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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金融监管改革 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新形势
&十三五&规划提出&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的战略部署，但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如何优选、确定和进一步完善设计&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标准、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框架？如何顺利推进和实施金融监管框架体系改革方案，实现新旧监管体制转换的无缝和无风险对接？这对保障我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监管改革&高层论坛在同济大学举行。来自政府相关部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大专院校、业界领袖人物和同济大学师生等200 多人齐聚一堂，就这一议题分享各自的研究和思考，进行对话和论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交流成果，主要观点如下：
一、形势与挑战：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石建勋教授指出，&十三五&时期，互联网企业将更深地涉足金融业，传统金融企业的互联网化运营也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整个金融业态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变得日益复杂，这些都对原有的金融监管框架以及监管主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混业经营是当今全球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随着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银行、保险、证券和资产管理业务之间不断互相渗透，以控股集团或母子公司等形式开展金融综合化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纷纷出现。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金融混业又以一种新形式出现，金融混业经营不再仅仅是不同金融牌照下业务的交叉和趋同问题，更多的表现为互联网电商和金融服务业务之间的跨界经营。这种&金融跨界&格局下的混业经营对目前我国金融分业监管的体制带来了新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球教授指出，金融创新基于需求，在客观上就会使得中国金融结构发生变化。目前我国金融结构变革核心是在整个金融资产结构中，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正在逐步提升。金融监管改革的逻辑则在于，金融市场发展会改变整个金融功能和金融结构，而金融结构的变化和演化又进一步导致金融风险的变异，因此必然要通过金融监管的改革来防范变异的金融风险。
金融监管模式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从2015年的股市危机中可窥得一二。在结合部的很多地方，如商业银行的表外规模越来越大，而表外业务已经开始偏离资本监管，对表外业务而言更重要的是透明度监管。但我国金融监管模式仍以机构监管为主，那么当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在越来越大的时候，证监会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监管，监管的功能跟不上，就导致了监管真空的出现。这一案例证明了金融结构的变化会从根本上要求金融监管的变革。
石建勋教授认为，未来，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互联网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我国的金融监管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但目前我国&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机制和监管方式，既不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不适应构建开放安全金融体系的紧迫需求，监管的有效性存在诸多质疑，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原则与思路：金融监管改革的目标及路径选择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阮青松教授认为，经济新常态需要金融监管的新思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非短期可以完成，部分行业或企业将面临多重风险。在此背景下，金融监管改革应该有新的思路来提前防范潜在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协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思路下，着力实现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与功能监管的统一。但是，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中性原则在任何可能的新思路中仍应该得到重视。
吴晓球教授认为，未来随着证券类金融资产比重的提升，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从资本监管慢慢步入到信息的对称性监管和透明度监管。一直以来，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更多地是以银行信贷类的金融资产为主。这种金融结构本身没有流动性，风险不能流动，资产不能组合，其所蕴含的存量风险在不断累积。因此，对这种金融结构的监管重点在于资本监管。相反，证券化金融资产的风险则主要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或透明度，因此对证券化金融产品的监管重点在于透明度监管。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以资本监管为主、透明度监管为辅的金融监管模式。未来，随着我国证券化金融资产比重的不断上升，透明度监管在原先监管模式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将会慢慢步入到透明度监管。资本监管虽然始终很重要，但是金融结构变化将使其比重逐步下降。
石建勋教授认为，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监管逐步由机构性监管体制向功能性监管的转变将是一个必然趋势。功能性监管以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其发挥的基本功能为依据，实行跨产品、跨行业、跨市场的监管，这更能适应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要求。这需要打破现有&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格局，从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监管方式以及金融产品监管方式三个方面推进改革，谨慎稳妥地逐步构建大金融综合混业监管体制。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鑫指出，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主要是为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和政府服务的，使我国绝大部分贷款资金流向了大企业、尤其是央企和房地产企业。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改革要求改变资金向大企业倾斜的金融体系，让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形成金融体系&扶贫帮弱&机制。这种&扶贫帮弱&机制目的是要鼓励创业，驱动创新，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
对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总体改革框架，石建勋教授建议，一是应当学习和借鉴各主要经济体金融监管改革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强化金融安全，防范系统性风险；二是要适应现代金融综合化发展趋势，建立统筹、协调、高效的监管框架，从制度上消除监管竞争和监管套利问题。石建勋教授认为可行的改革方案是以&央行+行为监管局&或&央行+审慎监管委员会+行为监管局&模式为参照，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实施。最终构建一个满足宏观审慎、综合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要求的现代金融体系监管框架，为构建开放安全金融体系提供基础性、制度性保障。
三、困难与风险：金融监管改革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尽管当前各界已经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形成共识，但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这使得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复杂性不容忽视。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认为，金融监管改革需要关注政策负作用的叠加效应。在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关键是要既要保增长，又要去杠杆，而降杠杆需要平衡的一个主要关系就是债与股的比例问题。为此有必要从政策角度考虑金融监管改革的复杂性。李麟指出，金融监管政策在规范金融体系、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以下两点：一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该适合中国特色。当前在中国，间接融资依然是金融体系的主力，其它融资渠道相对脆弱，特别是债务通缩和股票市场失灵背景下，银行体系是是唯一能够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领域。二是关注政策推出的时间点和窗口期，加强政策的协同。各项政策既要关注其正面效应，又要关注其负面效应，更要关注政策的叠加效应。单看政府出台的某一项政策而言，确实有利于规范金融体系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但在经济下行期，政策的叠加效应可能会对银行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会引发破产风险，带来更大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监管体制改革，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正局级研究员黄运成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作为资本市场改革的主线，如果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整个资本市场改革也将难以推进。他进一步指出，从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如何贯彻&国企改革&这一大方向是必须研究的课题。资本市场的国企改革应以交易所改革为核心，但目前很多改革没有涉及到交易所，如果交易所改革不到位，其他的改革不可能到位。根据现有法律及实际情况，交易所的地位和法律性质还不清楚，到底市场还是政府？从实际情况来看，交易所的改革难以推进，根本原因是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监管机构把交易所视为自己的附属物。对此，黄运成指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石建勋教授认为，当前金融监管改革存在三个方面的不确定性。第一，监管改革的方案不确定。目前大致上有四个方案：一是合并&一行三会&，成立一个大一统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即把所有的金融监管收归央行；二是保持现有的&一行三会&格局，在此基础上成立金融协调委员会；三是改成&一行一会&，央行总的决策不变，增强监管审慎监管；四是&一行两会&。这四个方案各有利弊，难以达成共识。第二，监管改革的风险不确定，任何改革都有风险，但是金融监管改革的风险最大的。必须在对市场保持监管的前提下，改革金融监管机构。第三，监管改革的路线图、施工图不确定，方案定下来后怎么改，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怎么操作，哪些机构撤了，人员怎么安排。在改革过程中，谁来监管，在过渡期内怎么样保证这个市场正常运行。因为金融市场每天都在交易，市场不可能停下来。
四、立法与修法：金融监管改革法治建设要先行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先把新的模式建立起来，制定法律，先模拟运行，等新的成熟起来再撤销旧的模式。
对于如何把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石建勋教授认为，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给金融改革以保证，金融市场是法治经济，必须依法交易，依法监管。法律制度是改革可以推进的保障，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保证金融改革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上海金融学会副会长王振营认为，金融体制改革必须法律先行。当前各个法律都是先由部门提出来，这样就带着很多部门的利益和部门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立法需要超越部门的利益。
同济大学兼职教授黄运成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金融监管立法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在于，现有的立法大多是部门立法，但部门利益间缺乏制衡约束机制，导致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即使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在具体实施上也困难重重。在我国金融立法中，涉及到银行业，以央行和银监会为主。涉及到证券业，以证监会为主。涉及到保险业，以保监会为主。最后到人大审核。一些核心观点、主要方向和思路都是法律本身涉及的主要监管部门提出的，再由这些部门来协调立法机关。这就导致了这些监管部门不仅是法律的执行者，同时又是事实上的法律制定者，因此立法很难反映市场供求，这是金融监管改革难以推进的核心。要想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对监管机关参与立法进行制约。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也指出，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可行路径是让法律先行。从美国、英国等经验来看，金融监管体制变革都是以立法或修改现行法律为前提，通过立法或修法引领金融监管体制变革。在修法的过程中经过了充分的讨论，寻求到了共识。既要各方参与，又要顶层设计，二者必须兼顾。既要听取体制内的建议（因为他们最熟悉金融监管的情况，但又存在利益冲突），又要积极听取体制外的建议（他们相对中立，但不熟悉金融监管运作实践）。对于我国而言，既要积极研究美国、英国的经验，又要充分立足我国实际情况，真正认清我国实际情况。修法不可以求快，但要求全。在立法过程中，我国修法应该举行听证和接受质询，立法机关必须将其立法本意公之于众。在立法技术上，可以尝试引入成本收益法、事后评估法等。
刘春彦进一步指出，我国立法机关2010年宣布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背景下，任何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必须建立在法律先行的基础之上。
五、试点与推广：建议设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验田
目前，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已经远远地滞后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加快改革。但金融领域的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金融风险，金融领域内外相关要素的外溢性、传导性和关联度极高，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任务艰巨复杂，牵一发而动全局，从全国范围内实现一步到位的改革不仅难以达成，而且风险较大。必须认识到：一方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这项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风险非常之大，监管体制改革要有一个不断试错和不断完善的过程。
因此，石建勋教授认为，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有一个充分试错的试验田。在中国目前新兴加转轨的复杂环境条件下，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实际上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此期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浮现将是常态。通过建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验田，给改革一个纠错或者是改正的空间和时间，以期对金融和实体、金融内部各要素、各类市场、金融改革各项举措之间的逻辑关系有一个清晰梳理，并相应设计出合理的改革次序和改革方案，并进行充分实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最佳制度案例，再向全国推广，方能保证金融监管改革的平稳推进。
石建勋教授建议将上海自贸区作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上海金融要素齐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有比较齐备的基础条件和环境。而且，上海自贸区现在已将金融贸易区纳入进来，使得整个自贸区的金融要素更为齐备。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试验区，一方面可以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客观要求，有效控制金融改革开放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提供最佳实践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有利于降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进程中的机制转换、监管空窗等风险。
（作者为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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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账号？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有什么？
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有什么？
09-02-15 &
国际金融危机的危害和影响要到明年底才能完全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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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态势：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旧的冷战秩序虽然已经被打破，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远未实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南北的发展和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因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的冲突接连不断。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一个都还没有解决。进入21世纪，冷战思维却出现重新抬头的危险。某些国家企图凭借自身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恣意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人道主义干预”和“有限主权论”为借口，推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对当前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构成了严重挑战。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和三个继续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继续发展，世界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继续推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际形势中机遇大于挑战的态势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和平、缓和与发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 “9·11”事件和“打恐”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和三个继续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继续发展，世界多极化、全球化趋势继续推进，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国际形势中机遇大于挑战的态势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和平、缓和与发展，合作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恐怖分子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恐怖分子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现在全世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连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国都无法确保其本土不受灾难性打击，那么出路何在?怎样才能确保国家安全?答案并不复杂。一个国家要维护本国安全，除了维持必要的军力外，还需要尊重别国的安全，少树敌，不树敌。一个没有仇恨和敌人的国家最安全。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必须奉行明智、正确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分量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只有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平等、友好地对待别国，尊重别国的安全和主权，不搞干涉、欺侮、侵略别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才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好保障。即使美国也会朝这个方向有所反思，将来总有一天也会这样想、这样做。第三个层面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重新安排其国防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以前美国战略布局是外向型的，把重点放在海外，向国外大量派兵，建立军事基地和经营军事集团及联盟，认为这样做守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攻便于进击敌国，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本土防御。现在美国战略布局重点发生变化。美国在“9·11”后出台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把防卫本土安全作为优先战略目标。这当然不表明美国将从海外收缩，美国要推行全球战略，势必会继续重视与加强海外军事部署。但其军事布局重点的改变是明确的。西方国家这些安全观念上的变化很可能带动其军事思想和防务战略一定的调整和转型，可能使其防务政策逐渐着重本土防御，这将有利于缓解与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危机，促进世界总体安全。 美国自冷战结束后，依仗独超强势，加紧推行全球独霸战略，美历届政府无一例外。布什政府是二次大战后最保守的政府之一，利用近10年来美独超实力强劲增长，和“天下无对手”的“战略间歇期”，推行“新现实主义”即赤裸裸的实力政策，变本加厉地强化全球战略攻势，妄图尽快建立由美独家支配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强势地位和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攻势对世界多极化进程造成严重干扰和挑战。但世界多极结构是国际战略平衡与稳定的基础，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和维护各国独立与主权的重要保障。世界走向多极化既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愿望和人心所向，这一进程是难以阻止的。美国建立由其主宰的单极世界的图谋不可能得逞。其一，世界力量消长变化愈益有利于多极化进程。美经济强劲增长时期基本已过，此后可能陷入低速增长。欧盟扩大和一体化深化进程将同步发展，其力量和地位将趋上升。俄罗斯复兴进程加快。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印度、巴西等地区大国和一些区域性一体化组织将不断发展壮大。这将有力地阻止美国的单极战略，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向纵深发展。其二，美单极独霸政策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抵制。欧盟、俄、中等大国在世界战略格局走向上有相同或相近的目标与政策取向，都明确主张多极化，对美单极支配图谋形成共同牵制态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的独立与主权和确保本国应有的国际权益与地位，都希望维护世界战略平衡与稳定，反对单极独霸，主张多极共存。特别是美国坚持实行强权政治，对不认同美国制度和政策的国家动辄进行制裁、遏制、打压，甚至动武；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为了霸权私利，甚至不惜背信弃义，撕毁国际条约、协定；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美国的一极主导实质上就是强权主宰。这将根本损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因而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与抵制。其三，美国的作用与影响有一定限度。美国确实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在当前打恐战争中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和影响，正处于其独超实力鼎盛时期。但对美国的力量和影响不能过分夸大。就经济力量而言，世界存在着三大中心，即美国、欧盟和东亚，并不只是美国一个中心。就战略力量而言，世界基本上保持了均势，尤其是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同美不相上下。美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连年受挫，并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反恐”扩大化和中东政策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陷于孤立，对一些国家的“遏制”政策未能得逞，表明美国并不能为所欲为和一手遮天。包括美大多数盟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所以同其建立密切关系或同它合作，主要是出于自身安全或经济利益考虑，而不是完全听命于它。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它们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作出判断和取舍，而不是唯美是从。对于本国的独立和主权，它们更是特别珍惜，牢牢把握，决不愿受制于任何国家。世界各国发展经济需要同美国合作，而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合作。同时，避免和防止国际冲突与对抗，特别是防止大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根本利益所在，因为在当今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大国冲突包括核冲突没有赢家。总之，美国的全球战略攻势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会产生全局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但毕竟阻止不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美国不能摆布和决定别国命运，更不能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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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袭击全球，世界陷入危机中！当今世界处于一强多元化格局，经济彼此竞争！恐怖主义时有发生，要求世界既要竞争又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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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的梳理，进而对这种新趋势下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作浅要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关键字：经济全球化国际投资新趋势机遇和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投资也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活动和联系的主要内容，对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20世纪末及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国际投资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投资自由化的速度和程度都大大提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加快。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其自身已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并互为依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拒之门外。对中国国际投资而言，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国际投资发展新趋势国际投资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其中二战后对外直接投资占国际投资的主要地位且发展最为迅速。而跨国公司又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通过灵活而多样的直接投资方式不仅在国际投资运行过程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又其影响力正日益渗入到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层面。故本文对国际投资发展趋势的分析主要侧重与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新变化的分析。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深刻熟悉到吸引国际投资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或消除国际投资的投资壁垒。相应地，各国跨国公司在其全球化战略指导下，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也纷纷加大向国外的投资。直接导致了跨国公司在数量、规模和对外投资总额上的大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跨国公司数量为1万多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为10万多家；90年代初，世界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约有7万家，它们在国外控制的子公司约有17万家；1996年全球约有45万家跨国公司，其海外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达26万家；到2000年，跨国公司数量为6万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增至82万多家。国际组织估计的这一数字，仅包括在国外企业拥有50%以上股权的公司，而未包括各种非股权联系的资产控制公司和那些通过缔结战略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公司。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在急剧增加。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1990年的209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0亿美元，即增长31倍。其中，年平均增长率为20%，年为319%。20世纪90年代初，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有80%以上是由跨国公司完成的，到了90年代后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甚至高达90%。国际资本速度的加快，带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使更多的国家重视引进外资，纷纷出台各类优惠措施吸引跨国公司到本国投资，把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预见，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跨国企业并购是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是发达国家间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这里要非凡指出的是，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与80年代初开始的数次全球性购并浪潮有着直接的关系，很多跨国公司已日益将收购兼并作为向新产业、新市场迈进的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十多年来的发展来看，大部分国际生产的增长是通过跨国合并和收购，已经完成的跨国合并购的价值从1987年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7200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82%。年间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年均增长率为3%，而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50%。其中，1998年增长最为显著，全球跨国公司并购总额比上年猛增了74%，达5316亿美元，。2000年跨国公司并购交易继续增长，其总额高达12000亿美元，又比1999年增加了25%。跨国并购成为国际投资增长的主要力量。跨国并购显现出这样的明显趋势：并购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与欧盟之间。据统计，年，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相互投资中，企业的并购总额平均占总投资额的66%。1998年美国和英国仍是最大的卖家和买家，两国总共占全国跨国并购总值的一半左右。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并购浪潮中，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金额就已占其对美国企业投资的80%以上，这一比重在90年代又有进一步上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1994年这一比重高达92%，大大高于创建企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同时，跨国并购所涉及的资金量也越来越大，出现了许多巨资并购的案例。比如年在美国金融界的合并浪潮中，1998年，银行业巨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涉及价值7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国民银行公司和美洲银行公司公布合并组成全美最大的商业银行，资产总计5700亿美元等等。这些巨额交易占跨国并购总额的60%以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ＦＤＩ流动的规模和方向。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并购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绩效，产生这一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背景下，面对全球化和新技术变革带来的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各国为政府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而逐步解除产业管制，进而在市场开放和投资壁垒降低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好地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不同生产要素和全球市场巨大的容量，竟相扩大公司规模和进行多元化投资。同时，追求财务、治理、经营的协同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也推动公司去追求更大的规模。跨国并购无疑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捷径，并且大大降低了研究、开发、治理成本。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并购在新世纪将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以“大三角”为特征的三足鼎立投资格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和欧共体成员国跨国公司的大发展打破了战后美国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日本、美国和欧共体成员国“大三角”国家的三足鼎立之态势。进入新世纪，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依然以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为主，并形成了十分明显的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三大圈内部及其相互间的直接投资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大三角”内部的国际直接投资比重较大。在欧洲圈中，1992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量占其对外投直接投资总量的72%。1995年以后由于欧盟成员国的增加，新成员国和原成员国经历一段时间的调整期，这期间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比例有所下降，但到了1999年，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增加到4360亿欧元，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60%以上；在北美圈中，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两国间的直接投资异常活跃，1993年加拿大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中有2/3来自美国，199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有9.4%是投向加拿大的；在亚洲圈中，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成为该地区吸收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东南亚联盟国家吸收外来FDI的总量中有25%来自本地区内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到年这一比率增加到40%。而在亚洲国家的FDI总流量中，绝大部分集中在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几个国家。其次，“大三角”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十分活跃。从绝对美元数额看，作为最大的FDI接受国，美国的FＤI主要来自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的投资。英国、法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1996年美国吸收外来直接投资846亿美元，其中2/3来自欧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43%流向了欧盟各国；日本的对外投资大都流向亚洲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于经济衰退，近年来相对有所减少，由1990年的70亿美元跌至1996年的20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统计，在年间，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三极所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75%和流出总量的85%。由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事国际投资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这个“大三角”格局还会继续存在，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国际投资行为日益多样化，并加快向服务业的拓展速度。为了适应日趋复杂的国际市场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顺利贯彻公司的一体化战略和全球战略，跨国公司的国际投资行为日趋多样化，除了常见的独资经营和合资经营方式外，合作生产、技术转让、分包、许可证生产、特许专营等形式正得到广泛地运用，甚至还出现了跨国公司间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合作的战略联盟。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服务业在各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在世界经济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跨国公司投资也与母国的产业转换和升级相呼应并开始加快向服务业拓展的速度。高新技术产业也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范围直接投资的热点，非凡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航天技术等更受跨国公司青睐。美国对国外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比重，由1970年的12%上升到1980年的28.2%和1985年的28.3%；据资料统计，美国、德国、日本跨国公司产业部门5的分布，属于服务业的子公司占其总数的60%左右，远高于制造业只占36%的比例。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多样化及向服务业的快速拓展，实际上是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的重要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投资关系逐渐具有互补趋势。国际投资发展的现实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一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并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定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根据2000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告》统计，20世纪90年代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始终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流入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所占比例最低为51%，最高比例达81%，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以上；与此同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且有时增幅很大，但从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来看，最高年份1994年也仅为40.5%，不足一半，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在21世纪之初，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而发达国家所占比重却呈现出回升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属下的经济情中心最近发表了一份分析告，该告认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在未来会有所上升，估计到2005年将达到29%，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59.2%。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虽然主导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显然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舞台上的一股新兴力量，双方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的互补型投资关系，并且这种强弱并存的格局在短期内不会改变。二、中国国际投资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联系都很少，实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经济建设方略，对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利用和引进几乎为零。经过多年的建设，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国民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水平低、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总体上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后，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本国市场，大力引进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顺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经济建设取得长足的发展，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技术升级换代加快，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是与大量外资参与国内经济建设所密不可分的，中国也由于自身资源、市场、劳动力、外资投资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国际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就如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具有两面性。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中，中国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下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健康成长和国家产业安全提出了挑战。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的实质就是在国内经济体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开放的实质就是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资本面对外国资本在工业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的过程。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也威胁着中国的产业安全。、对我国民族工业来说，主要是受外资的压制效应的影响，即外资凭借其技术、规模等垄断优势，通过兼并、收购和新建企业，挤压我国民族企业，挤占我国国内市场，使我国的产业发展缺乏动态比较优势而成长乏力。中国的民族工业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和规模。但相对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幼稚期，无论在资金、技术、人才、治理及规模等诸多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本国的名优产品、老品牌要么被国外品牌吞食，要么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失。外资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打压具体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外资对我国一些行业的控制，逐渐采取并购的手段，在取得了经济支配权后，形成对这些行业的垄断。如我国的机电、轻工、化工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外资控制的局面。跨国公司高高筑起的技术壁垒和规模经济引致的成本壁垒，使我国民族工业无法在这些行业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次，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控制。由于跨国公司普遍把握着其投资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技术转让问题上，跨国公司往往采取有条件、分步骤地先转让一些过时的或不太先进的技术，而对产品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严加封锁。例如我国有许多VCD生产厂家，由于没有生产解码芯片的核心技术，每年要向国外企业支付大量的费用购买芯片，自己只能获得少量的组装费用，产品利润的大部分都被国外企业占有。另外，还经常存在外资与我国企业合资后，由外资方提供技术，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削弱了我方原有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加大了我国民族工业对外国的技术依靠。最后，表现在对产品市场的控制上。由于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先进程度与国外产品差距悬殊，加之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致使国内相应产品市场大部被外国产品所占有或为外国品牌所主导。如轿车、计算机、数码产品、化妆品、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大部分被国外品牌和合资企业产品占有。尽管近几年来，国内企业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制定相应的价格政策和加强营销等策略的运用，在家电产品、计算机、移动电话等产品市场上不同程度恢复了曾经一度被国外品牌所占领的份额，但这些产品的高端市场仍然被国外品牌所主导，大量的高额利润仍被国外企业占有。外资企业在与我国企业合资的过程中普遍实行对我国民族工业品牌的控制，通常是合资企业产品大都使用外国商标，利用中方的销售渠道推销外国商标的产品，逐步减少直至停止对中方商标的使用，导致我国原有品牌的无形资产逐步丧失，使我国民族工业遭受巨大的损失。、外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并导致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首先，外资投向方面的结构失衡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外资大都集中于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外资大都看好中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加之这些产业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外资流向不合理不利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使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和重复建设问题日益严重。其次，外资投入的地域性差异也客观上拉大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影响，外资实际投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据统计，1996年以前，在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中，投向东部沿海地区的占85%以上，近几年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而投向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很小。这种投资格局导致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在加上中西部地区受到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其本来就缺少的资金、人才难以遏制地向东部沿海流动，造成中西部产业的竞争力日益下降，地区间GDP差异无论在相对数还是在绝对数上都进一步扩大，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由于外资一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其发展战略，并不以东道国的利益为重，所以其活动经常会与我国一些产业政策的主旨相悖。而且我国加入WTO后许多产业政策受WTO条款限制，对跨国公司在世贸协议框架下进行的国际投资，我国在控制其活动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不仅如此，投资自由化还可能使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加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使得我国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难度增加。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对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和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提出了挑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相继发生了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经济事件，引起全球性的金融震荡。在国际投资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间出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强化了相互间进行投资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例相对有所减少。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由于熟悉到引进外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纷纷制定有利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加之许多金融危机的受灾国及地区为吸引外资走出本国经济发展困境，纷纷贬值本国货币，降低投资成本，其吸引外资的要素价格优势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外资投资的主要来源地香港、台湾、澳门、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两方面的因素，增加了我国外资直接投资的压力。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对我国目前的投资战略提出挑战。一直以来，由于我国建设资金短缺，我国国际投资战略是偏重吸引外资，而限制发展对外投资，这种战略造成我国外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投资却是严重不对称的偏低。据资料统计，1997年我国吸引外国投资额为453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25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6;同期世界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投资额为1489.44亿美元，对外投资仅为6138亿美元，吸引外国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41。表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比例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趋势不相适应；也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是不相当的。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积累了几千亿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量在世界上居于前列。相对与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对外投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上，利用节余的大量外汇储备进行国际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利润，而且可以有效避免由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造成的外汇储备贬值。同时也可以防止由于国际投资严重不对称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给中国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正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性分工格局。发达国家在获取产品高额利润的同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量污染环境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而跨国公司拥有资金、技术及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诸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和强化的垄断地位，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远高于在本国的投资利润率。根据美国《现代商业周刊》的统计资料，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为13%，而对海外直接投资利润率为29%，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润率为32%。从投资利润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通过资本占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局面没有改变，非凡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国际投资价值分配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获得国际投资带给本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好处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产业结构低度化且发展失衡、环境污染严重以及本国经济独立持续发展乏力的代价。从中国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向也可以看出，中国除了继续作为原料、初级产品的供给者外，还逐渐成为工业制成品的供给基地。这样的国际投资流向会给中国将来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畸形、低级化，环境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加重等不良后果。三、中国国际投资的政策建议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给我国国际投资带来的挑战，我们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国投资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趋利弊害，制定正确的国际投资战略，进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适度保护民族工业，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改善我国的产业组织状况。民族工业是以民族资本为主所建立的工业和工业体系。建国后，非凡是经过改革开放后2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目前我国一些行业几乎被外资垄断，导致民族工业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与我们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的初衷相悖。所以，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在国际投资协议框架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民族工业，尤其是一些幼稚产业、新兴产业和具有高增长性的产业进行保护。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造，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发挥实效，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在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强化市场准入的限制，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保护民族品牌等民族工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等。由于我国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不利于规模经济的产生，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促使工业结构从以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为主转变，利用购并这一当今世界现代企业最主要的成长方式，通过购并实现“强强联合”，形成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并借此培育我国第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与实力强大的国外跨国公司抗衡。制定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近几年来，外国国际投资出现了资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趋势，我们应该顺应这种新趋势，指定相应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88%。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倾斜政策，鼓励计算机、生物技术、银行、保险服务业、通讯服务业、旅游、教育、文化出版业、交通运输也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通过合资经营、战略联盟、联合技术开发等方式与国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合作开发，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合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非凡是根据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基础产业薄弱的特征，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领域。同时，引导外资和东部发达地区将加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利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实行灵活的引资措施，加速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引进外国投资时，不光要注重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引入，还要加强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治理水平，其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多样。他们一般愿意与中方合作，便于我们争取合作的有利条件，也便于我们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经营治理的经验，改造我国的中小企业。其次，要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的力度，走引进资金同时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道路。从外商投资中国的角度考虑，他们无疑会尽量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以便使中国长期处于对他们的技术依靠。所以跨国公司对中国输入的技术不会是最先进的，加之目前我国缺乏较成熟的吸收和再创新机制，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使技术内生化，导致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上受到外资的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资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引进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可以通过合同要求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联合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具体措施加以实现。更新观念，扩大中国国际投资的范围和方向，积极推动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在引资范围上，过去中国大陆引进的外资多来自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其中港、台占很大比重。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对外投资的力度和广度有所减弱。而发达国家对外投资势头保持强劲，今后我国应重点加大吸收北美、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在投资方向上，不光强调外资的引进，同时加强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应逐渐弱化利用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观念，重视海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平衡的促进作用，大力拓展对外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改善现阶段我国国际投资结构严重失衡的状态。现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应当是：能够获得国内急需的资源和原料的项目。如：石油和我国缺少的矿产资源等；能够提高我国产业技术先进性的项目。如：与外国合作开发航天、通讯、生物科技及芯片技术等；能够获得国外市场的对外投资项目。如：家电和纺织品等；能够转移国内成熟产业，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的项目。如：一般的加工、制造业等等。健全和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推行国民待遇原则。完善我国投资法律体系，将我国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法律与国际法和惯例相结合，从法律上保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非凡是应逐步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实质是对等的原则，一直以来，由于强调吸引外资，现实上在税收等许多方面外资享有本国企业无法享有的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加剧。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不仅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我国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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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各大国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围绕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仍是各种力量较量的主线，围绕国际秩序的矛盾和斗争继续发展。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世界经济保持较好增长态势，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但风险和隐患依然存在。总的看，和平、发展、合作是形势的主流，但影响吐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预测，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落，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我国出口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还会保持增长态势，这有利于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并继续扩大对外贸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步伐进一步加快，跨国直接投资继续回升，并重点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我国仍然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的主要选择地之一，这有利于我国稳定并扩大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水平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区域经济合作和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加强，市场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将更加广泛，这有利于我国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对外经贸活动的回旋余地。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国际石油价格在高位波动，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会进一步显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更大；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对美元继续构成贬值压力，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还会引发更多贸易摩擦和纠纷，干扰世界经济贸易活动正常运行。这些都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此外，国际上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还会发展。总之，要辩证地看待面临的国际环境，机遇与挑战可以相互转化，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握机遇，化解和战胜挑战，积极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对周边及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各国对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和经济政策调整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我国对外部市场、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国际市场波动和主要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对我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风险都在加大。对于这些变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既要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做好工作部署，善于利用我国正在上升的影响力，切实维护和拓展我国家利益，又要增强防范意识，妥善处理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特别要看到，我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还不大，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外交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这一根本任务，着眼于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开拓进取，在对外工作各个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着眼于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外放战略，着眼于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外经济工作力度，主动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坚持政治与经济相结合，更加重视发挥经济外交的重要作用，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搞活对外经济关系全局。  我国的对外经济工作是成功的，既有效地巩固了同各国的传统经贸关系，又开拓了经济合作的新领域，扩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我国同有关国家政治关系的发展。总结这方面的工作，有四点重要启示：一是政经结合，以政促经。各项对外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全局，政经并举，相互促进，努力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二是加强规划，突出重点。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全球战略眼光构建对外经济工作布局，加强能源、重要资源的合作开发，深化技术合作，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三是增进合作，互利共赢。努力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地区经济合作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四是统筹协调，形成合力。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逐步建立健全对外经济工作的有效机制，整合各方面的资源，相互配合，协调对外。这四点既是我们对新时期对外经济工作的新认识，也是在今后对外经济工作中应该继续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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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对经济全球化的涵义，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现在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国家、组织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经济全球化最一般的含义，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扩张和全球化联系，是资本、资源、信息、贸易的全球共享与优化组合。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全球化就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体制，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的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经济态势。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分析　　（1）经济全球化不是各国经济同质化，而是世界市场的自由化：包括商品、服务、技术、信息、劳动力、货币资本的交易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全球化。　　（2）由市场的自由化又伴生国际规则的全球化。国际规则从两方面产生，一是公开制定的国际公约，这样的规则，虽然仍是发达国家的影响占上风，但毕竟发展中国家做了抵消其支配性的努力；二是从发达国家做起的国际惯例，发展中国家国家只能是接受，而不可能作什么改进。　　（3）在国际经济中，还有附属于经济全球化的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消费的全球化(包括精神消费)，它是以商业的全球发展为背景的。这种全球化基本与发达国家率先开发的新型商品与消费倾向吻合。　　（4）跨国公司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数目剧增，这些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推行全球化经营战略，进行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的生产要素组合，推动了国际企业的合作与兼并，已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动力。根据联合国研究人员收集的数据，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目前分别占全球GDP的1/10和全球出口的1/3。　　（5）金融全球化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和交换全球化的速度，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波动更容易传导；现代金融体系的缺陷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投机对实力不强的国家金融安全的威胁；各国金融屏障的撤消，便利了资金泡沫的发生与作用，破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稳定。国际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和收入的不平等将不断加剧。　　 （6）需要国际合作解决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不断增加。经济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冲破了国家界线，摆脱了国家疆域的束缚，诸如环境、贫困、人口、反毒品走私等原来属于一国内的问题成了国际问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用，相互协调解决争端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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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世界经济的总体状况与主要特点　　世界经济呈现回升态势。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消除，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有所加快。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199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1998年的2.5%提高到3.0%，2000年将达到3.5%。世界贸易组织估计，1999年全球贸易的增幅将达4%，高于上年的3.5%，2000年全球贸易将增长6%-7%。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1999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达到82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国家1999年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的水平，2000年将达到2.7%。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势头。欧洲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加快，特别是爱尔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经济表现较好。日本经济开始回升，增长率转负为正。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加快。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大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开始复苏，恢复速度超出预期，1999年亚洲经济增长可望超过5.0%。俄罗斯经济由下滑转向趋于稳定。　　国际金融市场1999年显得相对平静和稳健。利率市场、汇率市场、股票市场虽不断呈现较大幅度的调整和跌涨，但市场依然运作有序并始终掌握在各国政府制定的经济金融政策所允许的波动范围之内。　　尽管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比一年前明显改善，但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比较突出的是，美国股市过热，对外贸易逆差攀升；一些亚洲国家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呆坏帐问题仍比较严重，外债庞大，经济结构调整进展迟缓；国际市场上原油等主要商品价格波动过大。综合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1.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相互交织的趋势进一步凸显。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意味着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信息跨国界传播、全球范围内生产资料优化配置和社会生产力高效化。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大国之间关系经历着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活跃，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是，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倾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凭借其实力，试图建立他们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一个由七国集团用实力说话的全球决策机制，操纵重大国际事务。谋求制定所谓的全球价值标准和经济规则，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同一价值基础”的社会制度体系，对趋异者不惜动用经济、技术、军事手段或和平演变方式进行分化瓦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发动战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对待国际冲突和国际争端问题上，西方大国不受国家主权和现有国际法的约束，采取“说了算”的仲裁解决方式，甚至用武力威胁或军事干预手段消除危及其利益的因素。　　2．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技革命。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并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社会产业结构、生产工具、劳动者素质等生产力要素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作用日益重要。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1/3以上来自于信息技术部门。21世纪科技创新将进一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创新战略成为引导国家发展的重要指针。美国、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都在抓紧制定和完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创新战略，发挥政府的政策扶持作用，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3．国际经济结构加速重组。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趋势。很多国家制定并开始实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美国新一轮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建立以知识社会和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经济结构，着力发展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国防工业和生化技术工业。欧元启动后，欧盟加快了经济一体化进程，试图通过建立欧洲统一大市场来推动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东亚国家正推动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开放型转变，同时加速金融体系和公司管理结构的重组，实现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供给结构向以生产率增长为主的供给结构的转型。　　全球企业并购浪潮步入新阶段。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1999年度投资报告》显示，1998年大规模的企业跨国并购活动主要发生在日本、北美和西欧三大经济区之间，全年并购活动涉及金额总计4110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74％。1999年企业并购势头有增无减。企业并购出现了一些十分引人注目的新动向：一是跨洲和跨国并购频繁。强强联合几乎涉及所有的重要行业，并购额也不断创出新高，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巨额并购案例屡见不鲜。二是并购浪潮已经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受本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为迎接外国企业的竞争，大大加快了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的步伐。三是高技术领域的并购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产业融合现象。计算机网络业同传统媒体相互融合，使数字化技术向通信业、娱乐业等许多行业迅速渗透。　　在大型企业相互兼并的同时，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在最近二三十年迅速崛起的高技术产业中，由于要求从业人员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企业有更高的应变能力，中小企业的优势更加突出。高科技中小企业是支持美国近8年来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重要因素。法国中小企业吸纳全社会70%以上的就业。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满足人们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增加出口、实现社会专业化协作、培育企业家和进行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优势和作用。　　4．国际金融体系酝酿改革。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金融界普遍认识到，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是由有关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引发的，但与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也有直接关系。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势在必行。1999年4月，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例会上，IMF批准设立应急信贷额度计划，旨在通过向受到金融危机威胁但还没有陷入危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1999年6月，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设想：建立一个金融市场稳定论坛，以加强各国在金融市场管理及运作规则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建立“国际金融与货币委员会”，加强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督，增强防止金融危机发生的预防机制。但是，由于西方大国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主张存在较大分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展不大。但国际社会已开始重新思考近年来美国和IMF大力推动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各国也开始重视改革本国金融体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二、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影响和主要对策　　1．正确处理扩大内需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关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出现了通货紧缩趋势等新情况。保持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但注重扩大内需，不是不要发展开放型经济，更不能忽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抓住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的有利时机，认真落实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坚持市场多元化和以质取胜战略，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要继续把吸引外资作为扩大投资需求的重要内容，通过扩大开放求得更快更好的发展。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宽引进外资和高技术渠道，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开发西部地区，加快发展高技术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2．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潮流，加快建立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与机制。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以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能否在高技术及其产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成为竞争的焦点，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的命脉所在。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和机制，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既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紧迫要求，也是应对国际竞争、确保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抉择。加强技术创新，关键是要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有利于加速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体制与机制。特别是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努力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3．积极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外两个市场逐渐融为一体，国界已被打破，我们在国内外市场上都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农业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一般制造业已对我国相关产业形成强大的竞争压力。特别是面对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我国一些产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迫在眉睫。从企业的组织结构看，全球化导致的生产集中趋势，在一些领域有可能逐步形成少数几家巨型寡头公司独占市场，众多的中小企业与之配套的市场格局。要适应国际经济结构重组的新形势，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要用高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同时，不失时机地加速发展有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的高科技和高技术产业，带动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把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同加速发展高技术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走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跨越发展道路。在企业组织结构上，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这些企业在资本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同时，重视发挥各种所有制中小企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吸纳就业的重要作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4．加强金融监管，充分发挥金融杠杆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国际金融业日益国际化、自由化、网络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业已不再仅仅是一个产业性、行业性、专业性的局部问题，而成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全局性问题。现代金融工具发展日新月异，金融监管难度不断加大。适应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系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在增强防范能力的同时，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扩大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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