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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民投小钱 十三年赚500万
袁文斌，29岁。山东博兴汉子。现在北京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雕塑工作室。十三年前，就跨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投奔京城里有个雕塑工队的本家叔叔。当时的他，和京城里无数个民工一样，除了希望，一无所有。袁文斌：“检票口一出来，感觉到北京站以前的特别多的霓虹灯，大城市大都会嘛，这就是北京，太好了。”然而，一走进叔叔的工队所在地通县，刚兴奋不久的袁文斌开始失望了。袁文斌：“这不是农村吗，还不如我们县城，刚开始感觉挺好的，最后怎么是这样呢。”通县位于北京的东郊，当然不能同袁文斌看到的繁华市区相比。而叔叔的雕塑工队正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袁文斌渴望城市的心感到一阵失落。安排工作时，从没接触过雕塑的袁文斌被分为小工，从给人端盆洗盆和泥巴开始做起。一个月只有一百块钱。袁文斌：“那时候我16、17岁正是能吃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以后，觉得自己兜里的钱也不多了，叫到外边的自由市场买了蒜，几毛钱一斤，或者是自己买几个馒头。”生活艰苦可以不说，别人的白眼让袁文斌心里更难受。当时，工队里领班的大工怕袁文斌学会手艺抢自己饭碗。袁文斌：“他不让我学上石膏，当时年轻吗，一气之下说了一句很傲的话，我说我不可能翻石膏，我一定要跟老师一样，我要玩泥巴。”一个不让学，一个偏要学。做雕塑必须先要会焊架子，袁文斌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电焊。袁文斌：“当时看了一下午，晚上眼睛就疼，睡不着觉，眼睛里面像灌了铁沙子一样，趴在床上，弓着腰，两只手捂着眼睛，流了一晚上的泪。”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我们叫眼里面有活。比方说，雕塑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北方比较干燥，他就马上给你喷水，保持泥塑的湿润性。 ”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这个时候我跟他讲，你可能需要到美院去学一学。”袁文斌：“我觉得必须要上学了，你干小工一辈子有什么出息。来到北京了要圆自己的梦。”喜欢上雕塑的袁文斌梦想着通过上艺术院校进修来改变命运。于是，95年中央工艺美院里的雕塑制作专业招进修生时，20岁的袁文斌坐不住了。袁文斌：“白天晚上有活人家不加班，我也加班，因为我觉得我要上学，我要多挣钱呀。可进修的学费，又怎能是一个小民工能够轻易拿出的？”袁文斌：“我自己攒了七八百元钱，再说我还有从老家一起来的，我就跟他们借了点不到1500元钱。不够，学费是3500元钱。”无奈之下，袁文斌只有向叔叔张口借钱，但叔叔并不赞同他的想法。袁文斌：“当时从小庄坐382(公交车)。车票是八毛多钱，他坐在前面，我没钱，我以为他能给我买票呢，到下车的时候，人家售票员把我喊住了要查票，他只有买他的一张票。车上人觉得咱穿的破烂的，是农村的孩子，人家都是蔑视的眼光看你……”袁文斌：“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在大城市里没有钱寸步难行。所以说我上学的愿望更强烈了。”只有靠自己，袁文斌不再开口向任何人借钱。可是眼看离招生期限快到了，剩下的1000多怎么办呢？袁文斌只能豁出去了。袁文斌的昔日工友 木海勇：“他准备上学，没有钱上学，然后去卖血。”袁文斌：“马上再有两三天就不招生了，我很着急，正好学校有义务献血，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听说能拿1200，那对我可是钱呀。”仗着年轻力壮，袁文斌用卖血的钱凑够了学费。袁文斌：“血站那边给了我们吃的，两个鸡蛋，一个面包，一包榨菜，那是我在北京吃的最好的。”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后来才知道，事后听说他卖血这个事，我当时，有点复杂，有点难受。应该可以想想别的办法，跟我们讲一讲，大家可以帮一帮。”就这样，不甘心只做民工的袁文斌靠自己迈进了梦寐以求的艺术学府。学校的住宿费太贵，他就和叔叔商量，住到工队的工棚里，课余时间用打工换每个月200块钱的房租。开始了半公半读的生活。可叔侄的感情却依然没有缓和，只有另一个叔叔的关心带给他一丝温暖。袁文斌：“我感冒的时候，他连问都不问。我本家一个二叔，给我端了一碗面，烫了一碗鸡蛋，反正也没吃。反正我觉得挺委屈的，我觉得我上学没错啊……”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他在翻制模型这一块，有很多实践经验。你可以跟他同时合作，哪地方要加，哪地方要剪。”袁文斌：“在美院上课的时候，我是去的最早的一个。”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一边打工，一边上课。他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日子穷苦而平静地过去。三年进修快要结束了，98年毕业时的那个秋天，23岁的他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新疆姑娘胡媛。甜蜜的爱情给他6年的流浪生活带来少有的温暖，但同时也消磨了他创业的锐气。袁文斌：“毕业以后，心气很高了，小活儿不愿意干，大活呢接不着。”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状态比较低沉，主要的经济来源都靠我。”袁文斌：“我爱人每天出去上班。 ”袁文斌的妻子 胡媛：“每天他在家里看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三个月之后，袁文斌再也呆不住了。他开始动手，靠给自己和妻子做雕像来打发日子。这半年的现实生活大大打击了袁文斌的心高气傲。他开始频繁地打电话找生意，联系学校的老师和客户。不管大小，只要能挣钱。终于，99年的春天，老师给他介绍了毕业后的第一单生意，舞剧《大漠敦煌》剧组的一批道具。胡媛：“我们当时都很高兴。袁文斌他肯定比我还高兴，他觉得可以接活，养家糊口了。”袁文斌：“价格也不高，两三万。”为了省去60块钱一天请小工的费用，妻子辞去工作，给丈夫干起了小工。胡媛：“三天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全身心投入工作。”袁文斌：“一个女孩子，就干这种卖力气的活，反正心里更不舒服。”两人相依为命，认真地做完了第一笔生意。拿到工钱后，夫妻俩高兴地买了第一部家电——14寸的小电视。2000年，两人在北京通县开了自己的一家小工作室。而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无数住宅小区的出现，袁文斌看到了雕塑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巨大潜力。袁文斌：“我做的雕塑是跟城市雕塑结合的，跟环境结合的。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并且他开始大胆采用在雕塑中很少出现的砂岩材料来代替石雕。中央工艺美院袁文斌的老师 刘少国：“出来就是石头的效果，但是它是人造的。而且石材的开采，经济上成本比较高。推广起来也就有难度。人造砂岩就大大缩短了制作周期，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袁文斌的合作伙伴 冯英澍：“我们在招标的时候，一个设计稿，四五个人，两天不能出门。给他们买方便面。我们回回都是第一个送去，全都是最好的效果。”与市场的主动配合，对雕塑材料的熟悉和大胆尝试，再加上美院进修时练下的手艺，使袁文斌在雕塑市场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客户。01年他的工作室雇了七个小工，运作开始走上正轨。平均年收入几十万。今年8月份，他又接了一笔生意，2004年长城国际巨星演唱会，客户订制了200个布置会场的兵马俑，制作时限是10天。价钱是20万。可他说，这不算大生意。成家，立业，今天的袁文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不再漂泊，不再是那个贫穷的少年。十三年，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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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农民10万成立皮包公司诈骗获利上亿
　　“刘广林在南京被抓了！”这则消息迅速在盛世富邦(天津)股权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盛世富邦)的投资者圈里传开，这似乎是被骗取了诸多钱财的投资者们唯一的“救命草”。
　　3月19日，盛世富邦的实际控制人刘广林与其南京地区负责人方兰(另一说法是方欣)，在江苏南京被一些前来讨要投资款项的投资者围住，并将两人扭送至南京市华侨路派出所。
　　随着刘广林的被捕，一个利用虚假投资项目骗取各地投资者钱财的骗局逐步浮出水面。
　　一个蓟县的农民
　　盛世富邦网站资料显示，公司具备一流的精英型人才队伍，聚集了一批长期从事企业上市、兼并、重组、信托、基金管理等业务的专业人才。公司高管和业务骨干中，具有本科学历以上的人员超过95%，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超过50%。
　　但知情人张勇(化名)3月28日向记者透露，盛世富邦的主要骨干就是刘广林、刘重光、孙洪生和方兰，“其中刘广林与刘重光是叔侄关系，孙洪生虽然是公司法人代表，实际上是刘广林的傀儡”。
　　对于刘广林的学历，张勇嗤之以鼻，“刘广林实际上就是蓟县的一个农民，高中都上了多年，哪有什么大学经历。刘重光更不要提，在蓟县当地的三中读的书，现在这个学校改成一个职业中专，他最多就是一个中专学历。”
　　私募股权投资，涉及金融、财务等专业知识，没有高学历是根本不可能从事这一专业领域工作的，而刘广林又是依靠什么进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呢？
　　张勇告诉记者，刘广林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得过一场大病，留下来残疾，“因此，他无法从事重体力活，在蓟县最初就依靠开小卖部度日。后来什么都干过，但没有金融投资的经验”。
　　这一说法得到了3月19日参与抓捕刘广林的一位河北投资者吴伟(化名)的印证，他告诉记者，自己为了抓到刘广林几乎费尽心机，“包括到他老家蓟县调查这个人的背景，他的行踪，以及他在各地设立的办事处等等，整整跟踪了近半年时间”。
　　吴伟直言，一个蓟县的农民居然能在短时间内骗取过亿资金，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按照张勇和吴伟的说法，刘广林压根没有什么金融从业经验和金融背景，除去开过小卖部，还养过猪、销售过安利产品等，“刘重光更是没有金融投资经验，在来到盛世富邦之前，他就在蓟县开发区管委会开车，是个司机”。
　　如果说刘广林和刘重光在此前的生活经历中唯一和金融沾上关系的，就是骗人炒外汇。
　　“孙洪生是把刘广林带到这个炒外汇骗局中的，孙洪生有个朋友在香港注册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在河北这一带忽悠人家炒外汇。”张勇告诉记者，这种公司实际上是自己控制的，一开始先给投资者一点甜头，“然后让你继续加大炒汇资金，当你资金达到一定额度的时候，就会突然让你爆仓，其实钱已经落到了孙洪生朋友的口袋里”。
　　然后，按照一定的返还比例，刘广林和孙洪生就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佣金。
　　2008年、2009年期间，刘广林多数时间也依靠这种骗人炒外汇获取佣金的方式度日，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在天津如火如荼地进行私募股权建设之际，刘广林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这个比外汇更具有吸引力的领域。
　　10万元换来的皮包公司
　　时间转眼到2010年，帮助刘广林“发家”的一个重要线索出现了。
　　日，一家注册资本1500万元，名为天津天凯(天凯新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下称天凯投资)的私募基金出现了，并且短时间内在全国骗取了很多投资者的钱财。
　　因为涉案金额庞大，天凯投资的部分代理人(即所谓的基金经理)开始寻找新的合作对象，刘广林经人介绍之后和这些代理人达成了协议，即成立一家名为银凯通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
　　据张勇介绍，银凯通投资当时的注册资金为300万元，“其实都是天凯投资的代理人帮忙出资过账的，刘广林当时一毛钱都没有”。
　　谁想到，天凯投资因涉嫌非法集资，很快被天津警方查处，刘广林和原天凯投资的代理人只得把当初从天凯投资转移过来的资金全部上缴。
　　但是，这并没有浇灭刘广林想依靠私募股权基金发财的梦想，他很快重新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天津市盛世鑫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盛世鑫通，即盛世富邦的前身)。
　　记者在天津市工商局查阅的工商资料显示，盛世鑫通的成立时间为日，注册资金1500万元，法人代表为刘广林。
　　“这也是那些代理人忽悠的，他们告诉刘广林，做私募股权这一行，注册资金小了，别人不相信，必须越大越好，这就是为什么天津的很多私募股权基金动辄都是上亿元的注册资金的主要原因。”张勇告诉记者。
　　实际上，刘广林的盛世鑫通仅仅花了10万元。
　　按照张勇的说法，刘广林找到了当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以10万元为报酬，“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就帮刘广利拆解了1500万元进行了工商注册和银行验证，其实注册完了，这些资金就撤走了”。
　　正是利用盛世鑫通，刘广林短时间内也忽悠了一些人投资，但是由于天津去年频发私募股权基金非法集资的案件，于是刘广林开始为自己设计退路。
　　盛世富邦：一个农民的亿元骗局
　　“这就是盛世富邦的出现，刘广林让孙洪生去做了法人代表，而自己则退居幕后操纵。”张勇告诉记者，盛世富邦成立于2010年12日，法人代表为孙洪生， 注册资金为5600万元，包括后来增资到1.56亿元，都是依靠这种方式补充注册资金的，“验资结束，这些资金就被转移了，仅仅是走个过程而已。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不可能分辨出真伪的”。
　　盛世富邦网站上在日也发布了增资的消息，即注册资本由5600万元变更为15600万元。
　　“其实都是骗人的，这些资金从来都没有投向任何的项目。”吴伟告诉记者，在跟踪刘广林的近半年时间里，他发现这些人除去住在五星级豪华酒店以外，就是开着豪车到处去忽悠人，“晚上就在酒店用笔记本更改一下公司的网页，让投资者觉得公司在正常运作”。
　　另据吴伟透露，那个叫方兰的女人和刘广林接触后，“声称自己在江苏南京有丰富的人脉关系，可以拉到很多客户，于是刘广林就在南京给其注册投资了一家叫南京鑫元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私募股权基金”。
　　和南京鑫元宝一样，刘广林还在上海、义乌等地先后设立了上海金兆股权基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金兆)和义乌凯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但是记者在上海工商局调取企业资料时发现，压根就没有上海金兆这家公司。
　　按照上海金兆网站上的说法，该公司和国内多家券商，如瑞银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南京证券等合作。
　　南京证券董事长张华东3月28日告诉记者，南京证券从来没有和这家企业有过任何接触，“我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
　　拙劣的骗术
　　自2010年12月成立了盛世富邦之后，刘广林的私募股权基金业务开始在全国各地兜售投资项目。
　　吴伟告诉记者，刘广林之所以能够骗取那么多人的钱，骗术其实只有三招，第一就是巨额的注册资金，“其次，盛世富邦，以及代理人在各地的公司都是租用当地最豪华的办公楼，这很容易迷惑投资者”。
　　的确，盛世富邦之前的办公地址是天津环球金融中心，南京鑫元宝的办公地址是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兆的办公地址是的中银大厦，均是金融机构密集的地区。
　　但是，最令投资者上当的一招骗术，就是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刘广林为了蒙蔽投资者往往还将他们带到实地去考察。
　　“哪里是考察，就是站在高架桥上指着人家的别墅项目说，你看，那是公司的投资项目，一旦销售马上就会有丰厚的回报。”张勇告诉记者，除去盛世富邦当时推荐给他的项目“蓟县某高档生态别墅项目”，还有中艺玩具、杭州某大酒店等等，“实际上，都是别人的项目，他带着人去转一圈，就算是考察了”。
　　对此，吴伟坦言，刘广林带投资者看项目还是下了心计，“如果是江苏浙江的投资者，他就带去看蓟县的项目；如果是河北当地的投资者，就带去；如果是河南等地的，就带去杭州看”。
　　但是，这种拙劣的骗术却屡试不爽，刘广林及其盛世富邦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圈到了过亿元资金。
　　“他现在在蓟县老家别墅、好车，什么都有，都是靠这些钱买的。”张勇直言，投资者之所以被骗，主要是一个字“贪”，一个月6%的回报是非常高的，“刘广林正是利用了投资者这种心理才能得手，在暴利的蒙蔽下，投资者往往会放松警惕，实际上，如果稍有心眼，去查取这些项目的工商资料，就会发现，这些和刘广林没有一点关系”。
　　据记者了解，南京警方已经将刘广林等人押解给天津警方，目前案件正在由天津市公安塘沽分局刑侦分队进行调查。
　　遗憾的是，该刑侦支队以案件不便向媒体透露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如今，盛世富邦的网站还在运营，但是那个全国客服热线电话已被吴伟证实为网络虚拟电话，“他的手下还可以利用这个电话在各地忽悠人，但是相信不会再有人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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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立欣:老外给我投钱拍农民工 不为看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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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城里人不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问：《归途列车》讲了一个农民工家庭的迁徙和困境，其中也涉及到了春运，金融危机等内容。你是如何想到要拍这么一部纪录片的？
此前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记者，常去农村采访，可能半天的时间认识一个人，了解他的生活，他的梦想，他的困境，之后我再坐两小时的飞机回到北京，很快进入大城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异，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来经历，感受会很不一样。
我在央视做了三年多，基本上每周都要经历这两个世界的转换。
我在想，为什么农村和城市的差别这么大？农民到城里打工，背后会有很多的社会原因，我想我也许可以讲一个关于他们这个群体的故事，因为在我生活的城市里面，似乎我周围的人并不了解这群人的生存状态。
问：三年的采访中，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有没有具体的事件让你触动特别深的？
范立欣：其实经常会有触动。十年前，有一次我们去云南德宏采访泥石流灾害，坐汽车、骑马、徒步，后来因为山上掉的石头把路堵了，实在进不去，只好折回来，在附近受灾轻一点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做了采访。
他家受灾，房子塌了一半，牲畜也跑了。爷爷奶奶带着两个小孩，女孩大概四五岁，男孩大概三岁，四口人生活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自然而然的我会把这两个孩子跟每天在城里碰到的孩子做比较，他们穿的衣服，他们的生活条件，
这都会刺痛我的心。
大部分留守儿童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我相信他们长大以后内心肯定会有很多缺失，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很糟糕的一点，这些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那个给他最多引导，给他时间最多，给他爱最多的爷爷奶奶可能老了，去世了，这对孩子是很大的一个打击。
问：确定要拍纪录片后，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范立欣：纪录片是电影，需要讲一个好故事，这个故事需要关注一种人的生存状态，需要揭示一些真理，我大概花了两三年的
时间去准备。
包括搜集很多资料去了解农民工这个群体，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然后总结和抽象出复杂问题中的核心是什么，再把这个核心放到人物身上，其实是塑造了一个标准化的农民工形象的模板。
最后再去工厂找符合模板的拍摄对象。
问：最后确定的人物模板是什么？
范立欣：首先他要在改革开放之初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开始迁徙生活，从农民转换成了产业工人。他的故事可以解读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农民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他的心态或者他融入城市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他有哪些挑战和困境，这是第一个标签。
然后要有留守儿童，更具体点，这个孩子的年龄是十五、六岁。这个年龄段很具有转折性，青春期，叛逆，
而且好多农村孩子在这个时候不想学习，爷爷奶奶可能已经管不住他了。而有的父母还会非常现实的说，孩子上学我们要掏钱，不如出去打工还可以赚钱。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孩子，他的生命很快会发生变化，是留在农村上学，还是出去打工。
最后一定要有爷爷奶奶这一代的人，这样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者各个家庭成员的关系会构建出很多戏剧的可能性。
问：为什么一定要有爷爷奶奶这代人？
范立欣：不只是因为隔代教育会有很多碰撞和矛盾，这代老人还代表着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大跃进，国家说我们要赶英超美，我们要亩产万斤，所以农民都是老老实实在地里干活。
张琴的奶奶就说，年轻时学习很好，考到了县城，后来国家要求种地，就又回到了农村。
这个片子就要反映三代人的命运。第一代是被强制的，第二代是被吸引的，第三代是自主的，三代农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观众就会了解中国农民在六十多年的历程当中走过了什么样的变化。
拿着小摄像机跑了好多小工厂找到了拍摄对象
问：怎么找到符合你要求的这家人呢？
范立欣：2006年，我跑到广东，那里有很多种小型工厂，我就挨个工厂去找，就像一个推销员，拿着一个小摄像机，跟人家坐下来聊天，问你从哪里来，你出来打工多长时间了，你家里的情况是怎样的，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对，还有一个地理位置，我当时很想找一个四川来的，因为四川是我们国家劳动力输出大省，还有我很喜欢四川，那边很美。
农村和工厂，一个代表农业文明，
一个代表工业文明，从影像上会有很强的冲突对比。
最后找了一个多月吧，终于找到了一个四川的农民工，就是纪录片中的张昌华，他和妻子陈素琴从四川农村到广州打工，一打就是16年。
纪录片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还是比较陌生，因为要一直跟拍，他们一家人的工作是怎么做通的？
范立欣：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怀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而且需要跟踪拍摄以后他们才可以到达无视我们存在的状态，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半年吧。
我们一直都在拍，最早半年的拍摄素材，最后用的时候可能也就三五分钟。
问：《归途列车一共拍了多长时间？
范立欣：一共拍了近三年的时间，350多个小时。最后剪辑成现在的成片90分钟。
问：一共有几个人参与了纪录片拍摄？
范立欣：四个人，我，我的哥哥范立明，他是录音师，摄影师叫孙少光，还有一个助理。
父辈和年轻一代的冲突是无奈的心痛
问：其中有一个情节，
因为女儿不想上学要出去打工，父母反对，然后有了一些口角，父女打了起来。
范立欣：父女发生争斗的那个瞬间是2008
年我们一起经历了雪灾，在广州火车站等了三天三夜，他们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里，一回到家父女俩就打起来了，因为张琴一直在跟她的父亲顶嘴，她父亲觉得这个孩子不愿意上学，对她非常失望。她当时哭着对镜头大喊：“你们不是想要最真实的我吗？现在都看到了，这就是真实的我！”
问：张琴的父母特别在意上学这个事情？
范立欣：对，
因为他们这些来出来打工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读书、上学，离开农村，然后不再重复自己做产业工人的命运。当张昌华看到他的梦想或者最高的目标眼看就要破碎了，他很抓狂。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无奈的一种心痛。其实父亲或者说父辈和年轻人这两方都没有错，年轻人在实现她自己的人生价值，她觉得要获得自由，她要离开这个她不喜欢的很枯燥无味的农村，她也厌学，可能因为她在青春期时没有获得更多的关爱和正确的引导，她其实是个受害者。
问：张琴认为，妈妈说不工作，回来照顾她弟弟，妈妈是无心这样做的。
范立欣：因为她已经失望了，十六年，父母每年只回来一个月，你现在说，我凭什么相信你？所以她其实是个受害者，但是你说谁是施害者？显然不是父母。作为父母，我觉得至少他们的出发点，出去挣钱供孩子上学读书，他们这么做也是很无奈的，因为如果你看到双方其实都是受害者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到底谁是坏人？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其实就会上升到整个社会架构，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我们对农业产品价格的压制要反哺工业，让现代化的速度加快，那得要有人买单，谁买单？就是2.4
亿农民工买单，买了多长时间？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让农民的收入变得更低，他们的机会变得更少了，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当两个好人，两个很无辜的人打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观众能够理解我刚才说的整个背后的这些社会影响的话，就会觉得那是个令人心碎的场面。
问：张昌华把女儿最终打倒在地时，你有没有想过去制止？
范立欣：开始是摄影师一直在拍，我本来在隔壁房间，听见他们吵起来之后我跑了过去，当我要进去制止时，摄影师拦了我一下。我当时就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进去？
因为从一个观察式的纪录片的制作道德，或者规范来说，我不应该去干预任何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有必要出来干涉这个事情，不要让这个伤害再加剧，所以最终我还是走进去把他们分开了，只不过这一段我没有剪进来。
其实这个事件让我纠结了好久，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你不应该干涉这个事，管它是什么，哪怕是一个瞎子第二步走下去是掉下悬崖，你也不能管，但是不管就是见死不救，你对人的生命没有敬畏，所以是错的。
我当时在那儿站着的时候就开始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其实困扰了我很多年，我一直都在纠结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对了多少错了多少，后来我看了迈克尔桑德斯写的《公正》那本书，才释然。
因为它是好故事 老外才会投钱
问：这部纪录片一共投入了多少钱？怎么筹到的？
范立欣：最初我在央视的好朋友让我拍一个电视节目给他们，拍完后拿到了五万块，这是第一笔钱，后来边拍边和朋友借，头两年，一年拍七八个月，一共花了35万左右，然后又没钱了，我们根据素材写提案报告，去国外的电影节还有一些基金会去筹钱，在国外最终筹到了100万美金。
问：当时有尝试在国内筹钱吗？
范立欣：在国内找过一家新闻电影制片厂，其实有一个人想给我们投钱，但他的条件我没有办法满足，他可以出20万，但因为是国家单位，需要一半的版权，我没同意。后来他还是把这个钱借给我了，私人借给我的。
问：有人质疑说你用外国人的钱拍反映中国问题的纪录片，是帮着别人一起看中国的笑话。你怎么看？
对，这些人觉得这个故事会让外国人觉得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老百姓不好，中国人很穷，很丑陋。这是一种盲目的民族主义，只要是外国人给钱的做的事就是伤害我们的，我们自己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自省。
实际上这个故事是讲我们很勤劳，我们在做努力，我们是很有爱的一个民族，因为我们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肯做那么巨大的牺牲。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外国基金会给钱，不是要看中国的笑话。
问：那他们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
范立欣：他们看中的是这是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背后蕴含了很大的道理，它可以折射关于整个世界全球化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全球化导致发达世界通过跨国公司，还有自由金融，自由市场，通过这些方式，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经济殖民。
在中国做一条牛仔裤，卖到美国29
.9元美金。但我们做这条牛仔裤的成本绝对
.9元美金，你要把张昌华、陈淑琴、张琴他们十六年没有在一起的时光，个人的损失加上这个国家环境的损失，加上所有人幸福指数的损失，加上资源的损失，这些全部加上它只值29
.9元美金吗？
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问：去年，《归途列车》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奖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此前在国外也多次获奖。除了本土化话题，国际视野外，你觉得这部纪录片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范立欣：我在国外得了很多的奖，上面说的国外投钱的原因也正是我能得奖的原因。
《监守自盗》的导演查理斯·福格森也是我的好朋友，《监守自盗》讲的是华尔街丑闻的事情，讲金融危机，讲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贪婪，他那个片子得了奥斯卡奖。
他跟我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两个人的片子讲了今天这个世界最大问题的两端，你那个是结果，我这个是原因。
任何一个好影片，都要触及人性的层面。除了全球化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更能打动人的是亲子关系。片中，父母忙，孩子叛逆，沟通少。西方观众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性是全世界共通的。
问：这部纪录片拿了艾美奖两项大奖，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范立欣：没有，我觉得如果想着拿奖而去拍的话，一定会坚持不下来的。当时就是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农民工群体是真正中国的脊梁，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大部分人都忽视他们，说明我们处在
一个非常愚蠢的时代。
：一部纪录片无法解决农民工的生存问题，你坚持拍了几年，理由是什么？
范立欣：其实我最早的愿望很简单，我希望让中国住在城里的人了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贡献和疾苦。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来自于那些农民工的牺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剥削。
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
看到个体被时代的车轮碾轧，并直观地感到这是没法停止的。
在这个人口最大的国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产生的阵痛是暂时的，但波及面很广。虽然他们成了炮灰，但时代也是他们的，纪录片就算不能解救他们，也应该给他们立个碑吧。
问：国内纪录片一般很难在院线上映，《归途列车》是怎么做到在国内影院上映的？
范立欣：其实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国内放映。
事实上是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拿到了国内公映许可证，我们找了一些发行商谈，他们都说片子很好，但是肯定没有市场，他们不会去做赔本的买卖，而且现在电影观众都还是以娱乐为主，谁会花三十块钱或者二十块钱去电影院糟心
当时我给几个城市的朋友打电话，有些朋友是做咖啡馆放映的，我们就说你认不认识当地电影院的经理，我们跟经理谈一下，他帮我们上片，我们自己做宣传，就是这样自己打电话、联系了二十个城市，然后我就拖着个箱子，拿着海报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跑，自己去宣传自己去放电影，完全是一个很草根的纪录片放映之旅，我们还起了个名字叫“一城一映”。
其实放映的效果很好，都满场或者70%的上座率。
找拍摄对象时被人轰出来时很崩溃
问：在三年的拍摄过程中，有没有动摇的时候？
范立欣：有啊。不过我现在能够记住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就是在找拍摄对象的时候。
漫无目的，心里还担心，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最好的人，开始也没钱，也很累。
其实最主要的打击来自于一个身份认同的落差，之前我刚从央视辞职，现在到一个工厂，经常被当作是推销的，或者是骗子，然后直接被人家轰出来，恶语相加。
有一天一直都不顺，总是被别人赶出来，骂出来，然后所有的人都在质疑我。心情很糟糕，怀疑自己这是在干吗？
我在一个工厂的小过道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我记得我哭了，我想跟谁打电话
聊聊，又不知道打给谁。这是你自己要搞的，你就自己坚持下来吧。
后来自我调整了半天，然后又回去了继续接着找，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张昌华。
问：有没有哪个瞬间让你更加坚定的要拍下去呢？
范立欣：有那样一个瞬间，就是08年春运我在广州火车站天桥上拍下面一群人的时候。
那时我感觉这个片子突然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有了自己的尊严和力量，即使我不做了，或者我消失了，它会有它自己的价值，独立存在的价值。
我不算什么，而这个片子是关于几亿人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无论如何如果有机会继续和这个故事发生联系的话，那是我的一个幸运。
80后90后农二代关乎国家命运
问：你还会再拍农民工题材的纪录片吗？
范立欣：准备再拍一部关于农二代题材的纪录片，在我看来他们应该能够彻底完成从一个农民到一个市民的身份转换。
这代人整个人生经历、生活经历都还是非常城市化的，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包括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给她作为一个市民的所有的这种待遇，他们是有办法，有机会真正的转换成一个市民的。
张琴的命运让我揪心，我看着她长大，她没受过很多教育，镜头前，我清楚地看见她的叛逆，她对未来的理解，她的幼稚。我也好奇这个孩子的未来会怎样。她代表的是80后90后，这群人的命运关乎国家的命运。
总的说来，第二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接触互联网，有一定法律意识。80后90后农民工的未来到底在哪里？现在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新一代的秩序可能会建立起来，他们活在底层，追求梦想的力量更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社会化媒体，有更多的维权行为。
问：最近你在拍纪录片吗？
范立欣：现在正在拍一个“快乐男生”的题材，
未来会在影院放映，叫做真人秀电影。此前，从来没有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在大银幕上广泛发行。
对我来说，这个片子不仅仅是一个幕后的故事，而是关于90后这一代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故事。他们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观察他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他们所处的社会状态。
本文来源：中国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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