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毛钱的官司到底值不值得打？_新闻中心_新浪网
7毛钱的官司到底值不值得打？
　　在这场官司中，蒲先生的诉讼要求仅仅是希望成都市稽征处退还其认为多征收的7毛钱滞纳金，并没有附带其它任何赔偿要求。前来旁听的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张某不禁发出疑问：目前我国一元钱官司不断涌现的情况下，这场为了7毛钱的案件究竟有没有打的必要。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随后采访了双方当事人及有关法律专家。
　　蒲虎：7毛钱不是小钱
　　对于我国现状来说，敢于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是多了，恰恰是太少了，因为我是律师，因此我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义务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希望有我这样爱较真的人，能够唤起人们维权和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7毛钱虽少，但重要的是它的意义。
　　稽征处：官司毫无意义
　　蒲先生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完全是按照规定收费，就算程序出了问题，也并非是人为造成的，我们也出示了相关证明文件，并不是故意要侵犯市民的合法权益，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解释工作，打这个官司毫无意义。
　　付宁：社会价值不错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
　　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成本上来核算，“7毛钱”官司是得不偿失，但是当这“7毛钱”官司从社会效益上来进行考虑时，其价值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在看待这些7毛钱、1元钱引发的官司时，要看到它们积极的意义，因为从这样的官司中可以折射出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制的进步，只有公民的觉悟提高了，这个社会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王建平：浪费司法资源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
　　现在类似于“一元钱”官司的事例已经过于泛滥，不能说不鼓励人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事实是，这些官司的上诉人往往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或者存在炒作的嫌疑，这样只会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我们现在是和谐社会，应该提倡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记者郑钰飞实习生张运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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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Flash张硕：“华西模式”的成功经验
“华西模式”告诉那些改革前线的人们，改革并不高深，也无需高深。因为对他们来说，改革在于实干，在于从领会中央政策入手，从本地区发展需要和长远需要入手，把“实事求是”精神落到实处。从这个角度说，应该学习“华西模式”的，也绝不仅仅是那些地方经济组织的，而是每一个身处改革开放浪潮中的人。
3月18日晚，吴仁宝老人驾鹤西游。据华西村副书记、华西精神文明开发公司经理孙海燕说，老人临走留下的遗言是&把华西建设好，造福一方百姓&，但这句遗言更是吴仁宝老人对自己一生的评价。老人一生辛劳，留给下的不光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村镇经济集团，还有针对&华西模式&各种褒贬不一的议论&&如何理解&华西模式&的真正含义？2011年，是华西村建村50周年，这一年出版了三本吴仁宝自己的书：《吴仁宝文集》、《吴仁宝箴言》和《社会主义富华西：吴仁宝宣讲报告集萃》&&它们似乎告诉我们，想要理解&华西模式&，首先要听吴仁宝自己的看法。
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华西的发展成绩已然得到外界肯定，相关报道开始出现。随着70、80年代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整体性发展，华西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大。90年代，在乡镇企业风光不再的局面下，诸多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都出现大幅亏损，但华西仍旧保持了强劲有力的增长势头，外界开始从一般性报道开始全方位转向对其成功经验的研究性，相关著作也不断问世；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都把研究的矛头集中在吴仁宝上，可谓达成&研究华西村就是研究吴仁宝&的默契；进入新世纪，随着华西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对其研究也更渐增多，这些研究在不断总结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其目的不外乎追问&华西模式&的复制性。对这个问题，吴仁宝老人自己怎么看呢？在《吴仁宝箴言》中有这样一条：&华西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关键的一条是，这个村的领导班子是不是真正为人民去考虑。如果他真正为人民去考虑了，真正认真工作了，把自己的名利丢到脑后了，他就可以复制华西&。
强调领导的作用，当然是&华西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华西模式&的成功显然不限于此。去年年末，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华西考察，他握着吴仁宝的手说：&华西村不愧是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你们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可见华西的成功，&为人民考虑&是关键，如何把&为人民的考虑&落到实处，则是关键的关键。由此说来，复制&华西模式&，就是学习华西如何把人民利益落到实处&&我们要学习华西成功的核心精神，而不是照搬华西的具体经验，盲目复制不会取得成功，只有领会华西的精神核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才能正确对待&华西模式&的复制性问题。想要理解&华西模式&的核心精神，想要理解华西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的真正意义，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华西建村5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在面对国家针对三农问题的发展思路出现分歧、发生变化的历史时刻、面对自身发展出现机遇和困难的时刻，华西人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因为正是这些选择直接决定和实现了华西今天的成功，这并不是要否定国家和地方对华西的帮助扶持，但在相同条件下，为什么华西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这不能不使人强调华西自身发展能动性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这一发展能动性的存在，才使得&华西模式&得以存在，才使学习&华西模式&成为一种强烈冲动。让我们从华西建村开始谈起。
建村八年，成绩可喜，长远发展遇瓶颈
1961年1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要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10月，吴仁宝任党支部书记的华墅人民公社第十七大队一分为四，华西大队是其中之一，这便是华西村的来源。华西大队初建之时，下辖10个生产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欠债15000元（冯冶《吴仁宝评传》）。照这个统计，华西村人均占有土地1.278亩，远低于全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但就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而言，却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数字，当然在统购统销的政策条件下，未必不意味着生产越多必然留下的越多。华西村在建村伊始，除了自然生长条件比较优越，可以说没有其他客观优势条件能够让村民过上富裕生活、更不必说不断提升生活质量。换句话说，哪怕是华西所在这样自然生长条件优越的苏南地区，即使没有统购统销，单纯依靠农业产销也不可能实现生活富足，所以在保证农业产量稳中有升的同时，想要解决华西大队的发展，向其他产业转化就成为必然需求。
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吴仁宝在群众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学大寨，彻底改变华西村贫困面貌，就必须有个规划，现在我们就讨论如何制定华西发展规划&为了说服大家，他说&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一开始就制定了明确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具体的革命目标，现在领导我们搞建设，既有长远目标也有一个个具体的五年计划&&我们要彻底改变华西村生产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大农村，也要有一个全面长远的规划&。吴仁宝带领干部群众，踏遍了全大队1300多块田地，40多条河沟，12个自然村落，在摸清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华西大队的未来规划。就这样，绘制出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以下简称&十五年规划&）。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但在华西村这里，从一开始，就是治小村若学大国：吴仁宝治村，首抓高屋建瓴。
为了便于宣传，吴仁宝把规划的奋斗目标概况为&五个一&：干部群众有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开挖一条灌排两用的华西河；治土改水，建设一片高产稳产的农田；每亩年产一吨粮；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历大跃进之后的六十年代中期，群众早就不再相信所谓农产高指标，对亩产一吨的计划很多人表示不信。但实践证明，到1972年，华西大队就提前7年实现了&吨粮田&的目标，当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一数字的真实性，但无法否认其高产。
华西大队提出&十五年规划&的前两年，国内一些地区开始推行&包产到户&，并逐渐得到了一些中央领导的支持，虽然&事实证明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变动效果更好，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发展，只是由于它在客观上否定了集体经营，并将导致农业公有制的削弱，因此遭到到毛泽东的批评，并很快得到禁止&。（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可以说，毛泽东并不怀疑包产到户可以恢复部分地区农业发展，否则他就不会在日第二次北戴河会议上，针对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关于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建议》的来信，雷霆震怒：&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包产到户&能够恢复农业发展，又如何会出现两极分化或者说贫富差距呢？但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担忧仅限于&两极分化&吗？我们通过华西大队的变迁来回答这个问题。
1965年，是华西大队&十五年规划&的头一年，在冯冶撰写的《吴仁宝评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华西大队在吴仁宝的带领下，开始&挑土、平地、筑渠、施肥&&&从年，华西人主要功夫用在水利建设方面，水利建设的成果立即体现在粮食产量上，华西大队一跃成为江阴县五个样板大队之一，这也引来一些上级&命令&。回顾这段历史，吴仁宝说：&五十年代听，听对的多，听错的少，可错的造成的损失可不小，于是就转变为六十年代的&顶&，开始&硬顶&，一听不符合华西实际的事，就当面顶回去&&眼看实事求是、&明顶&、&硬顶&要吃亏，自己丢乌纱帽事小，农民吃苦头事大，遂改&明顶&、&硬顶&为&软顶&、&暗顶&&；难怪温铁军教授在缅怀吴仁宝老人的文章中这样写：&我与吴老有几十年的交往。他是一个具有中国农民典型特点的人，外圆内方，实事求是&（温铁军：&华西村和吴仁宝的探索鼓舞改革者&）由此可见，吴仁宝的&顶&和&实事求是&是建立在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实事求是。既然吴仁宝在面对上级不合理命令的时候能够坚持实事求是，那么在1962年，建国后&第二次包产到户&流行时，想必也是坚持从华西大队的实际需要入手，坚持走集体化农业的发展道路。反之，如果华西大队的自然种植条件不适合集体化农业而适合&包产到户&，那吴仁宝或许也会从农民切身利益考虑，选择&包产到户&。由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地区选择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农业，应该从该地区的实际为基础，选择最有利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展方式。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斥责是错的？不符合实事求精神？这种看法也成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启&第三次包产到户&后的主流看法。但正如上一段所言，毛泽东并不否认&包产到户&能够促进农业生产，那毛泽东的真正关切是什么呢？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江阴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要&抓革命、促生产&，选择华西大队作为样板队，向华西派驻&军宣队&。军宣队在听取群众呼吁后，决定请被夺权的吴仁宝重新工作。吴仁宝上台之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报复曾经夺权的造反派身上，而又继续带领全村继续自己那套属于华西大队的计划经济&&&十五年规划&。1968年秋收后，吴仁宝宣布今冬明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任务是：建设一座电灌站、修筑一条1000多米长的灌溉总渠、平整60多亩的格子田，填掉8条河塘、造好5个集体养猪场，兴建80多间社员住宅&&
1969年，华西大队实现亩产1423斤，总产1104941斤，向全国出售商品粮424482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冯冶《吴仁宝评传》）华西一举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引来了《新华日报》的记者，引来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的注意。但此时的华西引人注目不光是农业。
就华西大队自身农业条件而言，即使没有吴仁宝上任8年来的努力，华西人想要实现温饱也不是难事。自古以来，华西所在这片土壤就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吴仁宝很清楚，&仅靠种植业，农民出力流汗，也只能落个肚儿圆，有点零花钱，难以摆脱&高产穷队&的规律&。（冯冶《吴仁宝评传》）此时的华西大队又遇上一个日渐窘迫的情况，也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情况。1961年大队成立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有845亩。到1968年，劳动力增长到434人，8年增加142人，并还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土地仅仅增加了6亩。&人多地少&，这不是华西一家的情况，而是基本国情，这一国情可以说是一个超越了全中国地区差异的普遍性问题。这一国情也决定了中国很难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无论是英国圈地运动、普鲁士道路、苏联大农场模式还是美国道路。（参见吕新雨：《乡村与革命：中国新自由主义批判三书》）
如此国情，决定了无论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农业，或者说单纯依靠农业发展，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问题。无法解决劳动力过剩，中国农民就只能在温饱上打转。汉唐以来，中国只要遇上和平，粮食产量一提升，人口数量几乎必然随之提升；而对耕地的垦荒则跟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由此，过剩劳动力只能不断投入既定耕地存量，从而造成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过密化&（involution）现象（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此时的吴仁宝，虽然面临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可喜局面，但却喜不出来，因为考验他的，不仅是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华西人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他很清楚，如果把不断生成的过剩劳动力，不加遏制地投入农业生产，必定会出现&人多地少活也少，活少人多效率低&的人浮于事现象。在当时的形势下，或者说在现代文明条件下，农业（农林牧副渔）剩余人口向工业制造业转化、农业产量反过头依靠工业制成品继续大幅提升已是被欧美日发达国家所验证的成功选择；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或者说&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题中之义。就华西而言，哪怕不是出现了劳动力持续增长，想要实现&十五年规划&单纯依靠人力投放也不可能，而需要农业机械、化肥的帮助，但如果不想办法发展工业和其他产业，单靠卖粮，如何负担得起昂贵的农业机械？但当时中央基于大跃进的教训，并不太支持农村搞社队工业（《农业六十条》）。从国家整体角度看，这是比较稳健的策略，符合当时整体的发展状况，但显然，未必符合华西一类农业发展较快、亟需转移剩余人口并提高农业机械化的大队。吴仁宝该该何去何从？多年后，有人批判吴仁宝办工厂、不务正业，破坏&以粮为纲&的时候，群众给调查组算过一笔账：建设一亩&吨粮田&，平均所需设备、材料费120元，单靠农业积累无非解决，其中80%要靠工业积累解决。如果没有社队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农业生产要大上快上绝不可能。群众用充分的证据证明了，办工厂不是不务正业，而是促进农业发展。（冯冶《吴仁宝评传》）
责任编辑：孙宇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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