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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时期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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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宝贝信息[转载]闲说近代中国的电报八卦(八）
能不少人都还记得，小学时代的应用文训练里总有练习写电报的内容。老师先给出一件事，然后要求大家拟定电文，谁能用最少的字数把事情说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红花，让邻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时候好奇，问老师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电报却是字越少越好。老师回答说因为电报比较贵，所以要省钱。我生性不求甚解，没继续问下去为啥电报会那么贵。
电报最大的特点，就是惜墨如金。电文和其他文体截然不同，讲究言简意赅，能一个字说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没办法，贵啊。一直到电报行将消亡的时候，它的费用在邮政手段里还是属于比较高昂的。
李敖讲过一个故事。1948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在南海抓了一个大海龟，各大报纸都把这当奇闻异事来报道。但其他报纸都说抓到的是玳瑁，唯独《世界日报》驻上海记者说是乌龟。当时的主编成舍我大怒，发去电报责问，全文仅十个字："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其对字数的计较，可见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运动时争论文言文与白话文优劣时，电报还屡屡现身而出当裁判。黄侃（一说章太炎）就拿电报举过例子，说如以白话文来写："爸爸死了，快点回来呀。"实在啰嗦，若用文言文写，只须四字："父亡速归。"可见文言可适合于新时代生活。另外一个传说是关于胡适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给人讲课，免不了颂扬白话文几句，有学生起立质疑。于是胡适说前两天有人邀请他去作行政院秘书，被他推辞。他让学生以此事为例，让他们以文言文拟一封推辞电报。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大笔一挥，用白话文只写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两个故事都有偏颇之处，故意把反对的文体写的很长，把支持的文体写的很短，权当趣事则罢。但这也反证电报费用之贵，已经使人对字数锱铢必争的地步。
可是电报为啥这么贵呢？电报的费用主要是产生于两个环节。
第一是它的传输费用。
电报的原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通过线路传递长、短电脉冲信号之间的规律性交替。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
咱们的想象中，电那和光的速度一样，都是每秒三十万公里，拿电来通讯可以瞬息跨越几大洲，无比快捷。其实没那么简单，电报原理被提出来以后，科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已经知道，电流通过电缆的速度取决于电缆的电阻和静电容的乘积，信号的推迟比例等于电缆长度的平方。换句话说，电缆越长，信息传递速度越慢。
早期的电报以直流传输于架空单线铁路，以地气完成回路，不能跨越海峡或远涉重洋。1850年，第一条水线跨过英吉利海峡，和法国连接到了一起，并产生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cable。
世界上第一条跨洲电缆是1858年从华盛顿穿过大西洋铺到伦敦的海线。当时美国总统布坎南发给英国首相巴麦尊一封电报："上帝保佑，希望电报能成为民族永久和平与友谊的纽带。"这封电报的愿望很好，一共150字母，却足足发了30个小时。这条电缆命运多舛，铺设的时候就曾经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断。等到建完后一个月，因为电缆绝缘被击穿而彻底报废。
一直到威廉汤姆逊改进了无定向反射电流计、汤姆逊和伐莱发现了正负电流发报规律，电报的传输速度才有了提高。后来经过科学家不懈努力，这个技术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解决的成本相当高昂。具体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太知道了，不敢瞎说。
第二种是电报的译码成本。因为电报传递的只是信号，还必须让人把文字翻译成电码，再把电码翻译回文字。这在电脑面世之前，是个吃力的活儿。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应该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段儿：
在舍佩托夫卡火车一站的报务室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啪嗒啪嗒地响着，只有内行
人才能听懂这不绝于耳的密语。
两个女报务员都很年轻。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经她们手收发的电报纸条，顶多也就
两万米长，可是，跟她们同事的老报务员却已经超过二十万米了。收报的时候，他用不
着像她们那样，看着纸条，皱着眉头，去拼读那些难认的词和句子。他根据电报机的嗒
嗒声，就能把电文译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纸上。现在他正在收听并记录电文：
"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记下来。一生中他不知收听过多少讣闻和喜讯，他总是最先知道别人的痛
苦和幸福。那些简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说些什么，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听着，
手机械地记着，根本不理会它的内容。
不过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报务员已经忘了电文开头的几个字："同
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同文发往各站！"机器嗒嗒地响着，他边听边译："弗……
拉……基……米……尔--伊……里……奇……"他平静地坐在那里，已经有点累了。
在某个地方死了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人。他现在把这个噩耗抄下来，有人收
到后会悲伤地放声痛哭。可是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过是个旁观者。机器嗒嗒地拍出几
点，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老报务员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立即译出第一个字母，
在电文纸上写了一个"R"，接着又写上第二个字母"W"，然后又工整地写上"Ｈ"，
两竖中间的短横还特意描了两次。"Ｈ"后面是"X"，最后一个字母一听就知道是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
母，拼在一起是："RＥＨXＨ"（"列宁"）。
熟练的莫尔斯电码电报员一秒可以传送一个字母，但培养出一个合格、高效的电报员却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对着不同的点、划，就算是铁人也都麻木了。这种状况一直到1920年发明了电传打字机，电报员才算解脱了抄电译电这个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电报员是个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电报局的报务人员都由电报学堂的学生组成，每月可以拿到30两银的薪水，民国时期的电报员每个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从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来说，待遇相当优厚了。甚至跟同时期的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电报员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头。英国同时期电报员年收入只有5.8英镑，美国著名大财阀安德鲁卡内基在匹兹堡市大卫电报公司当电报员的时候，月薪一开始只有13美元。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电报码问题。
电报是靠信号传播的，这样就需要用一套系统把文字转译成电信号。莫尔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立了莫尔斯电码，用点、划两种状态组合成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以及十个阿拉伯数字。随后各国虽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这个系统为基础来发展的。
到了中国这里，问题就来了。
英文字母只有二十六个，德文字母有三十个，意大利字母有二十一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三千多字。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三千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象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一说是上海大北水线公司……我靠，又是它），他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十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30/08/"。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九十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眼见为实，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
这张图小了点，不过还是能够看清楚，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比如下图那样--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颇有故事可挖。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五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十九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消亡。
1958年的一封电报，和民国时期的并无二致。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非常昂贵，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前者是给皇上看的，后者是公文），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有一次李鸿章去江南机器制造局视察，发去的电报内容只有六个字"行辕正午一刻"。意思是李鸿章的行辕在午时一刻到达江南机械局。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曾经电告福建
“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能省礼不能省，但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下图是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
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
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是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
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有想象力，也发明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四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六个字（十二月卅一日），每个汉字用四个数字编码，就是16-24组，效率相差太远了。
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字数，有人就发明了一种特有的韵部计日。这个人叫洪钧。
洪钧是晚清一代奇人，一生干了无数让人咋舌的事情。他是同治七年的状元，以胆大妄为而著称。他50高龄那年，敢在父丧期间纳了一个14岁的妾，浑然不顾舆论涛涛。这还不算什么，他以出使四国大臣之尊，带着这小妾周游欧洲列国，一时各国轰传，争相报道保守的东方古国出了一位情圣大臣。洪钧于光绪十九年八月病逝，他的那个小妾脱离洪家，重操青楼旧业，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一时艳绝十里洋场，从此还有了一部名作《孽海花》……
洪钧这人很怪，一生讨厌西方文化，连照相都不肯，却动手改造了中文电报码。
他对付日期的办法是：以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再以平水韵的韵部来代表日期。前面15天用的是韵目上平声的全部，接后是韵目上声的l0个，再来是韵目去声的5个，一共是三十天。当然，编码也并非严格按照韵部来排列，比如第三十日本该用"陷"，但是这字不吉利，就换成了"卅"字；使用公历以后，又加了一个"世"字代表三十一日，因为"世"字拆开恰好是廿、十、一，偶尔也会用"引"字代替。
地支也是这么排列的，从一月的子排列到十二月的亥。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规矩叠屋架床，啰嗦的很，但对于那时候的人来说却是恰到好处。那会儿能接触到电报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科举出身，除了四书五经还得懂诗词歌赋。
清代诗歌都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严格遵循韵律规则。读全清诗的时候不难发现，那些诗写的一首比一首难看，但绝不出韵。这大概和乾嘉学派的严谨作风有一定关系。反正那些官员对韵部的熟悉程度，和现代人熟悉汉语拼音差不多。用韵部代替日期，他们一望字，便知是哪个韵部，自然知道是哪一天。
有了这么一个规矩以后，日期就被压缩为一个汉字，四个数字，效率就高多了。比如马日事变当天，电报的落款都会写着"辰马"，熟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五月二十一日，两个字就搞定了。黎元洪复任总统时候发布的通电落款为巳鱼电，一看便知是六月六日，方便的很。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假如颜师古能够活到那个年代，正赶上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通电报，那么他的电报落款就该是"师古未寒"……好冷。
所以咱们读民国史，动辄提到什么马电、艳电、皓电、铣电，都是以当日电报编码来代称日期。比如汪精卫那封给蒋介石的著名叛逃电报发于日，29日为艳字，故名"艳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日，白崇禧从汉口发出呼吁蒋介石停战电报，亥指十二月，又是二十四日，所以史称"亥敬电"。
1938年11月份，日军进入湖南，蒋介石决定实行焦土政策，下令湖南主席张治中把整个长沙烧掉。结果还未及疏散群众，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导致其他地区纵火队员以为行动开始。结果大火从当天晚上烧到次日中午，长沙军民伤亡惨重，成为震惊中外的一次大事件。这起火灾是从11月12日夜间开始烧起，12日的韵部代码是"文"，所以这次事件又被称为"文夕大火。"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从长沙逃出来的还有两名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比较机警，在混乱爆发之前就及时收拾重要文件撤离到安全地带。假如他们葬身火海，整个中国现代史都要改写了。
他们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叶剑英。
韵目代日这个方式影响极广，以至于当时许多人写日记写信什么的，都以韵字来代日期。胡汉民临终以前给张学良写了封信，抬笔就是：“汉民皓日抵港，辱承关念，特谢。”
所以说洪钧这个人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他还曾经以干支代替"一"、"十"、"百"、"千"，改四码为三码，费用一下子减少四分之一，一年下来省下来的钱可达数万两。但究竟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查不到具体资料，还请方家指点。
省字能省到什么程度才是个极限呢？中文最短电报的世界记录是半个字，记录保持者是民国有名的“白发才女“张允和。
话说一代文人沈从文一直苦苦追求“白发才女”张允和的妹妹张兆和，张兆和被他逼的没办法，就说你去问我在江苏的父母吧，他们同意我就嫁给你。沈从文痴气发作，竟然真单刀赴会去了江苏。张兆和的父母见了他一面，觉得这孩子还不错。沈从文回到青岛以后，立刻发了封电报给张允和，请她代自己向兆和父母提亲。过了几天，沈从文收到张允和的回电，全文只有一个字：“允”。这一个字既代表了提亲的结果，也是张允和的落款留名，由是流下一段“半字电报”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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