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石湾陶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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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孟涵&
&&&&&& 在曾安昌先生这批石湾花盆藏品中，民国时期的制品展现了在艺术装饰上空前丰富绚丽、多姿多彩的面貌，不仅造型各式各样，其彩绘、浮雕、印花等装饰手法的多元化和艺术水平的提升上，比明清时期都有了新突破，甚至连建国后的石湾花盆总体水平也难以企及（因为建国后石湾艺术陶的发展重点转向了雕塑）。
&&&&& 广州裕华公司、石湾冠华陶窑和振兴工厂就是这个时期石湾花盆生产的杰出代表。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我们目前对这几家企业还缺乏全面准确的认识，只能把有限的文史记载结合那些令人赞赏的藏品，对这个历史时期的石湾陶业状况作一点探讨。
&&&&& 在已故中山大学教授张维持先生的专著《广东石湾陶器》中，有如下记述：&裕华记公司& 民国年间()在广州市开设的石湾陶瓷店，又称为&广州裕华陶业公司&。由如意油起家的黄祥华为股东，聘请陈渭岩、潘玉书、廖坚及刘群兴等陶塑专家，以制作大型花瓶、花盆等日常用品驰名。作品上的绘画多取材于唐宋诗词，常效法王石谷等名家笔意。文字多摹仿汉以上铜器铭刻或汉瓦吴砖等文字，成为当时的流行风尚。同时，对古代文物的装饰图案，均列为借鉴摹制题材。
&&& &广州裕华陶业公司的仿古作品与同时的&息(按：疑为&惜&)阴轩仿古&和&光绪丙戌梅鹤山房仿古&的器物同臻乱真之妙。
&& &广州裕华陶业公司作品上的画作是由书画家神明昌(按：&昌&通常为&.佟.与女少文以及因经(按：从器物落款看&经&为&侯&似更合理)等绘写，和同时的启(按：可能为&冠&字误)华陶业公司、振兴陶业公司出口齐名，作品风行东南亚各地。&（注1）
&&& 我在佛山市档案馆查到一份《裕华制陶厂调查表》手抄本，由于没有标明年份，不知该表制于何时，从内容推测，时间大体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内容有：&名称：裕华陶厂；地址：广州市西瓜园；创立时间：民十一、二年间，创立七、八年间因种种关系近年情况始渐佳；资本额：资本约三万元；管理人：黎梅甫；工人：六十余人；工资：由二十元至六、七十元；工时：八小时至十小时；原料：东莞石井泥及清远绍(肇)庆白泥；原料及制品之运输：由水道运至；销路：四乡及广州；种类；另有货单；制造方法：人工。&
&&& 佛山市档案馆还有手抄本民国十九年版(1930年)的《五年来的广东建设》（下），其中《石湾缸瓦业调查》有一段文字提及裕华陶厂：&历年来石湾以外各处，如广州、香港虽有设缸瓦窑者，但因种种影响，亦随起随灭。在广州一市，往昔有五、六家，而现在只余白蚬壳一家及西瓜园之裕华陶厂。故统计大局，不免有日就沉沦之叹。&
&&&&& 上述援引的资料中，对于裕华公司的开业及结业时间互有出入。到底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看来只能求证于公司的遗留实物了。
&&&&& 此外，裕华公司与广东陶业公司的关系，也有不同说法，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区瑞芝的《石湾史简介》认为，裕华公司即广东陶业公司。他在介绍陈渭岩时称：&民初，（陈）应聘为&广东裕华陶业改良公司&（广东陶业公司）制作工程师。&（注2）
&&&&& 何秉聪在为《历史、神话与传说》一书撰写的&陶艺师传略&中则认为，两者不是一回事。他在介绍潘玉书的条目中谈到：&年之间，有一爱好石湾公仔的有钱人名叫刘星桥的，他集合了陈渭岩、潘玉书、陈赤、刘佐朝、刘河、梁醉石等一时名手，在广州光孝寺设陶窑造石湾公仔，名为广东陶业公司。&又说：&1915年至1925年间，广州另有一个规模较大的陶瓷厂，名叫裕华陶业公司，由佛山黄祥华做大股东，再由当时名画家如黄鼎萍，神明胄父女，高剑华等参与设计与绘画，石湾名手如陈渭岩、潘玉书、廖坚以及广州刘群兴等，参与制作，又任石湾陈富为总管。出品甚有书卷味，惜不及十年而停办。&(注3)
&&&&& 关于冠华陶窑，张维持教授有如下介绍：&冠华窑民国年间为梁格(实为潘格)所创设。冠华窑规模较大，当时陶瓷名家潘玉书、霍津、刘传、温颂龄等均参与塑造，兼请江西瓷器师傅专施釉彩，阵容兴盛一时，对陶瓷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良。留传下来的作品有《水浒传》人物形象，经常在作品上钤用楷书阴文方形印章&冠华氏制&或&冠华窑制&。该窑还曾制造大量花盆出口，销售于香港及东南亚各地，现在香港青松观尚保存若干这类花盆。冠华窑于抗战期间歇业停产。&（注4）
&&&&& 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外忧内患促进了国民的觉醒。冼宝干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编撰《佛山忠义乡志》.级缘笔钡男问朴泄.庋.姆治觯. &道光间，英人人我广州，谋国不善，制大屿岛以和，即今之香港也。自是海舶集于是岛，又五口分设商埠，非粤货不到广州。咸丰庚申以后，各国纷请立约，洋货充斥，我国商务，愈不可向，而佛山先承其弊。夫彼既以通商来，我当以通商往。彼能来，我不能往，非策也。忧时之士于是有商战之议，其策三：一日振兴土货，二日师彼之长，力图抵制，三日视彼我之所缺，权其缓急，以为操纵，或输之使往焉，或辇之传来焉。商战之善者也，而必以人才为根本。我粤世长海滨，开通最早，其管业各州连拥大埠，富敌彼国者，不乏其人。&(注5)表现了振兴实业，务实进取的民族自信心。
&&&&& 辛亥革命的胜利，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民初至抗战前，制陶业之发展进步，表现在逐渐适应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制陶技术工艺的改革要求和实践。1915年，由石湾技术工人为主的&广东裕华陶业改良公司&在广州成立，打破传统的行业界限。采取石膏制模注浆的外来的新工艺，以及研制创新产品等，就是一个大胆的改革尝试。&（注6)我认为裕华公司的创新，首先在于它实行了公司股份制和雇佣劳动制度，采用了不同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和管理方式，打破行规陋习。在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模式中，雄厚的资本实力和较大的生产规模，都是发展生产、追求创新的有力保证。1930年的《石湾缸瓦业调查》指出：&全石湾关系于缸瓦制者约六、七百家，其中大者如上利亚厂等略具独立的工厂规模外，大部皆为家庭工业组织，小者四五人，多者十余人，三十余人以上者，不过十余家而已。&佛山档案馆存有一份与《裕华制陶厂调查表》同期的《上利亚制陶厂调查表》。当时上利亚厂的资金约l万余元，工人四十余人，而裕华厂的资金是它的3倍。3万元资金是一个怎样的价值概念呢.从1929年《新佛山杂志》(创刊号)提供的资料可知，当年8月落成的佛山中山桥，才&共用建筑费4万元&。
&&&&& 在新的生产管理方式下，裕华公司、广东陶业公司和冠华、振兴等厂家，都注重&以人才为根本&，注重吸纳当时石湾、广州等地优秀的艺术人材，甚至不惜远道延请江西师傅来服务。陈渭岩&后期曾在广东陶业公司创作过不少作品，均印有&广州西门内大纸巷广东陶业公司谨识工程师陈渭岩敬塑&的楷书阳文款识&(注7)。(按：陈渭岩在广东陶业公司.嫉淖髌房钍恫⒎侨-.檠粑模.灿辛ナ榈模-.资セ嶂谱鞯摹犊鬃酉瘛贰. 一个民间艺人获得工程师的职称，可见公司对他的器重。而广州刘群兴则是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的弟子、绘瓷高手。1915年高剑父把他推荐到裕华公司当技工，同年他创作的广彩瓷《唐明皇击球图箭筒》被公司选送到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结果大获嘉奖，扩展了广彩瓷在美国的市场(注8)。可以想见，当时以高剑父为首的岭南画派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对石湾新派花盆影响当不小。冠华陶窑制作的《彩绘洋花开光雄鸡骏马图花盆》上的雄鸡就明显带着&岭南三杰&中高奇峰的艺术表现手法。高奇峰的精作《棠梨双鸡》里的雄鸡染画得一丝不苟，形象饱满，气韵生动，是成功融汇西洋画技、东洋画味和国画诗情画意的表现 (图1)。在陶瓷装饰艺术上，名家画手们既有采用、变通传统题材与手法的；也有在构图和色彩上接受西洋画和日本画影响，打破过去单纯沉闷的宿习的。清末民初，中国美术迈上了近代化进程，出现了东西方美术交融和革故鼎新的多元化时代面貌，艺坛上散发着生机与活力。美术创作者们各以不同的艺术手法实践着自己灵动的思想追求，同时代的石湾花盆上所出现的新景象应该是与之相一致的。对此，早有研究者指出：&民初时，美术陶、业进入了其全盛时期，在社会上之影响与日俱增。艺术创作曾一度繁荣，名师辈出，成就之高，可谓前无古人。&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裕华公司、冠华陶窑为代表的石湾陶艺创作上，瓷绘大师以精妙的绘画技巧、丰富多样的题材和鲜丽的色彩，引领人们进入陶瓷艺术审美新天地。花盆上清逸典雅的写意青花山水、花卉，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写实作品，直到今天还让人们爱不释手(图2)。
&&&&& 民国的石湾花盆还表现出&强国强种&的国民精神，在振兴工厂的产品中，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和&务财、训农、兴商、意工&的字句。一对绿.编竹式花岔上的纹饰有日军进攻&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和松沪抗战军高射炮攻击曰机的场景，有&要实行孙总理航空救国&的决心表现，直至建国初期，石湾花盆上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反帝革命精神(图3)，这样的花盆永远都会令观赏者心潮澎拜。
&&&&& 民国时期石湾陶业的有识之士，曾大力提倡行业的改革创新。《石湾缸瓦业调查》说到，& &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石湾缸瓦公所，过去&除日夕谈天之外，则每年纪祭陶师及分纸举子考试费而已&，&至民国十二、三年问&&各行业更从新合力，再将所务整合扩充。一方设种种方法，以求斯业之发展，最近且从事规划石湾陶业出品研究所，于公所内收集全墟出品，及对于新出品物等施行登记，以维持改良者之权利。&几十年前已有维护知识产权的理念，实属难能可贵。另从零散的旧报刊资料中，有一则1936年&石湾陶器比赛&的消息，该文称：&苟非力谋改善，不足抵抗舶来陶瓷之侵略，乃集合同业研究善法，改良出品以图补救，而挽危亡。乃决议举行陶器比赛，以期互相参考。现经各窑一致赞同，通过实行，日来各家纷纷筹备出品，送会参加，集团陈列、争奇斗巧、各显所长，并欲增进国人对国货有所认识。&（注9）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石湾陶业的发展将会继续取得长足进步。
&&&&&&建国后石湾陶器生产有了飞跃的发展，但一段长时期内，在&花鸟虫鱼玩物丧志&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石湾的花盆生产虽然在内质和产量上有较大提高，但品种较单一，装饰方法也较单调，陶艺家致力于有政治内容的陶塑作品，不敢把精力兼顾于花盆类的设计，这种状况直到国家实行经济改革开放后才有所改变。
&&& 1．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 2．区瑞芝《石湾史简介》(未刊本)第53页
&&& 3．香港市政局《历史神话与传说》& 1986年第55l页
&&& 4．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 5．民国十二年《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 人物第l2页
&&& 6．佛山市博物馆《佛山市文物志&下卷》(油印本)第12页
&&& 7．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石湾陶展》1979年第334页
&&& 8．刘群兴《自传》手稿
&&& 9．霍景云《石湾陶器比赛前奏》载《国华报》民国25年12月6日第l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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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佛山市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黄卫红 (文博副研究馆员)
&&& “景德瓷，石湾陶”，人们以此来概括中国陶瓷的精髓。与景德镇瓷窑不同的是，广东石湾窑是民窑，从不受到官府的扶持，与官窑有根本的区别，以烧制陶器为主，主要是为市场需要而生产，为外销需要而生产。在有据可考的一千多年来，石湾窑的生产基本没有停止过，其产品流布民间甚广，不仅家喻户晓，喜闻乐用，而且远销东南亚各国、阿拉伯半岛周围和东非沿岸地区，历来为我国出口重要商品。一座普通民窑的产品虽然没有官窑产品规整、精致、典雅，却具有如此魅力，窑火千年不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究其原因，与石湾窑始终保持民窑传统的制陶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形成独特而鲜明的地方特色不无关系。　　一、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石湾窑。
　　　　石湾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带，处于广州海湾的边缘，毗邻佛山、广州，水陆交通十分方便。这里有丰富的陶泥资源和合适的建窑岗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使石湾成为我国岭南重要的陶业基地。石湾制陶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幕，1977年冬至1978年夏，广东省博物馆会同佛山市博物馆在石湾大帽岗东面的河宕，发掘了一处规模很大的新石器晚期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大批夹砂陶、软陶和硬陶印纹陶片，见证了石湾制陶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佛山商品经济已有初步发展，最为显著的是陶瓷业。唐代和北宋年间，从南海县西南面的石湾，东面的黄帝岗、北面的官窑、西面的奇石等地，都分布着众多窑场，从而进一步印证了石湾自唐宋以来就成为中国南方颇具规模的制陶基地。1957年及1972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在佛山石湾和南海奇石发掘了大量唐宋窑址，出土遗物以青釉、酱釉为主，均属火候偏低，硬度不高，坯胎厚重的半陶瓷器，产品种类极为简单，仅见日常生活用的碗、碟、盏、杯、壶和丧葬用的高身罐、三足炉等，装饰粗率简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属石湾窑系统，位于石湾西北面的南海奇石村，依山面水，从虎石山至南面的崩岗头山，绵延长约三公里，共露出20多条北宋时期长条形斜坡式的龙窑，其中部分还压叠着唐代小型馒头窑，整个遗址碗、盘、罐、.等日用器陶片堆积如山。部分陶器残片肩部还印刻有“政和二年”、“政和六年”、“嘉佑□□”等北宋年号和“潘宅”、“张可”工匠名号。其胎质、釉色 、烧造方法与石湾窑器物基本一致，可见石湾和奇石是同一时期，同一系统的上下两个窑区。该遗址曾是古代大规模的贸易陶器生产基地之一，是北宋年间，随着我国陶瓷外销地点的扩展，广东窑场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为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而建立的。根据考古发掘，唐宋时期，广东便有专供出口的窑场，唐代特有的“馒头窑”，在广东梅县、增城、佛山、南海、新会、三水、高明、廉江、遂溪、封开等地都有发现，宋代外销陶瓷窑口就有潮州笔架山、广州西村、惠州窑、海康窑、南海窑、阳江石湾窑、梅州瑶上窑、新会官冲窑等。
　　明代以前，石湾窑的产品主要是煲、碗、盘、罐、缸、沙盆、花盆等民间日用器皿，多行销本省、广西、福建、上海等地。明代正德年间，石湾海口伦氏建造了既节省燃料又能控制窑温的“南风灶”，取代了旧式龙窑，不仅大大增加了产量，还可以有效地控制窑温，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一改过去以青釉为主单一色调，烧至出五彩斑斓的彩釉陶。清代，石湾制陶业进入历史最辉煌时期，乾隆、嘉庆年间，以制陶业为经济基础的石湾，已发展成为南海县屈指可数的大镇，这里商贸丛集、繁荣富庶，“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1]商业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了石湾陶业迅速发展。据文献记载“石湾全盛时期共有陶窑107座，容纳男女工人六万有奇”；“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2]。石湾制陶行业从明代的8行猛增至清末民初时的28行。全盛时期，石湾陶窑达107座，各行商号共计近千家，大小寮场作坊千余所，直接或间接从事制陶业的工人不下6万人。石湾陶器产品种类名目繁多，使用范围广，几乎遍及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无论是家居陈设用具、建筑构件装饰，以至日常生活、起居饮食等等，无不与石湾陶器息息相关。产品大致可分为日用陶、手工业陶、建筑陶、丧葬陶和美术陶瓷。日用陶包括碗、碟、壶、罐、盆、水缸、沙煲、油埕、灯盏等；手工业陶瓷包括制糖业、染料业、酿酒业、硫酸业生产所需的大盆、大缸、酒埕等；建筑陶包括瓦当、滴水、栏杆、花窗、排水管和庙宇用的华表、以及屋顶装饰瓦脊等；丧葬用品主要有陶罐、陶牛、陶盒等；美术陶瓷有各类人物仙佛造像、鸟兽虫鱼、瓜果器皿、山公盘景、文房四宝以及仿各大名窑产品等。石湾制陶无论是艺术造型和施釉方法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名窑产品。这些质朴无华、浑厚传神、雅拙有趣的陶艺产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产品除销售本地及外省外，还通过“洋庄”大量输出东南亚各地。
　　二、大量外销，“旁及海外”的石湾窑。
　　石湾窑所在的佛山，是我国古代“四大名镇”、“四大聚”之一[3]，早以冶铁、制陶、纺织三大工业鼎盛南国，也是较早对外贸易的商埠。唐宋时期，广东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极为频繁，据《全唐文》、《宋史》等古籍记载，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在广州设有“市舶司’，同时在佛山也设有“市舶务”，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元代，广州同样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输出的商品仍以陶器占多数。这些陶瓷器包括青花瓷及一般日用陶器，如瓦瓮、粗碗、水埕、瓦瓶等生活器皿。元大德元年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记述当地人民“盛饭用中国瓦盘或铜盘”“饮酒用瓦钵”，可见陶器的输出与瓷器相互比美，这些陶器当有不少是来自石湾[4]。明清时期，佛山对外贸易在宋元的基础上，在管理上更完善和开放，有效的刺激了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以临海的优势大举进军海外市场。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 谚曰：”“石湾缸瓦，甲于天下。”的记载。
　　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关于石湾窑产品在海外的行销情况，文献资料匮乏，史料记载不多，但石湾陶器的外销情况还是有迹可寻的。1974年和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先后两次到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西沙海底有30多个地点堆积有大量中国古代外销瓷，调查队从海底采集到南朝到明清，来自广东各窑口的2000多件陶瓷标本中，就有相当部分是宋代石湾窑日用陶器。据文献记载，在伊朗的希拉福遗址、非洲的东海岸、美国西海岸当年华人聚居的村落，特别在东南亚诸国，都可以看到石湾窑陶器的存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阿曼苏丹国索哈地区，也出土过五代南海官窑彩绘瓷盆、北宋南海奇石窑酱黑釉四耳罐、明代石湾杂色釉骑狮人物像和黑釉三足炉。[5]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等人，曾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发现大量当地出土的唐宋时期石湾窑、潮州窑和广州西村窑的陶瓷器。可见唐宋时期，石湾窑曾大量外销海外。石湾窑日用陶形制质朴、厚重，是理想的实用品，由于价格低廉，在东南亚一带很受欢迎。随着产品的输出，石湾不少陶工也到国外谋生，在当地开窑生产或传授技术。有一位研究石湾窑的同行曾见过一只蓝变釉碗，胎、釉是石湾风格的，造型却是仿西式的，碗外施乳蓝釉，碗内施白釉带小开片，显然是专供外销用的产品。自明代起，石湾打破了过去单一日用陶器出口的状况。艺术陶塑、建筑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器等也不断输出国外，尤其是园林建筑陶塑，很受东南亚人民的欢迎。近年，我馆组织了石湾窑瓦脊研究专题小组，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港澳乃至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庙宇寺院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除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外，广西、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庙宇寺院屋檐瓦脊上，完整保留有清代中期至清晚期从石湾出口到当地的陶塑人物或花卉脊饰就有近百条之多，建筑饰品还是无法统计。石湾窑屋脊装饰由于制作精美、色彩斑斓、内涵丰富，一经出现，便风行广佛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乃至广西，遍及港澳和东南亚一带，但凡新庙宇落成，往往争相定做安装，以致海外庙宇建筑装饰中风霏一时。石湾窑生产的一种贴塑龙凤花纹的黄釉陶缸，当地人称“龙鸡缸”（凤与鸡近似），因装饰美观，寓意吉祥，密封性好，在东南亚以及荷属东印度都很受喜爱，并用来储藏珍贵衣物。
　　石湾艺术陶最早同时也是最大的买主是荷兰人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十八世纪经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输出的陶瓷中就有不少是石湾艺术陶，这些陶器艺术品运抵欧洲后，散落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如英国伦敦维多利阿鲁拔博物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等。摩洛哥王国的博物馆里仍收藏着来自奇石等古窑址的陶罐。在私人藏家中，德国的柯道柏林就收藏了不少石湾陶器艺术品；美国医生施钦仁也收藏石湾陶器上千件，他收藏石湾陶器的癖好影响了其女儿施丽姬，施丽姬对石湾陶器作过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完成了《石湾陶器研究》的博士论文。
　　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起自汉代，盛于北宋、明清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广州和泉州，终点是东南亚、南亚或西北非洲。石湾窑能大量外销海外，离不开他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繁荣的商业背景。石湾处于广州海湾边缘，比邻佛山、广州，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广州是一个很早对外通商的口岸，石湾陶器借广州这一转运站，可以十分方便销售到东南亚各地。所以其生产自然要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缸瓦由石湾运省”，石湾窑“每年出口值银100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销各埠。”[6]在对外贸易中，石湾依附佛山这个贡船贸易的重要港口，经东平水道及内河栅下码头等地[7]，出珠江、经香港、绕海南、抵越南、泰国、马来半岛以至印度、阿拉伯及非洲。正是由于拥有广阔的海内外贸易市场空间，才得以使石湾窑这个普通民窑能够在制陶业历久不衰，称雄数百年。南宋和元代，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港口已从广州转移到泉州，加之社会不安定等因素，石湾窑的出口量也大幅减少。
　　“民庐栉比，瓦屋鳞次，有烟火十余万家”；“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佛山为归，河面广逾十寻，而舸舶之停泊者鳞砌而蚁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数武，桡楫交击，争沸喧腾，声越四五里，有为郡会之所不及。”；“-群列，百货山积，反希觏之物，会城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8]文献古籍中所描述石湾比邻的佛山古镇，以繁荣的商业、手工业奠定了岭南手工业重镇和商业中心的基础。明代以来，佛山逐渐发展为岭南手工业商品生产基地和国内南北商品的贸易集散地，社会经济有过高度的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至成为拥有四五十万人口的“岭南一大都会”。在这一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日益兴旺的海外贸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佛山三大手工业行业的产品，正是海外市场最适销对路的商品。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历史上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正是这得天独厚的海内外贸易繁荣的背景下崛起的。明清时期，广州和佛山两大中心市场之间的贸易关系相当紧密，佛山有许多手工业产品供应广州出口，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巡抚杨永斌给雍正皇帝的奏疏言：“广东省城洋商贾舶云集，而一应货物俱在南海县属之佛山镇贸易”。[9]佛山冶铁业，无论兴盛时间、总体规模、产品总类以及市场范围来讲在江南地区都堪推首位，清代康雍乾年间，估计产值就超过一百万两。[10]石湾陶器在佛山商业贸易中也举足轻重，“缸瓦窑，石湾为盛，年中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11]北宋朱-谧-119年《萍洲可谈》中记述宋代广州港装货的海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北宋时期，潮州笔架山、广州西村、惠州窑、海康窑、南海窑、石湾窑、梅州瑶上窑、新会官冲窑等外销陶瓷产品，汇集广州，一批批运往国外。除了石湾窑烧制陶器外，其他窑口均烧瓷器，这些大小相套的陶器，应该是一些日用粗陶器 ，当是指来自石湾的陶器产品。特别是熙宁九年，北宋政府采纳了“罢明州、杭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司抽解”[12]的建议，规定船只“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13]使广东的陶瓷业主和商人借此有利条件，及时了解国内国际市场的动态，生产适销海外的陶瓷产品。同时，广东陶瓷产品运输线路短，售价较来自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的产品价格要低，对于喜用中国陶瓷器，又因经济条件所限，难以购买高档陶瓷的外国人，都希望能够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广东陶瓷投其所好，根据本地条件，发挥自己特长生产陶瓷器外，还仿造各名窑产品投放国际市场，深受欢迎。
&&&&&&&& 可见，完备发达的水陆交通，依托佛山这一与广州双足并重的岭南中心市场城镇，是保障石湾陶瓷制造业百年兴盛的必要条件，也是石湾窑畅销海外的重要因素。
　　三、独具特色、雅俗共赏的石湾窑。
　　石湾窑产品之所以在历史上能畅销海内外，历久不衰，赢得人们美好的赞誉，除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繁荣的商业背景外，产品实用价廉、釉色浑厚朴实、思想内涵的平民性，能够不断适应百姓精神需求，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故其优秀作品一经问世，便深受人民大众所喜爱。石湾窑也凭籍其实用性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魅力，与众不同的地方个性行销海外。
　　（一）善仿善创　不断创新
　　石湾窑以善仿而著称，陶艺工匠不囿于传统观念，大胆探求艺术风格多样化。不但善仿善创，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明清以来尤其突出，在青釉和酱釉的基础上，他们模仿出多种釉色，使石湾釉陶进入花繁果实的境界；仿鱼箩藤釉色、仿树根雕釉色、仿青铜器的效果、仿三彩釉、仿青花……　。尤其是仿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作品更是惟妙惟肖，如仿定窑的“粉定”，仿龙泉窑的“梅子青”，仿哥窑的“百圾碎”，其精品被称“在江西窑之上’，[14]其中的仿钧最有成就也最具特色，素以“广钧”、“泥钧”而名闻天下。八大瓷系的造型与釉色之美以及装饰手段也全被石湾窑消化吸收。除大量仿造外，石湾窑更注意创新，他们从实际条件出发，发挥本地原材料功能，就地取材，扬长避短，着力挖掘当地陶土做胎的特殊美感，吸取各大名窑釉色精华相结合的办法，在取得新的特性来形成自己古朴、粗犷、庄重的独特风格基础上，不断创新，使石湾窑立于不败之地，在善仿善创的发展进程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艺史上的奇葩，也是石湾窑生生不已，千年窑火不熄的原因。
　　（二）古雅拙朴　生动传神
　　石湾窑艺术陶塑，人称“石湾公仔”，是在石湾日用陶高度发展和商业流通活跃繁荣的基础上产生的。它诞生于民间，不受皇宫贵族关注和清规戒律的约束，完全按照民间喜好和工匠创作灵感创作，造型自然，不务矫饰。以人物造型为代表的“石湾公仔”,吸收各种文化艺术精华，高度写实和适度夸张相结合，既有国画写意人物的夸张手法，重神似而轻形似，线条简练含蓄，恰到好处；亦不乏国画工笔人物的精雕细刻和细腻轻柔。并且还注重调动人物的神情、动态、服饰等多种手段，强化人物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感情，着力以形写神。最大的特点是继承传统风格，塑造人物脸部或其它肌肤一般露胎不上釉，以保持胎色和线条的刻画。工匠巧妙的运用陶泥和瓷泥、素胎和色釉、高温和低温、粗犷和纤巧、工笔和意笔、形态和神态、张扬和含蓄等多种手法结合，使作品表现得自然而亲切。石湾公仔胎壁厚、釉层厚，富有古雅厚重的特色，充满浑厚、质朴、率真、传神的审美情趣，令人回味无穷。美国旧金山市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喜马拉雅和中国装饰艺术馆馆长特里.萨采.巴塞洛缪(TERESE TSE BARTHOLOMEW)对石湾陶瓷艺术作过这样的评价:“在中国陶瓷雕塑中，就造型、丰富的人物表情和绚丽的釉色而言，没有什么可与石湾的人物雕像相匹敌。[15]“石湾公仔”独特的地方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又具有岭南文化的独具特质,在南方具有地区性影响，家喻户晓，深受群众喜爱，在国外市场同样享有较高的声誉。
　　（三）题材丰富　造型灵活
　　石湾窑是南中国的一个民窑，不受官府的制约，陶艺工匠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才华。他们了解广大人民的喜闻乐见，明白广大人民的祈求和愿望。他们既从传统表现手法得到传承，更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寻觅新的创作题材，激发创作灵感。所以石湾陶艺完全没有概念化的造型和固定的程式，题材丰富而多彩，各种历史思潮和社会风尚与现实生活都能在陶塑作品中反映出来，樵、渔、耕、读、牧、奕、饮、琴、游、戏乃至拍蚊、搔痒、挖耳等等百姓日常劳动、生活情景；各类花鸟虫鱼、野兽家禽与菜蔬瓜果等百姓熟悉的事物，以及达摩、观音、寿星、八仙、钟馗、关公等百姓熟悉与喜爱的神仙人物与历史人物，都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真实生动的表现。褒忠贬奸、扶正嫉邪、祈福求安、尊老爱幼等等百姓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态度在石湾陶塑艺术中得到传神的体现。例如清代末年就出现过以欧洲侵略者的形象作为外部造型的枕头、尿壶，以表达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社会思潮。其造型更是灵活多变，大至30米长的庙宇瓦脊装饰，小至仅有1公分高的微雕“山公”；粗简有民间吃饭用的瓦钵，精致有雕刻细腻的文房用品、案头摆设的艺术人物、动物……。民居的厅堂、房间、厨房、庭院，甚至是商业店铺用具、手工业作坊的工具都离不开石湾陶。石湾窑工为适应市场需要，在产品的造型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刀塑、捺塑、捏塑、贴塑技法，使各种造型具有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施釉技法也是搽、挂、挡、泼、滇、刮、雕等多法并用，适合不同群体的审美需求，雅俗共赏，表现了广府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拘传统，在追求不断适应社会需求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因而，使石湾窑产品拥有广阔的海内外市场。注释：[1]、清龙廷槐《敬学轩文集》卷二《初与邱滋畲书》[2]、清道光《南海县志》卷七.舆地略三[3]、清初刘献臣《广阳杂记》卷四[4]、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18页，1991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5]、曾广亿《石湾窑的起源和发展》（1987年岭南美术出版社《石湾艺术陶器》）[6]、清光绪抄本《南海乡土志》矿物制造[7]、清李士祯《抚粤政略》卷六.文告[8]、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9]、清雍正《朱批谕旨》第52册13--14页[10]、罗一星《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6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清光绪抄本《南海乡土志 》矿物制造[12]、13、《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14]、清光绪《广州府志》卷十六.舆地略八.物产[15]、《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论文集》第67页，书艺出版社2002年。
来源：佛山市博物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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