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手机过度,基本每天六小时左右,现在精神花开有时颓靡无声剧透,下午会困得不行,而且脑力下降严重,适当戒掉手机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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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眼:一个来自唐卡世家命运跌宕起伏的虔诚信徒,一个三年里每天对着白纸画直线的徒弟,一个喜欢把毕加索安迪沃霍与唐卡嫁接的学生,一个舍得七年时间只为画好一幅唐卡的寂寞画师,一个四处寻找唐卡背后的故事和神性的藏家,在时空的纵切面上,他们交汇在唐卡的神秘绚丽中
一边绘就心与佛之间的桥梁,一边面对汹涌的唐卡市场,今天的唐卡画师在心灵的吸引和金钱的裹挟中不无艰难地寻求着平衡。为佛画像,却要靠人吃饭,置身其中难免尴尬。
更尴尬的是时间,更奢侈的也是时间。奉献给信仰的,该是心无旁骛的时间。
时间实在是难得的公平。把时间给什么,什么就是你的真。付出的时间,是一段不会重来的生命。画师的七年,你看文章的七分钟,都一样只看得见背影。)
——为佛画像的仆人
清晨6点的拉萨是一幅黑底唐卡。
用牛胶搅拌某种烟灰配置出的神秘颜料,刷出了黑色的天空。灯火照亮的一小块地方,有细腻动人的花草树木,有神圣庄严的金顶红墙。更多的地方还沉在底色里,轮廓俨然,细节漫漶。它们保持者美学上的沉默,等一支笔,等一丝天光,蘸上青金石、绿松石,蘸上珊瑚、玛瑙,蘸上金粉和银粉,勾出造物一般生动的纤毫。
此刻,整座城市向它倒伏,所有的美景被注入意义,所有的混沌因环绕而获得秩序。一切中心的中心,一切核的核。藏传佛教的世界,宛若唐卡中一座坛城。一个信徒
丹巴绕旦在龙王潭公园下了公交车,那是布达拉宫北门。下车伊始他脱下藏帽对着布达拉宫后背念了段经,随后捻起佛珠向东行。
此刻,一股洪流顺着时针搅动空气,正撩开拉萨的清晨。那些人沉默地走,沉默地跪,沉默地匍匐。他们油亮的袍子开口的鞋,千变万化又千篇一律的脸,他们合十时木手套发出的脆响,肩头背巾里十个月的孩子的轻泣,现在次第显现,成为永恒画面的一部分。
丹巴在他们当中走得很慢。他停下来念经,买包桑烟,给行乞者布施,人流从两边冲刷而过,他像中央一块深沉的礁石。73岁了,布达拉宫经道走一圈要一个小时。每天清晨这一圈是修行,也是研磨。一辈子的故事、心结,日复一日,一圈一圈,石头磨成块垒,块垒磨成粉末。磨得风一吹就散,磨得敞亮豁达,空空如也。
丹巴说:“只是走一小时而已。”但如果是磕长头要多久?横移着磕长头要多久?沿着林廓转经道把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都转一遍又要多久?花多少时间侍奉,就有多少喜悦。用多少虔诚,就得多少功德。一个唐卡画师和一个牧民,你画了成百上千幅唐卡,他供奉了一袋糌粑,所作所为都发自内心,所擅长的都是介质。没什么区别。
“每天转布达拉宫,是因为你爷爷?”“就是想转。”
丹巴的爷爷曾经住在布达拉宫。作为唐卡画师,成就至高无上——六品官衔,宫廷画师。跟着十三世达赖喇嘛去过北京,见过慈禧。后来我们在布达拉宫看到考古学现场一般堆叠庞杂的壁画和唐卡,不知道哪些出自丹巴爷爷的手笔。再后来我们去了一些古董店,没找到旧噶厦政府发行的100元和25元藏币,这两种纸币由丹巴的父亲设计。
“唐卡世家,我家。”丹巴说。那时候的孩子没什么自我意志。时间被安排好了,人生轨迹也被安排好了。11岁开始白天上私塾,晚上点着蜡烛学两个小时唐卡。丹巴好像没用力就学会了。父亲要求严,但大多时候对儿子的天赋和勤奋表示满意。偶尔的体罚都来自私塾先生,挨过板子,甚至被抽过马鞭。抽就抽了,过后一样去草地里摘果子,去小河沟游泳。基因是唐卡画师的基因,丹巴以为他的人生也会是唐卡画师的人生。
第一次人生转折在16岁。藏人认为送男孩去当喇嘛“等于建造一座黄金佛塔的功德”。丹巴就被送进了色拉寺。进了寺庙还学唐卡。父亲教技艺,寺庙里学“度量经”。度量经并非经书,而是一些被称为“铁线”的线条。全凭手感,横平竖直,粗细一致。尽管所有的唐卡画师都否认,我还是感到这个形象的名称有潜台词——铁律,不容篡改。铁线,是绘制唐卡的核心。这些线条组成的“经”,是法度,也是唐卡画师修行的基准。
每尊佛法相不同,所以每尊佛像有特定的度量经。不可思议的是,一幅几百年前的唐卡和今天的唐卡并置一处,不管画面布局、细节技法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佛像却没有丝毫走样。
世事无常,佛像尤其不容更改。如果佛像也在变,虔诚单纯的信众去哪里寻觅真身和正法?如果佛像也有了各种主义的更迭,它的永恒如何彰显?
所以历代唐卡画师都严格遵循度量经。铁线是他们二维画布上的脚手架,艺术品创作中的布局图。个体的创作欲念大多时候是狂妄,佛像本来就在,你并非创造之而是实现之。你必须郑重地画下铁线。铁线之内,既是佛即将现身的场,也暗示了你谦卑的身份范畴——为佛画像的仆人。
丹巴知行合一了,他有了度量经,还学了海量的佛经。喇嘛都得整部整部地背经书,每个有修为的喇嘛脑袋里,都装着一座佛学的图书馆。“寺庙相当于我们藏人的大学,聚集的都是最有文化的人。”丹巴至今才思敏捷,能背出不少经文。他把这归功于当年的因明学,以及他的强旺上师。
强旺上师差点当上“拉让巴格西”——藏传佛教喇嘛中最高知识水准的称号。取得这个称号,就有资格竞选“甘丹赤巴”——甘丹寺住持,宗喀巴大师当年的宝座。可惜那是1995年,全藏最优秀的喇嘛都盼着的那届法会取消了。这是强旺上师终生的遗憾。
“我嘛,努力一辈子大概能当上色拉寺的令色格西”。色拉寺八千喇嘛,层层选拔出来的顶尖高手才是格西中等级最低的令色格西。但丹巴也没机会当上色令格西。放弃了唐卡画师职业之后,他的喇嘛生涯只持续了三年。
1960年,所有的喇嘛一起还了俗。丹巴的新工作,是在后藏挖硼砂。那是个什么地方呢?丹巴描述得中肯,“无人区”。幸好“有点文化,没吃苦”,在矿上做了两年广播员。然后,被调到山南地区浪卡孜县做小学老师。然后,然后就文化大革命了。
“浪卡孜全县的毛主席巨像都是我画的。”最大的三层楼高,最小的一层楼。板刷排笔,蘸着红漆,庄严神圣,栩栩如生。
那是另一种唐卡,革命时期的唐卡。画面布局和唐卡如出一辙。中间部分是“神像”、“主尊”,四周的语录既是装饰,也是神圣教义的组成部分。丹巴看不懂汉语,对着语录依葫芦画瓢,画完了叫汉族的同事来校对。在藏区,在藏文都没多少人懂的藏区,用汉语装点的神像,具有神秘主义的超验的不容置疑的宗教色彩。
“真是神一样的存在,好多人家里供奉!”
“大家满心都是热爱,崇拜!”
“早上唱《东方红》,晚上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读过《毛选》、《资本论》,所有权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所有权的确是个问题,尤其对没有任何所有权的人而言。对新社会没用的技艺都已经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最好的唐卡艺人给石匠打下手,壁画师和雕塑师大多丢了饭碗,金银匠另谋出路做起了水壶。丹巴二十岁出头,看起来要做一辈子小学教师。
“学了多年唐卡和佛经,还那么年轻,会不会感到迷茫?”
“哪敢?!”
正式开始画唐卡的时候,丹巴已经调到了西藏大学艺术系。因为懂藏文藏史,会画画,各种机缘巧合之下,小学教师丹巴成了大学教师。四十多岁了。他总说那些年总梦见小时候在烛光下学唐卡,梦见被私塾先生拿马鞭抽打。现在就不再有这种梦了。
藏谚说“唐卡画师越年轻越好,藏医越老越好”。意思是是年轻画师眼力好,藏医老了经验丰富。那时候丹巴“两只眼睛都还是一点五,”指甲盖大小的地方能画出“吉祥四瑞”。但年纪再大一些就不行了。前几年眼底出血做了次手术,现在已几乎不画。
“唉,最好的那些年没能动笔。”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二十年,想必少出了很多精品。幸亏小时候功底扎实,又学过经,一旦开始画就突飞猛进,这让丹巴欣慰。但想到这一生原该达到的成就无法达成,又遗憾。丹巴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西藏大学教授,两百多个徒弟的恩师,但永远不是色拉寺的令色格西。
可如果不是丹巴这批人,唐卡会变成什么样呢?“没几个画师了,老人都不在了。”上世纪80年代初,剩下的这些人续下了香火。然后,才有了一批唐卡学徒,才有了让汉人惊叹的那些唐卡展览,才有了今天八廓街上一家挨一家的唐卡店。
然而,满大街的尼泊尔印刷品和“大芬村式”唐卡,现在反而把真正的好唐卡给淹没了,真是历史的吊诡。
但识货的人还是有。隔三差五上门,几十万上百万地求。这时候丹巴双手一摊:“做帽子的人帽子最少。”又是一句藏谚。重新能画唐卡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不记得自己画了多少唐卡了。最后一回头,发现自己却没几幅。佛堂里供奉了一幅,去上海展览了;眼睛开刀前最后画了幅“大威德金刚”,成了别人的藏品。其余的要么在博物馆,要么在牧民家。
以前那些牧民有福气,敲开门拿陀酥油进来,就能带走丹巴的一幅唐卡。传统藏民的社会不讲等价交易,讲究的是“让画师开心”。在宗教供奉的经济模式和取悦手艺人的心灵交换中,“他用最好的牛奶做成了最好的酥油,我怎么能不给他最好的唐卡?”一个徒弟
1997年的一天,日喀则藏柜画匠米玛次仁在家百无聊赖翻频道,无意中看见一位叫丹巴绕旦的唐卡大师在接受采访。米玛次仁当即有些抖擞地认定,就是他!
第二天米玛次仁就召集两个徒弟把剩下的活赶紧干完。等他在最后一批藏柜上画完了山水花草,给最后几间新修的房子画完了雕梁画栋,兴隆的生意就彻底关张了。藏柜画匠、装修工头米玛次仁,开始焦急地等着来自拉萨的消息。
“为什么一定要去学唐卡?”
“那才是画画!”
从12岁开始学徒,到20岁自己带徒弟,米玛次仁一直有艺术情结。画藏柜也是画,但算不上真正的画。闲暇时候他就摸索着画唐卡,没人教,也没人欣赏,到底不登大雅。
等米玛次仁正式成了丹巴的徒弟时,学唐卡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师兄弟们都是十一二岁拜师,六年出师。人家学唐卡的时候,米玛次仁在画藏柜。人家出师的时候,他才刚开始学。他失去了很多年,得追。
丹巴不让他追。
米玛次仁一共学了五年唐卡,丹巴让他画了三年“铁线”。不许上画布,不许着色,每天八小时,对着一张白纸画直线。据说达芬奇小时候根本没画过鸡蛋,但米玛次仁画铁线是确确实实的。说不枯燥那是不诚实。
三年过后,丹巴给米玛次仁举行了一次考试,题目是“大威德金刚”。从度量经的角度来说,唐卡里最复杂的莫过于这位主尊。除了本尊主体,还有很多只手,每只手里还拿着不同的法器。繁多,一点不能错。
错了就是罪。画师都得谨记,你的唐卡可能被信徒千恩万谢请回,挂在佛堂里日夜供奉。如果主尊不合度量经,画师不合仪轨,上师和护法神不在其位,这算是修行还是亵渎?是功德还是罪孽呢?
所以丹巴教徒弟,最不松懈的就是度量经。
通过了这次考试再去学染色,学细腻的线条,米玛次仁就一日千里了。现在画唐卡,笔在手里,画布在眼前,度量经总在心里。所有佛像的比例了然于胸,手掌大小的佛像,不用铁线就能画。画完在上面打铁线对照,毫厘不差。这时候就念叨师父的苦心了,就知道那三年受用了。
在带过的两百多个徒弟中,米玛次仁最受丹巴喜欢。但米玛次仁有个大问题,师父是勉唐派大师,他的唐卡看起来却不像。
米玛次仁的唐卡上,主尊都不在中央。大多三角构图,对角线视角,黄金分割。主尊在山水间,上师在云端,受教者伏地膜拜。
“主尊不在中央,这允许吗?”
“当然,其实这并非我首创。”
在藏地一些古代唐卡和壁画中,据说时常能看到这样的三角构图。但主尊位于中央已经成了今天的主流图式,别的画面布局看起来似乎都成了不正统。
照理说因为度量经的存在,所有的唐卡看上去岂不应该大同小异?为何实际观感却千差万别?
因为唐卡画师对佛经的理解和美学修养不同。历史上有唐卡样本,佛像有度量经,但空间布局如何,服饰用何种色彩,周边装饰怎样能既美观又凸显了佛的庄严?佛手里拿什么法器,被哪些护法神环绕,神佛是何种姿态?这一切都出自画师的想象。“要对着画布想,想很久才能动笔。”
这就使得米玛次仁的作品辨识度极高,许多幅唐卡放在一起也能被一眼发现。唐卡画师很少允许有风格。既符合传统仪轨,又有自己印记,也只有米玛次仁能做到。
还是因为他当过藏柜画匠,“希望把那些装饰性的元素加入进来,少许突出一些。”
旧式藏柜极具装饰性。虽然米玛次仁觉得画藏柜不算艺术,但那些极为精美的花鸟山水,那些细腻的笔触,均衡的布局,与壁画、唐卡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同是藏地美学系统的一部分。
在画面中做文章的空间不大,毕竟是唐卡。米玛次仁还是办法。他的唐卡画布,色泽浅黄,就像在绢上画了水墨,在老宣纸上描了工笔画。虽然是新作,看起来却已经年深日久,有种怅远的质感。
唐卡画师都得亲自制作画布,办法大同小异。一般用市面上常见的白色棉布作底,然后取山上的一种泥土和牛胶搅拌在一起涂匀。涂抹之后拿石块蘸水反复打磨,正面七遍,反面四遍,直到画布正面滑腻如镜,而反面略有毛糙。必须磨多少遍是流传下来的老规矩,看似有些神秘的仪式感,但未尝不是一千多年来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只有磨平磨光,画布才能附着那么多颜料,那么细腻的笔法,才能在布面上走出直线。
米玛次仁的秘方是青核桃皮。在泥土和牛胶之外,他拿青核桃皮熬出汁水,涂在棉布上,颜色自然就泛黄了。指着手里的两匹画布,米玛次仁说“做了两天,够画四张唐卡了”。唐卡画师总是从自然原料中寻找办法,总是用密集的劳作处理每一处细节。使用便利的化学颜料对它们来说不仅偷懒,而且不敬。
但现在米玛次仁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实际上,所有的艺术家都面临这个困境。大家都追求精致的唐卡,希望他画一幅唐卡的时间越久越好。同时却又有那么多人来求唐卡,还都要签下某月某日交出几幅唐卡的协议。时间不够用了。
还是以前好,寺庙里的喇嘛走过来,口头说句“给我画幅唐卡吧,一两年后来取。”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呢?到底是年头还是年末呢?不知道。这时候米玛次仁就不急不慢地画,上色之后可以等它干透,等颜色沉着。那才容易出精品。
米玛次仁推掉了不少订单,还躲到了达孜县。从拉萨出发四十分钟车程,才能到达米玛次仁隐居的这个小县城。在这里,他那些年轻的徒弟们能远离灯红酒绿,远离网吧。米玛次仁自己也需要远离拉萨,他想让人看见“画面里的安静”。一个学生
院子里吊了个沙袋。昂桑勾拳打了一通,忽然一个鞭腿,“嘭!”腿功真是了得!
当然了得。跳了八年舞蹈,芭蕾。不是玩票,是自治区歌舞团专业演员。现在偶尔技痒,他还去迪厅微服私访一番。所有人围城一圈看这个中年人和小年轻斗舞。赢是自然的,专业的嘛。但不是为了赢,是为了休息,换换脑子。
搁在二十年前就不一样。喝点酒叼着烟,玩着玩着就斗殴了。就连当兵的也打,还一打好几个。打完了人家传,那个家伙有功夫。所以说,年轻时候的昂桑,惹不起。
后来考进西藏大学艺术系,成了丹巴的学生。“老师不让喝酒了,说画唐卡手会抖。”不喝了,然后烟也戒了,再然后架也不打了。从前的狠角色昂桑,慢慢变成了今天我们遇见的温和深刻的昂桑。
“这是丹巴老师的感染,也是唐卡的约束。”昂桑总结。总不能宿醉未醒、浑身酒气地画唐卡。那可是唐卡!
昂桑是丹巴的学生,不是徒弟。区别在哪里呢?一则丹巴以教授的身份还是以师父的身份教你,二则在于你学唐卡是为了啥。比如昂桑,学唐卡是为了丰富以后的创作,他就是学生。而日喀则来的藏柜画匠米玛次仁学唐卡是为了以此谋生、传承技艺,他就是徒弟。都有讲究,乱不得。
学生昂桑后来果然不是以画唐卡为业。有时也画唐卡,但那是为了“修炼”——修炼心境,修炼技艺,修炼传统文化。站在家门口他用手一指,拉萨河挟着寒气正奔流而去,对岸高山青绿中透着苍凉。世界广大,色彩丰盛。唐卡为什么色彩那么分明?不光是因为矿物颜料干染湿染二十一遍,还因为西藏天高,透彻。为什么云纹要画成那样?不光是画师极尽工巧,而是因为天空中的白云本来就那样……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唐卡里的美学。理解了这些美学,昂桑才能画自己的画。
昂桑的画还真的不一样。一进他家就看到了波普。客厅里挂着“最后的晚餐”,十三个交头接耳的喇嘛。画室进门就是“六字真言”,凑近看发现里面全都是流行文化符号——阿凡达、奥巴马、丰田、耐克、喜羊羊、岳敏君大笑的光头……如果说这幅作品学习西方艺术的痕迹还比较明显,那么另一幅就更隐蔽。
坐下来聊了很久才察觉,对面墙上挂着的那几百尊佛像组成的唐卡,似乎不对劲。细看,画面下方写着“Merry Christmas”。往回里找才发现画中并没有佛像,那是一大群规规矩矩坐成庄严的佛国阵列的圣诞老人……“现在西藏人都过圣诞节了。”昂桑说。原以为他会借着谈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侵蚀,谈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但没了,就那么一句。不是昂桑不能说,他常常飞出“传统图式的现代化转换”这种话。但既然在他的作品面前,那就让作品多说几句吧。
“你创作这些作品,会觉得不敬吗?”
“藏民这么虔诚,你的创作会有阻力吗?”
“肯定有人不赞同。”
但不赞同归不赞同,昂桑继续画自己的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一个“根敦群培当代艺术画廊”,也开在八角街上。这个名字很有深意,根敦群培是近现代藏传佛教中一个很有争议的活佛。不管为人处世还是画画写作,“都很有现代性”。根敦群培坐过牢的地方现在还有他的纪念馆,他坐过的另一座牢至今还没有开放——布达拉宫地下的“雪监狱”。可见,在西藏“有现代性”从来都是有阻力的。
所以要往外走。多年前昂桑和西藏的一群当代艺术家去北京开了展览,策展人是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他们还去国外参过展,在伦敦大获成功。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护照,绕道西方再荣归国内的艺术路径就断了。
“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寂寞了吧!”昂桑感叹。可能这样也好,至少短时期内昂桑不会趟进当代艺术市场的浑水。他还在“修炼”。
从一幅作品能看出昂桑的“野心”。那是一幅坛城。圆的坛城,被划成方格。每一格里都是左右对称的两个视觉符号。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牛头和藏族寺庙壁画中的牛头,和服的女子和藏族女子……十几个方格,双倍的文化符号被扭结在其中。似乎有过一些撞击,但最后罢手了,相安无事了。再多看几眼,几乎觉得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它们甚至一起组成了一些词语:刚柔,阴阳,曲直,聚散,方圆……
“其实我这是模仿。”“范本呢?”“庙里”。
在一座千年历史的尼姑庙里,昂桑看到过一幅壁画。当中就有类似的图式:构图上左右对称、不同符号并置。“所以,为什么我至今还要学唐卡?”唐卡、壁画、佛像,包括他创作的材质,棉布做底,拓上玛尼石经文,只用墨和矿物颜料,乃至他的信仰,都是昂桑作为一个藏族当代艺术家不可取代的历史资源。他喜欢毕加索,喜欢安迪沃霍,喜欢陈丹青,但更喜欢唐卡。
昂桑最后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他正在筹备一个自己的现代藏装品牌。严格来说,他的职业不是唐卡画师,不是当代艺术家,而是自治区歌舞团高级服装设计师。总在跨界,界在哪里呢?“我必须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然后安心搞当代艺术。”一幅唐卡
33岁那年,多布杰开始画一张唐卡。画完的时候,他41岁。我看到了期间几张照片,他都是坐对画布,坐着坐着有了白发和皱纹。七年,一个人迅速衰老下去,一幅唐卡缓慢浮现出来。
多布杰原本不在采访计划内,他画的也是勉唐派,但和丹巴并无关联。只是因为我好奇,一幅唐卡为什么要画七年?画了七年又如何?
若你也舍得七年,多布杰的故事立显平淡。别笑,你不能。
多布杰是日喀则南木林县人,此地人笃信藏传佛教萨迦派。这幅唐卡的缘起和一位萨迦派喇嘛有关。多布杰受这位喇嘛委托,开始画一张唐卡。七年间,喇嘛不止一次到多布杰的画室,闲谈,看看,取走几幅小唐卡。甚至看到过这幅进行中的唐卡,此事却再也没提。多布杰也不问,只一直画。
最终唐卡画毕,主顾却没有讯息,成了一桩悬案。喇嘛的忘记似有禅意,多布杰的不问也是禅。一来一去之间,只多了这幅唐卡,画的是“欢喜佛”。
欢喜佛是汉人叫法。严格说是叫喜金刚或金刚喜相,是藏传佛教密宗一般不轻易示人的佛像。提到欢喜佛,有人抿嘴一笑。别笑,此佛和一切佛同等庄严。欢喜佛以男女交媾的法相示人,不是勾你肉欲,而是劝你灭欲。凡夫俗子都是肉虫,二两闲肉三寸空虚,过不了脐下一关。据说密宗中这个层级的修炼主旨是忘我。在最难破的欲望形式中破除欲望本身,在身体的极尽所求中超越身体。刺破本体,空空如也,却又不是虚无。别笑,你做不到。
画这样一幅唐卡,不是寻常画师所能。要动笔,得有授权。旧时候,画师在日出之前赶到密宗寺庙,请喇嘛允许他画欢喜佛。这一天,神权下放到了他的笔端,他可以随意动笔。太阳落山,画师就自然地失去了这个授权。第二天还要画,再去。几个月或几年,唐卡画完,画师也算经过了考验,取得了终生的授权。
多布杰无需如此。他曾在密宗萨迦寺住庙,一边画壁画一边修行。六个月期满,上师赐予他画密宗唐卡的资格。这是最难取得的资格,有了它,所有的唐卡题材都已经对他开放。只要他愿意,只要它愿意付出更多个七年。
但如今在八角街上走一圈,欢喜佛唐卡铺天盖地。卖得最好的还有坛城,另一种需要授权才能绘画的唐卡。还需要这样煞有介事吗,太可笑了吧?别笑,你买的并非唐卡,而是旅游纪念品。如果那些印刷的、流水线生产的画布也算唐卡,神佛该从谁的愿力进驻呢?
唐卡和那些东西最大的区别,依然是时间。七年。
动笔那天,多布杰起得很早。预先已经算好良辰,桌上放好桃子,酥油碗和净水碗都已添满。他坐在藏塌上,前面放十几种颜料。对着每一种颜料,他开始观想一尊佛。因为在最终那幅唐卡上,欢喜佛有诸多化身,每种化身都有不同的颜色。当台太阳升起,在画布上画下第一笔的时候,多布杰把自己想象成了阳性,而膝头的画布则是阴性。
多布杰这样的唐卡画师始终有两个身份。他们既是用笔和颜料创作的艺术家,又是通神之人。他们在绘画中时刻与神佛、与自己内心举行三方对话。画所闻所想,却又合乎仪轨。他们一边将颜色和造型画在布上,一边将佛从经文里请到眼前。像揭示秘密,又像搭建桥梁。在复杂的谱系中,他们知道神佛在何处,并邀请神佛此居住。由此,画师也获得了神性,俨然是神佛在凡间的代言。
从第一笔画到最后一笔,有关阳性和阴性,多布杰的想象持续了七年。有时候一笔下去马上就能看到画面的变化,有时候千万笔下去天也还是那个色彩。每尊佛像起先都赤裸,他先画出身体,再为佛披上法衣。而在最终完成的唐卡中,这些劳作却又隐藏不见。
多布杰是个诚实的人,他告诉我们七年里他还画过另外三张小型唐卡。其余的时间也并非每天都画。每周只有两三天,那两三天里也只有某一段时间,精神健旺,心平气和,适合动笔。而每次动笔之前,他还要花费一点时间,仔细回味前一天的此刻。不可过于兴奋,不可稍有颓靡。只有持续无碍,才是画唐卡的好状态。
七年一以贯之,才能像一天画成。
我们站在这幅唐卡钱,看不见笔触、布局、色彩衔接,看不见用身体打破身体执的佛。与其说我们被这幅唐卡折服了,不如说我们被多布杰感动了。在画这幅唐卡的时候,这位词语他画密宗唐卡资格的上师圆寂了。上师临终前流出了红白两色的鼻血,多布杰讨了些,拌进颜料画在这幅唐卡里。据说用上师身体的一部分来画佛像,是对他最高的敬意。
如果多布杰在以前,这个故事就结束了。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给唐卡定价。他说他感到尴尬,他说过去的唐卡从来没有价格。历史上那么多唐卡大师一生穷困潦倒,人家给一袋糌粑就换一幅唐卡,但大师画唐卡的目的却不是为了糌粑。现在他不得不破这个规矩了,不得不给唐卡定价了。
有价格就好办。这幅唐卡很快就被别人收藏了。“我对它用心了,相信藏家也会用心。”多布杰说。一个藏家
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所以现在最需要唐卡的是汉人。
唐卡特有的迷宫风格中,汇集了大量汉人难以理解的密码。梦境般的构图,神秘的灵韵,精细到不真实的细节,整个图像都超越了日常经验,和汉人们寻求超越体验的内心不谋而合。“现在来西藏收购唐卡的都是汉地来的商人。”我们遇见的唐卡画师们都说。
赵春森不希望自己被称作“商人”,更不希望被画师们看成和那些人一样的商人。他皈依佛教十多年,这几年一一直在做宗教艺术传播,他说,“第一要弘法,第二要给唐卡正本清源。”
去年一年,赵春森在他的上海“东传轩”办了四此唐卡展览,丹巴的“大威德金刚”和“六世班禅”至今还挂在他的展厅里。“不看这些有法度的杰作,不看这些严格遵循度量经画出来的唐卡,就永远不知道唐卡好在哪里。”赵春森对现在的唐卡市场有些痛心疾首,这么虔诚的产业,怎么能尔虞我诈呢?怎么能做旧造假呢?怎么能跟大芬村一样组织一百多个人流水线画呢?怎么能跟当代艺术一样搞呢?
所以赵春森坐不住了,他要出来跑一趟。先到拉萨,结识了一批唐卡画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丹巴。之后去青海,把热贡唐卡的发源地走了一遍。然后,又回到拉萨。那几天他还在谋划着要去此昌都,买不到机票的话就开车去,四十八个小时路程。听说那边有一批很好的唐卡画师。
“热贡唐卡是不错,但它很早就开始主动市场化了。”
“哪里有唐卡画师我就去哪里。”
“越偏远越好,他越可能潜心创作。”
我给他讲了乌里西克的故事。采访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最大的收藏夹时,他很骄傲地说,他跑过的年轻艺术家工作室比所有中国人都要多。赵春森要做的其实是唐卡界的乌里西克。搜寻虔诚的画师,收藏他们的唐卡,撬动一个被过度炒作所淹没的新板块。
那个下午,赵春森沉浸在一股沮丧的情绪中。他去了拉萨郊区的一位唐卡画师的家里。“那个年轻人不简单。”为了画一幅唐卡,画师戒酒,吃素,画了五年。他画的是绿度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每逢和观世音菩萨有关的吉日,画师都要上香祈祷。
但赵春森没能带走那幅唐卡。因为画师舍不得,给多少钱也不行。“唐卡给我了,他的心就空了。我收藏的不只是唐卡,其实是画师的一段生命啊。”
遇见每位画师,赵春森都要问:“你这唐卡有什么故事吗?”他想要发现唐卡背后的虔诚,甚至创作中的神迹。这才是他收藏的唐卡和那些消费主义的唐卡之间最大的区别。归根到底,唐卡要和信仰在一起,才是神性的而不是商品。
在西藏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一起去了两个小事车程外的扎囊县扎塘寺。索朗旺久主持带我们走近了佛殿后的黑暗里。手电光柱掠过,那些佛像笑着现身,又迅速沉入暗处。九百年前的壁画,就这样惊鸿一瞥地出现在面前,让人心生激灵。
扎塘寺在历史上曾无比恢弘,今天只剩半座佛殿。索朗旺久说,这叫无常。因为残存的佛殿长期被用作粮仓,壁画保留了下来。索朗旺久说,这也叫无常。临走索朗旺久送了每人一幅唐卡,壁画的印刷品,价格而言不贵重。他说,再贵的唐卡只是“身”。诚心拜佛,还有“语”和“意”。(谢谢您读到这里。这是公众号“入眼”的第61篇文章。入眼,请关注;顺眼,请转发;碍眼,请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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