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摇骰子 才摇得大 有没有什么技巧吗_百度知道
怎么摇骰子 才摇得大 有没有什么技巧吗
我有更好的答案
多练习就好了，孰能生巧。
采纳率：66%
守望，&用一
你丫有病吧！喝酒多了你看到什么都是大的！你tm怎么不问怎么样才能中明天双色头彩
为您推荐：
其他类似问题
骰子的相关知识
换一换
回答问题，赢新手礼包
个人、企业类
违法有害信息,请在下方选择后提交
色情、暴力
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App Store 上的“吹牛骰子-夜店游戏”
只能在 iOS 设备上的 App Store 获取此 App。
>游戏模式 如果你和你的朋友都有iPhone或者iPad，那么可以免费安装使用单人模式玩。 如果现场只有1台IPhone或iPad，那么可以选择使用双人模式和三人模式，最多3人一起玩！ 游戏进行时的大部分操作均可用手势完成，真实感强烈。您还可以探索一下，不用点击，而是去滑动、拖动哦！ 同时，游戏还具有防作弊功能，摇好骰子后，骰盅会自动合上，防止其他玩家偷窥。如果玩家忘记了自己的点数，只需点击旁边的金币，就能打开骰盅二次查看啦！ >>游戏进行方式 入局的玩家，每人分给骰盅1个，骰子5个，等定位后，玩家摇晃手机进行摇晃骰子的动作，骰子摇定后，看自己的骰子点数，然后猜测对方骰子点数，估算出所有玩家的某个点数总和进行叫骰，互猜各方骰子点数加起来有几颗。玩家对叫骰者叫出的骰子点数产生怀疑时，可以要求所有参与者进行开盅验证。开盅后，如果叫骰者猜对点数，那么叫骰者获胜，怀疑者失败；如果叫骰者猜错点数，那么怀疑者获胜，猜错点数的叫骰者失败。 >>游戏规则 玩家在叫骰时从A个B开始叫，其中A=1、2、3、4、5、……，B=1、2、3、4、5、6。比如玩家可以叫3个4，叫完后，其他人如果不相信这个点数存在，可以“开”所有人的盅。如果所有人的盅里点数相加没有“3个4”，那么选择开盅的人赢，叫骰的人输。如果玩家叫了“3个4”后，其他人相信，可以由其他人继续叫骰，叫的点数必须比“3个4”要大，比如“4个4”或者“3个5”……直到有人不相信，进行开盅，才能判断输赢。 >>特殊玩法 当玩家叫骰时，如果“1点”数没有被喊到，那么“1点”可以作为任何数，也就是“百搭”。例如所有骰盅内共有1个5，3个4点，2个1点，则此时相当于有3个5，或5个4。 >>游戏策略 叫骰时应先采取一些欺骗性策略手段来迷惑对手，这也是大话骰中“大话”这个名字的由来哦，说大话、谎话令对手产生错误的判断，而后按自己的点数真实叫骰，虚实结合，所向无敌。 各位玩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下载大话骰游戏，和朋友们体验游戏带来的狂欢吧！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找小蘑菇哦！ 您的每一条宝贵意见我们都会认真阅读和参考，并以此为方向和动力，从而更加完善我们的游戏。" class="we-truncate we-truncate--multi-line we-truncate--interactive ember-view">
何处大话，哪里骰？有了“大话骰”，随时大话，随地骰！大话骰是酒局、聚会、KTV、CLUP 中一款经典群体综艺游戏，因其娱乐性强但又不失益智脑力思考而备受玩家推崇。但是由于这个游戏要使用到大量的骰子和骰盅，不能随时随地玩，不过热衷于这款游戏的玩家们不要担心，有了“大话骰”，就能立刻把你的IPhone变成骰盅，和朋友玩游戏、猜点数了。不需要骰子和骰盅，只要带上手机，把IPhone当做摇骰子的骰盅，就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如同在party中一样，尽情放纵狂欢，享受游戏的疯狂了。游戏中，玩家在叫骰时要尽量用大话误导别人，而且还要通过察言观色来识破他人的大话诡计，非常考验猜测与反猜测能力哦，让玩家在彼此的明争暗斗中，获得游戏的乐趣。游戏说明：&&游戏模式如果你和你的朋友都有iPhone或者iPad，那么可以免费安装使用单人模式玩。如果现场只有1台IPhone或iPad，那么可以选择使用双人模式和三人模式，最多3人一起玩！游戏进行时的大部分操作均可用手势完成，真实感强烈。您还可以探索一下，不用点击，而是去滑动、拖动哦！同时，游戏还具有防作弊功能，摇好骰子后，骰盅会自动合上，防止其他玩家偷窥。如果玩家忘记了自己的点数，只需点击旁边的金币，就能打开骰盅二次查看啦！&&游戏进行方式入局的玩家，每人分给骰盅1个，骰子5个，等定位后，玩家摇晃手机进行摇晃骰子的动作，骰子摇定后，看自己的骰子点数，然后猜测对方骰子点数，估算出所有玩家的某个点数总和进行叫骰，互猜各方骰子点数加起来有几颗。玩家对叫骰者叫出的骰子点数产生怀疑时，可以要求所有参与者进行开盅验证。开盅后，如果叫骰者猜对点数，那么叫骰者获胜，怀疑者失败；如果叫骰者猜错点数，那么怀疑者获胜，猜错点数的叫骰者失败。&&游戏规则玩家在叫骰时从A个B开始叫，其中A=1、2、3、4、5、……，B=1、2、3、4、5、6。比如玩家可以叫3个4，叫完后，其他人如果不相信这个点数存在，可以“开”所有人的盅。如果所有人的盅里点数相加没有“3个4”，那么选择开盅的人赢，叫骰的人输。如果玩家叫了“3个4”后，其他人相信，可以由其他人继续叫骰，叫的点数必须比“3个4”要大，比如“4个4”或者“3个5”……直到有人不相信，进行开盅，才能判断输赢。&&特殊玩法当玩家叫骰时，如果“1点”数没有被喊到，那么“1点”可以作为任何数，也就是“百搭”。例如所有骰盅内共有1个5，3个4点，2个1点，则此时相当于有3个5，或5个4。&&游戏策略叫骰时应先采取一些欺骗性策略手段来迷惑对手，这也是大话骰中“大话”这个名字的由来哦，说大话、谎话令对手产生错误的判断，而后按自己的点数真实叫骰，虚实结合，所向无敌。各位玩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下载大话骰游戏，和朋友们体验游戏带来的狂欢吧！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找小蘑菇哦！您的每一条宝贵意见我们都会认真阅读和参考，并以此为方向和动力，从而更加完善我们的游戏。
支持 iOS 9.0
修复错误支持iOS 8
修复了一些问题
>>优化内容 1. 修复屏幕旋转导致的崩溃 2. 修改评论界面出现方式，玩家可直接在应用内打开评论界面，更加方便。 新版本，新体验，快来下载吧！" class="version-history__item__release-notes we-truncate we-truncate--multi-line ember-view">
最新推出1.3.1版本！专门针对iOS7做出修改和优化，支持iOS7。&&&优化内容
1. 修复屏幕旋转导致的崩溃
2. 修改评论界面出现方式，玩家可直接在应用内打开评论界面，更加方便。新版本，新体验，快来下载吧！
>>“大冒险”游戏模式 玩家猜完骰子点数，可进入冒险模式！ 冒险模式中新增趣味罚酒小游戏，搞怪、好玩、有趣！通过轮盘抽“奖”的形式，挑战恶搞极限，看你敢玩不敢玩！ >>> 综合通用面板 推荐，反馈，分享，增强和玩家的互动！ 通用面板中包含三种互动系统：向玩家推荐实用好玩的App；玩家发现bug后可及时反馈；分享游戏体验给好友。 >>> 截屏分享功能 玩家摇出好点数，抽中恶搞惩罚，都可以截屏记录，还能将图片分享到互动平台哦~ >>> 修复了一些小bug，让游戏更加流畅。 欢迎大家下载大话骰，进行搞怪大冒险！ " class="version-history__item__release-notes we-truncate we-truncate--multi-line ember-view">
暌违多时，城中至潮夜店游戏——大话骰终于更新了1.3.0版！1.3.0版大话骰全新推出：&&&“大冒险”游戏模式玩家猜完骰子点数，可进入冒险模式！冒险模式中新增趣味罚酒小游戏，搞怪、好玩、有趣！通过轮盘抽“奖”的形式，挑战恶搞极限，看你敢玩不敢玩！&&& 综合通用面板推荐，反馈，分享，增强和玩家的互动！通用面板中包含三种互动系统：向玩家推荐实用好玩的App；玩家发现bug后可及时反馈；分享游戏体验给好友。&&& 截屏分享功能玩家摇出好点数，抽中恶搞惩罚，都可以截屏记录，还能将图片分享到互动平台哦~&&& 修复了一些小bug，让游戏更加流畅。欢迎大家下载大话骰，进行搞怪大冒险！
加入版本更新提示
界面文字及游戏说明更新英文版重新翻译大话骰双人游戏模式免费推出！iOS6支持
界面文字及游戏说明更新，英文版重新翻译大话骰双人游戏模式免费推出
版本 1.3.5
修复iOS9下动画显示问题
2.2（满分 5 分）
没想到操作起来比其他骰子游戏好那么多，比用骰盅都方便
没想到操作起来比其他骰子游戏好那么多，比用骰盅都方便
这个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在爱马仕酒吧里学的，没事的时候几个朋友喝酒时玩玩，挺好的
这个还是我刚上班的时候在爱马仕酒吧里学的，没事的时候几个朋友喝酒时玩玩，挺好的
刚玩还没有研究明白
刚玩还没有研究明白
启用“家人共享”后，此 App 最多可供 6 名家庭成员使用。特殊骰子_特殊骰子价格_优质特殊骰子批发/采购 - 阿里巴巴
您是不是在找：
月均发货速度：
月均发货速度：
阿里巴巴为您找到33条特殊骰子产品的详细参数，实时报价，价格行情，优质批发/供应等信息。您还可以找情趣骰子,eva骰子,pu骰子,毛绒骰子,金属骰子等产品信息。
感兴趣的产品
感兴趣的厂家
感兴趣的内容
48小时发货
48小时发货查看: 3059|回复: 10
今天杀那什么神器竟然连摇色子都没有了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
如题，是改了还是BUG?还是一直没有？版主呢？丁丁呢？
玲珑结和轩辕剑最后回合杀久了都会
BOSS战斗最后一回合时间太久，系统自动帮你掷过骰子了。
BOSS战斗最后一回合时间太久，系统自动帮你掷过骰子了。
你是拖过去的直接不给你机会摇骰子了
是不是那个什么瑶池的场景战斗
楼猪，那叫骰（tou）子，不叫色子
最后一回合 时间久系统会自动摇 等你战斗完出来已经摇过了
看来楼主没打过侠水
星斗盘也会
小手一抖，酱油到手，积分我有
Powered by论“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历史观的错误之处及现实危害性 | 死理性派小组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895489人加入此小组
摘要：对于做同一件事情，使用相同的方法，有时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成功了并不一定说明方法正确，失败了也并不一定说明方法不正确。如果某个做事主体做某件事时用了好方法，但没有成功，或者用了坏方法，但成功了，那么后人如果根据“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历史观来评判这个人或者这件事的时候，容易判断出错。在“好方法”与“坏方法”的成功率接近的情况下，后人判断出错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如果“好方法”与“坏方法”的成功率都比较低，那么后人判断出错的可能性会随做事主体选择方法的准确率的提高而增大。在“好方法”的成功率“不高”，“坏方法”的成功率“极低”的情况下，后人特别容易判断出错，判断出错的概率甚至接近于1。判断出错的直接原因是，好与坏是相对而言的，“好方法”只是成功的概率大的方法，不能保证成功；“坏方法”只是成功的概率小的方法，不能保证不成功。用了“好方法”却失败了，或者用了“坏方法”却成功了，在性质上都属于“发生了小概率事件”。判断出错的深层次原因是，技术、社会条件、思想观念、当事人实力、自然条件等原因使得做事主体做一件事情的成败不完全取决于方法好坏。后人在评价做事主体的方法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去评价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历史观都可能使后人对方法好坏的做出错误的判断；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宗教、非比赛性质的体育等领域，对方法好坏的判断有重复检验的机会；而在政治军事和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由于该领域的特殊性质，对方法好坏的判断没有重复检验的机会。“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历史观真正的害处在于，人们在选择做事情的方法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前人做类似的事情的成败为判断标准，这样如果前人用了好方法，但没有成功，或者用了坏方法，但成功了，那么后人就可能因为错误的判断而增加失败的概率；这种危害在历史进化性质的方法选择上更容易出现。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仍然持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了：就拿政治军事领袖来说，皮萨罗、路易十八等人成功了，但很少有人认为他们的英雄，即便认为，原因恐怕也不会是“成功”；普加乔夫、占西女王等人失败了，但他们仍然被认为是英雄，即便不认为，原因恐怕也不会是“失败”；而对于秦始皇、克伦威尔、拿破仑等争议比较大的历史人物，有的人认为他（们）是英雄，有的人认为不是，但无论持有什么观点，也无论持有该观点的人是什么动机，评价他（们）是不是英雄的主要标准恐怕也不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确，在政治军事领域，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英雄，首先应该看他（她）所做的事情是否正义，或者说该不该做，而做成与否是第二位的；在满足“该做”的前提下，成功了固然会被当做英雄，失败了也可能是英雄，反之，即便成功也不会是英雄；成功与失败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英雄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或者说，正义才是必要条件，而成功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评价政治军事领袖是这样，评价自然科学、技术发明、文学艺术、哲学、探险、体育等领域的人物也是这样。当然，除了帮侵略者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在学术研究中造假等特殊勾当外，这些领域行为基本上没有“非正义”这一说，所以对这些领域的人物而言，如果确实有出类拔萃之处，即便失败了，也可以被称为英雄。比如探险领域，在20世纪初，两位伟大的探险家——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和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都试图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结果阿蒙森先生率领他的团队在公元日完成了这一伟业，他成功了，于是他被奉为英雄；而斯科特先生在第二年才到达南极点，并且牺牲在返回的途中，他失败了，但他也被奉为英雄——哪怕是悲剧英雄(1)。还是那句话：成功与失败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是英雄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考虑到“是非”的前提下，或者在不需要考虑“是非”的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持有另一种“成败判定理论”，它就是“以成败论方法正误”。我们都知道，做事情除了要考虑“做什么”，还要考虑“怎么做”，而“怎么做”实质上是方法问题；在“做什么”无误或者不需要考虑的前提下，方法问题将至关重要；方法是分好坏的，好坏问题也是需要判定的，而判定的标准呢？往往正是成败！比如上文提到的南极探险，阿蒙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都需要大量物资，而他们拉货的方法就不一样：前者用爱斯基摩狗，后者用矮种马，结果矮种马大批冻死了（这也是斯科特先生未能抢先到达南极点且未能平安返回的重要原因），于是人们就判定，在南极探险时，用爱斯基摩狗拉货是好方法，用矮种马拉则不好。平心而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虽然爱斯基摩狗的力气不是很大，食量却不小，但比起矮种马，它们的耐寒能力足以弥补那些缺陷。再比如，从正义性的层面上说，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将领埃尔温·隆美尔没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地方，他也算不得英雄；但从方法的角度上说，后世军事家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军事上拥有卓越的才能，如果不考虑正义性的话，他打仗的方法也的确值得后世研究、学习；而人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也无非是因为他打了很多胜仗。可是，这个判断标准真的正确吗？依照这个评判标准，如果某个人做某件事时用了好方法，但没有成功，或者用了坏方法，但成功了，那么后人在评判这个人或者这件事的时候，不就评判错了吗？当然马上会有人反驳：既然用了好方法，那么为什么不能成功？首先，没有成功≠不能成功；其次，做事情（尤其是那些可以名垂史册、供后人复盘的事情）总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好与坏是相对而言的，所谓“好”，不过是成功的概率大而已。既然如此，由于小概率事件（有时甚至算不上小概率事件）终究是可以发生的，所以用了好方法却失败了，或者用了坏方法却成功了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19世纪初，随着化学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元素被人类发现。并且许多科学家发现，某些元素的化学性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甚至存在递变性，比如作为先驱者的德国化学家德贝赖纳就发现，锂、钠、钾的化学性质相似，氯、溴、碘的化学性质相似。当时许多科学家都想把不同元素的化学性质之间的递变规律呢找出来，那么怎么找呢？你可以先把元素按照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分成两部分再找，可以先把他们按照其单质的密度等性质分组再找，等等。然而德贝赖纳先生等人的方法是，把元素按照相对原子质量由小到大的顺序排成若干排，让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上下对齐，然后找规律。可是后来科学家发现，这么排的话总是有大量元素排不进去，找规律更是无从谈起。那么这种方法错了吗？没错，19世纪60年代，俄国伟大的化学家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正是用这种办法将元素排列成比较整齐的表（后来他的那张表经过扩充，发展成了我们今天用的元素周期表）并发现元素递变规律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门捷列夫先生知道的元素更多，而且他给未知元素留了空位(2)。公元1888年，精力旺盛的法国化学家勒夏特列发现了化学反应中的勒夏特列原理，并且他打算利用这一原理将氢气和氮气合成氨并投入生产，结果当他实际操作的时候，他的装置爆炸了，于是勒夏特列先生就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反应，合成氨工业并不现实。但这种方法错了吗？没错，后人正是用这种方法合成氨的。而勒夏特列先生失败的原因是，他的装置混入了氧气(3)。公元1905年，一个伟大的年份，德国物理学家，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伟大的狭义相对论。为了这个理论，爱因斯坦先生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他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可是他的计算方法真的好吗？爱因斯坦先生的老师，德国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在拿到相对论之后发现了一种更简便的算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相对论的知识，用的都是闵可夫斯基先生的算法(4)。20世纪中叶，核武器、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横空出世，美籍匈牙利裔数学家冯·诺依曼为它们的研发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值得人们惊叹的不仅仅是他的贡献，更是他那超乎常人的计算能力。对于当时的某些数学难题，其他数学家已经开始用早期计算机去攻克了，冯·诺依曼先生却偏偏用“肉脑”去算，而且算得比当时的计算机还快！那么，他的计算方法方法是好方法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当然不是，毕竟“活计算机”只有冯·诺依曼本人这一台，所以单凭大脑成功完成那些计算，即便不是不可能，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这是科学技术领域，在社会科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情况又怎么样呢？当然先要明确两点，在社会科学领域，可能有为了得到某个结论（无论它正误，研究者必须“论证”它正确）而找方法的情况，但一般来说是不会出现为了得到正确结论（无论它是什么，或者说无论研究者希不希望得出这个结论）而找方法的情况；第二，社会学领域的理论的正确性是相对而言的，并且相对程度比数学上某些理论“仅对实数成立”、生物学领域“某某生物例外”更强。
不过就算是这样，也有两类情况可以动摇“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第一，通过不同的方法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并且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比如，辩证法的先驱之一，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通过研究自然科学得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理论，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通过研究历史和观察他当时的社会现实得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结论；再比如，通过读史料和直接通暴君打交道都能得出“暴政于国于民有害”的结论。第二，不同的人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研究同样的问题，但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同样是通过学习达尔文进化论，不同的人就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根据瑞士籍华裔科学家许靖华的记载： 适者生存的理论被奉为自然规律，因为这是一种为资本家的残酷竞争辩护的理论。卡内基写道：“无论竞争是否已经开始，竞争的法则业已建立；谁也无法回避，也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其他法则。尽管这一法则对某些个人而言，有时是残忍的，但对种族而言却最好不过。因为它能保证适者有生存的机会。”约翰·D·洛克菲勒洋洋得意地声称：“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对于这种新发现的自然规律的热情，并不仅限于资本家。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菲立就利用同一法则转而反对资本主义。他指出，在阶级社会这种极不自然的条件下，自然选择是不起作用的。只有纠正了社会财富和特权的不平等现象之后，适者生存的原则才会运行(5)。 有时不同的人通过同样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得出的结论的对立程度没有那么明显，但也很明显是一对一错。比如公元前六世纪，中国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孙武通过打仗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社会学（包括军事学、政治学、哲学等）结论，而公元前三世纪，秦汉之交的项羽也是个会打仗的军事统帅，可是他研究出了什么？从他在兵败之时说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中可以看出他没有研究出正确的结论。更多的情况则是，有的人得出了正确结论，而有的人什么结论也没得出来（当然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由此，“以成败论方法正误”在社会科学领域也靠不住。社会科学领域靠不住，文学艺术领域就更靠不住了。在文学艺术领域，无论是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塑还是其它艺术形式，其从事着的目标都很明确：通过该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那么方法的选择就很重要了。就拿文学领域来说，写作风格、体裁等都很重要，但“以成败论方法正误”说不过去，就拿写作风格来说，世界文学界的主流风格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浪漫主义，在19世纪中期是现实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主义，但这些不是死规定，比如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大文学界维克多·雨果的代表作《悲惨世界》就是在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完成的，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的代表作《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巨人三传》都是在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20世纪初完成的，反过来，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鼻祖之一的俄国文学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的创作时期，现实主义还占据统治地位(6)；至于体裁，有些作品用小说写更好，但作者完全可以用诗歌；有些作品用诗歌写更好，但作者完全可以用戏剧……绘画、音乐等领域也是这样，比如20世纪西班牙伟大的画家巴勃罗·毕加索的抽象画代表了那个时代绘画领域的最高水平，可是不能说大家都画抽象画吧？至少画通缉令的画家不能这么画。此外，令人沉痛的是，有些文学艺术风格曾经一度让人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成功，比如后印象派绘画、荒诞派戏剧等；但最终，历史给了这些风格一个公正的评价。再说宗教领域，由于宗教领域的史料往往带有神话色彩，所以举例很困难；不过“以成败论方法正误”仍然值得怀疑。比如，公元前四世纪，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等都提出过宗教思想，创立过宗教组织，并且跟当今世界流行的三大宗教的创始人相比，他们的传教方式似乎没什么错，可是他们的宗教在其过世后短时间之内就“漂变”掉了。还有探险领域。15世纪葡萄牙航海家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想开拓新航路，他的方法是乘船从葡萄牙出发，途径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印度，可是他失败了；然而后来他的同胞达·伽马用同样的方法，却到达了印度。无独有偶，15世纪意大利伟大的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想向西航行到达东方，结果至死未能完成，然而后来葡萄牙伟大的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却完成了（虽然悲惨的是，他到了菲律宾就死于非命，但菲律宾也是传说中的“东方”，而且他手下的一些船员最终平安的回到了欧洲）。这说明探险领域，“以成败论方法正误”也靠不住。上述领域不能完全涵盖人类的社会生活，不过我们也可以做出小结了：对于做同一件事情，使用相同的方法，有时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成功了并不一定说明方法正确，失败了也并不一定说明方法不正确。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好与坏是相对而言的，“好方法”只是成功的概率大的方法，不能保证成功；“坏方法”只是成功的概率小的方法，不能保证不成功。用了“好方法”却失败了，或者用了“坏方法”却成功了，在性质上都属于“发生了小概率事件”。
果然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只想到举例说明。文明的政权被野蛮的游牧民族击败不说明游牧民族更先进……
比如说，要做一件事情，有甲、乙两种方法可供选择，用甲种方法有70%的可能性成功，用乙种方法有30%的可能性成功（这两个数的差距已经不小了），但做事主体（也就是想做这件事情的人）不知道哪种方法更有可能成功，那么后人（事实上也可能包括做完事之后的做事主体，下文不再注明）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判断出错的概率有多大？ 由于做事主体不知道哪种方法更有可能成功，所以可以假设其选择甲方法和乙方法的概率都是50%，则 做事主体用“正确”的方法做成功了的概率=0.5×0.7=0.35 做事主体用“正确”的方法做失败了的概率=0.5×0.3=0.15 做事主体用“错误”的方法做成功了的概率=0.5×0.3=0.15 做事主体用“错误”的方法做失败了的概率=0.5×0.7=0.35 第二项和第三项的概率之和为30%，那么后人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判断出错的概率就是30%了。 当然这只是一组特殊的数据，为了说明问题，需要建立普遍的模型。 模型1：二选项等概率模型。 一般的，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甲、乙两种方法可供选择，用甲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为 ，用乙种方法成功的可能性为y（0＜y＜x＜1），做事主体选择甲方法和乙方法的概率都是50%，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则判断出错的概率P可以如下表示：从⑴式中可以看出，x=70%、y=30%的情况是比较好的，而当x和y比较接近的时候，P会很大，甚至可以接近50%。 当然事实上“做事主体选择甲方法和乙方法的概率都是50%”这个条件很难满足，因为做事主体毕竟是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的，即便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做事主体恐怕也能分析出哪种方法更有可能成功；当然，分析成功率也有分析错的时候，比如上文提及的哥伦布先生在选择航线时就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分析错了。 那么，如果做事主体选择甲方法和乙方法的概率不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 模型2：二选项非等概率模型。 设做事主体选择甲方法的概率为η，则 做事主体用“正确”的方法做成功了的概率为ηx 做事主体用“正确”的方法做失败了的概率η(1-x) 做事主体用“错误”的方法做成功了的概率(1-η)y 做事主体用“错误”的方法做失败了的概率(1-η)(1-y) 第二项和第四项的概率之和：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η受不受x和y的影响？ 肯定是受的，并且平均来说，x和y的相对大小（综合考虑差量和比例）将影响到η的值，x相对y越大，η越大；但做事主体的判断水平也会影响η，复仇者将两种极端情况（η不受x和y的影响、η完全受x和y的影响）分别建立成两个分支模型。 模型2.1：二选项非等概率模型（η不受x和y的影响）。上文已求出P=η-ηx+y-ηy。这是个三元函数，η、x、y的值都会对P产生影响。为了直观起见，首先对三个自变量求偏导，得：从⑶式和⑷式中可以看出，P随x的增大而减小，随y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η不受x和y的影响的情况下，x和y的差越小，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两种方法的成功率越接近，后人越有可能判断错误。 而真正悲哀的地方在于⑸式：如果x和y之和很小（小于100%），那么P会随η的增大而增大。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做事主体的选择越准，后人越有可能错误地评价他（她）的方法！而对于那些足以名垂史册的事情，如果做事主体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的话，这两种方法的成功率之和大于或等于100%的情况并不常见，小于100%的情况更有可能发生。模型2.2：二选项非等概率模型（η完全受x和y的影响）。 如果η完全受x和y的影响的话，可以令η=f(x，y)，则：则三元函数变成二元函数，将其对两个自变量求偏导，得：
引用 的话：果然专业人士……非专业人士只想到举例说明。文明的政权被野蛮的游牧民族击败不说明游牧民族更先进……游牧民族可能在上层建筑的前提方面都不行，唯独在军事方面厉害。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f(x，y)的具体方程无从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有两点：第一，y一定时，x越大，f(x，y)越大，同理， x一定时，y越大，f(x，y)越小；第二，当x和y相等时，f(x，y)=0.5。本模型之下，P随x和y变化而变化的规律比较复杂。以最简单的模型——f(x，y)取决于x在x和y中所占比例，即f(x，y)=x/(x+y)——来说，根据⑻式：当x取0.2时，?P/?x在y的定义域(0，x)上始终小于0；可是如果x取0.8的话，则当 y∈(0，0.094]时，?P/?y≥0，而y∈[0.094，1)时，?P/?y≤0。不过这个模型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P的范围，以及在什么情况下P取大值。为了求这些，首先需要对P求二阶偏导： 以f(x，y)=x/(x+y)来说，如果P在其定义域上有极值的话，极值点处必须满足?P/?x=0、?P/?y=0，且AC-BB≥0（这个关系反过来不一定成立），但很遗憾的是，P在其定义域上没有这样的点，证明如下：则最值点只能出现在边界上。函数的定义域是x=1、y=0和y=x围成的开区间，取一个无穷小量△，则函数的边界为x=1-△、y=△和y=x-△，则从⒀式可以看出，当x=1-△、y=△时，P=(△-△△+△△)/(1-△+△)=△/1=0；而从⒁式可以看出，当x“比较小”，但相对于△而言仍然不是无穷小的时候，P可以达到其最大值，P的极限是1-x（有关f(x，y)的普遍模型问题尚未解决）。所以，综合模型2.1和模型2.2来看，当x和y都很小，但是相对于y而言x又很大（比如x=10%，y=1%）的时候，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则判断出错的概率P可以达到一个接近于1的数（y不可以忽略的时候是1-x-y，y可以忽略的时候是1-x）。 当然，这里的“可以达到”在发生在做事主体选择了甲方法的情况下，不过在模型2.1的情况下，那些判断比较准的人容易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在模型2.2的情况下，f(x，y)即便不是x/(x+y)，当x和y都很小，但是相对于y而言x又很大的时候，f(x，y)也会比较接近于1，这样后人的评价仍然很容易出现错误。 模型3：多选项模型。 有时候做事主体可以选择的方法不止甲乙两个，而是三个或者更多。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模型又是什么样呢？ 假设做事主体有甲、乙、丙三种方法可供选择，甲方法是其中成功率最高的方法，成功率为a（0＜a＜1）；乙方法和丙方法的成功率分别为b和c（0＜b＜a，0＜c＜a）；而做事主体选择乙方法的概率为ξ，选择丙方法的概率为λ，则选择甲方法的概率为1-ξ-λ，那么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令η＝1-ξ-λ，x=a，y=(ξb+λc)/(ξ+λ)（由于0＜b＜a，0＜c＜a，所以0＜y＜x成立），则三选项模型可以转化为二选项模型。 类似的，当选项数多于三个的时候，模型仍然可以转化为二选项模型。 综上所述，复仇者得出了四条初步结论： ①如果一个做事主体要做一件事情，并且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功率不尽相等的方法可供选择的话，那么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有可能会判断出错。 ②在“好方法”与“坏方法”的成功率接近的情况下，后人判断出错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③如果“好方法”与“坏方法”的成功率都比较低，那么后人判断出错的可能性会随做事主体选择方法的准确率的提高而增大。 ④在“好方法”的成功率“不高”，“坏方法”的成功率“极低”的情况下，后人特别容易判断出错，判断出错的概率甚至接近于1。上文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过程就是“‘好方法’的成功率‘不高’，‘坏方法’的成功率‘极低’”的情况：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们用“排元素周期表”的方法研究元素周期律。在多种元素都未被发现、有些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尚未被精确测定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很难成功（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有问题，因为相对原子质量不能像核电荷数那样决定元素的根本性质，按照这种排法，碲和碘的位置会颠倒）；但相对来说，这种方法的成功率是高的，而其它方法的成功率纵然不是无穷小，也是相当接近于零的数。而如果后人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的话，出错的概率当然会比较接近于1了。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门捷列夫先生把他的元素周期表公布之后，仍然很少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对的，直到公元1875年，法国化学家布瓦博得朗发现镓之后，人们才普遍认可了这种方法。 不过概率问题仍然只是表面现象，解释不了为什么用同样的方法做相同的事情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一下0＜y＜x＜1的机理。 首先承认，做一件事情，成功肯定是有成功的原因，失败肯定也有失败的原因；但原因不一定出在方法上，如果原因出在别的方面，那么找方法的问题是没对症下药。 那么除了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原因可以决定成败呢？ 这种现象有时可以归结为运气不好（复仇者相信量子力学的图景），比如上文的迪亚士先生在去往印度的过程中就由于在赶上了大风暴而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而赶得上还是赶不上大风暴是随机的。
不过事情也不能完全归结于运气，还拿迪亚士之行来说，是否赶上大风暴是随机的，不过另一方面，当时的航海技术不成熟等因素也是重要原因，这些原因甚至比天气条件更重要。 在各个领域，技术不成熟都可以是“好方法失败”的重要原因：比如受制于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代哲学家研究哲学过程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早期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包括印象派绘画）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于是经常遭遇冷落；再比如迪亚士先生的例子……当然，这种情况在科学技术更普遍，比如没有足够的微积分的知识做后盾的前提下，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等人有正确的方法（通过开普勒运动定律推导）却没能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7)；比如上文提到了科学家研究元素周期律的时候，许多元素尚未被发现，于是数十年来科学界普遍只有半成品；再比如没有内燃机的情况下，19世纪的发明家用了正确的方法，但没能让飞机飞起来…… 当然，做事情的条件除了技术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自然条件、政治局势、经济状况等，其中自然条件问题下文再说，这里要说的是，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不好则是“好方法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7世纪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伽利雷在晚年有利用木卫星计算地面经度的好办法，可是被教会软禁的他有劲使不上；再比如，没钱（经济条件不允许）使得19世纪挪威数学家尼耳斯·亨利克·阿贝尔空有好方法，却没能在生前完成他的研究(8)；再比如，从写诗的方法上来说，19世纪俄国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没有任何问题，当时流行于俄国上流社会的决斗（无论决斗是不是沙皇安排的，都是社会条件的问题）让世界文学界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思想观念有问题也是“好方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可能是最让人惋惜的原因），比如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之所以在早期会失败，固然是由于那些文学艺术家尚未达到足够高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人们保守的艺术观念也一度让法国画家保罗·塞尚、荷兰画家文森特·威廉·梵高、罗马尼亚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等大师无可奈何；再比如，20世纪初，包括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荷兰物理学家亨德利克·洛伦兹，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亨利·彭加勒在内的众多科学家都有机会发现狭义相对论，因为他们有好的方法，但遗憾的是，在思想观念上对经典力学太过迷信的他们始终在“修补”经典力学，而没有另起炉灶，而把机会留给了突破了思想观念问题的爱因斯坦先生。 再有就是当事人的实力问题了——实力不行，即便用最好的方法恐怕也无济于事。还拿狭义相对论的发现过程来说，闵可夫斯基先生的计算方法是比爱因斯坦先生好的，而且从他得到狭义相对论之后马上接受了它，并且还积极研究它这点来看，他的没有观念问题，那么为什么闵可夫斯基先生没有发现狭义相对论？当然是由于他的物理实力比不上他那个伟大的学生。 技术不成熟、社会条件不好、思想观念有问题、当事人实力不行这四点，再加上运气不好，组成了“好方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但值得一提的是，“运气不好”的情况严格来说不存在。如果没有上文提到的那些因素的话，“运气不好”实质上应该看做是自然条件不好。 可能有人看到这里就要问了：赶上恶劣天气当然是自然条件不好，其他运气不好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是这样，甚至“掷骰子没有掷到需要的点数”也是这样。因为如果骰子的点数是随机的，那么“掷骰子能否掷到需要的点数”的条件包括空气状况、地面状况、出手角度、出手力度、出手高度等；其中，空气状况、地面状况等是自然条件，人的出手状况固然是人的作用，但这属于人的生理机能，也是自然条件；如果骰子的点数不是随机的，那只能说明骰子有问题，那属于技术问题（技术不好导致骰子不合格）或社会条件问题（有人在筛子上做手脚）了，与运气无关。 所以，“自然条件不好”才是第五点原因。这五点原因组成了“好方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讲，“坏方法成功”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技术、社会条件、思想观念、当事人实力和自然条件上了。而上文的“概率问题”，实质上是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出现的频率以及相互影响程度，得出不同的方法的成功率；成功率高的是好方法，成功率低的是坏方法。 需要指出两点：第一，不同的影响因素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比如开辟新航路的问题，“赶上恶劣天气，所以航海失败了”既可以看做自然条件不好，也可以看做航海技术不成熟；第二，从做事主体的角度讲，条件不是平等的，成功率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还说开辟新航路的问题，一个航海家在选择航线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地球有多大，那么航程和天气就是两个平等的条件（不是影响程度一样，而是航海家都只能凭感觉把握，从而推算向东航行和向西航行这两种方法的成功率）；但如果航海家知道地球有多大，那么航程就属于“先决条件”，那么他所把握的成功率的天平就会倾斜。 上述第二点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后人在评价做事主体的方法选择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去评价的，这种评价方式对于做事主体实在是不公平。比如，19世纪后期，许多生物学家都在研究生物遗传的规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失败了，然而奥地利生物学家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成功了，他发现了基因分离定律和基因自由组合定律，那么他用的是什么方法？用豌豆做实验，然后进行概率与统计研究(9)。他的方法好不好？当然好，第一，实验是肯定要做的用；第二，概率与统计研究是用得着的；然而有些科学家也用生物做了实验，也进行了概率与统计研究，他们为什么没有成功？答案在于第三点：孟德尔先生是用豌豆做的实验。 研究问题应该由浅入深。我们现在知道，高等动植物都有若干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上都有若干对基因，基因决定性状，而从数学的角度讲，基因决定性状的方式很多，比如共显性（马的毛色）、二显一隐（人的血型）等，而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式是，同一个个体同一对染色体同一个位置上可能出现的两个基因中，有一个是显性的，另一个是隐性的，如果一对基因都是显性的，或有一个是显性的、另一个是隐性的，那么这个个体表现的是显性基因决定的性状；如果一对基因都是隐性的，那么这个个体表现的是隐性基因决定的性状。那么刚开始研究的时候，科学家从这种情况下手更有可能成功。 问题是，适合研究的生物很有限：这种生物得有若干对染色体，有若干对明显有差异的性状（比如的豌豆高株和矮株、灰色种皮和白色种皮等性状），并且这些性状是由那种最简单的方式决定的，最好决定这些性状的基因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繁殖周期短，可以自交也可以杂交……豌豆是寥寥无几的符合这些条件的生物，问题是，刚开始研究的时候，科学家怎么可能知道需要哪些条件？尤其是“这些性状是由那种最简单的方式决定的，最好决定这些性状的基因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这条，如果知道的话恐怕就不用研究了！孟德尔先生找到了符合这些条件的物种——豌豆，并且研究出了基因分离定律和基因自由组合定律，于是后人就拿他以及他的方法当了正面教材。
说得真好,赞
这一点无可非议，可是其他科学家真的比孟德尔先生差吗？他们固然选择了不好的方法（用不易研究的物种，研究不易研究的性状进行），但孟德尔先生也差点这样做了！孟德尔先生本来想研究小鼠的毛色（决定小鼠的毛色的基因很多，而且作用机理复杂），但他是修道院的修士，根据修道院的规定，动物实验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只好改用豌豆，最终成功了。 再说新航路的开辟问题，哥伦布先生选择的成功率低的方法（向西航行），虽然意外地发现了美洲，但就其原始目的而言，他失败了。然而这怪他吗？他又不知道地球的大小，怎么判断航程？有人说，地球的大小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被古希腊地理学家埃拉托色尼测出来了（其测量值与真实值只相差5%左右），哥伦布先生完全可以知道。没错，可是测过地球大小的人很多，比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而托勒密先生测的数远比真实值小，那么哥伦布先生该信谁呢？当然，他可以自己测，可是对于当时一没钱二没太高文化水平的哥伦布先生而言，这是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对人物的评价是这样，对方法本身的评价也是这样：直到镓被发现之前，人们都认为“排元素周期表”是坏方法；直到马拉伦湖实验成功之前，人们都认为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研究炸药的方法是坏方法；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哲学研究方法一度被当做坏方法；后印象派绘画方法一度被当做坏方法…… 另一方面，有时用相对来说不好的方法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人们就会把它当做好方法。比如17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发明了流数法，该方法的诞生标志着微积分的诞生；但相比之下，同时期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算的方法（尤其是符号）更好。然而： ……牛顿与莱布尼茨之争，演变成了英国科学界与德国科学界、乃至与整个欧洲大陆科学界的对抗。英国数学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接受欧洲大陆数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教授、使用牛顿那套落后的微积分符号和过时的数学观念，使得英国的数学研究停滞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820年才愿意承认其他国家的数学成果，重新加入国际主流(10)…… 复仇者觉得，“民族问题”恐怕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没有牛顿先生用流数法取得的成就，恐怕英国人早就接受了莱布尼茨先生的优越符号了吧？在更多的情况下，“坏方法成功导致人们拘泥于坏方法”的情况是在坏方法先诞生、好方法后诞生的情况下，这一点复仇者会在后文着重探讨。 复仇者不禁想：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发明出狂犬病疫苗之后，曾经怀疑它是否能实际使用，所以迟迟不敢将其应用于临床，直到有一名患者伤势很重、救治起来别无他法的时候才试探性地给他注射了狂犬疫苗，万一这名患者死了（在当时尚无法精确掌握剂量，并且患者已经耽误了几天的救治时间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发生），巴斯德先生会不会认为这种方法无法预防狂犬病，从而将它束之高阁？想想勒夏特列先生抛弃合成氨法，这不是不可能的。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电子的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生通过他的云室法测出了电子电荷量的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值(11)（当然精度肯定比不上后世的油滴法），那么人们会不会把云室法当作好方法，从而不去寻找更好的方法？想想流数法的命运，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再举一个正反对比的例子：上文的阿蒙森先生和斯科特先生一成一败，似乎证明了他们的方法孰优孰劣（事实上也是阿蒙森先生的办法更好），但是，斯科特先生有没有可能成功？他的确在归途冻饿而死，但是一度距离一个补给站（他的临时目的地）只有二十公里，同时他的团队还有两天的食物，如果不是赶上恶劣的天气，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不是为了尊严，拿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将一些本来可以丢弃的东西携带着，他完全可以走得更快！相反，阿蒙森先生有没有可能失败？爱斯基摩狗的确抗冻，但它们力气小、食量大，如果阿蒙森先生不在途中果断决定，杀死二十四条狗，并且丢弃一些次要的东西，他的命运恐怕会比斯科特先生更惨。如果他们的成败颠倒过来，后世探险家会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用爱斯基摩狗齤比用矮种马成功率更低，从而优先解决矮种马的抗冻问题，而不是用爱斯基摩狗进行新的探险？当然，未来人们肯定会发现爱斯基摩狗的优势，不过这得绕一大圈之后才能发现。然而探险领域是幸运的，因为类似的探险可以在同一历史时期内由多人进行多次——就算达·伽马先生自西向东航行到达了东方，麦哲伦先生也可以沿别的路线航行，从而由后人判定两种方法的优劣。
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也是这样，这些领域的勇士们往往有多次机会：今天没算出结果，明天还可以重算；今天没把画画好，明天还可以重画；今天没造出需要的仪器，明天还可以重造；反过来，就算爱因斯坦先生用他的算法研究狭义相对论成功了，闵可夫斯基先生也可以用别的算法重算一遍……总之，这些领域失败了还可以再来，成功了也可以精益求精。宗教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例外（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早起有些宗教已经衰败了，并且恐怕不会复兴了），不过从基督教创始人耶稣传教失败，而后世宗教领袖将基督教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宗教，以及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耆那教等一度很成功的宗教的衰败可以看出，宗教领域基本上也符合上述规律。 这可以用马尔科夫链来解释： 假设t1、t2、t3……tn（n属于正整数）时刻都可能发生a事件和b事件中的一个。如果tk（k属于正整数且1≤k≤n）时刻发生的是a事件，那么t(k+1)时刻发生a事件的概率为α，发生b事件的概率为1-α；如果tk时刻发生的是b事件，那么t(k+1)时刻发生a事件的概率为β，发生b事件的概率为1-β。马尔科夫链求的是n→∞的时候发生a事件的概率（设为γ）是多少。 答案是β/(1-α+β)（证明方法请查阅相关教材）。而上文大量例子之下，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一件事情如果成功了（指的是事情本身成功且让后人知晓，像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发现一元三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不发表的情况不算成功），那么除非人类灭绝，否则就算永远成功了。所以，如果设某件事成功为a事件，某件事失败为b事件，那么α会等于1，而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0＜β＜1，那么 当然，有时最终成功的不是初次失败的做事主体，比如上文勒夏特列先生的例子；有时初次失败的做事主体未能等到成果的那一天，比如上文梵高先生的例子。所以复仇者不禁去想，当今世界上会不会有哪些文学艺术家，拥有先进的创作方法，但眼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方法的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下场会不会像梵高先生那样凄惨？诚如此，复仇者只能对他们表示同情，并怨自己无能为力了。 但值得欣慰的是，历史终究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然而有两个领域不是这样。对于这两个领域里，用了好方法却失败、用了坏方法却成功的人，历史可能永远不会给他们公正的评价了！ 这两个领域是：1.政治军事领域；2.体育领域。 在上述领域，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问题或实践主张，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面临的是一样的对手（当然条件不可能完全一样，另外有时“对手”和“条件”的界线不明显），这才有的“可以失败多次，可以精益求精”；然而在政治军事领域和体育领域，做事主体做一件事情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成了就是成了，败了就是败了，没有重复检验的机会。或者说，马尔科夫链上只有t1，没有别的时刻。 有人可能会问：秦始皇这次用李信的办法灭楚国没成功，下次不能用王翦的办法重打吗？巴西国家队没有夺得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冠军，难道2002年不能再争取吗？ 没错，但对手已经不是原来的对手了。 先说军事领域。假设A方的军事领袖要打B方，第一次打没有成功，那么第二次打的时候，B方不可能不对上次的打法有反应（无论是觉得A方还会这么打，所以专门防这么打，还是觉得A方不会这么打了，所以不防这么打），而且两方都很可能会有大量人员伤亡，这样A方面对的就是不同的对手了。 复仇者所知道符合这样的情况的最经典的案例发生在三世纪，中国汉朝末年，群雄逐鹿的时候。当时曹操带兵南征张绣，在战争期间听说袁绍要偷袭其后方，于是率军北撤；张绣见曹操撤退，便带兵追杀过去，结果被曹军杀败；这时张绣的谋士贾诩提出，让张绣再去追杀，结果张绣的军队赢了。 同样的部队用同样的方法打同样的敌人，为什么第一次败了，第二次胜了？答案是，第一次打的时候，曹操有防备，而第二次打的时候，曹操没想到张绣还敢再来，于是不设防了。 同样的一方打刚交过手的另一方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时过境迁的情况下的交锋了。所以，在军事领域，做事主体做一件事情往往只有一次机会，成了就是成了，败了就是败了，没有机会检验成功率。比如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在吴国和越国争霸的过程中，吴国曾一度把越国逼到绝境，而越王勾践通过贿赂的办法为越国赢得了喘息之机，并在接下来若干年内韬光养晦，让越国强大了起来，最终卷土重来，灭掉了吴国。那么，勾践韬光养晦之前的吴国和被灭时的吴国一样吗？勾践韬光养晦之前的越国和强大后的越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所以，史料上只能把吴越早先交手的时候越国的打法当做反面教材（尽管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越国后来的胜利）。 再说政治领域。政治场上也是这样，两方的政治齤斗争一旦分出了胜负，负的一方很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比如公元1126年，中国北宋时期的蔡京在罢官并且被发配之后身首异处。 即便有机会东山再起，自己和对手都和原来不一样了。比如七世纪，中国唐朝时期，唐中宗李显在政治齤斗争被武则天赶下了皇位；而当他从武则天手上重新夺得皇位的时候，武则天那方，病重的武则天和原来的武则天不一样，李显那方在拥有了张柬之等人之后也不一样了；李显夺回皇位的办法是逼宫（率羽林军杀掉武则天的手下，强迫武则天答应条件），这么做是有一定把握的；可是如果他在失去皇位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跟武则天斗，结果恐怕凶多吉少。 由于机会只有一次，所以单从方法的层面上出发，史料上可能永远都会把公元960年，五代十国时期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当做正面典型，把公元1449年，明代于谦打也先的骑兵部队的伏击当做正面典型，把武则天的篡位当做反面典型，把张绣的第一次追杀当做反面典型…… 平心而论，这些评析是对的。因为在皇帝年幼、自己掌握兵权的情况下，赵匡胤篡位成功的希望很大；在拥有火器和伏击场地的情况下，于谦通过诱敌深入然后伏击的办法对付也先的军队有较大胜算的；在男权时代，武则天的那个“周”很难持久；在曹操是有序撤退并且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张绣的追杀实属冒险…… 可是问题没那么简单。
先说军事领域，冒险就不能赢吗？先举楚汉相争时期韩信的背水一战不是冒险？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桓不是冒险？七世纪，隋末唐初李世民在北邙山以少打多的情况下打王世充等战争不是冒险？公元1884年，清末冯子材在镇南关跟法军肉搏不是冒险？战争肯定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如果必须在获胜的把握很大的情况下才去打的话，那世界就太平了。 就拿曹操远征乌桓来说，从最大的方面说，当时河北军阀袁绍的势力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袁绍的儿子袁熙、袁尚带着残余势力逃到乌桓。无论是为了国家统一，还是为了他的个人野心，曹操都一定要应该消灭他们，所以在“该不该”的层面上，曹操发动战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曹操一定要马上消灭他们吗？不一定吧！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在灭韩、魏、楚、齐四国时的确是一鼓作气将其灭掉的，可是在灭赵、燕两国的过程中，他的军队都是在把该国打得差不多了的情况下撤回来打别的国家，使得那两个国家的残余势力在偏远地区重新建立了政权，几年之后再去消灭其残余势力的。曹操对张邈、杨奉等军阀也没有在打败之后将其马上消灭，结果这些军阀最终还是没有东山再起。由此可见，如果想消灭一个军事势力的话，在将其打垮的情况下，“马上将其彻底消灭”和“先不着急，以后再彻底消灭”都可以是可行之策，所以这是个方法选择性质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袁熙、袁尚，是否一定要马上消灭呢？首先，对于曹操来说，袁绍的残余势力肯定是越早消灭越好，否则他们一旦缓过来就不好消灭了；但从可行性的方面说，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远征缺水的乌桓能有几分胜算？曹操出征前曾担心南方的刘表趁他出兵的时候袭击许昌，而他的谋士郭嘉说刘表没有雄才大略，不可能袭击。我们姑且假设刘表真的不可能袭击（或者说，刘表袭击许昌的概率为0），但是战场上的情况就不能这样说了，《三国志》记载，曹操打乌桓的时候“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并且曹操得胜之后还一边重赏那些曾经反对他出兵的人一边心有余悸地说“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成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由此可见，曹操这次征战实在是冒险，他的选择当然有可能让他赢，但更有可能让他输（不是输给乌桓人，而是输给当地的地理环境），甚至让他全军覆没！何况袁绍的残余势力能养成气候，南方的孙权等军阀就不可能趁曹操北征的时候发展起来？复仇者提出个人的见解：曹操应该先缓一缓，在幽州留下荀彧等谋士做做乌桓方面的外交工作，顺便考察考察当地的地理，并留下曹洪等大将带兵驻守以防不测，同时用主力部队南下打刘表，等刘表的势力被灭了，乌桓方面可能已经把袁熙、袁尚赶走了；就算没赶走，在弄清地理并且后方没有重大威胁的情况下，曹操再北征乌桓把握就很大了。 反过来，那些把握性大的战争就不可能输吗？还拿曹操举例，赤壁之战中，曹操的表现堪称典型的反面教材。可是这场仗曹操到底犯了什么错？ 由于同样的原因，这场战争在“该不该打”这方面也没有问题。那么这场仗，曹操发动战争的时机有没有错？有人说他应该来年开春再发动战争，因为史料上有“遇疫”的记载；有人说他应该尽早发动战争，因为这样可以赶在刘备与孙权结成同盟之前打垮甚至消灭刘备的势力；可是问题是，冬天是爆发瘟疫可能性最小的季节，当时又没有疫情监管机制，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爆发瘟疫；何况冬天刮东南风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在没有天气预报的时代，赶上东南风只能说是运气不好（自然条件不好）；至于尽早发动战争，在刚刚打下荆州的情况下，他有几分成功的把握？所以战争时机没错。
地点问题没什么说的。下面的问题是参战人员。易中天先生认为曹操的一个重大错误是目标不明确(12)——是光打刘备？还是连刘备带孙权一起打？这可以算做曹操的错误，不过这个错误尚可被兵力上的优势所弥补，所以还是要分析一下战术问题。 双方的战术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失败一方的曹操的战术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经典的反面教材了（从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曹操的战术到底何错之有？ 他不该把战船连起来吗？当时曹操是把军队屯扎在赤壁，并且在曹军中不习惯坐船的北方人很多，且包括许多病人的情况下，不把战船连起来，难道还要等着非战斗减员吗？ 他不该相信黄盖吗？是的，如果曹操识破了黄盖的诈降计，及时在江面上把拦截黄盖，这个诈降计就难以得逞。可是曹操怎么知道他是假投降？他又没用未卜先知的本事。要知道，曹操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东郡太守发展到拥有多半个天下，比那个名义上的皇帝（汉献帝）更像皇帝的地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他不断招降纳叛、吸收人才。如果黄盖不能信任，以前的徐晃、张绣、许攸、张郃、蒯越等人为什么就能信任？比如许攸就是主动投靠他的，而且曹操是“跣出迎之”（就是不穿袜子出迎，此事见于野史《曹瞒传》，未必可靠，而且即便是真的，曹操到底是真因为礼贤下士而来不及穿袜子还是装作礼贤下士也不好说，但似乎没有人觉得曹操应该防着许攸），如果曹操不能信任黄盖的话，当初的曹操应该先叫人把许攸绑起来，搜搜他身上有没有匕首再说；再比如张绣的第二次投降，在降过又叛过的前提下，张绣的投降不是比赤壁之战时的黄盖的投降更不可靠吗？ 有人会说，非战斗减员也比被大火烧了好，宁可少一员降将也不要增加诈降计得逞的危险。复仇者要说的是，曹操的主要优势在于人数（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对刘备和孙权似乎没什么用），如果真的非战斗减员了，曹操等于自己削弱自己的优势，这样打仗真的能打赢吗？就算打赢了，史料上会怎么写他？至于黄盖的投降，假投降属于小概率事件，如果曹操真的不信任黄盖，那他也不会信任那些真投降的将领和谋士，这样不要说他能不能打赢这一仗，他连打这一仗的机会也没有。 总之，在战术上，曹操选择的战术有可能会让他输，但更有可能让他赢。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使得他无奈地成为了反面教材。 其他国家历史上的战争也是这样，包括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秘鲁这样的战争，冒险程度都相当大，可是他们都赢了；而公元1815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役中失败了，可是他的战术错了吗？就他的军事实力（人数、兵员素质）跟英军、普鲁士军的对比而言，拿破仑选择的“逐个击破的”战术真的没什么错（不这么打，获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没能及时打垮普鲁士军队实在是实力所致，而他与威灵顿公爵的那场决定胜负的战斗，根据19世纪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讲述：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因为炮位占优势，他更寄希望于发挥炮的威力。威灵顿只有一百五十九尊火器，而拿破仑有二百四十尊。假使地是干的，炮队易于行动，早晨六点便已开火了。战事在两点钟，比普鲁士军队的突然出现还早三个钟头就告结束，已经获得胜利了…… 何况，如果拿破仑手下的格鲁希元帅再坚决一些，及时改变既定计划，对拿破仑的主力部队增援(13)，战争会是什么样子？ 由于后人总是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去评价当事人的，因此那些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却赢了的人会成为正面教材，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却输了的人会成为反面教材，这对当事人是多么的不公平！ 特别是在“好方法”的成功率“不高”，“坏方法”的成功率“极低”的情况下。比如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北伐，攻打占据多半个天下的魏国。这种战争是明显的以弱打强，何况蜀汉统帅诸葛亮又“治戎为长，奇谋为短”，魏国方面也没有什么内讧（司马氏篡位是后来的事），因此蜀汉方面没有多少胜算。诸葛亮一直以来的打法是出祁山，可是同时他还有一个办法：沿子午谷进发，偷袭长安。诸葛亮一直没有用这个办法，并且一直没有成功，于是有人说，诸葛亮在军事上选择了错误的方法。
可是如果诸葛亮真的这么做了，派大将魏延率领一支部队偷袭长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魏延能及时赶到长安吗？就算能，长安城的守将夏侯茂会望风而逃吗？就算望风而逃，长安城有那么好打破吗？就算打破了，诸葛亮的大军能如期赶来接应吗？只要有一点差池，蜀汉就会惨败，甚至全军覆没，这样蜀汉将更早亡国；退一万步讲，就算拿下长安城，魏国仍然有机会夺回来。其实，魏国的优势不在战场上，而在战场下——他们占据了多半个天下和天下大多数人口，而“九品中正制”又让士族竭力保卫这个政权，因此诸葛亮无论选择什么办法，获胜的概率都很低(14)。这正是上文提到的x和y都很小，但是相对于y而言x又很大的情况，后人如果在做事主体做完事情之后，用“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观点去判断方法正误，则判断出错的概率P可以达到一个接近于1的数。 由此，复仇者不禁想起长平之战。 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末期，秦国和赵国在长平交战，当时赵国的统帅廉颇用了固守的战术，后来赵王撤了廉颇，任命赵括为统帅，而赵括帅大军冒险出击，结果全军覆没。 凭良心说，廉颇的战术比赵括的战术可靠，用赵括的战术的话，赵国很更有可能输得很惨，不过秦国也“亡者过半”，因此赵括还是有可能赢的，如果赵括也像后世征乌桓的曹操那样侥幸赢了，史料上会如何评价？ 更重要的是，如果赵国不换将领，廉颇真的能赢吗？廉颇的固守让秦军疲惫不堪，赵括的冲杀还让秦军伤亡惨重呢！秦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从商鞅变法时开始施行的开阡陌封疆土、奖励军功等政策(15)，因为这些政策使得秦国有了充足的兵员和粮草，能够打消耗战，如果廉颇任统帅的情况下赵军输了，史料会如何评价他们？这恐怕会成为子午谷奇谋的战国版。 再说政治领域，的确，选择正确的方法比选择错误的方法更可能赢（这似乎是废话），但是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却没有赢、选择了错误的方法却赢了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的。 复仇者先拿一种政治齤斗争说事：篡位。公元一世纪，两汉之交，中国历史上的大野心家王莽通过篡位把汉平帝刘衎赶下了皇帝的宝座，自己当上了皇帝；可是他的篡位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中国历史上有了“光武中兴”。那么他篡位的方法有问题吗？没有，因为，他登齤基的过程也顺顺利利，更重要的是，他在篡位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广泛支持，这与前世的赵高、后世的董卓等犯罪嫌疑人（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复仇者只能说他们是“犯罪嫌疑人”）截然不同，那么王莽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他在当上皇帝之后实行的政策：他的主观动机很伟大，但具体到操作层面，他的做法违反了经济、政治规律(16)，比如他的五均六管政策的本意是想让市场做到平买平卖，结果他反而为当时掌控社会经济的豪强地主和巨贾富商提供了盘剥百姓的机会，比如他对地名、官名等的改制让当时的行政一塌糊涂，再比如他发动的完全没必要的战争导致国内反战情绪高涨…… 还是那句话，做一件事情，成功肯定是有成功的原因，失败肯定也有失败的原因；但原因不一定出在方法上，如果原因出在别的发明，那么找方法的问题是没对症下药。这里还要补充一点，有时做某件事情（对王莽而言是篡位）的做事主体失败的原因仍然是方法问题，但不是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方法有问题，而是做别的事情（对王莽而言是治国）的方法问题，找这件事情本身的方法的问题也是没对症下药。 篡位本身就是一件危险性很大的事情（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若干次成功的案例，但样本空间更大，可惜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样本空间无法确考，复仇者估计成功率比早期研究元素周期律的科学家研究出元素周期表的成功率大点有限），那些野心家（有些人也可以说英雄）即便选择了最好的方法，也未必能成功；反过来，那些成功者一定是选择了他们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方法吗？也不一定吧！其他政治齤斗争也是这样，君主制时代的君权斗争和教权斗争、共和制时代的议会斗争的参与者都很难不冒风险，这样，如果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的话，判断出错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何况政治军事领域的情况很复杂，比如成功的过程会涉及“成功程度”的问题（其他领域也有，但不明显）：如果一个统帅带十万人去打一个地方，守卫那里的敌军也有十万人，而这个统帅用甲方法的话，可以以两万人的代价消灭对方五万人，并迫使对方剩下的五万人逃走，用乙方法同样可以让对方在损失五万人之后放弃守卫，但是本方的军队只需牺牲一万人，那么你不能说用甲方法会失败，但用乙方法会更成功，那么如果这个统帅用甲方法赢了，史料上会如何记载他手下支持乙方法的幕僚呢？ 再说体育领域。 其实说“体育领域里，对于用了好方法却失败，用了坏方法却成功的人，历史可能永远不会给他们公正的评价”并不确切，比如想打破跳高等项目的世界纪录而开发跳跃方法的话，重复的机会是有的，因为一名运动员这次没跳过某一个高度，下次还可以重跳；某名运动员没跳过某一个高度，别的运动员还可以用同样的姿势再跳…… 确切的说，是在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对于用了好方法却失败，用了坏方法却成功的人，历史可能永远不会给他们公正的评价了（原因下文再说）。原因和政治军事领域一样：对手变了。比如中国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在公元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第一轮就被新加坡运动员苏西洛淘汰；四年之后，林丹先生卷土重来，夺得了公元2008年北京奥运会冠军，但他在北京奥运会上没有遭遇苏西洛先生。 有时对手还是原来的人，但人的状态变了。比如2007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瑞士运动员罗杰·费德勒击败了西班牙运动员拉菲尔·纳达尔，夺得冠军；而在2008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上，对阵双方还是这两个人，这次是纳达尔先生赢了。那么双方没变吗？变了，纳达尔先生的实力更强了，而费德勒先生由于年龄原因，不如一年前强了。 那么，某次体育比赛，双方选择的方法的正误就无法重复检验了。 在体育领域，战术是非常重要的。以足球为例，在比赛中对哪名运动员委以重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比赛能否获胜。 有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战术，还有战略。以篮球为例，在系列赛（比如NBA季后赛）中，如果某支球队在一场比赛中大比分领先或者大比分落后对手，该对的教练就需要做出选择：是冒着主力球员受伤的风险继续拼，以扑灭对手最后一丝反超的希望或抓自己最后一丝反超的希望？还是冒着被对手反败为胜的危险或者放弃己方反败为胜的希望，保证主力球员不受伤，以应对接下来的比赛？ 当然有时在战术和战略之外，决定比赛结果的还有金钱等场外因素。 在这三点上，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不胜枚举。战术层面，大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篮球教练菲尔·杰克逊的三角进攻， 21世纪初自行车领域美国邮政车队的“保护阿姆斯特朗战术”，小到公元日，F1法国站比赛时法拉利车队通过四次进站（指的是维修站，同时有加油的功能，加油次数多意味着油是分着加的，这样的好处是使赛车的载重比较轻，在赛道上跑得更快，坏处是加油本身会耗费宝贵的时间，当时一般来说一辆赛车在一场比赛中进两次或三次站）的战术使其德国车手迈克尔·舒马赫击败雷诺车队的西班牙车手费尔南多·阿隆索，获得法国站冠军这样具体的比赛案例，都是各自项目的经典；战略层面，公元2009年，F1赛季中期，布朗GP车队老板，罗斯·布朗在他的车队前半程表现出色，赛季中期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的“吃老本、保总冠军”战略，公元2012年，英格兰的足球队切尔西队在前半程表现不佳，后半程有所起色，但在英超联赛中积分已经落后榜首球队很多的情况下，该队主教练罗伯特·迪马特奥的“放弃联赛，竭力争欧洲冠军杯”的战略都取得了成功；场外因素方面，公元1964年、公元1965年，国际米兰足球队老板安杰洛·莫拉蒂（老莫拉蒂）通过贿赂主裁判连夺两届欧洲冠军杯冠军(17)，公元1978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阿根廷政府通过收买秘鲁政府打假球而取得阿根廷队的出线权（先不考虑对错的问题），美国人马克·库班通过砸钱帮助达拉斯小牛队在公元2011年夺得NBA总冠军，俄罗斯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通过砸钱帮助切尔西队夺得欧洲足球冠军杯冠军都是成功的案例。反过来，杰克逊先生的对手、美国邮政车队的对手、雷诺车队都是战术失败的案例；公元日，在NBA季后赛中，芝加哥公牛队主教练汤姆·锡伯杜在球队大比分领先费城76人队并且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况下没有换下德里克·罗斯，使得罗斯先生最后时刻受伤，使得公牛队实力大打折扣，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出局的就是战略失败的案例；老莫拉蒂1966年想故技重施，但由于为人正直的当值主裁判乔吉·维达斯的拒绝而没有得逞则是场外因素失败的案例。
但是（复仇者又用了这个词），以战术为例，赛场上瞬息万变，那些成功的案例中，谁能有十足的把握？那些失败的案例中，谁又能有先见之明？像上文提到的美国邮政车队的案例，的确是高明的战术导致比赛胜利。可是法拉利车队四次进站的战术呢？复仇者承认，这是好战术，但法拉利车队根本的优势是赛车的性能和车手的素质，即便采取传统的二次进站或三次进站战术，舒马赫先生也很可能夺得这一站的冠军。 拿公元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上成功的西班牙队为例，西班牙队的战术是不断地传球，耐心等待机会，最终给对手致命一击，这种战术正在引领这个时代的足球。可是这种战术有十足的把握吗？小组赛西班牙队输给瑞士队就暴露出了问题，瑞士人用顽强的死守和一次致命的反击击败了西班牙队，复仇者不禁考虑，如果这样的比赛出现在淘汰赛中会怎么样？事实上这种情况差点发生了——四分之一决赛，巴拉圭队就是用这样的战术差点击败西班牙队，如果巴拉圭球员奥斯卡·卡多索罚进那个让他终身遗憾的点球，如果西班牙球员大卫·比利亚的补射稍微偏一点……这还不考虑其他比赛中，西班牙队的对手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当然，西班牙队如果用别的战术，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而且其他球队的夺冠希望都明显没有西班牙队大；可是问题是，这里比较的是“当时的西班牙队夺冠的可能性”和“当时的西班牙队不夺冠的可能性”，不是“当时的西班牙队夺冠的可能性”和“换了战术的西班牙队夺冠的可能性”，也不是“当时的西班牙队夺冠的可能性”和“当时的某某队（另外一支球队）夺冠的可能性”。 而公元2010年，F1最后一站——阿布扎比站上，法拉利车队的表现到底是不是反面教材也值得探讨。当时在积分榜上，已经加盟法拉利车队的阿隆索先生领先红牛车队的马克·韦伯8分，领先红牛车队的塞巴斯蒂安·维特尔15分。排位赛中，维特尔先生排名第一，阿隆索先生排名第三，而韦伯先生排名第五，发车之后三个人的排名分别是第一、四、五位，而根据当时的规则，获得前十名的车手分别得25、18、15、12、10、8、6、4、2、1分，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场上的排名，阿隆索先生将夺得总冠军。 在这种情况下，法拉利车队选择的战术是“死防韦伯”，而没有让阿隆索先生去超车，以缩小跟维特尔先生的差距，结果防韦伯先生成功了，但两个人都被其他车队的车通过进站策略超过了，最终排名第七、八位，而维特尔先生保住了第一，结果？算算积分差就知道了(18)。 事后，法拉利车队成为了笑柄，可是他们怎么算对场上的情况算得那么精确？如果阿隆索先生全力去追的话，万一撞车就得不偿失了！要知道，F1赛场上，比赛结果几秒内就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种焦灼的时候。公元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上，没有夺冠的巴西队也成了反面典型。巴西队主教练卡洛斯·卡埃塔诺·布勒多恩·维里（邓加）自上任的近四年时间以来，把巴西队打造成了一支实用至上、防守反击式、平民化的球队，这让很多巴西球迷认为相对于以往华丽的巴西足球而言，他们的这支国家队没有了“桑巴味”（当然这属于“该不该”的范畴，这里不做讨论），而且有相当多的人都对他的打法能否成功表示怀疑。结果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荷兰队，因此邓加先生可能将永远被钉在巴西足球的耻辱柱上了。 可是那届世界杯，巴西队真的不能赢吗？根据《体坛周报》的观点，巴西队的南非世界杯之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405分钟和后45分钟，第一个阶段俨然一副冠军相，而第二个阶段（巴西队与荷兰队的比赛的下半场）则输得莫名其妙——后腰费利佩·梅洛先是进了莫名其妙的乌龙球（后来改判成荷兰队球员韦斯利·斯内德的进球，但梅洛先生仍然负有很大责任），又得到了莫名其妙的红牌，这葬送了巴西队上半场1：0领先的好局。中央电视台足球评论员张斌也说： ……邓加赢了，所有人都会说，这个钢铁般的男人一直在坚持着、固守着自己的想法，一直向前前进……输了，带给他的就是，这个白痴一直在非常顽固地守着他可怜的想法。没办法，足球就是这样，必须用结果来证明你自己所说的正确…… ……正所谓成王败寇；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国家队交付任何一个个体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上任之初这些站在风口浪尖的主帅内心都再清楚不过，他们的最后角色之一就是“替罪羊”(19)…… 在战略层面上，“以成败论方法正误”也不可取，比如上文迪马特奥先生的例子，如果他的目标是让进切尔西队下赛季的欧洲足球冠军杯，那么该队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中的至少一点：1.进入联赛前四；2.夺得本赛季的冠军杯。从体力层面上考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从实际情况看，完成第二点更好，但第一点更可能完成（这说明体育领域也有“成功程度”的问题），而他放弃联赛，保冠军杯的战略是在属于冒险，从冠军杯半决赛（一度落后巴塞罗那队，对手罚丢了一个点球）、决赛（一度落后，常规时间最后时刻才扳平比分，对手在加时赛罚丢了一个点球，最通过点球大战才击败拜仁慕尼黑队）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点。那么一旦切尔西队没有夺得冠军杯，史料上会怎么记录迪马特奥先生？作为一个切尔西球迷，复仇者简直不敢想象。 而失败的战略真的不可行吗？中国乒乓球队长久以来都有“让球”战略，就是如果两名中国运动员在乒乓球大赛的淘汰赛中相遇了，而获胜者下一轮将肯定或很可能遭遇外国强手的情况下，队里会根据两名中国运动员跟那名外国球员的历史战绩做选择，让历史战绩差的一个人让球。这种战略历来争议很大，不过问题的焦点往往是该不该为了“集体荣誉”牺牲“个人荣誉”，复仇者则认为，“个人荣誉”当然没有“集体荣誉”重要，可是“集体荣誉”又没有“项目公平”重要，为了乒乓球运动的公平（运动员公平竞争），让球不可取。由于复仇者这篇文章说的是“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所以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让球”的非议除了出在“不该”上，还经常出在“用不着”上。比如公元1988年，首尔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半决赛，中国运动员陈静对阵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赫拉霍娃，两名中国运动员焦志敏和李惠芬相互对阵。当时队里担心陈静女士无法获胜，于是讨论让另外两名中国运动员中的一个人在半决赛中让球。当时焦志敏女士的实力是进入半决赛的四名运动员中最强的，可是他不久之前输给过赫拉霍娃女士（估计是临场发挥的原因），所以决定由她让球。 事后证明，这么做没必要，因为半决赛中，陈静女士赢了，而且焦志敏女士在争夺季军的比赛中赢了赫拉霍娃女士，所以，后人在做评价的时候，总是当时中国乒乓球队的决定错了。 但是复仇者可不这么想。中国乒乓球队的目标非常明确：夺得那届奥运会的乒乓球女单冠军，由此，必须选择最有可能赢的办法，而这么做，相当于把失败的概率从10%左右降到了5%左右（由于无法重复检验，复仇者只能凭感觉给两个数据），事实证明，那10%不会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谁能事先知道运动员的临场发挥状况？
再说现在还在保受争议的锡伯杜先生。没错，当时公牛队在主场领先12分，比赛只有一分多钟了，即便换下罗斯先生，76人队也几乎不可能翻盘。可是问题是，罗斯先生下场了，其他主力球员该不该下场？如果下场了，那76人队仍然有机会翻盘；如果不下场，那谁能保证受伤的不是他们？像受伤这种偶然性非常大的事件，没有先知先觉能力的锡伯杜先生怎么预料得到？锡伯杜先生赛后解释道，当时的76人开始进行反扑将比分差距缩小，因此他才决定让罗斯继续留在场上。公牛队另一名球员理查德·汉密尔顿也说：“当时76人队已经开始追分了，在季后赛当中，你不能够给对手重新找回比赛的自信。一旦你将他们打压下去的话，那么你必须牢牢地将他们摁着不能再让对手抬起头来。当时76人进行反击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主力球员来掌控比赛。”(20) 至于场外因素就更没谱了——老莫拉蒂怎么知道当值主裁判正直还是贪婪？由于没有重复检验的机会，那些成功者可能会永远处于光环的笼罩下，而那些失败者可能永远被历史无情地打入地狱了。这对于选择了坏的方法却成功、选择了好的方法却失败的人——尤其是在遭遇x和y都很小，但是相对于y而言x又很大的情况时选择了甲方法，而那个“x”又没发生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 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政治军事领域和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的事情没有重复检验的机会，而非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又有：因为政治军事领域（外加某些情况下的宗教领域）和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都是“对抗”，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工程技术领域、文学艺术领域、探险领域、多数情况下的宗教领域和非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都是人对其他东西（地理环境、物质性质、书画等）的研究和开发（就连社会学、人体生理学和心理学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领域是研究人的性质，而不是人和人对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后者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时间遭遇的对手一样，只是条件（比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验环境、仪器精度等）不一样；而前者，不但条件（地形或场地、天气等）不一样，对手也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对抗”和别的事情不一样呢？因为在其他领域，当事人的实力越强越好，而在“对抗”中，你未必要很强，只要对手比你更弱就行了。 但这仍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政治军事领域和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对阵双方是对等的，A与B的关系和B与A的关系一样（比如曹操之于孙权、刘备相当于孙权、刘备之于曹操，尽管兵力不一样）；而其他领域，对阵双方是不对等的，A与B的关系和B与A的关系不一样——你不能说爱因斯坦先生之于狭义相对论相当于狭义相对论之于爱因斯坦先生吧？ 对于自然科学等领域，由于存在重复检验的机会，所以无论留下多少彭加勒先生式的遗憾或者梵·高先生式的悲剧，历史都会给当事人和他们所选择的方法以公正；而可惜的是，时光不能倒流，人类也无法穿越会以前，所以政治军事领域和比赛性质的体育领域，历史可能永远无法给他们以公正了…… 其实时光能倒流又能怎么样？“倒流”本身肯定会影响重复检验的。用《体坛周报》的话： ……不要忘了：“穿越”的结果往往是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如果你成功地改了1954年世界杯的结果，也许德国球迷就不高兴了，他们又会试图“穿越”到过去来改变；如果你成功地让特里没有滑倒，那也许曼联球迷就不高兴了。你对过去的改变，同样可能会影响到现在——这似乎是一个“穿越”悖论(21)…… 赋诗一首： 排表但需元素全，旧思不变葵空绽。 良谋错算数秒内，名帅蠢驴一球间。 飞沙辽西铭汉臣，霁雨高地毁金元。 若使狮王多许力，安得卡马掌三年。
然而，“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真正的害处还不在于对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方法的评价上，因为就算你研究出长平之战时赵国应该怎么打，那几十万赵军的命也找不回来了；就算20世纪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成功地用氮气和氢气合成了氨，被勒夏特列先生不小心耽误的那几十年历史也永远耽误掉了；至于“永载史册”的不公正评价，也由于当事人的作古而不那么重要。 “以成败论方法正误”真正的害处在于未来——就算你认为“历史没有如果”而对复仇者此前的种种假设不予认同的话，未来总可以假设吧？当然，这里的“未来”指的是事件发生之后，不是复仇者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而“鉴”法往往是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参照前人做过的类似的事情。 这本来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人们在选择做事情的方法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前人做类似的事情的成败为判断标准——前人做成了，就按照那个方法去做；前人没做成，就不按照那个方法去做。 可是根据上文的分析，做事情（尤其是那些可以名垂史册、供后人复盘的事情）总是要冒一定风险的，而好与坏是相对而言的，所以用了好方法却失败了，或者用了坏方法却成功了的情况很普遍。如果不依据具体的情况，不考虑事情的偶然性，失败将很可能无情地降临。 首先进行一定的计算：假设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两种结果——成功、失败（为简化模型起见，这里不考虑“成功程度”的问题），所以具体到一件事情，成功率服从0-1分布（0为成功，1为失败，取0的概率为p），那么如果某个做事主体用某个方法成功的话，用这个方法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当然，仅凭这个无法推出p的值，不过p的区间可以计算出来。如果置信水平为95%，那么根据区间估计的计算方法：其中其中，n为样本数量，为1；样本平均值为0；u(α/2)为t分布下的参数，当置信水平为95%时，u(α/2)=u(0.025)=1.960，则 p的置信区间约为(0，0.793) 这个范围大得无法用来说明问题。事实上，即便置信水平为90%，p的置信区间仍然很大，约为(0，0.730)；即便样本有三个，而且三个做事主体都成功了，置信水平为90%，p的置信区间仍然有(0，0.474)那么大。 反过来，如果一个做事主体用某个方法做失败了的话，这种方法的成功率在便置信水平为95%和90%的情况下的置信区间也很大，为(0.207，1)和(0.270，1)；即便样本有三个，而且三个做事主体都失败了，置信水平为90%，p的置信区间仍然有(0.526，1)那么大。 事实上新的做事主体很难有那么多经验，因此在选择方法时，前人的成功率仅供参考。 就拿政治军事领域来说，有些人看到前人用某种方法做一件事情导致失败，就不用这种方法做一这事情了，比如秦始皇看到周代的分封制导致天下大乱，于是在一统天下之后，选择新制度的时候采取了郡县制，结果秦帝国比周王国亡得更快；再比如公元六世纪，南北朝时期，东魏大臣高洋通过篡位建立了北齐政权，他不想重蹈王莽篡位失败的覆辙，并认为王莽是因为处理前朝皇族的方法（不斩尽杀绝）不对才很快丢掉来之不易的皇位的，于是把东魏皇族几乎杀尽，结果北齐仅存在了二十八年就被灭了，比王莽的新朝好不了多少。 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前人用某种方法做一件事情导致成功，就继续用这种方法做这件事情，比如15世纪，蒙古大汗也先想效仿13世纪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建立一个大帝国（这里先不讨论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结果在南征的过程中被明朝大臣于谦率军击败，大帝国梦想就此破灭；再比如19世纪初，委内瑞拉（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个国家）军事家西蒙·玻利瓦尔看到美国的成功，便想在拉丁美洲建立一个民齤主的、强大的联邦制国家，但可惜（虽然复仇者对政治军事人物鲜有好感，但这里也不得不惋惜）的是，由于各种势力的斗争，他所建立的“大哥伦比亚”很快就解体了，而且拉丁美洲有的国家长期处于军事独裁之下……遑论19世纪，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效仿原本就不是很成功的拿破仑这样的案例了。正如19世纪早期德国思想家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说过：“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会重复出现的，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却是悲剧。”而19世纪中期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在评价上文提到的拿破仑三世的称帝行为时更是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标题，还说：“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
” 有人会问：三国时期，魏国将领邓艾在灭蜀汉的时候没有像诸葛亮那样谨慎，而是采取了偷渡阴平的办法（相当于蜀汉北伐时走上方谷）为什么能成功？司马氏家族效仿成功篡位的曹操父子去篡位为什么能成功？ 根本原因是，前人做某件的事情能不能成功，跟后人做类似的事情能不能成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具体到一件事情上，后人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后人及其对手个人的能力和做事风格，以及客观条件。邓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魏国强、蜀汉弱，而且蜀汉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矛盾重重，以谯周为代表的士族无心反抗魏国（否则蜀汉方面完全可以把邓艾}