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历史上著名的十大悲情英雄
编者的话：喜剧让人开怀，但悲剧却能让人刻骨铭心。人们虽喜欢仰视伟大的英雄、赞叹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更会为那些同样伟大却命运多舛的英雄唏嘘叹息，正如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比活着基督更伟大一样，人们更愿意将那些悲情的英雄长久的放在自己的心里！
列奥尼达被视为希腊的英雄
300：500000，在整个人类的军事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力量如此悬殊的对决了，只要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以卵击石，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和他的300勇士们却这样做了。
面对着来势汹汹、必欲踏平希腊而后快的波斯大军，斯巴达的勇士们义无反顾，他们驻守在通往雅典城最后的隘口
波斯皇帝薛西斯根本没把这支小部队看在眼里，他以为自己的数十万大军一个冲锋就能够把斯巴达人冲垮，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顽强的斯达巴人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住了波斯大军三天三夜，如果不是出现了叛徒，引导波斯军队抄小路进攻列奥尼达，还不知道波斯军队要在温泉关下损兵折将到几时。
虽然腹背受敌，但列奥尼达和他的勇士们并没有退缩，他们迎着波斯人的弓箭与长矛与敌人血拼到底，最终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全军覆没！
温泉关一战不但为希腊人赢得了集结的时间，也激励着希腊各邦摒弃分歧、同仇敌忾，终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打败了波斯大军，取得了波希战争的胜利。浴血温泉关使列奥尼达成为了希腊的英雄，正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将光荣留给了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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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游戏在线玩王石：一个韩信式悲情英雄的谢幕_深度评论_新浪财经_新浪网
王石：一个韩信式悲情英雄的谢幕
　　题记：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商场上理想主义与精致功利主义的对撞。不出意外，理想主义从此土崩瓦解，而精致功利主义实际上早已登堂入室。
　　一、央企联手民企，与地方国企交上了火
　　资本市场真的是天生的大戏编剧：各种布局，各种陷阱，各种心机，各种上云端，各种掉沟里。
　　曾经各种变化，但以为已尘埃落定的万科股权大戏，随着昨晚两个公告的发布，瞬间波澜再起，令人大跌眼镜：“华宝”联合起来，抗拒“深铁”――就是央企联手民企，与地方国企交上了火。
　　华润和前海走在一起，可谓是“万万没想到”。用市场语言翻译一下，就是中央军竟然与山大王联手进剿地方军。
　　事情的平地波澜来自昨晚（6月23日）央企华润和民企宝能双双发表的声明，一致反对万科、深铁重组方案。
　　前海人寿公告：
　　（一）本次预案将大幅摊薄现有股东权益和上市公司收益，我方明确反对万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后续在股东大会表决上将据此行使股东权利。
　　（二）万科董事会未能均衡代表股东利益，独立董事丧失独立性，未能诚信履职；万科监事会对董事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未能尽到监督及纠正的职责；万科己实质成为内部人控制企业，违背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
　　华润公告：
　　（一）华润支持万科与深圳地铁在业务层面的合作，反对万科管理层提出的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预案；
　　（二）华润对万科董事会在审议及表决重组预案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已发函向两地监管机构反映，并质疑议案审议过程的合规性及议案通过的有效性；
　　（三）华润支持万科持续健康的发展，高度关注万科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等公司治理问题。华润将继续致力提升管治水平，维护全体股东和投资者的权益。
　　翻译一下，上面两家的公告，其实主要内容都一样，就两句话：
　　1） 反对万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敲打深铁，别妄想做老大）；
　　2） 批评万科己实质成为内部人控制企业（敲打管理层，注意管家与主人的界限）．
　　两个公告前后相差不足10分钟出来，要说他们台下没做什么沟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很明显，到今天这份上，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想通过引入深铁来抗拒野蛮人“宝能系”的方案，大概率胎死腹中。
　　华润和前海走在一起，可谓是“万万没想到”。 从华润入股万科已经16年了，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甚至每当王石郁亮面临“困境”的时候，往往都是老大哥华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但这一次显得没有那么的简单。对于此次万科提出的股权重组预案，来自华润的3位董事全部投了反对票，而且还公开质疑此次投票通过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华润重夺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决心很大、执行力强，甚至不惜冒着众矢之的打破央企行事常规。比起宝能这种虽野蛮，但实力边界终究有限的民企，华润这个国家队一旦经过决策，能够调用的资源和霸道程度显然高出好几个量级。
　　无论其中是什么细节，万科想引入外援的想法，显然惹恼了华润，曾今亲密的战友一去不返。
　　二、王石的时代落幕
　　万科股权之争的所有结果都仍存变数，但有一个结果是确定的：王石的时代将会落幕。
　　华润+宝能=39.55%万科股权，两大股东联手已超过全体股东三分之一投票权，而在重组方案需要2/3以上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可谓大势已定。
　　那么根据目前的情况，万科股权争霸战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最大的可能是：华润重回大股东，深铁尴尬出局，宝能安全撤退。
　　折腾大半年回到原点，就看华润怎么当宝能的接盘侠。宝能持有万科股票成本是16~17元，深铁重组方案每股作价15.88元，华润出价过高，则打脸“国有资产流失”，过低，又不可能说服已被深圳市按下的宝能来结盟，利益怎么输送？
　　这是未来下集剧情的亮点。
　　然后，万科，再见！
　　这个曾经最纯净、最透明的中国企业治理典范，未来将沦陷为多方博弈的决斗场，或逐步被央企华润收编、内部化。也许有人说，华润依然可以延续过去的治理策略。但人世间大多数事是覆水难收，经过这一战，信任的城墙已经崩塌，谁都难回当初。费那么大劲重回老大的华润，也只会进一步加强控制权――昨晚华润和宝能的声明，都已经将矛头指向了“内部人控制”。在这番争斗之后，内部控制人“交出掌舵权”，也变得顺理成章。
　　万科之成功，在于没有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分散下的职业经理人高度自治，但其阿喀琉斯之踵也恰在这一点上，最终也会毁在了这点上，这是宿命，早晚而已。
　　所以，最悲催的是万科管理团队，分裂和出走是大概率事件。
　　2015年5月，王石接受媒体人胡舒立采访时称，经历了2008年之后，知道团队是没问题的了，绝对不需要自己再挺身而出了。
　　半年不到，他食言了。
　　“万宝”大战突然引爆，王石的愤怒随之通过自媒体被整个中国看到。他先是在内部的讲话中抛出“不欢迎宝能当大股东”，更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抛出带团队出走、“再造一个万科”的言论。
　　苦心耕耘把万科从一方诸侯，培养为一个王朝。可惜在当今“资本=枪杆子”的时代，面对野蛮人攻城，万科管理层手下没有“枪杆子”应对，而求救太上皇（华润）无果，只好独自寻找外援（深铁）自救。岂料现在太上皇和野蛮人联合起来，闹着内部斗争拒绝外部干涉，搞得万科管理层里外不是人，折腾大半年，最后还是沦为几个资本玩家翻云覆雨，谈判桌上被牺牲的棋子。
　　可以预见，一旦华润重新君临万科的王座，以管理层高度自治为标志的“王石时代”从此就画上句号。
　　三、王石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兼容、也不见容于这个时代
　　中国多如牛毛的地产公司如果要做个分类，那就应该是：万科，以及万科以外的其他房地产公司。这家叫万科的公司几乎改变、拓展和制定了整个中国房地产业态的规则与玩法。
　　在盛行赤裸裸丛林主义的中国的政商环境里，理想主义的万科和王石的存在与壮大，都堪称奇迹。也惟其如此，王石今天的离去，才更显唏嘘：环境裹挟力量是如此之大，独树一帜能长大，但注定是走不到终点的。
　　王石将万科视为他的“作品”，作为创始人和万科董事长，王石与郁亮等整个管理层的持股加起来，至今只占约4.14%。在宝能系插手万科股权之前，万科的股权极度分散，而大股东华润又鲜少插手，万科的管理层才是过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真正掌舵人。
　　王石创业于1983年，不过企业界更倾向于将他划入“92派”。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被统称为“92派”。
　　但在精英意识和家国天下意识普遍浓厚的“92”派企业家中，只有王石鲜明地将“名”置于“利”之前，1994年的万科股改中，王石带头放弃了40%个人股权。
　　王石自己曾谈论过：“之所以放弃资产，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都可以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2000年，他辞去万科总经理一职，仅保留董事长身份，从此开始“将三分之一时间用于登山”的生活。
　　直到2009年，王石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然后开始发现自己需要学习
　　2011年，王石带着公司安排的摄影师，开始去哈佛游学，他的计划是“一年哈佛，一年伦敦，半年耶路撒冷，半年伊斯坦布尔”，最后在哈佛呆了两年半，剑桥半年。而正是在美国，王石认识了田朴B，并被爆出在2014年两人在美国喜结连理。
　　而以上这些，都成了街坊巷里、媒体长舌挖苦、讽刺的论据：不务正业，身居董事会主席高位，整天游山、玩水、泡妞。在这些人看来，与公司保持距离，以更清醒客观掌控公司发展大方向是不对的――凭什么这么舒服就管理了一家大企业？传统教育告诉他们，好的领导人应该是铁人王进喜那样的，下到车间一线，与工人同吃同穿，挥汗如雨。至于说道田朴B，与其说是反映了那些街坊巷里的正义感，毋宁说反映了多数中国人内心共有的阴暗与猥琐：凭什么你一个大叔身边有美女如斯？
　　但就像所有伟大企业的精神领袖一样，“游山、玩水”的王石一直以其丰富的阅历、经验和视野主导万科的大方向，就像当初痛苦地去多元化之后，王石禁止万科再多元化。笔者认为，作为董事会主席，王石关键的职责，是帮助公司制定战略上的发展规划。
　　而纵观万科多年的成长与业绩，显然每一步战略发展上都是相当成功的。
　　2015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1955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1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在国内地产公司中排行前茅。今年早些时候，万科宣布2015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每10股派送人民币7.2元现金股息，分红比例超过当期净利的40%。从财务数据来看，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堪称卓越。
　　可惜高人早就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当今“资本=枪杆子”的情况下，一旦蛋糕做大，一方诸侯成长为一个王朝，想要维持住政权的统治，没有维护地位的枪杆子，往往没有好下场。王石曾在股东大会回答股东提问时答复“一定会退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这与其说是一种大度的无奈，毋宁说是一个打天下者的心灰意冷。
　　市面流行的说法是：没有股权的王石是想当万科永远的摄政王，通过玩平衡，而牢牢掌握住公司控制权――所有说这这句话人的潜台词，无疑是心里默认资本才是唯一“正统”的皇室血统，其他所有都是心存妄念的奴才。中国从来是家天下――只要你不是皇帝血脉，再大能力与功勋，也是不能存非分之想的。
　　英雄常常以悲剧收场，他在江湖留下了传说，但江湖可能将不在有王石这号人物。
　　四、韩信的悲剧
　　汉高祖四年，楚汉相持阶段，双方筋疲力尽，拥重兵的齐王韩信成为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
　　项羽因为司马龙且战败被杀而感到了恐惧，于是派盱眙人武涉前往游说韩信。武涉对韩信说：“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
　　“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
　　“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
　　“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
　　韩信辞谢说：“我侍奉项羽，官不过郎中，职位不过是个持戟的卫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我背楚归汉。刘邦授予我上将军印信，给我几万人马，脱下他身上的衣服给我穿，把好食物让给我吃，言听计用，所以我才能有今天。人家对我亲近、信赖，我却背叛，不吉祥，我即使到死也不会变心。希望您替我辞谢项王的盛情！”
　　之后齐人蒯通再次劝韩信反。史记上是这样记载他的劝诫的：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这里蒯通一而再再而三的向韩信表明，刘、项的命运就决定在韩信手里，向着项羽，项羽胜利；向着刘邦，刘邦胜利。不过在谁手下，都不如自己自立山头来得实在。
　　韩信依然拒绝了。
　　公元前196年，韩信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死前长叹：悔不听蒯通之言。
　　如果时间倒流回去22年，王石会拒绝那40%的个人股权吗？
　　现如今网上舆论，在万科股权之争中，王石一直在挨骂，宝能和华润倒成了英雄：无数人在羡慕和夸赞宝能大捞了一笔。
　　不得不感叹，我们真的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回想整个过程，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中国商场上理想主义与精致功利主义的对撞，从王石宣布不欢迎姚员外，到野蛮人撞门，到华润增持，再到引入深铁，直至华润最后为了“利益”悍然反目。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不出意外，理想主义从此土崩瓦解，而精致功利主义实际上早已登堂入室。
　　资本与经理人的较量，后者从无胜算，哪怕如乔布斯那样的天才，也被苹果扫地出门，这是天然力量的分野，无法抱怨什么。于王石而言，这个结果早在22年前他放弃控股权的时候就已注定。王石被吞噬，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更是中国政商环境的悲哀。
　　再见王石，你一直是个英雄，可以无憾；
　　再见万科，你曾经伟岸，但愿你未来能继续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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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的话
　　想必，教育界的朋友对近期河北省涿鹿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辞职一事都有所了解。一篇题为《涿鹿县郝局长激情辞职讲话》的文章，日前在网上广泛传播和讨论。这位因引进和推行“三疑三探”教学模式而广受争议的局长，在县委叫停这种教学模式后，主动辞职。
　　对于此事，媒体多以“悲情英雄”的角色定义这位局长，特别是他在辞职演讲中说到“我可以和官老爷们拍案而起，却看不得孩子悲伤”，更是触动大众心中柔软的地方，赢得一片叫好声。媒体纷纷声援：“这是改革者的悲哀！力挺‘课改局长’郝金伦们！”
　　然而，此事如果仅以媒体和大众声援这位局长收尾，不进行深入的追问，不触及教学模式的理性认识、教育改革推进的方式、教育局长的“权力边界”等问题，这个事件将会是一阵风，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不到任何的参照作用。
　　基于此，小编特邀部分高校教授、教研人员、学校校长和教师，共同思考这一事件背后的核心问题。其中，一位温文尔雅的教育界前辈这样鼓励小编：“你们组织这样的讨论，是做了一件好事。我一般不写批评文章，这次是破例！”
　　小编正是想通过这样的讨论，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提供一种思路――这位局长到底是“悲情英雄”，还是“作为失当”？
　　感谢以下6位教育专家的智慧分享！
　　刘庆昌 山西大学教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
　　刘良华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德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映潮 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特级教师
　　凌宗伟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原校长、特级教师
　　常作印 北京市丰台区第二中学教师、全国中语十佳教改新星
　　追问一：课改等同于推行某一种教学模式吗？
　　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能够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教学模式泛滥的警惕与抵制，给那些漠视教育改革、依凭权力用最不动脑筋的方法推行所谓模式的什么“长”们以警醒，同时也能触动党政部门对本地教育教学改革的关注与反思。
　　小 编 提 问：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教育事件，如何客观地评价这场风波，将影响到以后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的推进方式问题。讨论这一事件，避不开对“教学模式”的理性认识。请各位教育专家谈谈您对教学模式现状的认识。
余映潮：若干年来，基础教育界模式泛滥、横行，特别是“杜郎口”“洋思”等模式被渲染之后，人们趋之若鹜，许多地方强行要求运用这些模式来推进所谓“教改”，不论其危害多么严重，教师与家长不能反对，地方政府也少有干预。于是，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习惯于推行“教学模式”，有的教育局甚至高喊“一校一模式”的口号，有的学校换了一种模式又一种模式，可以说，让正常的、健康的、充分表现学科教学特点和教师智慧的日常教学无地自容。涿鹿县9门学科用同一种“三疑三探”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太可笑了，太不可思议了，太让教育人悲哀了；即使不是教育界的人，也能直觉地判断这是愚蠢的大笑话。
　　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能够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教学模式泛滥的警惕与抵制，给那些漠视教育改革、依凭权力用最不动脑筋的方法推行所谓模式的什么“长”们以警醒，同时也能触动党政部门对本地教育教学改革的关注与反思。
　　凌宗伟：可以说，一名局长为了推动教改，特别是在其认定的方向上，抛弃个人名利，以辞职的方式反讽教育，多多少少包含了些堂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问题是：当被情绪发泄遮蔽了双眼的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理性可以保持清醒？
　　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严重背离了教育常识与规律：教学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是主体性的，它是基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具体的人的。模式化的巨大风险性，就在于抹杀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表达，令整个生态衰退为单维度的同质化，乃至劣质化趋向。身为教育局局长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视家长的意见于不顾，对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围观者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理性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为其鸣不平或对其谴责？
　　学形而下的操作之术，却不论形而上的价值支撑和哲学观瞻，可能给一方教育乃至一代人带来灾难。如果从“三疑三探”模式回溯过往，或许可以发现许多年前对“336”的趋之若鹜到今天的夕阳西下，甚至再上推至上世纪50年代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法”风行神州到如今的几乎无人知晓，历史与现实已经告诉我们，脱离了教育教学的“在地性”，模糊了理性与感性的边界，盲目崇拜和复制模式，而不愿在教育的基础常识上回归，只能在迷信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刘庆昌：课程改革虽冠有“课程”，实际上是整体的教育改革。当然，无论课程改革的范围大小，落到实处，焦点一定是教学问题，因而，在改革中大做教学模式的文章也在情理之中。现在的问题是，在许多地方，课改已经简单化为借助行政的力量推行某一种教学模式。稍有理性者即可判断出这种做法的正当性不足。
　　如果在学校推行单一的教学模式，不仅有损于教育目的的实现，而且这种行为自身也有违于规律和法律。说它有违于规律，是因为每个教师都可以有自己的教学个性甚至风格，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认知类型。推行某一种教学模式，必然会让一部分教师丢其所长、用其所短，同时也会让一部分学生被动地以自己不适应的方式参与教学，整体的教育效果通常不会比以往更好。说它有违于法律，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教育、教学和学术权利，任何带有强制性的单一教学模式推行行为，都是对教师专业权利不同程度的侵犯。
　　追问二：教育改革推进应遵循什么方式和节奏？
　　教育改革，急不得，也简单不得。急了，很可能会“进一步退两步”，欲速则不达；简单了，也许操作便易一些，但被简化的东西，必将使教育改革陷于更加复杂的境地。
小 编 提 问：
　　教育是一项春风化雨的事业，是一种慢的艺术，有自己的发展轨道和节奏，最怕“旋风”式的席卷和折腾。教育领域，不该有轰轰烈烈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改革，特别是区域教育改革的推进，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方式和节奏呢？
　　刘庆昌：教育改革中的“一刀切”，要么是把问题简单化的结果，要么是个性鲁莽所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长官意志、主观臆断的外在表现。
　　虽然中央政府近年来主张教育系统的管、办、评分离，但在执行的层面，教育行政力量对学校教育运行过度作用仍然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如果教育行政机构愿意为当地的教育发展尽力，并有意愿推进地方教育改革，则需要对教育和改革这两种事件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最好从这种认识中获得对教育和改革的敬畏。教育和改革都有自身的规律，正视规律，才能把握好教育改革的节奏，才能选择出推进改革的适当方式。
　　节奏的把握，重在发现时机、寻找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依循群体心理和行为改进的规律，充分考虑地方教育事业生态，决策教育改革的方向、路径和速度。总的说，教育改革，急不得，也简单不得。急了，很可能会“进一步退两步”，欲速则不达；简单了，也许操作便易一些，但被简化的东西，必将使教育改革陷于更加复杂的境地。
　　我真诚地提醒，教育行政机构最好摒弃曾经流行的“跨越式发展”理念，规律是不能跨越的，若是跨越了，还是要返回原地。
　　常作印：教育改革中过分强调“一刀切”，会使教师的思维变得固化、呆板，其个性也会被磨灭，甚至会影响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教学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艺术。教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在遵循必要技术的同时超越技术。真正的艺术拒绝模仿，真正的艺术呼唤教师的个性。一个事物、一个行动的方略一旦成为了技术和模式，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思维的停滞。如果一直把教师当作逆来顺受的思想奴隶，那么就别指望我们的教师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精神健全的人才来。
　　希望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对所谓的“先进模式”，也应多一些理性的学习和客观的推介，而不是盲目地“暴风骤雨”式地全面推广。
　　追问三：教育局局长的“权力边界”应该在哪里？
　　什么时候长官意志退场，权力之手从中观和微观的办学举措、课堂教学层面中收回，学校恢复理性，教改回归常识，背道而驰的教育列车才有可能转回正道。
　　小 编 提 问：
　　以教育局局长为代表的行政力量，在教育改革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他的“权力边界”应该在哪里？
　　余映潮：网上有文章批评涿鹿县委的做法，说这是“当地政府的保守”，“一遇到反对就叫停”；也批评家长们的反对，说家长们的反对是因为“当前升学体系仍难以摆脱‘唯分数’论”。这种“批评”主观臆断：难道那么多的家长的看法以及一个县委班子的认识都笨到不及一个搞“模式”的局长？
　　于“辞职”而言，这应当是当地学校一件可喜的事。
　　郝局长辞职时慷慨陈词，说“我可以和官老爷们拍案而起，却看不得孩子悲伤”，说“自认为受害的成了叫嚣者，受益者大多沉默”。前一句话说得虚假，后一句话说得无理。“三疑三探”模式并不是涿鹿县的“发明”，更不是他或者当地教科局主管教学改革的干部们与校长、教师们一起，结合涿鹿县本地的教学现状，遵照国家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提出的指导性意见，进行一步一步的苦苦探索与提炼中形成的本地教学改革的经验与特色。这种教学模式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引来的、拿来的、请来的，然后不顾“孩子的悲伤”强力推行。这样一种不下深水的走捷径的最省心的急功近利的做法，当然不服水土，一定危害一方。这还有胆量向“官老爷们”叫板？这还有底气辱骂家长们为“叫嚣者”？
　　凌宗伟：“悲情局长”辞职演讲带来的舆论发酵，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时候长官意志退场，权力之手从中观和微观的办学举措、课堂教学中收回，学校恢复理性，教改回归常识，背道而驰的教育列车才有可能转回正道。教改的持续行走，需要尊重自在的规律，恪守内在的运行秩序，厘清各方面、各部门职能的定位和“权力边界”。
　　从教育行政学的视角来审视，教育局局长的行政定位本应在教育管理和服务上，包括统筹、规划、监管、评鉴等。行政的设立，是对常态秩序的维护和保障、基本伦理和规则的尊重和执行，而不是干预甚至凌霸于学校主体之上。局长要做的是校长的遴选、推荐与任免，学校的布局的规划与调整，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配置，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实施与监管等，至于中观微观的办学举措与教学管理，那是学校校长和老师的事。局长将权力之手伸向了本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的领域中，难道不应当自省与反思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去行政化”，让“教育家治校”已经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
　　刘良华：教育是一门专业。教育如何改革，需要由专业者做出决策。一个不懂教育的人并非完全不能做主管教育的领导，外行领导内行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外行管理内行时，他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为内行提供服务而不可干涉内行的专业行为。遗憾的是，一旦外行做了管理者，他就觉得自己有权干涉内行的专业行为。更严重的问题是，不少人总觉得教育并非什么专业，任何人都可对教育指手画脚。
　　如果某个不懂教育的人做了教育管理者，如果他愿意学习，愿意通过教育考察等方式去学习他人的办学经验，这种积极上进的学习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是，如果他通过简单的考察就认定某个教育模式是有效的，并强行将这种貌似有效的教育模式任意推广，这既是对教育规律的不尊重，也是对当地教师、校长的专业地位的不尊重，甚至是对学生的学习权利的侵犯。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教育模式，这是校长和教师的专业权限。而且，即便是校长或教师，也没有权利强迫学习的当事人接受和执行某种外来的学习方式。
　　如果说，某个教育局局长选择某种教育模式并任意推行这种教育模式是对教育专业的僭越，那么，家长以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反抗教师的教育决策，也同样是对教育专业的僭越。
　　真正有权决定“学习方式”的人，首先是学生本人，然后是受过教育学专业训练的教师和校长。而且，即便教师或校长想发动学生采用某种新的学习方式，也需要经过教师与学生相互协商。最终权利，仍然在当事人那里。学习的当事人既非教师或校长，也不是家长，更不是教育局局长。学习的当事人是学生。
　　刘德华：我想站在教育改革主体的立场来审视教师、校长和局长之间的关系。
　　就教育改革的内在主体而言，大体可以说，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主体力量，校长是教育改革的主导力量，局长是教育改革的服务力量。
　　以教学模式的选择为例，教师需要在学习和研究多种教学模式之后，结合自身的条件，以学校为单位，通过交流和研讨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不是指仅仅认同某一教学模式，而是对某些教学模式各自的核心理论观点、运用条件、结果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教师的共识在教育变革中非常重要，从根本上决定了教育变革的成败。校长等领导则应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的共识与学校的实际选择某一或某些教学模式。教育局局长则需要做好教育变革的服务工作。服务工作包括国家的教育法律与政策解读和落实、教育理论研究动态和教育实践变革的信息推介、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教师与校长培训与发展、校园安全管理、多层面多序列的制度建设与执行等。
　　然而，在涿鹿县的教育改革中，三者的角色出现了混乱。在局长的位置来思考教师面临的教育教学问题，来思考校长面临的办学问题，或者用行政的权力来削弱或剥夺教师与校长的权利，是权力过度集中的表现。教育改革需要厘清改革主体之间的关系，把教师的权利归教师，把校长的权利归校长，让局长把握好自己的“权力边界”。
　　追问四：如果您是教育局局长，您会从哪些方面着力？
　　真正智慧的局长应该做好宏观服务，想尽办法开启“师智”，多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带来课改的精彩与高效。
小 编 提 问：
　　我们相信，包括涿鹿县教科局局长在内的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其改革的本意和目的都是好的，其改革的热情和勇气是值得肯定的，只是，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出了问题。我们本次讨论的目的，并不是打击教育局局长推进教育改革的积极性，而是理性分析区域教育改革推进的着力点、改革的方向和推进的方式。如果您是教育局局长，您会从哪些方面重点着力，将一方的教育营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
　　刘庆昌：教育局局长及其掌握的行政力量有意投身教育改革，最有意义的作为，应是正确把握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到位地理解国家整体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以此为前提，有效控制区域内学校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激发区域内教育专业人员（校长、教师、教科研人员）的创造力，通过政策创新，为区域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排忧解难。
　　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以教育局局长为代表的教育行政力量，应该发挥其位置的优势，调动地方教育系统以及教育系统之外的建设性力量，挖掘学校和教师群体无能为力获取的教育资源，并对各种建设性的力量和教育资源进行宏观的整合。这样做的效果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为区域内的学校教育创造了优质的教育生态环境；二是增强了教育行政工作的教育内涵，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职能优势。
　　其实，改革成为教育运行的常态是值得反思的。在历史的视野中看教育的变化，会发现近似单摆的现象。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视之为教育的历史辩证运动；而在其中的学生，一旦承受了具体改革的局限，将无法更改。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教育改革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教育改革又不可能不发生，那么，教育行政机构及一切有权力推行改革的人们，必须敬畏教育，一定要首先遵循谨慎的原则。
　　常作印：其实，我挺敬佩这位局长“真”改革的勇气，但不赞同他的做法。我与这个县的一些老师曾有所接触，他们对这种改革抱怨声甚多。在改革当中，是否认真倾听一线教师的声音，这非常值得追问。
　　作为局长，为学校和师生做好服务是关键。
　　首先应该开启“师智”，让教师智慧起来。这就需要努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开阔教师的视野，把更多的教育思想和更多的教育方法、技术、模式送到教师面前，为教师的成长搭建更多的平台，同时把更多的教育教学选择权还给教师。有些领导太急功近利，太急于出政绩，忽视“教育是慢的艺术”，感觉一步步培养教师太慢了，于是等不及，总想走捷径，引进某“大法”强制推广，折腾得鸡飞狗跳。但不要忘了，教育改革不是政治运动，绝大部分教师也是会“演戏”的，最后往往上下糊弄和欺骗，表面却一派祥和。我一直认为，智慧的局长和校长应该让老师多接触几种教育思想和流派。真正智慧的局长应该做好宏观服务，想尽办法开启“师智”，多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带来课改的精彩与高效。
　　其次，管、办、评要分离。几十年来，我们教育系统的积弊之一就是管、办、评不分。作为局长，应该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从实际出发，实行教育的管、办、评分离，把办学的自主权还给学校，把教育教学的自主权还给教师，汇聚教育者的创造力和智慧，这才是明智之举。只有学校的办学权力充分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力充分了，教育改革才可能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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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部评论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认证顾问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