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桂系现象
新桂系的形成广西在中国上一直默默无闻，直到近代才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先是运动冲击了大半个中国，在时期被称为桂系的广西地方势力在纷繁复杂的军阀斗争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新桂系，在国民党政权的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成为主角，还几度逼下台、问鼎中央政权，在时期成为国共之后第三大实力集团。广西在中国是极落后的穷省，地瘠民贫，工商业极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绝大多数省份都落后很多，但纵观整个民国，在所有省份地方势力中新桂系势力最为令人诸目，展示了远超出本省实力地位的能量和作为。当然这一切都不是桂系少数人的天才行为造就的，桂系能有这种作为与广西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html/ ]1、新桂系所仰仗的首先是队强大的作战能力。广西军阀在陆荣廷时期占据广东达六七年，唯一依靠的就是广西军队相对其它省份较强的。新桂系在夺取广西政权的过程中，以劣势兵力击退欲东下两广的滇军，保卫了国民党广东革命政权，在北伐战争的贺胜桥、德安、龙潭等战役中广西第七军以少胜多，战果辉煌，被称为“钢军”，为北伐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军队。正是由于这种辉煌的战绩奠定了作为穷省的广西派系在国民党政权中的显赫地位。后来新桂系加入中原大战，张桂联军以四万多的兵力打向武汉，攻势凌厉，拥有十万军队的湖南军阀部队退避三舍，根本不是桂军对手，显示了广西军队的战斗力远高于其它地方军阀。在**战争时广西军队也表现了强大的战斗力，红军长征期间及解放战争中中共方面一直认为桂系军队很有战斗力，须认真对付。这一切都增加了新桂系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份量。而桂军的较强的战斗力，并非由于少数人的天才才能，而是由于广西社会的特点造成的，是由于当时广西的特殊发展阶段特征所具有的一些与其它省份不同的特殊的气质。中国人在秦汉时有很强的尚武精神，文人都佩剑，由于实行军功制，统治阶层中很多人都是军人出身，社会充满着强悍的风气，这种尚武精神到唐代仍然非常强烈。中国到宋以后传统社会模式开始走下坡路，国家实行募兵制，军内派系严重，经常表现出私家军的特征，极容易出现兵变。为了防止军事将领拥兵自重，统治集团故意压低军人的地位，中国社会开始弥漫极浓厚的重文轻武的风气，国家一片文弱气息。当兵被许多人认为是没有出息，人们大都是因为没有出路才去当兵，考武状元绝对没有文状元风光，武将与同级别的文官相比其地位也会低一等，武将在朝廷上极少有发言权。明朝的武将因为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较低，都纷纷投靠朝中的文官以寻找靠山，在当时形成了风气，许多历史上有名的明朝将领也是如此。军人地位的低下和统治集团对军队的过份防范极大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中国在宋以后的各朝代军事作为皆无法达到汉唐的高度。军事效能低下、无法有效应对外部威胁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体制在衰弱时期的重要特征。广西在直到清朝才逐步脱离土司制度，中国宋以后文弱的社会风气对广西基本没有影响，广西人也就保持了人类与大自然长期抗争而形成的勇敢刻苦的原始天性。在长期的血亲氏族时期和土司统治时期广西文化落后，停留在原始宗教的蒙昧状态，绝大部分人无接受教育的机会，商业也极不发达，而生存条件恶劣，由于血亲复仇等原因而导致的武力冲突经常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人的评价就不会以学问为主，孔武有力、勇敢好战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赞誉，久而久之社会形成了一种尚武的风气。这种风气并不因为改土归流而很快改变，这就造了广西士兵较高的战斗素质。在明清两朝，广西兵一直都表现出较高的作战能力，特别是中央王朝衰败、正规军队也极其腐朽时广西兵的表现更为突出，明朝抗倭时广西俍兵表现了强大的战斗力，在鸦片战争时清政府把广西兵不远千里地送到江浙去抗击英军也是看中了广西兵的战斗力。近代中国军队抗击外敌入屡战屡败，被清政府视为草寇的、由广西农民组成的刘永福黑旗军却能在异国他乡痛歼法国军队，冯子材的抗法军队也主要是招募广西农民组成的。后来解放军在广西剿匪时也认为广西土匪比其它省份土匪要凶悍许多。所以广西兵的战斗力从来就不是宣传鼓动或者说是某种信仰在起作用，而是由于长期社会环境、风气而造就的一种天性。新桂系每一时期都有三巨头，开始是李宗仁、黄绍肱、白崇禧，从中原大战失败、黄绍肱心灰意冷退出桂系后变成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以后就一直维持到桂系覆灭。广西军队有时由李宗仁统领、有时由白崇禧指挥，这两个桂系头目长期不在广西，广西长期由黄旭初主政，三者之间的工作关系较为独立，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及指挥隶属关系，却能长期维持桂系集团的稳定性，关系紧密、配合默契，这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堪称奇葩。中国向来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每一独立的政治集团都必定有一个并且只能有一个绝对权威的人物，由这个人严密掌握军队及各种人事，当一个集团有多人权力相近、谁都统制不了谁时，必然出现相互夺权、拆台、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四川的刘氏家族即使是同族叔侄、兄弟也还是不能合作，互不服气，分成了几派，贵州在王家烈时期也是分成好几派系，各占一块地盘，各自为王。为了保住权力，地方军阀头目们轻易不敢离开自己的地盘、军队，象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都曾凭借强大的实力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高官，但他们都不会到南京去任职，无一例外都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通电就职。云、贵、川等省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的头号人物都不会亲自领兵出省**。对这些军阀来说，长期离开自己的地盘、军队，必定会大权旁落。桂系则相反，李宗仁、白崇禧从北伐后就多在省外，抗战后到解放战争连续十几年时间他们都在省外任职，广西十几年时间都由黄旭初主政。这种情况如果放到其它省份，留守的人早就自成系统、把到中央任职的老长官排挤出去了。但新桂系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连苗头都没出现，广西省内一直都视李宗仁、白崇禧为当然领袖，在中央的白崇禧、在前线的李宗仁都能安心地建功立业，壮大桂系声威，不担心后院起火。这不能不说是非常奇特的现象，也显示了新桂系联结内部关系的独特因素。前面说过，广西长期以来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都与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不一样，广西到清朝才开始逐渐实行中原式的官僚政治体制，社会还处于一种上升状态，与其它地区社会全面处于衰败状态有所不同。长期与外界不同的、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容易在内部形成共同的认知心理，这种情况在广西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加强了广西内部某种程度的团结。此外，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一些做法及其没落时期的一些弊端在广西表现也较少，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等观念并未深入近代广西社会。相反，广西在唐宋及以前为血亲氏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保持着原始社会的民主议事方法，这种传统到土司制度时就表现为壮族村寨的寨老制度，由村寨中一些德老望重的老年人议事决定一些村中大事、处理纠纷等，这种制度直到现在仍在一些壮族村寨中延续。由于广西自身从未象西藏一样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土司之间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土司之间的事务中央王朝不便事事插手，土司本身不愿代表中央王朝的流官过多插手本地事务，土司领地间的一些事务就只能由互不统属、相互之间较平等的土司之间自行解决，当然有的时侯会发生冲突，但更多的时侯是商议解决，这就能形成一种合作的传统。瓦氏夫人统领几个土州的俍兵去浙江抗倭，其统帅地位只能是公推的结果，象这类事例在土司制度的广西应是较为普遍的。这一切就形成了一种在相对独立平等的个体间协商合作关系的潜在传统，而这也许也正是桂系内部那种特殊的合作关系的社会根源。[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中国传统政治特点是派系林立，派内有派，各派既用各种权力争夺经济利益，又利用争夺来的经济实力加强派系力量，争取更多的权势。如此循环，既造成土地等经济资源过份集中于权贵手中，又造成官场派系斗争的根深蒂固，两者本来就是互为因果。民国的派系，基本都与一定的经济集团难分彼此，不同的经济集团支持不同的派系。四川的军阀都是当地的大地主，一个大地主集团往往就构成一个四川军阀派系，称霸一方，贵州也是如此。社会经济结构越复杂，经济利益集团越多，反映在政治斗争上的派系关系就越复杂，倾轧、勾心斗角就越激烈，广东作为一个富省但其地方实力派却难以发挥很大的作为正是因为其社会经济结构复杂，因而派系关系复杂、难以形成合力。广西社会构成简单，以自耕农为主，大地主极少，商业活动也不发达，社会没有强大的地主经济和商业经济集团，没有强大的社会集团去恣意干预政治。这种较简单的社会阶层划分、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极有利于减少社会差别，强化内部团结，减弱派系斗争的社会根源。李宗仁、白崇禧皆出身于平常农家，家境为中农或富农，桂系很多人物都是如此，家境再好也就是中小地主，出身显赫的极少，这也是当时广西社会结构的现实反映，由于组成人员没有显赫强势的背景，桂系集团内部形成派系关系的条件大为降低。当然，广西并非完全没有受中国传统官场作风的影响。陆荣廷旧桂系直接脱胎于清政府政权系统，这一集团的形成本身就是晚清政治的产物。陆荣廷出身草蜢，后被清政府招安，进入官场后陆荣廷也如当时官场的普遍做法一样培植个人势力，以跟他一起被招安收编的部下为基础发展私家军，清朝覆灭时陆荣廷依靠掌握的军队力量，排挤巡抚等人，掌握了广西政权。所以陆荣廷及其旧桂系深受清朝官场影响，旧桂系政权表现出很多派系等中国传统官场特征，陆荣廷任人唯亲，用同族兄弟、妻舅等亲朋好友把持军队、控制政权，军校毕业的一批青年军官被集中到“模范营”不予重用。由于广西社会自身的特点，中国传统官场政治在广西的这种影响仅表现在政权层面，就象中原社会模式长期仅在广西州府以下政权机构有所体现一样，并未深入广西社会的方方面面。当李宗仁、黄绍肱、白崇禧等一批军校毕业的广西少壮派军官夺取政权后，广西摆脱了清朝延续下来的政治结构的影响，第一次有了较为自由发展的机会，也就是广西第一次得以根据自己的社会特点、社会关系特征构建政权结构、构筑政治关系。由满清政权在广西所贵留的官僚政体及其派系关系被打破了，广西自身那些协议合作、社会差别少、分化较轻等传统和现实因素开始在政权层面起作用，决定广西的政治关系。因此新桂系主政广西后，政权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受过新式教育的新桂系集团的能力、见识、施政水平远非草蜢出身的旧桂系集团可比，政治关系也一改旧桂系任人唯亲、发展私人势力等派系特征，新桂系依靠良好的协作关系长期维持了三巨头权力构架、维持了集团的稳定。民国时地方军阀权力更迭极为常见，但更迭后政权面貌和政治关系并未发生多少变化，相比而言，广西的变化极其巨大，而这主要是由广西自身的社会特征决定的。新桂系取代旧桂系可以说是一次由广西自身特点决定的政治关系取代清朝遗留的传统腐朽政治关系的变革，辛亥革命后才起步的青年军官代表了前一种政治关系，在清未的政治环境中起家的老一代军官、政客代表了后一种政治关系。当黄绍肱与李宗仁合作欲夺取广西政权时，当时为黄绍肱部下的俞作柏，极力劝黄绍肱解决掉李宗仁，吞并李宗仁的队伍，他的说辞包含“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等论调，黄绍肱告诉白崇禧后，白崇禧等一批青年军官极力反对，后来桂系形成了几个巨头长期协同合作的关系。新派军人与旧派军人的观念差别在这件事情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新桂系掌权后曾有个别旧军人依靠掌握的私人武装势力图谋不轨。俞作柏明显属于代表清未政治关系的人物，是那种不会与人协作、独占意识强烈的类型，他在军队内培植自己的私人派系，后来与兄弟俞作豫、表亲李明瑞一起在蒋桂斗争的关键时刻反戈，建立了家族式统治政权，遭到桂军大多数将领的反感和抵制。俞作柏失势、李黄白重新掌权后，从根本上消除了旧军人的势力，也最终消除了旧军人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关系，确立了少壮派新式军人的完全优势地位，此后桂系内部关第保持长期的稳定，协作良好，再也没有遭受大的分化、拉拢破坏。3、新桂系在中国政治舞台大放异彩所仰仗的第三个重要资本是桂系集团的活力和朝气。中国的统治阶级到了近代可以说已是极度的腐化没落，连续两千年的礼教令士大夫阶层思想极为僵化，固步自封，难以接受新鲜事物。由于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官场沉迷于官场派系斗争和争权夺利而鲜廉寡耻，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用各种封建家法式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地方军阀、乡村大地主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就是一个个土皇帝。[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辛亥革命后整个中国已认识到旧的封建政治制度已毫无希望，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主流阶层都认为要用资本主义模式改造中国，资本主义约法产生了，地方实力派人物也赶时髦高喊民主共和，但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没未真正实现，军阀、政客仍按旧的政治关系行事。北京政府不断更迭，掌权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军阀派系也常有更迭，但换来换去不管谁上台都没能真正实现社会变革，形成资本主义体系。后来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也仅在国家政治层面建立了一套形式上达到近代样式的权力机构，但社会关系、社会运作仍没有根本改变，乡绅地主仍用封建家法统治农民，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树立自己的独裁权力，各个系统、地方派系的头目也在势力范围内树立自己的独裁权力，地盘、枪杆子决定一切，权贵、帮派势力横行霸道，根本不受国家法制约束，所谓的资本主义体系并未真正建立。中国长期固定的社会模式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关系、利益关系、行事方式是极难改变的，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格格不入，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社会转向资本主义。但广西的情况有所不同，儒家教育在清朝随着“改土归流”的推广才遂渐深入广西乡村，人们的思想初受启蒙，远未达到僵化的程度。土司制度废除后，社会结构仍处于一种变动过渡状态，中原式社会结构模在广西仅表现在政权层面，乡村地主通过保甲政权、神权、宗族权控制严密控制农民的局面尚未真正形成，乡村以自耕农为主，大地主较少，封建家法式的乡村社会关系尚未真正确立。总之，社会正处于一处过渡状态，而这种状态极有利于社会接受新鲜事物，完成社会变革。新桂系夺取政权后，确立了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壮派势力的统治地位，社会没有强大的地主、商业、宗教即得利益集团，没有强大的乡绅、帮派、权贵势力，社会利益关系较为简单，也没有长期维持的难以改变的传统习惯，可以说，当时广西自身没有任何因素严重阻碍社会向资本主义形态转变。也就是说，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广西资本主义变革仅需进行政治革命，而不用进行更为艰难的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宗教革命。新桂系夺权后，根据近代西方理念在广西建立了一套财政、税收、民事及政体制度，这套制度在社会上的推行没遇到什么阻力，得到较为真实的推广、执行，而不仅仅是做个样子、有名无实、徒有其表、完全走样。比如咨议机构在广西的权力系统中发挥了实际作用，起了平衡权力关系、防止权力失衡、保证桂系内部稳定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桂系能长期维持独特的、协作良好的三人共治，能在三人共治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桂系集团的稳定，这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体起了相当的作用，而这种政权适应了广西的环境，并与广西的各种社会因素一起发挥作用有效平衡了桂系的权力关系、协调了利益冲突、防止个人势力独大，黄旭初主政广西十几年但并没有发展出庞大的个人势力。当然，与广西当时较低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广西的这种资本主义体系与建立在发达的工商业、文化基础上的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相比是非常初始的，主要是政权层面，但毕竟提供了某种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构架，确定了某种方向。广西在社会变革上的这种成功使新桂系与旧桂系及其它军阀派系的守旧形象及压制进步的行为相比，表现得更与时代合拍、更有朝气和活力。其它的地方军阀头目窝在自己的地盘做土皇帝，不敢到中央任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却能够长期离开广西到省外任职，展现了桂系更为自信、开放的心态，也显示了更为进取的姿态。当时许多人包括地方军阀派系的人物都指责蒋介石独裁、专制，象封建帝王，但实际上这些地方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比蒋介石表现得更加独裁、专制，更象封建帝王，统治手段更落后，相比他们蒋介石没有任何劣势，唯一在这方面的形象好于蒋介石的地方实力集团只有桂系。桂系三人共治，而且能长期协作良好，没有个人专断，内部关系处理良好，没有争权夺利的严重派系问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个人作风较好、能力较强。这一切大大加强了桂系的政治形象，给人一种有活力有朝气的形象。桂系给资产阶级民主意识较强的知识分子的印象一直较好，与民主人士关系较为融洽，后来美国看中桂系，欲用桂系取代蒋介石主政中国，除了看中桂系的实力，更是因为桂系的作为和形象较符合美国的行事方式和理念。凭借这些条件，桂系得以在蒋介石的极力阻挠下让李宗仁成功竞选副总统，后来又把李宗仁推上代总统的位置。4、新桂系时期广西的历史机遇。现在的官方意识认为中国在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依靠社会自身的发展中国也会慢慢地自行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在唐朝后期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以实物地租为主，这促进了后来宋朝工商品的极度繁荣，宋朝工商业的繁荣和自由环境都是所有封建朝代中最高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特征在宋朝并不比明朝少。从社会生产力上和物资条件上说中国社会从唐以后已经具备了向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的条件。西欧国家是在西欧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环境下逐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来宋朝那种较自由的工商业环境最有利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但商业社会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是不适应的，繁荣的工商业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很强的破坏作用，宋朝是中国工商业最繁荣和最自由的朝代，同时也是中国最嬴弱的朝代。[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html/ ]出于对宋代嬴弱的反思，后来的朝代对宋代那样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整，使宋以后各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的抑商主义大为发展，虽然社会发展了，但工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却远不及宋代。没有工业商的自由发展和繁荣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诞生。也就是说，近一千年的时间实际上是中国的政治模式阻碍了中国社会向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即使后来列强轰开是中国大门，向中国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方式，但中国的传统政治关系、社会模式仍顽强地阻止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变，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资本主义社会，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模式的顽固性。所以中国能自行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中国更有可能在那种社会模式下无法自拔、越来越没落，最终以某种形式消亡。历史上很多地方的文明都没能发展到更高的社会形态，存在文明自行消亡的先例。由于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维新，中国现在的官方意识认为日本在维新前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就富裕程度和工农业发展水平来说，中国早在唐朝以前即已达到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生产力水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日本得以成功向资本主义过渡都不是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而是由于其社会结构没有僵化，其统治阶级较有进取心，能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具有向前变革的活力。一种长期稳定维持的、并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成就的社会形态，自身也较容易僵化，容易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难以接受新的社会事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及时完成社会变革从而开创辉煌成就的多是较落后、但社会较少僵化的地区和国家。比如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德意志诸邦国中的普鲁士、以及东亚的日本，这些国家在相应区域原来都是相对落后的，但却最有效、最迅速完成了社会变革，社会的开拓进取状态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中国来说，如果在汉唐那种较开放的风气、较有进取心的状态下接触资本主义文明，绝对比守旧僵化的明清时期更容易接受新文明，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变。当然，并不说越落后的地区就越容易完成社会转变，社会的转变同样需要思维的开化，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处于原始、农奴制的蒙昧状态，或者受到宗教思想禁锢，社会当然无法完成资本主义的转变。落后地区率先完成社会变革的共同特点是，原来这些地区社会处于一种开放上升状态、社会结构处于变动状态，而民智也已从蒙昧状态解脱出来，民智已较为开化，新思维活跃。相对极度僵化、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腐朽不堪的近代中国社会，近代的广西是一个较为纯洁的地方，可称得上是净土，土司制刚解体、有的地方正在解体，社会结构处于变动之中，逐渐深入乡村的私塾教育开化了民智，在民国以后还有了一批受过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和科技教育的人才。可以说，广西自身的社会条件极适合于广西率先在中国完成资本主义改造，构建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桂系集团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回广西安心建设了几年，把广西建设成“模范省”，成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广西社会总体处于上升状态，广西社会状况适应了资本主义体制。但这只是桂系被蒋介石逼回广西才出现的情况，桂系自己并没有专心地建设广西、把广西发展成中国独特而有强大生命力的省区的主动意识。这个集团在其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都极热心地参与中国核心事务，极力在贫穷的广西之外获得发展空间，参与北伐、参与军阀混战、争夺中央主导权，率领广西主力部队出省抗战、参与国共决战，除了参加抗战这一点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外，桂系集团其它的参与行为对国家民族并无多少好处，不过起了一般军阀的作用，没有发挥广西本应有的独特作用。广西所具有的兵源素质高、内部较团结、社会呈上升状态、富有活力、较易实现社会变革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仅仅增加了新桂系的集团资本，加强其实力，使桂系发挥出远超广西的经济水平的实力和能量，在争权夺权的派系争斗中取得远超其它地方派系的成就，而没有成为广西发展的资本，过于积极的省外活动反而过多消耗了广西的资源。在各派势力中，有活力、较团结、士兵素质高的新桂系集团不管是从军队的作战能力、战果还是从主要领导人的个人素质、能力、形象、战功等方面来看，在所有实力集团中都是最好的，但许多人对来自偏远穷省的广西桂系集团有一种瞧不起、不服气的偏执心态。在北伐后桂系曾控制两湖等多个省份，白崇禧率领湖南军队打到京津一带，南京政权也一度由桂系主导，桂系势力发展到顶峰，但湖南人不服气被广西人指挥、控制，在蒋介石的鼓动下集体造了桂系的反。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当上代总统后，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服桂系，不服李宗仁，认为他们不是正统，蒋介石才是国民党的正统。桂系所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没有深厚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的势力集团过度发展通常会碰到的问题。相比之下，蒋介石有孙中山政治继承人的政治身价，通过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军，通过与宋美龄结婚又与卖办及英美势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蒋介石的出身及其在江浙一带的上层朋友他又轻易获得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把该做的都做了，在当时中国统治环境下拥有了最有利的政治资源，在那样的政治框架下基本上没有人能真正取代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任一政治势力要完全取代蒋介石集团必须要有与蒋介石所依仗的不同的、强大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力量，共产党就是这么做的。[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新桂系执掌广西政权后，广西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体系，这是广西由落后地区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先进地区、引领中国发展的最好的历史机会。如果新桂系能专心于广西的建设，大力实行重商主义、发展现代工商业经济，结合尚武的民风和广西军队优秀的作战素质，以当时广西的社会条件，极有可能确立某种带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强有力的早期资本主义割据政权，有效利用当时的最新科学成就，以新政权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全国的优秀人才、资金、资源如百川入海般涌入广西，不需太长的时间就可以使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都大大领先于中国其它地区，使广西成为中国最有生命力的地方，以广西为中心发展出新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然后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把握有利时机实行稳步的扩张，把新的政权和社会体系逐步扩大到其它地区，发挥近似战国时的秦国在中国历史上那样的作用。这对广西、对桂系自身都较为有利，也使中国在国共这两股极右、极左力量之外再增加一股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力量，增加一种道路选择，对中国整体的发展也未必不是好事。新桂系没有专心广西发展、过多参与全国性事务说明经过中原政权两千多年对广西的有效统治和深刻影响，广西对中国的认同和溶入程度极其之高，一摆脱封闭状态即从国家范围考虑问题、热心于全国事务、急于表现，其自身的规律特点反不受重视，得不到刻意的自我发展，缺乏自我发展的自主意识。拜上帝教在广西的出现适应了广西从原始宗教向成熟宗教转变的历史进程，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者的初始动机、运动发动后的目标对象都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产生和确定的，运动发动后很快就冲出了广西，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对广西自身的影响反而较少。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社会特殊性，缺乏自我发展的意识，使广西在新桂系时期丧失了一次发展成为中国最先进地区的机会。对国家的认同本身并没错，但当我们缺乏一个好的全国性政权时，我们并不需要强调国家的高度统一，大家不应该都吊死在一棵腐朽的大树上，有前途的地方并率先突破，实现自我发展。
TA的最新馆藏[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