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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个侵犯软件著作权的问题，先谢谢了！
请教一个侵犯软件著作权的问题，先谢谢了！
半年前，我受张某的委托，为他的专利仪器开发了的一套windows下的软件。原来他的仪器只有DOS版的软件。完成软件后，他支付了一定费用。现在张某未经我的允许，将软件转让给第三方，请问是否侵犯了我的著作权？
具体过程如下：
几年前，张某开发出了某仪器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该仪器有一套DOS版软件。2004年7月之前，张某销售这个仪器和DOS版配套软件，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了多套仪器和配套软件。但是DOS版软件已经过时了，用户需要一套windows版的软件。
2004年7月，我受张某个人委托，开发了相应的windows应用软件，这个软件从该仪器中读取数据，进行分析。
我与张某签订了一份《软件开发合同书》，其中提到
"甲方(张某)向乙方(我)提供XX软件，合作开发...
甲方向乙方提供原有DOS版软件，乙方对其进行开发升级....
甲方向乙方提供原有《xxx仪器》的相关软/硬件产品及其相关资料一套。
甲方负责《xxx仪器》软、硬件的销售、宣传、人员培训工作。
乙方在本合同规定时间内，按照本合同中软件功能要求向甲方提供《xxx仪器应用软件》一套。
乙方按本合同向甲方收费。
乙方不负责软硬件的现场安装、调试...
乙方按合同中软件要求向甲方提供应用软件的可执行程序”。
当时合同上有软件的版权问题(软件受版权法保护，全部版权归乙方所有。甲方获得软件后，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外销售或转让本合同涉及的软件源代码。)但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张某将版权问题的文字划掉了，并让我在上面按了手印(只有我的手印，张某没有按手印)。
2004年7月-9月，我自己编写出windows下的应用程序。其间，张某对某些功能提出了一下改进要求，我也按他的要求，对软件做了相应修改。
2004年10月，我按时将软件开发出来交给张某，当时按合同要求只给了他软件的可执行程序，没有给源代码。他也支付了相应费用。
2004年12月，张某未经我的允许,向C公司一次性转让了仪器硬件和软件，由C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销售该仪器的软件和硬件。
这个软件也没有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任何著作权登记。
我的问题是：
1. 这个软件的著作权是我自己独有的，还是我和张某共同享有的?(我不会没有著作权吧^_^)
2. 我认为张某只能自己对外销售硬件和软件,不能把软件转让给第三方,让第三方销售，这种观点对不对?
3. 张某未经我的允许,向C公司一次性转让了仪器的软件，是否侵犯了我的著作权?
4. 我该如何维护我的权利,是否需要收集张某和C公司的一些证据(比如：转让合同等),如果需要收集的话，如何收集?
5. 如果他们侵权的话，我应该找谁赔偿损失?因为他们之间的转让费用肯定是包括硬件和软件的，赔偿比例多少为好?我该怎么维护我的权利?
请各位法律专家给我指点一下迷津。谢谢了！
1、该软件版权归你所有。
2、张某和C公司共同侵犯了你的版权；
3、应当赔偿因该软件而获得的利益，如不能确定，可以许可合同转让费为依据，或法院在50万元以下酌情判决。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张某与你之间系委托开发计算机软件，则因为你们双方未对委托开发成果的著作权归属进行明确约定，该著作权应归受托人（你）；如果你们系合作开发，则共同享有其著作权。
两种情形下，张某均无权单独转让该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你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你的著作权，并要求张某赔偿你的损失或分得转让费。
从内容看是委托开发，，而且你还可以举证对方没有这中能力，或是他在忙着其他事啊
表面上是合作开发，实质上是委托开发，你可以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并要求对方赔偿你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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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迷雾
　　不知不觉中，我们餐桌上的大多食物都被转基因技术改造过，在食物的选择上，我们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不过，这也同时造成了人们对食物的无所适从
　　|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覃乾
　　浓香扑鼻的排骨冬瓜汤，可作开胃用的炝拌土豆丝，火候正好吱吱冒油的烤鸡，或许还有大多孩子不爱吃的彩椒炒鸡蛋和胡萝卜炒肉，几碗米饭⋯⋯这样的组合几乎在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餐桌上出现过。不过，且慢回想食物的美妙，看看这些食物可能的来源吧：做排骨冬瓜汤的那头猪一生都被关在猪圈中，食用着用各种转基因粮食残渣调配出的饲料，在它遭受屠宰前，要直视同类被杀时痛苦不堪的神情和声嘶力竭的吼叫；土豆有可能是转基因技术培育而出的，据说能够产生乙肝抗体甚至预防宫颈癌；而那只烤鸡生长期只有几周，吃着各种转基因混合饲料拌制的食物，和其他的鸡紧紧地挤在鸡笼中“享受”抗生素的洗礼，在屠宰时，它被倒挂在屠宰钩上，因恐惧浑身沾满鸡粪；彩椒、胡萝卜和米饭的种子则大多来自科学家的实验室，这些种子在“改良”之初就已被各种物质改造和抗生素检验⋯⋯
　　不知不觉中，我们餐桌上的大多食物都被转基因技术改造过，在食物的选择上，我们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不过，这也同时造成了人们对食物的无所适从。在素食主义图书《食肉》（Eating Animals）中，作者福尔就坦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乎食物，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了解食物。他说：“如果你了解了今天的肉类行业，你就会去吃素。”
　　这样的话在黄浦江的“猪肉汤”事件后仿佛得到了印证。在今年3月份，有近万头死猪被抛尸在黄浦江中，事后，黄浦江水域被检出猪圆环病毒。虽然专家信誓旦旦地说，人类不易受到该病毒影响，但在中国上市的农牧企业依旧走上了放量下跌的道路。截止到本刊记者发文，相关部门依旧没有公开死猪的源头和原因。对此，有些绿色和平人士坚信，是猪饲料中转基因作物的大量增加造成了这次死猪事件。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向本刊记者解释说：“过去，饲料中掺加的转基因作物不会超过总体比例的20%，通常集中在豆粕中。而现在，随着玉米、土豆甚至水稻的转基因化，掺杂在饲料中的转基因作物早已超过20%的标准，这也就意味着猪的发病周期明显缩短。今年猪肉行情看淡，很多生猪未能如期出栏，造成了大量死猪，而养殖者依旧按原来的习惯向黄浦江抛猪，就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不过，这样的说法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转基因讨论应理性、客观
　　不久前，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交意见书，申请暂停对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的授权。此前，、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8个国家均宣布暂停种植MON810转基因玉米。这一事件再次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反转基因情绪，他们要求政府严格限制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不过，这样的要求很有可能依旧难以改变转基因作物在中国大跃进式的发展，最后还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位对转基因技术持异见的农业专家无奈告诉记者。
　　实际上，转基因作物自出现以来就处于争议声中，支持转基因的专家认为培育转基因作物是未来解决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反对者则将其斥为21世纪最大的恶魔。这样的争论也随着转基因食物进入中国而引发了中国转基因的大讨论。可遗憾的是，这样的讨论不但没有使真相显露出来，反而使双方陷入了癫狂的迷雾当中。现在，转基因问题正在演化成一个难解的循环：如果要民众相信转基因安全，就要拿出确切的证据来证明；如果要拿出确切的证据，就要有权威的专家来进行试验；如果是权威的专家，不仅要有公信力，还要自证与转基因无利益瓜葛。
　　2010年7月，中国网站曾在其首页的显著位置建立了“转基因权威关注”的专题链接，在这篇专题中，专家对世界上几起转基因危害的报告和转基因污染事件予以澄清，并呼吁“不要妖魔化转基因”。不过，这并不能缓解反对转基因人士的焦虑，7月16日，30多名北京市民高举着“要求撤除转基因主粮的安全证书”的横幅前往农业部请愿。
　　紧接着，有反对转基因人士在网络上转载了6月8日农业部批准杜邦公司高含油量“新一代转基因”大豆（Plenish High Oleic Soybeans，PHO-Soybeans）的消息，这意味着，转基因技术“更新换代”了。杜邦公司在自己的网站上介绍说，转基因技术从DNA水平向RNA水平转换，会促使转基因从除草防虫和农药使用转向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友好。“这等于间接承认了第一代DNA技术危害健康、毁坏环境。”当时有人义愤填膺地呼吁。
　　这使反对转基因人士情绪到达了顶点，2010年11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张启发在中国农业大学作有关功能性水稻的基因原理与提高粮食产量问题的演讲时，一个穿着橘黄色夹克衫的年轻男子突然跳上台，质问张启发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问题和是否有科学家向农民非法散发转基因种子。当张启发与主持人拒绝回答，表示可以在以后回答有关问题后，一位妇女突然喊道：“张启发，你这个卖国贼。”并当众指责其把十三亿中国人民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这时，一位老人靠近主席台，拿起第一排的桌子上的陶瓷茶杯劈头向张启发砸了过去⋯⋯
　　另一方面，支持转基因的人士对反对者的打击也同样让人心惊。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对中国某媒体直言，“实际上，妖魔化转基因食品及其育种背后有商业推手，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商业目的”，这等于直接把一项科学新技术与政治挂上了钩，并在反对者头上扣了一顶政治帽子。
　　2012年5月，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在其上以“卑鄙的造谣者：简单回应《蒋高明最近被警告后的烦恼和彷徨》”为题，对之前的一篇网文作出了回应，在这篇博文中，蒋高明写道：这个自称与我的老师时院士熟悉的人，敢于将我为什么是四级研究员的内幕公布于众吗？我的硬件条件是不是够了研究所规定的二级研究员标准？票掌握在阁下手里，你不愿投我有什么办法？我是因为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才得到了这样不公平待遇的。我1994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7年11月破格晋升研究员（日上岗），2000年遴选博导，2001年竞争上岗首席研究员，当时全所首席研究员只有29个，这是不是事实？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转基因作物持肯定和反对态度的双方已经很难理智、客观地评价转基因安全，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一位自认中立的人这样评价。这不由让人想起了鲁迅在《大雪纷飞》那篇文章开头时那句话：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不过，这样的情况也并非全无转变，2013年4月底，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了《关于负责任的转基因技术研发行为的倡议》，提出“以对人类社会发展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加强职业操守，规范科研行为，履行社会责任，积极与社会沟通，促进转基因技术良性发展”。这也是中国的主流科学团体首次公开承认转基因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希望全社会能向更加理性、客观地讨论转基因转变。
　　转基因管理有待透明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开始尝试通过DNA重组技术改变植物的遗传特性，把外源基因导入到受体植物中去，并最终在1983年被比利时、德国等欧洲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突破，其后，转基因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自1996年开始大规模推广。截止到2012年，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经从160万公顷增长到1.7亿公顷，15年增长106倍，这一数字占世界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强。
　　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美国与欧洲两大转基因技术研发国采取了不同的两种态度。在美国，美国政府是总体协调发展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推动者，它同时指定了三个管理部门，包括农业部、环保局和食品药品管理总局。三部门听命于白宫下设的办公室，由副总统直接负责；而欧洲国家则不同，其转基因技术主要由农业部管理。
　　这也间接造成了两国民众对转基因作物的态度。2004年美国一支非赢利研究机构――皮优食品与生物科技计划关于美国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技术应用的态度调查报告中指出，美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以及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并不了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关注主要是安全方面的担忧，30%的消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基本安全，27%认为基本不安全，当告诉他们在食品店里出售的食品一半以上是使用了转基因技术后，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人增加到48%，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人减少到25%。不过，这并不影响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例如，有54%的人认为使用转基因技术生产的作物有治疗的作用，52%的人认为使用转基因技术能够生产出廉价的食物，这样可以减轻世界范围的饥荒。
　　欧洲民众态度与此相反，大多数民众认为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而有意思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民众比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民众更加不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在一项相关调查中，60%的欧洲人相信转基因食品有害，只有40%接受转基因食品，仅有34%的人鼓励生产转基因食品。
　　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欧美等国民众在希望建立严格的管理体系上却是殊途同归。以支持转基因技术的美国为例，美国民众认为，转基因食品在进入市场前应通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并且明确标识。85％公众希望当前的、法规能够使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远离市场，85％公众希望执法者在确定转基因食品安全之后再让它进入市场，81％的公众认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应该证明转基因食品安全之后，再让它进入市场，只有一半的人希望转基因食品尽快进入市场。同时，公众也不希望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在标识问题上，92％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政府应当规定（经营者）对转基因食品贴上标签。
　　而在中国，转基因管理体系却备受质疑，根据相关资料，除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条例》是由国务院颁布的之外，其他大部分食品立法都是由部委制定的，法律效力不高，而且《条例》于2001年颁布后不久，就遭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指责，认为《条例》缺乏应具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同时与之相配套的实施办法也缺乏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此外，由于各单位依据的检测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具体规范，导致不同部门对同一产品有不同的检测结论。如2003年6月的雀巢巧伴伴事件，上海市农科院通过自己研制的方法，检出巧伴伴中含有转基因成分；而农业部的采用另一种方法进行复检，却没有检出转基因成分；后来由中国农大食品安全中心检测，也未发现含有转基因成分。这样的结果造成了不愿食用转基因食品民众的心理恐慌，顾秀林更是悲观地认为：“中国转基因管理正在失控。”
　　多元化农业有多远
　　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中国转基因作物发展如此迅猛也颇多无奈。一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在转基因作物问题上态度暧昧；另一方面，美国诸多转基因相关企业攻关猛烈，使得中国各粮食主产区相继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年索马里粮食危机期间的25.8万人死亡的联合国报告更使得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扩张如虎添翼。
　　一直以来，粮食问题是各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可让人遗憾的是，虽然技术和管理方式已较上世纪有了迅猛发展，但人类依旧活在粮食紧缺的恐惧中。1967年马尔萨斯人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曾写道“养活人类的战争已经终结⋯⋯本世纪70和80年代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致死。”五年后，罗马俱乐部（由商业人士和学者组成的团体）在其《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中指出世界的原材料正逐渐耗尽，人类社会可能在21世纪面临灭亡。其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类似的观点出现，如人口爆炸论、千禧年前后的“地球变暖说”、永远也达不到的“石油峰值论”等。
　　这些悲观的哀叹汇集成了人脑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到2050年，世界谷物的产量必须增长50%，而肉产量必须翻一番才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样的目标在中国显得最为沉重与迫切。上个世纪中期，中国被认为是粮食难以自给自足的国家，虽然这一担忧最终被打破，但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耕地面积正在出现重大的问题。
　　“目前，国内面临着农民工农地抛荒、农民收入、粮食自供率等迫切问题和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的大量土地闲置抛荒；而留守农村的农民由于经营规模化受限，加上农村金融扶持力度有限，农民收入大幅低于城镇居民；粮食自给率日趋降低。”不久前出炉的一份晨报这样分析目前的中国农业形势。
　　而最新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2年中国包括谷物、薯类和大豆等在内的粮食进口量达8,025万吨，进口额高达421.4亿美元，同比增幅超过25%。1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表示，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由于美国主导着世界粮食定价权，中国无法保证在特殊情况下也能够顺利地从国际市场上买到，或者说公平地买到足够的粮食，国内粮食危机已经浮出水面。
　　对此，转基因技术成了很多地方的第一选择。但需要指出的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并不能扭转粮食环境的恶化，根据新发布的文件，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共约1.5亿亩；此外，因污水灌溉而污染的耕地有3,250万亩；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占地和毁田的约有200万亩。也就是说，转基因并非是标本兼治的办法。
　　“我们应该使农业多元化，不应限于转基因这一种方式。”对此，蒋高明的“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方法颇受推崇，据《科技日报》报道：在蒋高明的生态实验田里，杜绝用农药、化肥。结果，施用有机肥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以上；470亩玉米秸秆加工成“面包草”后，可育肥294头夏洛莱肉牛；牛粪用来生产沼气，然后作为有机肥还田。他的研究表明：一个200多户的村落，若户户生产、使用沼气，那么一年可节约标准煤80余吨，还可大量减排CO2。
　　四十年前中国面临农业危机的时候，中国用变革改变了粮食危局，而当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单一的改革已无法保证粮食安全，我们应用更多的手段保证自身成功跨越危机。
　　LED 阵痛中前行
　　乐观的LED应用需求，给国内众多LED企业带来了翻身的希望。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LED行业经历了低谷，外界频频指出LED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其直接后果是产品价格急速下降，企业严重亏损
　　| 文 ? 本刊记者 李钰
　　某权威机构数据显示，全球标牌和专业显示器发光二极管（LED）安装量在2012年达到570亿单位。据美国加利福尼亚ElectroniCast市场分析师预测，到2018年消费量预计增至近三倍，达到1,430亿单位。
　　乐观的LED应用需求，给国内众多LED企业带来了翻身的希望。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LED行业经历了低谷，外界频频指出LED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其直接后果是产品价格急速下降，企业严重亏损。
　　(,)有限公司半导体与照明产业部常务副总经理、研究员刘刚说，“2012年是LED行业最悲惨的一年，而2013年将成为中国LED行业的起飞元年。”
　　上游阵痛
　　“从发展阶段来讲，LED在我国属于朝阳产业。然而，这几年中国LED行业发展速度过快，投资过剩，导致LED产业有些凄惨。”刘刚补充道，“我说的是价格凄惨，而非市场凄惨。”
　　业内把LED产业链主要分为原材料、上游产业、中游产业、下游产业、测试仪器和生产设备五部分，其中上游做外延片、芯片，中游做封装，下游做光电应用产品。
　　刘刚说，整体来看，LED的市场是逐年增加的。据高工LED产业研究所（GLII）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LED行业总产值达2,059亿元，同比增长34%。其中，LED上游外延芯片、中游封装、下游应用产值分别为72亿元、397亿元、1,5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4%、37%。
　　“然而奇怪的是，虽然整个行业发展得很好，但是芯片不赚钱，封装、应用的毛利率都在下降，这是行业发展中的一些怪现象。”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产业链中，即使在技术含量最高的上游，毛利率也是负的，很少有盈利的企业；在封装环节，企业之间的毛利率层次不齐，有的企业能做到20-40%的毛利率，有些则可能低点，是一位数；在应用环节，毛利率一般在30%以上，虽然听起来还不错，但对于LED应用企业来讲，如果毛利率达不到这个值的话，它就没法生存了。”
　　这一点，可从高工LED产业研究所调查报告得到验证。该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LED芯片价格延续2011年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平均价格同比下降32%，部分产品例如显示屏用小功率LED蓝绿光芯片，平均价格下降幅度超过50%。红黄光LED芯片下降幅度远小于蓝绿光LED芯片。2012年中国LED芯片行业净利率表现为盈亏平衡甚至亏损，最终导致大部分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上游提前进入优胜劣汰期。
　　其实，LED上游环节的阵痛，早在2012年前就已出现。
　　刘刚指出，芯片行业的明显价跌是从2011年开始的。“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LED价格也曾下跌，但因为2009年电视背光被提上日程，、等电视企业将LED运用于背光，一下子把LED行业给带火了，价格从此开始一直上涨。2010年下半年，一张大圆片大概卖110多美元，但从2011年开始大跌，现在也就卖40-50美元，价格下跌惨痛，甚至低于成本价。”
　　为什么会出现价格急速下跌、甚至腰斩的情况？这一切绝非偶然。
　　高工LED产业研究所报告分析指出，2012年，中国LED芯片仍主要应用于显示屏、灯带、指示、部分室内照明等中低端市场，而高端市场芯片仍依赖进口。中低端市场虽然需求旺盛，但市场需求的增长远远低于产能的增长，供过于求导致LED芯片价格快速下降。
　　刘刚对此给出了解释。首先，2011年内，业内纷纷投资LED，包括(,)、(,)等大陆LED企业和台湾晶元光电、韩国三星企业等均加大投资，导致上游投资过大、过剩，机台数变得很庞大，从而产能过剩。其次，从市场来看，很多业内人士预测LED照明市场将在2011年扩围，但显然当时的市场并没像预测的那样来得快。
　　以上两点，基本是业内相关人士对LED价格下跌原因达成的共识。
　　除此之外，刘刚还有他自己的观点。“2011年价格跌下来，不完全是因为大陆企业的机台数过剩。因为2011年，包括三安、德豪、同方等在内的蓝白光机台并没有完全实现达产，并且生产的芯片也是低小功率的。我觉得价格下跌与台厂的产能释放有关。”
　　“台湾LED企业给高端电视企业提供背光，因为技术问题，有电压、波长、亮度等区分，他们把最需要的那部分卖出，剩下的只能供应照明，但因照明市场并不是太大，为了缓解库存，就必须降价销售 ，一次抛出几万张，对市场价格影响很大。加之大陆LED企业产能的释放，价格大幅下跌也就成为必然。”
　　今年1-4月，刘刚在华东、华南一带四十多个封装企业调研发现，这些企业尤其是华南的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因为产能原因，一些企业满足不了交工的周期要求，有些订单无法接收；同时，一些封装厂也在相继投入各种各样的生产线。他说，“今年的势头应该比去年预想的要好。中尺寸的背光需求很大，照明灯的需求量也很大；价格基本止跌，中高端会有些回升。我觉得今年应有2,500多亿的产值。”
　　揭开产能过剩的面纱
　　就在业内还在为价格急速下跌心有余悸时，年初深圳废止LED七年发展规划一事，又让业内人士捏了一把冷汗。
　　日，深圳市政府网站发布通知，决定废止于2009年3月出台的《深圳市LED产业发展规划（年）》，但未说明废止缘由。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认为，之所以出现深圳“废令”事件，与我国LED明显产能过剩有关，更有人疾呼若不及时应对，中国LED将可能步入光伏后尘。
　　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会长吴育林表示，产能过剩应该是相对过剩。他说，从目前推广来看，90%的家庭并没有应用LED产品，所以，所说的产能过剩是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
　　半导体应用联盟分析师朱怡捷的回应则更为具体，“在我看来，所谓的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过剩，LED产业仍然处在发展上升期。”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上游芯片、蓝宝石封装等，在前些年短时期内上马了大量项目，造成产能过剩，同时不少企业产品性价比市场竞争力不够，造成进一步积压，“但是有特色的产品和厂商其实还不错”；下游市场方面，几大应用市场显示屏已经很成熟，因此开始价格战厮杀，产能显得过剩；LED照明由于加入门槛比较低，整灯产品基本相当于装配制造业（一般照明光源），一下子进入了太多资本，市场却暂时没有打开，从而显得过剩。但从本质看，LED产业跟光伏还是有区别的，光伏的市场太单一且基本在外面，而LED下游市场应用比较多，且国内能够消化一大块。
　　然而，无论是相对过剩，还是结构性过剩，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国内LED产业确实存在“过剩”之实，而导致过剩的最大诱因，是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刺激，从而使LED行业受资本青睐，频上项目。
　　刘刚说，很多企业在2011年纷纷投资，首先考虑的是LED是不是个好行业，而当时确实都如此认为。“从行业看，目前大陆做芯片的基本都是一些较大型企业，它们的存在一靠政府补贴，二靠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如果缺少这两点，那么这些企业就很难存活了。”
　　为了招商引资，不少地方政府在2010年左右，纷纷推出一系列补贴政策，包括财政补贴、土地优惠等，以鼓励半导体照明企业尤其是芯片企业入驻。例如，落户杭州的相关企业购买MOCVD设备时，可享受设备采购价的40%的地方财政补贴；安徽芜湖市政府则对其所购的红黄光MOCVD每台补贴800万元，蓝绿光MOCVD每台补贴1,000万元。鉴于国际MOCVD售价约为每台440万美元（约3,000万元），故LED芯片生产商们获得的补贴相当高，约为26-33%。
　　地方政府补贴在一些上市公司最为明显。最近几年，仅三安光电获得的政府补贴一度达24个。据其2012年年报，三安光电2012年净利润为8.1亿元，但当年三安光电获得的政府补贴高达3.28亿元。另一家上市公司德豪润达2012年净利润为1.68亿元，同比下跌57.14%。对于业绩下降，德豪润达表示，一个重要原因是2012年四季度到账的一次性计入损益的政府补贴未能按预期到账。
　　从收益看，如果抛开政府补贴的功劳，那么这两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实在少得可怜。
　　有媒体报道，因为地方政府采取各种补贴措施，积极鼓励进口MOCVD设备，2010年国内众多LED芯片企业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机台采购潮，仅在登记备案的就有近700台MOCVD，有些厂家不等发改委的补贴而直接购买，而近千台MOCVD基本都是从美国的Veeco公司和德国的Axitron公司采购。
　　刘刚说，年，很多企业都订购了MOCVD设备，有些企业订货甚至达几十到一百台，一下子哄抬了价格。“当初的价格，到现在为止，我估计能降30-40%。地方政府补贴确实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但不得不说，补贴的钱实际上被这两家国际大企业给赚走了。”
　　其实，政府补贴对LED产能过剩的推波助澜，已不是业内的秘密。有媒体甚至指出，政府补贴不仅造成了国内LED芯片严重的产能过剩，还使许多芯片项目前期投资都“打水漂”，白白浪费了，而且对产业的扶持有点拔苗助长。
　　作为LED行业内的一位管理人员，刘刚对政府补贴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
　　他认为，从市场规律看，LED行业的发展必须尊重市场的行情。“政府对有些项目可以给予政策倾斜，但是不能过了。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建设所谓的光电工业园等，招商引资政策变得有点偏离市场轨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总之，我觉得国家对LED产业，没必要给予各种各样的补贴，而是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比如说淘汰白炽灯，这将对LED应用起到促进作用。”
　　理智地走市场化之路
　　正因为认识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LED行业从2012年开始了调整，并且这种调整仍在进行中。
　　朱怡捷说，“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重心从芯片、封装向下游应用转移；二是大企业开始全产业链的整合，小企业发力创新领域以图成长，在市场格局确立之前，这种调整将贯穿始终。”
　　在大陆众多LED企业中，被誉为龙头企业的三安光电是一家垂直型企业，涉足LED全产业链，包括衬底、外延、芯片、封装及应用。为了进一步缩小我国LED新型光源产业与国外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差距，三安光电仅在2012年一年中就推出了9款新品，以提高其新型光源技术水平和企业竞争力。
　　另一家主要做外延和芯片的上市公司德豪润达，去年底宣布收购雷士照明股权并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德豪与雷氏的合作模式，被外界认为既解决了德豪芯片的销路，又保障了德豪LED照明应用。
　　作为一家涉足LED行业不过五六年的企业，刘刚介绍说，同方除了涉足外延、芯片及照明应用外，还有小规模的衬底，但是缺少封装环节。
　　封装被认为是LED产业链中的中游环节，技术要求相比外延、芯片要低一些，利润也比较可观，因此很多中小企业都比较看好封装环节。对于为什么缺席中游的封装环节，同方股份有它自己的算盘。
　　刘刚说，“不涉足封装环节，对同方来讲是有好处的。虽然封装有利润，但是这个环节的进入涉及投资、专利、人才和管理等问题。如果产业链匹配不好，同方的封装就得和国内其他封装厂竞争，一旦出现竞争，那些封装厂就会不太愿意购买我们的芯片，同方上游就会受一些影响。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并未进入封装领域”。
　　同时，因为看到了LED照明应用巨大的市场前景，同方股份近期在广东江门设立了一个照明基地，专门生产LED终端照明产品。
　　刘刚说，在先后经历了大量资本涌入、价格急剧下跌后，投资人对LED产业的投资选择更加慎重。“如果要投资，得选择合适的重点领域，因为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投资不如并购。”
　　虽然2013年国内LED的形势逐渐变好，但依然面临一个困难，即外延和芯片企业还没有从亏损时代转变为盈利。“对芯片企业来讲，2013或者2014年是非常艰难也是很关键的，如果能挺下来，以后就会逐渐变好，若挺不下来，就会面临重组的局面。”
　　对于芯片环节的亏损，上游企业该如何面对，要不要放弃呢？
　　刘刚说，“为什么要放弃呢？从经营者来讲，如果是因为关心这个产业，已经投资，就得继续做下去。如果仅仅关心盈利与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的形势并不代表未来。LED并非夕阳产业，它的大市场还没有真正到来。所以我觉得，既然已经走了这条路，就应该坚持，而不是放弃。企业要想办法挺过这个难关，迎接新的未来。总体来看，这个行业的未来是好的，只不过现在处于很艰难的一段时期，这是任何产业都会经历的过程。”
　　LED行业的竞争依然激励。与国际巨头相比，中国LED企业显然羽翼未全，起点较晚，差距明显，尤其是在关键技术、核心装备等领域需要自我提升的地方不可胜数，因此国内企业必须发力，尽快缩短与美国CREE、日本日亚等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而一批欧美、日本等外资及台资企业，在看到中国巨大的LED照明市场前景后，纷纷入驻国内市场，使国内中小LED照明应用企业面临着内外夹击的局面。
　　同方股份对其半导体与照明的竞争对手有明确定位。刘刚说，“如果是中小功率LED，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如果是中大功率，竞争对手则是国际上的几大品牌。”
　　朱怡捷也对2013年国内LED产业作出了分析。他指出，上游的关键词还是技术、规模和成本控制，而下游LED照明是亮点。液晶背光还会有一些增长，但在快速让位于照明。今年照明产品的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大企业价格战开打，价格的快速下降会引起经销商铺货热情高涨，LED照明普及速度将比预期的还快。
　　“就目前的应用市场来看，LED产业未来几年的增长着落点应在照明应用上。在我看来，LED照明产品今后的发展趋势，将和传统照明完全不同，简言之就是电子化和集成化。”朱怡捷如是说道。
　　公关行业新竞局
　　作为中国当下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公共关系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并未出现人们预想里的“外资独大”，相反，众多本土公关公司正以惊人的速度追赶着他们的“洋师傅”
　　| 文 ? 本刊实习记者 蔡爽
　　曾几何时，“3.15”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几乎成为一种符号，不管是否愿意，央视每年的晚会就像巨大的浪潮，裹挟着媒体和公众的焦点向各大企业喷涌而来。此时，除了对企业本身生产质量问题的纠错外，一个平时并不受关注的行业也在这个关键节点悄悄登上了舆论舞台。
　　2013年央视“3.15”晚会后，深陷质量问题的苹果公司先是保持长时间沉默，尔后又忽然在“愚人节”那天道歉。怪异的声明，毫无先兆的行动，不顾后果的措施，让旁观者不免惊讶这个美国公司应对方法之劣。然而事后有新闻媒体报道：包括“拒绝道歉”在内，苹果公司在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措施事件，都是由专门的公关团队量身策划完成！至此，公共关系业在发展了三十年后，终于第一次成为了全社会的聚焦。
　　归根溯源，中国的公共关系行业是完全的舶来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批大型跨国公关顾问集团陆续进军中国，与此同时，一场关于公关市场发展的讨论也激发了本地公关服务市场雏形的出现，大批本土公关公司借势纷纷成立，而这些都为今后的行业发展奠定基础。
　　2012年，在我国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整个公共关系行业市场营业额仍然突破300亿元，增幅约16.5%。虽然与2011年增幅的23.8%相比有所降低，但如果排除最大客户“汽车”领域由于偶然因素带来的影响，我国公关行业的增长依然非常强劲。
　　沉默的大多数
　　日，北京明智思达公关顾问有限公司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由于公司的客户并没有出现在前一天的“盛会”里，这天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最普通的一天。
　　“不同于公众的直观感受，‘危机公关’对于公共关系行业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首先，大公司大多拥有自己的市场部，危机事件对于企业往往是攸关生死的关键，所以一般倾向于交给自己的市场部，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明智思达总经理朱宏谈到公众印象时，甚至露出了无奈的苦笑。
　　除此之外，“危机公关”的风险太大，收益相对又不高，普通公关公司一般不敢涉足。北京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关公司职员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3.15”时公司确实要求员工加班，但那只是几天的事情，而且也大多是写宣传稿，“真正做危机的很少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事实上真正的公共关系行业，是对客户全年不间断的整合营销，是综合利用传播手段、事件营销（如新品发布、巡展、庆典等）的品牌策略，是通过策划执行标志性事件，并辅之以媒体报道，且为客户带来收益的行业，而这些是公众不了解的，可以说公共关系行业的发展是由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支撑起来的。
　　普遍性的缺乏认知，还是使人们下意识地把“打假”和“公关”联系起来。“刚开始发展时想得相对简单，更多的是做概念营销或产品营销，针对的只是客户品牌问题”，朱宏坦言，公关公司特别是本土公关公司的社会营销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而且进行得异常艰难。
　　作为全新的业态，树立并普及行业标准和规范本是首先要做的工作，但太过急进的行业发展显然挤压了进行这项工作的努力，“现在最好的窗口期早就过去了，想要推进势必困难重重。但这是必须走的路，当初的轻视仍然需要弥补，而且留给本土企业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大平在向《中国新时代》记者表达看法的同时，也提出了对此现象的担忧，“这种片面印象根本上是由于公关行业在社会中的普及太差而造成的，负面印象虽然对当下的发展影响不大，但从长远来看，它也许是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
　　与中国本土公关企业不同，以奥美为代表的跨国公关巨头由于其自身特点，并没有资本积累的“原罪”，所以也几乎不存在社会营销的难题。三十多年前，是他们将公关的概念引入中国，凭借着理论、制度、人才的优势，跨国公关巨头曾希望能够全面长期垄断中国这一“超级市场”，事实上在一开始他们也的确做到了⋯⋯
　　“小公司”的“大志向”
　　然而这种局面的打破却因为一次举国事件而成为可能。2008年夏，北京成功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作为罕见的盛大庆典，奥运会申办一经成功就受到了公关行业的瞩目，用朱宏的话来形容就是“顶级营销的绝佳场所”，是“一个公关行业的大Party”。各大公关公司特别是本土公关公司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但最后的结果却令其中的许多人感到失望，“事实总是残酷的，中国本土公关公司为发展交了最大一笔学费。奥运会公共关系层面的大订单几乎被跨国公关公司瓜分完毕，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公关企业只能吃人家懒得动的”，朱宏如是说。
　　不过这并没有吓倒所有的本土公关公司。一些具有国际眼光的公司敏锐地发现，虽然跨国公关巨头横行天下，但与国外市场相比，本土市场属性还是完全的“卖方市场”，仍然大有可为，明智思达即在此时进场。
　　由于奥运会时很多跨国集团在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长期策略供应商，所以很多公关项目均需要招标。当遇到合适的项目时，明智思达就充分利用“田忌赛马”的古理与跨国企业进行竞争，只要参与都全力出击，最终凭借好的创意和亮点获得不少订单。“一开始创业，眼里只有赢，依靠实际成绩达成发展，后来慢慢意识到要凭借创意和执行获得合同”，明智思达经过不断尝试终于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法，近几年，他们连续获得了中国公关门户网最佳专业团队和沃尔玛最佳公关团队的称号。
　　起点或许并不高，但发展初期就有这样的磨砺还是会使中国本土公关公司获益良多。除了自身努力，“奥运战役”的成功与中国公关市场的现实大环境也有着深刻联系。朱宏向记者表示：“现在的公关市场相对浮躁，‘人’成为每个公司最重要的资产”，而这正是中国本土公关公司的优势。
　　“即使是成熟的跨国企业来到中国，也几乎不关注公关公司的品牌甚至注册资本金。他们在乎的是服务和能达到的成绩，因为拥有完善的评价体系，大型跨国企业甚至在招标时只从几百张PPT中挑看三四张。”这种“创意为王”的行业特色其实是由公关产业的内在属性决定的。朱宏特意向记者强调，现阶段公关公司打品牌很难的重要原因是用户根本不关注品牌，“看品牌的产品主要有两种：代表身份象征或者代表品质，公关行业显然不属于二者。况且现在买方很懂，根本不会拘泥于形式。”
　　除了差异化竞争，本土公关公司的快速发展或许也能从中国的传统儒学中找到答案。明代王阳明的名句“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或许是对本土公关公司快速发展的最佳诠释。
　　朱宏对此也深有体会，“理性的思考固然重要，但‘用心的专一’更加无可取代，‘心’是否在企业上往往是发展的关键。”在他看来，跨国公关外企的中国区领导者因为一般使用职业经理人，所以往往只注重短期利益。而本土公关企业无论大小，其实际管理者一般也是公司拥有者，一旦有新理念进入中国，本土企业一定吸收得最快，执行得最坚决，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企业”。在这一点上本土公关公司对于企业的契合度甚至更高！朱宏在谈到他的观点时充满了自信，“这种专注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会传染的。”类似明智思达这样的本土公关公司在充分调动内部积极性的情况下，和跨国公关企业较量往往能获得胜利。
　　“现在的公关行业，只有10%的人在做”，朱宏在评论行业现状时如是说。而行业观察家普遍认为，类似的状况也许很快就会结束，随着行业发育的成熟，企业和消费者品牌意识的提高，大规模的行业重组已经迫在眉睫。谁能更紧地抓住服务，谁能更快地发现商机，谁才有可能幸存。“剩者为王，活得下去才能做大”已经越来越成为公关行业唯一的真理。
　　通过长期的发展和行业洗牌，中国的本土企业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机会。这就好比中国企业是一块田，外资企业是一桶水，起初每当水泼入田中都会被田慢慢吸收，然而水终究有限而田却未必，包容和勤劳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所在。
　　行业建设新逻辑
　　如同每次业态革新所表现出来的，不断涌现的新理念总会冲击现有市场格局，并改变利益结构，公共关系行业也是如此。
　　近几年，行业触角的快速扩张和公关从业人员的良莠不齐已开始冲击到了产业结构本身和其外延行业。这无疑给监管带来了更大挑战，也逼迫领导层和研究者要用新的逻辑来诠释这一“新兴行业”，而为此，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已经工作了多年。
　　这家于1987年成立的行业协会，是由公共关系领域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愿组成，并经民政部核准登记的，具有全国性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协会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家新闻出版。
　　不久前，由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牵头，会同、，从规范公关教材，建设公关人员行为规范等多方面着手，力图用最短时间建立起公共关系行业的大框架。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初见成效。
　　作为牵头人，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的着眼点在于厘清“市场的边际”，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王大平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由于缺少监管架构，完全的市场对接虽能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但也必须尽快结束”。目前，他们正在积极实践“公关师”和“公关员”制度，希望用准入门槛的提高来逐步完善整个行业。
　　一开始，王大平工作的主要落脚点在政府层面，希望通过遍布全国各省的行业组织对政府决策施加适当影响，以“事件”为基础进行规范。现在协会也慢慢开始从市场和业态的角度进行尝试，但是推行的效果却不如预期。“越做工作我们越发现，一切的问题最后都落到了‘诚信’两个字上来”。王大平总结道，对此，公关从业者也深有感触，朱宏就曾向记者抱怨“中国的诚信体系建设，或者说是契约意识太过淡薄，对于协议合同说反悔就反悔，长此下去没有公关企业能够真正发展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乱象，公关公司的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进入公关行业的门槛也会被压得足够低，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关企业过度关注差异化，形成了低端竞争的行业怪圈。王大平就此评论道：“专业性不高是公关行业发展曲折的根本原因，对于“公关”这一新兴学科的认识不够，甚至误入歧途，导致人们对公关公司本身合法性、合理性、行业地位甚至社会地位都产生了很大质疑。和其它行业相比，公共关系业的行业属性，专业化程度都太低，有些从业人员甚至连基本素养，基础概念都分不清。”
　　此外规模增量带来的资本挑战也是行业建设需要面临的新问题。一个最好的例子发生在日，这天无疑是中国本土公共关系业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那天(,)（300058）正式在上市，开盘价43.6元，较发行价33.86元上涨28.76%。这家于2002年成立的公关公司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内公关概念第一股”，本土公关企业多年的“做强梦”有机会得以实现。
　　但是资本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他是天使也是魔鬼，公关企业的发展一定要注意发展速度和服务质量之间的关系。资本注入后的公司，为了达到其利益诉求一定会加紧扩张，而这种扩张不能以稀释客户体验作为代价。
　　正是基于这种事实，“诚信体系建设”和“从业队伍专业化建设”作为两条并重的方案被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公关行业无直接主管部门）放到了桌面上。“诚信体系评估已经开始做了，要不定期发布；公关职业资格认定也在探索，要逐步推进。”王大平相信，只要抓住了源头和框架，“过程将好很多，结果也就不会太差”。
　　所以从根本上讲，公共关系作为一种文化，首先要受到本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一个历史越悠久的国家，其民族意识、精神风格对公关的影响也就越深刻。中国公关的开展，也必须体现中国国情，体现民族特色，走同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公关之路，而中国本土公关企业天生具有的弹性和包容也无疑为这条道路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最近，各大企业市场部的逐渐强势又成为了公关行业内部的一个热门话题，甲方通过挖掘公关行业优秀资源纷纷开始自立门户。随着新的“主角”加入战场，公关行业的竞争必然会更加激烈，但这也是其产业发展的规律。因为公共关系业就是一个根于竞争，长于竞争，而又盛于竞争的行业。
　　净水器的好日子来了吗
　　在频发的水污染事件及公众日益提高的健康安全意识的影响下，行业内有人预言，未来家庭净水行业将雄起于中华大地，成为继电视、手机、空调、太阳能、厨卫之后的又一黄金产业
　　| 文 ? 本刊记者 李钰
　　任何一个行业的出现，都是因为洞察到了某种市场需求，净水行业也不例外。
　　在频发的水污染事件及公众日益提高的健康安全意识的影响下，行业内有人预言，未来家庭净水行业将雄起于中华大地，成为继电视、手机、空调、太阳能、厨卫之后的又一黄金产业。
　　水污染引爆净水商机
　　2012年，《新世纪周刊》封面报道《自来水真相》一文在网络迅速流传，报道中关于“自来水合格率仅50%”的消息，引发了众网友对自来水污染的大讨论。
　　就在这波热议还未完全平息时，2013年初山西长治苯胺泄露事故、山东潍坊地下水污染事件又将人们的视线聚焦在“水污染”上，而饮用水水质研究专家赵飞虹夫妇对外宣称20年不喝自来水的消息，则使普通老百姓长久的饮水习惯被颠覆，众人陷入喝水恐慌中。
　　据赵飞虹介绍，北京自来水硝酸盐指标已很接近国家标准线，他们检测发现，北京地下水的污染主要是有机物污染，而有机物很多是小分子的，去除率很低。
　　虽然很快有相关部门站出来澄清，否认自来水存在健康隐患，并称北京水质国内最好，但效果似乎没有赵飞鸿夫妇的现身说法强。
　　自来水到底安全与否？
　　3月初突现上海黄浦江上的死猪，又让上海民众诚惶诚恐。于是，无论是山西长治、山东潍坊等地的村民，还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市民，全国人都在讨论水污染问题、怎样喝到安全放心的水。因为2007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4》曾指出，全世界80%的疾病是由饮用被污染的水造成的。
　　各地持续爆发的水污染事件，让普通百姓健康饮水的意识与日俱增，更给了净水行业大放异彩的机会。无论是净水器，还是桶装水，甚至安装在各大小区门口的直饮水，仿佛都赢来了销售的春天。
　　早在“自来水真相”曝出后的一周内，就有媒体统计了与“净水”相关的商品，包括净水器、过滤器、净水龙头等日均搜索量超过5万次，环比上升108%，仅淘宝网上净水器产品的成交就环比上涨41.3%。
　　虽然日起，我国强制实施了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但当相关人士质问这样的水能不能直饮时，专家建议不要直饮。由此看来，净水设备的存在还真有必要性。
　　在某大型电器门店负责净水器销售的王女士告诉记者，这几个月净水器销售一路飙升，每月基本有上百户家庭来买，而且对净水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仅在网站上，销量排名最高的家用净水器近一月的销量就有917件。
　　净水产业面面观
　　净水器在中国是个舶来品。1982年，12台安吉尔水精灵净水器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开启了中国净水器市场。在上海市招商引资政策下，中国的净水器工厂开始在上海一带悄然落户。
　　历经31年时间，进口净水器与国产净水器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但整个中国净水器市场还处于初、中级阶段。
　　近几年来，国内净水市场一直饱受争议。很多人认为净水行业竞争混乱，一方面是净水行业内部企业间竞争的无序，另一方面是国内净水产业格局中，净水器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市场定位一直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
　　浩泽集团市场推广中心经理余雯曦对此表示，“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国内净水产业的发展。”
　　她说，若横向比较，与其他成熟家电企业相比，净水产业的确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无论从行业标准的制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是售后服务标准来讲，都显得非常薄弱；纵向比较来看，随着行业的发展、国内外家电巨头的进入及政府的重视，净水器的发展速度都是空前的。“当然，行业发展也有一些问题引人关注，如无证经营、虚假宣传、抄袭模仿及售后不力等，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困扰，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她进一步指出，近几年净水产业的发展也有一些可喜和值得肯定的方面。“行业内一些新兴企业的崛起，给整个净水行业树立了标杆，带来了勃勃生机。可以说，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业。”
　　3月10日，第四届“2013北京水展”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开能、Alikes、百诺肯、佳尼特、浩泽等净水器品牌，均带上了各自的新品参展，超滤膜、反渗透RO膜、平板膜等净化技术及超滤机、反渗透RO机、步进式开饮机等净水行业主流机型吸引了众多经销商和市民围观。
　　其实，从净水的功能来讲，净水器企业除了要与同行竞争外，还要处理好其与近邻桶装瓶装水企业之间的较量。
　　桶装水兴起于90年代，也是飘洋过海的舶来品。由于桶装瓶装水解决了公共场合无水源的问题，且产品更具多样性等特征，它们已在国内建立了非常稳定的客户基础和市场空间，发展成了成熟的行业，在净化水消费市场上占据重要份额。
　　作为净水器品牌生产商的一员，余雯曦认为，桶装水市场和净水器市场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但将长期并存互补。她解释说，“桶装水有其便利性，可在无水源的条件下工作，但也存在发展瓶颈，如日渐增高的成本，包括人工、店面、运费等；而净水器的安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其在节能环保、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方面被公认为更胜一筹。随着净水产业的不断完善，净水器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扩大。”
　　发展阻力
　　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饮水观念的改变，净水器会成为家庭生活的必须品。
　　然而，即使近几年各种水污染事件给净水器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净水器在中国家庭的使用还是不多。根据一些权威机构调研数据，目前京沪深广四大城市的净水器普及率仅7%左右。
　　谈及净水器成为家庭生活必须品的阻力，余雯曦认为，除了与净水器尚处于市场教育阶段有关外，还与部分商家不规范及过度宣传有关，这主要是由市场准入标准的缺失造成的。后者因素的存在，直接导致消费者在种类繁多的净水器市场中无从选择。
　　记者从几大电器商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净水器种类品目繁多，“微晶超滤膜”、“五级过滤”、“亲水膜”、“纳米膜”、“中空过滤膜”、“反渗透RO膜”⋯⋯让人眼花缭乱，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都有。
　　余雯曦说，从目前实际销售来看，30-40岁为净水产品销售的主力人群。“可能是由于这类人群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大部分也正处于组建家庭的关键时期，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较高。”
　　那么，是否每个家庭都必须使用净水器呢？市面上的净水器有用吗？
　　宣称20年不喝自来水的北京保护健康协会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赵飞虹，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表示，自来水经过净水器的过滤，安全性提高了，但要注意净水器的二次污染问题，并指出净水器要及时更换和清洗。
　　浙江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申屠杭科长曾指出，市面上的水质处理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如有一般水质处理器、超滤水质处理器和反渗透水质处理器等，其中，超滤和反渗透水质处理器的效果会比较好，超滤净水器出来的是优质水，反渗透净水器出来的是纯水，活性炭净水器的效果会差一些，但可以适度改善口感。
　　据了解，活性炭和各种滤膜是水质处理器中的主要水处理材料，要根据滤过的水量及时更换。一般活性炭滤芯寿命较短为3-6月，超滤和反渗透滤芯为1-2年。
　　在选购净水器时，申屠杭建议消费者根据当地的水质状况选用，尤其要注重产品的售后服务。
　　陈女士在两年前花一千多元安装了某品牌净水器，售后定期上门更换滤芯。在更换前，工作人员都会用一个仪器检测水质。虽然已经用了两年的净水器，但她对这个检测仪器还是不大明白，不知道自家饮用的水是否真的安全。“当我询问工作人员使用的检测仪器工作原理如何时，他们总是含糊其辞，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表示这是从美国进口的检测仪器。”
　　余雯曦介绍说，目前行业内上门检测净水质量时，使用的是TDS检测仪。“其实这个工具并没有行业内说得那么玄乎，只是一种非常简单快速的检测仪器，专门检测水里溶解的总固体含量，得出的是一个相对的指标。所以水质好不好，不能简单地以这个数值为标准，只能将其作为终端检测的一种方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若TDS检测值在50以下，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之所以用这个工具，是因为其快速和便捷。“我们的售后人员不可能带一大堆非常专业的仪器设备上门。TDS检测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其实TDS检测仪并非什么高科技产品，现在这方面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净水是一个需要良心的产业，是一项民生事业，若滤芯等耗材未能得到及时更换，净水器基本等同于“污水器”。余雯曦指出，净水产品的销售实际上始于售后，净水行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和服务的竞争。据了解，浩泽的净水器核心产品主张“提供APO+安全净水技术和优质快捷的终身免费服务”。
　　不可否认，净水行业的今天是任何一个成熟产业都曾经走过的路，必然会经历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各方面都应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正是看到了净水行业的商业前景及存在的问题，日，中国家用电器协会饮水电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表示，“在家用净水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专委会的成立，对整个行业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我们要通过建立一个公共平台，为企业创造交流沟通的机会，共同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和问题，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煤炭的冬天？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3月，全国煤炭市场景气指数为-27.6，比2月下滑8.3点，反映煤炭市场依然偏冷，且程度加剧
　　| 文 ? 本刊特约记者 齐岳峰
　　煤炭号称中国的“工业血液”，在经历了黄金十年的狂飙突进之后，它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而紧俏，又随着增长减速而滞销。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煤炭运销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3月，全国煤炭市场景气指数为-27.6，比2月下滑8.3点，反映煤炭市场依然偏冷，且程度加剧。
　　从产能不足到库存大量积压，2010年到2012年短短的两年间，我国煤炭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冰火两重天”，受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及假期因素影响，煤炭市场需求转冷，“去库存”的过程导致煤炭价格迅速大幅下滑，同时受2011年年底出台的电煤限价政策影响，煤炭采选业景气指数逐月下滑。与此同时，体制上长期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所导致的煤电矛盾也日益突出。
　　春天一去不返
　　1981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到山西大同、朔州考察，看到当地老百姓穷得厉害，但那里的煤炭埋藏很浅，一锄头就能挖出来。胡耀邦问你们为什么不挖煤呢？当地政府官员回答：煤是国家的，私人不能挖。胡耀邦说：“有水快流嘛。大的矿山国家开采，稍大一点的集体开采，贫矿和那些国家、集体不值得投资去开的，就让群众自己去开采。”
　　1980年代，正是全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蜂拥而起的乡镇企业对煤炭资源有很大需求，很难从国家控制的大型煤矿得到满足，便只好求助于社队煤矿。在这种形势下，山西省也意外地迎来了乡镇企业大发展，因为山西有煤炭资源，而山西搞得最红火的乡镇企业便是乡镇煤矿。那时整个山西的煤炭供不应求，江浙等经济开放地区都派人驻到乡镇煤矿上，等着要煤。
　　在社队煤矿出现之前，山西的煤矿均是国有企业，除了8大统配煤矿隶属于中央政府外，还有340个地方国有煤矿。因为煤炭资源产权性质属于政府代表国家全民所有，而国有煤矿则作为政府的代理人，经营着几乎所有的煤炭资源。
　　“经济的持续下行让煤炭需求增速趋缓，但中国煤炭产能却步入集中释放期；而页岩气能源革命让世界第二大煤炭生产国美国的煤矿出口剧增，可以说中国煤炭黄金十年已经过去了。”煤炭专家黄腾向记者指出，随着煤炭市场步入严冬，生产商、贸易商、港口等，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开始咳嗽了。
　　2013年世界经济仍然不景气，欧美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国家市场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经济也将从高速增长调整为低速增长，特别是今年以来长达半个多月的雾霾天气给环境治理再次敲响了警钟。包括基础工业在内的煤炭、焦化、水泥、建材、钢铁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将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总体上来看，煤炭的需求难以呈现大幅增长。
　　进入新一年，在南方持续低温的天气下，动力煤市场并未迎来转机。可以说在煤炭需求最为旺盛的阶段，煤炭价格仍然难以上行。
　　2013年，煤炭政策不断推出，电煤价格并轨，稀缺煤种开采保护，焦煤推出，市场并未对这些利好有强烈的反应。目前来看，炼焦煤市场要好于动力煤市场，稀缺煤种的保护性开采和钢铁价格的上扬，提升了近期的炼焦煤市场。从各大煤炭企业签订的2013年合同看得出，喷吹煤、炼焦煤价格较去年12月份上调了70-100元/吨。
　　港口之殇
　　码头外，延绵一千多公里的大秦铁路，穿过数十米高的防风网，将秦皇岛港，这个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煤炭港口，与中国北方大型煤矿连接起来。二十多座黑色的煤山，堆在防风网内的铁路两边，几乎将整个港口塞得满满当当――这是一个让全球投资者不寒而栗的场景：全球煤炭市场风向标秦皇岛港，库存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那时电煤价格曾经大跌。
　　拥有12公里海岸线的秦皇岛港“煤码头”，正在迎来近十年最严重的“反季”寒潮。每到迎峰度夏时节便供不应求的燃料煤，今年突然变成无人接手的滞销货。5月起，“煤码头”上积压的库存就直线飙升，到了上周末，库存量已经暴涨7成，相比同期至少整整多了300万吨，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加严重。
　　作为中国“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这个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煤炭港口，最的时候，每天停靠在码头上等待装货的运输船有八十艘，他们要从这里运出七八十万吨煤炭，大部分煤是销往中国南方的发电厂。
　　“市场需求不好，场存压力太大，一些品种都卸不下来了，老总们都在跑客户，希望电厂能多派船拉货。”秦皇岛港一位负责人向记者无奈地表示。
　　实际上，这一轮的煤炭市场行情，从去年的12月份已初现端倪。彼时，长三角地区和沿海各工业城市的工业用电减少，需求下降，煤价开始下跌。
　　进入三月份，由于春节过后工厂开工和大秦线进入检修期，调入煤炭的煤种和产量减少，煤炭价格小幅抬升并保持了一段平稳期。平稳期过后，市场重新陷入观望和小幅下滑态势。从5月初开始，煤炭市场价格由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已经连跌6个周。而且，这一轮下跌，跌幅明显增大，达到了16元/吨，从这6个周的趋势来看，跌幅越来越大。
　　按往年的规律，一旦进入5月份，随着下游电厂对迎峰度夏进入提前储备期，煤炭行情会有小幅度上扬。
　　如今，行情不升反降，没有人来采购了，这是一个令煤炭贸易商甚感诧异的事情。
　　“精煤价格跌得太快了，一天一个价，洗煤厂已经大部分选择阶段性歇业，资本金稍微厚一点、抗风险能力强一点的煤矿企业不想闲置设备，就只能减少每日的生产量来缩减开支。 ”山西一家煤炭运销公司副总经理郑先生告诉记者，“煤企一般都是三班倒，现在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变成两班倒。 ”
　　来自山西的一位煤炭贸易商告诉记者，迫于港口库存的压力，上周，他们不得不以690元的价格，出售了一批发热量5,500大卡的煤炭。在往年市场看好的时候，拥有稳定煤源的企业，往往能取得“正倒挂”的价格，即高于市场指导价交易价格出货。
　　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煤炭分析师安志远告诉记者，与往年的煤炭市场行情迥然不同的是，价格已经跌了不少，还是少人问津，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需求不足。从供给上看，秦皇岛煤炭的供应量却还在持续增加，再加上进口煤炭的冲击，供大于求的失衡局面进一步加剧。
　　煤企寒冬远未结束
　　对于秦皇岛港库存的快速上涨，煤炭产地也有了“回应”。
　　(,)集团平朔煤矿职工5月份的工资，已经推迟5天下发了。
　　中煤能源是中国第二大煤炭生产企业，也是秦皇岛港的最大客户。位于山西朔州郊外的平朔矿区，是亚洲最大露天煤矿之一，也是这家央企的核心矿区。即使登上海拔1,500米的t望台看，灰蒙蒙的晋北山岭之中，150米深、数十公里长的黑色矿坑也显得颇为震撼。
　　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上千台巨型电铲同时不停作业，有30万吨煤被从地下挖出，运往洗煤场，并被装上火车，通过大秦铁路――一条号称“煤炭出海大通道”的铁路，从高原运向海港，1,000公里长的铁路上，一列列运煤火车仿佛一条条河流。
　　中煤能源平朔矿区的情况并非孤例。山西另外一家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下属煤矿亦纷纷降薪。“原先由集团100%核发的工资，变成由集团开始负担其中70%，剩余30%各煤矿依自身效益，给职工核发。”山西焦煤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国家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前五个月，我国持续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出现明显回落，1至5月，全社会用电量1.96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增幅回落6.2个百分点，为近几年来较低水平。
　　看涨中国的人士曾经预期，在2014年新铁路路线建成从而解决运力瓶颈问题之前，煤炭价格会始终保持在高位。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就认为：“港口堆积时间不会太长，因为马上到夏季用电高峰了。伴随着房地产的回暖，带动钢厂等用电大户的重新开炉，煤炭市场或将逐步走出低谷。”
　　近日，山西省煤炭厅数据显示，一季度全行业吨煤综合售价546.79元，同比下降7.32%。受此影响，中国煤炭产量也因此出现罕见的下降，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透露，中国主要燃料第一季度的产量同比下降0.95%至8.3亿吨，而消耗量仅上升了1.5%。煤炭行业企业景气指数降至96，落入微弱不景气区间；企业家信心指数为88.8，相对不景气。有报道认为，对中国的煤炭企业来说，产量下降或许会使这个在过去10年中规模翻了一番的行业面临更大的压力。
　　一些“涉煤”老板也在思忖着改行，踏出是非地。从吨煤420元降到387元，盈利空间被挤压到最小的煤炭中间商（即煤贩子）的主动权尽失，在对后市预期悲观的情况下，不少贸易商选择了“割肉”。不少人更是开始转向其他中间商业务，比如铝锭、锅炉、粗蜡等。
　　面对严峻形势，国内煤炭企业无法再“淡定”。据了解，在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组织的一季度煤炭经济运行分析座谈会上，国内某大型煤炭企业公开“讨伐”了另一家企业，前者指责后者一再通过低价抢夺其重要市场，迫使他们为保住市场而不得不跟着屡次降价。该大型煤企的发言人称：“电力行业向来很团结，煤炭也要有行规。降价降不出市场来。再降价，我们是先死，恐怕70%的企业也都要亏损。”这种公开的“讨伐”显示出部分煤企已经对同行的盲目降价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有的煤企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应对不断下跌的价格对他们的冲击。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日，河南省多家煤炭企业向政府提出“煤电互保”方案，要求政府出手提倡省内电力企业优先使用省内煤炭。但是此消息一出，立刻招来了一片批评。向政府申请“煤电互保”的煤企被指寻求地方保护，是对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倒行逆施。
　　“燃煤之急”如何破题？
　　煤炭行业最主要的问题是长期以来煤炭供应链流通环节中存在的不平衡。这其中的许多弊病大大加剧了供求与产能问题对于煤炭行业的负面影响。所以在未来，煤炭行业供应链流通环节的变革与创新、引入电子商务模式创建企业与用户的共同平台、实现行业资源的高效再集成，是中国煤炭行业寻求出路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国内煤企巨头除了遭遇煤炭市场低迷困扰之外，有些还饱受旗下煤化工企业效益严重下滑的拖累。在这种腹背受困氛围中，一些煤企纷纷出售化工资产以图减负。显然，曾给煤企带来滚滚财源的化工项目，从昔日百般受宠的“香饽饽”变成如今的“烫山芋”，个中包含了多少合离情节和恩恩怨怨。
　　那么，中国煤企的振兴之路究竟在哪？政府和企业应采取哪些政策和措施扭转颓势？业内人士指出：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已经过去，探讨煤企全面振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结构调整、产能优化是煤炭行业今后的重点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煤企应当通力合作，将产业政策、重点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淘汰落后产能、过剩产能、加强煤炭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政策更应很好落实，进而为国家能源安全奠定良好基础。
　　相比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煤电互保”，业内专家称，“煤电联动”应是此时帮助煤企脱困的有效途径。金银岛煤炭分析师戴兵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煤企现在肯定更愿意实施“煤电联动”。目前国内电力企业由于煤炭市场的长时间低迷，企业利润有明显改观。但是目前动力煤价格已经完全跌破了去年重点合同价格。今年虽然取消了重点合同，但是实施了中长协，电力企业的接受价格在目前很低的价格上还要求煤企继续给予优惠。煤企利润下降过度，煤价已经逼近成本线。所以此时实施煤电联动应该是最好的时机。这将明显改变目前煤炭市场低迷的态势。 “加强对成本的控制也是比较有效的措施。”戴兵认为，面对当前形势，兖矿等企业下调员工工资也是较为积极的应对态度。
　　总结来说，未来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从宏观格局上给予科学指导。国家要加强煤炭产能总量调控、加快推动煤炭大信道建设、推动煤电一体化进程、延缓资源税征收、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解决铁路建设基金、清费立税和放开煤炭进出口，对于转型创新的煤企予以鼓励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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