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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上海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260万元
上市日期：
发行价：9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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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655号
法人代表：吕勇明
总经理：陈恂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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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活记忆：图说建国65年百姓民生巨变细节
　　书名：《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5周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出版社：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共和国65周年献礼图书。
　　本书紧紧围绕民生主题，从百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流行变化角度切入，选取了留存在记忆深处，着实拨动过人心的与生活有关的那些民生往事，全面反映中国民生从间65年的时代细节变迁，展现了共和国65年的社会成长史和流行进化史。本书图文并茂，收集了民间大量珍贵、生动的老照片，是向建国65周年献礼，是一本向广大读者呈现的最美好、最精彩、最通俗的社会类文化读本。
　　作者简介：
　　陈煜，青年作家，生于70年代，四川人，戏剧文学专业，曾师从著名作家余秋雨。热爱文字，热爱生活。已经出版《中国生活记忆》《民间记忆》等著作，上市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书摘正文：
　　生活记忆之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零售额为42.4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1980年底城镇每人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减少0.6平方米。据1980年统计，农村平均每人有房11.6平方米。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80年代生活关键词：万元户，个体户，潘晓，张海迪，女排，少林寺，金庸，下海，红裙子，邓丽君，卡式录音机，迪斯科，“五讲”，“四美”，抢购，时间就是金钱，小康。
　　《庐山恋》张瑜换了43套服装
　　电影《庐山恋》，不仅完美地呈现出了庐山的景色，而且还出现了当时罕见的吻戏；女主角张瑜片中的服装，换了43套；当年的新人张瑜也凭这部《庐山恋》，成为80年代观众心中的“梦中情人”。
　　当时还让张瑜穿着泳装去扮演那个角色，张瑜后来回忆：有一点别扭，就我和小郭穿着泳装，那我就有点儿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浴巾包着，后来那个摄影师说你这么老包着，我也不知道这个曝光度什么样啊，我这么一闪，赶快一盖，就那么保守，就那么不好意思，直到拍的时候，才把这个浴巾拿下来。
　　张瑜后来还回忆，其实，当时生活中的自己，穿得非常地朴实，就是非常地简单，就是一个那种有点儿像“列宁装”一样的衣服，然后下面一条蓝裤子，要不就是蓝的，要不就是绿的，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我并不是像戏里一样，穿的那么时尚，那么时髦。
　　某部政委下了一道“禁令”：凡是有爱情内容的影片，一律禁止到部队放映。不仅如此，他还要亲自审批每月影片上映计划，禁映了不少影片，如《他们在相爱》、《爱情与遗产》、《海之恋》、《庐山恋》等等。
　　一天，新到一部影片《不是为了爱情》，文化干事去请示政委能否上映。政委一听，“不是——为了——爱情，”就说：“好！不仅可以上映，而且可以多放几场，让大家都受到教育。”当这位同志从影片中看到一些他意料不到的镜头时，大吃一惊，立即下令放映室停映。（日《人民日报》第8版）
　　满大街“幸子衫”、“光夫衫”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幸子身世之谜，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著不悔的爱情&&沉重的故事却浸染了爱情的曼妙和轻盈，主人公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于萍在《悠长假期》与“哈日”风潮（载于《三联生活周刊》总316期）中回忆：
　　1982年的《血疑》完全是今天青春偶像剧的套路。面孔青春的山口百惠饰演的幸子嘟着嘴，貌美如春日的铃兰。
　　短上衣“幸子衫”是时髦女青年的最爱，当时的报纸说:“日本电视剧《血疑》上映期间，有个针织厂积极组织生产一大批幸子衫，迎合一些青年人的弄潮心理，结果所产商品，抢购一空。”
　　一个身穿幸子衫苦兮兮站在风里的短发女孩，简直是当时青年男子在那冷酷世界中惟一的火苗。现在谁也不会再将短款针织衫叫做“幸子衫”，愁肠百转的爱情与歌声只在怀旧时一闪而过，惟一偶尔提起的只有已嫁夫生子的山口百惠，44岁的昔日偶像，如今微有发福，美人迟暮。斩衣、斩裙：街上流行红裙子　　斩衣、斩裙：街上流行红裙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穿衣服“出格”一些，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有必然联系。
　　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友谊时装设计了一种新式样的连衣裙，玲珑俏丽、独具风格、美观大方，一上市就受到了广大妇女的青睐。
　　1984年拍摄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反映的是纺织厂的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由当时的偶像级女星姜黎黎和赵静主演。银幕上的“红裙子”，是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的标志性道具。
　　80年代初上海大丰棉纺厂。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听说上海的姑娘有比赛穿漂亮衣服的习惯，名为“斩衣”、“斩裙”，便托卖服装的个体户“小铃木”买来漂亮的红绸裙穿在身上，以此抗拒女工们讥笑她是乡下人。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阿香发现陶星儿穿起红裙十分漂亮，便邀她同去公园中“斩裙”。值班长却对袒露肩臂的红裙十分看不惯，陶星儿便悄悄为这件红裙加上白领白补贴。结果又被女伴们七手八脚扯掉了。
　　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与女工们一起来到公园中。她鼓起勇气，独自走在众目睽睽的人墙间，与五颜六色的各式裙衫大胆比美，把所有美衫美裙“斩”得落花流水。从“斩裙”中陶星儿感到心神舒展，开始觉察到旧观念对自己的束缚。
　　与红裙子同时，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影片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衣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日，《中国纺织报》在第28期第4版登载了一篇有关北京早期服装市场的稿件，题目是《北京流行黄裙子》。红裙子一统天下被迅速瓦解，女性着装进入了红黄并存的鲜艳时代。
　　模特儿引发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
　　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北京创刊。
　　这年夏天，由北京橡胶厂设计的半高跟胶底女凉鞋投放市场，很快受到女性们的追捧。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至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陈素华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父母亲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型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月，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自由
　　1986年11月，在深圳举行了全国第四届《力士杯》男女健美比赛，这是中国女子健美运动员第一次着装比基尼比赛服（包括两片相连的乳罩和一条三角短裤，俗称“三件头”），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最高级的健美比赛中首次亮相。
　　大会组委会新闻宣传部黄序作部长25日午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比赛是由深圳市健身会根据最新国际规则提出方案，经组委会批准后举行的。男女比赛服装按国际比赛要求，女运动员要穿比基尼健美服参赛。“三点式”俗称不妥，容易引起人们的曲解。比基尼健美服是国际健美协会竞赛规则规定穿的服装，这和击剑运动员穿的击剑服，摔跤运动员穿的摔跤服一样，是比赛的需要，评分的需要，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郭殿卿：《男女健美邀请赛日前在深圳揭幕》，日《生活周刊》）
　　从深圳掀起的比基尼冲击波从南到北震撼着中国这块古老而又保守的土地，从此女子健美热迅速传遍祖国大地。这应了西方一句俗语：“比基尼告诉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自由。”
　　1986年，上海舞剧院一团在杭州歌舞晚会上，身着三点式比基尼鲜红泳装的女演员出卖表演了《健美舞》，出场时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异常反映。事后有人指责不宜在舞台上“过于暴露”。
　　“美在花城”开选美先河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在新中国的大城市还是第一次。
　　2月3日晚7时开始的预赛，不仅要面试形体仪容，而且要笔试文化知识；不仅选女也选男。共有550多位俊男靓女参加初赛。通过了预赛的130多人于2月14日在广州少年宫参加初赛。 参赛者有的当场要进行表演、唱歌、跳舞。
　　初赛之后，选美比赛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
　　当时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五星级大酒店——中国大酒店的公关经理常玉萍小姐主动联系我，并与主办单位谈妥独家赞助决赛的场地。她请来了香港的美容化装专家和发型专家来广州免费为参加决赛的十男十女扮靓。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次也是公关小姐、美容师、发型师这些新兴行业在中国第一次亮相。1989年，广东电视台以常玉萍为原型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曾风靡全国。
　　3月6日，决赛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举行，选出五男五女为“羊城之星”。获得女子冠军的是谢若绮。她当时是白天鹅宾馆总台首席职员。在决赛中，她舞姿优美、歌声甜润、口齿伶俐，对司仪用英语提问也能对答如流，倾倒了全场近千名观众，也博得评委的赞赏。获得男子冠军的是汪子健。
　　不过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这次选美的图片在内地不许见报。（安哥：《先锋国家历史》）
　　1988年，广州电视台推出第一届“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被认为开内地变相选美之先河。同年，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始创，开中国模特业历史之先河。
　　尽管“美在花城”内容与目的完全符合选美活动的内涵，但在当时只是以“模特大赛”来冠名，没有出现“选美”字样。
　　据“美在花城”大赛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宁肖周回忆，对于这样一个类似破冰的活动，效果一度很令人担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报名非常火，在15天的报名期内竟然有几千人报名参赛。当时的参赛要求是，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未婚、未育，无犯罪记录等。
　　当时的评选标准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学历和特长，另一个是长相、才艺等，也包括对身材的要求，不过这一点被叫做整体表现。
　　“那时也纳入了泳装环节，不过那时的泳装还比较土，不像现在这么时尚。”宁肖周说。（参考肖鸣镝、高巍《选美在中国 从洪水猛兽到家养宠物》，日《华商晨报》）“这里出租西服”　　“这里出租西服”
　　日《工人日报》报道，西装短裤最近风靡上海，雪白的、米色的、浅绿的西装短裤，配上金色的腰带、中统丝袜、高跟凉鞋，成为上海姑娘时兴的夏装穿着。
　　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当时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当时才有婚纱、西服租借，在依旧流行中山装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普通照相馆很难找到一件西服，有的新郎拍照时穿的西服还是新娘在婚前亲手做的，虽然领子看上去还有点皱皱巴巴，却已然成为时尚一族。
　　后来便有了“中国特色的西服”，但没有用领肩熨压机压过，所以穿起来总有一种马褂的感觉。而且看上去特滑稽的是，穿西服者总保留着袖口上的商标，脚上还是一双布鞋。
　　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第一次集体穿西服亮相，掀起全国的西服热。
　　现任《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说，西装热开始逐渐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西装大普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装”的反动，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求。《时装》上转引了《东京新闻》上的文章标题：“中山装，再见”（《时装》1983年特刊）。
　　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说，80年代刚从事服装设计，她曾经设计了一款白色一粒扣西服，用的原料是9毛钱一米的库存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啊，卖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里的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满大街，不分人群，到处都流行穿西服。“全社会都是白领了。”
　　但这个阶段人们不太会穿西装，在什么场合穿西装并不讲究，尽是皱巴巴的不成型。西装里还有垫肩。因为成品服装还比较少，加上也比较贵，一般都是到裁缝店去做。各种各样西装在服装店里冒了出来，每家裁缝铺都做西装，什么料子都能做西装，随便贴个商标就敢穿在身上。
　　那时男士喜欢把双排纽扣西装解开，裤子上爱挂串钥匙。
　　1984年春天，一位香港的亲戚写信给刘先生时，附上了一张生活照。“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件西装，我眼前一亮”，刘先生当时完全被照片上的花格子西装迷住了。一心想赶时髦的刘先生拿着照片找到一家裁缝店，花了200多元钱，做了一件花格子西装。
　　拿到西装后，刘先生却开始退缩了。“图案确实有点&花&”，他父亲看到这么“花”一件西装，也给刘先生做起了思想工作：“太不稳重了。”就这样，刘先生将西装挂好放进了衣柜。
　　1985年秋天，他出差到广东时带上了那件西装，“不穿太浪费了，沿海地区肯定比我们这边开放”。一开始，刘先生还有些担心，到那边一看，人们大多衣着时髦，“我穿一件花西装，根本就不算什么”。刘先生说，那是记忆中穿这件衣服最坦然的一次。回到贵阳后，他又把西装挂好放回了衣柜。（《一件花格子西装的故事》，日《贵州商报》）
　　原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于宗尧回忆：
　　那时的款式太一般了。1986年我去法国，我带了两套西服，还有一件上衣。到那觉得这衣服都没法换了，面料、款式、做工都不行，和人家的比太差了。于是就穿着那一套衣服呆了好几天。第二年是带模特队去的。领队的女的在后台掉眼泪了。觉得跟人家同台表演的外国人没法比。那时候就感觉到我们衣服的落后。
　　假领子讲的是个“面子”
　　假领子的发明，才是真正的原创产品。
　　鲁迅先生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据说是时尚之都的上海人创造出了假领子，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讲究“面子”，年轻人不穿件衬衫，总觉得不大对劲，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光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而已。它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只保留了内衣上部的小半截，穿在外衣里面，足以以假乱真，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所以美曰其名“假领子”。
　　假领子用零头布做，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白色的、灰色的、浅咖啡色的，轮换着穿。平常上班一般穿深颜色的，耐脏。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还挺好。如果里面的假领子是红格子的，在那时候也算是很惊艳的一抹异色了。
　　而且假领子还要从上海南京路上买来的“上海货”才像样，因为上海产的假领子是树脂领，相当挺刮。有了假领子，即使去相亲或者和女朋友见面，也不会心虚。但有一点要注意，房间里温度高了，额头上出汗了，可以脱去外衣，毛线衣万万脱不得的，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后面一片布，再加两三个纽扣，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以防“假领子”向上“跑”出来。
　　如今有上海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当年的假领子，只是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之后，作为过渡手段而退出舞台的假领子已经很少再有留存了，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属于谈资，属于见证。
　　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被拒绝录取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年轻人，开始迷上牛仔装、T恤衫、不戴胸罩等简便化的服装，并形成对抗传统文化的街头时尚。
　　现任《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清楚地记得，80年代的一天，在周围人还穿着普通的灰蓝色中山装时，他看见妹妹穿着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回到家，裤子把大腿包裹得紧紧的，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他看见非常生气。在周长青看来，那不是正经人穿的裤子。
　　当时，这并不是周长青一个人的想法。上海某大学在招收研究生时，曾对一名考试合格的学生提出要求：如果你继续穿牛仔裤，将被拒绝录取。
　　正如著名电视主持人李静所说，我们都是70年代生人，都有过穿上第一条牛仔裤，被骂着脱下来的经历。
　　日《工人日报》报道，随着牛仔裤的兴起，一种与牛仔裤相配套的女凉鞋应运而生。牛仔女凉鞋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
　　日《工人日报》报道，国外流行的巴拿马裤，最近在我国各大城市面世，迅速风靡全国，大有代替牛仔裤的趋势。
　　1985年，上海最大个体服装市场首次出现了苹果牌牛仔裤，售价是25元到30元一条，当时买一条苹果牌牛仔裤可是要从新穿到坏的，因为太贵了。
　　日的《生活周刊》，刊登了署名“肖舟”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我已28岁了，还没有女朋友。不久前，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并悄悄地告诉我，约会那天，姑娘的父母要候在远处瞧瞧，让我到时衣服要穿得讲究些。邻居阿祥热情地建议我：“小格子呢的茄克衫配水洗牛仔裤是最流行的，活泼，富有时代气息，穿着能衬托出人的体形美。”我就决定这么装束了。没想到约会后，人家姑娘传话来，说我这一身打扮瞧着别扭，对方父母也说他女儿老实，怕和我不相称，第一次约会就这么告吹了。
　　又暖又轻的军大衣
　　80年代中期，陡然又见中国民众在冬季来临时，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不分老少地几乎每人一件军绿色军用式棉大衣。
　　究其原因，一是时髦青年进入舞场等娱乐场所后，需要着装单薄，而当时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车为主，所以室内服装无法适应室外的寒冷气候，购一件裘皮大衣按当时的经济水平又很难做到。加之刚兴起来几年的防寒服衣身太短，不能保证腿部温暖，这时的权宜之计就是花上相当于一般月工资三分之一的价格去购一件价廉物美的军绿色棉大衣。
　　年轻人一旦率先穿起，军大衣竟成了新潮时装。
　　或许是军大衣确实价格适中，又暖又轻，或许是中国人求同从众心理很强，一时各工作单位发放福利品时也常有军大衣。各级领导干部去工厂、农村视察、检查工作及劳动时，凡冬日总是以军大衣为外套的形象出现。再接着，离退休老干部、中青年医生和教师等也都以军大衣为现代、年轻、精力充沛且不脱离群众的象征。
　　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档价格能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着装者需求，人们开始舍弃军装包括“军大衣”了。（参考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五讲”、“四美”　　“五讲”、“四美”
　　1981年2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九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五讲”、“四美”，进入了国人的日常生活。
　　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高校大学生以及全国有上进心的青年，都开始一窝蜂地研究美学，到外都能听到有关“美的本质”的讲座。
　　和这些讲座一起风行的，是萨特存在主义、尼采、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在大学校园掀起波澜。
　　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中国照相馆今年开设了生活摄影室，专门拍摄五寸彩色照片，几个月来深受群众欢迎。
　　日上海《青年报》就如何看待青年美容问题，采访了著名整复外科专家、上海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张涤生教授。张教授主张，仪表美应该大力提倡，心灵美更要着力追求。所谓心灵，才能手巧。后来张涤生院士一直认为：“心灵的美丽表现在眼睛、表情、一颦一笑、举止步态、修养服饰以及语言、心态等诸多方面。美容外科医生能做的，只是表面的一部分而已。”并重申：“还是那句话，&真中求美，美不离真&，才能让你得到身心健康的美。”
　　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绢花厂平均每日向市场促销三万元人造花，最高时达六到七万元。人们越来越注重审美。
　　第一家美容院“露美”结束上海人的“黄脸婆时代”
　　1983年，在中国人刚刚告别黑、灰、蓝记忆的年代，“露美美容院”在上海市淮海路马当路口开张，当时的市妇联主任曾感慨，上海人的“黄脸婆时代”即将结束。
　　开业当天，美容院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全是闻讯而来的年轻姑娘们。日本NHK电视台、美国PBS电视台、瑞士国家电视台、法国、荷兰、联邦德国等一些国家和中国港澳地区的记者前来报道，发出惊呼：“爱穿蓝布衣的中国妇女，现在竟然排队做美容！”
　　“露美美容院”的名字，曾代表了一股美容热潮席卷全国，并作为“中国妇女生活方式解放的标志”，曾与上海证交所、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并称为上海改革开放的三个标志。
　　那时做一次全套美容要20多元，简易美容一次8元，这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属于高消费，但仍然挡不住越来越爱美的人们。很多新婚夫妇甚至从浙江、江苏、东北慕名而来，当作是蜜月旅行中的一项安排。
　　作家程乃珊回忆说：“当时的女人如果能一直在露美做头做脸，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时的时髦女郎流行一句话，&阿拉是到露美做的美容。&”据统计，1985年，露美美容院的营业额与利润就比1984年增长了近5倍。到1988年，露美就在全国开设了8家连锁店。
　　露美，日在铜仁路重新开张。（李祎：《上海第一家美容院今重新开业》，日《东方早报》）
　　日《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市人民医院开设的医学整形美容中心，吸引了不少男士光顾。
　　进行“人工乳房”手术需要300多元
　　一位纺织厂的青年女工打电话给上海橡胶研究所硅橡胶室的科技人员，说她自从装上了该所研制的“人工乳房”后，已经喜获佳偶，她邀请所领导喝喜酒。据橡胶所统计，一年多来，他们共为整容青年提供“人工鼻梁”一万多例，“人工乳房”400多例。（木危：《青年舍得向美容投资》，日《生活周刊》）
　　“人工鼻梁”、“人工乳房”的门诊，受到青睐，进行“人工乳房”手术，需要300多元费用，这在当时，花费是比较贵的。可不少女青年并不计较价格，求治者仍然很多。
　　1983年1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著名外科专家王大玫教授主刀，张克莎成为中国首例变性人。
　　张克莎，1962年出生于大连一个部队高干家庭，成长于长沙。20多年前，张克莎曾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兵，当时还是男儿身的“他”就公然留披肩长发，因外表女性打扮而被退伍办拒绝接收，后只身南下东莞石龙，混在女人堆里打工。
　　手术后，张克莎回到长沙，在友谊商店做售货员，可是却被当作怪物一样观看，后来她远嫁一个比她大30多岁的香港商人，想彻底割断过去，以女性身份隐居生活。在香港她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并没有逃出过去的阴影，被人拿她的变性史来敲诈勒索，她被迫远走台湾。
　　“菜花头”和“波浪头”
　　80年代初，大多数学生仍喜欢扎70年代普遍流行着的麻花辫，而那些已经工作了的年轻女孩却纷纷剪掉了长长的大辫子，取而代之的是短短的卷发。有的留起“招手停”式的硬硬刘海，有的还将头顶的头发稍稍拱起后用发夹固定，据说这是“增高”的好手段，很受小个子女孩的欢迎。
　　当时一些年轻姑娘，硬是把长到腰际的头发剪了，竟然一点都不心疼。烫了一个流行的“菜花头”，觉得一下子时尚起来了。有些曾经烫过的“菜花头”，留长之后就成了浪漫成熟的中长卷发，也称“波浪头”，这个优雅的发型一时为女星们所喜爱。当时的《大众电影》《电影世界》等杂志封面上，龚雪等影星常以中长卷发出现。对卷发一往情深的人担心睡觉时头发被压直，还要在睡前用卷发夹把头发卷一卷。
　　当时为了省钱，许多人都不愿去理发店，而是买了发卷自己做，经常可看到头顶满头发卷的人走上街，成为那个年代的独特风景。
　　《血疑》和《排球女将》的播出，让剧中两位日本女星的发型相继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范本。把额角两侧的头发扎起小辫来，便能把有碍运动的披肩发变成运动感十足的“小鹿纯子头”，而幸子的小短发则至今都未过时。
　　1983年，内地第一次播放了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剧中演员黄元申和梁小龙剪的那种前面有刘海、后面长及脖子的发型，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
　　80年代是港台剧在内地风靡的黄金年代，林青霞的中分直发作为经典的琼瑶女发型成为流行到今的清纯流派；那个年代比较经典的发型有“徐小凤头”和“肥肥头”，至今都是香港电视玩复古的范本。
　　到了80年代后期，烫发逐渐普遍起来并开始有了不同的造型。大辫子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呈向外爆炸型的烫发，整个头发都向外“爆炸”，走起路来满头都是卷卷儿在空气中抖动。
　　当时也有借助摩丝的“钢丝头”，超强力发胶打造。若干年后，电视剧《丑女无敌》中的林无敌，就是这个发型。泰丰楼饭庄率先实行先消费后付款　　泰丰楼饭庄率先实行先消费后付款
　　日，北京烤鸭店恢复“”老字号，预示着对商品品牌的尊重。
　　1986年，京城出了独一份的豆花饭庄，力力豆花庄。
　　其他80年代恢复营业的老字号——1980年恢复的以“四做鱼”为特色的鲁菜馆致美斋；1983年恢复的以“霸王别姬”和“子龙脱袍”、“炒米粉”为特色的湘菜馆等。
　　开业于光绪初年的泰丰楼饭庄，是旧北京“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原址在前门外繁华的煤市街，1952年歇业，1984年恢复，1985年在全国第一家实行先消费后付款，对全国餐饮业产生了广泛影响。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在传统烹饪技法中，汤对菜的味道至关重要。泰丰楼每天要用活鸡、肘子吊高汤，保证了菜品的自然鲜美和健康。招牌菜有垮炖鱼、清炖鱼翅、酸菜鸡丝汤、水晶肘子、萝卜丝饼等。
　　悦宾饭馆打卤面吃得外国记者两眼放光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1980 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口，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悦宾饭馆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店主讲述改革开放》（载于日《京华时报》）中记载：
　　陈林是悦宾饭馆的老主顾了。蒜泥肘子、锅烧鸭、五丝桶、扒白菜等悦宾的几道招牌菜，一直是陈林的最爱。在当时的北京餐馆，菜色少得可怜，不是每家都能做出这样的美味。
　　悦宾开张后不久，陈林从《北京晚报》的头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正在上高中的他央求父亲带他去排队尝鲜。至今他还记得，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夜，一家三口在等了两个小时后，终于能够挤在狭窄的角落里，点了三菜一汤——锅烧鸭、鱼香肉丝、扒白菜以及鸭架豆腐汤，杯碗碟堆了一桌子。父亲因为高兴，还特意要了一瓶3毛9分钱的啤酒。
　　“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陈林回忆着自己满嘴是油的幸福表情，重复当初在悦宾饭馆里的感叹。这顿饭花费了不到4块钱，相当于当时陈林家四天的伙食费。
　　这顿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陈林在家吃饭都没胃口。在冬季的北京，桌上的主角永远是大白菜、土豆、萝卜、白薯。母亲会翻着花样搭配，每周还能吃两回鸡蛋、一回猪肉。
　　“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
　　1983年9月，距离翠花胡同不远的崇文门西大街2号，一家门脸并不起眼的法式餐厅正式营业。
　　这家名为马克西姆(Maxim'sdeParis)的餐厅是皮尔·卡丹在中国的第一笔投资，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餐厅，中资方是北京市第二服务局。当时北京的西餐厅只有“老莫”、和平饭店、大地等几家，且均以俄餐为主。
　　经过9个月的装修，北京马克西姆餐厅几乎将巴黎的马克西姆复制了过来。当时任职于第二服务局的何之绂说，餐厅的壁画是法国古典风格，其中有不少不着寸缕的人体画。中资方就此上报文化局和公安局请示，结果这两家也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一路上报至中央，一位副总理最终决定原样保留。
　　皮尔·卡丹在餐厅的开业仪式上说：“如果我能在北京开马克西姆，那我也能在月亮上开马克西姆！”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风格，只是人均200元的消费，在那个时代足以令月收入几十元的国人望而却步。（参考《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店主讲述改革开放》，日《京华时报》）
　　义利快餐厅：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前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日《北京晚报》）中记录到：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甚至有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　　甚至有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
　　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东城区华庆中式快餐每天从9点到晚上6点出售出六七千份，平均每分钟卖7盒。
　　1987年的一天，人们突然在北京前门看见一家餐厅，招牌上是一位一身西装、满头白发及山羊胡子的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头是美国的山德士上校，餐厅的名字叫肯德基。
　　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才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这家餐厅拥有500个座位。如今黄色的“M”标志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随处可见。
　　肯德基开业当天，家住垂杨柳的冯恩荣10点钟就带着儿子张爽出门，她想让儿子去尝尝洋快餐的滋味，倒了两次车后到了前门。“到店门口一看，那队排的，愣是从店内一直排到马路上。”
　　“虽然下着雪，但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就两个小时。”排了近两个小时，母子俩终于从马路上排进了屋子里。在店门口，张爽对那个留着山羊胡子、和蔼可亲的山德士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把手伸向山德士大叔端着的炸鸡桶里。在他身后，穿着黑色和蓝色衣服的人们排成了望不到头的长队。
　　张爽最喜欢的是包装食物的纸盒，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唯一能让快乐延续的办法就是把包装盒都带回家。吃过饭后，他把纸盒还有纸杯子统统带回了家。回到学校，张爽作为第一个去吃肯德基归来的小孩简直恨不得在自己脸上画上“KFC”三个字母，他满脸通红地向同学“布道”，还把一个纸质的饮料杯带来以供“朝圣”。所有的同学都痴痴地听着，口水咽下去，都能听到“咕咚”的回响。“我一看到这些漂亮的东西，就能再把那个美味的炸鸡味道在脑子里回味一遍。现在想来，这简直是我成长中最好笑的事情之一。”（《舌头的回忆：雪中排队两小时只为尝尝洋快餐》，日《北京晚报》）
　　肯德基的成功也让其他的洋快餐看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必胜客于1990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店。1992年4月，北京的开设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当日的交易人次超过万人。随后的几年间，洋快餐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些洋快餐品牌的分店在中国已经逾千家。
　　青少年开始以吃肯德基作为时尚潮流。甚至有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完事还将包装盒带回家，摆在客厅的显眼处。
　　我要美酒加咖啡
　　80年代，有两首歌曲，让习惯于饮茶的国人，对咖啡发生了兴趣，并浮想联翩、欲罢不能。
　　一首是邓丽君演唱的《美酒加咖啡》：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
　　还有一首来自台湾的歌手千百惠演唱的《走过咖啡屋》：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悦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我也就恢复了孤独。不知什么缘故使我俩，由情侣变成了陌路。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对你的情感依然如故，不知道何时再续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
　　这里传递的咖啡信息，都不只是一种饮品，而是和失落的爱情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饮茶为习惯的国家里，咖啡的消费很少。为了教育中国消费者接受咖啡饮料，雀巢在80年代就推出了“味道好极了”的广告语，宣扬一种悠闲的西方式文化及品位，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既新鲜又极具吸引力。雀巢咖啡的品牌随即深入人心。
　　日的《生活周刊》，刊登了记者戴文妍的报道《咖啡为何紧俏》，其中写到：春节以来，上海市场上咖啡一再脱销。应该说，喝咖啡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成为一种嗜好。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无怪乎商业系统的一位行家说：“这是好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
　　文中分析了咖啡紧俏的原因：
　　（一）招待亲朋好友过去往往是清茶一杯，麦乳精则算上乘了，现在却时兴以咖啡待客了。（二）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有60%上馆子已改饮咖啡，以示其高雅。（三）洽谈生意，互通行情的双方都爱在咖啡馆内成交。（四）娱乐性的各种舞会上，咖啡已成为最热门的饮料。（五）大学里出现“咖啡热”的势头。有的学生自己煮咖啡，有的学校则有咖啡供应处。（六）本市许多电影院、文化馆、俱乐部、街道、商店都开设了供应咖啡的音乐茶座，全市约有200多家这样的茶室。（七）个体户开设咖啡馆的正在增加，据调查，他们买来4.80元一斤的咖啡，煮60杯，每杯0.40元，从早上8时到晚上11时，可售出清咖啡200多杯。
　　日的《生活周刊》魏智新报道：速溶咖啡上海年销500吨。
　　咖啡热已风靡上海。据统计，全国年销进口速溶咖啡1000余吨，上海就占了一半。购买咖啡的顾客中青年人占70-80%。
　　在青年人看来，咖啡不啻是种时髦的饮料。许多青年人喜用小巧精致的咖啡杯，而且把咖啡冲得浓浓的苦苦的，认为那才带劲。
　　这里的酒吧静悄悄
　　与咖啡开始流行的同时，酒心巧克力也得到人们的青睐。不过，那可算得上高级食品了，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白酒。“人生就像酒心巧克力，没准你会尝到哪种滋味。”许多人都记住了电影《阿甘正传》中的这句话。
　　日的《生活周刊》杨济诗撰文报道：酒吧成为夜生活的一种新乐趣。
　　酒吧正悄然成为上海人夜生活的一种新乐趣。酒吧已从高档华贵的宾馆走向上海街头装璜别致的小饭馆，在闹市区的一些闹中取静的个体户饭馆中酒吧正悄然兴起。与之相竞争，淮海路嵩山路口的淮海西菜社也新设了酒吧，生意十分兴隆，每天晚上8至12点，只有38只位子的店堂，却有60多人次光顾。
　　文章还了解到酒吧的五大要求：一是灯光暗，二是环境静，三是时间长，四是酒质好，五是格调高。
　　据反映，时下上酒吧的以中青年为多，有五种情况，（1）谈生意的，（2）谈恋爱的，（3）谈友情的，（4）谈业务的，（5）谈其他的。自然说的都是悄悄话。
　　80年代末，上海个体酒吧热急剧冷却，据日的《生活周刊》报道，冷却的原因是，发展过快，价格高昂，客源萎缩。法国名酒“人头马XO”，一盎司（约合7钱）低则卖60元，高则卖到90元。
　　1989年北京第一间酒吧在三里屯开业。
　　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
　　麦乳精是一种以牛奶（或奶粉、炼乳）、奶油、麦精等为主要成分制成的速溶性饮品。80年代初期的礼品消费文化是“温饱型”，补品并不多见。尽管那时已有了“蜂王浆”之类，但人们走亲访友，送麦乳精还是最流行的。
　　有一篇博客《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写得很俏皮，但也让许多人感同身受：
　　今天翻杂志，看到“上海牌麦乳精”六个字，怀旧情绪油然而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靡中国的探望病人，长辈的必备礼品。
　　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我经常偷吃奶奶的麦乳精，并不知疲倦地发明了Ｎ种吃法。最喜欢干吃。
　　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它的样子：胖胖的，上面有麦苗图画的黄色圆柱体里装着我亲爱的粉嫩嫩颗粒状的麦乳精。
　　后来不知怎么，麦乳精就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也很不厚道地慢慢忘记让我曾经无限Happy过的它。
　　今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过年回家，奶奶和外婆为什么还总是把人家送给她们的奶粉，麦片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原来她们还记得那个爱吃麦乳精的孩子。
　　当时市面上比较多的，是“强化牌上海麦乳精”，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盼着家里人生病，探望的人总会带来麦乳精；一把一把地干吃，然后被父亲发现，然后挨打。方便面：和你泡到永远　　方便面：和你泡到永远
　　日《工人日报》报道，盒饭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食品正悄悄在广州兴起，每盒价格最低为6角，一般为一元。
　　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
　　我还是依然和你泡到永远
　　我没有车也没有钱也不会说誓言
　　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能坚持五百年
　　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歌手肖飞以一首清新小品《方便面》一举闻名。
　　面条是日本人的传统食品。日本人虽然以爱惜时间闻名于世，但即使是在上班的时候，为了能吃到一碗热面条，他们宁愿在饭馆前排成一条长龙。这个现象被一家公司的经理安藤百福（日籍台湾人，原名吴百福，日因心脏问题在日本逝世，享年96岁）注意到了。他想：“做面条太费时间，为什么不可以让它更简便呢？那样人们就不用排队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安藤百福马上开始试制方便面。
　　第一批方便面条便是今日老幼皆知“鸡肉方便面”，1958年8月第一次上市销售。
　　方便面在我国的发展始于1970年，中国第一袋方便面“诞生”在上海益民食品四厂。制造这方便面的机器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土设备，年产量仅200吨。进入80年代，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引进的100余条生产线在全国迅速开花。到1989年，全国方便面生产线已达280条，年生产能力达70万吨。1995年，生产能力猛增到700万吨。
　　贫嘴张大民住房太紧张
　　80年代初，北京临街的地震棚渐渐拆去，但人们的住房需求继续膨胀。于是，院子里的地震棚经过翻盖、加固、扩大，从抗震救灾的一种自救设施变成了缓解住房困难的“小厨房”。
　　小厨房的无序增长使本来就紧张的居住环境更趋恶化，许多原来杂乱局促的大杂院里被小厨房挤占得只留下一条条仅供一辆自行车曲折通过的甬道。与此同时，地震棚的油毡、檩条、塑料布作为“战备物资”充塞了北京小院里的所有角落，小厨房打乱了院子的整体格局，高密度的生活空间、杂乱无序的人居环境磨薄了人们的处世涵养，造成了人们生活秩序的紊乱，一些邻里间争地盖房的摩擦、纠纷不绝，某街道派出所的民事纠纷档案中竟有85％以上是为了争夺“宅基地”。
　　为盖间小房儿被打破了头的张大民应该就是其中一分子。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讲述了一个关于小房子的故事：
　　张大民家的房子结构罗嗦，像一个掉在地上的汉堡包，捡起来还能吃，只是层次和内容有点儿乱了。第一层是院墙，院门和院子。院墙不高，爬满了牵牛花，有虚假的田园风光，可以骗骗花了眼的人，院门松松垮垮，是拼成一体的两扇旧窗户，钉着几块有弧度的五合板，号码都在，告诉来人它不是一般的木头，它是大礼堂的椅子背儿。推开院门，里面是半米深的大坑，足有4平米。左边支着油毡棚，摞满了蜂窝煤，右边支着一辆自行车，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自行车旁边还挂着几辫儿紫皮蒜，蒜辫儿底下搁着一个装满垃圾的油漆桶。张大民家的人管这个填满了的大坑叫——院子。第二层便是厨房了，盖得不规矩，一头宽一头窄，像个酱肘子。这是汉堡包出油的地方。前后窗，左右墙，头顶上脚底下，全是黑的和粘的，怎么擦也没用。灯泡永远毛绒绒的，吊在电线上，像个长不大也烂不掉的瘪茄子。厨房的门槛不错，有膝盖那么高，水泥很厚，怪怪的像一道水坝。穿过厨房就进了第三层，客厅兼主卧室，10.5平米，摆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和一张折叠桌，一个脸盆架和几把折叠凳。后窗不大，朝北，光淡淡的，像照着一间菜窖。最后一层是里屋，6平米，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层床，猛一看像进了卧铺车厢一样。墙上没窗户，房顶上有个窗户，白光直着照下来，更像菜窖了。这个多层的汉堡包掉在地上，掉在城市的灰尘里，又难看又牙碜，让人怎么吃它呢！
　　小说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剧中一家8口挤在挤进16平米的小屋里，像是沙丁鱼罐头，让人喘不过气来，有些夸张的表现了北京普通老百姓对住房的要求。兄弟俩都结婚了还同居一室，双人床搭不了上下铺，只好中间拉上一层布帘；到最后实在没辙了，老大张大民发挥聪明才智，在自己家门前围着一棵树盖了间小房，于是丈夫在树这头，妻子在树那头。
　　这类讲述“住房紧张”的故事让观众看得心酸，生活就是这样无奈。
　　住在珠市口附近一条小胡同里的刘捷说，他们家有“四大怪”，叫做：“床上床、车上房、腊月挂蚊帐、一夜不得翻身”。他家的住房仅有6平方米，就是搭起来的“小厨房”。走进刘捷的家，你会看到：一张双人床占去了房子的大半，两岁孩子的小折叠床横放在双人床的一端。刘捷自嘲说，这种“复式睡床”好处多多，方便，晚上孩子一有动静大人就醒，把尿、吃奶不用宽衣下床，欠欠身就全办了。但也有不足，大人床上动作一大每每就惊了孩子的“驾”。时间一长，两口子都学会了一夜夜不翻身，挺挺地睡，这种觉质量不高，醒来后总是腰酸背疼，歇不过劲儿来。这还好说，就怕过冬，屋子里的蜂窝煤炉距床头只半尺之距，烤的脸胀疼胀疼的，后半夜燥热难忍，喘不过气来，开窗换气吧，小屋子进深不足四尺，片刻就风打南墙、一屋子冰凉。为这，大人孩子频频的感冒、咳嗽。可怜天下父母心，刘捷夫妻很有创意地给孩子的小床上挂起了两层蚊帐用以挡风避寒。街坊万大妈心眼儿特好，冬日里，只要刘家星期天睡个懒觉，她准敲门叫醒：“孩子他叔，没事儿吧？”“大妈，甭惦记，有气儿呢！”
　　一段时间里，刘捷连着丢了两辆自行车，就买了一辆可以伸缩的旅行自行车，夜夜将它缩成二尺来长，或端放于书桌上或倒吊在两米小厨房的房梁上。刘捷说他最爱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看着看着就一阵阵鼻酸，他说他就是张大民。他觉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犹如北京的小厨房的一份“使用说明书”，只有过来人才看得透、看得懂，可惜里边的调侃和噱头多了点儿，弄得好多没有这份经历的小年轻儿们当轻喜剧看了。只有刚刚从简易楼、大杂院、小厨房里走出来的人们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深刻内涵。（步雄：走“两广”街，话老房子，日《北京日报》）
　　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
　　国家加大了建房力度，特别是住房商品化在推进。
　　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准《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凡在城镇有正式户口、住房确有困难的居民或职工，都可以向所在地房产管理机关提出建造住宅的申请，建造住宅的面积按正式户口平均，一般每人不得超过20平方米。
　　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
　　《经济日报》记者谢然浩记述了80年代住房改革曲折过程：
　　80年代前后，公有住房全价进行出售，由于当时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实在太低，1981年底也就基本停顿了下来。
　　当时公有住房全价出售的房屋主要集中在新建住房方面，做法基本都是由当地政府统一建设房屋，再以土建成本价，直接面向个人出售。售房价格平均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在120元到150元之间。一套住房的总售价大致相当于一个职工10到12年的工资收入总额，相当于每户职工家庭5到6年的工资总收入。
　　进入1981年，公有住房全价出售的试点进一步扩展到了全国60多个城市和众多县镇，除了新建住房出售试点外，也开始了公有旧住房的出售试点。
　　1982年4月，国务院同意在郑州、常州、四平和沙市4城市开始进行新建公有住房补贴出售试点。补贴的原则是，个人负担三分之一，职工所在单位和地方政府各补贴三分之一。售价仍以土建成本价为标准，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价格大致控制在150元到200元之间。补贴之后，每套住房的售价中个人负担大致相当于一个职工3到4年的工资总和，或者等于职工家庭两年的家庭总收入。加上在售房时对职工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给予一次性付款的职工以20%的房价优惠，分期付款年限扩展20年等。
　　补贴售出政策调动了百姓购房和热情。
　　针对补贴出售公房存在着的问题，1986年3月，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在《关于城镇公房补贴出售试点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城镇出售公有住宅，原则上按全价出售，要求各地迅速对不计后果，随意贱价出售旧房的做法进行坚决制止。（日《经济日报》）
　　随着改革的推进，老百姓居住条件在渐渐改善。日《人民日报》报道，在1987年“国际住房年”里，全国城镇建成住宅1.4亿平方米（不包括城镇农业人口建房），约有800多万人住进新房。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作家陈丹燕在《那一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中回忆：
　　男孩子要准备房子的家具，还有电器，那时候不过是冰箱、电视、录像机和录音机而已，但那时候男孩子的工资，大学毕业生也不过58块8角。那时候结婚，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有自己的一间房间，房间通常都是小小的，一整套家具放进去，转不开身。结婚买商品房，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事情。所以，家里没有一间可以结婚的房间，就是许多男孩子成为老光棍的原因之一。
　　日的《生活周刊》报道：上海市200万户家庭，目前有10万户家庭急于调房。原因主要有，由于家庭内部矛盾而急于调房，生活不便需要调房。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是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人的观念，当时的浦东刚刚开始开发,虽然新建造了一些比较宽大的住房,但是交通出行娱乐购物等等相当不便几乎是没有的,包括政府机构也没有。
　　浦西各个方面相当方便,唯一不方便就是住房拥挤,往往是一家七八口甚至十几口住十几平米的石库门房子。到了80年代后期,光荣妈妈们的很多的孩子到了结婚年龄,但是没有住房成了大问题结不了婚,当时上海市政府提倡开发和发展浦东，给予搬过去的人住房优惠政策,但是一些人还是不肯去,就使得“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成了流行语言，意思是只要在浦西有一块能睡觉的弹丸之地，就不愿往浦东搬。
　　与此相对应的也有广州名句“宁要河北(珠江以北)一张床，不要河南(珠江以南)一间房”。
　　日，上海电视台刊播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民纷纷东迁浦东。报道说，到10月上旬，迁入浦东的市民达10万多户，计20多万人，为历年来最多。人们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浦西和浦东面积同样大的房子对换，浦东居民还不肯呢。他们说，浦东发展前途大，将来肯定比浦西好。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1984年，中国有了高尔夫——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位于中山市石岐以南约23公里，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及郑裕彤先生等投资新建而成。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具备三十六洞可作锦标赛的标准高尔夫球场。球场最独特的地方是由两位举世闻名的职业球手阿诺庞玛（Arnold Palmer）和积尼告斯（Jack Nicklaus）悉心设计而成，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日，首都第一座跑马场五月五日在京西稻香湖公园建成，并开始接待游人。这座由京郊苏家坨乡“奔马”经济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经营的跑马场，占地75亩，拥有跑马、走马20匹。
　　导游借了一件咔叽布的中山装
　　80年代前，很多中国人都没有“旅游”的概念。进入80年代，国内游逐渐兴起，但当时景点不多，北京、西安等名胜古迹多的地方成了少数几个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时能去一次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前、长城上留个影，是非常了不起的，身边的人都会很羡慕你。
　　1982年8月，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更名为国家旅游局。
　　1985年，旅游产业第一部行政法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
　　导游刘志回忆：
　　我刚当导游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很穷，导游也一样。开始接团时没有统一的服装，但领导要求大家都要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出来，以体现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为国争光。我找来找去，感觉自己最好的衣服也对不起客人，就去问朋友借了一件。我还记得是咔叽布的中山装。
　　那时宾馆饭店少，基础设施也差，但是到桂林来旅游的客人基本都是满意而归。为什么，首先当然是绝美的桂林山水让他们震惊和心醉了，另外就是当时的环境特别好。（《讲述：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上了导游》，日《桂林晚报》）
　　中国人最早的出境游起源于1983年，香港、澳门对内地居民开放旅游后，广东地区的“港澳探亲游”成为出境游的开始。
　　日，第一批中国公民共25人从广州出发前往香港旅游、探亲，香港媒体称之为“新中国第一团（出境旅游团）”。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交往。这是后来成为对外友协名誉会长的邓颖超心中牵挂的一件事。广东省公安厅一位被派往香港粤海公司搞旅游工作的处长冯万本，提出“香港游”，得到了邓颖超的支持。
　　“香港游”顺应了历史潮流，一开张即供不应求，很快从每日一个团，每团25人，逐渐增加到每日12个团，每团48人，每个月1.7万多人。
　　然而，这一突破性的创举却引发了一起风波。当时，冯万本趁着到北京参加国际旅游会议的机会，把“香港游”向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做了汇报。然而，令他尴尬的是，这位领导却大发雷霆，质问冯万本：谁旅游谁出钱，这是举世公认的原则。你们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怪招，要别人出钱，让你们广东人去旅游？这是什么旅游？说得不好听些，应该叫做“乞丐旅游”，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旅游？
　　广东潮州人黄乐杰始终记得20年前首次去香港的情景，当时他去香港探望多年不见的姑妈，让远亲近邻羡慕不已，纷纷托他捎带点“香港货”。“这个亲戚托我带一条金项链，那个朋友请我带个手表，还有人要我带些药。”（赖少芬：《从奢侈品到生活元素 旅游业见证国人生活变化》日新华网）
　　卖粮大户杨小运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指标
　　1981年，湖北农民杨小运，承包“分”得22亩4分田。由于精心耕种，细心管护，当年也获大丰收。他家8530斤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只用小麦和早稻就完成了。中稻、晚稻还可以收15000多斤，留下口粮和种子，可向国家超卖万斤粮，这在当时湖北农村可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县里问他超卖万斤粮有什么要求，他想也没想就说：想要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指标。
　　这个要求在今天看起来不足挂齿，就是供应一台汽车也不是什么难事。可在当时计划经济时代，名牌自行车供不应求，一个农民要买到它是难以想象的。
　　那时的年轻人，为拥有一辆“凤凰”或者“永久”而感到骄傲，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梦想有一辆这样的车，攒了几年钱，又费了很大力气搞票(凭票供应)，于是终于实现了。“凤凰”或“永久”为他们带来羡慕的眼光，而他们也得到了无穷的欢乐，甚至骑着这辆车带回了自己的新娘。
　　一个从外地到北京讨生活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快递工作，但他没有单车，只好由快递公司提供，每个月扣钱；等到最后一个月扣钱全部结束，单车正式成为己有的那一天，单车被偷了。
　　抽象化的自行车概念被充分运用到艺术领域，上述故事出自影片《十七岁单车》，已经可以反映出自行车在大城市里已经逐渐底层化。
　　日《人民日报》报道，辽宁省金县湾里乡为本乡农村购进20辆运输汽车，每台售价两万多元。消息传出，许多想跑运输做买卖的农民踊跃购买，不到两小时，20辆汽车就卖完了，来晚的农民拎着钱包叹息不止。
　　骑着摩托很“拉风”
　　广州70年代末期富裕家庭的“八大件”(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缝纫机、手表)，已经不包括自行车，1978年后，广州街头出现私人摩托车，两年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县城甚至乡村，也出现了摩托车的踪影：嘉陵摩托。
　　1983年，最初引进的摩托车款是CJ7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了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当时太扎眼了，我是乐山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 李云生告诉记者，1980年，他托广州的朋友花1900多元买了一台免税的铃木牌50CC摩托车。“那时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李云生笑着说，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富足，现在看起来总觉得自己也太容易满足了。从摩托车开始，中国人的出行方式被大大改变了。1980年后，摩托车开始逐步进入家庭，这是私家车走进百姓生活的序曲。（钟成甲：《私家车开进百姓家》，日《乐山晚报》）
　　电动摩托车，其实是摩托车的一种变种，采用了电能，注重环保。
　　电动三轮车于80年代出现，后火爆城乡，但由于安全性差等因素，90年代末退出历史舞台。但坐上电动三轮车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至今让人们难以忘怀。
　　陈昌浩之子质问国家计委：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
　　日《上海汽车报》报道，全国私人拥有汽车已经达到29万辆，其中95%是货车。
　　80年代，全国汽车产量的控制权在国家计委手中，当时全国的汽车产量是22万辆，轿车产量只有4000辆，严重供不应求。
　　1982年，当时的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其父亲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找到国家计委一位主任，提出要想办法发展小轿车，这位主任更大为光火，称小轿车为资产阶级产物。
　　“我看到他发火我也火了，我就问他，你平时上下班坐什么车，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
　　激烈争吵并没有让陈祖涛放弃。不久后，陈祖涛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想碰碰运气。1982年6月，邓小平在他们的报告上批上一行字：“轿车可以合资”。
　　国家逐渐放开了私人购车的限制。
　　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了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日，上海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国际汽车展，世界上73家汽车公司参加了车展，7月3日开幕当天2万观众涌入展馆，中国第一批车迷形成。
　　不过，当时部分主管部门领导仍对私人购车存有异议。社会上流传一种声音：私人买车后，石油资源不足怎么办，道路拥挤怎么办？
　　“那时候由各地物资局审批开票购车，有钱也买不到车，购车得先挂靠单位，以单位名义买车。”奇瑞经销商王长谦回忆说，有些“有路子”的人能通过关系在友谊商店买到外国使馆的二手车。
　　江苏镇江的杨先生1986年买了当地第一辆私家车，由于不知道如何管理，当地交警给他的车安上了一个摩托车的号牌。可笑的是，1978年他买摩托车时，上的却是自行车牌照。
　　80年代，即使有车也无法开，因为学车同样需要挂靠单位，没有单位证明不能参加驾照考试。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回城知青希望能够当上驾驶员，通过各种途径挂靠单位学车。由于学车人数陡增，车管所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对各单位驾驶员人数以实际拥有车辆数为准，一辆车只能配备两名司机，没车的单位不允许学驾驶。由于学车热潮不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费的专业驾校出现。（以上内容参考杨开然 关囡 石文夫：《改革开放30年汽车流变：从奢侈品到代步工具》，日《京华时报》）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并于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卡式录音机带热“家庭舞会”　　卡式录音机带热“家庭舞会”
　　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录音机进入千家万户。
　　1980年，在省会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见“露天舞会”，围观者成百上千，当时录音机刚进来，但很少人有，大家就用口琴、笛子、吉他、二胡这些方便的乐器伴奏。只要有广场的地方，不管坑洼与否，都有跳舞的人。
　　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认为：“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封杀令出来后，办舞会的风向只有转移。随着卡式录音机的增多，家庭舞会开始兴起。街上跳的人少了，谁家宽敞，就到谁家里去跳。邓丽君的歌和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靡靡之音”被争相翻录。当时一般年轻人都在家里跳，跳的是贴面舞、黑灯舞，年纪大一点的还有在街上跳的，就跳交谊舞。
　　杨佳薇在《曾经首家舞厅经理被“请”进公安局》（载于日《燕赵都市报》）中记录到：1983年前后，当时石家庄市独树一帜的高档酒店燕春饭店后楼的三层，有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准备办一家经营性的歌舞厅但准备开业的那天下午，却出了意外。饭店接到公安部门传票，让饭店的总经理到公安部门接受审查，追究开办舞厅的责任，并要求不能开业。刘少泉总经理到公安部门做了解释后一直在被看守着。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定为什么性质，很多人在紧急地请示，被请示到的人也大都说拿不准。当请示到主管的市领导时，领导终于表态：有个场所大家在一起跳跳舞，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有什么大不了的，注意搞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接到这样的答复，公安部门才放下心来，随即放人。日20时，燕春饭店经营性歌舞厅的首场舞会在鼓乐声中准时开场。客人们在翩翩起舞。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舞厅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连早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有时候挤到根本没法放开脚步跳，人多得跟下饺子一样。那时去舞厅跳舞的客人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一般来说，早、中场的客人是年龄偏大的，可一到晚上，舞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交友的、谈恋爱的、图新鲜的&&很多小青年去舞厅都是为了结识女孩子。在舞厅里，跳出感情成夫妻的有，跳出婚外情引起家庭动荡的也不少，所以舞厅里也经常会出现因为争舞伴的打架事件。
　　不过，在那个年代，舞厅在市民的生活中仍然属于高档次的娱乐活动，去舞厅跳舞也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喇叭裤、流行歌曲、长头发&&所有当时的流行元素，都可以在舞厅里看到。
　　舞姿也成了舞会管理者关心的问题，全国数万家舞厅作了这样的规定：跳舞请勿贴面、贴胸、贴身。
　　风靡迪斯科
　　80年代初，迪斯科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间，势如破竹。
　　迪斯科（英文Disco的译音），来源于美国黑人民间舞蹈和爵士舞，特点是膝部随节拍颤动，身体中段松弛，力量主要用在胯上和膝部的快速屈伸上。迪斯科自娱性强，形式多样，比较自由奔放。可以单人跳，也可以双人跳，没有固定的模式。
　　有人回忆，最初看到醒目的招牌“大富豪的士高”，还以为是“大富豪的——士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上了高中，我的迪斯科时代正式开始。寝室里唯一拥有录音机的刘伟同学为我们接触先进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我至今仍认为我的迪斯科启蒙者是同桌女生，没有她的歌喉熏染，使我的心脏细胞活跃起来，迪斯科可能不会进入我的生活。“吼！吼！吼！跳个Disco Queen”“摆摆手，摇摇你的头，所有烦恼都从你的脚下溜走。”“跳跳探戈，跳跳哈索，不如来跳迪斯科它花样最多”&&迪斯科从开始流行到最后衰败，我都是一个忠实的迷恋者。（《从迪斯科开始》，日《就业时报·休闲周刊》）
　　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热映。蝙蝠衫、腥红的嘴唇，夸张的塑料耳环也成为青年在迪厅中最流行的打扮。片中歌舞场面令人兴奋；深得年轻人喜爱。“蹦迪”从那时起步。迪斯科获得了主流的认可，伴随着片中的那首歌：
　　吉米，来吧！
　　让我们手牵手，来跳跳迪斯科，
　　爱你在心里头，忘掉那忧和愁。
　　吉米，来吧！
　　青春时光多美妙，热情奔放多欢笑，
　　随着节奏摆摆摇，和我一起尽情跳。
　　1987年，中国引进了一部美国影片《霹雳舞》。当时的观众，立即被影片中这种不按人体正常规律旋转的舞姿深深吸引，随后在几乎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个少年戴露指皮手套、身着蝙蝠衫，头裹绷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片中人物“旋风”、“马达”俘获了更多青少年的心。
　　蝙蝠衫，绝对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装。蝙蝠衫，是一种在两袖张开时仿佛蝙蝠翅膀的样式。具体为领型多样，袖与身为一体，袖窿无缝合线，下摆紧瘦。后又演变成蝙蝠式外套、蝙蝠式大衣和夹克等，袖子上端肥大，与衣身分开。
　　卡拉OK“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谭咏麟唱过一首歌曲：
　　不管笑与悲
　　卡拉永远OK
　　伤心到半死
　　卡拉也会OK
　　80年代后期，随着国门打开，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流入内地。一到夜间，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摆上街头，露天卡拉OK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市民自娱自乐方式，一元钱一首歌。在一段时间里，露天卡拉OK，还成为陌生男女恋爱交流的方式。
　　日《文汇报》报道，当第一家黄楼“卡拉OK”夜总会半年前在上海市出现后，卡拉OK这一新颖的文化娱乐形式便很快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迅速风靡起来。
　　日，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广州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豪华卡拉OK厅也越来越多，露天卡拉OK逐渐退到城市边缘地带，消费人群也由城市青年变为外来打工者。
　　近两三年，我国一些地方悄然兴起了卡拉OK活动。
　　据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副局长孟晓驷介绍，目前我国已有卡拉OK歌厅近万家。3年前，北京几乎还找不到卡拉OK歌厅，现在已有107家，有激光视盘放送机142台。
　　卡拉OK虽已闯进我们的文化娱乐市场，但我们的歌曲及其视盘录像带的数量、质量到现在都还不能适应需要。卡拉OK使用的激光视盘绝大部分也不是国产的。开展家庭卡拉OK活动也有一些限制：组合音响、录像机，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仍然算是奢侈品：卡拉OK录像带50元左右一盘，每个家庭拥有量有限。（日《人民日报》第5版）
　　1971年，卡拉OK之父井上大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卡拉OK机。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井上大佑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黄金组合”王洁实、谢莉斯
　　1979年的夏天，王洁实投考中国电影乐团。当天考官正巧就是谢莉斯。
　　当时团里急需一对二重唱，谢莉斯就推荐了音色圆润的王洁实和她搭档，并主动以音乐老师的身份带他演唱。
　　在当时流行音乐相对贫瘠的内地，王洁实、谢莉斯翻唱了台湾民谣的主力唱将叶佳修的作品《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踏着夕阳归去》等。这些歌曲像甜甜的清泉一般，滋润着人们的心灵，也给一代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王洁实回忆说，“我们俩出第一张专辑是在1981年，专辑的名字叫《何日再相会》。现在看这张专辑包装稍显简陋，设计也不够精美，定价却很高，六块九。”就在看一场演出只要几毛钱的当年，《何日再相会》专辑卖出500万张。（参考刘畅：《王洁实、谢莉斯乐坛“常青”》，日《城市晚报》）
　　此后一段时间，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唱出了青春的寂寞、浪漫、纯洁，唱出了青春的幻想、伤感、叹息，把我们带回到云淡风轻的年少时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刻骨铭心　　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刻骨铭心
　　日至21日，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相继召开。参加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北京市的工作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一位委员说：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非常好、非常健康的，应当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日《人民日报》第4版）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通过海外亲戚将邓丽君的歌曲带进大陆、有人是通过偷听台湾广播、更多的人靠着那时的“砖头收录机”一再转录她的歌曲。
　　邓丽君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仿佛天籁。
　　邓丽君传遍大江南北，但在官方口径上，邓丽君却受到指责与攻击，“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但邓丽君，歌声在大陆广泛传播时，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当时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邓丽君拘谨地表示“能在大陆走红，我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一样是唱给自己同胞听”。至于把她的歌打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列，邓丽君只强调如果真的听她的歌会被罚，“那就别听了吧”！
　　邓丽君在大陆非官方渠道广泛流行，也开始影响到了官方文艺工作者。
　　日晚上8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随片一起播出。
　　《乡恋》优美的旋律以及李谷一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行开来。
　　但《乡恋》被点了名，遭到官方批评。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再三犹豫下，《乡恋》得以“解禁”。（以上内容参考《千封群众来信力挺“靡靡之音”》，日《新京报》）
　　北京乐评人王磊撰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丽君是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启蒙者。20世纪80年代，“板砖”单卡收录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磁带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时尚产品”，而先前被称为“黄色歌曲”的邓丽君，成为大众的最爱。无论是崔健还是唐朝，无论是成方圆还是张蔷，这些内地原创音乐的先行者，无不翻唱过邓丽君的作品。甚至可以说，邓丽君让内地听众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
　　邓丽君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这些歌曲唱尽了万千柔情，她用歌声把自己装饰成一束可人的玫瑰，自然而然地盛开并且凋谢。在一首首《小城故事》、《甜蜜蜜》中，人们体会到了“革命友谊”之外的另类情感。这种感情在很多年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糟粕而不耻。它不再关心宏大的人类，只关心个体的细微之情，缠绵脆弱、刻骨铭心。
　　正是这种刻骨铭心和“离经叛道”，成为一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并开始思考生命和个体的意义。
　　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平地一声吼”了一首《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崔健当时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乐人诞生了！
　　从此，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从此，《一无所有》在中国摇滚甚至流行乐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在国外，摇滚乐其实就是通俗流行音乐的一种，然而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无比丰富的五千年的国度里，我们的摇滚，成了一种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国外，摇滚是主流，而在中国，摇滚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另类”。
　　崔健和《一无所有》是一个符号，它告诉世人，中国也有世界级的歌手和摇滚乐。此后，摇滚乐蔚为大观，均得益于崔健的“平地一声吼”。
　　崔健说得好，《一无所有》的精神仍在延续，那就是敏感的质疑。
　　今天的社会，一无所有已不再光荣，许多人梦想成为中产阶级，此时，重温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还是让人难以平静。
　　正如一位乐评人所说，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惟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以1987年《信天游》为标志，“西北风”的狂潮开始影响了一代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成为“西北风”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
　　“西北风”把眼光聚向沟壑纵横、沙丘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大自然赋予它空旷、奔放、高亢、悠扬的格调；它产生在土质瘠薄、雨量稀少、气候严寒的生产条件下，贫困赋予它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这些灼热粗犷的歌唱，像破碎的杨花飘落在我们肩头。它们卸下了一代人的苦难，延续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中国心》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河山只在我梦里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这首歌词非常简单朴素的《我的中国心》，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被身着中山装，戴着眼镜，貌不惊人的张明敏一唱，立刻风靡中国。《我的中国心》不仅唤起了国人的爱国热情，更拉近了全世界华人之间的距离。《我的中国心》一度被称为“除国歌外，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歌曲”。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身高1.90米、一看眼睛就知道是混血的费翔，先是文雅深情地唱了一首《故乡的云》，突然，他以一种特别的舞姿，像拉着绳子摆渡的姿势，挟带着台下的惊诧和掌声，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走近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随即，费翔风靡大江南北，此前，他在广州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摆在各地的音像商店里无人问津，但晚会后立即狂销160万盘。那时的商店门口常常可以见到大字广告：“费翔到货”或“费翔无货”。
　　费翔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完美偶像。
　　《少林寺》引发功夫热
　　由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原电影公司首度合作拍摄的功夫影片《少林寺》， 历时三年，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 该片不但云集了上百位武术高手， 而且也是第一次将真正的少林古寺搬上银幕。
　　这部经典的功夫影片1982年在中国大陆、香港、韩国公映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大陆的电影票价还是一角钱一张的时代里，创下了上亿的票房神话，一夜之间，主演李连杰的名字也家喻户晓。此时不满20岁的他在该片中充分展示了精湛的武艺才华，拳术、刀枪棍棒、软器械，尽数施展，令人大开眼界。
　　《少林寺》使李连杰成为幸运儿，他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又一颗闪亮的中国功夫明星。
　　人们对李连杰版《少林寺》情有独钟，一是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娱乐化的电影，而另一方面就是李连杰不着表演痕迹的武打真功夫，加之神秘的寺院古塔，清丽怡人的风景，出神入化的武术架势，使影片已经到了想不成功都不可能的境界。
　　《少林寺》的放映当时轰动了全中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功夫热，甚至有很多的青少年去少林寺拜师学艺，更引发了青少年是否应该看武侠电影的讨论。
　　琼瑶征服了少男少女
　　1986年，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几度夕阳红》开播，琼瑶，开始在内地势如破竹。随即，《烟雨濛濛》、《庭院深深》、《在水一方》等电视剧相继登场，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热烈反响。
　　有人认为，“琼瑶热”，表明百姓的口味发生了变化。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所谓寻找男子汉，但人们不久发现，一些成熟的、有头脑的“大女人”们，固然需要寻找男子汉，但对芸芸众生的诸如女小市民、女青工、女中学生、低年级大学女生一类的“小女子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并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是那种你侬我侬、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大少爷、小帅哥或文弱酸书生们。琼瑶，正好迎合了“小女子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度过饭后茶余的精神需求。
　　“琼瑶热”所产生的再次“非男子汉化”在满足部分女性的精神需要后，不久又逐渐降温。直到数年后赵薇的“小燕子”横空出世。有人看不惯“朦胧诗”　　有人看不惯“朦胧诗”
　　朦胧派诗人是80年代一开始的大众偶像之一。1980年，全国许多刊物争相刊登北岛、舒婷等诗人的作品。
　　北岛的《回答》，标志着“朦胧诗”时代的开始：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1980年8月，作家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把这些诗贬称为“朦胧诗”，“朦胧诗”的称法因此而来。
　　舒婷是“朦胧派”诗人中幸运的一个。她拥有数量最多的读者。《致橡树》是舒婷公开面世的首部作品，后来成为中学语文课本的必读篇目：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不少人在婚礼上激情朗诵这首诗，表达自己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日黄昏，著名诗人海子卧轨自杀，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海子的诗，却永远地留在那一代人心里：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朦胧诗”和其他诗歌，后来渐渐不被关注了。
　　宋世雄解说的女排姑娘让国人扬眉吐气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经过了7轮28场激烈的比赛，11月16日，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
　　首次夺冠，国人沸腾了。
　　这只是激动人心的开始。接下来几年，中国女排实现了“五连冠”，记不清让多少人高呼过。当时一提起中国女排，就让人想起“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
　　五连冠比赛，都是由宋世雄解说的，“中国女排+宋氏解说”甚至还一度成为了那个时期令人振奋的一股力量。
　　那时候听宋老师解说，一场比赛重复无数次“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人们至今仍会记得当时宋世雄解说的开场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现在在&&向您实况转播中美女排对抗赛。“郎平扣球！再扣！再扣！”
　　和当年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之路遥相呼应，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风行中国。以小鹿纯子为代表的一批排球女将以“晴空霹雳”、“流星赶月”等带有魔幻色彩的打球技巧，使排球这项体育运动风行一时。她们的精湛球技与充满人性的友情故事，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
　　日，聂卫平作为中方擂主出战，接连战胜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最后决战又胜日本终身名誉“棋圣”藤泽秀行，获得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最后胜利。
　　聂卫平，让中国人在1985年扬眉吐气。
　　一遍又一遍听邱岳峰的“绝配”
　　简·爱：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她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罗切斯特：简。
　　简·爱：让我走吧。
　　罗切斯特：我爱你。我爱你。
　　简·爱：不，别拿我取笑了。
　　罗切斯特：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她不过是她父亲用以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简，说你嫁我。
　　简·爱：是真的？
　　罗切斯特：唉——你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罗切斯特：上帝饶恕我，别让任何人干扰我。她是我的，我的。
　　这是邱岳峰、李梓为电影《简·爱》配的音。
　　80年代，人们借助收音机，听着苏秀、李梓、赵慎之、童自荣、曹雷、孙渝烽、乔榛、丁建华等一批上海译制片厂配音演员的声音，还有孙道临的《哈姆雷特》，还有尚华、孙敖等人的配音。
　　那个年代的人，至今仍记得他们的“绝配”。
　　1989年，由上海电视台译制的美版95集经典动画片《变形金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金刚热”。一方面得承认这是制作方的高超制作水准所致。但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上海电视台完美出色的译制及配音。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后来有一本专著，将发生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称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
　　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刊登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上。那一份沉重、幽怨、郁闷、诚挚和激愤，今天也令人动容。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潘晓”这个人，潘，是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潘祎，晓，是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
　　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分别向两人约稿，最后，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潘晓讨论”，“热”了一个夏天。
　　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读者来信。
　　最初的大量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
　　“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在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炬火。”
　　“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
　　“一个诚实人的心声，能唤起一大群诚实人的共鸣！”
　　“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还有从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许多钱和包裹，向“潘晓”这个“弱女子”献上同情和爱心。
　　时间进入了天气最热的七八月份，“潘晓讨论”也在这两个月里“热”到了顶点：邮局的“蹦蹦车”每天仍源源不断地运来读者的来信；越来越多的读者或打电话或直接找到编辑部要见潘晓；社会上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