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纸币为何会在明朝中叶消亡_网易新闻
中国古代纸币为何会在明朝中叶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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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管了交子的发行之后，朝廷突然发现，纸币实在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中学历史课本上说，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产生于北宋时期（1023年）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600多年。然而，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已经通行于世界，而中国却还在使用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中国的纸币上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在明朝中叶，中国的纸币就已经消亡了。为什么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纸币却逐步走向了没落呢？从交子到会子的故事将向我们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道理。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然而，这也正是中国纸币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自从接管了交子的发行之后，朝廷突然发现，纸币实在是个好东西！不用什么本钱，只要在一张纸上印上几个字，就可以当真金白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赋的骂名，实在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于是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它与交子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可以随意增发，这就为中国纸币打开了末日之门。
末日之门既开，形势就急转直下了。除了宋孝宗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把发行纸币（包括交子、钱引和后来出现的会子）当成了增收的手段。要养兵，便印纸币，要打仗了，又印纸币，打完仗要犒赏诸军，还印纸币，就算是太平时节，朝廷想要采办些什么东西，自然仍是印纸币比较好。在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手工印钞机开始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以南宋会子为例，根据乾道四年（1168年）的安排是3年一届，每届发行1000万贯，届满后发行下一届会子来回收上一届会子，这样会子总的流通额就保持在1000万贯。这个数字虽然是北宋交子的8倍！但毕竟还是一个有限制的数目，通货膨胀的规模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然而，不允许增发纸币，就意味着断了以后的财路，这是皇上和大臣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官家（宋朝皇帝的俗称）定的规矩，不过8年之后就被官家自己给推翻了。淳熙三年（1176年），朝廷让第三届、第四届会子各展期3年，这意味着在新会子发行的时候，旧会子仍在流通，流通额就加倍了。此后，会子展期就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永远流通，不再回收。每界发行额也从1000万贯发展到数亿贯。更恐怖的是，新旧会子的兑换率也不再是一比一，而变成了二比一、三比一，甚至五比一。这意味着在现代经济中只有恶性通货膨胀到了极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采取的币制改革，在南宋竟然每3年就进行一次！按元代中统钞的汇率倒推，第十六届会子就已经通货膨胀了1250倍（共发行了十八届），而若推到第一界会子，恐怕通货膨胀的倍数就得用万甚至十万来衡量了。
人民群众不是傻子，看到官家如此发行纸币之后，谁也不愿用真金白银再去换那一张张早已丧失信用的废纸了。从嘉定初年（1208年左右）开始，会子就已经基本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了。此后再发行的会子就只是官家自娱自乐的性质，或是作为朝廷强抢民财时假模假样的付出的一张遮羞布了。而此时距离官家第一次失信打破会子制度不过30多年时间。
此后，元朝和明朝虽然也都一度发行过纸币，但朝廷对待纸币的态度和纸币的命运也都与南宋并无二致。到明中叶弘治年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使用的最后一种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就已在市场上停止流通，铜钱和白银再次主宰流通市场。中国的纸币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纸币是一种信用符号，只有当它代表了货币信用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能够流通，能够极大的便利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一旦失去信用，它就变成了一张废纸。交子的兴起，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大发展的成果。而会子和其他中国古代纸币的衰亡，也正源自政府对货币信用的破坏性掠夺。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不免让人疑惑。当初成都几个商人发行的纸币有信用，而后来几朝政府所发行的纸币反而没信用，难道说商人比政府更有实力吗？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商人确实实力弱，没有对社会的强制能力，而这反而使得他必须受市场的约束，不能乱来，否则就会有被市场所淘汰、倾家荡产的风险。这一约束，恰恰使他建立起了自身的商业信用。交子铺户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分化，从一开始的良莠不齐，到莠的被自然淘汰，良的逐步发展壮大到统治市场，正是这一机制的生动写照。
而政府，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度集权、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政府则不然。它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着能够强迫社会接受的实力。正是这一力量使其可以不受市场的约束，不必那么珍视自身的信用。因此，交子铺户必须有的准备金，朝廷可以没有，交子铺户必须遵循的纸币发行规则，朝廷可以不遵循。在这种没有外部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自我约束，政府就很容易走上恣意妄为的滥用权力之路，从而毁掉自身的信用、毁掉纸币制度、也毁掉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萌芽。
对政府来说，这也不是件好事，开始滥发纸币的时候，无本万利的感觉确实很爽，但过不了多久，恶性通货膨胀和纸币的消亡就会使其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明崇祯十六年（1643），在李自成的兵锋之下，崇祯皇帝再次想起了纸币，他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大明通行宝钞，希望能够挽狂澜于即倒。然而，早已没有人愿意用真金白银去换这些印制精美的废纸了。在无数宝钞的伴随下，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煤山的一棵树上。这个时候，他是否会想，要是当年自己的祖先不要那么贪婪，也许今天的宝钞还能流通，还能拯救一下自己和自己的王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本曾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然而终于没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缺乏外部监督和自我约束的政府对公权力的滥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市场经济和商业信用象征的纸币在中国的兴亡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今天，我们的政府同样面临着外部监督不够到位的情况，因此，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发展下去，政府就更要加强自我约束意识。目前中央政府将发债的权限向地方下放，而发债与发行纸币颇有相似之处，这将既是有助于拉动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暴侵袭的一大好事，也是对各地方政府自我约束能力的一大考验。希望我们的各级政府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承受住考验，把好事办好。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学习时报网》-张剑锋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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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停止过的货币危机
货币为人类经济生活带来了莫大便利，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若货币体系一旦失控，特别是现代信用货币的信用基础动摇，陷于币值崩溃的货币危机，通货膨胀排山倒海而来，负面效应为害之烈，影响之广，任何人间其他创造发明物甚至难以与之比拟。
货币危机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严重贬值和通货膨胀。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讲得直白：“自远古以来，当权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议会——都试图用增加货币数量的办法作为进行战争所需资源的手段，或建立不朽功绩或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他们经常受到这种诱惑，每当他们真的这样做时，通货膨胀就会接踵而至。”
货币问世以来，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货币危机从不消停。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货币危机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受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浮动汇率大环境中，由于主权国家政治腐败、货币金融政策失当，加之美元霸权转嫁矛盾、外国制裁和压力作用、国际投机家兴风作浪等多方面外因，诸如汇率、利率和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剧烈波动，相继引发了一连串严重货币金融危机：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拉丁美洲货币危机，90年代相继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年）、墨西哥比索危机（年）、东南亚货币危机（年）、俄罗斯卢布危机（1998年）以及巴西货币动荡（1999年），另外还有2001年的阿根廷货币危机、2004年开始的津巴布韦货币危机等。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于2008年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世界版图上已经找不到没有爆发过货币危机的国家或地区了。
近代史上一些国家货币崩溃的惨烈景象历历在目：
第一次大战后，1919年6月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随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决定战败国德国赔偿2260亿金马克（一战前的德国货币单位）且以黄金支付，于42年内还清。后在德方强烈要求下，经美国斡旋，减至1320亿金马克，在66年之内还清，并规定从日起，德国每年必须支付20亿金马克。德国接受了这个赔偿条件，但因国内经济和财政的严重困境，履行赔付困难重重。
1921年的1320亿金马克约相当于4.7万吨黄金，按2013年10月底金价（每盎司1350美元或1000欧元左右）计相当于1.5万亿欧元。
由于经济羸弱的德国拖欠战争赔款，法国和比利时于1923年初出兵占领德国最富饶的鲁尔工业区，引发一场大罢工，经济更加恶化。德国政府消极应对危机，疯狂开动印刷机，超发没有商品或贵金属做保证的纸币，以支付福利开支和战争债务。马克急剧贬值，一泻千里，迅速变得几同废纸。
1922年底时，德国马克的最大面值为50000，一年后变成了100万亿。
1923年11月底，德国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年初每个马克的币值达到2.38美元，到12月，纸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变成了4.2万亿比1。意味着这一年里，物价每两天就翻番；一天发两次工资也赶不上火山爆发般的大通胀；傍晚一个面包的价格可能等于早上一幢房屋的价格。在这次通胀中，德国股市涨了300亿倍，而房地产价格却相对下降87%，全体德国公民的财富基本归零。
据说，当年德国一个小偷去别人家里偷东西，看见一个箩筐里边装满了钱，他把钱倒了出来，只把箩筐拿走了。这生动地反映了货币秩序崩溃时的乱象。如此混乱局面中，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
老一辈中国人该不会忘记当年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崩溃时的末日场景。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日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甚至处刑。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致命要害是发行限额漫无节制。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赤字暴涨，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落实不了，主要依靠发行钞票填补。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仅仅一个月后，整个国统区出现了存款挤兑和物资抢购狂潮，各地米店面铺十店九空，许多地方不得不靠军警维持市面。
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刚刚在8月19日宣布实施的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应声急剧贬值。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贬值80%。
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
于是，1948年11月时，原定发行限额20亿元的金圆券就上升到了30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1949年4月底飙升至5万亿元。6月份金圆券发行量突增至130万亿元，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6.5万倍。钞票面额相应地从发行之初的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加大到500元、1000元、5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和100万元。时人笑谈：“国统区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金圆券要按钟点计算贬值速度了，买卖交易动辄以大捆钞票进行。人们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跑去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或者去抢购东西，以求保值，稍有延迟就会蒙受贬值损失。许多商店的店主因此破天荒地拒绝售货。当年5月，500万元只相当于9个月前开始发行时的1元钱了。
超低币值的金圆券已不如纸贵，当时有造纸厂将金圆券当作纸浆原料。于是，人们纷纷拒用金圆券，民间自动重新流通使用银元和铜币。
金圆券仅存活了10个月，但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伤害，却需要很长时间来医治。
货币贬值、通胀失控和物价飞涨，当然转化为剧烈的社会动荡，成为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全面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下上海。有记载说，上海解放时，到处都是人们丢弃的金圆券。6月5日，人民政府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以人民币1元兑换金圆券10万元的比价，把金圆券全部收回废弃。
非洲的津巴布韦，近年发生货币大危机。
津巴布韦曾名罗德西亚，原为英属殖民地。日独立后，津巴布韦元（Zimbabwe Dollar）取代了原来的罗得西亚元。当初币值不低，1个津元可兑1.4美元。
津国独立时，4500个白人大农场主占据着全国75%的沃土良田，而700万黑人仅占有25%。21世纪初，津巴布韦实行“快车道”式土改计划，由于阻力重重，政府加大执法力度，驱逐或逮捕拒绝交出农场的白人农场主，引发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与津政府的矛盾，欧盟国家还指责津政府在选举期间“缺乏透明度”、“煽动政治暴力”，于是对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在西方国家制裁和自身政策失当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由于没有节制地印发纸币，2004年津巴布韦通胀开始飙升，2006年8月，津巴布韦发行新币，以1比1000的兑换率取代了旧币。
2007年，通胀进一步加速，一年间通货膨胀率达到11000%。2008年5月，出现了面值1亿和2.5亿的新津巴布韦元，不到两周后，有了5亿面值的货币（大约只值2.5美元）。一周后，发行25亿和50亿津巴布韦元纸币，7月份发行100亿面值的货币。2008年2月，通胀率165000%；2008年6月，通胀率达200000%。
津巴布韦央行于日发行面值1000亿元的津巴布韦元。从日起实行改制，从货币上大量加零转而改为勾掉10个零，100亿旧津巴布韦元相当于1新津巴布韦元。该年度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009年初，津巴布韦发行一套世界上最大面额的万亿级新钞，包括10万亿、20万亿、50万亿和100万亿津元四种，创下了人类历史的货币面值纪录。
据传该国最为热门的日用品之一竟然是日本和新加坡生产的高质量点钞机。由于金额数字巨大，拖着许许多多个零，电脑和银行的自动出纳机已经无法处理日常交易。
那时候，背着很多钱出去买东西，从家里走到商店，津元的币值就变了，钱已经不够买东西了。物物交换成了该国老百姓们应付通货膨胀的手段。
进入2009年，津巴布韦经济基本崩溃。通货膨胀，加上粮食、汽油、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不足，致使商店和饭店都纷纷关门，很多人一天只吃两顿饭。国家财政、金融和税收等关键部门基本上停止运转，水电、通信、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几近瘫痪。很多人把这称为“全国财富清零”。
1000亿津币买3枚鸡蛋
日，该国政府宣布终因无法维持币值，停用本国货币，改用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及美元等外国货币替代。
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率史无前例，但没有发生重大动乱和政权崩溃，不免令人称奇，这是因为其国情特殊所致。津巴布韦1200万人口中，有400万人是海外侨民和劳工，国内几乎家家都有美元收入。如按海外每人每月寄回100美元计，每月汇入4亿美元，可给国内人口每人每月平均分摊到50美元，远大于国内人均收入约20美元。这就是说，海外汇款可以养活本国800万人，这是津巴布韦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但是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因此长期痛失了正常发展进步的活力和机会。
津巴布韦经过八九年超高通胀，重组了货币体系，最近方始有所转机。但至今仍然主要流通美元和南非兰特等外币或实行物物交换，未能重新启用本国货币津元。
可以想象，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如果走向崩溃，不会是世界末日，但足以引发全面的金融大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和战争，无数人艰辛积聚的财富灰飞烟灭，国家民族前途茫然，直至“重新洗牌”、新的政治经济格局确立。
当我们说货币金融时，说的是我们的未来
人类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发明是什么？车轮、蒸汽机、原子弹……都比不上涵盖一切、须臾不可或缺的“货币”。货币是像水一般方便流动的财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活跃的角色，堪称现代经济活动的第一要素。
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应用中还产生了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等派生功能。
货币流通与信用概念相结合，造就了一个称为“金融”的庞大产业。
世上一切财产和物资，都可以按其价值用货币来表达，统称为资金（Funds）；专用于投资的资金则叫做资本（Capital）。
金，资金也，实则就是货币；融，就是融会贯通。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
货币与金融的关系密不可分。正如血液的功能必须通过流动体现，一旦停止流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控制货币，必然意味着控制金融。于是，研究货币、银行、信用、金融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常常概而括之称为“货币金融学”（Monetary and Financial）了。
可以说，谁控制了货币，就如同把持了一个人的血质和血路，不啻命脉在握。所谓货币战争就是金融战争，就是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分配和流通，以求控制社会财富和资源，进而控制国家、地区以至全人类的命运。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贵金属黄金白银等作为一般等价物，即统一通货。这时候谁掌握了贵金属资源，就等于控制了货币，掌握了求富图强的主动权。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相互间的联系日益扩大，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逐渐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认同，取代金属实物货币而流行起来。货币机制的这种变化，特别是信用纸币终于摆脱了贵金属本位制的约束以后，进一步强化了对于经济、政治、军事，以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力，攸关人民福祉、社会安定、企业竞争、民族兴衰、战局胜负，乃至国家存亡的命运大数。
古往今来，货币金融体系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引发了人类史上不计其数的动荡巨变。2008年爆发的本轮金融危机以及绵延不绝的后续强震，更加坐实了全球化时代货币金融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当前有关货币金融高见卓识众说纷纭，中外论著汗牛充栋，为何吾人又凑热闹呢？
　　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新自由主义宗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以为经济学更像一门艺术，而不像一门科学，货币理论像一座日式花园，是个蕴含着丰富多样性的美学整体。
这个美学整体的基石，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理常识。然而，高踞庙堂的决策者、头顶桂冠的学界权威，一朝迷了心窍，就会让世界如堕五里雾中了。事实上，由于越来越多“说不准”，以至互相否定、颠倒，连本来物化特征明显、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的货币理论，也似乎已演化成为颠倒众生的玄学了。
二、一种令人担心的现象正在蔓延。以纳粹鼓吹的“犹太阴谋论”为代表的西方惊悚故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似是而非的金融愚昧和误导大众的思想鸦片。
如果广大受众尤其是决策者把这类“阴谋论”信以为真，对其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问题就真的非常严重了。
三、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接近一场空前的国际货币大危机，亦即美元信用崩盘带来的全球性金融浩劫，即便当今美国政经主流，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厄运的真实性。
正如法国历史学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一句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感言：“货币金融霸权总是非常持久！”有人以为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但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世人还有一定时空回旋余地。可怕的是，迄今为止，除了寄望于推迟大难降临，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对策及其路线图。
世界是部货币金融史
一部古代货币金融史，亦即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的那段历程，无论东方西方，都是十分相似的。然而，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萌芽、信用纸币流行、经济全球化发轫，货币金融超脱了原始朴素的信贷体制局限性，工具创新层出不穷，功能手段突飞猛进，支持列强轰然崛起，进而争夺世界霸权。从此出现了历史性的大分化，即西方拥有强大货币金融力量的先进工业化社会，以及东方停滞不进、缺乏货币金融手段的落后农业化社会。
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信奉新教的荷兰亲王威廉三世入承大统，引进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先行的金融经验。1694年，威廉三世和王后作为大股东创办英格兰银行，支持国债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商品交易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迅猛发展，催生了石破天惊的工业革命，伦敦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加冕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从此英国在长达200多年时间里称霸世界。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史学家）的名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详细论述了金融创新如何助推荷兰和英国成为世界强国。他指出，“欧洲大陆尤其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直到英国金融霸权开始崛起近100年之后，才开始醒悟到金融创新对英国崛起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
美国政要中最早认识到货币金融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首推开国元勋、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在出任财长之前就写道：“17世纪90年代开始，大英帝国创建了英格兰银行、税收体系和国债市场。18世纪，英国国债市场迅猛发展。国债市场之急速扩张，不仅没有削弱英国，反而创造出数之不尽的巨大利益。国债帮助大英帝国缔造了皇家海军，支持大英帝国赢得全球战争，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全球商业帝国。与此同时，国债市场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个人和企业以国债抵押融资，银行以国债为储备扩张信用，外国投资者将英国国债视为最佳投资产品。为了美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从根本上摆脱美国对英国和欧洲资金和资本市场的依赖，美国就必须迅速建立自己的国债市场和金融体系。”
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在名著《大棋局》中，列举了“美国霸权”的基本战略制高点，其中特别强调货币金融对美国霸权的重要性。重中之重是：
1.美元本位制和美联储支配了全球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2.美国凭借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控制了以石油为核心的全球大部分战略资源；3.总体而言，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基本依照美国利益要求所设计，亦代表美国之基本利益。譬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本上由美国人掌控。
美国哈佛学者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这部名著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战略制高点，其中第一位是“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第二位为“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还有第五位“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亨廷顿随后论述了西方文明可能衰败的历史路径，他首先强调的是经济总量和货币金融实力。他相信，即使西方文明最终注定要衰落下去，其衰落亦将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西方力量的崛起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也可能需要同样长的时间。”这与布罗代尔“货币金融霸权总是非常持久”的意思异曲同工。
成也货币，败也货币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实力已居世界第一，但是直到美元取代英镑，确立货币霸权，方才奠定了当之无愧的霸权地位。
“二战”后期，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郡的度假宾馆召开“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美国“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一种“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国际性金汇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这个协议使美国几乎独占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游戏规则的主导权，美元作为等同黄金的强势信用货币，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当然地成为其他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从此确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尽管存在种种缺陷或弊端，“布雷顿森林体系”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货币体系（包括金本位和英镑主宰世界的货币秩序），十分有利于战后欧洲、日本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恢复经济，开辟新的繁荣时期。
20世纪60年代以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庞大的社会发展规划，全球驻军、尤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超量发行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加剧，导致美元兑换黄金的基础不断削弱，美国越来越无力支持美元的黄金当量地位了。
1976年1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此后不再有大一统的国际货币制度化合作，贵金属本位制也成明日黄花，世界进入了信用货币的浮动汇率时代。这种既无本位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没有国际收支协调机制，主要依赖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格局，给了各国更大政策自主权，实质上可称为一种“无体系的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
在“无体系的体系”中，没有条约的硬性规定，但世界上数以百计、杂乱无章的信用货币领域必须有一个“锚”。基于美国的实力背景，特别是美元作为石油输出国结算货币的支持作用，尽管老对手英镑和后来出现的日元、欧元等强势国际货币竞相争逐，实际上美元仍然毫无悬念地充当着世界货币的主角，继续享有铸币税特权（发行货币的主体可以不需任何补偿地用纸制货币向接受者换取实际经济资源，垄断性地享受“通用货币面价值超出生产成本”的收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高踞绝对优势的霸权地位。
控制货币，控制世界，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元霸权使美国成了“世界央行”，因此有责任维护其金融体系和美元的信用，在保持美元国际地位与本国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方能在国际社会互利共赢的基础上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事实上这种平衡之道总不免陷于倚仗特权的自私诱惑而不可自拔。
这就是说，全球霸主无力维持正道控制货币之时，为了继续控制这个世界，保障特权利益于不堕，经不住撒旦引诱，往往诉诸歪门邪道。
于是，经济繁荣时，美国尽可“用别国的钱为自己锦上添花”；经济萧条时，美国又能“用别国的钱分散自己的风险”。当下全球正上演着美国转嫁危机与风险的一出“大戏”。
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是天然不合理的，只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无奈的暂态。“美元霸权”虽然为引领全球经济繁荣发达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其不合理性正在加速突显。
2008年爆发的本轮金融危机以及绵延不绝的后续强震，更加坐实了全球化时代货币金融超乎寻常的重要性，强力展现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致命弊病及其不可持续性，正在导向世界货币总危机的悬崖峭壁，从而催生了寻求根本改革之道的紧迫历史使命。否则，接踵而至的除了新的金融泡沫危机，将是更为险恶的货币崩盘大危机。后者的首要迹象可能是，美国国债的潜在价值随着不断增长的货币供应量及其引发的通胀后果而逐步蒸发，进而导致国债市场信用丧失。一旦美元借贷无门，在不断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之类硝烟中，终要变得信用扫地，一文不值。
一旦美元垮台，美国不仅将失去一个控制世界的最有效工具，而且意味着经济破产和霸权终结；对整个世界来说，全球金融体系势成遍地废墟，亿万人纸上财富付诸东流，会是一场深不可测的历史性浩劫。津巴布韦主妇曾经拿千亿津元买3枚鸡蛋，美国孩子会不会拿着千亿美元去买口香糖？中国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储备，可换多少盒口香糖？
日，联合国“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的更新版警告称，倘若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价继续下滑，美元恐将面临信任危机，甚至“崩溃”的命运。报告指出，美元崩盘的风险若隐若现，近来各种因素正在进一步积聚，只是还不至于立马到来。
货币巨变在即，我们的未来会好吗
今天所以亟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人类大家庭按照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掌控自身命运的需要，而非否定过去、推倒重来的一场大革命，不是趁机争雄天下，更不是什么清算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阴谋论”。
全球化需要一个受公共机制约束的全球货币。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仍然行之有效，但弊病丛生，透支未来已近极限，不仅危害全球经济，而且从历史的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本身也是受害者。今日国际大家庭必须不失时机，争取平稳有序地对现有货币体系实行最大限度泛利共赢的合理化改造。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0年起，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担当全球重要角色的趋势渐强。当前人民币正蒙受美国和西方国家升值压力的挑战，如何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把握好金融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应对自如并不断争强国际货币领域的主动掌控能力，需要用大智慧催生一整套中国特色、行之有效、富有前瞻性的货币国际化大战略。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大方向，当非因循旧道、重蹈覆辙，不是用另一个主权货币取代美元。有人醉心于“人民币取代美元”这样豪气万丈的目标，既缺乏现实意义，也不见得符合中国人民的福祉。
本轮金融危机尚非货币危机，美元霸权地位还没有根本动摇，改弦更张还有时空机会，美国必将千方百计支撑美元，国际社会也不愿看到现行体系短期内崩溃，而最大竞争对手欧元的结构模式的可行性面临严峻考验。
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在美元继续主导的日子里，推进国际货币合作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发展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形成堪以制衡美元霸权的国际力量，造就一种相对公正、合理和稳定运行的世界货币金融大格局。在此基础上，进而谋建可与各国主权货币并存不悖，但与各国主权脱钩的“无偿发行”、自由交易、自由兑换，具有法定地位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体系。至此，人类大家庭方能消除弱币受强币欺凌的无奈，免受货币霸权的绑架与控制，进而消弭国际货币危机于无形。
迤逦行来，经济学家总是纷纷跌破眼镜，货币理论家的表现得惨不忍睹，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们常常南辕北辙。货币出轨之险，驾驭之难，为祸为福，端的是见仁见智？
值此危局，若要自求多福，不愿过“二手生活”，无论你正在努力维持生计、看牢自己钱袋，还是希冀招财进宝、发财致富，或是晋身世界巨子，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亲自沿着货币发展风景线走一遭，认识货币经济的危险误区，一探未必奥秘莫测的真谛。
本书由庞忠甲执笔撰稿，陈思进主持策划。
感谢戴美新女士为文稿初读校正，惠予鼓励支持。
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许多来自新闻、文献，以及各大网络资料库的资料和图片；除了文中注出的以外，尚有诸多不及备细列明。我等不敢掠美，谨向所有资料来源的提供者深表谢意。
庞忠甲，陈思进
2013年12月
　　随着社会进步，商贸扩展的需要，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依靠自然资源制成的金属货币，无论从来源和操作上，都越来越难满足大规模流通的需要，于是纸质信用货币在全球范围逐渐流行了起来。
用我的贝，换你的羊
货币的基本定义是：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中或债务的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任何东西。
货币的历史始于远古“物物交换”时代，人们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比如初中教科书里的插图那样：“一头羊换一柄石斧，一柄石斧换一石米。”
“物物交换”方式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先民经常受到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卖方往往没有买方想要的东西，对于不同物品的相对价值，常常需要大量时间讨价还价，仍难获得一致，因而不得不发挥创意，推出一些交换各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即“一般等价物”为中介。
这种中介物品就获得了货币的职能，例如牲畜、兽皮、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木材、盐、稀有贝壳、珠玉宝石、珍奇鸟类羽毛等许许多多普受欢迎的物品，都曾经被用来充当过原始的实物型“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其起源可以上溯至4000年前。因为充当实物货币的牛、羊、猪等牲畜不能随意分割，五谷会腐烂变质，珠玉太少，刀铲等农具笨重，所以贝类和布帛一度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渔猎时代，先民就把精选的贝壳作为避邪的饰物挂在颈项上，或用作奉祀的祭品。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物中，即可见作为殉葬物的贝类。始于夏代之前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跨越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许多天然贝。
“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然。”（《尚书·盘庚中》）作为货币的贝类的长度约1.2厘米至2.4厘米，多生长在东海、南海岩礁间。这不是一般的贝壳，而是一些精致美观、坚固耐久、具有装饰功能、适于随身携带的优质良品，大小适中、便于计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社会的萌芽，这些贝类顺理成章地被赋予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媒介职能。
据考证，夏商之际，贝币曾经广为流通。在商朝（公元前16—前11世纪）和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时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发现载有“贝币礼物”“国库中的贝币”“贝币的抢夺”“贝币的使用”和“贝币的赏赐”等铭文。
西汉《盐铁论·错币》中有“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的记载。《本草纲目介部贝子》称：“古者货贝为宝龟，用为交易，以二为朋。”贝币的计量单位是“朋”，“朋”的古字本义是指一串或两串相连的“贝”，后来逐渐演化成计量单位。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天然海贝已难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容易损耗，加之对广大内陆地区来说，存在路途遥远、运输不便等制约因素，必然产生人工制作的替代品。现在考古过程中，屡有发现骨贝、石贝、陶贝、玉贝和铜贝等仿制的贝。
公元前1600年殷商灭夏，初现铜铸货币。及至战国末期，天然贝币地位已告式微。秦代（秦始皇）“龟贝、珠玉不为币”之后，贝、玉失去了货币职能，被铜钱、金银元宝和后来的各种纸钞所彻底取代。但是贝作为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久的货币，它的影响却一直在汉字使用中保存下来。
中国的汉字中，凡与财富或交易有关的字，大都从“贝”，以“贝”为偏旁，例如财、货、贵、质、债、贸、贪、贫、贱、贼、败、贡、账、贩、贯、赐、贴、购、贮、贺、贽、赃、赈、赖、赌、赍、赎、赔、贬、赚、赡、赠、赋等；以及双音词“财货”“赏赐”“贿赂”“购货”“赈贷”“资费”“资货”“资财”“赊贷”等，它们代表的意义都与贝类货币有关。
直至清朝末年，在云南边远地区，还有人以贝为货币。
世界各地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是相似的。
早在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波斯湾沿岸有着很广的贸易网，已经用楔形文字的泥板标明价格和重量了，当时的交易手段还是物物交换。
世界各地的原始实物货币可谓五花八门，贝壳、羽毛、布料、盐和牲畜都曾是交换工具。古埃及甚至以土地或是奴隶作为士兵的薪饷。古罗马士兵得到的军饷曾经是盐。拉丁文Sal的意思是盐，英文中工资Salary一词就是从它演变而来的。直到20世纪，在一些发展滞后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的使用特殊形状的羽毛，矿石和金属制品作为货币。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贝壳都曾被当作货币使用过。欧洲人从西非购买奴隶，即使用贝币。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许多地方也使用贝币。
西方殖民者进入美洲时，金银被欧洲人视为至宝，但原住民印第安人却认为它们一钱不值，拒用金币或银币。印第安人的皮毛产品是当地殖民地经济中的热门商品，他们要求欧洲人使用“真正的钱”——贝壳串珠（Wampumpeag，用复杂方法将蚌壳中的小珠串制而成）交换。
在北美殖民时期，殖民地的正式法定货币是英国的金属硬币——英镑和先令；但实际上这只是贵金属的一种计量单位，金银及多种金属货币诸如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朗等都可在此流通。然而，早期奔向新大陆的多为穷困的无产拓荒者，没有带来多少金属硬币或贵金属，当时北美发现的金银矿藏规模又很小。事实上，好不容易新获的硬币和贵金属，由于与英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几乎全部流向了英国，所以北美殖民地长期存在贵金属货币流通不足的困难。殖民者不得不效法当地印第安人用实物作为货币，甚至以贝壳串珠作为法定货币，例如在马萨诸塞州流通到1661年，在纽约州，使用到了1701年。18世纪初期，北美还有不少地方实行原始的物物交换，贝壳、皮毛、烟草、大米、小麦、玉米等商品都曾被用来当做货币使用。
直到19世纪，大量货贝被从非洲东岸支付给不产宝贝的西非。今天，非洲部分民族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仍用海贝作钱币。
随着冶金工艺发展进步，世界各地先后进入青铜时代，开始向人工金属货币演变。
谁钱多谁来写历史，货币观兴衰
中国商朝中期以后，当时广泛流通的天然贝币由于来源不稳定致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有人制作玉贝、石贝、木贝、骨贝、蚌贝，补充天然海贝的不足。
低面值的“贝币”在市场交换中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了买一头牛，要背上成袋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费事。买更贵重的东西，携带的“贝币”恐怕要斗量而车载了。
商朝中晚期，即距今3100年左右，随着冶金工艺发展，青铜冶炼技术日渐成熟，青铜币应运而生。
由于铜材质地坚牢，价值较高，又可以再铸，形状、大小、重量也容易统一，所以铜贝和其他形式的青铜制货币很快流行起来，逐渐取代海贝这种自然货币，开始了向人工金属货币的演变。
青铜仿贝神形皆似，制作工艺复杂，成本很高；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运用当时的高科技才能铸出如此小巧精致的铜质仿贝。青铜易锈蚀，因此后世出土铜贝数量较少，多数品相不好。
还有金、银贝就更加稀罕。用泥土烧制的贝币也称陶贝，是殉葬使用的冥币。另有包金青铜贝币，数量更稀少。
早期人工金属货币除了模仿贝类的铜贝，还有参照其他特定对象形象的制品。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均在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许多古钱研究者信为早期殷商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家（部落）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各以其主要生产工具或特选对象为原型进行铸币，出现了复杂多样的金属仿形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诸侯割据地域特色的四大货币体系，即：
1.刀币：主要流行于森林区；以刀、斧、戈等利器为原型。
2.布（铲）币：主要流行于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多仿铲、布等生产工具的形状。
“布”为“镈”的假借字，由农耕经济的铲形农具“钱”“镈”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后世把货币称之为“钱”的缘故。布币呈铲形，形式种类繁多，一般铸有文字。早期象形的“空首布”大而厚重，首部中空，犹如一种可插木柄的工具铲，流行于周、晋、郑、卫等国。其后布币演变为平首型，减薄变轻，在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地广为流通。后日王莽复古改制时也曾铸造过布币。
布币造型艺术特别富有审美价值，今天人们仍把布币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由三个金红色的布币组成，中国农业银行的行徽则用布币和麦穗构成，人民币的水印也有布币图案。
3.楚币：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不一而足。
4.圜钱：在一些更为文明、发达的手工业区域，可能仿照生产工具纺轮或是玉器璧环，使用方孔或圆孔的圜钱。
周代模仿不同物象制造的刀币、布（铲）币、楚币和圜钱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不仅统一度量衡，并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废除了以前铸造的包括铜贝在内的形状、重量各异的地方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以镒（20两）计，是主要在上层统治阶层行使的货币；又以原秦国的铜铸币，圆形方孔半两圜钱为下币，供民间日常交易使用。这样，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货币种类及其单位的首次统一。
半两钱的圆形方孔形式，与古人的天圆地方宇宙观相符，穿轴加工而不会转动，也便于穿绳携带授受使用。这一铸币形式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民初。
古时重量单位分累、铢、两、斤。10累为1铢，24铢为1两，16两为1斤。
西汉代秦，货币仍袭前制，用秦半两旧名；但为节省币材，重量变轻了。如汉文帝时的半两钱只重四铢（24铢合1两）。
西汉初期，允许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公开铸钱、大发横财。文帝时曾赐予宠臣上大夫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开矿自由铸钱，故而富甲天下，“以铸钱财过王者”。是时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其中劣币充斥，严重影响发展社会生产，引起通货膨胀，也不利于国家统一。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5年），政府决定收回郡国和民间的铸币权，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钱币的铸造和发行，克服了过去铸币权分散，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等弊端，结束了币制混乱的局面。由此开始统一铸造五铢钱（钱重五铢，上有篆字“五铢”，标准重量为3.5克）。直至唐朝初年，五铢钱一直在中国流通使用，历时七百余年，是中国铸期最长的一种货币。留世数量庞大，品类繁杂。
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王莽政权，自居摄2年（公元7年）开始，先后实行了4次币制变革，钱制混乱，乏善可陈，但其铸钱质量精美却是一代鼎盛。右图“货布”可见其不虚也。
东汉恢复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
其后魏晋南北朝历时约三百六十余年（220—589年），国家分裂，战乱无已，政权频繁更迭。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五铢钱杂乱无章、名不副实，越做越小，有“鹅眼”、“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却增大面额，百当千用。其间北魏孝文帝实现了一系列成功改革，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起发行“太和五铢”，尚先能“重如其文”，但允许民间私铸，仍然品质混杂，流通有限。
隋代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三个多世纪以来钱制混乱的局面。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李渊下令统一铸造“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开辟了钱制新纪元。币面不书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而标以年号，概以通宝或元宝相称。“开元通宝”始行10进位制，每枚重2.4铢，为1文钱，积10文钱重1两，即10钱为1两。秦汉以来中国货币的铢两制传统至此告终，转进了“以钱代铢”的“宝文制”时期。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转衰，府库空虚。肃宗时为应付财政困难，铸造“乾元重宝”（“乾元”为肃宗年号），称为“大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10文甚至以一当50两。“钱轻货重”必然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以至“米斗至七千”。晚唐时，采铜冶炼业迭遭破坏，铜产量减少，且多用于制造佛器，因而铸钱不足；富豪则趁机积聚铜钱，导致市面通货紧缺。在此背景下，唐武宗只得废佛，销毁寺庙铜质佛像佛器等，用来铸造“会昌开元”钱（“会昌”为当时年号），才使通货紧缩现象有所缓和。
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割据分裂的五代十国（907—960年）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权都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币材除铜外，大量使用锡、铁等低廉的金属，还出现了当十当百大额钱币，甚至当千当万流行，又是一个币制极度混乱、复杂、劣币盛行的时期。
两宋到明清，除银、铜铸币外，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体系，为中国货币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后文另有专门说明。
　　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由于古时的锡和铅比铜的价值要低，因此汉唐以来，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往往在制造铜币的过程中掺入锡和铅等金属，制得的铜币发白，故称白钱。北宋时由于铜的货源不足，在四川等地还流行过铁币。明朝中后期，大约从嘉靖年起，铜钱逐渐改成了黄铜铸币，结束了青铜铸币的历史。
清末引进制币机械后，光绪二十六年起机制铜圆，分“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大类，形状均按西式为圆币，流通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币制至此寿终正寝。
民国初期，铜币仍为通用货币。北伐战争胜利后，政府的货币政策逐渐转为纸币为主，铜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30年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元的流通，但各地造币厂依然我行我素，发行了众多种类的铜元，只是流通量比以前大为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
人们在溪流中打鱼时发现了黄金。黄金大约是最早进入人类生活的贵金属。在金银这两大贵金属中，白银冶炼难度较大，进入流通领域较晚。
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造就了金银货币不同凡响的装饰效果，形成了独特的珍贵价值。它们还有比重大（相对体积小）、容易分割、质地均匀、延展性强、不会腐烂、久藏不变，可以反复熔炼等特点，符合充当原始一般等价物的品质要求。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成了最早的公认的世界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楚国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地域。充裕的黄金资源、富庶的国家财力、发达的商贸活动，使得楚国首先将黄金制成货币，用于王室收支和商业贸易。
当时的金币有“金贝”和“爰金”两大类，是中国最早的具有固定形态的黄金货币，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金贝”是黄金制作的人工贝。爰金也叫印子金、版金、金版或饼金，形状有版、饼等，用印戳打上文字，使用时需切割成小块称量。目前发现有郢爰、陈爰、尃爰、镉爰等不同铭文。前者是地名，例如“郢”是楚国的都城，在现今的湖北江陵。后者“爰”可能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说法不一。
从《史记》上看，两汉是一个使用黄金的活跃时期，汉高祖赐叔孙通“金五百斤”，文帝赏赐周勃“二千金”，赏赐陈平“二千金”，陈平用“五百斤金”为周勃祝寿，宣帝赏赐霍光先后共“七千金”。汉军征讨匈奴告捷，赏赐有功将士二十余万斤，汉武帝赐黄金十万斤给方士去寻不死之药。有人对《汉书》中皇帝赏赐臣下黄金的记载做过统计，总数竟八九十万斤。但后人研究以为，此金未必是真的黄金，也可能是等量的铜币。
近年从几十个地点出土了相当数量的汉代黄金。汉代黄金的主要形式是金饼和所谓的“马蹄金”“麟趾金”。“马蹄金”“麟趾金”的单位重量一般为一斤。
由于黄金资源有限，价值过高，自汉代以后，白银货币逐渐普及，黄金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一种玩赏、妆饰、保值的物品。
不少钱币除了用铜大量制作外，也有以金制币的，包括半两、五铢等历代钱币，但多为宫廷赏赐的珍品，基本上不进入流通市场。
中国产银甚少，而且银矿常与铜、铅等化合，冶炼分解技术难度较大。白银在中国货币领域较晚露头角。战国时期，中原地带出现过银贝，也发现过银币，但使用很有限。其后历朝用银多为出口商品换得，以出口顺差之大，乃至中国成为非产银的银货币国家。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两宋币制，大宗交易用银，同时使用铜钱和纸钞。今天遗存的宋、元银铤不在少数。
明代中期以前，白银还不是法定的流通货币。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流通愈益广泛，成为和铜钱一样普及的金属货币。嘉靖年间（年）政府规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还制定了白银同铜钱的比价，白银因此具有价值尺度，取得了法定通货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明朝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都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有生动翔实的记载。
清朝承袭明朝的币制，仍用白银和铜钱，也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是一种主要货币。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稳定在每两白银相当于1000文铜钱上下。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以来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时，已货币化，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明朝实行的是银两制，即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进入货币本位制度阶段。
长期以来，官方银库里存放的是统一成色与重量的白银铸件，如元宝、银锭。在流通领域，普遍使用的并非白银铸币，大宗交易用银锭，一般情况下以零碎的银块为主，进行贸易须经称重计量、核定成色等手续。实践中大块银锭须经切碎，以利流通，而过小的碎银则要重新铸成银锭，便于运送和保管。
中国古代不流行白银铸币的原因有很多，主因可能是：中国白银资源有限，除江西、贵州、湖南等百余处有产量不高的银矿外，只有云南蕴藏量较丰，占据国内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唐朝采银高峰期，年产仅十万余两，至明朝也不过每年数百万两。由于产银不足，长期币制以铜为主。白银主要依靠进口，来源不稳定，官方不能保障银币供应，因而银铜兑价常变。特别是政治不稳，战乱频仍之际，一旦银价上涨，银币便被民间窖藏或改铸，导致市场流通额不足以支持银本位货币系统。所以历来只见小量铸造银币，多用于颁饷等场合，如“赏功通宝”，实际流通意义不大。
时至清代，所谓银两制，仍然处于相当原始和混乱的状态，由于全国各地衡制不统一，“两”的种类很多。大体而言，可分为官平和市平两大类。官平是由政府规定的用以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主要包括库平、市平、漕平及关平等。库平是康熙年间制定的政府征收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一两等于37.301克。所谓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指中国民间授受银两所通用的衡量标准。市平因地而异，如北京、天津的公码平，汉口、贵阳的估平，广东的司马平等，当时各地的通用市平有170余种。漕平是清代将漕粮改征白银时所采用的银两衡量标准。后来渐为民间采用，各地标准亦有不同，一般常冠以地名，如苏漕平、申漕平等。例如申漕平即上海漕平，其一两约合36.65克。又有关平是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系因中外通商之需，1858年经《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一两等于37.7994克。
当时作为货币的白银，还有一个成色即含银纯度不一的问题。因此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即“纹银”，其成色为935.374‰；民间缴纳钱粮，须由银匠将散银熔铸成足银入数。清代民间使用的白银，各地所铸的宝银成色自很低直至十足或超标的都有，为此在前面冠以地名，如苏宝银、武昌宝银，以资区别。如果成色高于纹银，可按“升水”幅度冠名，如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升水是指比价上的提高。例如“二四宝”银，意为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时要升值二两四钱，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的纹银。
银元宝和银锭
外国银币的输入，对中国货币体系形成了决定性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中国实现了向银本位制的转变。
明清从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
南美洲拥有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均开采出数量惊人的白银。16世纪中期（明嘉靖二三十年间）至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世界银年产量保持在900万～1700万盎司之间。南美洲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80%。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17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20%。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国物产丰富，却视白银为奇货。于是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中国大量输出丝绸、陶瓷、棉布、茶叶、中药等特产，而日本、美洲等地采铸的银币因贸易顺差而源源内流。据估计明朝中后期，全球达三分之一以上的白银陆续流入中国。
　　明清输入中国的外国白银，多为银币形式，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主要的外国银元有“本洋”（西班牙银币，有双柱、卡罗斯三世、卡罗斯四世、费迪南七世等版别）“马剑”（荷兰所铸，因币面所铸为骑士策马执剑图，故名）“鹰洋”（俗称英洋，墨西哥所铸，币面为一苍鹰，嘴叼一条挣扎扭曲的长蛇，昂然站立于仙人掌之上。）“龙洋”（日本铸币，亦名龙番，背面刻有蟠龙纹而得名）。这些标准统一、制作精美、大小适中的外国白银铸币进入中国，就受到民间喜爱而快速流通，较之传统流通的元宝和碎银，产生了“良币逐劣币”的效应。
墨西哥鹰洋
晚清货币流通极为混乱。1904年出版的《中国新圜法案诠解》曾记载道：“查中国各通商虽兴用银元，然用者式样不等。如上海、天津通用鹰洋，满洲则有俄国卢布货币之处，广州、汉口及他省有用本省总督所铸之银币，此外尚有别式银货流行各处。内地乡间用银亦罕见，大抵交易以铜币为主。查中国币制，现在以分两为准度。惟所谓分两者，各处之平色不等，故各地银两之价值，亦参差不齐。查上海、天津、北京色皆不一。”
道光以后，引进了制币机械设备，开始自铸地方银元。光绪十五年广东试铸“光绪元宝”大龙图案的机制银元以后，有了自己的国家级银币，中国的银币单位开始了从“两”向“元”的过渡。所铸的银钱，形制样式均仿自外国银元。
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90%，正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各种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中国的货币单位，但各色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随后政府大量收购旧币，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量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分别产于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等）。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比例为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均用银本位币。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制，改行相当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信用法定纸币——法币政策。
至此，中国货币领域正式转进纸币阶段，金属货币仅做辅币之用。
日，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金圆券，旋即失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旧日银元、铜币一度卷土重来，回归流通领域，顶替形同废纸的金圆券，直至政权更迭，重开新猷。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币登临历史舞台，除西藏地区因特殊原因曾短期使用银元外，各种银元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禁止流通。
“野蛮”的胜利，进进退退的西方货币
在西方的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及，战士的甲胄、胜利者的奖品都是用牛来标价的。其第七卷有在港口进行实物交换的记载：“从兰诺斯岛来了一大批载着酒的船队……其他的希腊人急忙前去购买，有的用黄铜，有的用发光的铁，有的用兽皮、牲畜或奴隶。”在同一史诗里，详细记述了英雄阿基勒斯（Achilles）颁发给竞技会上角逐者的奖品：冠军获得一名价值4头牛的多才多艺女奴，以及一尊三足大鼎。可见荷马时代（公元前11—前9世纪）贸易活动已经相当普遍，但金属货币犹未流行，还处在以物易物的阶段。
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希腊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带动了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公元前7世纪出现金属货币。最早的希腊古币可能是从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Lydia，今土耳其境内）引进而来。不久，诸如雅典、科林斯这样的一些工商业领先的希腊城邦都有了自己的铸币。当时货币的质地是多种多样的，有金、银、青铜、铁、锡、镀金（铅面镀金）、琥珀金（金银合金）等。最初的货币多为仿形品，例如雅典早期使用的银币是形如烤肉用的叉子或签子。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以后，希腊人掌握了铸造双面凸形图案的工艺。
古希腊货币以白银为主，但含银成色参差不齐，因而市场价值各异。其中雅典的货币以98.5％的高纯度赢得了各城邦的信任，并广泛流通。雅典的优质白银产自阿迪卡（Attica）半岛的劳里因银矿。公元前413年，斯巴达人进攻阿迪卡，放走了2000名矿工奴隶，致使生产陷于瘫痪，雅典出现财政危机。在铸造铜币和镀银铜币的同时，被迫动用奉献给神祇的金块改铸金币，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城邦时代的希腊，诸国林立，较大的城邦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着自己的币制，造成了希腊币制的复杂化。
古希腊主要货币是雅典发行的银币德拉克玛（Drachma，重约4.37克）。
为避免交易时按照货币的品质和重量来估计价值的烦琐，雅典铸造的德拉克玛银币，在币面打上某种印记，标明成色和重量，相当于产生了具国家政权与法律权威性的标准化币制，有助于币值稳定和货币信用。德拉克玛不仅流行于多个希腊城邦和国家，还成了地中海区域以至更大范围内通用通兑的银币。德拉克玛这个币名一直沿用不衰，1832年被定为希腊的法定货币名称，直至日为欧元取代。
下图为公元前525年雅典出现的德拉克玛银币，正面是雅典女神，背面为护鸟猫头鹰图案。由于这种货币流通广泛，“带猫头鹰去雅典”成了当时地中海各国间通行的俗语。
雅典发行的德拉克玛银币
雅典是古希腊最富裕的城邦，贸易版图遍及南欧、北非、西亚各地，当地的银币也随之四处流传。上述德拉克玛银币影响深广，猫头鹰的图样极受欢迎，不少国家纷纷仿效，通过下图可见其盛况一斑。
猫头鹰图案货币广泛流行
罗马兴起后，希腊城邦一个个被吞并，到公元前146年，整个希腊归于罗马统治。征服者起初还允许雅典和少数其他城市继续使用它自己的铸币，但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正式形成后，辉煌一时的希腊铸币伟业终于走进了历史。值得庆幸的是，罗马是希腊文化的很好继承者，希腊几乎一切重要成就都被罗马人接受了。甚至在罗马的货币上，可以看到像希腊制式那样，一面是罗马统治者的形象，另一面则是对古希腊纹饰的直接复制。
罗马的货币体系经历了牛羊实物，铜块和铜条代币制，银、铜混合币制的漫长发展，最终确立了以银币为主的银本位（Silver Standard）制。货币图案也从简单的动物形象发展为众多的神明、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等，甚至一些贵族妇女的形象也出现在钱币上。这个过程也是一部罗马从一个封闭的小村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历史见证。
罗马元老院有权发行各种钱币，各个行省有权发行银币和铜币，而自治城市只能发行铜币。罗马主要银币的单位是第纳尔（Denarius），现今东欧和中东一些国家所用的货币单位就是从此词演化而来。
罗马第纳尔银币
由于罗马国势衰落，银源不足，财政困难，250年，罗马铸币含银量下降到了40%，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270年，罗马硬币银含量降到了只有4%。之后，罗马政府力图改革币制来对付通货膨胀，但成效不彰。
313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接纳基督教为官方信仰，并取缔其他宗教，随后没收了几个世纪以来全国异教徒寺庙积累的巨大财富，得以使用大量贵金属取代先前的劣质硬币。但是帝国仍然继续生产劣币在民间流通，通货膨胀难以抑止。
324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伊斯坦布尔（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395年，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476年，饱受匈奴打击的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蛮族西侵下灭亡了。
西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欧成立了一大批“蛮族”国家，进入了一个社会发展水平倒退的时期，商品贸易回到了物物交换的时代，直到7世纪初，才重新开始铸造硬币。790年，法国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或Charles the Great，742—814年；或称伟大的“野蛮人”查理曼）推行钱币改革，才重建了货币体系。
西欧本来短缺白银，15世纪前后，大量进口包括奢侈品在内的物资，对东方贸易长期表现为逆差，耗用贵金属货币过多，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贵金属荒和货币荒。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不仅从印第安人那儿获得了白银，接着在秘鲁、墨西哥、玻利维亚等殖民地也发现了巨大矿藏。美洲白银大量流入西欧，极大地增强了宗主国的金银铸币实力，支持了西欧数百年重商主义时代的白银需求。
随着社会进步和商贸扩展的需要，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依靠自然资源制成的金属货币，无论从来源和操作上，都越来越难满足大规模流通的需要，于是纸质信用货币在全球范围逐渐流行了起来。
　　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佑7年（1247），“会子”极度恶性膨胀，致使造新换旧制度无以为继。十七界“会子”每缗尚值铜钱300文，十八界每缗只能兑192文。南宋末年，200贯面值的“会子”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交子”名声久远，终于贪婪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的飞跃性重大进步，在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纸币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宪宗时的“飞钱”。
汉武帝时因长年征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曾铸行次品“三铢钱”和“白钱”（用廉价的锡和铅等铸成的合金币）。同时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发行过“白鹿皮币”。是时禁苑多鹿，利用宫中收集的白鹿皮做币材，制成一尺见方、绣文装饰的“白鹿皮币”；规定诸侯觐见时须向天子购买这种皮币作为进献玉璧的垫衬，定值40万钱，远超皮币的实际价值，因为反对声高，旋即废止。这种皮币没有进入流通领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可算是纸币之滥觞吧。
“飞钱”亦称“飞子”或“便换”，出现于唐代中期的宪宗（805—820年在位）年间，当时商业繁盛，外出经商携带大量铜钱诸多不便。商人可到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各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首都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付款换取一种凭证（文牒），载有去往地点和钱币数额，然后持此到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称“飞钱”。进奏院的这种业务收费不赀，元和七年（812年）时，每千钱“便换”汇费高达百文。
另一种“飞钱”系由民间“邸店遍海内”的一些私商经营。他们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商人可凭此“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所开联号票券核对无误）。这些私商相当于日后在国内外开设的钱庄的前身。
私商起先不收汇费，但因交通不畅，路途遥远，“飞钱”合券付款往往需时一两个月，实际上可由此获取利息收益。
“飞钱”本是一种汇兑凭证，不介入流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纸币，但其后有些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成为一种变相的通用货币。这可能是宋元纸币产生的直接渊源了。
《宋史·食货志》有“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第一百三十四会子条）的说法。
北宋时期四川成都首倡的“交子”，是真正纸币的开端。
北宋时，全国货币没有统一。由于铜材不足，各地区货币多有铜铁钱混用或专用铁钱的，互不通用，而且禁止货币外流。
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需要足够流通货币。当时铜钱短缺，难以满足需要。例如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交易十分繁忙，不得已而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据载，“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李攸：《宋朝事实》）当时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130斤重的铁钱；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非常需要开发一种轻便的货币。
尤有甚者，宋朝经常遭受辽、夏、金等攻袭，军费和赔款开支浩大。使用纸币既便于异地交易，并防止铜铁钱流失，又有利于弥补财政赤字。
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恰能满足携带方便而又能大量复制的要求。于是纸币——“交子”应运而生。
“交子”起初由私人富商自由发行。北宋初期，宋真宗（997—1022年）时四川成都有商家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凭证——“交子”，充当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付给铺户现金，铺户把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楮纸（楮是一种落叶乔木，树皮是制造优质纸张的原料，桑皮纸和宣纸均属楮纸）制作的专用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存款人凭此可在异地提取现金，铺户收取每贯（一千文）30文即3%的酬金。这种专用楮纸券称为“交子”，当时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代金券凭证，而非货币。
“交子”可以随到变现，避免了携带铸币的麻烦；“交子”楮纸券印制精致复杂，有店号和发行人的印章、暗记和亲笔画押，套色间错，难以伪造。经营铺户多能恪守信用，所以很快建立了信誉，使用日益广泛。人们可用随时能够变现的“交子”支付货款，特别是大额交易更觉方便，于是“交子”逐渐发挥起了货币的功能。
随着这种货币功能的发挥，交子铺户发现，动用部分存款以扩大放贷能力，不至于危及“交子”信誉。于是印刷发行统一格式和面额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推向市场，这种“交子”就是代表了铸币的信用纸币。
此时的“交子”只是民间发行的“私交”，尚未取得政府认可，交子铺户并非一律恪守信用。有些不良铺户会滥发“交子”，欺诈赖账，敛钱卷逃，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激起事端，引发诉讼。因此，景德年间（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核准的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得地方官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交子”从民间商业信用凭证转进为官方法定货币。官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监管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禁民间私造。这是中国最早由中央政府主持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是世界上公认发行最早的官方纸币。
“官交子”发行额有限制，设置金属铸币准备金（钞本），规定分界（分期）发行。起先规定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界交子发行1256340贯，以四川铁钱36万贯为准备金，准备金率为28%，交子与钞本间约7成的差额，便是政府收获的铸币税了。“官交子”的流通范围最初基本上限于四川境内，其后逐步扩大到了其他地区。
神宗时，放宽规定，一次印行的“交子”可连用两界，相当于发行额增长一倍，“交子”开始贬值。哲宗时，由于无限制地增印，“交子”严重贬值。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改“交子”为“钱引”，以代替贬值的“交子”。“钱引”以缗为单位（每缗合一千文），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较精良，但不置准备金（钞本），不许兑换铸币，而且随意增发，因此不久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自宋仁宗时官办“交子”算起，到南宋亡国的250多年里，先后在北宋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和地区性的“两淮交子”，在南宋发行了“会子”“银会子”“关子”“公据”以及地区性的“湖北会子”等多种纸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北宋的“交子”，发行量最大的则是南宋的“会子”。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收藏。可靠的“交子”样本至今尚无发现。
南宋经济倚重海外贸易，钱币大量流失海外，致使纸币使用更加普遍。
南宋初年，发行过一种代替白银流通的“银会子”，以钱为单位，面额分为1钱和半钱两种，每年换发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银本位制纸币，但只限于局部地区使用，没有在全国流通。
南宋主要的纸币是“会子”。“会子”首先起于民间，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改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后推广至全国范围发行。起初“会子”由临安府印造，以10万缗铜钱作为发行准备金，“会子”与铜钱的比价保持在每缗值770文左右。
“会子”发行之始，宋孝宗曾对大臣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四）。可见当时朝廷对发行纸币之谨慎和重视。
乾道四年（1168年），为了保障币值坚挺，防止伪钞流通，政府改革发行制度，议定立界限（期限）额发行“会子”，期满回收。“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宋史·食货志》卷181）。
南宋面对强敌金国与蒙古夹击，长期战乱致使国库空虚，财政窘迫。政府最方便的对策，除了增加税收外，就是加大纸币流通量。淳熙三年（1176年），户部令三界、四界会子各展期3年，以后，乃至展期10年、20年之多者，新旧会子同时流通，加剧了流通货币的膨胀。
淳熙四年（1177年）第四界开始，发行准备金不再增加。随着纸币发行额的迅猛增长，钞本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到了12世纪60年代，钞本仅为六十分之一，最终索性就无钞本发行了。
财政困难和政治腐败，致使第九界“会子”以后，陷于失控状态，币值每况愈下。至淳祐七年（1247年），“会子”极度恶性膨胀，致使造新换旧制度无以为继。十七界“会子”每缗尚值铜钱300文，十八界每缗只能兑192文。南宋末年，200贯面值的“会子”甚至买不到一双草鞋。
南宋度宗（年）咸淳初年，采用佞臣贾似道建议，废“会子”而发行新纸币“关子”，号称“金银关子”。一面增加楮币的流通量，一面下诏“严申减落之禁”，好比自欺欺人，根本不能挽回信用。结果是“‘关子’行，物价顿踊”（《宋季三朝政要》），通货膨胀达到了南宋最高峰。南宋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帝国如风，“元宝钞”大起大落
元朝（年）延续和发展了宋代的纸币制度，以纸币为主要通货，是中国古代史上纸币流通最为通行的全盛时期，管理制度也有了重大改进。
元朝版图辽阔，诸汗国横贯欧亚。国家发行的纸币，携之可“北逾阳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非常便捷。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年）在年两度游历中国。他在1298年发表的游记中惊奇地说：“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使用……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可以换取金条。”“可以确凿断言，大汗对财富的支配权，比任何君主都来得广泛。”他向欧洲和世界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情况。美国当代学者劳伯特·坦普尔（Robert G.Temple）在他的《中国英才》（The Genius of China）中如是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由于南宋殷鉴不远，蒙元王朝特别制定了详尽的信用货币法规《至元宝钞通行条例》。设立“钞券提举司”垄断货币发行；拨足丝和银为钞本来维持纸币信用；允许民间以银向政府储备库换钞或以钞向政府兑银，同时严禁私自买卖金银；对于伪造纸币，以伪造的数量、规模来定罪轻重，从受刑时间、罚没财产数量直至死刑都有明细规定；所有钞券均可完税纳粮；明令白银和铜钱退出流通，确立交钞的法偿地位。如此定制，可谓世界史上首创银本位纸币制度。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交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印发“至元通行宝钞”，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曾发行“至大银钞”。
元世祖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收兑江南当时流通的南宋纸币即“关子”“会子”，禁用铜钱。“中统交钞”则由木版印刷改为铜版印刷。这样，全国的纸币就统一了。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元朝早熟的信用纸币制度，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性而悲剧性地走向了反面。那个依靠爆发性武力而起，但如风而逝的庞大帝国，不存在起码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无力形成一个支持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大环境，即便订了个好制度，也没有可靠履行的保障。日趋腐化的蒙元皇室，受到巨大短期收益的诱惑和面对连年对外用兵造成的财政压力，很快就自坏成法，超发纸币，失信于民。短短二十年后，宝钞便贬为原值的十分之一。之后，政府进一步滥发宝钞，元末米价竟比元初上涨六七万倍。
元末群雄并起，各自为政，并自铸货币，俨然一朝之政，但这些政权货币都是昙花一现，不久均为大明敉平。
拿着强权当信用，谁都逃不掉纸币崩盘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深明元朝倾覆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币制崩坏，但出于缓解财政压力、强化中央集权、置贵金属于政府掌控之中、降低交易成本等考虑，明廷仍决定采行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立钞法，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这是有明一代印发的唯一钞票。票幅面积为338×220毫米，是中国和世界上迄今为止票幅最大的纸币。
“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与宋元纸币不同，完全违背了信用准则，不设发行准备，又不分界（期）发行，是长期全面流通但无储备担保的“信用纸币”。而且只出不进，亦即一方面发钞支付军饷和政府采购以及单向兑入金银，另一方面收取租税时却不收宝钞只要白银或搭收少量宝钞。如此行事，纵有严刑酷法和种种补救措施，随着发行量无限扩大，不久就开始膨胀贬值，沦为“无信用的信用货币”。不及百年，其值仅为最初的千分之二三，民间视同废纸，宝钞流通名存实亡。到了嘉靖元年（1522年），明廷规定入库一律为金银，无异于宣判了宝钞的死刑，回归贵金属货币制。
　　从无信用的“信用货币”制回归贵金属货币制，不失为明智之举，可以约束政府任意印发纸币的权力，切断通向恶性通货膨胀之路，为市场带来相对稳定的预期，借以鼓励投资与贸易，有利于晚明的经济繁荣。但本国产银很少，通货数量严重依赖于不稳定的海外进口，中央政府仍然非常缺乏对货币和信用的控制能力。
明末强敌当前，天灾人祸，社会动荡，辽东等战局日渐恶化，社会生产力直线下滑，税收却不断加大，人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信心黯淡，货币持有人（白银所有者）越来越倾向于窖藏白银作为自保的储备。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付之窖藏。社会性大量货币沉积，势必催生通货紧缩。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夏天，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限制日本人进行海外贸易，并为根绝天主教，终止了来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入秋，华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发生暴力冲突，西班牙在菲律宾屠杀2万多名中国人，切断了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通途。这两条以丝绸、瓷器和茶叶换取白银之主要商路，一旦突然受阻，进一步导致通货紧缩、银贵物贱，迅即诱发了一场全面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内乱和外敌一道，摧枯拉朽般地埋葬了朱明王朝。
在李自成抄掠北京城时出现了如此奇观：平民饿殍遍野，军费左支右绌，官兵无饷养家，崇祯皇帝穿着破龙袍，而仅在北京官宦家里，就抄出了至少3700万两白银。
宋、元、明三代和金朝都用纸币，都不能有效控制其发行数量，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除了明朝主动废弃纸币，掉头转向仍告失败，加速了王朝末日来临，宋、金、元三朝的灭亡都同纸币高度通货膨胀有重要关联。
清政府面对前朝惨痛教训，经再三权衡，决定禁行纸币，全面承袭了类似于明朝嘉靖年间实行的银两制度，维持着原始的金属秤量货币体制，即以金属币材本身的重量、成色及价值为基础来确定的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和信用纸币相比，“确实是中国的倒退”（《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但也是无奈的倒退。
直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直捣南京，国本动摇之际，清政府发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以图“济银之不足”，挽救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但发行的票据并无本金，不能兑换有价值的金属货币。尽管硬性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政府各种支出和税收中搭收一半银票，但没有储备保障，加之投放过多过骤，印刷技术落后（较宋元无甚长进），纸币防伪较差，各地不予认真执行，甚至有外商在民间低价收购充抵关税，使钞票迅速贬值，加速通货膨胀，成为一大社会累赘。10年后，即同治元年（1862年）就停止使用。当时人们习惯将宝钞官票合称为“钞票”，这个称呼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大清朝在国际“货币战争”中的失败
无论是使用金属货币还是纸币，中国都占了世界头筹。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大臣单穆公提出的“子母相权论”，也是公认的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理论。
然而，中国社会在汉代以后，陷于滞进状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
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将孔子学说篡改为愚民伪儒思想，变成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稳定运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中国就此开始了借崇儒为名的漫漫两千年政治专制、精神黑暗时期。特别是冒称“后儒”的宋明理学行世后，南宋以至明清之世每况愈下，人的自我意识、创新精神竟成绝响，几乎阻断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虚有其表、腐朽落后的天朝大国，一旦与蓬勃发展的西方碰撞，顿然一触即溃。鸦片战争后，天国沦为列强俎上鱼肉。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除了失败的元朝银本位纸币外，不存在什么明确的本位制度，也没有主币副币之分，往往金、银、铜，以及纸币（有时偶用谷、帛）同时不同程度地行使货币的职能，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而已。
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也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北宋的“交子”为世界历史学家公认为第一个官方主办的真正纸币，有发行准备（钞本）、更新周期、防伪措施等一系列保障制度。但北宋和后来南宋继行的一系列纸币体制都因信用扫地而一一失败了。
元朝强势全面推行银本位纸币体制，尽管制度规范详备，也因信用丧失，恶性溃败有过于前宋。明朝曾雄心勃勃地实施无发行准备的纸币，不久几成废纸，半途而废。
清政府不仅无力经营自己的纸币，连传统的金属货币体制也一直抱残守缺，停留在成色、规格混乱的银两交易，以及两千年不变的“天圆地方”通宝制铜钱水平上。结果是，外国银行的强势货币，包括优良银币和新潮纸币攻占了市场，“中国的币制”成了“错出而无统”，“任何一个重要的国家里所仅见的最坏的制度”（《年中国财政财政经济情况》，杨格著，陈泽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古代无论实行过渡性的“兑换凭证或代用券”，或是无本金的地道信用纸币，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了。我们应该看到，停滞不进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其不成正果的决定性因素。
英国学者、中国科技史研究权威李约瑟（年）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史料论证：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技知识水平，直至15世纪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切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在信用货币领域，我们同样可以发问：为什么中国得其先机，却难以为继，不成正果？
自从西汉武帝（公元前157—前87年）垄断盐铁、创轻商、贱商、反商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商贸繁荣的景象，大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政局混乱、监管松弛、民间活动自由度较大的“非常时期”。一旦大局已定，皇权巩固，就容不得“资本主义”发芽抽枝了。
关于中国历史上早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很多，出现了“战国说”“西汉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等种种“萌芽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其实无论哪一代，都从未存在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只是牵强附会一时商业活动活跃的暂态表象而已。这种暂态往往出现在皇朝无力顾及的那个时间间隙，特别是皇权衰败即将崩溃的改朝换代之际，一旦新朝建立，旋即重复抑制民间商业自由的传统政策，而且常常变本加厉。
君主政权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天价坚持反商的深层原因，当出自确保特权统治地位永世其昌的自私动机，唯恐经商致富的独立人格和民间积聚财力构成对于绝对权力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朝廷垄断下的官商，可以将最大的商业利益归于皇家以及贵族官僚统治集团，以满足其穷奢极侈的需要。
300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对于纸质信用通货的强烈而持续的需求，既没有银行金融业配套，造纸和印刷技术也不见长进。朝廷发行纸币的动因往往来自巨额“铸币税”的诱惑，动不动滥发纸币生财，把财政亏空直接转嫁到社会大众身上，好比饮鸩止渴，屡试屡爽。而古代封建中国式政教合一型的无制衡绝对权力专制统治体制，一旦在绝对腐化的不归路上迅跑起来，必然导致信用破产和币制失败，并且反过来成为皇朝垮台的催命剂。
对照西欧后来居上的荆棘路，可见只有商品经济发达到了相当于资本主义勃兴的历史时期，金融管理和科技水平足以配套，决策层“权力制衡”机制成形，信用货币方得站住脚跟，生根发芽。
新兴资本主义列强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拥有划时代的军事打击力量。18世纪中叶，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以英国为主导，借助商贸扩展和军事实力推动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运动轰然而起。颟顸自闭的大清帝国浑然不觉，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人类世界空前大变局已然到来。当东西方终于碰撞，大清国被迫打开国门，被动因应时，处处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因循千载，陈旧、落后、混乱的银两体系或是屡试屡败的纸币体系，在国际金融大博弈中，水准悬殊，极不对称，无疑落为大输家了。
鸦片战争后，清廷被动展开对外贸易，外商以大量银元换取巨额中国物质财富的同时，列强凭借特权，纷纷在中国设立租界，开办银行，发行纸币，直接操控中国经济命脉。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纸币可分两种：一种是用中国货币单位，如汇丰、德华和花旗等银行，按中国货币单位发行了不同面额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在长江流域颇为流行；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