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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经济体系变动：取消修理费 改为出场费
　　reddit上看到的新闻，来源为欧服官网。
　　具体内容：船只在每局游戏的银币消耗将与受到的伤害脱钩，而改为固定的出场费。同时将降低某些船只的弹药费。最终目的是鼓励玩家不计代价地作战和输出，而不是像当前的游戏策略&不挨打的情况下多偷一点&。
　　reddit网友纷纷表示大快人心。
　　另外，船头装甲的改动取消，转舵插件的安装范围扩展到8级以上驱逐舰，塔什干表示情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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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失败了吗？挪用海军军费？沙子炮弹？都不是！陆军不给力
甲午，已经过去120多年了，但是甲午中日战争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历来莫衷一是。以前大家都说那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腐败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任何事情的失败都可以归之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种大而化之、放之四海而皆准、似是而非的结论绝对不是探究问题应该有的科学态度。有人说，都过去100多年的事了，研究这个还有毛用？你知不知道，这次海战是世界海军进入的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一次海战，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均受到各国军事专家的高度重视，而我们连最基本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弄清楚。一、有没有失败？打了平手！，历时5个小时，北洋海军其实没有失败！让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5个小时海战的过程。9月15日午夜，北洋海军提督（司令）丁汝昌率领大小舰艇18艘为赴朝作战的8个营的4000名陆军护航。16日中午到达鸭绿江口的大东沟，17日早晨，8营陆军全部登陆，中午在大东沟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遭遇，旗舰“松岛号”居中，日舰成一字排开的阵势。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成“人”字型排开，“定远”号在最前端，12时50分，中日双方舰队在相距5300米的海面开战，“定远”首先发炮，史书记载“两军大小各炮，连环轰发??????”，在双方的激战中，北洋舰队处于有利的地位。“定远”号铁甲舰是旗舰，丁汝昌在旗舰上。日舰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变换队形，绕过右翼“定远号”插入北洋舰队背后，形成夹攻之势，此时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在这危急关头，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开足马力冲向“吉野”舰，注意以往人们都认为邓世昌是为了撞沉“吉野”，现在考古队把“致远”号捞上来以后发现邓世昌根本就不是去撞“吉野”的。战局只是稍稍对我方不利，日舰插到我们后面来了而已，我有必要跟敌舰同归于尽吗？而且“致远”的航速是18.5节，“吉野”号航速23节，“吉野”号是当时世界上运动速度最快的巡洋舰，运动速度慢的物体怎么能追上运动速度快的物体，况且“吉野”也不是裸奔，它有火力防护的呀。邓世昌难道这点军事常识都不懂吗？有人又说“致远”是去撞击“浪速”的，浪速是挫了一点，可航速也是18节啊，怎么地也无法撞到它吧，你以为是曹操那个年代的水战啊，两只船近距离格斗？打不过，就去撞？“吉野号”巡洋舰邓世昌其实是为了重新变换队形，因为日舰穿插到我背后，导致北洋海军队形变乱，更重要的是丁汝昌的旗舰受伤，邓世昌开足马力，向前突击，号召大家向我靠拢，重新变换队形，可是日舰第一游击队集中火力攻打“致远”，致远其实也不是受鱼雷被击沉，因为那个年代的鱼雷性能没那么好，可能是被日军大口径炮弹击穿，锅炉不幸被击中，导致锅炉爆炸，于是“致远”沉没。“致远”一沉没，“济远”无心恋战，转身逃跑，日舰此时围观“经远”，“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沉着应战，以一舰抵四舰，后被炸沉。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艘战舰同10艘日舰作战，此役，日舰“松岛”号也几乎被炸沉，松岛号中弹受创后主动退出战场，北洋海军甚至进行了短暂的追击。比睿号、赤城号、西京丸号等舰也受重伤，转舵逃离战场，北洋海军甚至全力追击了10余桑ㄔ18.52 千米)。镇远号铁甲舰，尚存。黄海海战结束！北洋海军损失了五艘舰艇，致远号、经远号、超勇号、扬威号，广甲舰沉没，日舰一艘没沉，但有四艘军舰受重创，吉野号也受了伤。日本联合舰队未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后撤。大家用常识想想看，这样的战果，北洋海军失败了吗？不能说惨胜，也算打了个平手吧。北洋舰队此时尚有军舰9艘、炮艇6艘、鱼雷舰10余艘，退回威海卫港内，利用海岸炮，加上陆军协同，完全可以重新组织战斗。于是有人说，北洋舰队，你怎么退回威海卫港内了？怎么不全力追击日本联合舰队，追到小日本老家，干掉它，那多爽！还说李鸿章畏战怯敌，搞保守主义。“松岛号”巡洋舰其实具体指挥者是丁汝昌，丁汝昌还是陆军出身，“只识弓马”，却在指挥北洋舰队，当日舰退出战场之时，北洋舰队只是象征性的追击了一下，根本就没有把“逃跑的熊宰杀在熊窝里”的想法。所以甲午海战结束后，为什么很多人弹劾丁汝昌，就是这个原因。二、陆军溃败，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北洋海军退守海港，这本身也是保存实力的明智之举，追击日舰，毕竟有风险，更重要的是日舰主力只是受伤没有被炸沉，如果贸然追击，这些受伤的军舰经过修理以后，完全可以反咬一口，况且日舰也不是逃跑，只是退出战场。海战算是打了个平手，现在轮到陆战了，但清军的陆战让人太失望了。日本陆军射击清朝陆军大连、旅顺相继失守，海岸线被占领，日军占领威海卫海岸炮台，使得威海卫港内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日军用北洋海军自己的海岸炮攻打北洋海军，同时海面也受到日舰的打击，于是北洋海军只能是失败，注意，就是全军覆灭以后，北洋舰队还有11艘舰艇被日军缴获。所以甲午中日战争，失败，败就败在陆军。陆军为什么会败？因为军制的问题，陆军的素质太差了！据日本史料记载，日军遇到清朝的陆军，清军先是乱放一阵枪，又不瞄准，几乎没有伤到任何人，等子弹打完以后，日军追上去，他们拔腿就跑。清廷内部觉得淮军太没战斗力了，换湘军上，结果湘军一样不堪一击。三、沙子炮弹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的问题北洋海军是否存在经费不足和弹药不足的问题？绝对没有！如果仔细阅读上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北洋舰队被击沉多艘大型舰艇，但未能击沉一艘日舰，怎么日舰没有一艘被击沉？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综合实力对比，北洋水师舰速略逊一筹，但吨位、火力、装甲、重炮均占优势，如果炮弹配备到位，必然会重创日舰。可惜问题出就出在炮弹上，但也绝不是当时的老百姓认为的那样，是炮弹里装了沙子，或是引线掺了煤灰，而是炮弹的分配很有问题。因为丁汝昌“只识弓马”，用错了炮弹，海战时本应该用开花爆破弹，却用了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顾名思义，开花爆破弹就是能爆炸的，而穿甲弹，就是穿破敌舰铁甲，击穿军舰，但不能引起爆炸。北洋海军有多少炮弹，我们来看个数据：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爆破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大家注意！3431枚开花弹，怎么不够用？怎么地也能把日本联合舰队全部炸沉。慈禧太后就是挪用了海军军款，你北洋海军也有3000多枚开花弹啊，这还不包括穿甲弹。但是为什么在海战中，北洋舰队炮弹不够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炮弹根本就没有全部带在军舰上，大部分存放在大连、旅顺的弹药库里。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战，带的全是穿甲弹，没带开花弹。所以日舰被击中，是中而不沉，破而不炸。四艘日舰都是受伤，没有一艘被打沉，比如日本吉野号被一枚济远舰150毫米口径火炮击中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呢，这是个穿甲弹，而不是开花弹，没有爆炸！所以吉野号被打穿了，但没有爆炸。海战中，必须是穿甲弹和开花弹综合使用，而且开花弹要比穿甲弹多！穿甲弹击中船舱，使其漏水，或者打坏舰艇上的机器，使其不能工作，然后外加开花弹一阵狂炸，这样才能把敌舰打沉。于是有人说，丁汝昌怎么这么没有经验啊！一是：丁汝昌自己是陆军出身，对海战生疏。二是：铁甲舰进行海战，当时在世界上也无多少战例可循。两者加起来，犯了这么一个军事错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洋海军还是顶住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进攻，所以想想看，当时如果带上来足够的开花弹，历史也许会改写。这就是为什么北洋海军五艘舰艇被击沉，而日本联合舰队的五艘舰艇只是受了重伤。慈禧有没有挪用海军军费？没有！实际情况是，慈禧为了筹措修颐和园的银子，是挂在海军军费的名头下收款的，因为修颐和园，名声不好听，所以换了个名头，这些钱跟海军军费没有关系，修园子的钱是各省督抚给她出的份子钱。而且战争爆发后，慈禧还捐了自己的私房钱300万两给海军用作军费。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其实是梁启超的污蔑，因为他们俩是政敌，梁启超肯定要黑一把她。于是老百姓一联想，太后老佛爷修颐和园挪用了海军军费，那就没有钱买炮弹咯，难怪日本鬼子的军舰击而不沉，这炮弹全是假冒伪劣产品。其实呢，北洋海军不缺炮弹，慈禧也没有挪用海军军费，因为带错了炮弹，带的全是穿甲弹，所以日舰击而不沉。更多历史知识与历史视频关注“腾飞说史”微信公众号，海量信息，高品质内容，等你来！微信公众号订阅： tf （←长按复制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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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师之失败，根源不在水师本身，而是清廷之腐朽，对于为什么要建立水师，以及如何运用水师，这种基本概念都不理解，这不能怪水师官兵，李鸿章本人也要付很大责任。以北洋水师之坚船利炮，根本不需要寻求与日本海军在海上大打出手，直接开到濑户内海，炮击大阪，日本就乱套了，你让他的海军进渤海湾好了，最多炮击天津，要知道大阪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天津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一句话，好东西到了王八蛋手里，等于没有，还不如没有，省得那帮王八蛋自以为有了好家伙，别人就不敢揍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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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楼&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炮弹不足向来被视为一个重要原因。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当黄海战时，定、镇两舰之巨炮，仅有三颗开花弹，何能应敌……在六小时之苦战中，所发皆小口径之跑也。”事实上，北洋海军的炮弹问题，不在数量不足，而在质量较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前就尽力补充舰上炮弹。他在给旅顺营务处的信中说，“经远回威，望饬将定、镇两舰三十零半生炮用铜箍开花子一百五十颗，十五生炮用四倍长铜箍开花子一百颗，检发该船一律携带来威应用。”这就是说，黄海战前，丁汝昌从旅顺往威海调运了150多枚762.5px口径大弹、100枚375px辅弹。对小炮炮弹，丁汝昌也很挂心，催促天津机器局，“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炮，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孔迫之需。”因有以上准备，后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的炮弹数量虽不充裕，但也未在战斗中途用磬。北洋海军教习汉纳根说，“到傍晚海战结束时，中国各舰的炮弹已全部打光，幸而未遭敌舰追击，始得集中于旅顺口”;镇远舰帮办管带马吉芬说，“我方最后只剩下三发炮弹”。可见北洋海军所带炮弹虽捉襟见肘，但仍将5个小时的海战支持到了最后。事实上，北洋海军所存炮弹的数量相当大。黄海海战后，光绪命对海军颇有了解的徐建寅到北洋海军查验武器。徐发现，在威海卫基地，此时尚有各种炮弹6748枚，开花弹和双层开花弹5086枚，占总数的75%以上，此外还有钢弹705枚、凝铁弹176枚、子母弹574枚、群弹207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黄海战前拨付给北洋海军的。可惜的是，这些弹药并未在战时装备，而被留在了基地中。66楼&丁汝昌连海战用处不大的57毫米炮的发射药，都急得要旅顺大坞给运来，会出发执行任务不带足够大口径炮弹吗？丁是个宿将，不是没打过仗的菜鸟。所以那些炮弹是10月份陆续运到威海的。你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 打买正常炮弹的钱去买便宜得多的教练弹，教练弹与爆炸弹之间钱的差额就可以贪污，这是北洋海军败的主要原因，打到日舰的炮弹不炸，怎么可能打得赢？这也是甲午海战，日舰一船未沉的主要原因，总的来说还是丁汝昌的错，平时不派人好好查炮弹库存，打起来才发现炮弹都是教练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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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楼&是爆破弹不是破甲弹，破甲弹指的的是采用空心装药技术的弹药，二战前后才有小规模使用。海战早期用的是实心弹，但锡诺普海战，俄国最先使用带装药的炮弹消灭了奥斯曼的舰队，从而开启了用爆破弹，榴弹消灭敌舰的先河。日本海军对北洋最大的优势在于120MM，152MM中口径速射炮，不是小口径。丁汝昌出身于淮军，淮军是当时装备最西化的军队，野战早就使用各种开花炮了，所以丁更不可能在陆战时只用过实心弹。那东西轰击城门还凑合，野战发射出去个大铅球能打中几个人？47楼&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61楼&你说的3000多发开花弹在海战前就给了北洋显然没有依据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也是甲午战争中中国最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曾经号称远东第一。日，在大东沟海面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失利。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北洋海军在此次战斗中的弹丿药供应问题，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海战后北洋海军中参战的洋员曾经公开抱怨弹丿药不足。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P.N.McGiffin)说：到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6英寸炮已经发射了148枚炮弹，弹丿药告罄，只有12英寸火炮（有一门已经不能使用）穿甲弹大约25发，而已无一发爆破弹。‘定远’舰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再过1个半小时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炮弹，到那时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仔细地瞄准射击，但由于已经没有爆破弹，就无法对敌舰造成多少伤害。大约在持续了半个小时的射击后敌舰再次远去，我们向它们发射了最后的几枚穿甲弹，并在火炮里装填上了仅有的3发以应付最后的关头。”[1]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W.F.Tyler)也说，当时中国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弹药。[2]而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子，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14发。定、镇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如果马吉芬所说不虚，残余炮弹也已经不多，那么即使加上剩余的弹药，备弹也远不到正常基数的60%，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由此可知，在海战中，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着弹药缺乏的情况。“镇远”、“定远”是一直坚持在海战场上战斗到最后时刻的两艘中国军舰，其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虽然按照马吉芬的回忆，两舰主炮弹丿药将用尽时海战也已基本结束，似乎对于海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军舰多无装甲或者是轻装甲舰，爆破弹对其破坏力最大，由于最后阶段缺乏爆破弹，对日本军舰的杀伤力大减。同时考虑到在炮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炮手可能放慢了发射速度，事实上会限制定远、镇远两舰火力的正常发挥。“来远”帮带大副张哲痪驮担诨坪：Ｕ街校小耙虻咏蓝诠驶菏┱摺薄[3]这无疑也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军内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丿药的主要责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致。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4]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丿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5]徐建寅禀帖及以往的解读上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被人发现，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据徐建寅统计，当时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分别为：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同时徐建寅在赴威海前曾经去天津军械局查验，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机器局和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6送TA礼物有一些学者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统计数据，认为“佐以盛宣怀档案资料，可知黄海海战后拨给北洋海军的炮弹共360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60枚，210毫米、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各100枚”[7]，那么“其余均为黄海海战结束时剩余的炮弹。”[8]据此，他们得到结论，“也就是说，要么是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并不缺乏弹丿药，要么是军舰载弹量不足而导致海战中缺乏弹丿药。”[9]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么这些炮弹“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丿药库里。北洋海军是在携带弹丿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10]此时，“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丿药供应无关。” [11]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与此观点中所说的分两批向北洋海军发放360颗炮弹吻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我们细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首先，此观点认定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为海战后北洋海军得到的所有炮弹显然是错误的。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于12月10日抵达威海，而黄海海战是9月17日，之间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究竟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来进行推断。此观点中所说的“10月补给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当是指九月初四（10月2日）、九月初十（10月8日）天津所发送的两批炮弹。九月初四（10月2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提及305毫米开花子（爆破弹）80枚，发射药80出已经发至威海。[12]九月初八（10月6日），盛宣怀又致电丁汝昌，说初十（10月8日）东局可赶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径开花子80颗，药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颗，铜拉火2000枝，150毫米药袋700出，六寸炮药袋100出。此批弹丿药后于10月11日发往旅顺。[13]表面看，三百余颗和360颗似乎能对上，但是联系《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后一句“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就可以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黄海海战后，清政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洋订购军火，其中就有给北洋海军订购的炮弹。而在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14]由此我们可知，九月订购的海军炮弹共有2400颗，而其中1000颗是305毫米开花炮弹，那么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和后面“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两者所指的，是305毫米开花炮弹，而非所有类型炮弹的总和。同时细读盛宣怀和丁汝昌的往来函，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战后，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也远非两次360颗。盛宣怀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给丁汝昌的电文提到“‘海定’、‘图南’、 ‘广济’初五下午四点趁潮出海。‘镇东’初六下午开，装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须保护”[15]。而在十一日（11月8日）盛宣怀又给大沽去电，让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小船通知镇东“到旅将人马子药起岸后，所带海军大炮子四百十颗，毋庸交旅，须送至威海。进旅口时，须格外小心。顷德律风传唤回镇东，即因此事。” [16]联系两个电文，我们不难发现，镇东原定十月初六日（11月3日）运送弹丿药出发，其中有305毫米炮弹。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月8日）还未出发，上面共有410颗供给海军的大炮弹。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410颗炮弹的具体种类，但是从盛宣怀电文中可知，此批炮弹为大口径炮弹，其中有305毫米炮弹，而且数量还不少，否则盛宣怀也不至于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军派舰保护。而通过另一份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批炮弹的组成。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给丁汝昌致电，称：“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装好栗药一百二十出；二十一生、十五生开花子各五百颗，十五生装好栗药七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以上弹药，昼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弹丿药，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盛宣怀在10月4日提到的这批弹丿药数量巨大，考虑到由于黄海海战之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盛宣怀当不至于提出一个明显过于巨大、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数字给自己作难，因此在九月底（10月28日）以前可以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运输的就可能是这批炮弹中的部分或者全部。而按照这里提及的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加上九月初四（10月2日）的80枚305毫米开花子，合计350颗，也和徐建寅的已运三百余颗305毫米开花子相吻合。以上几批弹丿药相加，共计可确认运输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410枚大炮弹（内有305毫米开花弹），合计770枚，显然战后发运的各类炮弹数量绝对不止360颗。进一步证明了徐建寅所说的已运三百余颗不是各类炮弹的总和，而是其中的一种。另外除了这三批可以确认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弹可能在战后发给了北洋海军。在九月初九（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接到丁汝昌从旅顺发来电报，需要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而东机器局有造好的库存100多颗。[18]此批弹丿药并无确切的运输记录，但是从电报看，丁汝昌催促甚急，东机器局又有现成库存，而且此后有多次向旅顺运送军火的记录，因此此批当已发出。而通过分析这个电报，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北洋海军各舰，使用6英寸炮的，只有致远和靖远，各装备两门6英寸炮。黄海海战致远战沉，就只有靖远的两门6英寸炮。而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记载，在徐建寅去威海时，北洋海军共有在舰、库存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合计500枚，平均每门炮有炮弹250颗，如果此项炮弹均为黄海海战战前就下拨给北洋海军的，那么丁汝昌没有必要在九月向顾元爵请“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这说明在九月时，靖远的6英寸炮弹尚不十分充足，这500枚炮弹应当有相当部分是九月以后才拨给北洋海军。同时，此间仅考虑了黄海海战之后天津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而在海战前发放、但是北洋海军在出发前没有及时领到的炮弹，也不应当计算在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中。比如9月12日，“致远”、“靖远”、“来远”到大沽。原计划由3舰装运一批弹药、军火，但是5点钟3舰即已经开航旅顺，弹药只得暂留大沽。[19]此批弹药之后并无马上运送到旅顺或者威海的记录，显然没有能赶上海战，但是依然是包括在徐建寅的统计之中，也应当予以扣除。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看到，在海战后运到威海的炮弹数量不少于770颗，其中305毫米口径开花子就有350颗，按照徐建寅的统计数字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算，那么北洋海军原有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只有53枚，或者更少。按照定远和镇远7门主炮（定远一门主炮受伤未修复）算，平均每门主炮只有不到8枚炮弹，如此算下来，北洋海军实际的炮弹储备，特别是海战中最缺少的定远、镇远305毫米炮弹，数量是非常少的。另一方面，徐建寅的报告中仅提到了炮弹的储备情况，而没有提到药包。由于北洋海军各舰火炮发射炮弹需另有规格相同的药袋药桶。以定远所使用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为例，所使用的开花弹（仅指弹头，下同）重292千克，弹头内装药10千克，实心弹重325千克，弹头内微量装药，而发射药包则都是重72千克，发射药包为圆柱形，将火丿药片包裹于丝质袋内而成，外面标有重量，可以根据射程远近选取不同重量的药包。[20]如果弹丿药补给不配套，有弹无药或有药无弹均无法使用。根据前面所述，赫德就曾经提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往来电文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军械局所提供的炮弹和药包数量上并不相符，其中九月初八（10月6日）的电文中提到发运150毫米炮弹100颗，而150毫米药袋有700出，多出了600出，六寸炮药袋则多出100出。而按照根据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的电报提出的生产计划数算，也多出十五生装好栗药二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另外北洋海军还在海战后请领了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这些应当是之前北洋海军所短缺的部分，否则光制造发射药包是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见“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的说法当不是空穴来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战后日军所做的缴获物资统计中得到证实，按照日军的统计，共在刘公岛缴获210毫米炮弹423发，150毫米炮弹229发，而21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182出，15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93出，210毫米炮短缺药包241出，150毫米炮短缺药包136出。不独海军，刘公岛上炮台和守军的火炮情况也是如此，以战后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统计为例，战后22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共有炮弹3850发，而装药则仅有176出，短缺3674出。[21]如此算来，北洋海军战前实际能有效使用的炮弹数量就更加少了。以“平远”的260毫米火炮为例。在黄海海战中，“平远”共发射260毫米炮弹10发，而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海战后还有炮弹35发。由于此种炮弹国内不能生产，皆需向外国购置。海战后虽然已经向国外订购了70发，但是要到次年的二月才能到货，此时还未到货。这说明战前共有260毫米炮弹45发，而战后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当为当前库存炮弹所配，同时在战后日本的统计里，也没有260毫米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和药包，显然已经都消耗殆尽，这说明在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以后两者数字是刚好配套的。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在海战中可用的260毫米炮弹，仅仅只有15发而已。北洋海军弹丿药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当时的克虏伯炮开花弹引信是在炮弹使用前安装上去，开花弹要发挥出其威力，尚需合适的引信。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引信的话，发现短缺的情况也很严重，战后日本统计共缴获克虏伯炮用引信150个，而对应的，仅海军的305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炮开花弹就有673发，短缺423个，如果算上炮台所使用的克式开花弹，短缺将更为严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缺少引信的开花弹，事实上只能当实心弹用。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海战前信管是否短缺，但是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后路补给存在问题有很大关系。由以上两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证明海战前北洋海军缺少弹丿药，但是显然，即使不考虑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真伪和其中数字的真实可靠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一文来确认战前北洋海军的弹丿药储备充足。由战前电报分析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探讨下，北洋海军在战前的弹药储备是否充足，或者是否是因为丁汝昌消极等待导致海战中弹药不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下北洋舰队后路的弹丿药供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在北洋海军成立之初，就在《北洋海军章程》上做了如下规定：旅顺军械局总理全军枪炮药弹一切军火事宜，稽查考核各船收发存储，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天津军械局为水陆各军军火收发总汇之区，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同时《章程》上还写到：天津机器制造东、南两局专造北洋水陆各营枪炮应用火药、子弹及水雷、铜帽、门火等件，现复添做新式长炮钢弹、栗色火药、哈乞开斯炮子，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北洋海军所需弹丿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东局生产，然后再由天津军械局统一调拨。同时国内无法生产的弹丿药，则由军械局负责向国外订购。而北洋海军领取之弹丿药，除配补各舰外，其余均存在旅顺基地的弹丿药库中，需要时再由军械委员开单提取。而在旅顺，作为北洋舰队主要的弹丿药存放基地，修建有南子弹库，主要存放弹头，另有储存发射药和炸丿药的东、西库。威海并不大量储备弹丿药。平时北洋海军仅在舰上储备少量炮弹，用于日常练习和会操之用。但是事实上北洋海军就曾经面临过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188丿9年秋季北洋海军在大连湾会操时，因为各舰炮弹缺乏，不得不“各船通融挪用”，[22]才使得会操顺利进行。由此可知，舰上平时所储备炮弹数量并不多，主要还是存放在旅顺基地，需要时再领。战争爆发之前，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洋海军在威海基地开始备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紧补充弹丿药：六月初一日（7月3日），丁汝昌函告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_，要求将“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炮用开花弹(爆破弹)150枚、150毫米炮用四倍长开花弹100枚交“经远”舰带至威海应用，另将“致远”、“靖远”两舰“未曾分装之军火”交“来远”运往威海。[23]随后丁汝昌又发函要求将存放在旅顺的“超勇”、“扬威”两舰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及现有“平远”舰260毫米口径炮所用药桶若干一并交“经远”带到威海。[24]这两份函件中丁汝昌所请各项弹丿药，虽无明确记录说明是否运到，但是丁汝昌在其后并未就此向龚照_催要，而且此次丁汝昌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旅顺库存请领，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在其后不久当已经到位。同时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弹丿药储备情况相当的了解，这间接的证明了他对北洋海军后勤是非常重视的。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丁汝昌再度函告龚照_，要求将“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交定远带威，其余因（刘公）岛上无处存放，请暂存旅，候用再取”。[25]此次与上两次不同，丁汝昌并不是按照存放情况来提取物资，而是按照各舰弹丿药不足的实际情况“开具清折”来申请补给。不过丁汝昌也考虑了龚照_的难处，所以注明将需要另行购置的排除在外。虽然如此，旅顺现有物资储备还是不能满足丁汝昌的急需。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复龚照_函中提到，定远已经返回，带回的龚照_“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26]这两份信函并无收录明细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所请的北洋各舰所缺弹丿药究竟是哪些，也无从得知还有哪些是旅顺所不能提供的。但是由前文可知，丁汝昌这次请领的不过是“各舰不足弹丿药”已经购置的“择其急需各宗”而已，对于丁汝昌所提的要求数量应该并不算多的弹丿药，旅顺都表示不能满足需要。可见旅顺所储备的弹丿药并不十分充足。而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到此时为止，北洋舰队用于备战的弹丿药尚不充足，不能满足作战之需。对此，丁汝昌也无可奈何，只能答复“至函请津局续运之件，一经由津起程，务祈先赠电音，以便预筹闲舰，届时取运，倘蒙知照，得以由津径运来威，则更为简速”。[27]同日，“利运”号运输船自天津运军火抵威海，其中注归海军一批。[28]但是根据丁汝昌和盛宣怀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知道，六月十七日（7月19日），丁汝昌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侯‘利运’到，赶装水雷等件”，[29]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给盛宣怀的电文中又写到“刻‘利运’到，函件收悉”，“‘利运’本拟充装雷械随守大同”。[30]由此看来，此批运送的物资在六月十七日（7月19日）就已经确定，主要是水雷等件，应当不包括旅顺所短缺的那部分物资。由于军情紧急，丁汝昌对于舰队短缺的物资非常关注，一再向有关方面发函催促。在回复龚照_的第二天，丁汝昌就给盛宣怀、张士衍致函，里面提到：“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药，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时孔迫之需。津中既能自制，谅易照给，迅运来威。”[31]次日，丁汝昌在给龚照_的函中再次提到：“五十七密快炮仍需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张士衍）遄寄” [32]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催要的这些物资是否是北洋各舰所缺的弹药其中之一，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函催要，可见丁汝昌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到丁汝昌对于弹药补给的重视性，那么所谓炮弹不足“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这一说法也自然不攻自破。在8月1日和8月7日，“利运”分别由天津运来军火若干，其中包括扬威等补领的军火、克虏伯150毫米、阿式六英寸炮炮弹、引信等一批。[33]由于并无“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的明细，也没有这两日运到物资的具体清单，因此我们从这里无法得知这是否就是六月十三日丁汝昌致函龚照_时所要求的弹药，或者说是丁汝昌所要求的全部的弹药。而另一份资料可以给提供一些线索。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丿药供应情况。11月1日，李鸿章奉旨上报天津军械局存发枪炮弹丿药清册。据此清册统计，是年3月至10月，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补给305毫米口径炮弹342枚、210毫米口径炮弹840枚、150毫米口径炮弹927枚、6英寸口径炮弹370枚，11英寸前膛炮炮弹12枚、120毫米速射炮炮弹1600枚。[34]据此统计，再减去10月补给的305毫米炮弹160枚、210毫米炮弹100枚、150毫米炮弹100枚、6英寸炮弹若干枚，还有9月12日未能及时交付“致远”、“靖远”、“来远”三舰的那批弹丿药，其余当为战前北洋海军得到补给的炮弹。而此时库存的炮弹除210毫米炮弹和150毫米炮弹均以告竭。由这份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战前得到的补充，除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和120毫米速射炮炮弹较为充足外，其他数量都严重不足。这也与当时的情况符合，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火炮当时不仅装备了北洋海军，各炮台要塞也大量装备，所以炮弹储备数量较多。而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则提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弹丿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与此相反，3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丿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丿药库里，却有足够供装甲巡洋舰使用的弹丿药。[35]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和上述统计基本符合，显然是真实的。那么结合前文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存在很大问题。其中作为北洋海军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开花弹原有67枚，3月到10月共下拨342枚，扣除战后下拨的160枚，只有182枚，而其中可以查证是海战前下拨的仅有150枚，其余32枚可能是汉纳根写信前下拨，已经包含在信中所提的67枚，也可能是海战后下拨，那么此时北洋海军仅有305毫米开花弹217枚，平均每门主炮只有炮弹27枚，即使将那32枚算入，也只有249枚，平均每门主炮仅有开花弹31枚。其余都是实战中用处不大的实心弹。而平远所用的260毫米火炮不仅开花弹全无，实心弹也只有15发能用。超勇和扬威也仅有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这显然严重制约了北洋海军战斗力的发挥，再考虑其他火炮药包和引信的短缺，不能想象北洋海军当时的窘迫。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海战后参战的洋员和军内外的外籍人士的批评，主管北洋舰队后勤工作的盛宣怀面对着巨大的压力，于是一方面他致电丁汝昌宣称：“海军子药，兄向不电弟，故弟全不知。”[36]盛宣怀试图以自己不知道来推脱，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丁汝昌虽然一直是和龚照_联系，没有直接给盛宣怀去电报，但是炮弹运输仍需盛宣怀来协调船只运输。而在八月二十六日（9月25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时说“闻此次海战缺乏开花弹，卅半生脱、廿六生脱、廿一生脱大炮，需添开花弹各若干出？乞速电示赶办。”[37]从此处看，弹丿药缺少情况确实存在，而不是有弹丿药丁汝昌没有去催要。否则盛宣怀完全可以不需要用“赶办”二字，更可以将责任直接推给丁汝昌，而不是说不知道了。同时天津军械局提供的这数量有限的炮弹质量也不容乐观。由于技术力量薄弱，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较进口之炮弹威力为弱，以“定远”所用的305毫末炮弹为例，305毫米炮所用之标准开花弹弹径比是五倍[38]，而天津产的只有二倍八口径，要短的多。炮弹小了，不仅炮弹的重量比正常的炮弹轻，装药也要少，相应的，威力也要小的多。天津军械局所产的炮弹其他质量问题也很多。1891年3月，丁汝昌因为定、镇两舰所领的305毫米炮弹铜箍太大，不能合用而致函刘含芳，要求“代为刮削”。[39]5月，“超勇”、“扬威”所领的“三十七毫里哈乞开士开花子各一千颗，子膛内均未装药”。[40] 6月，“致远”所领用的“六寸径炮用铜管轧火二百支，当经该船试放两支，据称口径太小，且放时窜火”，只能全部退回。[41]这些问题在甲午战争时依然存在，“定远”枪炮大副沈寿以诤Ｕ胶缶椭赋觯骸爸泄浦写笮〔缓吓谔耪撸挥刑什患眩娼钥祝驯Ｆ湮闯隹诓幌日ㄕ摺＜匆爬穑喽嘤胁还摺Ａ僬笾保挥龃说染穑蛭κ捣乔诚省薄[42]“来远”帮带大副张哲灰菜担骸八熳右嗖缓鲜剩嗖磺斜浮保坪：Ｕ郊础坝幸蜃硬缓咸哦偈奔跻┱摺！[43]所以“定远”枪炮二副高承锡认为：“枪炮子药乃军务极要之件，制造之时须较以规矩，求其性力，认真试妥，然后取用，方无妨害。”若“不论合膛与否、炸力大小、能否及远，塞责成工，不但战时用之有害，即平时用之也受害不浅”。[44]此外，弹丿药存放时间过长也会有所损坏，“镇远”枪炮大副曹嘉祥等军官即针对这一问题提出：“每届三年，各船上所存军火必须勘验，如有损坏，当即更换”。弹丿药存在如此之多的质量问题，势必导致原本数量就有限的弹丿药在实际使用中更加紧张，还会严重影响火力的正常发挥。在海战中，我们也不难看到炮弹质量对海战的影响。“来远”、“致远”、“广甲”三艘巡洋舰合击正常排水量仅有622吨的炮舰“赤城”，“赤城”共中大中口径炮弹30发，而“比睿”和“西京丸”等舰也多次被北洋海军的305毫米炮弹击中，但是都始终未能对其造成致命打击，炮弹质量所造成的影响可见一斑。结语自古以来，后勤一直是兵家非常重视的问题。而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后勤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海军装备技术复杂，作战环境特殊，如果没有有力的后勤保障，战斗力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因为弹丿药匮乏和弹丿药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北洋海军发挥正常的战斗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是其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1]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2]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IN CHINA LONDON CONSTABLE&CO LTD 1929[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4] “肯宁咸乙未威海卫战事外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139页。[5] 濮兰德：（J.O.P.bland）：《李鸿章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45页。[6] 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转载于《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7] 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探”，收录于《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8]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9]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0] 苏小东、陈美慧，“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收录于《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1] 苏小东，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中的后路保障，《北洋海军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1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1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48页。[1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9页。[1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页。[16]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1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18]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19]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2页。[20] 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21] 《山东役战利品调查表》、《山东役战利收容兵器弹丿药员数表》，影印本。[2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2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24]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25]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26]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2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28]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29]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3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8页。[3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209页。[32]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33]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13页。[3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5，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7－138页。[35] Constantin von Hanneken Briefe aus China :als deutscher Offizier im Reich der Mitte，BOHLAU VERLAG KOLN WEIMAN WIEN，1998，第346页，附录2。[36]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37]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38] Philo N.McGiffin，The Battle ofThe Yalu，Century Magazine，50:4，August 1895。北洋水师网站张黎源译本[39]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40]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41] 《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42]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4页。[43]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407页。[44] 盛档《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398页。62楼&北洋海军的炮弹主要为开花弹(榴弹)和实心弹(穿甲弹)，前者弹头中填充火药，击中目标后会发生爆炸;后一种只在弹头内装很少火药或不装火药，然后填充泥土、沙石。实心弹击中目标后不会爆炸，只能借重力和加速度击伤敌舰。当时所说，炮弹“有火药化为泥土者”，其实并非是因军官贪腐而滥竽充数，而是实心弹本就如此。从徐建寅的查验结果，可以看到，钢弹、凝铁弹等实心弹并不是北洋海军主要装备的炮弹，更多的是开花弹。北洋海军所用开花弹产自天津机器局，在弹头填充黑火药。这种开花弹只能通过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击伤敌舰。黑火药燃烧后所产生的残渣还会附着在膛线上，以至每次发射后，都要花时间清洁炮膛。此外，黑火药燃烧时会产生大量刺鼻的白烟，船员只有等白烟散尽，才能再次瞄准。这对在射速上本就处于劣势的北洋海军来说，当然是雪上加霜。此时日军则已利用英国人沃尔夫发明的“苦味酸”(被称为“黄色火药”，其爆炸的威力超过TNT炸药)，研制出名为“下濑火药”的烈性炸药。用此生产出的炮弹，能引起上千摄氏度的大火，号称连钢铁都能点燃。很可能是被这种炮弹击中后，“‘定远’火势愈来愈猛，舰体全被黄烟包围，终于不能自由运动……”北洋海军12 艘参战军舰中，至少有超勇、扬威、定远、镇远、致远等七艘中弹起火。而镇远舰能在炮击松岛号后，使其燃起大火，也可能是恰好打中了日舰上装有下濑炸药的炮弹。由天津机器局制造的炮弹，不仅技术落后，工艺也很粗糙。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宜担⑸纤涞按蠖抵(即黄海海战)，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者，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黄海战后，广西直隶州知州张秉铨曾探访参战官兵，总结了失败的十条教训。其中涉及炮弹问题时，也只是说有“往往弹子与枪炮缄孔不对”的质量瑕疵，没有谈到数量不足。总的来说，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拥有相当多的炮弹储备，其在参加黄海海战时，虽没有带足弹药，但也尚可支撑。清、日海军战绩悬殊，就武器方面的原因而言，主要是双方炮弹杀伤力差距所致，而这种炮弹杀伤力的差距，所反映的，又是中日两国军事科技的差距。65楼&你没好好看我的文章，大东沟海战北洋炮弹不足的原因，唯一原因就是没有炮弹。后来徐建寅奏章里面的炮弹是战后运来的。至于日舰炮弹里面装填的是苦味酸，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资料能够证明这一点。发射苦味酸炮弹需要用的引信需要专用的“伊集院”引信是1899年才发明的。 火炮性能的差异更是硬伤。日军装备的150MM速射炮是世界上首批采用复进装置，并且采用无烟火药发射的舰炮，火炮性能领先北洋海军，而北洋海军的舰炮采用黑火药发射，发射后残留物较多，射击后需要清理炮膛内的残渣才能继续发射，同时没有复进装置（该装置1879年发明，大约1885年才装舰使用，北洋海军的军舰大多建于1885年前），射击速度相当于日军的四分之一，火力远远弱于日军。当时北洋海军主要的优势（理论优势）在于定镇两舰的305MM主炮，但在实战中，该炮射速过慢，实际作用并不大，相反，对于北洋舰队两千吨左右的军舰来说，日军的150MM速射炮相当致命，北洋舰队被击沉的军舰几乎都是它的杰作。丁汝昌、刘步蟾等已经察觉到双方火炮技术的差距，要求为各舰更换速射炮，但清朝政府以没钱为由予以拒绝（当时清朝的财政收入是日本的近九倍，日本有钱购买新军舰，清朝没理由缺钱更换火炮），其主要原因是，北洋海军实际上是以汉人为主的现代化军队，满清始终不放心让其实力过大。天命所定，人不可为，只是两亿五千万两白银养肥养壮了侵略成性的日本，日后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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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楼&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炮弹不足向来被视为一个重要原因。如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当黄海战时，定、镇两舰之巨炮，仅有三颗开花弹，何能应敌……在六小时之苦战中，所发皆小口径之跑也。”事实上，北洋海军的炮弹问题，不在数量不足，而在质量较差。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战前就尽力补充舰上炮弹。他在给旅顺营务处的信中说，“经远回威，望饬将定、镇两舰三十零半生炮用铜箍开花子一百五十颗，十五生炮用四倍长铜箍开花子一百颗，检发该船一律携带来威应用。”这就是说，黄海战前，丁汝昌从旅顺往威海调运了150多枚762.5px口径大弹、100枚375px辅弹。对小炮炮弹，丁汝昌也很挂心，催促天津机器局，“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炮，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孔迫之需。”因有以上准备，后来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的炮弹数量虽不充裕，但也未在战斗中途用磬。北洋海军教习汉纳根说，“到傍晚海战结束时，中国各舰的炮弹已全部打光，幸而未遭敌舰追击，始得集中于旅顺口”;镇远舰帮办管带马吉芬说，“我方最后只剩下三发炮弹”。可见北洋海军所带炮弹虽捉襟见肘，但仍将5个小时的海战支持到了最后。事实上，北洋海军所存炮弹的数量相当大。黄海海战后，光绪命对海军颇有了解的徐建寅到北洋海军查验武器。徐发现，在威海卫基地，此时尚有各种炮弹6748枚，开花弹和双层开花弹5086枚，占总数的75%以上，此外还有钢弹705枚、凝铁弹176枚、子母弹574枚、群弹207枚。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黄海战前拨付给北洋海军的。可惜的是，这些弹药并未在战时装备，而被留在了基地中。 丁汝昌连海战用处不大的57毫米炮的发射药，都急得要旅顺大坞给运来，会出发执行任务不带足够大口径炮弹吗？丁是个宿将，不是没打过仗的菜鸟。所以那些炮弹是10月份陆续运到威海的。你没有仔细看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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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甲午战争时期，清朝北洋水师舰艇配备的炮弹里面3/4是实心穿甲弹和教练弹，1/4是从德国和英国进口的榴弹，少量是自己兵工厂生产的炮弹（据说里面有沙子）。中国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实心炮弹，大概在16世纪实心穿甲弹被欧洲广泛用于海战，但到19世纪末的时候，实心穿甲弹早就被欧洲各国海军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杀伤效果更好的破甲弹和榴弹。北洋水师的舰艇在当时还算先进，但弹药是极其落后的，而且数量极其贫乏与清朝相比，日本海军舰艇全部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破甲弹，而且全部是横滨兵工厂自己生产的，火药还进行了优化设计。日本因为技术限制，当时无法生产大口径破甲弹，但小口径破甲弹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所以当时日本海军水面舰艇广泛采用小口径速射炮，比如吉野舰！先进必然打败落后。除了指挥水平、海军训练水平这些原因之外，日本海军的武器装备在当时是全面领先北洋水师的，技术方面的差距被很多人忽视了！41楼&是爆破弹不是破甲弹，破甲弹指的的是采用空心装药技术的弹药，二战前后才有小规模使用。海战早期用的是实心弹，但锡诺普海战，俄国最先使用带装药的炮弹消灭了奥斯曼的舰队，从而开启了用爆破弹，榴弹消灭敌舰的先河。日本海军对北洋最大的优势在于120MM，152MM中口径速射炮，不是小口径。丁汝昌出身于淮军，淮军是当时装备最西化的军队，野战早就使用各种开花炮了，所以丁更不可能在陆战时只用过实心弹。那东西轰击城门还凑合，野战发射出去个大铅球能打中几个人？47楼&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61楼&你说的3000多发开花弹在海战前就给了北洋显然没有依据北洋海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也是甲午战争中中国最近代化的武装力量，曾经号称远东第一。日，在大东沟海面发生了甲午战争中中日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失利。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依然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而北洋海军在此次战斗中的弹丿药供应问题，就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海战后北洋海军中参战的洋员曾经公开抱怨弹丿药不足。美籍帮办“镇远”管带马吉芬(P.N.McGiffin)说：到海战结束前半小时，“镇远”的“6英寸炮已经发射了148枚炮弹，弹丿药告罄，只有12英寸火炮（有一门已经不能使用）穿甲弹大约25发，而已无一发爆破弹。‘定远’舰也处于同样的困境。再过1个半小时我们就将用完所有的炮弹，到那时只能听天由命……我们仔细地瞄准射击，但由于已经没有爆破弹，就无法对敌舰造成多少伤害。大约在持续了半个小时的射击后敌舰再次远去，我们向它们发射了最后的几枚穿甲弹，并在火炮里装填上了仅有的3发以应付最后的关头。”[1]英籍帮办“定远”副管驾戴乐尔(W.F.Tyler)也说，当时中国舰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缺乏弹药。[2]而根据日本《廿七八年海战史?黄海役》中记载，“定远”共发射305毫米炮弹120发，150毫米炮弹100发，而“镇远”则发射305毫米炮弹94发（根据统计总数核算，实际应为97发），150毫米炮弹148发。以定、镇两舰的305毫米炮弹为例子，两舰共发射305毫米炮弹214发。定、镇两舰共有305毫米克虏伯炮8门，平均每门炮发射约26.75发，而标准每门炮的备弹是50发，那么两舰的305毫米克虏伯炮所发射的炮弹只有正常基数53.5%，如果马吉芬所说不虚，残余炮弹也已经不多，那么即使加上剩余的弹药，备弹也远不到正常基数的60%，显然弹药储备严重不足。由此可知，在海战中，至少“定远”和“镇远”存在着弹药缺乏的情况。“镇远”、“定远”是一直坚持在海战场上战斗到最后时刻的两艘中国军舰，其弹药数量的多寡无疑最有代表性。虽然按照马吉芬的回忆，两舰主炮弹丿药将用尽时海战也已基本结束，似乎对于海战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由于日本军舰多无装甲或者是轻装甲舰，爆破弹对其破坏力最大，由于最后阶段缺乏爆破弹，对日本军舰的杀伤力大减。同时考虑到在炮弹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炮手可能放慢了发射速度，事实上会限制定远、镇远两舰火力的正常发挥。“来远”帮带大副张哲痪驮担诨坪：Ｕ街校小耙虻咏蓝诠驶菏┱摺薄[3]这无疑也严重影响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对于这种情况，当时军内外的外籍人士都普遍认为，北洋海军缺乏弹丿药的主要责任在天津方面，完全是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致。肯宁咸说：“中国人在鸭绿江上(指黄海海战――引者)是可以得胜的，假使他们的炮弹不是实着泥沙。这不是海军提督的过错，而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4]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也说：“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丿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5]徐建寅禀帖及以往的解读上世纪90年代末，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被人发现，其中在《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中记载了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据徐建寅统计，当时北洋海军舰上和库存的主副炮炮弹数量分别为：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钢弹244枚，260毫米口径炮钢弹35枚，21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952枚、钢弹163枚，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237枚、钢弹202枚，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12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362枚、钢弹38枚。同时徐建寅在赴威海前曾经去天津军械局查验，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机器局和军械局“据称九月初以后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续经造成存局者尚有二百余颗，又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6送TA礼物有一些学者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统计数据，认为“佐以盛宣怀档案资料，可知黄海海战后拨给北洋海军的炮弹共360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160枚，210毫米、150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各100枚”[7]，那么“其余均为黄海海战结束时剩余的炮弹。”[8]据此，他们得到结论，“也就是说，要么是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并不缺乏弹丿药，要么是军舰载弹量不足而导致海战中缺乏弹丿药。”[9]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么这些炮弹“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丿药库里。北洋海军是在携带弹丿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10]此时，“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丿药供应无关。” [11]对徐建寅禀帖的重新解读粗看之下，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与此观点中所说的分两批向北洋海军发放360颗炮弹吻合，似乎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我们细读史书，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点存在很多重大的疏漏。首先，此观点认定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即为海战后北洋海军得到的所有炮弹显然是错误的。徐建寅奉旨到威海基地查验，于12月10日抵达威海，而黄海海战是9月17日，之间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究竟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是海战前就有的，有多少是海战后到12月10日这段时间内运入的，因为天津军械局的资料损失，已经很难考证。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来进行推断。此观点中所说的“10月补给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当是指九月初四（10月2日）、九月初十（10月8日）天津所发送的两批炮弹。九月初四（10月2日），盛宣怀致电丁汝昌，提及305毫米开花子（爆破弹）80枚，发射药80出已经发至威海。[12]九月初八（10月6日），盛宣怀又致电丁汝昌，说初十（10月8日）东局可赶成305毫米二倍八口径开花子80颗，药袋配全，210毫米、150毫米炮弹各100颗，铜拉火2000枝，150毫米药袋700出，六寸炮药袋100出。此批弹丿药后于10月11日发往旅顺。[13]表面看，三百余颗和360颗似乎能对上，但是联系《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后一句“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明春二月间可到”就可以发现，这是错误的。在黄海海战后，清政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外洋订购军火，其中就有给北洋海军订购的炮弹。而在九月通过天津信义洋商订购“海军用三十半生钢开花子一千颗，二十一生钢开花子一千四百颗。”[14]由此我们可知，九月订购的海军炮弹共有2400颗，而其中1000颗是305毫米开花炮弹，那么徐建寅在《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中提到的“已造三百余颗运送威海”的，和后面“九月间向外洋订购一千颗”两者所指的，是305毫米开花炮弹，而非所有类型炮弹的总和。同时细读盛宣怀和丁汝昌的往来函，我们可以看到在海战后，天津军械局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也远非两次360颗。盛宣怀在十月初五日（11月2日）给丁汝昌的电文提到“‘海定’、‘图南’、 ‘广济’初五下午四点趁潮出海。‘镇东’初六下午开，装有三十半生炮子，亦须保护”[15]。而在十一日（11月8日）盛宣怀又给大沽去电，让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小船通知镇东“到旅将人马子药起岸后，所带海军大炮子四百十颗，毋庸交旅，须送至威海。进旅口时，须格外小心。顷德律风传唤回镇东，即因此事。” [16]联系两个电文，我们不难发现，镇东原定十月初六日（11月3日）运送弹丿药出发，其中有305毫米炮弹。后由于种种原因，到十月十一日（11月8日）还未出发，上面共有410颗供给海军的大炮弹。虽然我们尚不清楚这410颗炮弹的具体种类，但是从盛宣怀电文中可知，此批炮弹为大口径炮弹，其中有305毫米炮弹，而且数量还不少，否则盛宣怀也不至于提前一天通知北洋海军派舰保护。而通过另一份盛宣怀给丁汝昌的电报，我们可以部分了解这批炮弹的组成。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给丁汝昌致电，称：“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装好栗药一百二十出；二十一生、十五生开花子各五百颗，十五生装好栗药七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以上弹药，昼夜加工，均本月底告成。”[17] 11月8日所完成的那批弹丿药，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盛宣怀在10月4日提到的这批弹丿药数量巨大，考虑到由于黄海海战之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盛宣怀当不至于提出一个明显过于巨大、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数字给自己作难，因此在九月底（10月28日）以前可以按时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此次运输的就可能是这批炮弹中的部分或者全部。而按照这里提及的三十半生开花子二百七十颗，加上九月初四（10月2日）的80枚305毫米开花子，合计350颗，也和徐建寅的已运三百余颗305毫米开花子相吻合。以上几批弹丿药相加，共计可确认运输的305毫米开花弹160枚和210毫米、150毫米开花弹各100枚、410枚大炮弹（内有305毫米开花弹），合计770枚，显然战后发运的各类炮弹数量绝对不止360颗。进一步证明了徐建寅所说的已运三百余颗不是各类炮弹的总和，而是其中的一种。另外除了这三批可以确认的以外，尚有一些炮弹可能在战后发给了北洋海军。在九月初九（10月7日），顾元爵致电盛宣怀，说接到丁汝昌从旅顺发来电报，需要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而东机器局有造好的库存100多颗。[18]此批弹丿药并无确切的运输记录，但是从电报看，丁汝昌催促甚急，东机器局又有现成库存，而且此后有多次向旅顺运送军火的记录，因此此批当已发出。而通过分析这个电报，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北洋海军各舰，使用6英寸炮的，只有致远和靖远，各装备两门6英寸炮。黄海海战致远战沉，就只有靖远的两门6英寸炮。而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记载，在徐建寅去威海时，北洋海军共有在舰、库存6英寸口径开花弹477枚、钢弹23枚，合计500枚，平均每门炮有炮弹250颗，如果此项炮弹均为黄海海战战前就下拨给北洋海军的，那么丁汝昌没有必要在九月向顾元爵请“6英寸炮用开花子数十”，这说明在九月时，靖远的6英寸炮弹尚不十分充足，这500枚炮弹应当有相当部分是九月以后才拨给北洋海军。同时，此间仅考虑了黄海海战之后天津向北洋海军发放的炮弹。而在海战前发放、但是北洋海军在出发前没有及时领到的炮弹，也不应当计算在战前北洋海军的弹药储备中。比如9月12日，“致远”、“靖远”、“来远”到大沽。原计划由3舰装运一批弹药、军火，但是5点钟3舰即已经开航旅顺，弹药只得暂留大沽。[19]此批弹药之后并无马上运送到旅顺或者威海的记录，显然没有能赶上海战，但是依然是包括在徐建寅的统计之中，也应当予以扣除。从上述资料我们不难看到，在海战后运到威海的炮弹数量不少于770颗，其中305毫米口径开花子就有350颗，按照徐建寅的统计数字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403枚算，那么北洋海军原有305毫米口径炮开花弹只有53枚，或者更少。按照定远和镇远7门主炮（定远一门主炮受伤未修复）算，平均每门主炮只有不到8枚炮弹，如此算下来，北洋海军实际的炮弹储备，特别是海战中最缺少的定远、镇远305毫米炮弹，数量是非常少的。另一方面，徐建寅的报告中仅提到了炮弹的储备情况，而没有提到药包。由于北洋海军各舰火炮发射炮弹需另有规格相同的药袋药桶。以定远所使用的305毫米克虏伯大炮为例，所使用的开花弹（仅指弹头，下同）重292千克，弹头内装药10千克，实心弹重325千克，弹头内微量装药，而发射药包则都是重72千克，发射药包为圆柱形，将火丿药片包裹于丝质袋内而成，外面标有重量，可以根据射程远近选取不同重量的药包。[20]如果弹丿药补给不配套，有弹无药或有药无弹均无法使用。根据前面所述，赫德就曾经提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这一情况我们可以从往来电文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根据前面所提到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军械局所提供的炮弹和药包数量上并不相符，其中九月初八（10月6日）的电文中提到发运150毫米炮弹100颗，而150毫米药袋有700出，多出了600出，六寸炮药袋则多出100出。而按照根据盛宣怀在九月初六（10月4日）的电报提出的生产计划数算，也多出十五生装好栗药二百出，六寸口径炮用装好栗药百出，另外北洋海军还在海战后请领了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这些应当是之前北洋海军所短缺的部分，否则光制造发射药包是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可见“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的说法当不是空穴来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战后日军所做的缴获物资统计中得到证实，按照日军的统计，共在刘公岛缴获210毫米炮弹423发，150毫米炮弹229发，而21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182出，150毫米炮所用药包是93出，210毫米炮短缺药包241出，150毫米炮短缺药包136出。不独海军，刘公岛上炮台和守军的火炮情况也是如此，以战后的75毫米克虏伯野炮统计为例，战后22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共有炮弹3850发，而装药则仅有176出，短缺3674出。[21]如此算来，北洋海军战前实际能有效使用的炮弹数量就更加少了。以“平远”的260毫米火炮为例。在黄海海战中，“平远”共发射260毫米炮弹10发，而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海战后还有炮弹35发。由于此种炮弹国内不能生产，皆需向外国购置。海战后虽然已经向国外订购了70发，但是要到次年的二月才能到货，此时还未到货。这说明战前共有260毫米炮弹45发，而战后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当为当前库存炮弹所配，同时在战后日本的统计里，也没有260毫米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和药包，显然已经都消耗殆尽，这说明在请领的260毫米火炮所用药包三十出以后两者数字是刚好配套的。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实际在海战中可用的260毫米炮弹，仅仅只有15发而已。北洋海军弹丿药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当时的克虏伯炮开花弹引信是在炮弹使用前安装上去，开花弹要发挥出其威力，尚需合适的引信。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引信的话，发现短缺的情况也很严重，战后日本统计共缴获克虏伯炮用引信150个，而对应的，仅海军的305毫米、210毫米、150毫米克虏伯炮开花弹就有673发，短缺423个，如果算上炮台所使用的克式开花弹，短缺将更为严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缺少引信的开花弹，事实上只能当实心弹用。由于目前缺乏相关数据，我们并不能确认海战前信管是否短缺，但是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和后路补给存在问题有很大关系。由以上两点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来证明海战前北洋海军缺少弹丿药，但是显然，即使不考虑徐建寅《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的真伪和其中数字的真实可靠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根据《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一文来确认战前北洋海军的弹丿药储备充足。由战前电报分析北洋海军的弹药供应同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探讨下，北洋海军在战前的弹药储备是否充足，或者是否是因为丁汝昌消极等待导致海战中弹药不足。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下北洋舰队后路的弹丿药供应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北洋海军的炮弹供应，在北洋海军成立之初，就在《北洋海军章程》上做了如下规定：旅顺军械局总理全军枪炮药弹一切军火事宜，稽查考核各船收发存储，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天津军械局为水陆各军军火收发总汇之区，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同时《章程》上还写到：天津机器制造东、南两局专造北洋水陆各营枪炮应用火药、子弹及水雷、铜帽、门火等件，现复添做新式长炮钢弹、栗色火药、哈乞开斯炮子，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由此我们不难得知，北洋海军所需弹丿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东局生产，然后再由天津军械局统一调拨。同时国内无法生产的弹丿药，则由军械局负责向国外订购。而北洋海军领取之弹丿药，除配补各舰外，其余均存在旅顺基地的弹丿药库中，需要时再由军械委员开单提取。而在旅顺，作为北洋舰队主要的弹丿药存放基地，修建有南子弹库，主要存放弹头，另有储存发射药和炸丿药的东、西库。威海并不大量储备弹丿药。平时北洋海军仅在舰上储备少量炮弹，用于日常练习和会操之用。但是事实上北洋海军就曾经面临过炮弹供应不足的情况。188丿9年秋季北洋海军在大连湾会操时，因为各舰炮弹缺乏，不得不“各船通融挪用”，[22]才使得会操顺利进行。由此可知，舰上平时所储备炮弹数量并不多，主要还是存放在旅顺基地，需要时再领。战争爆发之前，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北洋海军在威海基地开始备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加紧补充弹丿药：六月初一日（7月3日），丁汝昌函告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_，要求将“定远”、“镇远”两舰305毫米炮用开花弹(爆破弹)150枚、150毫米炮用四倍长开花弹100枚交“经远”舰带至威海应用，另将“致远”、“靖远”两舰“未曾分装之军火”交“来远”运往威海。[23]随后丁汝昌又发函要求将存放在旅顺的“超勇”、“扬威”两舰十寸口径炮所用轻装大粒药29出及现有“平远”舰260毫米口径炮所用药桶若干一并交“经远”带到威海。[24]这两份函件中丁汝昌所请各项弹丿药，虽无明确记录说明是否运到，但是丁汝昌在其后并未就此向龚照_催要，而且此次丁汝昌是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旅顺库存请领，应当没有什么问题，在其后不久当已经到位。同时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弹丿药储备情况相当的了解，这间接的证明了他对北洋海军后勤是非常重视的。在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丁汝昌再度函告龚照_，要求将“各船不足药弹除未经购置不计外，就现有未经运到，择其急需各宗，饬陈游击开具清摺，请饬其检照检齐，交定远带威，其余因（刘公）岛上无处存放，请暂存旅，候用再取”。[25]此次与上两次不同，丁汝昌并不是按照存放情况来提取物资，而是按照各舰弹丿药不足的实际情况“开具清折”来申请补给。不过丁汝昌也考虑了龚照_的难处，所以注明将需要另行购置的排除在外。虽然如此，旅顺现有物资储备还是不能满足丁汝昌的急需。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复龚照_函中提到，定远已经返回，带回的龚照_“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26]这两份信函并无收录明细清单，因此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所请的北洋各舰所缺弹丿药究竟是哪些，也无从得知还有哪些是旅顺所不能提供的。但是由前文可知，丁汝昌这次请领的不过是“各舰不足弹丿药”已经购置的“择其急需各宗”而已，对于丁汝昌所提的要求数量应该并不算多的弹丿药，旅顺都表示不能满足需要。可见旅顺所储备的弹丿药并不十分充足。而我们也由此可以知道，到此时为止，北洋舰队用于备战的弹丿药尚不充足，不能满足作战之需。对此，丁汝昌也无可奈何，只能答复“至函请津局续运之件，一经由津起程，务祈先赠电音，以便预筹闲舰，届时取运，倘蒙知照，得以由津径运来威，则更为简速”。[27]同日，“利运”号运输船自天津运军火抵威海，其中注归海军一批。[28]但是根据丁汝昌和盛宣怀的往来电文我们可以知道，六月十七日（7月19日），丁汝昌在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提到“侯‘利运’到，赶装水雷等件”，[29]在六月十九日（7月21日）丁汝昌给盛宣怀的电文中又写到“刻‘利运’到，函件收悉”，“‘利运’本拟充装雷械随守大同”。[30]由此看来，此批运送的物资在六月十七日（7月19日）就已经确定，主要是水雷等件，应当不包括旅顺所短缺的那部分物资。由于军情紧急，丁汝昌对于舰队短缺的物资非常关注，一再向有关方面发函催促。在回复龚照_的第二天，丁汝昌就给盛宣怀、张士衍致函，里面提到：“五十七密里快炮应需方块大粒药，除前到两千磅外，尚短四千磅，洵现时孔迫之需。津中既能自制，谅易照给，迅运来威。”[31]次日，丁汝昌在给龚照_的函中再次提到：“五十七密快炮仍需方块大粒药四千磅应用，伏希电催楚宝（张士衍）遄寄” [32]我们并不知道丁汝昌催要的这些物资是否是北洋各舰所缺的弹药其中之一，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发函催要，可见丁汝昌的急迫心情，也可以看到丁汝昌对于弹药补给的重视性，那么所谓炮弹不足“责任无疑在丁汝昌，与后路的弹药供应无关”这一说法也自然不攻自破。在8月1日和8月7日，“利运”分别由天津运来军火若干，其中包括扬威等补领的军火、克虏伯150毫米、阿式六英寸炮炮弹、引信等一批。[33]由于并无“现在无存请津赶运军火一摺”的明细，也没有这两日运到物资的具体清单，因此我们从这里无法得知这是否就是六月十三日丁汝昌致函龚照_时所要求的弹药，或者说是丁汝昌所要求的全部的弹药。而另一份资料可以给提供一些线索。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总理衙门曾奉旨调查天津机器局弹丿药供应情况。11月1日，李鸿章奉旨上报天津军械局存发枪炮弹丿药清册。据此清册统计，是年3月至10月，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补给305毫米口径炮弹342枚、210毫米口径炮弹840枚、150毫米口径炮弹927枚、6英寸口径炮弹370枚，11英寸前膛炮炮弹12枚、120毫米速射炮炮弹1600枚。[34]据此统计，再减去10月补给的305毫米炮弹160枚、210毫米炮弹100枚、150毫米炮弹100枚、6英寸炮弹若干枚，还有9月12日未能及时交付“致远”、“靖远”、“来远”三舰的那批弹丿药，其余当为战前北洋海军得到补给的炮弹。而此时库存的炮弹除210毫米炮弹和150毫米炮弹均以告竭。由这份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北洋海军战前得到的补充，除210毫米炮弹、150毫米炮弹和120毫米速射炮炮弹较为充足外，其他数量都严重不足。这也与当时的情况符合，210毫米和150毫米克虏伯火炮当时不仅装备了北洋海军，各炮台要塞也大量装备，所以炮弹储备数量较多。而汉纳根在战前的一封信则提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弹丿药问题上。我发现我们的灾难在于，两艘铁甲舰的8门30.5厘米炮只有3发长倍径榴弹和64发短倍径的、粗糙的榴弹。福州制造的铁甲舰“平远”的26厘米火炮根本没有榴弹，而巡洋舰“超勇”和“扬威”的26吨炮则没有发射药的储存。与此相反，3艘铁甲舰的火炮有着充足的穿甲弹，但是鉴于日本没有铁甲舰，这些炮弹差不多是没用的。同样，其他舰只所获得的弹丿药是不足的，但是在威海卫的弹丿药库里，却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