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爷天下：中国证券市场30年记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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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2点30分，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在香港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召开。因当日下午和晚上我在旅途中，不能即时得到当时的投票结果，就是知道了也没时间马上修订文章传给编辑。但我还是忍不住要预测国美电器争夺战的结果，那天早上4点我起来给《中国青年报》写专栏。我说，黄光裕当胜。
结果我错了。
9月28日国美电器的特别股东大会争夺激烈，在8项议程中，黄光裕家族输掉了7项，没能撤销陈晓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只保住了一项——“即时撤销本公司于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上通过的配发、发行及买卖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权”。
这一项很重要：黄光裕家族的股份没有被稀释，大股东的地位保住了。在第二天的媒体上，大多是《黄光裕惨败》之类的标题，唯有《中国青年报》孤零零的《黄光裕当胜》，挺寒碜的。《中国青年报》同人们太相信王安了，轻易不动我的文字。
黄光裕出事后 国美电器开始去黄光裕化
黄光裕乃草根出身，本应成为中国梦的典范。在胡润“中国大陆富豪榜”上，2004年黄光裕以105亿元居第一位，2005年以140亿元居第一位，2006年以200亿元居第二位，2007年以450亿元居第四位，2008年以430亿元居第一位。
江湖险恶，日，中国证监会对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立案调查。当年11月中下旬，黄光裕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调查；日，黄光裕案一审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定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国美电器被罚500万元。
从庭审信息来看，黄光裕案并没有牵涉出太多官员。在黄光裕案发后有几位官员落马，当时盛传与黄光裕案有关，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等，这些官员都不在起诉书中。此案涉嫌受贿者中最大的官员是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似乎也没帮上黄光裕太大的忙。
黄光裕的内幕交易并不成功，他所持有的中关村股票被深度套牢，在停牌的6个多月中，上证指数从6124点暴跌至3700点，14元的平均成本跌至2元多。并且，由于操作过于频繁，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终至入狱。
在黄光裕出事7个月后，2009年6月，贝恩资本（Bain Capital）出资29.5亿港元，获得国美电器第二大股东地位。当时国美正窘，被迫割肉。贝恩资本的母公司是美国企业，贝恩资本中国业务负责人竺稼曾任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执行官，手段凶狠。杀入国美电器后，竺稼开始推动去黄光裕化。日，在贝恩资本主导下，国美电器通过高管奖励计划，向以陈晓为首的董事会成员、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推出认股权，将贝恩资本与国美电器旧部的利益捆绑起来——职业经理人与第二大股东联手，要将狱中的第一大股东的股份稀释，并最终取代。这怎不令黄光裕心颤？
传统道德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矛盾 老板和掌柜的争斗故事
国美大股东黄光裕与管理层陈晓等历经数年的争执，是近来中国民众最为直观、乐道、普及的商战范本，并必定将成为现代中国商业史上最为鲜活、复杂、深刻的经典案例。
这是一个古老却又翻新的话题，就像“林妹妹的裸死”一样好看。这是家族公司向公众企业转型的纠结，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企业制度的矛盾，是老板和掌柜子之间守业与篡权的故事。于是，为争夺国美，老东家黄光裕与掌柜子陈晓隔空出招，腾挪斗狠，喜得媒体抓耳挠腮，小咬（东北的蚊子）扑人。
按中国百姓的叙事，这是一个安禄山、吴三桂式的话本，多有指责陈晓等职业经理人奴夺主产、监守自盗、乱了纲常之说。2006年夏天，国美收购永乐，国美老板黄光裕并不歧视手下败将永乐创始人陈晓，而是拜帅陈晓，极尽帝王风范。谁想黄光裕不久事发，身陷铁窗，于是力推陈晓替代自己。当时国美势衰，急需搞钱，陈晓左右招呼，引进贝恩资本。对引进贝恩资本的细节，黄光裕似知非知，然而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在国美的股份被稀释了，大股东的地位悬了。
更难忍受的是，当年国美收购永乐时，摩根士丹利也追求过永乐，而当时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执行官竺稼，如今正是贝恩资本董事总经理——当年的情敌，在我黄光裕遭难时，又上手搞到一起了！且不说私情，据说这贝恩资本有外资背景，在国美艰难时，你陈晓的动作，与早先安禄山、吴三桂引进外鬼的做法，有何两样？国仇家恨孰可忍……陈晓们被喊做乱臣贼子，挟洋自重，黄光裕家族站在了高高的道德土堆上面。
在学界，舆论似乎更倾向于陈晓：理论上，一旦成为公众公司，公司就不再是某一股东的私产；现代企业的制度源自西方，除了产权关系、法人制度、有限责任、政企分开、经理人制等显性的制度建构之外，其精髓乃是权力制衡思想，不能出现绝对的权力；我国资本市场虽然也在借鉴西方企业的制度模式，但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经理人损害股东利益、企业侵害职工利益、垄断企业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层出不穷，股东大会形式大于实质，监事会形同虚设……
我认识一个职业经理人，他曾是官员，被几个民企老板忽悠，弃官下海创业。进入企业之后才发现，私人老板有猫腻，表面上看股权是分散的，实际上有代持，一两个老板就绝对控股了企业。职业经理人不干了，推倒重来，另找投资者。结果是，几个国企股东各自不超过20%的股权，谁都不能拍板，其实国企官员也不很较真，于是这家企业就由职业经理人说了算。接着，职业经理人还搞起员工持股会，这样就更方便操控企业，更便于利益输送。
后来他告诉我，这回好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了。于是我明白了，在中国，如果谁告诉你他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搞得好，一定是因为他自己能说了算，不论他是投资方，还是职业经理人，甚至是官员。
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在他的微博中写道：我只是一个被委托的代理人，深知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而只知忠诚，这应该是职业经理人的必备原则。
不知任志强这番表白何为？任志强是国企职业经理人，是共产党员。然而在国企，我看到更多的是股东的虚无，是职业经理人无法无天的扩张欲望，因为，扩张是业绩，如果有损失，那是全民买单。
在国美事件中，有媒体提出，应该有第三者介入。具体方案是由商务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成立一个“国美电器管控权调研组”，给出客观判断和建设性意见，似“类独董”制度。
听到这话，立马要警惕了，这是在给政府下套儿呀。中国企业的各种危机多了，政府有多少个“调研组”可派？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政府确实接管了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但那都是“大到不能倒”的大家伙，而且，美国政府有明确的监管规则和退出程序。在咱这儿，政府绝不会闲着出去“调研”，出口就是命令，看看山西煤改吧，至今还砸在手里。国美是香港上市公司，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危机来了，此案正是考验英国和中国香港法律的机会，并品味西方公司治理与中国本土风情的咬合。
周正毅被迫贿赂狱卒 黄宏生多么幸福
这似乎只是一个商战故事，然而，这一商战的前提是，黄光裕以戴罪之身，能够在铁窗里签署公司文件，纵横捭阖号令商场。黄光裕家族或对管理层投下反对票，或增持国美电器股份，或拉票拜客，极力加强对国美电器的控制权，如履“平地”。
这一切稀奇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个人财产只要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然而，落马的中国大陆企业家一直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企业家本人便无法行使其拥有的财产占有、处分、转让、继承以及委托他人代为管理的法律权利，他所创立的企业往往轰然倒地，烟消灰灭。
　　日，上海首富周正毅出狱，但三个月后，看管周正毅的监狱管教干部俞金宝被拘，原因是俞金宝接收了“邹振义”家属的49万元贿赂。“邹振义”就是当初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38440号犯人周正毅。周正毅进入看守所就被改名，在宣判之前无法取得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的途径，在宣判之后也只能通过行贿管教干部的方法，换取与家属、生意场上以及其他方面人物的会面，一度演变成周正毅在监狱中开董事会的江湖传闻。
实际上，周正毅本来可能有会见亲属的权利的，末了却要用贿赂取得。
看看黄宏生的故事吧。
“当我们有机会再见面时，一定是看到红光满面、笑容熠熠的老板。”这是2006年创维集团前董事长黄宏生写给创维员工的一段话。当时他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
日上午9时半，香港创维总部正在召开董事局会议，此时，香港廉政公署数名武装人员已在门外候着。当会议室大门打开后，廉政公署人员迅速将黄宏生、黄培升等三名执行董事及财务总监带走。
黄宏生是香港廉政公署拘捕的香港上市公司中第一位大陆民营企业家，罪名是串谋盗窃。12月1日，黄宏生等4人由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诉。廉政公署公布资料显示，黄宏生与其弟黄培升涉嫌于2000年11月至2003年4月期间，与其母罗玉英（罗玉英为创维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串谋盗窃共9张创维数码银行户头签发的支票，涉案金额港元。
令人惊讶的是香港司法机构的速度。第二天，12月2日，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对黄宏生兄弟串谋偷窃巨资案提审。当天下午2点50分左右，黄氏兄弟获准以100万港元现金保释外出。
黄宏生迅速回到香港创维总部办公室，黄宏生家族共拥有上市公司创维数码39.71%的股权，黄宏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创维数码高层进行改组。黄宏生在会议上说，自己已经不适合担任董事局主席，改任非执行董事，需要找一个对投资者而言有说服力的人物来撑持门面，69岁的王殿普遂入职创维数码首席执行官。
保释期间，黄宏生基本是自由的，他以创维数码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的身份，通过视频参加每月两次的董事会扩大会议，还可在香港会见公司高管。2005年3月，黄宏生获得香港高等法院许可，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会议期间，黄宏生还把创维集团的老伙计杨东文拉回创维。
直到日下午，黄宏生兄弟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等4项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宣判后，黄宏生被押送到赤柱监狱服刑，当时参与旁听的创维集团员工情绪激动，中午黄宏生还跟员工们在食堂一起吃饭。
日，黄宏生在狱中给创维集团写了第一封信，非常煽情：创维如今进入了一个“后老板”时代，一个由现代企业家团队引领的巨型组织前进的时代。
一个月后的10月12日，黄宏生再度给创维数码董事局写信。在写完第二封信后的19天，黄宏生又写了第三封信，信中对创维集团更是事无巨细，“我谨提供几点建议作为参考：从董事局层面到第一线作战基层，人人心中都要树立人才制胜的理念；创维应该努力落实绩效考核的执行；严格的制度执行及纪律约束。千万不能一窝蜂地谈起人才就忽略了约束与监督”。黄宏生的有些信相当直率，甚至在信中指责创维集团内部有人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之上，事业部利益损害集团整体利益，亏损的事业单元不停地流失着企业血液等。
在监狱中，黄宏生每个月都写信，部分信件内容刊登在集团内刊上。除此之外，黄宏生每个月都要在赤柱监狱会见创维集团的高管，他们会带上各种报表，而黄宏生面授机宜。
近三年后，日下午，创维数码一行高管到香港赤柱监狱迎接黄宏生出狱，他们带去了一份见面礼：2008年创维集团共实现营收153.29亿港元，同比增长12.5%，年度赢利5.03亿港元。
显然，黄宏生的待遇要优于黄光裕。同为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黄宏生被司法拘捕48小时就被提堂审讯，在宣判之前获得保释，可以自由参加公司的董事局会议，会见公司高管，甚至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在内地被逮捕的黄光裕，在宣判前被关押了500多天，只能在看守所里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
这里的关键是保释制度。保释制度是西方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英美法系国家把它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保释制度的前提是，任何人在被法院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判决有罪之前，应推定其是无罪的。香港一直沿袭英美法系，保释制度至今依然沿用，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不应当将受到刑事追诉或者审判的嫌疑人、被告人当做犯人看待，应当给予其无罪公民的一切权利。
在香港，保释是常态，羁押是例外。而内地尽管也有与保释类似的取保候审，但羁押是常态，取保候审是例外。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64条规定：“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其他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旨中，都没有权力对审判机关的律法进行修改性的解释，这将违背相互制衡的原则。但现实中，《刑事诉讼法》确实被架空了。
于是，未决羁押成为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也就少有涉案企业家在审判前被保释。一位法官说过一句真话：“过去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是同仇敌忾，企业的损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与黄宏生相比，黄光裕不如；但与周正毅相比，黄光裕够幸运了。黄光裕在狱中能够遥控企业行使权利，开了中国司法史之先河。
官方明显偏向黄光裕 谁敢与之争锋
民间一直在分析黄光裕与陈晓之战各自的实力和底牌，阴谋论、品格说，不一而足。在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日表决之后，媒体们欢呼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胜利。但它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着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官方的态度。
唯此，其他所有的算计和细节都无用，没有普世价值，法律是人解释的。
官方的倾向是明显的。在狱中，黄光裕能够继续行使他的民事权利操控国美电器，黄光裕的妻子杜鹃也得以改判缓刑出狱。黄光裕的公开信也印证了这一点：“非常感谢国家和政府，在我接受刑事调查后，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了正常运转。”
另外还有一些迹象可资佐证——据传，有官方力量撮合黄氏家族与第二大股东竺稼的和解；日中国商业联合会表示：在涉及股份结构变化等重大事项上，应从保护所有股东权益的立场出发，无论股东如何变化，都希望国美电器能够永远保持民族品牌的本色。中国商业联合会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这也是国美事件发生以来首个准官方组织的表态。
官方的倾向或许是因为：黄光裕不完美，但此人可用；国美电器是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巨头，目前有员工（含门店促销员）近30万人，每年为国家上缴税收15亿元以上；国美电器的前途，不仅关系到几十万员工的生计，还会影响到市场的平稳；另外，当中国零售市场被外资惨烈瓜分之时，却能杀出个国美电器——虽然有人认为国美电器不算民族资本。
官方虽有倾向，但国美电器的特别股东大会是在香港投票，规则相当完善。如此，官方如何干预？我不知道。
因此，虽然国美之争看似在阳光下，虽然在日国美电器特别股东大会表决上黄光裕似乎输了一阵，但黄光裕会笑到最后。虽然我反对行政力量介入黄光裕案，但我也知道，我反对不了，谁也反对不了。
那么，黄光裕案与中国证券市场有什么关系？黄光裕正是因为在证券市场上玩关联交易而出事的；陈晓也是借着资本市场基础上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黄光裕抗衡。在中国证券市场30年中，虽然法律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虽然境内外力量自我觉得越来越强大，但政府，及其关联利益集团始终是主导力量，而且，这股力量越战越强。在黄光裕案中，谁敢说，偏向黄光裕的政府力量，这回就会输掉？
　　在***卖股票意味着什么？股票是什么？股票当然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这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在***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也为股票正名了？
实际上，日***汇报会没有任何具体结论，不管是否有人出来打横炮，结果都不会有大的不一样。1988年中央上层着急的是什么？是双轨制闹翻天，钢材出厂价700元一吨，愣能闹到2000元一吨，要不怎么狠心闯物价关，损兵折将。连国有长春百货大楼出租柜台都成了新闻的年代，还能指望证券交易所有多大出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及资本市场建立，就是在这样三股力量的推动下蹒跚前行——地方政府和企业，它们有发展的冲动，它们期望从市场筹资；知识精英层，他们理性感知，发达国家有的，中国也必定会有，他们拥有的更多的是事业心和国家使命，至少，当时资本市场给他们提供的发财机会不多；中央高层，一些开放的官员意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但意识形态及技术操作问题没有解决，这些官员多年事已高，实际上并没有高瞻远瞩的知识背景和魄力胆识。一定要有一股新锐的力量，一个突然降临的机会，方能破中国资本市场之冰。
【第一回】·第一张股票出自抚顺 蜀都盖大楼死抠产权
抚顺胡颂华从不炒股
胡颂华是个好老头，普通着呢。2010年夏天在央视镜头前，他言谈舒缓，淡定无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胡颂华说：我不炒股，我没炒过股，我这么大岁数了，脑袋不会用了，炒什么股啊，不炒股，我儿子在那屋里炒股呢，我姑娘她们都炒。
就这么个老头，却愣愣闷闷地闹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张“股票”。
第一张股票是做甚的？不是高科技，不算大制作，不关高雅低俗，是红砖。秦砖汉瓦，透着悠久，显得实用。今人很难想象，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盖房子，却闹得红砖稀缺了。各单位都派车去砖厂拉，天天排队也排不上，当时有抚顺的厂子跑到乌鲁木齐去买砖。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只有800万块，而市场需要量是2300万块。要想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800万元，如何筹资？
胡颂华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的一名信贷员，“我们信贷员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我们银行只能搞流动资金贷款，不许搞固定资产贷款”。烧砖建窑是固定资产，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银行有规矩。在辽宁图书馆，胡颂华看到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介绍外国的股票。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抚顺市建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报告，要求发180万元股票。这事好啊，有人出钱，扩大生产。日和12月27日，抚顺市政府两次开会研究发行股票，最后决定发行260万元股票。
当时挺急，股票是报社印刷厂给印的。今天肯定不能这样印了，太容易被仿制了。当然今天也不用印了，都已经电子化了。
红砖股票不卖给个人，都是大厂买，像抚顺铝厂、抚顺钢厂、石油三厂。哪家买了股票，就可以优先买砖，不用排队，能不积极吗？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到1月28日股票被200多家企业认购一空，大功告成。砖厂用这钱新起了窑，产量大增。两年后，红砖股票被陆续收回，不付利息。当时外面买砖每块2毛多，在这儿只5分钱，乐还来不及呢。
细想，这股票哪有收回的？所以，红砖股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只能算是准股票，或者更接近债券，且是定向发行的债券，甚至像农村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抚顺红砖一厂也没有股份制改革，没有评估、招股、上市等程序，后来股票收回后，红砖一厂还是原来的厂子，体制没变，只是规模大了点。
因此，“红砖股票”是要打上引号的，不那么标准。这也不能怪胡颂华少见多怪，那时大家都少见多怪。在北京，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出现正面女人裸体。有好心人士特地把她们遮了起来，怕吓着大家。
令人起疑的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股票并不是出自上海黄浦江边，170年前那里就开始被股票熏透了；而从未经历过股票的抚顺，这里的领导竟也贼大胆。或许胡颂华的祖上有在洋行工作的经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就能演绎出股票？无从考证。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却能找到股票的足迹。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红色区域之一，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日，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创立赣东特区贸民银行，到1934年9月，先后发行了股票、债券近30万元。在筹建赣东特区贸民银行时，设计的资本金为20万元，大部分是没收土豪、劣绅和富户的资财，其中4万元向根据地人民群众招股。
如此，大家可以看到，新中国股票的星星之火，当是来自于革命根据地；而改革开放后证券市场的星星之火，则是“红砖股票”。
今天胡颂华还有一张“红砖股票”，已经成文物了。这样一个促成“红砖股票”的人，竟然从未炒过股票，但他仍是位爷。就像美国电脑大王王安，如果他活到今天，他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玩着iPad，也会傻傻的，令人欷歔。红砖厂地处采煤区，如今整个砖厂都塌了，沉到地下了。
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一秀才当了土匪，做军师，立下若干规矩。某日，土匪老大的叔叔强奸了一民女，秀才决意要杀匪叔，老大拗不过只好斩。老大那个气呀，照着远去的秀才开枪。迎着夕阳，子弹飘忽忽地从秀才耳边飞过，落在灿烂的田野。秀才不回头，蹲下，折了朵野花，闻，“神马都是浮云”。如此一极品男人怎么个结果？某日擦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CD集股盖大楼最怕被平调
在“红砖股票”发行6个月后，第一家接近股份制性质的企业，CD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成立，它就是后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CD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蜀都A）的前身。蜀都A现改名为舒卡股份。
1979年12月，CD市计划建立一个展览大楼，筹备组主任陈良平没钱，于是想到用股票集资，便打报告给CD市领导。1980年年初，CD市经济委员会在向市政府递交的《建立CD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公司是由各集资合股的股份公司。公司资金按入股自愿的原则。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拟建公司展销大楼（即现在的蜀都大厦）。”
注意，这里所叙述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问题，但在30年前，这还真是问题，是大问题。比如，“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应该合乎逻辑吧？但在30年前，首先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尤其是在城市中心，搞这么个大楼，怎么能允许由非政府的机构操持？其次，就算投资是集体的，怎么政府就不能动了？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赢了是国家的，上缴利税，亏了也是国家的，一个文件就注销了坏账——哪来的自负盈亏？从更高层次来看，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自主权，日，国务院才开始策划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方案。
现在看来，这份报告是相当超前的，一下子就抓住了产权这个关键，一下子就把股份制企业所有制整清楚了，不像抚顺红砖一厂，钱进来了，只是个过客，完了事一切照旧。当时大家对股份公司都还不熟悉，因此这份报告和CD市政府的批复，都把股份公司错写成“股分公司”，分家的分。但从中文字面上来理解，这也没错，分家单过，责权分明。
日，CD市政府下发文件，批准设立CD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经测算，建设20层展览大楼需要2000万元，因此决定发2000万元股票。
设计CD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的人叫王冠武，当年在CD印钞厂工作。王冠武感觉：“这可能和钞票是一个性质的吧？”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和结婚证书，把CD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设计成比A4纸还大。2010年王冠武已76岁，他笑着说：“当时完全是瞎子摸黑过河，照着奖状的尺寸做的。”
党报为深宝安登招股广告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就有了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的铁桶阵中，悄悄孕育着股份经济的萌芽。着名的华西村吴仁宝，经常上午接待上级检查，斗私批修学毛选，下午就带着社员干私活，两不耽误。
因此，改革开放后股份制的萌发，肯定要算农村一份。
广东宝安县是一个小渔村，隔河就是香港，是边防，中国公民去那里要办边防证。多年来国家很少往那里投资，因为怕打仗，打坏了坛坛罐罐。宝安县当地政府不但要时刻防范外敌的侵入，还要阻止咱这边的百姓出逃，政府不断发文号召人民与逃港做斗争，许多老人还记得那些公审逃港人员的大会。日，还发生了歹徒卓长仁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逃往今韩国的事件。
可以想象，当时此地的政治气氛多么紧张，经济多么落后。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按照最初的设想，深圳特区的建立，要起到吸引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4个窗口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期望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最大可能地缩小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势差，从而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
深圳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迁至二线之外，要重建一个县城。当时宝安县年财政收入仅1000万元，这点钱够干什么？CD盖一幢20层的楼还要2000万元呢。宝安县县长李广镇急得不行，怎么办？隔河相望，发行股票在香港是天经地义，深入人心的。宝安县是社会主义，虽然改革开放了，但那个万恶的股份制？谁敢说？谁敢提？
宝安县就大着胆子提了，深圳市也大着胆子批了，特区就是应该先行一步。1983年7月，宝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就是后来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简称深宝安。2008年5月，深宝安更名为中国宝安。
当时宝安联投的章程规定：私人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私人可以入股，这是个突破。但为了吸引投资，章程还规定：“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看到这些，大家一定要笑了，股票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投资，如何保本？怎样退股？当然，后来这些规定都取消了。
宝安联投第一次共集资130多万元。这是小钱。到了日，深宝安在深交所上市，总股本已达2.25亿元，占当时深交所交易量的43%，占沪深两市交易量的20%。
宝安联投的设立和发行股票确实大胆，但更大胆的是作为党报的《深圳特区报》，破例为深宝安刊登了招股启事，这是日的事。党报一贯是严肃认真的，一贯是以党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为准则的，怎么会为这样一个被争议的事务服务？
当时的许多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深圳特区报》刊登宝安联投的招股启事前一个月，日，***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胆大，不仅允许中国一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鼓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比，是多么离经叛道。这真是位老爷子。
【人物】金杯赵希友美国上市
“抚顺红砖”确实有些小儿科。然而同样是在辽宁这个中国老牌计划经济地区，却出了个金杯，一家国有大厂率先搞起了股份制，且相对规范，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最不可思议的是，金杯横冲直撞居然跑到纽约上了市，奇了。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赵希友。从1952年开始赵希友就在国有企业里干了，他当过会计、科长、局长，几乎经历了计划体制的全过程，但他却在50岁上下打破自己30年的计划经济体验，尝了资本市场的鲜。
1983年沈阳市准备将农机汽车工业局成建制地改造为一家企业性公司。这是一个破烂不堪的摊子，农机工业局旗下有96家与汽车相关的工厂，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加到一起只有1.9亿元，“工厂四面透风，四处漏雨”。1984年，金杯的前身，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成立，赵希友出任董事长。
　　赵希友铆足了劲要大干，但没钱。在日本，丰田公司震撼了他。丰田原本只是一家做纺织机械的小公司，几乎一两年间，借助资本市场就发达起来了。而在美国和德国的考察中，赵希友发现，各大公司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回国后，赵希友就向上级提出“沈车要搞股份制试点”。此时，他才知道，国内一些地区早就悄悄干上了，深圳宝安、上海飞乐、CD蜀都、北京天桥等。当时中央对股份制并没有政策许可，但也没有禁令，大家“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与“抚顺红砖”翻了几本书就敢发行股票不同，赵希友是到国外真真见了活物的。***也是见过活物的。1978年，***复出后跑了8个国家。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看到了自动化生产，看到了电脑操作，看到了日产人均产量与长春一汽相比是94∶10。***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赵希友把对现代化的理解落实到汽车上，并且给实行股份制找了两个理由：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但这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人，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他们从经济上也就变成了企业主人；同时，社会上大家都来买金杯股票，都是金杯的主人，这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对股份制有了一个初步结论：可以搞。1988年3月，沈阳市批准了赵希友创办股份公司的建议。5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股票，每股100元。
这回，金杯股票是规范的了，是不可以退股的；并且，是公开募股，不是计划好了企业私下认购的。赵希友的算盘打得挺好，金杯公司有5万职工，一人买1股就有500万元，买10股就5000万元了。但是——大家几乎不买，不可以退，钱还不瞎了？
无奈，金杯只得想辙内部消化，现在叫内需，号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厂长、经理买，赵希友带头买。各庄都有高招，有的厂用企业奖励基金贴现，原本100元一股，职工买算70元，工厂贴30元，后来有的甚至贴50元，对折。王世良当年任职沈阳市体改委①企业体制处处长，他老伴在金杯公司下边一个分公司当科长，被摊派的指标是2股。但这2股她只花了140元钱，公司给补贴了60元钱。
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这叫内部人控制，叫瓜分国有资产。
正当金杯为推销股票烦恼时，国内经济学家们齐聚沈阳，开股份制经济研讨会。金杯领导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金杯派人去北京，国家体改委一位处长热心帮忙张罗，把卖股票的地点选在了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支上桌子，对每位路过的人反复解释，最后总共卖得2.7万元。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里购股票》。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问办公厅：“谁在***里卖股票了？”
《人民日报》消息说是在***卖股票，实际上是在***的北院，与***还隔着一道墙。但这不重要，君不见许多媒体消息说“一位接近***的人士透露……”
在***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什么？当然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这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在***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也为股票正名了？这当然会引起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重视。
市场经济力量极其强大，无孔不入，比如，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再比如，2001年在北京建材大厦对面的一家店铺门口挂着一条横幅：李鹏同志喜欢的地板——这不能不叫人警惕。
于是，日《人民日报》发更正称报道失实。赵希友被叫到北京写了一星期的检查，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接近***”的机关干部都退回了股票。
虽然赵希友写了检查，但他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多年后赵希友回忆说，《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金杯公司在***发股票，外国新闻媒体没有几家转载的，但等到《人民日报》更正了，几乎所有大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但不是转载更正，不是说金杯公司没有在***发股票这档子事，而是说金杯公司就是在***里发了股票。
后来有一次李鹏到辽宁，有十几个人参加座谈会，当时李长春在辽宁当省长，他向李鹏介绍说，这个是金杯公司赵希友，李鹏说我认识他，他在我们那儿卖过股票。
座谈会的气氛虽然平和，但当时引发的风波还是强烈的，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党政机关干部可否买股票”的大讨论。1992年2月，国家体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大家急道：“不是因为外国有，而是我们改革到这个份上了，不改不行。”5月，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及“两个规范意见”，还相继发布了12个配套文件。王世良记得，经济学家蒋一韦特别热心搞股份制，他特意跑到沈阳来帮着金杯搞上市方案。
日，金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市17元。当时在沈阳黑市，金杯股票每股4元。马上，一批人打电话到了沈阳，以每股4元全收，然后飞上海，转手就捞一大把。
在1988年推销金杯股票时，租赁经营金杯公司汽油泵厂的厂长林方本来应该买1000元的股票，他寻思，挣了这么多钱，大家有议论，干脆买10万元钱的股票，就当捐献吧。谁知金杯上市后10万元钱变成了一百六七十万元，“这种事我做几辈子梦也做不到”。
实际上，在金杯上市前，金杯股票一直卖得不好，1亿元股票才卖出5400万。这样，在准备金杯上市A股的同时，赵希友也在操作金杯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金杯需要钱，美国的资金多的是，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给我们用？”
于是，金杯公司在百慕大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然后申请在纽交所上市。此举不仅有政治风险，还有经济风险：发行500万股金杯股票，律师和会计师的费用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而股票能否发出去，股价有多高，都是未知数。
在美国上市要求很严格，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把金杯公司倒推三年的经营账目都审查了一遍，长达9个月时间。在美国17个城市，赵希友作了36场路演。赵希友记得，当年美国人问的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工人要罢工或上街游行，军队会不会开枪？
日，英文缩写“CBA”的华晨汽车股票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500万股被抢购一空，股价从开盘价16美元上扬至20美元。金杯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在国际市场上市的公司。
当时美元在中国有两种汇价，一个是官方价，一个是黑市价，如果以后者计价，1亿美元相当于1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的作用大了去了，金杯很快引进了一批尖端设备，日后从日本引进了面包车和轻型卡车项目，再之后又开发了中华轿车，以及和德国合资生产宝马——这些都是在纽约上市后的果实。
金杯纽约上市背后还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仰融的影子，这也是位爷，容之后再叙。（华晨汽车上市始末与仰融的联系详见第三十五回“美国上市引发国有资产流失调查”一节。）
在纽交所敲钟回来，赵希友又被叫去北京写检查，“二进宫”。这回也是总理怪罪下来，是***副总理不高兴了，有组织无纪律，跟谁汇报了？谁批准了？
在沈阳，王世良奉命去调查此事，他发现，对金杯悄没声地在美国上市，虽然他茫然不知，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知道，何止是知道，双手欢迎，极力支持，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王世良被闪了，挺不高兴。后来，金杯股票的美国主承销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一把手来访，***总书记会见美国客人后，称赞赵希友“你们接通了中国与国际金融渠道的一条管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7年，华晨汽车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英雄末路，夕阳鸽哨。
【第二回】·金融打破计划体制大一统 20年轮回保险业重回原点
比照计划经济设立四大银行
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10月8日，***再次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前一段话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已被破坏殆尽，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财政的大出纳。后一段话是说，中国金融要改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巴塞尔协议②等名词。
***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他也是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但在1979年他就意识到金融不是这样搞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根。老爷子果然了得。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刚刚恢复没几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并入财政部。之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已在1958年停办，保留下来的部分海外业务也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这还不算完，日，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决定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底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有的与当地财政局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有的并入财政局，作为财政局的一个业务组。
至此，中国金融真正实现计划体制的大一统：计委③定盘子，财政拨钱，银行当出纳。
改革开放后，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
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同年3月，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受财政部委托，仍然代理行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职能。11月19日，保险恢复国内业务，重新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怎么行？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10项职能。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
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承担起对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且战且退，做“裁判员”。
专业银行体系的恢复和建立，使银行的经营范围明显加大。1979年之前，银行贷款仅限于对工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的临时性、季节性的超额流动资金的贷款，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门无偿划拨——那时，银行才是拾遗补缺。1981年，国务院决定企业所需资金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从1983年6月起，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共同管理，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在全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从财政为主，逐步转向由银行为主，据统计，由银行信贷渠道供应的资金占比已从1978年的23.4%上升到1986年的68.4%。
国有四大银行的建立，似乎是市场经济增加竞争主体的使然，其实恰恰相反，与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四大银行的建立初衷正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行业管理的思路设立的。四大银行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分兵把守，业务严格划分，工、农、中、建一一对应。
在国有专业银行纷纷恢复和建立的同时，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后荣毅仁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信成立后最着名的动作是，1980年通过金融租赁方式为河北省涿县塑料厂引进编织机生产线。同年还帮助中国民航与美国汉诺威尔制造租赁公司（Manufacture Hanovel Leasing Co.）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合作，从美国租进了第一架波音747SP飞机。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东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为12年，票面利率为8.7%。
中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信托租赁企业，其后信托公司便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到1982年年底，全国信托机构已达620家。问题是免不了的，主要是抢资金、争地盘，变相开办银行业务。1982年4月，全国开展了一场信托业大整顿。
股份制银行遍地开花
除去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高层还在试图引进业外资金参与银行改革，增加金融市场主体。这些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是新型股份制银行。
①体改委：即“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年，国家体改委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2003年，国家体改办被撤销并入国家发改委。——编者注
②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督委员会的常设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算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的简称。——编者注
③计委：即“计划委员会”。1998年，国家计委在政府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继续对该机构进行改革，将原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和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一同并入，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编者注
　　1986年7月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是股份制银行的开端。交通银行的资本金为2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投资10亿元，其余由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认购入股。原规定个人股份在资本金总额中的比例不超过10%，但结果没能吸引到个人股份。之后，1987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成立。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在深圳特区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招股建立的，其中有111个单位股东和7276个个人股东，其中国有企业股份占51.3%，集体企业股份占17.1%，个人股份占31.6%。
之后建立的股份制银行还有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城市银行和农村银行。不幸的是，1998年6月，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和面临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
在股份制银行发展之前，城市信用社也开始起步，1984年9月武汉市汉正街城市信用社组建开业。日，厦门国际银行开业。日，邮政储蓄业务开办。
货币市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的。1984年同业拆借市场建立，1985年票据贴现和国债回购市场建立。
保险公司利润不再上缴财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在恢复，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险业是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业，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
日至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分行长会议，关于保险工作在会议纪要中有如下阐述：
开展保险业务，为国家积累资金，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今后对引进配套设备、补偿贸易的财产等业务，都要办理保险。凡需赔偿外汇的保险业务，其保险费改收外币。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后能及时得到补偿，而又不影响财政支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在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要根据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逐步设立保险分公司。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总公司领导为主。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保险作为财政手段和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作用依然被看重，但已不再忽视保险“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的作用。更为重要的转变是，已经开始把保险作为一个产业看待，保险已不只是工具，它还有自我积累和发展的需求，因此才有“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
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30人参会。这是恢复保险国内业务后保险业第一次全国大会，许多老保险人激动不已。似乎是为了证实保险的重要，在大会结束的前两天，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翻沉，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当时主管石油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渤海2号”没有投保。不仅是“渤海2号”，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没有上保险。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称：“就企业财产保险而言，中央企业参加保险的还不到5%。以四川省为例，保险公司支付赔款7800万中，中央企业所得赔款仅30万元，占0.4%。”
从1959年年初停办保险国内业务，到1979年恢复，整整20年。1980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业务年度，这一年的状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基点。用1980年的数字与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前的数字相比，1956年全国保费收入21963万元，1957年为22291万元；1980年为28000万元。由于期间物价涨幅不大，特别是“文革”十年间物价几近冻结，因此这两组数字似可相比，亦似可得出结论：就保费规模而言，经过23年，中国保险业几乎又回到起点。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黑色幽默。
【存档】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变迁
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经历了几个过程。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首次将金融机构的金融事业活动目标界定为“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后来这一目标改成“稳定货币，发展经济”。但双重目标可能会顾此失彼，而且总是以牺牲货币的稳定，以过量的货币发行来支撑经济暂时的高速增长，结果是诱发通胀，导致国民经济周期性大幅震荡，以及被迫强制性调整，诸如宏观调控之类。因此，1993年12月国务院在《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1993年金融改革前，中国央行主要运用再贷款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限额两大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1993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央行的工具大为增加，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外汇操作、贷款限额、中央银行存贷款利率等。
【存档】上海人民爱保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上海均是中国保险业第一重镇，上海企业甚至有无保险不开工的传统。1958年年底，人民公社在全国普及，这样城市和农村都被计划体制包裹起来，于是保险这个市场经济的物件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了问题。立马，中国内地保险业务以“大跃进”的速度停办了。
上海怎么办？存在决定意识，在保险办与停的问题上，演绎了一个上海“周旋”中央的故事。
先有革命的理论，才有周旋的故事。上海“主办派”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从中找寻有关于建立保险基金必要性的论述，于是“多数人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尚未建立，不能说保险作用已经消失，在初步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觉得应该慎重考虑，并提请领导妥善决策”。按照当年的理论，保险是财政的后备，所以保险与财政部门较亲，其时保险正隶属财政，于是得到财政的爱护。财政局党组颇费苦心斟酌，历时三个月，十多次易稿，拟就《关于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处理意见》上报上海市委，主要结论是“保险有用”。
日，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以沪委（59）丑字第136号文批复同意。当时柯庆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本人对人民公社是很热心的，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死对头保险，柯庆施又站在上海的立场大力支持，矛盾的事物在其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
银行与保险在争取社会资金方面是竞争对手。日，上海保险机构正式并入银行系统，对外保留公司名义。之后保险业务急剧下降，银行领导认为停办保险的时机成熟了，于1962年3月将《关于停办本市国内保险业务的意见》的报告上报市委财贸政治部。然而答复是，根据中央最近一系列指示精神，保险还是有作用、有需要的，仍应继续办理。
顶着压力，上海市委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保险，实在难能可贵。
【主张】政治挂帅不保罢工险
日，中国人民银行以急件发出《关于对出口运输保险一律不保罢工险的通知》。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特急件发出《关于发送停保罢工险对外宣传参考要点的函》。节略如下：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险是以政治为统帅为灵魂的，我们国际运输保险的根本任务就是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服务。罢工险全称叫“罢工民众暴动险”，在资本主义保险市场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形式上罢工险只是保险公司办理的一项业务，它对因工人罢工行动直接造成保险物资的损失，负经济赔偿责任，实质上它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利益，以抵制、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罢工斗争的工具。
首先，它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各国无产阶级开展的罢工运动是对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者的政治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当前，各国罢工运动的兴起，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为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统治，摧毁日薄西山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创造条件，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而罢工险则是将罢工运动的政治斗争歪曲成为经济破坏活动，以承担罢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钓饵，制造假象，似乎有了罢工险一切就有了保障，罢工斗争就无足畏惧，借以稳定人心，缓和政治、经济危机的发展，抵消罢工斗争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是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勾结保险垄断资本家破坏罢工运动的一个手段……
罢工险的实质既然如此，因此承保罢工险是失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的，是违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对国际主义一系列教导的，是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的，我们决定予以废除。
不知此文出自何人手笔。如果他听到30年后首钢的故事，该作何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钢在秘鲁设立分厂，以当地市场价格雇用秘鲁工人。为和工人搞好关系，首钢请当地工会领导到首钢总公司参观，介绍中国工人的工资、住房、医疗、子女上学等情况。秘鲁人回去马上组织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要求与中国工人相同的待遇。首钢与秘鲁人一边谈判，一边涨工资，终不堪成本高昂，首钢秘鲁公司关门。
无产阶级的秘鲁工人用罢工造了支持他们罢工的中国人的反，这该如何解释？
【第三回】·就业会上提出了股份制 报纸论战拉马克思大旗
家里有孩子待业叫人糟心
在中国人眼里，股票曾经是一个魔鬼。茅盾的小说《子夜》把这个魔鬼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头脑中。计划经济可以没有股市，但市场经济必须有，股市的配置资源、发现资本价格的功能是不可取代的。
新中国股市的重建不是从认识转变后开始的，不是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最后真理战胜了谬误，人们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之后开始重建和发展的，股市是被吃饭问题逼出来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被饿肚子的滋味逼出来的。
在农村经济板块松动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到1979年，全国回城的知识青年大约有1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2000多万，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家里有老大不小的孩子没工作，这叫家里人多糟心，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为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
注意，股份制就是这样为解决家里孩子的饭碗问题而出现的，大家只是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的手段提出来，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拾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有经济。但即使这样，也都迎来刀光剑影、漫天口水。
不劳而获的帽子压死人
当年没有网络，只能在报纸上论战，但白纸黑字就更显得正式，要求论战者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广林在刊载于《工人日报》的《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拉上马克思做大旗，但马克思时代没有解决待业人员的任务，这是孙广林的一个取巧发明。
而在同一版上也刊登了邢廷风的文章，他认为：股份公司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它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这种私有制的股份公司，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实在是弊多利少。
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
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中，刊登了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程钧的《集股投资大可试行》一文。程钧认为一方面企业有多余的资金无处投放，另一方面许多商品的生产由于缺少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可以集股投资。
小集体小国企先行一步
毕竟“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在正常情形下进行着。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在破除阻力，推进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中间，也包括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探索。1983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厂长经理松绑，星期日工程师浮现，工资松动，外贸活跃。
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有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有趣的是，到2007年，国资委又转过来要求央企上缴分红了。
日至4月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如今整个中国都成了大特区。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江苏常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建立股份制。会议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样的改革氛围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股份制向中心城市进发。
【主张】工者有其股
到1991年，热衷研讨理论的人并不多了，大家更喜欢实干了，要么出国，要么下海，侃虚的不来钱、不时尚。但从当时《亚太经济时报》的报道来看，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讨论的问题和几年前还是很相似，离赵希友的说法并没有走多远。
北京经济界人士呼吁工者有其股
亦放亦约，是北京一次民间经济理论讨论会的特点。这次讨论会是（1991年）10月19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操办的第二次“联办①恳谈会”。回忆起1990年秋天第一次“联办恳谈会”，“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说：当时许多人认为大形势不容乐观，大政策不明确。今天，这一切都已有很大改观。发展证券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话题自然少不了当前叫得最响的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贺阳掰来算去，国有企业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大的框架不变，对企业加压力和输血同时并用，但这种传统做法已难再显神通。加压力会导致新的政企不分，而增加贷款等输血手段又难以为继，现飞着的贷款已有1.6万亿元。第二条路是放开计划外的企业（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放任国有企业慢慢萎缩下去，对整个民族来说代价太大，毕竟是2万亿元的家底。第三条路就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路：全面改革。这条路自然少不了涉及产权、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等。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如何明确？贺阳认为：只有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股份制道路。
中信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刘纪鹏对“鸟笼经济”颇有研究。企业是鸟，宏观管理是笼。有人说中国没有企业，鸟都被喂成青蛙了，只会蹦不会飞；而众人都隔着笼子捅，捅得鸟连蹦都不会了。刘纪鹏对有人指责企业钻政策的空子大不以为然。空子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企业钻出来的，如果企业连空子都钻不出来，给的政策都用不足，到国际市场上如何对付“如狼似虎”的外国企业？而当“鸟”钻出了空子，再把空子补上，才是管理之道。
中国的境外企业比境内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但兴旺发达者寥寥。究其原因，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陈开诚认为，也是拿棍子猛捅的人太多了。每家企业都有若干行业上级单位，搞外贸的、搞高技术的、搞资源的，都有自己的行业目标，都要企业最根本的目标去服从行业目标。企业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是经济效益，是赚钱。
众人都认为发展证券市场、实施股份制是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但为什么动作迟缓？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郭树清直言：饿怕了！我国经济长期短缺，老百姓饿怕了，1988年一闯物价关，老百姓就抢购。现在没人抢购了，可政府心里还是饿怕了。一说产品积压，首先就认为是暂时的、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想办法疏通市场，减少积压产品的生产，直到最近才压长线产品。今年（1991年）搞质量品种效益年，这是不错的，但宏观的症结不在这。1988年的产品质量不如现在，而现在产品质量之类的微观问题加在一起并不等于宏观问题。问题在哪儿？在投资和储蓄不平衡。不是什么都疲软，比如装电话就不疲软，买飞机票就不疲软。为什么有钱有东西不发展这些产业？还是饿怕了，要留着备荒年。钱在哪儿？在老百姓手里，有1000亿元，能不能通过证券市场，把老百姓的钱转化为投资？
谁去投资？国家计委官员翁先定透露：现在一多半的建设项目是负债投资，一个项目建成了，往往不知归谁管理。过去国家是投资的主体，现在国家很少投了，成了投资的组织者。
因此，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认为，明确投资主体已是当务之急，其次是投资多元化和证券信用化。
投资主体的模糊使得重复投资愈演愈烈，最终不仅是各家企业受损，整个国民经济均苦不堪言，是整个国力的损耗，这已引起了中央高层人士的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平壤指出：必须承认，在公有制的大框架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资金已经分散，用行政办法层层集中起来已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在这一不可逆转的现状下明确投资主体？只有股份制改革。
或许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用股权的分散，来达到产权的明确？
为什么产品积压了还要放款让其生产？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官员呼吁：应该把中央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向全民公布，接受人大的监督。过去财政的软约束已被银行的软约束代替，而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与业务性业务又分不开。要把企业推到市场上去——企业经营不良，其股票就卖不出去。
中国的股息和储蓄利息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改革司官员吴晓灵认为，目前的规定欠妥：证券利息比储蓄高不了多少，证券是有风险的，而储蓄是稳定的，前者的利息应大大高于后者。
最后，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言：一年多以前，确实有些忧心忡忡。经过20多个月在各地的观察，改革一直在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好的改革措施必定得到人民的认可，不管呈现出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搞改革的最优选择，还是风云翻腾上下颠簸的次优选择，中国的改革都是要继续下去的。
“耕者有其田”，这一原则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一。今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框架下，是不是该加紧尝试“工者有其股”呢？
【第四回】·天桥红旗能打多久 抢购延中长队绕街
工商局犯难 天桥算个什么企业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句着名的话：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句话充满了政治意味，多少年来一直被反复探究。
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身上，同样充满了政治意味。因为天桥不是在抚顺，不是在CD，也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1984年，北京国庆阅兵。
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天桥在北京南城，天桥旁边有个天桥百货商场。20世纪50年代，天桥百货商场是全国商业的第一面红旗；20世纪80年代初，它又第一个打破中国30年工资制，将商业11级改为新8级。下一步怎么走？
总经理张继斌最苦恼的是企业没有自主权。从条条块块来看，天桥只是崇文区百货公司属下一个科级单位。经理只有10元钱，也就一把笤帚的审批权。修个厕所，都得上边拨钱。天桥曾在外地找了七八个联营点，以商品形式投资，就这，还被领导狠训了一顿：“北京的物资能这么随便外流吗？”
张继斌在寻找出路。他因此想到了股份制，他知道，股份制能使政企分开，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张继斌埋头参考国外股份制条文，加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前股份制一鳞半爪的印象，搞了一份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前几个股份制章程一样，天桥股份制最不规范之处也是股票“保息还本”。天桥股份第一次发行总额为300万元。
据说，天桥股份到工商局“报户口”时，工商局整整议了三天：企业性质怎么填？说国有吧，明明把股票卖给个人了；说集体吧，又不像；说个体吧，更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来了个一锅烩，把企业性质定为“全民、集体、个体合营”。要是搁到今天，天桥就是混合经济，多简单。
但在那个年代可不简单，当年曾有人善意地告诫张继斌：天桥是“红旗”，可别胡来……注意，天桥股份是经北京市崇文区政府批准的，而不是市政府批准。降低身份，或许是为了规避风险？
风险确实有。1983年开始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有小伙子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在一些地方，邓丽君的歌被当做靡靡之音查收。1984年9月，当时的纺织工业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文英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今天，大家断不会再把穿衣与解放思想绑在一块儿了。今天什么是新闻——不是穿了什么，而是脱了什么。
1993年5月，天桥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拉来两卡车员工造势沈交所
沈阳是从1982年开始搞股份制试点的，到1986年时，连国有加上集体，再加上街道企业共发了近4000只股票，于是就产生了流动的需要。
做事要有方圆。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动作时，沈阳市政府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建章立制。1985年，沈阳市政府发布了《沈阳市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颁布了《债券转让办法》。
日，第一家有价证券交易柜台——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业并办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有4种方式：公司为买卖双方提供买卖服务；债券持有人自由定价，委托交易部门代卖；有价证券抵押贴现兑现现金；鉴证有价证券真伪后到指定地点自由交易。
原先准备只是简单地发个消息，后来决定搞隆重一些，开业当天早上9点在沈阳市政府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黄毅祥等出席。怕当天交易冷清，还准备了两辆卡车，拉上沈阳市黎明机械厂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的上百名职工来为开业造势。但没想到，新闻发布会后已有成千上万的股民挤在营业部门口，40平方米的营业部根本挤不进去，坐卡车赶来造势的假股民没派上用场。
开业当天上市的债券有沈阳市黎明机械厂第二期有奖有息债券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第二期大厦建设有奖有息债券。当天买入债券的有97人次，343张；卖出债券15人次，204张；成交额是2.26万元。
为什么沈阳市把这叫证券交易市场，而不直接称证券交易所呢？还是政治问题，当时对证券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正火热，证券交易所似乎代表了资本主义，没必要为一个名字惹一身骚，于是就叫市场吧。
开业第二天，精通汉语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女士就来了。她试探地问：按照中国以往的做法，进行大的改革要有中央领导坐镇，你们有没有来自北京中央的领导来蹲点坐镇？还有一个日本记者打赌说，沈阳市证券交易市场不超过两个星期就得关门。
上海领导像地下党 飞乐悄悄上市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搞股份制高举高打，就像猛虎出山。与之对照，上海人的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电脑键盘和亿万巨资了。
上海先派出“民兵”探营股份制。
1981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三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浩成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三年后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老企业发债券，新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1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2.4亿元。
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7月，8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发行的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①联办：即“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简称。“联办”成立于日，是由9家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和集资成立，并得到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支持的非营利、民间性、会员制事业单位。1991年12月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编者注
　　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3%~5%。
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股票均以现货交易为限。
今人看这《暂行管理办法》要笑了：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发股票？老企业不行？国有企业不行？民兵探路解放军断后？上海第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小飞乐①”是家多大的企业？员工总数只有50人。
上海人是小心谨慎的。当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回忆说：在最初讨论如何实行股份制时，当时的市委常委***和黄菊就不止一次来过飞乐电声总厂，每次来都悄悄地，很神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日，上海《新民晚报》在第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 发行1万股 每股50元
【本报讯】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赢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1935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里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幢小楼。
但当年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小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找上海同行切磋。资本家总是为股票发狂。
看这条消息，今天再没知识的股民也会笑的：股票自由认购是没错，但什么叫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这太社会主义了吧？等股价跌了，咱要求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胜利大逃亡了，咱敢情乐了，人家干吗？
“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1个多月后，日，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延中实业②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实业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元，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元。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元。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元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元，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这静安“柜台”值得一说。
日，在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一家被盘下改造的10平方米理发店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上午9时整开盘，牌价挂出，飞乐音响买进卖出价都是55.6元，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人们涌到柜台前，抢着要“代理购入股票委托书”。飞乐音响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时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据《文汇报》当时的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带了1000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了解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火暴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见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股票。”
当时的情形是，在静安营业厅里有两张长椅，通常都坐不满。凑巧有人想买点股票或国库券玩玩，两人私下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办手续，前后不过10分钟。这种冷清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只有共1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但静安“柜台”挺住了。就是从这里开始，成就了日后足以影响世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物】万科王石青涩执拗
王石诉苦书记不语
王石做梦都琢磨着怎样挣开组织的怀抱。多年后，王石仍不避讳对组织关怀的反感。日8时34分22秒，王石打开电脑，拨号上网，进入万网景，点击管理论坛，敲道：
昨天（日），深特发公司（指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简称深特发）和万科同时公布，原深特发持有的万科股票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消息是通过报纸公布的，集团的信息滚动条是在11点钟才发送的，反显得滞后，敲打证券网查看万科A、B股的即时表现，却进不了网，占线占线占线……
1984年成立的万科，开始同母公司还相安无事，只是1985年因母公司欲强行调万科账号上的800万美元，开始了控制和反控制的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1999年。记得1988年万科欲进行股份化时，深特发的董事长说：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万科如常进行了股份化，说上述话的董事长却因经济问题辞职了。万科不是孙悟空，却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掌摊在下面，随时可能收拢。在第16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
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1986年深圳政府就下达红头文件，在国有集团公司系统推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当时国有集团公司的日子很好过，没有危机感，大家说：搞股份制设置董事会又增加了个婆婆，多此一举。所以没有国有企业响应。我看到这份文件很兴奋。当时万科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有很大的分歧，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我意识到：股份制改革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
当深特发得知万科管理层的想法时，断然拒绝。为什么断然拒绝呢？你王石在我的全资公司还不听招呼，改制后你还不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啊！当时提出股份化改制的还有金田和原野两家公司，同样遭到上级主管公司的拒绝！
多亏市体改办采取了欢迎态度。岂止是欢迎，简直是喜出望外！总算有三家国有企业愿意试点搞股份制改革。万科、金田、原野成了体改办的宝贝，但同时遭到上级公司的反对，又成了烫手的山芋。
我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在政府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班子，他们理解万科的处境，帮万科疏通渠道。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同志特意安排他的秘书唐火照不定期地约见三家公司的老总，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渐渐地，万科同深特发的矛盾公开化。当得知市政府准备下文同意万科股改方案时，（深特发）派了一个请愿小组到市府办公厅，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办公厅只好暂停下发同意万科股改的文件。
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李灏求援，也就是所谓的告状吧。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同李灏对话。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我们倒完苦水，他把笔一搁，一字一顿地说：“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们年轻人不要急躁，要沉得住气，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
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满意市委书记原则性的回答和含蓄的批评，现在回想姜还是老的辣。
文件在政府办公厅耽搁了一个多月，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是市委副书记秦文俊亲自做深特发老总的工作，老总终于同意。
1988年12月，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后更名为巨田证券）和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两家公司作为包销商和承销商各承担了600万股，剩下的一大部分是万科的一些老客户购买的，其余的就靠万科招股队推销了。1个多月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包销的600万股中还有150万股没卖出，只好自己买下来。
在公司内，万科招股队被戏称为打狗队。他们摆摊设点，有时可以看到万科股票在菜市场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卖，此外他们还分成小队，走街串巷，上门推销，对居民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就和今天的人寿保险推销差不多。王石本人曾跑到蛇口工业区，上台演讲做推销。有一次请个体协会出面开会，宣传股票的投资价值，最后个体户不耐烦了，说：“不用说这么多了，该摊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与此相对应的是，万科的1000万股境外发行的股票却被一抢而空。
香港人抢，热热闹闹；深圳人捐，委委屈屈。漆云生当时任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总经理，他回忆道：万科是第一家向境内外同时发售股票的大陆企业，王石说要按国际惯例办，说说容易，但马上就碰上具体杠杠，比如向外卖的那部分股票如何派息？也就是调汇问题。深圳市外汇管理局也犯难，国家对直接投资有规定，对股票投资就没说法了。最后，外汇管理局还是开了绿灯，据说没经过北京。
此后，万科一次次扩股，股权一次次稀释分散，大股东深特发虽然仍是老大，但在万科总股本中也不过才占8.11%。深特发不愿再投资，王石的不满也日益浮上台面。终于，2000年，王石送走了老东家，迎来了新东家中国华润总公司。
万科永动机的不竭动力
万科每一次大扩张，每一次度过危机，都仰仗于资本市场。
1988年万科首次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1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仅1324万元。1991年，万科第一次配股，从股市上筹措资金近1.3亿元，当时万科的净资产5000多万元。有了这个1.3亿元，万科才能够拿出9000万元去上海开发西郊花园，从而进入上海市场。
1993年在宏观调控前两个月，万科发B股拿回了4.5亿港元，这笔钱使万科得以度过宏观紧缩的三年寒冷岁月，此后万科才真正开始走专业化道路。在这之前，万科和当时的大多数新兴企业一样，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商贸、工业、房地产、文化四面出击，想闹个综合商社。有那么一天，在筹划发B股过程中，一位香港基金经理的一句话让王石明白过来了：“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自那以后，万科卖掉了深圳怡宝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了深圳万科工业扬声器制造厂和深圳万科供电服务公司，埋下头来盖房子。
1996年，万科经营吃紧，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同比猛降21.68%。1997年万科增资配股募集人民币3.8亿元，之后的1997年、1998年和1999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65.37%、15.33%、27.90%。1999年万科再次配股，募集资金近6亿元，得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2006年第三季度，万科资产负债率达72.1%，比2005年年底提高11.1%，气喘吁吁。之后，2007年年底万科借高价增发成功募集近百亿资金，使得万科在2008年房市低迷时仍大举拿地，全年新增项目17个，总规划建筑面积422.8万平方米。
当初搞股份制并进入资本市场，王石想得更多的是摆脱组织的“关怀”，其后给他更多支持的却是资金，这是万科快速发展的动力。
①上海第一家上市公司飞乐音响（“小飞乐”），是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发起，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的首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飞乐音响设立之初就由飞乐股份（“大飞乐”）控股。——编者注
②日，“延中实业”更名为“方正科技”。——编者注
　　职业经理人的标杆
王石说他没什么钱，年薪不过60万元。而且，在万科集团里他只持有很少的股份。万科的股份制改革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管理层并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企业的产权和经营权一开始就是彻底分离的。“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通过万科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培养出一批适应市场运作的职业经理人队伍。我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人各有所志，我的志愿不是当所有者，而是管理者。中国目前缺少职业经理人阶层。但现在的年轻人更想当老板，既当所有者又当管理者……”
谁都知道，在中国，经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多跑动，主要本事体现在酒桌上。王石不屑于此，于是便把精神头儿用在登珠峰、玩滑翔伞上。那时王石52岁。刘备当年不玩滑翔伞，而是去种菜，但仍免不了被曹操拉去青梅煮酒论英雄惊吓一番。曹操给刘备办了“双规”。
但强悍如王石者，也曾张皇。日，汶川地震当天，万科集团决定向灾区捐款200万元。5月15日，王石在自家的博客写道：“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元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他还写道：“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成为负担。万科对内部慈善的募捐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
此时，王石是理智的。他明白作为职业经理人，自己在企业中的权限。治企业如同治国家。在发达国家，执政精英多有法学背景，他们可能不会种粮食，不懂建大坝，但他们必须懂得他们不能干什么，时刻有权限意识。
什么是没有权限意识？在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赈灾义演募捐晚会上，日照钢铁老板杜双华举着一块标着3000万元的牌子冲上台说：“刚刚老哥儿几个商量了，决定再追加7000万元捐款，凑1个亿”。不知这追加的7000万元是怎么定下来的？临时董事会现场办公？特事特批？激情过后这钱从哪儿出？会不会让企业吐血？有点闹。
王石显然不喜欢现场办公，他的想法与国际大公司相似：可持续发展。汶川地震后，诺基亚中国公司根据预算，第一时间捐出300万元和5000部手机，但诺基亚位列网络“铁公鸡”排行榜第二位。诺基亚中国公司向总部请求加大捐款，这让总部很为难。跨国公司一般都有一笔应急资金，灾难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动用这笔钱，但不会一下子捐出一大笔钱，而是持续性地捐款。另外，在美国，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款数额，像中国企业一个个举着牌子在台上张扬，这会被认为企业借灾难牟利。按照惯例，企业捐赠情况只会在热乎劲过去后，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加以说明。
所以诺基亚要问：为什么要公开？为什么要做排行榜？
王石也是被口水逼急了，“博客事件”之后5天，宣布万科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支出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注意：万科并没有捐出1亿元，而是自己操持这1亿元，建“震不倒的学校”。为免再受口水喷，万科申明，这项工作为纯公益性质，不涉及任何商业性开发。
当王石被强按下脑袋吞回自己的口水时，他心里一百个不服。果然，日《新京报》刊登了两个整版的王石访谈录，谈及汶川地震万科“捐款门事件”，王石说，“我没有错，道歉是妥协”。
一年后，汶川如何了？据传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将用捐款3亿元重建北川中学；汶川一中的总建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相当于半个北京国家大剧院，建设资金也达3亿元，由广州市和江门市对口援建。与这些中国字头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援助项目相比，万科不算大手笔，但是，在汶川一中还没开始打地基时，万科捐建的遵道学校已经在日交付使用了。1300多个孩子，一寸光阴一寸金，王石抢出了多少光阴值几多金？王石老霸道了。
在中国企业家中，王石可能是唯一一个敢于公示自己从不行贿的企业老板。但这并没有为他赢得掌声。一次企业家论坛上，王石和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坐在台上我多少有点尴尬”。
王石一直与他所处的环境若即若离，尴尬的青涩，孤独的标杆。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是个牛人，在日北京广渠路15号地段的拍卖中，潘石屹在报出39.4亿元时收手放弃，因为万科在33.1亿元时就收手了。万科就是标杆。王石的若即若离的青涩轨迹能够出现并继续下去，这也显示了中国梦的广袤涵养力。
2010年年底，王石公布了自己今后三年的人生计划：去欧美游学。这一年，万科销售额第一次过千亿。能舍下如此事业，当是人生超青涩，一位爷。
【存档】花2000美元过户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
至今上海人依然会百说不厌地把送给美国人“小飞乐”股票的故事讲给你听。送给美国人或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是谁送的。谁？北京。北京点点头或挥挥手，就有一锤定音之效。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举行。这批美国大亨中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费伦。会议期间，***会见了费伦。费伦向***赠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中国人回送个啥？这可忙坏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他们四处寻找，想送给美国人一张股票。***主席早就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够办到。外国人有股票，咱也有。
1986年11月，摆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面前有十几张股票，送哪一张呢？最后北京大手一挥，送“小飞乐”。为什么选定“小飞乐”？至少它印刷漂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朱小华专飞北京送去“小飞乐”。朱小华后来成为中国金融业一员干将，官至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后落马入狱。
费伦接过“小飞乐”股票，乐了。但他不高兴的是，股票上的名字不是他的，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他要去上海过户。如果这名字是***，也许他就算了，卷回家了。
费伦一行来到上海，住进锦江饭店。费伦第二天要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要去世界上最小的只有10来个平方米的交易柜台办私事。费伦要警车，上海人说只有国家元首才免费用警车开道。于是，费伦花2000美元雇警车去过户一张50元人民币股票。
费伦一定是被骗怕了，因此一个劲儿地问如何打假。静安营业厅经理黄显贵说：“我们的股票发行多少是有数的，多出来的一定是假的。”
“这不管用，可以印重复号呀。”黄显贵回答：“股票是上海印钞厂印的，有防伪暗号。”
“这也不能说明问题，暗号只有少数人知道，其他人一样会受骗，而且，彩色复印机连暗号也能印出来。”黄显贵回答：“我们的股票至少有两处印鉴是空着的，是要后盖上去的，红印泥不同于印刷。”
“这个好像也不难复制。”黄显贵拿出了绝招儿：“我们还有钢印，凸凹的怎么复印？”
据说费伦被说服了，高高兴兴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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