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播出《公仆项南》（上）节目文稿（第一部分）--口述历史--凤凰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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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播出《公仆项南》（上）节目文稿（第一部分）
公仆项南（上）
说起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今天我们请来讲述项南故事的两位嘉宾，是他最亲密的人：他的夫人汪志馨和他的女儿项小米。
&&&&&& 讲述人：汪志馨& 项南夫人
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项南的女儿项小米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的时候，他到我们家住过几个月，就那几个月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就是中风了，就在那个东北的时候，红卫兵斗他，让他站那个高凳子，他从凳子上掉下来了，就后来就中风了。所以我其实都没听他说过话。
岁左右，对唱歌特别有兴趣，那时桂林放了一个电影，叫做《白云故乡》，是讲这个抗战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歌就叫“”“”“”“”
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汪志馨：那个时候我们又没固定的住的地方的，都是晚上都到老百姓家里住，那我们，因为区里也有好多工作同志嘛，那去了以后呢，晚上到地方住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老在一起。他们把老百姓家里的那个大桌子，两个一并，他就住在这个，这就是他的床嘛。我们把门板拖下来，我就住在那个门板上。这样工作一段时间嘛，那就很自然就好了。
年 她和项南准备结婚，但是这场婚事还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二八五团，那么那时候老项不够啊，他区里面工作嘛，刚这个营级干部，警告了，给我们警告处分了。这也是教育教育大家，但 很快嘛，也就，也就取消了。这到底不是什么大问题，是吧。
号。（他说）哎，你怎么会住那里，那地方我也住过啊，那么他说，那个时候那个孩子大概就是十一、二岁，我说我住在维尔门路的时候我就是十一、二岁，我十一岁到上海，十二岁离开上海。他一看，他说，你记得吗，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胡子叔叔，我说我当然记得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有个大胡子叔叔，你看我像不像，就是他。他带我去看电影，在上海，就是他，就这样找到的（父亲项与年）。
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
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他的记忆中。
年为了《十点建议》，批项老的时候，那他作为团中央书记，他怎么办？
年，项小米还只有5岁，可是她也隐约的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那个下放到，哦，还行政降两级，还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那个，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到那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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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之女为母亲辩诬&&读刘小沁的信所引起的深层思考(转）作者&& 海军雷达&&&&近日，有史学界好友转来谢小沁（刘小沁）写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一封信，并附其母亲刘湘屏和她过去写的两篇材料。我读罢沉思，生出不少感慨，先从头说起吧。&&该信全文如下：中共党史出版社：&&&&我是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编辑。&&&&最近看了你社出版的《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其中周少华文中说我母亲不许其父住院，避风港、要政治局批、在批斗现场得不到救治等等内容，完全不符合事实。&&&&早在多年前我们在《作家文摘》报上第一次见到周少华的不实之辞时，我母亲就写过事实真像的有关说明，希冀按照历史原貌解除误会，还历史本来面目，还个人公道。&&&&原以为周少华本人在文革中犯过未经核实就把诬陷周恩来总理的敌伪资料上报江青的过错，有过如此经历的人更应接受不核实必出错的惨痛教训，更应知道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实事求是&是多么重要，这不仅是对刘湘屏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党的历史重大事件是否公正严谨真实的重要问题。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有重要意义。&&&&文革过去三十多年，如果仍像文革时期一样不负责任，惟命是从，将功诿过，人云亦云，甚至墙倒众人推，把莫须有的罪名硬扣到弱势者头上，显然经不起时间检验。历史总有还原真像的一天。&&&&贵社是党史的重要出版单位，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特转去刘湘屏和我过去写的两篇材料供研究。&&&&此致 &&&&&&&&&&&&&&&&&&&&&&&&&&&&&&&&&&&&&&&&&&&&&&刘小沁&&
&&&&谢小沁的父亲是开国上将谢富治。母亲刘湘屏，山西永济县人，1920年9月生， 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与谢富治结婚。19岁任山西高平县县长，一直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抗战中多次负伤，在反&扫荡&战斗中被日寇芥子毒气严重烧伤，差一点牺牲在战场上。&&&&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10届中央委员和卫生部部长的刘湘屏被隔离审查多年。今年88岁的刘湘屏老人豁达乐观，与世无争，十几年来一直资助几个病困下岗工人和贫困学生。&&&&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周少华回忆父亲周荣鑫的文章，早在五年前的2003年，刘湘屏就有话要说： &&&&&&&&&&&&&&&&&&&&&&&& 关于抢救周荣鑫同志情况的说明&&&&&&&&&&&&《作家文摘》上摘登了周荣鑫同志的女儿周少华的文章，文章中说日是我不允许周荣鑫住院，我还表示周住院要经过政治局批准，因此耽误了对周荣鑫的抢救，致使周病逝。&&&&周少华在文章中对我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责任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周荣鑫同志发病的事情直接向我反映、请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秘书杨洪年，一个是北京医院的院长林钧才。&&&&那一天我在家里办公，准备参加当天的一个外事活动。大概是上午10点半左右，我接到电话，是杨洪年打来的，他说林院长找我。我问有什么事。杨说周荣鑫同志病了。我问什么病。杨说林院长说病得厉害。我说那就赶快抢救呀，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杨说林院长他们已经派人到现场去抢救了，但有些问题还要向我请示。我说好吧，我马上给他打电话。杨说林院长马上会给我打电话。放下电话不久，林院长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他说周荣鑫同志病得很厉害，我已经向卫生部报告了，他们向你反映了没有。我说已经通知我了，刚才我还给秘书说要赶快派人抢救啊。林院长报告说已经派人去现场抢救了，林院长还在电话上说了派去医生的姓名，都是医术比较好的医生。&&&&我问是什么病，他说据派去的医生报告是高血压和心脏病；周部长是在教育部的一个会议上发病的，现在趴在桌子上，不能说话，血压很高，很危险。我说那你们赶快抢救啊，病危了还不赶快送到医院抢救?他说抢救没有问题，医生已在现场抢救了，但遇到一些阻力。林院长问我能不能找一找教育部，以便尽快把周荣鑫同志送到北京医院。&&&&我一听很着急，病危了就应该送医院嘛，找教育部干什么呢?&&&&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早就明确规定包括周荣鑫同志在内的各部部长。这个标准卫生部自己定不了，当时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制定的。这一文件的初稿是北京医院起草、卫生部和国务院值班室讨论，纪登奎同志审查后由我口头向小平同志汇报的。小平同志同意后我又让林钧才正式行文，由我签字上报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文件。具体由北京医院来执行。&&&&这些情况不仅我知道，林钧才院长和北京医院都是清楚的。我说：政治局批准过北京医院新北楼收治病人的标准，周荣鑫同志不仅符合标准，前一段有病就住在新北楼，你们还让我找谁呢?林钧才院长为难地说：部长啊，现在这种情况你也了解，周荣鑫同志是在教育部的会上病倒的，还是要想办法给教育部说一说，不然我们不好办，我请示你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正是运动初期，林院长只敢说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也不敢具体指明是什么人。我们只能心照不宣了。&&&&我也不熟悉教育部的人，具体情况又不清楚，我怎么能找教育部呢?当时是纪登奎同志分工管卫生口。原来分管我们卫生系统的是吴桂贤，她要走，就临时让纪管卫生口了。我和纪登奎很熟，我告诉林院长，我马上给纪登奎打电话。林院长一听，马上就说，希望快一点给纪打电话。&&&&我把林钧才院长的电话放下后，马上就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电话是纪的秘书小杨接的。小杨叫什么名字，我现在忘记了。我说：小杨，我找纪登奎同志讲话。杨秘书说他休息还没有起来，晚上开会睡觉很晚。我说我有一件大事要报告登奎同志，周荣鑫同志病了，北京医院已派医生去教育部现场抢救了，比较严重，送院遇到困难，一时还没有转到医院。杨秘书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不在现场，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医院找我帮他们找教育部解决，我怎么找教育部，因为登奎同志现在管我们这儿。我只有找登奎同志，你赶快给他讲，帮助解决一下。小杨说等纪起来马上就给他报告。我说心脏病不能等，你尽快请登奎同志处理。&&&&中午纪登奎同志就给我来了电话，说你说的事情我知道了，我已经过问了，马上转医院抢救了。我当时对纪说：登奎同志，我马上有一个外事，现在走不开，你是不是能尽快到医院关照一下。纪登奎同志说：我下午就去看他。这就是纪登奎同志的回话。&&&&这就是我处理抢救周荣鑫同志的经过，北京医院当时就派医生到现场抢救，我既没有说过不让周住院抢救，也没有说过须经政治局批准。相反，我是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时间就立即想办法帮助他住院的。&&&&1976年到l981年，卫生部对我隔离审查。卫生部专案组说有人揭发你对周荣鑫同志不予抢救进行迫害。这件事情家属也有意见，要我老实交待。我向专案组说明这是对我毫无根据的诬陷，并提供了与此事有关的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秘书及纪登奎本人为证，让专案组找当事人调查核实，我可以当面对质。&& 我告诉专案组，在这件事上，我只和杨洪年，林钧才，纪登奎的秘书，纪登奎四个人通过电话，专案组有必要找他们本人直接核对情况。他们可以证明我非但没有干扰抢救周荣鑫同志，而是立即报告纪登奎想办法尽快送他去医院。当时去教育部现场抢救周的医护人员也可以证明，医生出诊应有记录，周荣鑫同志的病历也会有相应记载。专案组可以一一找这些当事人查证我说的情况是否属实。&&&&我对专案组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并不复杂，完全可以说清楚。和我通过电话的人一共只有四位。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立即给纪登奎同志打电话请他过问帮助，北京医院和林钧才院长是很有压力的。我在抢救周荣鑫同志的问题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周荣鑫同志的事情。&&&&专案组做为一级审查组织，不应该偏听偏信，而应该去找这些当事人调查取证。专案组和相关档案中是会留有查证这件事情经过的文字记录或相关材料。1985年，经过对我长达9年的专案审查，卫生部给中央《关于刘湘屏问题的审查报告》对我做出政治结论。其中专门有一项所谓我 &利用职权，刁难老干部住院治病&的罪状。但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周荣鑫同志。这说明经过专案组内查外调核实，强加于我的&见死不救&、&不让往院&、&要政治局批准&等等耽误周荣鑫同志抢救的罪名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 &&&&运动初期，有些人说话是不负责任的，我们都经历过党内运动，对&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该有切身感受，群众说过头话和做过头的事情在所难免。但我们党历来注重调查研究，也历来主张实事求是，这是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群众议论捕风捉影，但党的审查和定案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定案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能信口开河。如果人云亦云、无中生有，肯定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党的报刊杂志不经核实就刊登不符合事实的文章，以讹传讹，损害的不光是我个人的名誉，也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公信力。&&&&&&&&&&&&&&&&&&&&&&&&&&& 刘湘屏（签字）&&&& 2003年
&&&&然而，同样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谢小沁母亲的情况说明石沉大海，无人理会。&&&&五年后的今天，《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继续重复周少华的一家之言，上海《新民晚报》等报章也刊登了周少华的文章。谢小沁再次投书党的出版社： &希望你们以史学者的专业精神和良知去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实之处给予纠正&&&&&于是，目前对于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之死，我们至少知道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能听到被掩盖五年的微弱声音，让人们自己去分析和判断，这无疑是我们社会开放改革进程中的一种进步。&&&&再追溯到16年前的1992年，谢小沁曾给《人物》杂志一封信，这就是她提供给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另一篇材料。《人物》杂志：&&&&你刊l992年第六期所登项南《该我开炮了》&文中所说：&谢富治的老婆&&竟然动手打了谭老&个耳光。&纯系造谣！&&&&日在人大会堂的批谭大会有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等参加，与会群众近万。只要是正派的，实事求是，不见风使舵的好人，都能证明刘湘屏根本没有打过谭震林。知情者还应记得，当时刘本人也是被八机部造反派拉去陪斗的。&&&&关于刘打谭的谣言是1978年《人民日报》纪希晨的文章中第&次提到。在对刘湘屏长达三年多的隔离审查中，曾被做为罪状。刘湘屏当时即给党中央写信申述，要求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找当事人核查此事。经卫生部专案组深入查证，证明确系不实之词。故在给刘的政治结论中去掉了这&条莫须有的罪状。&&&&贵刊可向卫生部专案组核实，也可以直接向当时在场的干部群众查证。当时与会的干部，群众近万人。我想他们看到项南的不实之词，只会对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发生疑问，《人物》杂志的真实性，可靠性也会受到损害。&&&&&&损俱损&的人，要求&&荣俱荣&的项南登报更正致歉恐是&天方夜谭&。只寄希望《人物》不是势利眼，才贸然致函。&&&&此致敬礼&&&&&&&&&&&& 刘湘屏的女儿刘小沁&&&&&&&&&&&&&工作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毫不奇怪，谢小沁的信自然无法摆脱石沉大海，无人理睬的命运。&&&&然而，在同样一本《红星照耀的家庭》的书中，谭震林的子女并没有认可媒体和网络上流传多年的所谓&刘湘屏动手打谭老&个耳光&的说法，这是耐人寻味的。&&&& 谢小沁在给朋友们的信中说：&&&&&谭震林伯伯及子女就很正派，虽然书报杂志上到处都编造我妈打他耳光，但谭震林本人及子女自己的文章中都没有这条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能够事实求是非常令人尊重的！我母亲对谭老板非常尊重，谭伯伯对她也非常器重赏识。多少歪曲历史的谣言假革命之名，离间和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我母亲非常伤心。谭家子女在《红星照耀的家庭》一书中坚持说真话，令人欣慰！我和老母由衷地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读罢上述文字，笔者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对于中央铁定的林彪、江青&两案&所涉及到的犯有罪过或错误的人员，他们还有没有话语权？是否也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们是否也适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是不给阶下囚话语权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哪里容许你申辩？中共建国之后，只要是最高领袖钦定的&反革命&，也同样被剥夺申述的人权，文革冤狱遍于国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戴上三顶帽子，永远开除党籍，允许他为自己辩护吗？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死于非命，允许他们为自己申辩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余威眈眈，所以才有不少人的回忆录拿到境外出版，再&出口转内销&。前不久，《南方周末》有一组&改革八贤&的好文章，我景仰这八贤，但觉得明显少了一个第九贤，谁都知道，谁心里都有数，就是不能说，不准说。体制使然。&&&&历史人物的研究从来就是复杂和困难的，多年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尤其复杂和困难。由于长期以来的政治惯性，说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倒成了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在对待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长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例如把文革史的研究列为禁区，长期的愚民政策与中国人底层社会的流民文化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英雄崇拜的臣民心理，皇上圣明，成王败寇，人云亦云，&损俱损，&荣俱荣，墙倒众人推。这才有韶山冲里的香火鼎盛、顶礼膜拜，才有北大孔副教授之流的极左分子横行于学界，恣意强奸历史。国情使然。&&&&但是，打入另册的人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多面体，就拿谢富治来说罢。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年伟大统帅把江山社稷交给了夫人，又提拔女儿当北京市委副书记，提拔侄儿当大军区政委，提拔表亲的孙女当外交部副部长；他的亲密战友副统帅也不甘落后，夫人当政治局委员，女儿当空军报领导，儿子当空司作战部副部长，连胖司令也惧虎三分。&&&&当时身在高位、握有重权的谢富治呢？ 1969年，谢小沁从大学提前毕业，谢富治要女儿改姓，怕她沾父亲的光，谢小沁只好从母姓。谢富治把谢小沁送到兰州军区空军，从甘肃定西兰空通讯修配所当战士再分配到陕西闫良的轰五飞机制造厂锻练。谢小沁的弟弟则于1967年被谢富治发配到中缅边境当兵，是第一批入越作战的部队，在越南一呆三年，死里逃生，直到父亲病危才调回国到葫芦岛基层当兵，后来，挖坑道受伤腰椎压缩性骨折，这才调回北京。中国的上将之子出国作战，出生入死，惟此一人。&&&&这些历史恐怕人们闻所未闻。站在历史高地上说句公道话，无论谢富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什么严重问题，在严格要求子女、不为子女谋私利这一点上，谢富治做得不赖。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当年对林彪的评价曾是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大混沌闹剧，史学研究中的一大荒诞丑闻。当副统帅在位时，如日中天之际，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就变成了&林彪的扁担&，画家的新作令人眼花缭乱，长征路上的娄山关只有统帅和副统帅两个人；当副统帅葬身大漠，似乎他从孩童时就是个坏小子，军史中十大元帅变成了九大元帅了。我们相当多的党史学者，文学家、影视剧作家、画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邀功，或政治高压下而自保，人格扭曲，变成俯首摇尾，跟着风跑的犬儒，为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而搅尽脑汁，他们或许是很有学问的聪明人，独独缺乏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这种史学犬儒繁衍不息，今天也不少见。前些年《解放军文艺》有一篇写谢富治的文章，说他&六亲不认&，情节离奇，流传全国。谢家人找出版社交涉，这才知道此文通篇是谎言谣言，编辑登门向谢家道歉了事。&&&&去年的电视剧《井冈山》把朱德总司令写成一个可有可无的傻老头，大家还不是干生气没有招？&&&&历史将永远记住萧克老将军。文革中，他不怕风险，明确指出，林彪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者；然而，林彪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他又为林彪说好话，纠正中央批发的材料中对林彪的不实之辞。&&&&萧克老将军是治史者的楷模。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他把&求实存真&四个字作为治史者的铁律。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萧克老将军把王充的话题赠《炎黄春秋》杂志，以资告诫和勉励。&&&&这些年来，所谓&红色后代&时兴为自己的父兄写历史回忆录，这本是件好事。但这些书良莠不齐，里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学问可大了。父母是正面人物者，就加金贴银，例如毛家的少将媳妇回忆她母亲的那本书，就把本来在新疆监狱中表现不太好的老娘描写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他的博士儿子描写伯伯的那本书，硬说他大伯开着坦克，英雄无比，带兵直取柏林，这种子虚乌有的瞎编和疯话让有历史常识的人捧着下巴找牙医；再说上面提及的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罢，这位当年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小将，1967年向江青写信并送去30年代上海旧报里的&伍豪启事&，成为刺向周恩来心中一把利刃的始作佣者，她在回忆其父的大作里会如实坦白这件大事并说明当年父亲是认可她的&革命行动&吗？&&&&当然也有好的，周秉德回忆伯伯周恩来，罗东进回忆父亲罗荣桓，罗点点回忆父亲及其他党史方面的著作，都写得真实而令人信服。去年陈毅的儿子陈丹淮曾公开辟谣，他针对不少书籍里关于文革初期陈毅大骂林彪且预见到林彪会背叛毛主席的描写，笑道：&没有这回事！当时父亲也不可能有这样的预见。& &&&&父母是反面人物者，则揽功诿过，百般辩解，希冀为不堪回首的历史粉饰于万一。&&&&所以，人们在看&红色后代&们所写的书的时候，切莫全盘接受，要独立思考，多问问懂历史的老人。&&&&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的&红色后代&们，好好学习萧克老将军，在写你的父辈时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杜撰史实，可以悄悄掺点&三聚氰胺&别人却不知道。历史不属于你的私人财产，你不尊重历史，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升平世界，朗朗乾坤，知道历史真相的人多着哪，小心说假话让人家抓住尾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心定气爽，只有忠于史实，才能走近真理。&&&&我们正期待着中共党史出版社能给谢小沁一个满意的答复。
&&最后修改于
请各位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浮沉录（转载）
项南浮沉录
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人的名字时常会被提起,他就是担任过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出身于闽西革命世家的项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一生如此的富于戏剧性:
顺境和逆境循环往复,升迁与沉浮相互交织,毁和誉并存。青年、中年、老年,就这样度过了风雨人生。
1918年,项南出生于闽西连城县,他的家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革命世家。项南的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我的记忆里,爷爷项与年是家中最神秘的人。
我们家人对于我爷爷的了解特别少,那时候就老讲地下工作,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特科,其实他是特科的。后来呢,就问我爸爸,我爸爸也不知道。项南在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项与年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生中他们也是聚少离多。然而项南同他父亲一样,也辗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2年,项南在苏北革命根据地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汪志馨。
因为我在上海就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从读书会里面,他们挑选人到苏北去,就正式参加革命了,接待我的就是老项,他在盐城县政府里面当秘书,去的人都是他接待的,接待了以后,再分配到下面。接待我们,他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呢,就分配我到一个区里面,这个区叫东垲区,不久他也到那个区里去了。到那个区里去当区委书记,我当宣传委员,那就在一起工作了。
1954年,36岁的项南成为团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随着工作的变动,项南全家来到了北京。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岁月。那时,父亲项南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领导下工作,也是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助手。他为当时团中央的建设起草了很多文件。
1956年,中共八大结束后,为了筹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南起草了一份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件,文件里提到了扩大自治权,扩大民主生活等问题。这个著名的《十点建议》,却在两年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时,项南的妻子汪志馨也在团中央工作。1958年,那场针对《十点建议》的大批判,至今留在她的记忆中。
1958年,我还只有5岁,可是也隐约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小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知道我爸爸反正是出事了,而且受完处分,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处分非常重啊,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完了下放,还行政降两级,还全国通报,完了以后还到那个,我们北京周围有个叫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的,到那儿去劳动。
他到那个中阿友好公社后认识了好多的当地农民,养鸡的、养鸭的、喂牛的。这些人都跟他特别好,我觉得说到底,他可能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吧,就是他骨子里头,就对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亲近感。在公社里,父亲项南学会了开拖拉机,并且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此与中国的农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项南还没有被平反,当时的农机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大胆起用了他,任命他为办公厅副主任。
他搞农业机械化,那是我大了以后才知道的,他也是做到最好,他写了很多的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像论文式的那种理论的文章,当时都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了,都是很大很大的整版整版地登,有个笔名叫王植,非常有水平的文章,后来他们结集,给他出了那本书,我觉得他那时候是很有水平的,很爱动脑子。在一本中国农业百科全书里,能看到项南的名字排列于中国农机专家的词条之下。然而正当项南准备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努力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我爸爸,就是大概“文革”第二年吧,就给关起来了。关到八机部,那时候叫八机部,就是农业机械部。
一年多的牛棚生活之后,项南被发配到了远在黑龙江依兰县的五七干校,而此时的我早已随同母亲到达宁夏的干校,在那里参加劳动。
1970年5月,我的父亲项南恢复了工作,调回北京,后来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局局长。
1976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个时候,担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考察。这次考察,让项南提前认识了资本主义。
就是1975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党内,也开始有了一些要打开国门的呼声了,还没有明确地提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也很难得的,就是他作为农机部的副部长,带着代表团曾经出访过好几次,德国、美国、法国,他都去过。他那个时候给政治局讲他出国的一些见闻,包括他出去,带一个小摄影机,到美国他就拍电影,把片子拿回来给政治局看。我记得那时候有华国锋,华国锋还是很支持他这么做的,就是我爸爸把那个片子拿来放,完了以后就写考察报告。我记得有什么欧洲几国考察报告,美国的考察报告,都是印成书给他们看。
也是由于当时能够走出国门的机遇,让我的父亲项南对当时他所从事的农机工作,有了新的思考。他那个时候,就去国外考察,在北京市周围,引进的什么机械化养鸡,机械化的割草,机械化的喂牛,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开玩笑,我们说北京市的市民那时候能吃上这么多的鸡蛋,鸡蛋供应能够这么充足,我觉得都应该感谢我爸爸,那是他最早引进来的。
他提出来,就是要大规模地引进机械化的操作,比方说养鸡、养牛这些东西,他就提出来很多,比方说多少多少人的粮食和牛奶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还要这么原始的、这么多人,这样集约化的去劳动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局限于对农业机械化的一些思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他当省委书记以后,我觉得他一下子,他的眼光就跳得更远了,他干了很多事情,都是咱们国内没有的。
1979年2月,项南出任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且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受到了重用,但是身上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项南没有急于要求组织上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农机工作。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说,项南的这个案一定要翻,完了以后才委托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因为是在团中央受的处分嘛。等批了以后,我父亲才被平反。我记得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我那时候在部队嘛,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档案里都夹了一份材料。
从40岁蒙冤受屈,到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项南的人生已经走过了21年。在我的记忆里,获得平反之后,父亲项南却显得格外的冷静。项南此时未必意识到,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酝酿着新的政治气象。而刚刚获得平反,时任农机部副部长的项南,也意外地迎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日早晨7点半,一列45次特快列车抵达福州车站。一位身穿旧式棉袄,脚登黑布鞋的长者出现在了清静的月台上。他就是时年62岁的项南。这次项南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省委的常务书记。从这一天起,他的名字便和福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这些字眼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据项南回忆:1980年的冬天,中央领导同志把他找到中南海,说福建省是一个侨乡,有几百万华侨在海外,但是福建省的省委书记,福建省的省长,没有一个是福建人,华侨感到很遗憾。所以中央考虑,要找一个福建籍的同志,会讲福建话的,了解福建情况的人,到福建去主持工作。
就这样,项南成为主政福建的“封疆大吏”。他谢绝了福建省委的盛大欢迎仪式,而是静悄悄地登上了去往福建的列车。从11岁起,项南就离开了故乡福建,在50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这块土地。然而,当时的福建,基础建设之落后,经济之困难,都超乎项南的想象。由于海峡两岸的长年对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福建一直被牢固地定位为“海防前线”,几乎没有建设。
一个他,一个任仲夷,这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两个省委书记。当时为什么把他放到福建,把任仲夷放在广东?
这是两个地理位置最特殊的省,一个(广东)面对着香港、澳门,一个(福建)面对着台湾,而且当时福建的工业基础是最薄弱的,比广东,那根本没办法比,福建没有任何的工业。我记得我爸爸去的时候,我说爸爸,福建什么工业都没有,他说好像记得,就三明,就是福建的一个深山里有一个火柴厂,这是福建的工业,我去的时候,当时福州有一个7层的楼房是当时最高的一个建筑,叫华侨大厦。
初到福建,项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查研究上。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项南差不多跑遍了全省的每一个县市。
他特别喜欢跑出去,因为福建是山路嘛,到处都是山,就在山路上跑来跑去,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上种地,他就把车一停,坐那儿就跟农民聊起来了。聊完了农民也不知道他是谁,反正就觉得这个老头不错,就跟他聊。而且我记得他好像跑出去以后回来,他老有很多的心得,他就说,这个事情对,就应该这么做。
1981年底,以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在全省落实了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项南提出,福建不能孤立地进行粮食生产,更应该发挥依山靠海的优势来发展农业。他把这种做法,称作是“唱山海经”。他说这个山林啊,都开荒,都砍柴,都给搞秃了,他说就把它包给农民,一包包它个几十年,结果就那样。这些东西,好多都是他坐着车到外面去听农民讲,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决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这样。父亲项南主政福建,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但是当时中国的具体政策环境还并不乐观,项南却已经在福建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
他在福建的好多社论是他自己写的,《福建日报》的社论是他自己写的,我记得有一个社论,一共39个字吧,好像是说为什么有些单位,就是那个罗织冤假错案,为什么有些单位长期搞不下去,有些人自己屁股上有屎,不妨回去想想看。这社论就这样,还评上那年的好新闻,还得了个一等奖。他特高兴,他有时候还跟我说,哎,不光你会写啊,我也会写。我记得特别清楚。可是,这个在工作中解放了思想的项南,工作作风却依旧没有改变。即使是在自己女儿的眼中,项南也显得“顽固不化”,太过“马列主义”。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可能都近乎到苛刻吧。他到了那个省里以后,省里原来有一个特供的小食堂,就是给这些省委书记们一些特殊的供应,什么肉啊,鸡蛋啊,或者说一些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吧,他去了就给停了。我觉得他也挺武断的,他就是反对一切特殊化的东西,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警车开道,他就烦这个。因此他的秘书跟我们讲,你们能不能跟你爸爸说一说,有些事情还是随和一点好,要不然他脱离群众啊。他的秘书那意思就是,他脱离群众,不是脱离底下的群众,是脱离那些省委书记的群众,省委书记有四五个呢,你弄得别人怎么过呀,人家的脸上怎么看啊。他根本不管那个,所以我估计他在党内,可能出了名的也是这个铁面无私。
当时他那个小车是个尼桑,后来咱们国家改革开放有点钱了,省里觉得可能太寒酸了吧,就给他们配了大概六辆奔驰,上来就让他给扣了,又是发了一顿脾气。那个尼桑不是还能开吗,为什么要换奔驰呢?
他就把那六辆奔驰全给封了,可是这车,你用它也是那么多年损坏,你不用它,封到那,它也是那么多年就损坏了。有时候秘书不敢跟他讲,就跟我们小孩讲,就说劝劝你爸爸吧,不要太过了,脱离群众啊。我们跟他说,他根本不听。他说,就是不好,影响太不好了。
项南初到福建上任,福建的干部和老百姓都在打量观察这位新书记。还有人拿项南的名字做文章,说,项南项南,项项都难;也有人说,项南项南,向着困难。在福建搞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项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中央领导人对经济特区作出了原则性的支持,但是在具体操作上,要靠自己摸索。而摸索,在那个年代,就很有可能犯错误,甚至付出代价。项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止步。在给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信中,项南这样说:
后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人民不允许。
早在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市,各自划出一定的范围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项南主政福建之时,正是特区建设刚开始的时候。
记得,她的父亲项南曾经多次跟她提到过“特区”最独特的地方。 我曾问我爸爸,什么叫特区?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特区就是一分钱都不给你。就说别的省,都有国家政策,或者给你钱,你要拿这些钱去做什么,做生意,完了以后就搞城市的建设,特区是一分钱都不给你。
项南提出要引进外资进行特区建设。可是这样的设想,既没有中央政策的支持,当时的福建,也缺乏引进外资的资源环境。比如,80年代初,项南就提出,要在福建修建一条由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公路,改善特区的交通状况。在当时的中国,父亲项南是第一个提出“高速公路”这种设想的人。
当时所有人都笑话他,有的人,包括专家来论证说,这个修高速公路要花多少钱,要占多少农田啊,就是觉得,我父亲这个设想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可以说是省委否决了他的提议。但是现在通过了,他退下来以后有20年了吧,现在回过头又去修高速公路。后来好多省都开始搞了,事实证明,高速公路的确是应该修,可是比他提出来已经晚了很多很多年。除了交通,项南把福建的通讯与国际接轨也提上了日程。
我爸爸也是第一次引进了国外的程控电话,当时国内是不同意的,因为要花很多钱,但是我爸爸说,这个是方向,程控电话的声音特别清晰,说现在国际上已经都用程控电话了,如果我们福建想吸引国外来投资,外商打个电话这么困难,谁还来投资啊。
有感于外界对于福建、对于特区了解的太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项南决定开展公关宣传。1981年,在项南的建议下,几十位港澳记者应邀到福建参观访问,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首开先例。在这次访问中,来自港澳的记者们,第一次听说福建要利用外资,在厦门特区建设一个国际机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国外贷款做事情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贷款,那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就提出来从科威特贷款,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科威特有一个王子,有一个亲王,跑到中国来了,特别想跟中国做点什么生意,我父亲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因为福建没有钱。但是你从国外贷款,这可不可以,这个(在当时)就是一个未知数。除了投资来源备受争议,在厦门修建机场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对意见,他们主要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就福建怎么能修机场呢,福建面对着金门,面对着台湾,那炮打过来,不一下就把你机场给打了。我记得我爸爸当时为了修这个机场拉了杨成武,杨成武是军区司令,他们跑到北京,又找国务院,又找军委,就是修一个机场,就不知道有多少困难。我记得我爸爸当时特别有智慧的一段话,我爸爸说,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要怕金门,就是金门,究竟是金门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金门?
所以后来他就提出这个,结果后来真的就是每一层、每一关都是这样批下来的。后来就是用的科威特的贷款,修了这个厦门的国际机场,而且修的速度特别快。
从日动工,到年底机场主跑道提前建成,厦门国际机场的这次工程,创造了中国混凝土机场跑道当年开工、当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在当时被誉为“特区速度”。
福建除了一条鹰厦铁路,还有了一个机场可以跟境外直接往来,而且还是国际机场,国际上的飞机都可以直接落到厦门。有了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有了这个程控电话,后来福建的招商,一下子就很快都来了。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项南和他的同事们,为吸引外资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中日合资的福日电视机厂,中美合资的厦门烟厂,成为当时福建引进外资的企业样本。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对于特区的政策尚不明朗,这些引进外资的企业引发了种种争议,甚至有人把经济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80年代初,一场围绕福日电视的争论引起了全国的关注。福日电视机厂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之一。但是,中国最初阶段与外国合作的项目,几乎难免被划上是否是卖国主义的问号。福建与日本合资的这个项目更不例外。有人说它是殖民地性质的厂子,是向日本投降,是打击民族工业。铺天盖地的帽子,就这样落在福日这个不大不小的合资企业头上。
原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厅长施今伟后来回忆说,搞合资企业,当时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今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当时却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在我们说项南站得高看得远,但是谁又能知道他当时顶着多大的压力。
1983年底,种种不利于经济特区的传言不断袭来。经济特区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央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项南多次向中央提出将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并设立自由港,但是迟迟没有答复。这期间,项南与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时常通电话,互通信息,互相鼓励。两个沿海开放省份,就是在这样惨淡经营的气氛中走进1984年。
1984年1月,广东、福建两省得到了这样的通知,邓小平同志即将南巡。通知中说,邓小平要去几个经济特区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休息。然而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都认为,邓小平的南巡,另有深意。项南作好了汇报工作的准备。最早的时候,特区只开放了厦门的那个叫湖里的加工区,那个特区。邓小平视察厦门的时候,我父亲陪着邓小平在湖里加工区走了一圈,另外陪着他乘坐了一个快艇,环着鼓浪屿绕了一圈。在鼓浪屿的游艇上,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项南向邓小平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设想。
我爸爸就跟邓小平汇报,提出来能不能够把这个(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当时邓小平视察完了,回去以后,很快地就扩大到了厦门全岛。而且当时我记得我父亲还跟他提到了,就是能不能够把是沿海的城市都给它开放,不要光广东和福建这样两个特区,不够。后来回去以后,我记得,很快地中央文件就下来了,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我记得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项南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厦门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人员自由往来,货物自由进出,货币自由兑换,甚至提出过发行特区货币的想法。也许是因为过去常常走出国门的关系,她的父亲项南有很多想法,远远超前于时代,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同时,对于新生事物,项南总是格外关注。正是因此,闽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吸引了项南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当时就老跟我们讲,他说福建哪有什么工业呀,就还是那句话,特区又不给你钱,但是,历来福建人很会做生意,就通过那种原始的资本的积累,比方烧瓷砖,就有了钱了。那这么多的钱他们就是要搞企业,支不支持他们?
我父亲就认为,就要坚决支持他们。你不支持他们,福建你还能搞别的吗,国家又不给你钱,你能搞什么呢?所以我父亲对乡镇企业历来是非常热情的,而且我觉得他倾尽全力去支持他们。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乡镇企业到底该不该办,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实际上在我的印象里,中央对这个乡镇企业究竟是应该扶持还是要控制,还是有很激烈的争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报纸上经常在登,有一段叫“关停并转”,所谓“关停并转”,全是冲着乡镇企业去的。就在闽南的乡镇企业逐步发展之时,一场晋江假药案引发了全国的议论。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触目惊心的晋江假药案》。此后不久,晋江假药案逐步升级,矛头指向了福建的乡镇企业建设。面对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批评,项南坚持认为,假药案应该处理,但是绝不意味着今后不再搞乡镇企业。我父亲给晋江提了一句话,叫“乡镇企业一枝花”,就在这种风口浪尖上,我父亲去了晋江,他就认为乡镇企业必须得扶持它,我爸爸说,既然你栽花,它就有可能长虫,你要给它捉虫,而不是要去把这个花给掐掉,他就是这么看这个问题。而且我父亲认为,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你如果处理得不好,它会影响到一个大的方向,影响到福建整个乡镇企业的局面。所以晋江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后来是保住了。
就在晋江假药案之后不久,1986年春,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离开了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但是晋江人从来没有忘记过项南。
1986年,67岁的项南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6月2日,项南和夫人还有他的老母亲,一同乘坐46次列车离开福州,告别了他工作5年的家乡福建。当天晚上,在北上的列车上,项南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离开后,自然是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毕竟是极少数。是非功过后人会去评说。
杨志栓是项南生前最后一位秘书,从1994年起,他伴随了项南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在他的记忆里,项南在北京的生活,清贫但是并不平静。日,项南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直到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坚持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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