调迷群成员怪异、疯狂和不理智的一面，将一些突发事故归因于迷群的骚乱。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的研究趋向正面，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迷群分享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将其称之为全球化下的非物质主义劳动者。总之，迷群既是具有变革潜质的社会能动者，也受制于其所追随的流行文化。&br&在中国的语境下，各种迷群兴起的前提除了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政权的放任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迷群的活动被认为是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为了进一步防止迷群的议题扩展到公民参与的领域，国家通过设置官方的流行节目和文化奖项，积极地将现有的迷群活动纳入自己的框架。&br&研究者把如今的网络翻译迷群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社区网络，包括东西、译言等文本翻译社区，和专职翻译外文影像资源的字幕组社区；第二类是传播类网站，比如公开课和视频网站；三则是发布译文的博客，比如译者。作者访谈了各个分类中的项目发起人与翻译志愿者，他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只有极少数是专职翻译。&br&大陆翻译平台的兴起源于受众对跨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游戏漫画到字幕组，从娱乐导向到信息导向，从完成单一任务到搭建跨国界与合作性的翻译平台。作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开课文化的出现是协作翻译模式转换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其巨大的受众群，使得以往各行其道的翻译平台间有了共同的传播目标，从而推衍出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br&作者通过访谈发现，翻译平台的协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非功利的动机，并看重自身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志愿者们更倾向于翻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话题，这也成为特定的翻译项目被认领的前提。访谈对象所指的兴趣，不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多多少少掺杂了公共意识。尽管大多数被访者在被问及从事志愿翻译的首要动机时，都选择了个人爱好而非公众利益，但是他们同时承认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事实上，很多被访者心中存在着一种责任意识，即“我，而不是别人，才是应该翻译它的那个人”；一旦接手了相应的任务，就有责任做好，而不是拱手“让别人把原文给毁了”。&br&相比之下，网络翻译迷群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外部效果预期则非常实际，他们从不寄望于几篇译文能改变大家的认知，甚至影响社会。很多志愿者相信网络开放，来去自由的理念，他们不会采用倡导性的手段要求他人去阅读自己的译文，而只是等待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分享。然而，虽然内容制造者本身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工作太多的公共价值，但公开课等却在客观上传播了开放资源与分享互赢的理念，有的内容甚至对于普及公民意识也有促进作用。这种开放网络的理念与封闭国家的控制间即使没有正面对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当国家试图用商业的逻辑去吸纳，用监管的逻辑去过滤可能引发迷群集体行动的流行文化区块，互联网翻译文化的非物质主义取向使得国家收编和阻隔的努力失效。迷群的行动被迫在实现价值和自我审查间寻求平衡，但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零件，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br&近两年，对互联网翻译文化的讨论存在着多个面向，有研究者发现迷群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社区的价值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不管怎样，翻译迷群与其他迷群在价值基础和行为模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代表着一种新的迷群行动生态。中国互联网迷群的内涵，也将在技术和政经因素的互动中得到丰富。 &/blockquote&
这篇论文专门讨论了像译言和字幕组这类的网络翻译文化的迷群行动主义所担当的角色。所谓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
武侠小说，自然写些侠义之事。&br&用梁羽生的话说，叫作“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br&&br&其中所说的“侠”正是这些小说话本被称为武侠的原因，也是读者喜爱它们的原因所在。&br&侠的概念，上溯《韩非子.五蠢》中“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到太史公《刺客列传》中“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再到时至今日《神雕侠侣》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又如电影人丁善玺之言“事不关己而奋勇向前”。&br&其中侠的概念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倾向——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扶危济困，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br&而这种倾向正和自古以来失意落魄的文人阶层的情怀相契合，诚如陈平原先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言：&br&&blockquote&可以说，武侠小说不以写实见长，而主要是一种写梦的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侠客形象，更是作家与读者“英雄梦”的投射。&/blockquote&&br&然而这种侠义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又被历代文人们加以不同的诠释，主要的还是被冠以当世的道德色彩。&br&一如《三侠五义》中，展昭保包拯，五鼠忠君报效朝廷，对抗反叛。其中的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现在读来固然有些许愚昧可笑，但明清的文人读来或有一种脍炙人口的感觉。&br&又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的爱情追求和个性解放，也正是当时殖民地香港的主流道德观。&br&&br&简而言之，凭借本事维持公平正义的文人侠客梦，加上当时时代的道德标准，就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要表现的“侠”的核心。&br&&br&再反观当下，一种凭借本事维持公正的侠客梦没有变化，但&b&当代的道德标准已从儒家礼法、个性解放转变为经济至上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和维持公正的利他主义存在一种根本的矛盾。&/b&&br&如题主所言，“物质欲望和精神需求的改变”之说是很有道理的。而这背后的原因有二：&br&&br&1. 在自由市场（比之从前姑且算是吧）盛行的今日，人们的梦想不再是劫富济贫、扶危济困的侠义，而是凭借个人奋斗谋得财富，是凭借个人情智在纷繁的酱缸中取得社会地位和关系。&br&今日中国虽有许多社会不公，但至少凭借个人的努力可以换来“小康”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没什么保障，但也足以让一个心态平和的人聊此一生，这在自古至今的中华社会是不多见的。&br&历史上，武侠小说盛行的年代，往往是乱世或者人们深感不公的年代。譬如唐传奇盛行于安史乱后的动荡年代。民国武侠小说家的辉煌也和当时不安的时局相关。60年代的香港、70年代的台湾、80年代的大陆都是各自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br&&br&2. 第二个原因是则是&b&小说受众群体的扩大，并从知识分子阶层转向社会中层以下的青年人。&/b&&br&过去的武侠小说受众是明清的文人、民国和共和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有着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家国天下的报复和情怀。这种士大夫精神的世俗化即是“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气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希求。&br&而现今，网络和移动终端的普及让小说成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青年的重要娱乐生活。因此网络小说中的武侠范畴也迎合着他们的需要。&br&不过，这些小说称之为“武功小说”、“武术小说”更好些，或是叫作“有武学背景的言情小说”。它们有武而无侠，不讲扶危济困，而说主人公凭借情智习得上乘武功，获得武林地位，揽得美人归。这也恰合了当今之世的主流价值观，故此流行也非意外之事。&br&&br&武侠小说的没落，在我看来，也如同旧时的严谨的学人、精益求精的匠人、精致却乏人问津的古典艺术一样，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逐渐隐没在了社会的喧嚣和轰鸣声中。
武侠小说，自然写些侠义之事。 用梁羽生的话说，叫作“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 其中所说的“侠”正是这些小说话本被称为武侠的原因，也是读者喜爱它们的原因所在。 侠的概念，上溯《韩非子.五蠢》中“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
一己之见。&br&&br&1. 国足正是当下的中国社会结构弊病的一种体现。而足球不似整体经济的状况可以被各种因素所蒙蔽，它的成果会直接反应在比分上——你踢得好就是好，技术和基本功不行，就是被其他队伍碾压。&br&&br&中国社会经过自78年以降的改革，形成了一种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吴敬琏说“中国经济是半市场化半统治的共同体”。&br&然而时至今日，改革便停留在此层面上难以进行。因为，&b&完全市场化，依靠市场机制，权力阶层便无法寻租获得利益；完全由依靠计划与集权，经济和社会欠缺活力，根本创造不了利益；因此只有在半市场化半统治的形态下，才最利于权力阶层获利，才最利于寻租，才有理由颁发各种审批、许可证、准入门槛...&/b&&br&在此种层面下，各方面的力量达到一种均衡稳态，这种半市场化半统治的形态则得以继续保持。&br&&br&2. 这些先暂且不说，说多了水表不保。且说中国足球，也和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一样，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中国足球自90年代中期开始市场化至今，将近20年。但市场化的时间越久，国足的水平便越差。&br&&br&省市体委和足协拥有不小的权力却又无法被监督，而俱乐部的老板拥有大量资本又控制着俱乐部的营收。故此，在足协和俱乐部之间，一方供给权力（比分）而需求金钱，一方供给资本而又需求比分。如果缺乏监督，这种供求关系便很容易转化为权钱的交换。&br&在这里，足协、俱乐部和夹杂在其中的球员、教练员、裁判一起，组成了一个链条。链条中的种种寻租关系正是国足水平低下的根源，如假球、黑哨、谎报年龄等。&br&&br&如果是否入选国青队，可以由球员的出价决定，那么青年球员必不精于技术。&br&如果比分可以事先说定，那么球员何必认真训练呢？&br&&br&3. 现在的中超联赛其实水平不低，看了一些场次，觉得节奏很快，也很激烈。许多球员在场上也挺有想法、挺有灵性，但给我的感觉，国内球员的传接球普遍不好，在一些身体对抗中也很吃亏。比起同样水平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甚至泰国，甚至都有不小的差距。&br&究其原因，青训以及日常训练这些最平常基本的环节都出了很大的问题。&br&&br&长此以往，中国足球便不只是“表病”，而是“外邪由表及里，侵入脏腑了”，是从上而下的问题。&br&&br&4. 看到国足，常让我想到了同治中兴后的洋务运动。因为腐败横行，大量公帑流入买办之手，而新军训练、新式军备更新效率极低，人员战力极差。以至于“师夷长技反受制于夷”。&br&中国足球也年年都说要学习法国、西班牙的球风，学习日本、德国的青训制度。在师法西洋的过程中，如果自身的弊病不革除，则任何努力与金钱都会付之流水。&br&而这周身的弊病，如果想要一一革除，恐怕还要五年以上的过程。&br&&br&5. 不过，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燕子去了还有再来的时候，国足败了，也是有再赢的时候啊。&br&至少，中超的外援会越来越大牌，流入足球的热钱会越来越多，微博上的球迷对国足的愤怒发泄也会越来越响亮。&br&足球和人生不一样，细胞减数分裂到一定程度就不行了，但我们有足够的人口基数，经济也在不断增长，距离全面现代化起码还有四十年的时间，任何东西即便是死透了，也还是有救的。&br&&br&6. 总之我还是很喜欢国足的，也很相信国足是有救的。&br&现在，我自觉看国足已经达到了一种“禅宗境界”，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国足赢球欢喜，输球觉得理所当然而无所悲了。。。。
一己之见。 1. 国足正是当下的中国社会结构弊病的一种体现。而足球不似整体经济的状况可以被各种因素所蒙蔽，它的成果会直接反应在比分上——你踢得好就是好，技术和基本功不行，就是被其他队伍碾压。 中国社会经过自78年以降的改革，形成了一种类似国家资…
曾几何时，在我们的文化语言中，繁复、精致、华丽总是和高贵相关，总能让人联想到地位、荣誉以及财富。&br&艺术也无出其右，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技法的高超，可以看到艺术品拥有者的品味、地位和身份。&br&譬如，洛可可式的繁复奢华的风格，恰能体现其工艺的高超，频繁使用东方的瓷器，恰能显露宫廷财富的富足。&br&譬如，明清的景泰蓝与珐琅彩，其精致的图案与色彩，其繁复，恰是别国的窑口所不能烧造的，恰能显示出景德镇御窑的功力和尊贵。&br&从路易十四的宫廷，到乾隆的私藏，甚至今天的中国富人新贵们，都希望通过繁杂的艺术体现自身的身份。&br&从文艺复兴时的雕塑家，到18世纪景德镇的御窑师傅，都希望通过繁杂艺术体现自己高超的技艺。&br&&br&但，到了20世纪，教育普及以及技法的成熟让当今的美术系学生也能画出过去大师的画作，流水线让成本降低，使得普通的中产家庭也能用上过去皇室才能使用的瓷器。&br&至此，设计不再关注技巧转而关注功能，关注产品如何更好的满足人的需要。&br&&br&时至今日的极简主义正是如此，极简不代表简单，而是去除了多余的东西，余留下来的，或能完美地满足使用者的功能需求，或能给使用者带来一种人文关怀。
曾几何时，在我们的文化语言中，繁复、精致、华丽总是和高贵相关，总能让人联想到地位、荣誉以及财富。 艺术也无出其右，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技法的高超，可以看到艺术品拥有者的品味、地位和身份。 譬如，洛可可式的繁复奢华的风格，恰能体现…
题主所言“去除”，不知是从社会语言中去除，还是希望个人语言风格的改变。我想，若是后者，则没有什么不可取的地方。个人追求一种更清新自然的、自己更喜欢的语言风格，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好。&br&&br&况且，人为的改变也是有可能的。&br&譬如，中唐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正是他们不满于魏晋南北朝骈文的虚浮之风，而力求文章言尽其事。此种文风的改变正是人为的，历经由唐至宋的欧阳修，三苏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一种不同于六朝的风气。&br&历朝历代，任何社会变革皆伴随语言的改变。古文运动在于文人阶层意欲恢复儒统，试想骈文之句式，咏志尚可，想要言明文章经义甚难。因此伴随古文运动，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兴起，宋朝的文人官僚政府建立，有宋一代的气象也与前朝迥异。&br&同理，民国年间，中国正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面亟需西化，需要一种白话的、更通俗的方式去抒发个人主义的诉求、阐述西学思想与科学理论。新文化运动与民国白话则应运而生。&br&甚至于，自四九年以降，意识形态化的文风也是为了满足中央宣传的需要，而采用了一种“人民群众”式的语言，具有煽动性的句式和语气。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口号化，并通过央广以及大字报的形式以达到中央政府宣传之目的。&br&&br&综上，任何文风的改变都是人们切实表达的需要，或源自士人阶层而呈现于奏章，或源自中央政府而呈现于人民日报。&br&一味的改变，或“为改变而改变”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其背后皆有其需求。&br&言语文章之功用，在于表意。依托文章表意的需求，形成相应的语言。其或利于咏叹，或利于论述，或利于批判，或利于宣传...&br&不过，如唐宋的文人阶层之中的改变，以及四九年以后的文风变化，类似于一种“顶层设计”。而现今社会识字率今非昔比，人人皆是文字的创造者，“顶层设计”已不可能，而当代的言语将是多元化的，譬如王朔的京式风格，以及流行的网络语言。&br&&br&以上旨在说明言语文风改变的理路，但若论去意识形态化，我想这样的言语可以分成两类。&br&一类是普通的词汇，在红色时期提出并被使用，而现今实际已经内化到我们的生活中去，譬如“上纲上线”、“投机倒把”云云，这些词本身的能指和所指已然不同，其用来描述现在的物事没什么不可，尽可不必刻意去除。&br&另一类属于一些专有名词，这些专有名词的提法本身掩盖了事实，其中多关于历史、人物、政治。它们往往自身便带有褒贬之意味。如有些回答者提出“三年自然灾害”、“起义”云云。对于此类名词，最重要的则是秉承事实。我想随着毛时代影响的逐渐褪去，自史家以至庶人，当皆能清晰审慎地看待种种物事流年，语言的改变需求便自然而生。我想题主问题之提出正出于此吧。&br&&br&至于对于个人语言风格的改变，题主问题已自言明。要想用传统中文替代，那么就多接触多使用传统中文。不仅是传统中文，甚至是西文以及日文中汉字的用法，皆有可师法之处。&br&&br&语言文字承载着整个民族文化的传承，记得鲁迅有言“汉字不灭而中国亡”，但至今汉字与中国皆未亡，非但如此，中华语言还不断变化，既居庙堂之高，又处江湖之远，重新承载着我们汉家社会的使命。如此，还望各位有识之士审慎对待之。
题主所言“去除”，不知是从社会语言中去除，还是希望个人语言风格的改变。我想，若是后者，则没有什么不可取的地方。个人追求一种更清新自然的、自己更喜欢的语言风格，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什么不好。 况且，人为的改变也是有可能的。 譬如，中唐韩愈、柳…
品味这个词的本身就带有高低贵贱的含义，而我们一般的表达则是偏好或消费偏好。&br&偏好单纯地描述个体的内心倾向以及可能做出的选择。而品味则表现个体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价值和审美取向。&br&&br&单纯的事物，如题主所言“大蒜之于咖啡”、“Apple之于其他手机”、“名牌之于地摊货”本身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但偏好它们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眼中却带有了高低贵贱的色彩。譬如吃大蒜本身，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他们往往会认为常吃大蒜的人的身上往往具备了&b&一种社会地位的标签&/b&——他一定是农村来的、土的、没有能力、我们讨厌的那类人。&br&人们并非讨厌吃大蒜的行为，而是讨厌常吃大蒜的那类人，讨厌吃大蒜的那些人具备的乡土的、落后的社会阶层特质。&br&&br&另，我在wiki上寻得了一段关于高雅一词的文字，而高雅正是描述高品味的形容词：&blockquote&每一种文化裏头，不同的社会阶级都会发展一套观念，以指出什么意味着地位、高雅、特权和优越。&br&高雅是势利的一种形式 - 它的基础是要懂得一些别人所不懂的。&br&&br&&所以，接下来就是造鞋匠、发型师、化妆师、食谱作者、厨师、钻石商人、女裁缝师，以至到最时尚的女性们、折叠伞...和香槟的发明者的故事。共同地他们创造了一种风格，这风格仍然在影响着我们对优雅、高雅和奢华的观念。 &/blockquote& 所以说来，事物本身没有贵贱之分，譬如大蒜之于咖啡，但是我们&b&希冀通过我们对于事物的偏好显示我们所处的或崇尚阶层特质&/b&，从而选择咖啡而摒弃大蒜。&br&而这其中所其所用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对于偏好的影响。&br&比如从众心理：高端人士都用iphone，我亦买之。&br&比如求异心理：身边之人皆国产，我买iphone也。&br&&br&但这并不是说品味就是一个糟糕的东西——人类需要有一种标签以区别阶层从而可以迅速辨识对方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阶层。&br&譬如，热爱现代主义文学的人，不可能凭空就喜好那种荒诞派的文风或是黑色幽默的笔触，其必然是熟读了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作品的人，才对那些在现实主义上有所创新的现代主义产生喜好。&br&在这里，现代主义文学品味的社会标签不仅仅代表了你所处在的阶层（中产阶级及以上），还代表了你在此方面的造诣与理解。&br&是故有言：&b&品味甚好，但装得有品味则不太好&/b&。&br&&br&其实对此道不了解，欢迎指摘。
品味这个词的本身就带有高低贵贱的含义，而我们一般的表达则是偏好或消费偏好。 偏好单纯地描述个体的内心倾向以及可能做出的选择。而品味则表现个体背后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价值和审美取向。 单纯的事物，如题主所言“大蒜之于咖啡”、“Apple之于其他手机…
从题主所述，是因为看不完下载的书籍而焦虑。尝有言“下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是也。&br&&br&焦虑往往来自于恐惧，譬如我们因为找不着工作而焦虑，是因为害怕找不着工作而带来的资金短缺甚至是饥饿和付不起房租。&br&而在这里恐惧的对象却是看不完书，显而易见，看不完书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恐惧的对象。因此这里的恐惧对象就成了一个伪命题。&br&&br&可是为什么仍然存在着焦虑和焦虑后的恐惧呢。我想这在于你是为何而下载这些书籍？你是想获得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从看书中汲取乐趣？还是觉得看书求知就可以“提升自我”“走向成功”？如果是后者，或者潜意识里赞同后者，那么，你的内心就建立了一种图示：&br&看书可以提升自我，走向成功；因此，看不完书，则无法得到提升，成功就会远去。这种对于无法提升和成功恐惧自然而然就会衍生出焦虑。&br&&br&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一种“为读书而读书”的状态。即读书就是为了把这本书看完，而更有甚者，读书则是为了把下载的书读完。因为潜意识觉得这样是有用的，是无害的。如此这种下书-读书焦虑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br&&br&综上的问题都属于&b&对读书本身缺乏见解和目标，抑或见解偏差&/b&，而造成的焦虑。&br&&br&而愚以为，一个良性的平衡的阅读者不是那种看到哪本书好就想去看的阅读者，不是有如此焦虑的阅读者。若然如此，那么阅读好书时，也不会真正细品，思辨，甚至从中获得乐趣了。&br&首先，应该想想读这些书是为了什么。&br&再者，在此之下为自己列出一个书单或者读书计划。&br&最后，抽出时间阅读，如此而已。（之前的回答者已有详述了）&br&&br&另外，一个良性的平衡的阅读者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当阅读新知时，新知和自己已有的知识发生反应，或共鸣，或相悖，或共融，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个人的见解、思想和价值观。&br&因此建构这样的体系当由浅入深。如果我希望深入了解一门学问，往往先去阅读这门学问的历史或者概览的著作。再者深入阅读。&br&&br&譬如近来喜好史学，便先读李宗侗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以及《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进而觉得有深读的必要，进而读黄仁宇、顾颉刚以及史景迁诸君。更有甚者，读黄仁宇先生的数目字时深觉自身的经济学知识的不足，进而再去扩展阅读。如此，越读越觉得知识之相联系，越读越觉得要纵横皆读。&br&我其实也是有过这种下书-读书焦虑的，不过在深入了书籍与知识以后，这种焦虑便早已散去，今日见此提问，犹想到当年，遂作答。&br&&br&发现回答已经过多，且已跑题，打住。
从题主所述，是因为看不完下载的书籍而焦虑。尝有言“下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是也。 焦虑往往来自于恐惧，譬如我们因为找不着工作而焦虑，是因为害怕找不着工作而带来的资金短缺甚至是饥饿和付不起房租。 而在这里恐惧的对象却是看不完书，显而易见，看不…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在线咨询的网站，有幸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做了一些考察。我想拙见或许值得略加参考。&br&&br&在网络咨询之前，E-mail和电话咨询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被许多咨询师所使用。我时常见到一些咨询师写的关于E-mail咨询的特别技巧，包括初诊接待以及回复时机和面对面咨询确有不同。&br&2000以后，IM工具的流行让心理咨询更多的依托IM甚至VOIP进行，譬如@清流使用skype咨询也颇为常见。国内亦有为数不少咨询师依托QQ进行咨询。&br&不过国内的咨询界本就鱼龙混杂，所从业者参差不齐，所用疗法与理念，或有过时，或有不切。此处槽点良多，不一一赘述。&br&&br&英国和澳洲的研究(Kaltenthaler, Parry, Beverley, & Ferriter, 2008)显示，公众对于线上治疗的接纳度还是不错的。况且治疗费用昂贵，边远地区的患者往往治疗延误或者因为治疗影响工作，所以线上治疗有其市场优势。&br&不过最近有些研究（Green & Iverson，2009）指出线上治疗的脱落率比之面对面治疗要高出不少。另外在自杀风险评估和干预上并不足。隐私也是许多人担忧的问题。&br&&br&另外，前些年web2.0大潮让一种新的在线咨询方式流行——CCBT（Computeriz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rapy计算机化认知行为疗法）。我们做的就是与此相关。&br&因为CBT（认知行为疗法）的许多技术，譬如心理教育，工作表（worksheet）等易于线上实现，加之咨询师辅助，效果不差。&br&&br&2008年以后，有许多关于CCBT的论文针对CCBT的Cost-Efficiency（成本效率）进行研究，不过结果各异，有的说CCBT是cost-efficient的，还有的说比之传统CBT和face2face的治疗，CCBT的cost-efficiency持平或者不如，不过不管这么说，CCBT都是有效的。（&a href=&///?target=http%3A///scholar%3Fhl%3Den%26as_sdt%3D0%2C5%26q%3Dcomputerized%2Bcognitive%2Bbehavioral%2Btherapy&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scho&/span&&span class=&invisible&&lar?hl=en&as_sdt=0,5&q=computerized+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br&不过这种有效性建立在CCBT程序的设计上，程序设计之优良也决定CCBT有效性之高低。&br&如英国的BeatingtheBlues就被NHS（英国医保体系）推荐，而且NHS和NICE的报告指出，其他的一些CCBT程序就不被推荐作为抑郁症的主治方案。&br&还有个数据(MacLeod, Martinez, & Williams, 2009)，英国10%的CBT治疗师运用CCBT治疗病人。&br&&br&不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就像哲学分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一般，不管是广义的onlinetherapy还是CCBT，这样的方式更为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部分美国和北欧的咨询界所接受，在这些地方以外并不流行。之于中国，似乎一切都还未尽可知。&br&&br&最后，我非心理学出生，因此欢迎专业人士指点和指摘。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在线咨询的网站，有幸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做了一些考察。我想拙见或许值得略加参考。 在网络咨询之前，E-mail和电话咨询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被许多咨询师所使用。我时常见到一些咨询师写的关于E-mail咨询的特别技巧，包括初诊接待以及…
贴一篇茅于轼前段时间的文章，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一些问题。&br&主要的思想：中国人勤勉节俭愿意向上爬的精神，恰似马克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得以弥补某些体制不足。&br&&blockquote&勤劳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br&&br&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间世界的一个奇观。但这一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并没有达成共识。&br&现今颇为流行的，以各种五花八门的理由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制度好很难成立。固然和毛泽东时代相比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和其他国家比，中国制度上的缺陷非常明显。但是增长率却远比他们的高。&br&比如中国仍然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财政供养人口，这些人工作效率很低，。其次国有企业仍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并始终受到政策层面的巨大优待，虽然这些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巨大提升，但相对私有企业而言仍然是低的，其真实竞争力完全不能令人乐观，也大大降低了中国的经济效率；中国还依旧存在大量莫名其妙、不开放的管制措施，许多领域私有企业如要进入要么完全不许可，要么需受到严厉的审批；私有企业，特别是在中国竞争力最为强大的，草根的民间小型私有企业依旧受到大量歧视和限制，并且这些歧视以及限制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倾向，以至于发生了大量被称为“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吞并了大量私有企业）”的现象；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仍然是不完善不彻底的，到处都能看到大量的、甚至是明目张胆的侵犯私有产权的情况，常常是与名目繁多的管制措施一切存在；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但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还是恶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br&既然经济制度并不足够好，那为什么中国仍然能够创造出令世人所惊叹的经济奇迹？&br&我们应该从人的角度，从民族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br&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赞扬了资本主义最初形成时期人们的辛勤奋斗和节俭的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新教徒把做好世俗职业视为自己被上帝选择获救，自己在世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荣耀的“天职观”。勤勉工作，减少享乐，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积累财富等，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兴起。一直有种观点，美国之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与这种勤奋节俭，并且追求冒险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很大关系。&br&然而发展到今天，在普通美国人身上，这种传统、本始的、纯粹的，勤奋而且节俭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对就较少了。&br&但是这种精神在当今中国人身上却体现的淋漓尽致。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人最勤奋和节俭，最具有吃苦精神，最听话和守纪律。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最渴望获得财富——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这样，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发财发财！”类似“成功学”这样的指导人们发财的东西，在有中国人的地方总是最走红，而在其他国家却不会这样。&br&另外，中国人还有喜欢变通，不太讲究规则的特点（并不全是优点，正如很多人所说，还是很大缺点）。但这恰恰使中国人总是能够在重重管制制度的缝隙，找到一条可以变通的道路，使得中国人可以绕过许多的管制束缚，即所谓的“绿灯亮了赶快走，黄灯亮了抢着走，红灯亮了绕着走”。&br&也就是说，正是有了这条特质，使得中国人克服了很多制度上的缺点。&br&关于中国人的勤劳，能举出太多的例子。比如在改革开始时，浙江人远涉黑龙江，新疆等地，从事补鞋，弹棉花这类蝇头小利的营生，都能获得成功。而今他们中多数已经成为开拓性的企业家。在中国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创业者：他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日，对工作充满了外人难以理解的热忱。在打工者中间自愿加班的人的数量和比例为当今世界第一——这常常被某些民权分子攻击为“血汗工厂”——事实上，在中国曾经发生过要求增加加班的游行。&br&中国人的这种勤劳不仅仅只存在某一个特定的阶层，而是在普遍的国民群体上都有体现。在实际工作中，中国工作者的工作状态，专注态度，努力程度，都非常令人尊敬。中国工人是世界少有的，听话、顺从、工作认真、勤勉，同时又有主动性、有责任感，而且没有多余要求的工人。或许，中国人不太懂得享受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情趣也并不高，但努力赚钱发财这样的心思在世界上没几个国家的人能与中国人相比！&br&因为这种普遍的渴望成功发财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在思维方式、思想上与其他国家国民有很大不同，以前些时间在美国走红的所谓中国虎妈蔡美尔教育孩子的方式为例。尽管争议极大，而且在中国类似蔡美尔那样严格的儿童教育方式，也并不普遍。但其育儿具有鲜明的取向和目的，却是中国式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优秀、成功。这种鲜明的取向性在中国人群体中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中国人普遍心态的反映。&br&“中国人过分勤劳”，这其实已经是各国对中国人一种共识的评价了。但在很多国家，这往往成为一种负面的看法——即认为中国人是一群只顾赚钱的机器。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很多国家的人都对中国人在工作时间之外继续工作抱有极大敌视，甚至有政府勒令禁止华人商铺在周日营业。&br&而与此同时，坚韧的“中国工人”却又在很多国家赢得了巨大美誉。2009年，世界各主流媒体都认为，之所以世界能迅速走出当时的经济危机，中国工人的贡献排在了第一位。&br&这些评价，以及无数这方面的事例，都反映了当下中国人的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br&任何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都是由单个经济单位的竞争力所累加构成。正是由于中国有着比许多国家国民更勤劳的民众，也就是说有着更勤劳、更进取的工人、农民、商人、工程师、企业家等，加上又拥有了较开放的经济环境，产生了较为合适的经济组织，中国就因此有了比其他地方更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就有了更具竞争力的产品。这些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是中国的产品和劳务总可以大量出口的原因。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本质上因素。&br&曾有一名中国的企业家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有一个认识：即当他想要进入一个新行业的时候，总是会先去考察一下这个行业里有没有中国的公司参与。如果没有，他就会进，而假如已经有中国的企业了，那他就坚决绕过。因为，其他国家的企业，无论什么样的，哪怕实力再强大，他们都不担心，相信自己的竞争力会很快超越。只有“中国的公司实在太难缠了。”&br&中国的经济奇迹肯定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并不是说仅仅有中国人的勤劳就一定能爆发出这样的经济奇迹。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过去中国人一直都很勤劳，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在以前却总是很穷，过得朝不保夕。后来中国的制度改变了，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然后中国人便开始不停地变富了，并且创造出如今的奇迹。&br&如果解说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点，即中国人这种坚忍勤奋的精神，再加上远较过去开明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这种经济制度还存在很大问题！&/blockquote&
贴一篇茅于轼前段时间的文章，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主要的思想：中国人勤勉节俭愿意向上爬的精神，恰似马克斯韦伯所谓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得以弥补某些体制不足。 勤劳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过…
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以下是拙见。&br&&br&先论民主。何谓民主，字面上是“人民做主”，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制则是“直接民主制”（选民直接投选选举），以及“代议制”，从而和我们常常说的“君主制”、“独裁制”却分开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制。&br&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的君主制度延续千年，在&b&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统一文化体&/b&之上行驶票选民选的方式是从未有过的，也是不现实的。不仅因为统计学等技术问题，更是因为在信息沟通落后的中古时代，这样的民主方法比之所谓君主制是及其低效的。&br&&br&然而愚以为，任何完备稳恒的系统（譬如古中国）除了一套从上而下的管控手段（中央集权/郡县/行省/三省六部等），必然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br&&br&诚如钱宾四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与失》中所言：&blockquote&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blockquote&如果民主在于人民做主，人民的意见得以作为国家决策的话，那么按照钱穆先生所言，中国式的民主在于“&b&从贤而不从众&/b&”，具体的表现方式则是建立一套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察举制度/举孝廉制度）。&br&这套制度力求公平，以致于无论出身底层还是上层的人均具有平等的机会为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常有人诟病——虽则科举，然为官者多为富人。不过历史上时常有出身贫寒的儒士甚至是一股政治力量得到重用，譬如东晋陶侃，北宋寇准等。&br&&br&再论法律。西周即有法律，而战国商鞅之《秦律》更是闻名。之后西汉《九章律》，晋《晋律》，唐《唐律》，历朝历代皆有其律法。&br&若论裁决方式，中国地方上的审判归于县官，若原告对于判决不服，那么案件则被移交上级衙门处理，最后移交刑部。明以前的所有死刑犯都需要提交大理寺，在唐宋之时，即便皇帝定罪，也需大理寺认可。一切重大案件都要提交三法司会审。虽朱明集权，不过地方上的重大案件仍然需要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会审。&br&这套制度不可谓不完备，然而因为制度不具备相应弹性，案件之公正往往仰赖个人与位处中央的刑部，使得在吏治崩坏的年月（譬如北宋末年，晚明，乾隆后期至清亡），制度的公正性无法保证。&br&这套司法体系比之西方近代陪审团制度颇有不及，但是比之漫漫中古时代的欧洲法庭，不可谓不先进。&br&&br&套用史景迁先生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里的话：&blockquote&虽然中国的刑事制度粗略，但其法律程序的原则足堪与欧洲或美国当时的法律制度相提并论。&/blockquote&所谓西方之民主法制，上有三权分立，权利的制衡保证了国家系统服务于人民，同时每一层级建构了完备的司法体系，使得下至庶民上至总统均可成为原告与被告，保证了司法体系的在适用范围上的公平性，而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又保证了司法体系在裁决上的公平性。如此的制度以民选与宪法稳固根基，以三权分立达到制衡，确保国家在为民办事，同时又有司法体系让那些对政府不满者可以有公正之场所诉诸。&br&以上是西方制度的核心。而中国古代以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方式建构社会和政府。&br&因现代政治学是以西方传统为核心建构发展的，因此以西方的民主标准评判，则诸东方文明皆不具有西方的民主，然而东亚的文明社会自有一套体系由内而外地确保下层民众的利益，在国家与庶民之间寻求到一个守恒点。&br&&br&写的太多了，就此打住，望有所帮助。
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以下是拙见。 先论民主。何谓民主，字面上是“人民做主”，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制则是“直接民主制”（选民直接投选选举），以及“代议制”，从而和我们常常说的“君主制”、“独裁制”却分开来。从此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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