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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习大大统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加减乘除”
责任编辑：李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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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新网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与会嘉宾认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认为，如果中国能发挥比较优势，辅之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未来能够继续以7%左右的增速发展，增长潜力可以达到8%。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称，根据他所在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从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等角度综合来看，中国的增长潜力没有用完。
　　林毅夫说：“中国会继续向世界贡献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已在中国工作近20年的默克投资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赵斌斯说，新常态7%左右的经济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仍然是非常高而且健康的增长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同样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减缓的另一面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比以前有所下降，在全世界来看仍然是高速增长，而且绝对值很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保持10多年6－7%的增速，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贡献。
　　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介绍，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
　　与会嘉宾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大，比较增速高，未来亚洲和世界国家仍能持续从中国经济新常态中获益。
　　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说，新常态的中国更关注如何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创新能力和提高效率，“中国重新布局工业地带和经济结构转型也给印尼提供了机会。”
　　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开放的新常态。
　　郑永年认为，中国这轮开放的规划主要以“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代表，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新型的国际合作共赢道路。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这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产能输出和资本输出正好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对资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急迫需求。
　　“中国‘一带一路’这样的开放政策能进一步的刺激投资和贸易的流动，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更好地支撑全球化的进程。”朱民说，当前全球贸易增长速度已经低于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目前的FDI与2007年相比大概下降了一半，全球化进程的脚步正在放慢。
　　与会嘉宾认为，亚投行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对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有效补充和完善，“一带一路”的建设，同样是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增量改进。
　　林毅夫表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将达8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每年给亚洲地区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不到5%。“世界银行应该感到很高兴，它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有别人帮着做，众人拾柴火焰高。”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互补性，将打通沿线国家的各方需求，提供了与TPP等区域合作组织不同的合作模式及方向。
　　论坛新任理事、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表示，目前正在筹建的由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等项目，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有长足的重大意义，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并促进地区经济、金融一体化。(记者王晖余 李来房 华晔迪)(参与记者郭信峰 王存福罗羽 许可)
【编辑: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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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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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第2页 :序言 经济新常态的大趋势
　　2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我国正处在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换的历史拐点。无论在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还是在体制机制上都存在着与这个历史拐点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八个更加”和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对此，我理解为：一是把握发展大势；二是着力经济转型升级；三是狠抓改革攻坚；四是突出创新驱动。
　　3如何引领经济新常态？
　　引领经济新常态，必须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可持续发展，充分把握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新时代。
　　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核心是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紧紧抓住我国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要以经济的转型升级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不断适应国际国内的新变化。
　　二、2020年是不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
　　1我国已开始进入经济新常态时代
　　总的判断是：年这6年，特别是“十三五”，将是我国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保持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对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这一大判断分析，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
　　当前，尽管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总体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能不能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奠定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起点，取决于年这6年。
　　2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深刻变化。开始大家以为欧美的市场萎缩是短期的，现在看来，具有中长期趋势。为此，改革创新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主题。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了许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和做法，改革创新不仅有效加快了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更是我国主动参与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我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我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果不主动调结构、转方式，未来的增长将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我国改革总量扩张的增长模式到了最后的关节点。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目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一是环境承受力到了极点；二是人民群众对良好的生态环境有着殷切的期盼；三是必须形成良好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这表明以重化工业为主体、以总量为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国内新阶段的经济发展需求，也不能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为此，迫切需要改变旧常态。
　　当前，国内经济矛盾和经济风险明显加大，主要面临着三大经济风险，即产能过剩、地方债和房地产，但更大的风险应当是互联网和金融风险，尤其是金融业。如果不立足未来化解短期的问题和矛盾，将有可能形成更大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32020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
　　形成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格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上，一个国家就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如果“十三五”按照6%～7%的经济增速，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因此，2020年将是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临界点。2020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一个增速问题，更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十三五”我国要保证6%～7%的GDP增速并不容易，因为现阶段追求的不是传统的“强刺激”增长，而是公平可持续发展。
　　形成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很多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有效解决。墨西哥、巴西、智力等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人均GDP达到美元后，经济增长开始下滑的表层原因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步凸显等问题。而日本、韩国在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社会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把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处理得比较好。我国经济处在增长转型的重要时期，贫富差距呈现出加大的趋势，公平发展日益成为大多数人的要求，此时的老百姓不仅需要6%～7%的增长，更需要共同分享增长的成果。公平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走向经济新常态的目标。
　　42020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节点
　　所谓的经济增长的窗口期和转型升级的临界点，实质是指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加大，留给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十分有限。我国要把握增长转型改革的主动权，如果改革不能取得主动权，就可能产生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十三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5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改革会有多方面的重大进展，尤其是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所以说2020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节点。
　　“十三五”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立足2020年中期，消化短期，谋划长期。我国能不能消化短期的经济风险和经济矛盾，关键在于“十三五”有多大的预期、多大的信心和多大的空间，这个判断对化解短期极为重要。
(责任编辑：U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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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7:18:19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记者 张延卿
　　随着中国投资经营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中国国内政治稳定、市场巨大，产业和区域扩大开放，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吸引外资仍具有比较特殊的优势，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标国之一。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跨国公司如何在中国发展，中国如何去跟跨国公司进行合作，从而实现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无疑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日，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奥美集团协办的“跨国公司与中国发展——2015年度展望与政策思路”国际研讨会在中央党校育园楼举行。与会代表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当前经济形势”“经济新常态下的跨国公司发展”“中央四中全会与经济发展展望”“依法治国条件下的监管动向”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近年来，我国针对外资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吸收外资规模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区域分布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投资来源地和投资方式的多元化日趋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放缓，国内外都在放缓，竞争压力加大，劳动成本上升，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转型调整，我国对于外资的质量和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央党校副校长张伯里谈到，中国战略趋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吸引外资工作可以说已经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这个选择可以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目标层面，从注重数量增长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二是在观念层面，从以行政为主导引资，追求外资规模，正在专项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淡化引资规模的考核，引入技术含量、国内配套比例、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新增就业等综合指标。三是宏观经济层面，调整价值取向，从过去注重以外资投入拉动宏观经济总量高速增长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可持续发展转变。四是产业层面，更加强调优化外资的产业结构，不断提高内外资的耦合质量，避免低层次、统购化的国外资本大量进入。五是微观企业层面，希望引入更多的战略投资者，支持国内龙头企业与跨国公司加强战略合作，来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中小企业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提高国内产业配套和积聚。张伯里认为，尽管有这些新变化和更高的要求，但抓住改革开放新机遇，跨国公司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些新的管理模式和新的开放举措，无疑给投资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更大的自由权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在这个总的判断之下，中国是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规则？中国要在这个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和战略？对此，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中高发展速度时期，推进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和健康轨道上向前发展，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利益，解决之道必须以开放倒逼改革，促进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融合，促进中国技术进步同国外先进科技水平紧密结合，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必须把改革开放与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相结合，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促使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推进区域融合发展和全球经济发展，提高各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福祉。
　　最近几年，针对中国经济形势，有一个很简要的说法，叫做三期叠加。“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副主任看来，将来还会有一个新的三期叠加。他指出，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将会是一个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依赖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拉动高速经济增长将会触底，劳动力总数的逐步下降，以及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都使得中国经济增速不可能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但增长速度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速度背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许多新增长点正不断涌现，即使中国经济保持6%的增长速度，每年的新增量依然最大，跨国公司不用怀疑中国的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重要的是转变观念、提升效率，真正发挥出生产力的优势，实现跨国公司与中国经济发展双赢的前景。
　　无数事实证明，不管过去35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的转型升级进入新常态，中国离不开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继续需要中国的发展。对此，国有大型企业监事会季晓南主席表示，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越来越多，说明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既是跨国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主要竞争对手，但中国国有企业并不都享受超国民待遇，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强调的公平竞争同样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不少国有企业也被开了罚单。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背负着超大规模员工就业等包袱，不考虑负担，让它跟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竞争，只会在时间上等死。公平竞争应该是把双刃剑，负担包袱迫使部分国有企业应该享受行政性垄断。从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上看，国有企业改革不同于西方的私有化、民营化，而应该是市场化。
　　出席会议的外方代表有66人，包括28家跨国公司的亚洲区总裁、财务总监，以及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美国商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的相关领导，共120余人出席会议。
（ 网站编辑：师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