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齐平：中国贫富差距太大 影响甚多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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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内容：因为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里面贫富差距太大他的平均消费迹象就拿不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收入分配问题需不需要去重视，要怎么去重视，怎么去进行改革，他牵涉到的不光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问题，也不光是一个政治稳定的问题，而同时也涉及到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能不能拿的起来的问题。
凤凰卫视2月19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中国国务院在日前向各地批转由发改委还有财政部等部门制定的8年的关于深化分配收入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还有调节过高的收入希望，通过限制国企高管的收入措施来缩减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过这样的一个方案一出，批评声就不断，认为方案对百姓亲身关切的问题没有实质的改革，那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而政府的方案为何又无法对症下药，我们请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石先生，中国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不仅是专家的关心，而且全民更是直接的感受，他的严重性他现在当前的形式究竟有多严重，而全民如此关心的出发点又是什么？
石齐平：一般来讲有一些客观的指标来测量测度一个社会它的贫富差距的问题，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基地系数，那么另外还有五等分位指数都可以，但是我相信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大概不是太关注那些系数，因为那些系数是一个数字，那些数字对大家来讲没什么感觉，他们真正的感觉还是他们在生活中切实感受到的他们所看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我估计你去问一百个人，恐怕一百个人都会跟你说确实已经很严重了，所以你严重的一个地步就说你可以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找到很多很多很有钱的，可是你又可以在中国的社会里面，特别是那些大都市，一线的大都市看到很多很多有钱的人，那么穷的人是穷到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地步，有钱人又可以有钱到他们到纽约到巴黎到伦敦，甚至在上海跟北京的挥霍，可以令人感到印象非常深刻。我再举个例子，去年年底习近平刚刚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没有多久，他就有一次南巡。
南巡有一个地点就在广东，就在深圳，然后我们注意到他沿着当年曾经走过那条南巡路线，但是去到一个也许当年邓小平可能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顺德，他到顺德去干什么呢，去到一个贫户家里面去做访问，同时还送了那些贫户孩子们或者是家长一些生活上的用品，我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应该说是第一就是广东，那么在广东里面最富裕的地区就是珠三角，珠三角里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有名最早进入中国十大什么最富有的县市，其中之一就是顺德市，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的最富裕的珠三角最富裕的县市中，你可以看到还是有相当相当贫穷的地方，哪怕就是你从广州开一个车往北走，大概走个两百公里左右，你就可以看到非常贫穷的地方，所以中国现在贫穷问题确实是相当的明显，地区上的差距很大，不同的职业差距很大，城市跟乡村差距很大，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姜声扬：确实这个落差相当的大，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继续恶化下去的话，您认为会有哪些影响？
石齐平：当然首先大家会注意到对社会的和谐会造成冲击，因为会让老百姓产生很多的不满，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社会矛盾进化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跟这个有关的，当然第二个可能会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政治的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社会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就会冲击到社会的一种稳定，但是一般人可能不太注意到了，就是贫富差距问题的恶化或者严重性，除了会冲击到社会的稳定跟政治的安定之外，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一个转内点，这个转内点意思就是中国面对的外需拓展是越来越艰困，但是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发展的动力，那就是来自于内需市场，因为中国有非常庞大的13亿的人口，可是你也注意到中国的内需好像并不太容易拿得起来，拿不起来的原因当然也不是一端，但是我们要看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贫富差距太大了。
因为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里面贫富差距太大他的平均消费迹象就拿不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收入分配问题需不需要去重视，要怎么去重视，怎么去进行改革，他牵涉到的不光是一个社会和谐的问题，也不光是一个政治稳定的问题，而同时也涉及到一个经济增长的动力能不能拿的起来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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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提要：芮成钢出事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腐败不仅是官员才有的事，社会其他权力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活跃源头。下面我们一起回顾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经济人生》是如何解读腐败问题的。其他原因当然就有了，还有腐败的问题，还有国企的问题。国务院还出了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看来看去，这件事是国企的问题。它没说到这些事，它就是说是国企的管理层收入太高了，或者有些国企垄断行业收入太高，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说来不属于收入分配问题，它属于国企的特殊的问题。我一开始对方案研究不感兴趣。政府你怎么能管初次分配，那个方案要
提要：芮成钢出事再次发出强烈信号，腐败不仅是官员才有的事，社会其他权力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活跃源头。下面我们一起回顾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在《经济人生》是如何解读腐败问题的。其他原因当然就有了，还有腐败的问题，还有国企的问题。国务院还出了一个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看来看去，这件事是国企的问题。它没说到这些事，它就是说是国企的管理层收入太高了，或者有些国企垄断行业收入太高，它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说来不属于收入分配问题，它属于国企的特殊的问题。我一开始对方案研究不感兴趣。政府你怎么能管初次分配，那个方案要管到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就是管国企。你没法干涉私人企业的收入分配，你最多可以说是，我搞最低工资等等问题，这是属于公共政策，你可以影响到私企，搞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已经是再分配了。所以政府应该做是再分配，不是说政府不做事情，待会儿可能要讲，说的是政府你没法干预初次分配，你也不应该多干预初次分配，我们之所以有初次分配问题，是因为有国企，有政府。然后再就是腐败，腐败这块多少说一点，大家说一起收入差距拉大，痛恨就是腐败。其实我说腐败在我们的大背景，在我们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扩大的基尼系数将近5%，官方好像是4.2%，有的小组算出来是5%左右。5%的基尼系数当中，0.5%当中大概0.4%几都是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剩下有一块是属于那个问题，他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当然了有一个部门靠着权力，靠着垄断来获取比较高的收入，那也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也都可能的。但是那里边本身也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腐败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也是存在的，我们是双重的存在，我们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双重的原因出现腐败，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出现腐败？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有了权力之后，他要在这一代人当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面他要达到过上发达国家的幸福生活，就是特别的贪婪，就比那发达国家早年的腐败恐怕更贪婪一点。发达国家早年的政治，往往权力是贵族所有，贵族也很贪婪，但是贵族已经是最富的了。我不说贵族贪婪就比我们的官员贪婪就少，我没有为贵族唱赞歌。但是那时候说他有一个选举法，他为什么富人才能党政，他们的选举法，只有你有财产你才可以当政，因为只有你有财产，你才会不太在乎那点小钱，是有这个原因的。包括我们曾经有一个市长，他父亲是个巨富。他上台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别想贿赂我，你那点钱还不如我多。什么叫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我们国家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很大一部分，就是政府管制，政府权力，国有资产，国有权力。公的东西特别多，公众的权利，都是玩公权腐败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腐败的可能性大，不一定腐败，这时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腐败得到惩罚的可能性有多大，惩罚的可能性取决于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取决许多你的罚款多少，或者是判刑判期有多重，是死刑，还是无期。另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你被发现的概率，你被发现的概率乘上你被发现时候的惩罚，就是你的预期的惩罚值，这么多的公权，要去确定每一个人的腐败，每个人都有腐败的可能，你得花多少成本去监督这些人，去发现这些人。所以说公权越多，被发现的概率就越小。尽管你可以说，扔块砖头就砸一个贪官，你可以说他腐败可能性很大，但是你得去一个一个落实，一个一个证实。那都是有成本的，那证实起来的成本就比较多。香港为什么一个廉政公署，几十个人，当然现在也不是几十个人，把香港治住了，因为公权很少，他做得过来，发现的概率，一共那么几个官，发现的概率就多。成本跟发现效率平衡关系就不太一样，发现的概率就比较高，而我们这被发现的概率比较小。而我们这被发现的概率比较小，结果腐败就开始盛行了，劣币驱逐良币了，不腐败的在圈里面过两天也腐败了。所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设立多少监督机制，监督机构，根本的问题在于消减公权。而我们这件事现在做的不够，成天想的是怎么监督，这么多人走在那都有腐败的可能性。你得多少人去监督，你就想这件事，然后你成立一个越来越大的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还得谁监督。所以每次开人代会都有人提议，要再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去监督那个监督委员，然后他再大了，你还得再去处理整个监督委员会监督。现在很多的腐败是来自那个监督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根本的问题是公权太多的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你可以去讲道德，为什么经济学家一讲道德，经济学家开始贫乏了呢。道德问题谁都可以讲，社会的一般人都可以讲道德，经济学的基本的分析方法，我们假定人都是。我们往最坏处做打算，我们假定只要有一个人腐败，你这个制度不能惩处一个人，最后大家全腐败。假定一开始只有一个人不道德，其他人都是道德的。只要你没有一个好的制度，你就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叫劣币驱逐良币，不道德人没有受到惩罚，所有的人最后道德沦丧。这就是我写那篇《经济学不讲道德》那篇文章最终的含义。我们不再道德上做文章，我们要在制度上做文章。道德最后批判的是小民，制度批判的是权贵，都是一般人。你假定的官员都是一般人，都是一般的不道德。他现在有了权力，他一公权，这个怎么办，你不用制度去规范他，一个人不道德，最后大家道德都沦丧。这个就涉及到改革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核心问题。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可能比我们还腐败，但是我们比较所有发展中国家有多了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的腐败加上非洲的腐败等于我们的腐败。我们有两个原因，如果这么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还是管着，压着还是比较严的，我们还真没那么。讲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经济学家们编的，通过这个笑话你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尼日利亚的官员到中国来访问。访问一个中国的官员，中国官员领他到一个市中心的高级公寓的顶头，非常大的顶头，观看全城的风景。尼日利亚官员很羡慕，你哪来这么多钱，中国官员说，你看远处那个体育馆了吗？哎呀，很好体育馆，我拿了5%。看那边高速公路的吗？高速公路很好，我拿了5%，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中国官员回访尼日利亚官员。这尼日利亚官员开着直升飞机把他接到了山顶的豪宅。中国官员羡慕的，你哪来这么多钱，他说“你看到远处那个大桥的吗？”“我怎么没看见，你当然看不见，我拿了100%。”在一定意义上，你如果公权不消，你唯一能做的是别让这个比率，别让这15%，5%，10%变成50%，70%。变成50%，70%你就完了，所以打还是一定要打，监管一定要监管，一定不能让他去恶化，尽量避免恶化，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彻底完蛋。你什么都建不起来了，中国至少现在，我们在各地跑，看着各地的基础设施，还是建了不少东西，质量也还可以，塌的不太多。在世界的比较当中，这个确实我们特殊问题，可能这两方面涉及的确实也都是改革问题。一方面是发展，我们基本的问题是继续发展，走完刘易斯拐点，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完成农民工的转移，发展教育。这些都是属于发展的问题，我们特殊的问题是改革问题。第一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户籍制度，加快农民进程。第二，改革我们的公权太多，管制太多的问题，审批权的这些公权和公钱太多的问题。国有企业，政府权力等等，方方面面就不多说他了，所以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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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揭秘中国贫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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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地竟争氛围，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如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则有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地破坏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生活水平整体有了较大提高，到上个世纪末从总体均衡来计算已达小康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于拉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反复循环，犹如加力的一根绕时空旋转的轴心棒。驱动着上千年的历史车轮搭乘着王朝更迭均沿此轴心旋转，它是中国历史环绕兴亡周期律转圈的主要推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的基尼系数就达0.4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并且持续在拉高运转。要想跳出过去历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涡”，必须十分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下面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其主要生成原因：
一、当前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
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延续过去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之外，当前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趋势。
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
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测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差距则是远大于上面统计数据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
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得出：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另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不断拉大距离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与增加，其经济动力后劲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到每个人的起居安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财富畸形集中，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聚增，中国五千年王朝的兴衰史很好地映衬了这一普世规律。
二是过去的穷人太穷到现在富人太富、穷人照样还很穷
十多年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的问题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曾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关键点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问题则变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也就是不能上台面的“权贵”，这个“你懂的”)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国家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
三是贫富差距出现了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现象
追溯我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了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恢复高考制度后，也改变了过去以家庭出身为背景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重启了社会流动性，因而深得人心。
但在当前教育制度不完备、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后代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依旧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
例如，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
又如，出身底层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再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二、贫富悬殊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败的成因;
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的。所谓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人的本能一种释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竟争的态势。根据当时情况辩证地看，这还是符合国情的。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顺应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要素缺位的国家，社会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样不拘一格地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来。这实质上是在补上资本主义要素缺位的“短板”，其策略应该还对。然而，这单一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其中拉大贫富差距和滋生腐败土壤是其最大的负作用，这也是因发展模式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年中国人均GDP仅只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实情，因而“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
例如，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
按发展规律来说，经济改革时应该同步启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运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时我国经济实力太弱，我们太注重经济改革了，而配套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跟上，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改革是做“蛋糕”;社会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则是重组分“蛋糕”的权力;只有三者齐备，才能构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链条。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较为完备的做法。它体现在社会财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相应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则是注重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
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同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体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上。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样在起步的一次分配上就显得很不公平。
其中失地农民和因改制下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乡两类代表人物，其原因虽有政策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败造成的。大量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村主任”侵吞他们的土地补偿款而沦为赤贫的，下岗的改制职工则是“厂长”、“经理”强占了改制企业的资产才使他们一贫如洗的。
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如德国为0.50，美国为0.49)，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最终的基尼系数(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
相比之下，中国最终的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居高不下。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能笼统地责怪政府不作为，或者简单得出“二次分配无用”、“还是初次分配是关键”的结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单一过分强调增长发展模式是导致初次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导得出，在这一发展模式驱使下，政府建立在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再则，慈善事业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有效机制，被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机制。比如，美国70%以上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公众，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
而我国慈善发展水平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年，中国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03%、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年美国慈善捐款占GDP比例均在2.1%左右。虽中国GDP高于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美国人均捐赠更是中国人均捐赠的上百倍。特别是中国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的差距。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对贫富差距产生的“逆向调节”作用。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社保制度不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并没有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来，导致二次分配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由于社会保障强制性不足，截止于2013年底，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则更低，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20%和31%。
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嫌贫爱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逆向调节”的力度。比如，中央企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年金市场，通过补充保险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12年给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但由于“双轨制”差距实在太大，仅凭“车水杯薪”的调节，难起到质的变化。加上现今只是简单的“并轨”，并未出台缩小差距的办法，这条“鸿沟”还将死死挡在两类人群之中。若加上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差距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创新。政府在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的垄断地位，拥有决定权力的人与想获得资源的人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交易模式，这是富豪产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极大的拉大贫富差距：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2013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约有263名内地富豪上榜，其中75名富豪以房地产为主业。在过去14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制造业超越。胡润预测，房地产业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主要来源。而相比之下，美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投资、通讯媒体科技和零售，德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通讯媒体科技、零售和食品饮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矿产和零售，法国富豪最多的两个行业是奢侈品和食品饮料。美国的富豪财富积累大多是基于创新领域，比如，盖茨与微软公司、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等等。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虽不是当代中国的“专利”，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的晋商以茶业和金融业为主、浙商以盐业为主，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巨额财富积累并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许经营和获得垄断地位。曾有历史学者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众多的“红顶商人”也就应运而生。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会带来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缺乏创新。既然巨额财富积累的核心是权力资本接成连襟所致，甚至是利益输送所获。即权力赋予准入机会和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巨额财富，那这些财富要么用于个人奢糜享乐，要么用于利益输送，决不会用于技术创新。这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特别是最近六百年来缺乏创新激励的根本原因。
第二，留下了滋生腐败的土壤。
第三，这种财富积累方式必然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现象。美国有像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仇富心态，那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富豪是通过技术创新来累积财富。两千年的历史教训，现在必须引为足够地警醒。
还有一大重要因素出自非理性增长的房地产行业里。过去十多年中国房价上涨幅度惊人。1998年房改之后，绝大多数年份里各类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都明显高于CPI涨幅，并且二者差距在2001年之后大幅提高。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和上海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1%和12.9%。而后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都如同“比学赶帮”式的非理性增长，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奇型”的垢病。当前的高房价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更多的是政府的“土地财政”，打破了利益“供给则”平衡造成的。
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产市场虽然收益高，但主要是富人群体参与多，而穷人群体因无实力参与很少，富人家庭的房产占财产的比重比穷人家庭高得多，而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积更大，因此房价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富人和穷人间的贫富差距。
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的数据表明，财产持有最高10%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占到了46%，而财产持有最低10%的家庭基本不持有住房资产。由于投资房产所需要的资金远高于其他投资品种，因此房产是一种只适宜富裕人群的防通胀投资工具。购买住房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但即使是通过银行贷款途径筹集资金，高额的首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产保值增值收益严重偏向于富人。
同时，地区间房价上涨幅度不同，发达地区房价上涨比落后地区更快，导致地区间财富差距扩大。城乡间房价形成机制不同，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扩大了城乡间财富差距。由于过去部分单位长时间拥有福利分房，而这些单位又是“权贵”集中的地方，因此高房价又导致财富再分配加大流向这部分人群之中。
三是腐败的成因
这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例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发后，其它的资产不说，光追缴的房产就有370多套。这从一侧面窥测了“权贵”在房地产业，起着支配性地位作用。又如，已暴露与打掉的各类“老虎”，贪得的资产数额一山更比一山高，从中可见贫富差距令人撑目结舌。再如，加上众多的“老虎”与成千上万的“苍蝇”，经他们搜刮的难以计数的民旨民膏。这无疑使本处在财富分配末端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总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已成为反腐与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要十分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反腐、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决定了贫富差距缩小的程度，更能检测出民心聚拢的气度。
如果允许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的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又想搭建一个和谐有希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那就如同“痴人说梦”。因为，这还不仅有悖于尊重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普世价值观，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走共同富裕道路才是社会主义追寻的目标，“两极分化”则是与其背道而驰的“邪路”。
因此，怎样尽快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成了执政党在与时俱进“大考”中“分数”最高的必答题。因为它事关中国是否再次陷入兴亡周期律历史“旋涡”的颠覆性大事，相信执政党深知其责任是重于泰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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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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