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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标题和内容
(编号：6-786723)
具体内容：东津世纪城和北还建房的几万居民，晚上七点以后都没公交车坐了，很不方便，而且很多出租车晚上还不愿意跑到这边，强烈建议59路到晚上九点收班或者将16路延伸到东津世纪城。...
(编号：6-786383)
具体内容：公交公司领导：
？ ？ 你好！
？ ？ 我在贵公司办理有三张公交卡，其中有一张卡使用有差不多十年了，前不久卡出现问题不能读了，去星火路服务部处理，因当时单位集体办的卡，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现在这个人定居......
(编号：8-78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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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5-78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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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襄城新街16号市直机关综合办公楼（老公安局院内）毛寿龙：新十年中国社会公共政策走向__
&& 学者专栏 && 毛寿龙：新十年中国社会公共政策走向
毛寿龙：新十年中国社会公共政策走向
编者按：日，胡锦涛总书记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共识网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中国政府制度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来解读&十八大&报告中的公共政策部分，在访谈中他对经济形势、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发展、大部制改革、政府创新、以及教育、户籍和保障房制度等社会公共问题进行了分析。
&&& 以下为访谈实录：
&&& 大会主题的变化
&&& 邵梓捷：这次十八大报告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您觉得这个主题跟以前有没有区别？
&&& 毛寿龙：很多人先看意识形态，所以一般来讲会把意识形态的东西说一下，但是总的来讲这个意识形态实际都是往越来越具体化的方向走，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有人会讲马恩列毛不怎么提，但实际上在公报里都会有所提及。好像七中全会的报告里没有提这个东西，但后来还是提了一些。
&&& 主题就不提这个了，说明它的意识形态跟过去还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界限，说明意识形态实际是在往进一步淡化、进一步务实的方向走。另外报告突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它已经把自己界定为小康社会，而且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到2020年实际是两个五年规划，十八大和五年规划正好是有点交叉，所以十八大的核心是人事变化。
&&& 但是对政策来讲，它还是在延续&十二五&规划，可能再往下走就是&十三五&规划，还是按照计划来的。&十二五&规划实际上跟十八大报告一样形成了一种政策性的文本，这个政策性的文本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共识，即先由各个部门提出，再由中央把它变成一种官方的语言、官方的文本。实际上就是中央和各部门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理念，再由相关机构去推进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形成政策文本的过程，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变化的方向和一些要实现的目标。当然有人会讲，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把GDP和人均收入又变成了硬性指标，应该说还不是，一个是预料，另外一个基本上还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意思。
&&& GDP指的是总量，人均指的是收入。这两个概念跟过去文件中的提法不一样，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提法基本是一致的。过去的提法是钢产量多少吨，粮食翻番多少斤，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目标，其中有一个人口指标，就是控制人口在多少人范围内，而且还分解指标，比如说北京市要控制人口，但是实际上后来北京市人口还是突破了这一指标。
&&& 过去所定的指标基本是实物指标，然后变成基本是GDP的指标，然后变成人均收入指标，当然还有其他小康社会的一些公共性指标，我觉得实物指标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是现在不怎么提了，核心就在于衡量财富的标准和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我们有三套房，过去就只说三套房加在一起有多少平米，现在会讲当年成交量的总价格之和、财富值，过去的财富值是实际生产量，是新增，现在是实际交易量是多少，就看市场的活跃程度，把个人主观判断放在里面了。
&&& 现在又开始强调收入，我们过去说老百姓实惠得的比较少，实际上就是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因为实际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比较少。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资产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劳动力市场没有发展起来。如果劳动力市场发展得越好，按道理来讲劳动力价格就应该越高，如果资本市场发展了，财产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也就会提高。这三个方面的收入加在一起的话，应该说收入倍增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按道理来讲，7%的增长率基本上可以八年实现翻番。今年肯定是7%多，很多人讲会不会持续，总体是7%多，有可能8%以上。
&&& 邵梓捷：大家都觉得对明年不是特别看好。
&&& 毛寿龙：应该是这样，GDP下降的趋势应该说还是存在的，但是它还是有很多改革空间的，实际是一个市场的活跃量问题。
&&& 我们过去发展农业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地分给农民，划一块宅基地让他盖房子，划一块猪圈让他养猪，再划一块山地让他种树、种种子，划一块水田让他种水稻，划一块旱田让他种小麦，实际就是高密度的劳动力，劳动力就变成了农业户口，以这种方式来做。我们要搞银行，就找一帮人去搞银行，给他们高工资，给他们盖房子，这是我们过去计划经济的做法。
&&& 市场经济的做法是开发产品市场，农民基本上还是稍稍有一点计划，劳动力还是在农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村劳动力本身的人力资源化还是有很大空间的。最近十年，农村的劳动力在很多意义上变成了人力资源，一旦有了人力资源，这种市场就会有生产力的解放，如果GDP体现在人的价格上，GDP就会很高。农村一部分土地转变为工业用地和商品用地以后，就直接转变为GDP。如果是工业用地的话，那个价格比较低，但是如果转变为产品，即商业用地的话，比如商品房直接就变成了房子的GDP，还有一部分地变成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又转变为拉动一系列相关的产品，也是GDP。所以目前从GDP角度来讲未来十年还是有很多改革的空间，尤其是资本市场，股票2000点如果涨到6000点，资金量就不是翻一番的问题了，可能是成长3倍、4倍。
&&& 劳动力不是成本，劳动力的交易价格，它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劳动力的增值从生产角度来说是成本，但是从劳动力本身来讲，他的GDP产值相当于他可接受的最低价格和工厂实际提供的工资之间的一个差额。但是去年的成交价和今年的成交价的增值本身就是它的GDP的增量，终端价格的持平。
&&& 邵梓捷：如果有一部分人口进入了社会劳动力市场以后，是直接转化为GDP。
&&& 毛寿龙：对，劳动力市场分工，比如有一个人会开车，也会写文章，他开车开得比谁都好，但是他文章也写得很好，所以他选择写文章，为什么？因为车还可以让别人开。在这种情况下开车的人实现了他的一个价值，如果他同时开车，同时写文章，他的价值是下降的，而另外一个人有一半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浪费掉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实现，所以劳动力分工水平的提高是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在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闲置的，在城里所有人都非常忙，哪怕做早点都忙不过来。
&&& 我们实际上释放了原来所控制的一些东西，就是GDP化，作为市场化的一个标志。原来我们天天在家里做饭，但是城里人经常在外面吃饭或者买半成品或者买从地里运到城里的菜，这些菜在地里是两毛钱，到城里已经是五块钱了，或者从其他国家运过来。GDP是最终价格之和，它意味着一个萝卜按地头算值两毛钱，但是按终端价格算值五块钱。或者一瓶矿泉水，按咖啡厅的价格算是三十五块钱，但是按超市的价格算实际是两块钱。
&&& 邵梓捷：这是最底层的这些人的收入。如果对于一些高收入人群来说，十八大报告这么一个未来发展方向对他们有实际意义么？
&&& 毛寿龙：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讲也有很大的空间。一个就是你学有所成，比如艺术家的艺术市场发展以后，政府提供相关的产权服务，也就是说所有艺术品都有唯一的产权证明，这个产权证明是可对抗第三人的。也包括房地产，如果是小产权也能够实现产权化，变成可对抗第三人的产权登记的话，很多资产就资本化了。不仅对富人是这样，对于穷人来讲也是一样，穷人拥有很多资产，加在一起比富人还要多，但他们实际上很少有机会进入市场，他实际拥有了资产，但是没有拥有资产权，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财产权又是分等级的，所以监管领域以及相关的财产身份制度的平等化，是让整个财产市场、资产市场能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 企业也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企业都是依赖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企业不依靠这种良好关系就能维护它的市场环境，同时政府又能够为企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环境和平台的话，那么很多企业会变得非常值钱，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也会很明确。但是如果你经营了一个企业，处于一个非常不好的市场里面，非常不确定，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
&&& 比如大片很赚钱，一千万美元投资可能挣十个亿，也有可能投了五个亿就只挣了两千万，所以大片的投资环境非常不好，原因就在于它的收入是很难确定的，观众的偏好很难把握，而且没有累积性，任何一个电影公司投资都不可能说这部电视剧成功下一部电视剧就肯定成功。包括其他做产品的，iphone3做得很好，iphone4基本市场是有保证的，不会到iphone5的时候一下子就没有了，它有一个累积性的表现。但是文化上就没有，在这个领域里，假定政府本身就不确定的话，可能连苹果公司都做不到，不用说像文化市场，连苹果公司都做不到，那就比较麻烦。
&&& 所以如果一个企业在当地跟政府官员交恶，或者金融环境一下子发生了变化，他的投资或者金融债务没有办法收回，资金链一下断裂了，（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实物资产。这就好比说一个人所有的血都在身上运作，他一定要抽很多血出来，可能一下子就休克了，一文不值了。所以企业在中国看起来经济发展很好，但是一到证券市场去买卖它的价格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一文不值，或者说它没法确定，所以这一点是跟中国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有很大关系的。
&&& 还有一个就是证券市场本身主要是在卖资格，不是在卖企业或者产品本身，那么多上市公司，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投资者也不去看它要做什么。所以最近证监会都出来道歉，大家都在总结十八大经验，证监会在那儿检讨说他们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就是监管太严，使得进入的成本太高，进入的门槛非常高。另外进入以后，监管又不力，自己监管也跟不上，也不让别人去监管。
&&& 比如说涉及到监管主权的问题，国内市场赖就赖了，跑到美国去，美国证监会要派美国的审计公司到中国来监督，我们说这是监管主权，最近才松口，让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管。有一个会计公司就根据帐面的基本分析说中国有很多合同是假合同，是自己做的合同，GDP是假的，号称是有GDP，实际上这些GDP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话，对企业来讲营业收入根本无法保证，人家一看这个报表就会发现问题，这个企业说它跟哪个企业有合同，但是去查那个企业的时候，发现合同根本就是虚假的，或者根本没有物流产生，很难说这个数字是科学的，但是它能发现纰漏，一个链条上，只要有一个链条没发生，这个事情实际是没有发生的，是做出来的。这样的话，中国公司在美国的风险很大。
&&& 我们过去讲让中国企业走出去，接受国外股票市场、证券市场的洗礼，再让他们形成良好的习惯回国来带动国内的市场，但是后来发现他们出去不仅没学到好习惯，还把坏习惯带出去，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你看我们证券市场那么糟糕，但是证券市场的资金本身也是财富，对很多人来讲资金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财富，而且证券市场上的财富应该是文明的典型结晶。过去你看见粮食是财富，根据GDP计算，一袋面粉做出无数种食品来，有文化的那种食品价格是很高的，它也是文明的结晶。把它变成房子，过去的房子和现在的房子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房子可能造价两千块一平米，实际上市场销售价有可能会达到好几万或者几十万，因为它跟当地现有的生态、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也可能跟它的规划有关。比如纽约中央公园边上的房子就非常贵，那个房子跟它的造价是没有关系的，跟纽约中央公园周边一系列的文化环境是有关系的。
&&& 收入分配：不为工资设限，提供最低社会保障
&&& 邵梓捷：这次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词就是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您能具体谈谈分配制度改革在未来，您觉得会有哪些改革动作？
&&& 毛寿龙：分配制度改革看它怎么看，分配这个理论通俗来讲就是等蛋糕做大了以后大家等着去分配，但是要搞清楚并不是所有蛋糕都是可以分的，很多蛋糕本身就是垃圾。因为你去分配别人的蛋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在破坏出价最高的人的需求。一个蛋糕之所以卖得贵是因为很多人去买，其中有一个人出一千块钱，一样的蛋糕，但是无形中价格就高了。但是你要去把这个蛋糕分给别人，这是破坏市场的做法。我不用说蛋糕，就说一瓶矿泉水，在酒吧里面卖三十五块钱，在超市卖两块钱，酒吧里出价最高是三十五块钱，在超市大家愿意出的最高价就是两块钱，你现在要平均分配，等于让那个人把三十五块钱拿出来，跟超市平分，最后超市里卖十七块钱，结果谁都不要了。这是两边都坏掉了，这边市场坏掉了，那边市场也坏掉了。所以收入分配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等着你想分配的时候，市场消失了，而且这个财富就没了。
&&& 我们所讲的GDP不是说一瓶水、两瓶水的财富，它是在不断的市场配置过程当中，把资源配置给出价最高的人，然后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蛋糕。因为有一瓶水可以卖十七块钱，所以才会去生产各种各样的水，而且还会为水提供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在市场配置资源这个过程当中收入分配方案的出台是非常困难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好。
&&& 邵梓捷：关于收入分配的内容来讲，到底应该由谁来分配？是政府还是市场？
&&& 毛寿龙：不是市场，是个人。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买这个东西，你愿意以什么价格接受这份工作，是每个人的问题，是由每个人自己做决定的。一个农民刚开始出来打工，200块钱就接受了，一个北朝鲜人到中国来，150块他就觉得很好了，比国内还要好。但是在我们中国会给他3000块钱，最后朝鲜政府把90%的钱都拿走了，所以政府派人到中国来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市场上，我们给他的分配方案是给他3000千块钱的工资，但是他们政府来了以后，只给他150块钱，2850块钱政府都拿走了，收回国库了。按说是市场分配，这是他愿意要的工资，15块就够了，但是我们市场的工资必须给他3000块钱，因为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力基本是3000块钱左右的工资价格。就好像我们过去说教授跑到美国去教书，在国内拿基本工资，过去还要把在美国挣的钱拿回来交给单位，后来说做不到，因为谁也不肯把美国挣的钱交到单位去，他不交你也没办法，他也不告诉你他拿了多少钱，他说我在美国都花掉了，美国东西贵，不能天天吃方便面，所以这种做法没有实施下去。
&&& 我们可以看出来，北朝鲜的市场和中国的市场里面一次分配150块钱，二次分配是把他的2850块钱拿走了。这个方案绝对是破坏市场的，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一些例子，比如一些高收入的人，他愿意到证券市场去工作，市场给他300万，因为在中国要拿到300万一个月是很难的，但是市场愿意给他300万，因为他来了以后，这个公司立刻就增值了，他比乔布斯可能差一点，但是比一般人强，是非常好的市场运作的人，做PE也会做，任何东西都会做，公司都愿意聘他300万一个月，但是政府假定说最高工资不能超过1.5万，最后300万一个月，政府得拿走多少钱？政府说这叫暴高工资、畸高收入。我们说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没有最低工资也没有最高工资。
&&& 所以我们说最高工资，你不要去设限，除非是行贿，那没有办法，那是跟权力有关的。最低工资不是一个社会福利问题，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要的是一份工作的经历。我就特别提出一种工作叫做灵活就业工作，这种工作唯一目的不是去寻找工资，看到的是未来的成长机会，这跟做企业一样，做第一个企业的时候你不可能挣钱，学的就是经历，通过这个来了解市场，了解自己适不适合。如果有很多灵活就业岗位的话，大学生是可以去工作的，大学生实习也可以有工作，生手可以有工作，很多人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工作，而这种工作是凡是人都可以干的，是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人都可以干的。
&&& 比如洗车工一天拿多少钱，这种工资你不可能说给他一个能够养活家庭的工资，如果给他一个养活家庭的工资，那么大家都自己洗车去了。因为他很便宜，所以大家都让他洗。但是现在假定有在城市流浪的农民工，带了三百块钱进城，找工作没找着，钱都花得差不多了，第一份工作又没给他工资，那么大冷天就晕倒在洗车房门口，洗车房的老板一看说捡到一个劳动力，就让他进去然后给他一杯热水，他就为洗车房老板工作了。
&&& 如果那会儿洗车房老板没发现他，有一个黑社会的人看见了他，那他可能就成了黑社会的小喽：谏缁岬男∴嵌际嵌亲佣龅靡钐跫趾懿睿怯幸话押锰辶Γ绻谏缁岣桓雎罚突岣藕谏缁岣伞１热缒歉鲂⌒值芩滴矣幸桓雎贩指阋话耄礁鋈司统闪撕眯值埽⌒值芩滴掖闳ゼ蟾纾蟾缢稻湍慊瓜敫遥思一共患靡４蟾缢的阆鹊酵饷嫒ジ傻闶裁椿凳拢デ懒桨倏榍铱纯矗统鋈デ狼缓缶退岛细窳耍涂梢愿梢恍┦虑榱恕Ｋ运嫡庋娜巳绻挥辛榛罹鸵祷岬幕埃陀锌赡茏呦蚝谏缁帷Ｈ绻辛榛罹鸵祷幔偃绫幌闯捣康睦习蹇醇耍谐杂凶。桓鲈赂桨倏榍梢阅昧桨倏榍ヂ蚴榭矗ソ蓿缓笤谕咀霰嗉
&&& 全国那么多播音员都到北京来打工，辛辛苦苦最后跑到电视台去了。你说不让有住房投资，不让有灵活就业的工作机会，很多人是出不来的，而且根本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都是高薪，而且有一个就业断层，这个就业断层使得很多人根本没有工资。
&&& 但是这里有一个需要保障，就是他工作的条件不能损害人的健康，因为这是会导致永久性的伤害的。这个东西一搞，血汗工厂还是会存在，因为你找不到它，但是管理方面做得比较平常的那些工厂基本都完蛋了。我朋友开了一些小企业，雇了外地人当工人，因为工人都是来来去去的，他给他们买了保险，买一年保险，他可能半路就跑掉了。但是忽然来一个人，他三天没注意，没给他买保险，这种人最容易出错。跟他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他就跑过去，一下掉下去死了，然后老板就赔钱，老板娘就心疼说一下子六十多万就没了。不是厂方的错误，都跟他说过，而且教育过他，他自己还要去，最后死掉了。但是人家是独生儿子，现在没了，你老板给他那个钱总是应该的。现在都是定价的，一个指头多少钱，一只手多少钱。但是有些人一看赔偿金有六十多万，就说我看死了算了，因为本身就要自杀，所以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如果这样的人多一点的话，会严重影响小企业的发展，甚至因此而倒闭。车祸事故也是一样，我去重庆，有一个朋友要请我吃饭，他说出大事了，昨天我们的班车让公交公司的车给撞了，撞上了以后，公交公司违章，但是他的车被撞了以后人当场死了，死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但是工伤是你自己出钱，这是交通事故，是公交公司出钱，公交公司说我没钱，政府说你直接把钱交到位，一个人找一百万过来，五百万就先拿出来，还要治疗，还有一大堆事，他说不得了，我挣多少钱，一会儿就花出去了，所以只能走人。
&&&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收入分配不是去控制就业，而是让就业相对来讲条件公开，而且能够好一点。但是不要去管那么多灵活就业，搞什么最低工资。举个例子，我开一个饺子店，我雇一个人是可以付他一个月三千块钱的，但是他要有技术，包饺子包得肯定很好，周边菜馆都没他好，所以他不断地改善包饺子的技术，他就可以挣到五千块钱。但是现在有两个人等着找工作，一个是我只能给他付最低工资，假如1500块钱，但是别的我付不出来，还有一个人连吃的都没有，连工作机会都没有，我说你来吧，一个月给你200块钱，零花钱给你200块钱，但是吃住你都在这儿，晚上客人几点走，你几点把活干完，几点在这儿睡觉，免费睡觉，地铺一打就睡觉，第二天我要开张了，你就赶紧起来，实在熬不住了，找一个地方蹲一下，比较辛苦，但是让我给他提供一个住宿，搞个一居室我肯定做不到，搞个地下室我都做不到，但是我收留了这个人，而且我还教他包饺子技术。这个人心灵手巧，三个月工夫就可以拿到1500块钱了，因为我的生意做好了，再多三个月，他可以拿5000块钱了，再干三个月，新来的没有最低工资的人反而拿了5000块钱，六个月工夫就把这个事情全部改过来了。但是我要给他一个时间机会，你要把别人的生意抢过来，一定要有技能提高的过程。
&&& 邵梓捷：但是大多数老板第一个月就给你200块钱，一年以后还是这个，你技术高了，他还是给你这些。
&&& 毛寿龙：那你就可以走了。灵活就业不可能给你高工资的，因为条件就在那儿，你的水平提高，不至于吸引更多的顾客，你包饺子包得越来越香，包饺子能有多少技术含量，你要包得特别鲜，人家还不太放心你这个餐馆呢，我还得花300万把这个店装好变成饺子大王才有可能，但是我不是饺子大王，谁来？但是我价格就高了，不是一般技术就可以了，我要从大饭馆挖人，拿5000块工资的人都到我这儿当下手了，而且我服务员全部要经过空姐培训的。
&&& 邵梓捷：就是不赞成设最低收入标准和最高收入标准？
&&& 毛寿龙：对。关键是说政府不是说做这个事情，而是让弱者有一个成长的空间是最重要的，但是政府要去帮助哪些人呢？当老板也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在黑社会找到这个人之前你先给他一个馒头，这是政府要做的，有救济有收容，而且让他渡过难关，哪怕排三个小时队给他一个馒头，都比让黑社会给他一个馒头强，黑社会的小喽钜餐π量嗟模嫉藐敫雎犯裕蛭谏缁嵴庵稚馐强坎蛔〉模彩侨ネ狄坏恪⑶酪坏悖缦沼执螅跚植晃榷ā
&&& 对于这些人来讲，我觉得政府需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社会也可以提供，政府也可以提供，政府可以购买社会提供的，是多方面的，个人也可以去做义工。比如我们需要劳教的那些人，现在需要劳教的人都跑到劳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待遇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法律待遇不一样，劳教所放出来的不计累犯，监狱放出来的是计累犯的，但是其他管理措施，包括物质基础设施都是一样的，配备的警力也是一样的。这种轻罪其实是社会矫正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不判他劳教，我判他到哪些地方去做义工多少天，让他去天天做好事，这是需要的，好人也去做，坏人也去做，都变好人了。
&&& 最近看到的小孩子这个事情，政府要去跟上，政府一定要下力气，把所有的流动儿童都管起来，哪怕是刑满释放的或者是父母被抓到牢里去的小孩，还有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政府也可以提供一个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好的家庭，或者说是相关的东西，把小孩子保护起来，然后让那些流落街头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是你也不要去强迫他们，那些人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了，有些事情不能勉强。我们希望他从街上爬起来，但是从街上爬起来马上成为大学者、成网站编辑的还是很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政府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对流动儿童的管理上。
&&& 还有一个是社会保障，我们对安全的想法每个人都是有的，但是市场经济不是说让你安全，所以搞不好，搞社会保障就变成了大锅饭，现在社会保障就是大锅饭，而且有些策略，为了提高参保率，故意在刚开始提供很多许诺，实际上这个许诺根本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根据现有的状况的话，80年代投的保，现在要幸福生活是不可能的。有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个人找到我的办公室哭诉，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80年代投的保，现在可以拿50块钱，但是我不是保现在能拿50块钱，我是保现在能够幸福生活，80年代50块钱可以幸福生活，现在有什么用？所以你自己买保险实际没有意义。政府也不可能从财政拿钱给他们，货币政策也是这样，所以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把货币稳定住，以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发展是掠夺式的，就是掠夺储蓄，不让你储蓄，让你的储蓄没有价值，不让你的储蓄资本化。
&&& 它说&按不变价格计算&，当时的需求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是按实物来算。当时喝多少瓶矿泉水，现在喝多少瓶，现在一瓶矿泉水两块，以后一瓶矿泉水二十块钱，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还是缩水了，没有意义。
&&&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够做的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的保证，而且还需要很多好心人来捐款，还有纳税，如果纳税不足的话，就会产生赤字财政，赤字财政对整个政府运作是非常不利的，对整个经济运作也不利，政府都借债，很多人靠借债给政府实现旱涝保收，政府养了一帮食政府利的阶层，这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把钱投在市场里，因为资本市场是有风险的，所以你会非常担心你这笔钱，要去看看你的上市公司是不是长草了，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看。你要投资的话，到一个地方就应该先去看看上市公司，看它的草长得好不好，还要看它的员工脸洗得干净不干净，就可以看出这个公司你要买进还是卖出。有些人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就做，现在主要都是赌博，风险很大。
&&& 所以收入分配的问题和保障问题，我是相信政府的作用就是去完善市场和保障最低的底线，让人不要变坏。
&&& 社会保障：责在政府，更在个人
&&& 邵梓捷：这个最低底线，您觉得是基本生存？
&&& 毛寿龙：对，有一个最基本的生存，你要让人过幸福生活是不可能的。比如有两个姐妹，大姐钱很多，小妹不争气，什么都不干，最后大姐给她钱越多越害了她，大姐哪一天经济不行了，她马上跑到最苦的边缘，而且有可能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我们一般来讲，大姐的责任就是对小妹说你要读书我帮助你，交不起学费我可以帮你，买不起书我可以帮你，如果你要买奢侈品肯定不帮你，基本生活的钱比如买柴米油盐醋的钱你是要自己去挣的，你过年过节没吃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到我这儿来搓一顿，生日的时候给你送一个礼物，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记得给大姐送一个生日礼物，这样显得平等。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实际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政府是从别的地方拿钱，变成了妈妈的责任，妈妈的责任就是从大姐那儿拿钱给小妹，但是小妹会指着你的鼻子说让我喝两块钱的矿泉水，你凭什么在酒吧喝五十块钱的矿泉水，凭什么让我坐四毛钱的公交车，你自己开两百万的宝马车。政府说禁止大姐买两百万的宝马车，要买夏利，让她也能坐上宝马牌的公交车。这个宝马牌公交是不可持续的，每天保养维护费用就更高了。
&&& 所以我们说政府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包括社会保障之类的，基本的都应该是个人的责任，而且个人的责任包括买保险等等。我是一直主张不要去买认为你可以奢侈生活的那个产品，因为任何保障都不可能让你有一个奢侈生活，只能说让你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否则价格会是非常高的。最简单的来说，大家都给汽车买了非常多的保险，那么高的保险实际面临的是现在很疯狂的开车习惯，非常高的事故概率，是为它在买单。你何必为它买单呢？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良好的司机，你为什么要去买那么多保险？而且现在骗保很厉害，社会成本非常高，明明是自己撞的，对方也明明撞了你，你还说是自己撞的，跟保险公司相互之间骗来骗去，合伙欺骗保险公司，最后保价很高，但是赔率没有关系怎么样？有关系怎么样？不管怎样社会成本都非常高。
&&& 在整个社会保障领域里，社会成本很高，市场风险又很大的情况下，自己去买保险，没有意义。你现在钱填进去，如果管得死的话，基本是亏的，因为现在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条件下是负利率，每年的缺口是多少已经有人算出来了，六千亿人民币，更不用说几大缺口，如果让它上市的话，我们做社保基金，做大总是能够赚的，不断做大，不断买进，比如昨天买是五块钱，明天买是十块钱，大后天买是二十块钱，不断做高我总是有盈利的。所以没有人有动机去做跌，大家都做高，大家都知道你会做高，所以大家都跟着你买，后面跟着一大帮问你做饭的人，做到一定地步肯定会买跌。买跌的时候，当时看谁跌得更狠谁就能赚钱，人已经换掉了，换个人，前面那个人是做高，但是一旦跌的时候没人去杀跌，因为跌得越低，后面业绩越好。所以只要是大的社会保障基金，而且社会保障基金都是水非常深的，资金量太大，它一动市场就是海啸，它不惜做波段操纵，是做海啸操纵，整个市场它占很大的比例，所以它干什么别人都跟着它，它要跌我们就做跌，它要涨我们就做涨，总是能够跟上的，所以就没有市场。
&&& 我们说社会保障的问题，缺口是它自己操作的，刚开始政府许诺太多，真正要给的时候已经没了，而且它没有风险评估，总觉得这个事情是大家的风险，总觉得无所谓，跟决策人没有什么关系。
&&& 还有一个金融政策、政府管理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社保基金肯定是亏空的。所以说做社保基金的理由不是说增值保值，它说只要付得出来就是没有问题，所以银行已经有问题了，只要你现在去兑换票据还能给你钱就没有问题，只能以这个为标准，意思就是说你还喘口气，就没有问题，只要在喘气就没有问题。我们健康指标不是这么算的，这个池子太大了，它是一个大锅饭。
&&& 所以我们的社会保障，一是要个人保障，你要去买各种各样的池子，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而不是说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问题最大的那个池子上。二是要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政府，政府越小，提供的保障越可靠。社区联保因为可以以一种实物联保或者人际关系网络联保，因此可靠性更强。一个社区里有一个志愿者组织，这个志愿者组织由6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的，结果是8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都有60岁以上的老人去打电话问他缺什么，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小区绝对不会发生80岁以上老人缺吃缺喝，家里有东西没有办法做的问题，有人给他买米、菜、面、油，都没有问题，因为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去帮助80岁以上的老人，60岁长到80多岁，后面还有6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人身体好的也可以提供帮助。所以这个小区绝对不会发生80岁以上的老人死掉了一个星期不知道的这种事情，一个小区一般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小区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这种保障要比你把钱投给政府，政府给你提供病床要好。这笔钱到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再把钱拿下来，谁知道？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些老人钱多，有些老人有各种各样的病床，有些老人有医疗救护常识，家里还有医生，就临时给你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都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包括其他的，这些东西政府都做不了，政府只能做金融，但金融恰恰是政府一介入，权力一进入，就肯定不是金融了，金融完全是个主观价值的，而不是靠权力的，一旦有了权力，它就没有风险了，没有风险了，所有东西都被没有风险的人吸走了，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说投资于社会保障还不如投资于风险，投资于朋友网，投资于小区的治理结构，社会保障不是政府，社会保障本身就是社会，有那么多朋友，你何必找政府呢？
&& 社会管理：交给社会组织，不要社会控制
&&& 邵梓捷：社会的力量也表现在很多形式上，现在医疗上也开始想借助社会的力量。前两天拍卖了一个小的社区医院。这种医疗体制的改革，您觉得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 毛寿龙：它也是一个社会机制的问题，比如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性的项目，比如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在我们国家基本看不到。律师也是，我们的服务业分工还不到，整个社会如果有专业化分工的话，一般来讲每个家庭有律师是必须的，每年给他几百块钱，假如他为一千个人服务的话，他可以招很多小助理，大学生法律系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帮他做一些事情，只要符合法律，他把把关，事情就做好了。包括医生也是一样的，稍稍有些医学常识，经过培训的一些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医疗服务小组里面来。比如有些急救的东西，120到不了，小区的人先防，他没有药，先给他吃药，事先都了解好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老年协会的成员。有一些人成天给他们提供服务，也基本了解他们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不要进入医疗门诊，不见得一定要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医疗系统，谁得什么病，谁怎么治病，谁血型是什么全部搞得清清楚楚，杀人都很方便，随便搞点药就给他搞死了，因为他所有治疗知识都有，医疗系统里每个人的隐私都在里面，你要搞什么药品，要杀人，医生是最熟的，知道你过敏，给你加点青霉素就行了。
&&& 所以这个社会组织就非常重要，一提到社会组织，我们的政府就会想到给它松绑，或者说我要搞社会管理，一想就先让政法委上，政法委的工作是社会控制，所以它就把社会管理变成了社会治安，社会综治中心变成了社会管理中心，老想着政府去控制社会，然后把社会的空间搞得一点办法没有，一个小区里要发展点社会组织如临大敌，先把为首的人找去问问。
&&& 邵梓捷：现在国外社会管理的创新首先就表现在社区。
&&& 毛寿龙：对，社区的社会组织非常多，但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就是跨区域社会组织，也还有一些比较做秀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那种社会组织，是以搞宣传为主的，有基金会给他们赞助。美国很多人都以在社区里面工作过为荣，奥巴马在社区里就工作了六年，他把它当作一个政治起点，他以后一直在说他在社区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面对非常多的难关，小伙子都想跑的时候，他都没有走，还是领导他们完成了很多事情，后来他走了，但是这个事情还继续下去。
&&& 邵梓捷：社区里面有很多创新形式都可以作为实践，比如民主形式，比如它的医疗服务、公共服务都可以在社区当中想办法实现，而且它其实关系更稳定。
&&& 毛寿龙：对，而且它更具有社会性，这样它的社会成本由社会投入，降低了很多，当然里面也不排斥有很多商业性的东西。
&&& 所以政府如果觉得某个地方有一些问题，往往就想到要把它封杀掉，这个管理思路是有问题的，而且很多官员就是为了权力来控制社会组织的，最后让社会组织天天去磨他，现在情况稍稍有所改变，但是这种相关的实践和制度是相脱节的，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实践有了，但是你会发现一落实到法律制度文件就很难改过来，或者说文件上已经说了，但这个东西也很难落地，一落地就变成了各个部门的工作，各个部门为了自己部门利益最大化，结果也没有把这些工作给推上日程。我们现在看全国各地的创新很多，但是能够形成规则性的创新还是很少，很多人说有长效机制，这个长效机制有是有，但领导没有了，这个长效机制立即就失灵了。
&&& 村民组织也是一样，全国搞了很多试点，90年代搞得非常红火，大家都写完文章了，国际上先进案例也有了，最近几年好像都变了，因为领导的想法变了。村民委员会虽然发展起来了，但是又搞了一个村党支部，村委会要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中组部一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这一件事就把整个工作一下就搞没了，而且出现了长期连任的党支部书记，后来被村民反对，有点像穆巴拉克那样被推翻的例子不在少数。
&&& 大部制改革趋势：合并
&&& 邵梓捷：您觉得2013年的两会在大部制改革方面会有哪些变化？
&&& 毛寿龙：一般来讲，最近有人发现一种迹象，但是这种迹象也未必是真的，比如哪个部门的正部级官员一般是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总数减少，有些部委的长官没有在里面，这个部就有被精简的可能性。
&&& 邵梓捷：因为省的行政区域不会有太大调整。
&&& 毛寿龙：对，省委书记肯定是中央委员，重要的省长也是中央委员，还有一些重要的正部级的几个人。现在一些省委书记都已经在动了，因为中央领导变化以后，省委书记也得变，天津和政治局委员的那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目前没有位子的那么会有一些主要位子。部长里面有些可能是年龄到了，要退了，所以从这个迹象来讲很难说，这个方案要到明年二中全会的时候决定，所以光是看一中全会看不出来，要看二中全会。
&&& 铁道部被合并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刘志军不在了，他比较狠，所以大家都不敢惹他，新上任的铁道部长也快退休了，所以不存在损害个人利益的问题。最近几年铁道部出事不少，所以正好被合并。推行大部制后，过去一些东西还有所遗留，比如环境保护部成立以后，有些部门还在发改委，工信部成立以后，&三定&方案把有些机构都合并到它那儿去了，但是它没有彻底实现大部制，实际是机构调整，当时因为李克强刚上任副总理，他分管这个工作，因为是刚刚上任的，所以由他来直接管这个工作也不太好管。所以2008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很高调的，刘志军说我们肯定不会撤。
&&& 水利部、环境、林业、国土等都有可能被合并，因为现在搞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可能搞很多部去做，只能有一个生态文明部。
&&& 是不同的划分方法，比如按地域划分还是按生产过程划分，或者按产品的种类划分，毕竟是政府管这个东西管得太多了，你如果做一个一般性的规则，不是具体的去管的话没什么关系。国防和外交都没走，政府应该主要把三个事情做好，即国防、外交和公民权利保护，但是政府对这三点好像都不是很注重。国防是中央军委管的，我们的战略基本是&诱敌深入&型的，救灾还可以，现在钓鱼岛军队稍稍出去耀武扬威了一把，管海这个领域就有很多部门。
&&& 所以我想所谓的大部制，那么多机构都合并到一块去，但是合了以后又特别大，所以叫大部制。这个跟中国特色有关系，我们很多组织结构不是很明朗，党政关系就是这样。
&&& 中国的外交很弱，就是因为在体制里面很弱，所以我建议他们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有个人，哪怕列席都可以，至少设一个外交部，设一个国防部也可以。所以我们说外交比较弱，跟这个体制有一定关系。大部制改革一直在国务院范围内思考这个问题，但是确实应该跳出国务院，我们机构改革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下面设一个办公室来做，编委会的主任是总理，但是总理就管不了党。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共中央的问题，过去一直的传统就是机构改革保一段、改一段，保的是党的机构，党的机构要维持稳定。
&&& 政府创新：地方有绩效，中央部门利益交错难推动
&&& 毛寿龙：现在在江浙地区的调研和地方改革，说明我们地方政府很有绩效，但是绩效很少有形成中央文件的，有人发现十八大报告有十八大创新点，有一点他看得挺准，就是地方改革的创新在中央文件里没有任何体现。
&&& 中央有很多话一直在说，但是没有人去落实，比如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教育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中央文件一直有，但是都没有人去推动，你让各个部门去动，根本不可能，你让北大、清华、人大三个学校自我革命，把副部级去掉，也不可能。他们是解决了很多司长的出路问题，他们是解决了副部级问题，但是学校遭了殃，越来越行政化，而且现在搞得连国际会议都要批，学术会议都要中央来批，对期刊、出版物等等，包括你们网站都管得很死。他们都是部门工作，越来越为部门利益服务，超越部门的改革越来越难，只要搞改革，都改到他们自己家去了，这是跟最近几年改革相关落地机构没有什么关系。
&&& 我最近发现地方创新一直有，中央文件创新也是有的，真正在做的就两个改革，一个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有一个是机构改革。其他领域国进民退也好，金融改革、证券监管改革、食品监管改革，所有的监管改革好像都没有什么动静，哪怕事业单位改革，出了两个文件了，也没有什么动静。
&&& 所以十八大报告写完了，大家都去说看哪个机构来推动，政务信息公开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在推动，国务院新闻办来推动各个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相对来讲比较重，但是你要搞新闻监督，但是你也发现这个机构是推动政务信息公开的，碰到一些大石头的时候根本没有用，连&三公&支出都是国家机密，这样的部门还很多，而且有很多调整。
&&&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体制改革，97年之前还是做得很好的，97年以后的改革，哪怕今年的莫干山会议都没提出什么东西出来，没有一个学者最后能够为改革说我回去处长不当了也要把这个改革搞下去，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98年之前总理都这样说，我搞一百个棺材，留一个给自己，我豁出去了，也要改革，现在没有人这样子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看来看去还是缺少一个机构去推动，如果搞不好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管理的机构，比如社会管理创新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管理创新管理机构，也是一个部门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成立单纯的一个机构而且又要使它有比较高的级别，目前来讲是非常必须的，因为你要落地，还要把基层的东西往上走。
&&& 农村教育问题
&&& 黄南：请您谈一下教育改革，最近报道说很多地方农村搞中小学合并，把小的学校都合并了，大的学校很多学生上学又特别远，所以农村很多人失学，没有学上了。
&&& 毛寿龙：这和教育的全面升格有一定关系，因为要提高教育质量，就要有一定的学校规模，否则的话所有的地方都修很多学校的话，学生人数就会下降。所以要提高农村的教育，集中教育相对来讲会好一点。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建完了以后能不能持续下去还不知道。在上海我看到有的地方规划是小学，但是根本没有学生，90年代就开始变成商品房，那个地方住的人基本都是老年人，没有孩子，规划的小学就没有了，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罗山会馆。罗山会馆是基督教青年会做的一个慈善服务平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活动就是社会养老，政府购买。
&&& 但是这种规划在农村我估计会非常多，这跟户籍有一定关系，农村人口是净流出，制度障碍是没法流入农村的，流出农村了，又没有一些制度障碍，比如很多人从农村出来，中西部我不知道，在浙江很多孩子出来读书、读大学，都不迁户口，因为你要迁回去的话，十万都迁不回去。对这些人来讲，他实际上有农村的一份特权，城市现在无所谓，要有户口了再说，没有户口他也能回得去。在北京，你要嫁一个北京户口的，你自己没有户口，但孩子能够进北京，你根本没有必要进北京的，都是没有关系的。
&&& 现在户籍制度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它和过去传统方式有一定关系，过去传统方式要发展农业，就要把一拨人固定在一片土地上，多少亿亩耕地，多少亿人口，根据现有的方式去种地，大约能生产出多少粮食，国家是这么计划的，要多少工人，再去农村招工，发展出现有的城市。市场经济以后，这个制度障碍一直存在，我们说市场经济的结果就是哪个地方开放哪个地方就值钱，哪个地方的劳动分工水平就高，这个地方就富裕，资产值钱，价格水平也高。但是你要说在农村的话，所有东西都是封闭的，所以农村就只能是贫穷落后，而且很多人第一代农民工出来之后，把大量的积蓄拿回家盖房子去了。第二代农民工在城里没有立足之地，啃老就只能啃到老家去，但是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回去，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不适合原来的手工农业劳动的。
&&& 邵梓捷：第二代农民工他们要回的话，是回到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城乡接合部。
&&& 毛寿龙：对，但是盖房子不可能盖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已经损失一笔了，他老爸的努力已经损失掉了。
&&& 邵梓捷：这些人不具备原始农业的技术。
&&& 毛寿龙：对，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是不太适合让这些人回去干农活的，80年代进城读书的高中毕业生回家务农的是最差的。怎么返回去呢，就是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回去以后有一个制度空间，我进去以后那个产权是我的，我投资，是跟我有关系的。我回去之前先找资本，然后找技术，然后找熟练工人，然后搞机械化。然后我为农业服务，我先去搞拖拉机或者搞几台各种各样的现代农业机器，所以美国发展农业就搞大规模，不是说自己大规模，这个东西跟城里盖房子一样。比如我们三个人要去盖房子，不是说我自己亲自买水泥、买钢筋，而是所有东西我都委托给别人，承包给别人，我每天跟各种各样人打交道，跟钢筋打交道、跟漆打交道，跟马桶打交道，整个楼建起来，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过程，你作为一个房地产老板就是一个企业家在组织各种各样的东西。
&&& 户籍制度：政策特权，内外有别
&&& 黄南：户籍制度改革能推动下去么？
&&& 毛寿龙：户籍制度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政策特权，户籍实际是按政策来分配特权，但是如果户籍制度上没有特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新的户籍制度也在产生，比如各种各样的限购措施，各种各样的福利等等。高考为什么要名额呢？为什么大家有钱就不能上学呢？国家可以把这些钱作为奖学金，到达一定分数我给你，没到达一定分数你自己可以去花钱上学，为什么一定要做成免费的？国家管制那么严，为什么不让私立大学搞起来呢？私立大学为什么一定要搞几千亩地才能开办，明知道国土资源不可能给它那么多地，为什么不可以搞一个楼的大学呢？
&& 所以管理制度很严格，把所有大学都变成国家的大学。社会资本介入教育基本没有通道，因为门槛太高，包括物业管理公司也是一样，现在物业管理公司的起点注册资金是一百万，谁注册得起这样的公司？实际上注册这样一个公司光一年人员流水五六十万是至少的，还没管呢，只是管小区的前期的一些人员，你总得雇几个秘书，总得租一个办公地点，五六十万都是最少的，但是你要做到资金一百万，但是流水是可以收钱得到的。
&&& 香港很多地方注册资金只要一万或者一千。而且我们注册资金一百万，假定你要增资到两百万，后来有钱了，增资两百万注册，一个企业一百万和二百万有什么区别？增资注册两百万还要交8%的增资费。更不用说学校了，学校还要有多少有资格的老师，先要找到，没有有资格的老师根本不可以。我搞建筑公司，先要找能盖房子的工程师，有多少工程师我才能有建筑公司，你为什么不规定我有多少个马桶师呢？因为盖房子总是要马桶的，所有的专家都一定要找到，怎么可能？开律师事务所的，未必自己一定要是律师资格的，他也可以当老板，可以让律师自己去做，他不办案就是了，就跟协警一样，就跟政治家去当公安局长，公安局长是政治家是一样的，他也不办案子，也没学过法律，但是懂政治，包括辅警也是一样的。教师一定要有资格证，明明已经当上教师了，一定还要让你搞个资格证，一直没搞清楚那个资格证到底有什么用。
&&& 黄南：总是把标准定得特别高，总是怕别人轻易进来就会乱。
&&& 毛寿龙：对。这也是户籍，各种各样的户籍，包括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别。很多公司都是国外的，有些事业单位还自收自支，一直没搞清楚和民办有什么区别，国办民养的，因为它是自收自支的，有国家的身份，但是自负盈亏，还要上交管理费，什么叫做管理费也没有搞清楚，就是给你一个身份。有体制内的名声人家还可以拨款，你是体制内的名声还要给人交钱，这不是很不公平吗？就相当于农民进城，还要交一笔容纳费。市场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市场越发展，收入差别肯定是越来越大，但是进入门槛是没有必要的，人家自己会选择，你有了证书，人家后来也不看，进门槛的时候会看你一眼，大家都知道这个证书是不可信的。包括建筑业的资质管理，这都已经完全失败了。建筑师的资格证借来借去，到处借。准入机制就是政府定的，是政府定的，肯定会把它搞坏。包括文凭也是政府定的，不是各个学校自己定的，招生名额不是由各个学校自己定的，是由政府来分配的，而且是全国性分配，最后你发现好大学里学生分数差别很大。
&&& 保障房：福利房与中奖房
&&& 黄南：您对保障房制度有什么看法？
&&& 毛寿龙：保障房是3600万套，第一年1000万套，第二年是700万套，第三、第四年好像剩下不多了，五年计划据说3600万套都可以完成，但是里面肯定有一些假数字，最后连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都搞不清楚哪些是福利房。
&&& 黄南：总数可能会是有的，只是说给了什么样的人。
&&& 毛寿龙：对，集资盖房，像清华那样的都算保障房，还有两限房，只限于留学生，给人才保障的也算是保障房，这个保障房定义不是说对于人才，人才应该不是保障房系列的，是安家费，因为人才来了总是要尽可能让他发挥作用的，所以你多给他一点，他肯定给你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一个市场营销手段。
&&& 黄南：还有政府公务员分房。
&&& 毛寿龙：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保障房，是福利房，或者说本身是你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福利结构不一样而已，它是以实物工资的方式体现，这就不是保障房。但是真正给社会提供的保障房，基本上还处于中大奖阶段。这个东西是赌博文化。所以保障房除了福利房就是&中奖房&。这个要看总量，比如财政收入多少钱，收得再多的地方，如果把可用财政之类的都加总，一个人也就一万块钱。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五十万人，还不包括外地人口，把中央地方财政都搁在一起，有五十亿可用财政的话，那是非常好的财政，想象一下，一个人给一万，这种地方，像东部沿海地区，一般来讲一套房要几百万块钱，还是七八十平米的那种房子，七八十、八九十就算保障房了。你要盖房子给这些人的话，总是要有人出钱的，所以住房作为一个慈善物品是不成立的，个人是不可能为一个人去捐住房的，除非是老爸，生了儿子，必须要给他一套房，现在老爸给女儿都不买房子了。住房绝对不是慈善物品，连爸妈都做不到的慈善物品，连亲戚、好朋友都做不到的慈善物品。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不是慈善物品，是有价格的。
&&& 我一直对保障房泼冷水，第一，保障房建起来，除非是福利房，工资的一部分，实际都是给高端的人的，或者是中奖。第二，如果是保障房，那么成片管理会导致很多社会问题，因为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断层，有特权的人住在里面，没住进去的人就是没有特权的。
&&& 关于就业形势，中国总体来讲体制内的空间应该是越来越有限，公务员的趋势应该是减少，事业单位扩张到这一步也应该是体制外的会多，体制内的会越来越少，体制内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教授指标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化，博士批量生产，学位水分化。而且中国基本还是过度教育，教育的东西跟实际需求脱节太大，因为学校不是按市场走的，按就业率走的话是有很多假的东西，有一些老师的主要工作，毕业的时候是找朋友帮着签就业假合同，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但是实际没有招那么多人，都是在家&就业&。
&&& 就业形势基本上中国一直没好过，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但是即使没好过，实际上一直在变，现在工资水平在提高，在大城市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都好找多了，但是现在保姆不太好找，低端的就业越来越少了，而且过去大学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基本没什么好找的，现在那么多地方可以递简历，过去连递简历的地方都没有，都是等着哪儿有名额，在家等着。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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